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第一个号令”一直是林彪的罪状之一，但1980年两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理“两案”时，却没有将林彪“第一个号令”列入起诉书，因此，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是：1969年10月18日，为了防备苏联以谈判为由，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林彪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98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表述这个历史事件时说：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1969年８月，苏联突袭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我边防官兵30多人寡不敌众，全部牺牲，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
　　林彪“紧急指示”发出时，正是1969年的秋天。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全国上下一派战备气氛。新中国刚成立时，战备一直面向美国，因为那时美国不承认新中国，同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集团对大陆安全也构成一定的威胁。而我们的“三北”地区背靠“沙发”，苏联是我们的大后方。但毛泽东居安思危，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就说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的重点转向北面，全军要调三分之二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筑防。在此之前，林彪针对可能从陆地和沿海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提出“北顶南放”、“岛重于岸”的防御思想。
　　1960年8月，苏联在新疆挑起边境事件，漫长的中苏边界从此硝烟四起。中苏两国边界长达7000多公里，在草原、戈壁，边界标志极不明显，十多公里才有一个界桩，更有许多地方没有划清边界，还属于争议地区。当初因为友好，双方相安无事，牛羊越境吃个草，谁也不当成个什么。现在不行了，不要说边民，就是不懂事的牛羊一越境，马上招来无情的子弹。1962年4月，苏联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并于5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截至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记录在案的苏联边界挑衅就达4000多起。中国人的忍让是有限度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下定了自卫反击的决心。1969年3月2日发生的珍宝岛战斗已经从一次边界冲突演变成政治事件，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声讨大会。
　　从苏联给东欧各国的内部情况通报看，苏联对中国的行动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不知道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接着，在3月15日凌晨开始的又一场战斗中，苏联边防军要求派坦克和炮兵支援，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出访，无人拍板。直到中午，苏军与最高领导人取得联系后，才派出增援部队，这说明苏联并没有准备好。尽管如此，苏联边防军还是以相当的规模入侵珍宝岛。战斗持续了9个小时，中国边防军顶住了苏军的6次炮火袭击和3次进攻。
　　当天，毛泽东、林彪等人听取了战况汇报。毛泽东说，敌人炮火打进7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70公里、700公里、7000公里。毛泽东还说，我们的领导机关被打掉了，下面照常打。东北、华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
　　3月22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到珍宝岛事件。毛泽东说，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苏联)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讨论，同我们一样。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不知道。毛泽东问林彪，文件(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你看了没有?国际边境事件不要讲得那么严重。
　　4月3日，周恩来就苏联边防军炮击珍宝岛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这是苏联故意虚张声势，做给人看的。他提议：一、我边防站暂时不理对方边防站的招呼；二、调整我火炮位置，待敌连续炮击几日后，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给以重大杀伤，并发表我方抗议文件。毛泽东批示：可以。在4月14日的九大会议上，毛泽东说，3月2日、3月15日苏联侵略珍宝岛，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打了9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是破除迷信。
　　连战连败、恼羞成怒的苏联很快进行了报复。8月13日，在两架直升飞机支援下，事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的苏军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300多名步兵突然袭击了我方正在巡逻的边防小分队。我军战士奋起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30多人全部牺牲。
　　中国政府提出最严重抗议，这一事件更使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的气氛。
　　面对中苏边境持续紧张的局面，中国的战备工作也开始超出常规，从政治上、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的临战状态。1969年九大召开前，中央领导在毛泽东住地开会，到会的有林彪、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毛泽东谈了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和九大问题，说中苏边境长达数千公里，苏联在自己的边界和蒙古边界陈兵百万，从中蒙边界到北京只有六七百公里，不要说飞机，汽车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时谈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毛泽东说，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3月21日，周恩来在召集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陈锡联及总参作战部有关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上，针对苏联军队可能强占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我方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
　　这之后，毛泽东一再谈准备打仗的问题。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会议上，他多次讲到战备问题，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毛泽东说，无论哪一年，我们都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主要是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毛泽东说，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到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进人民的包围中间。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这一段话，就是毛泽东特意加进去的。
　　实际上，从1964年起，中国的周边环境就开始恶化，南面美国对越南发动突然袭击，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西南面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还未完全消除，北面的中苏边境又开始冲突不断。四面受敌，新中国处在前所未有的严重时刻，尤其是中苏边界。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状态，1964年4月25日，总参作战部的一份报告指出，国家经济建设在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的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在沿海，易遭空袭，如何防空尚无有效措施。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码头多在大中城市附近，缺乏相应保护措施，易遭轰炸破坏。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讨论农业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谈了他的看法。他从存在着严重的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
　　在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备战问题，说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会有战争的危险。7月2日，刚刚看完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大比武的毛泽东就军事工作、战略问题对周恩来、彭真、贺龙、伍修权等说，要普及尖子部队表演。所有部队都要学会游泳，要练习夜战、近战。天津、北京地区要搞三道防线。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不来也好嘛。后来，毛泽东又多次讲过这个问题。6月下旬至7月上旬，总参作战部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自此，全国备战的空气日趋浓厚，“深挖洞，广积粮”，所有的城市都在大挖防空洞，还搞成了“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的永备工事。
　　1965年4月，美国的侵越战争不断升级，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并紧急修订正在编制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把备战工作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6月16日，周恩来准备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前，曾到杭州和毛泽东一起听取余秋里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根据时局的发展和备战的需要，对计划工作提出新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挥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的、有重点地积极发展新技术。有人提出这是不是违反“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说，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呢?是倒过来了。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这个思想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这些就构成了1969年箭在弦上的大背景。
　　为缓和两国紧张局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北京与中方谈判。会谈圆满结束，柯西金回国却遭到冷遇
　　1969年3月21日，就在周恩来召集作战会议这一天，不同意将战争升级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话。在苏联，有主战派，有主和派，双方争论很激烈。柯西金是主和派，他迫切想与中国领导人面谈，不使两国爆发战争。柯西金主动打电话到北京，要找中国领导人，但北京的总机没给他接，他又请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出面，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与周恩来直接通话的愿望。
　　周恩来与外交部长姬鹏飞等有关人员商定，用备忘录形式回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2日，周恩来将备忘录上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批示，同意备忘录所阐述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阐述中苏边界问题的事实真相和中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指出中苏边界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责任完全在苏联方面。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1969年9月初，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病逝，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赶往河内吊唁，当晚返回北京。苏联方面本来派了一个副总理级的代表团去河内，一听说中国的总理去了，正苦于找不到与中国对话机会的柯西金不想放弃这个好机会，他取消了同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外相的会见，立即乘专机飞往河内。很不巧，在柯西金的飞机降落前，周恩来已经走了，他只见到中国新派的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柯西金仍不死心，通过中国驻越使馆转报，希望回国转道北京，以便能有机会与周恩来会晤。
　　柯西金催问了几次，中国驻越使馆说已经报上去，批示还没下来。柯西金以为这是一件简单的事，实际上这在中国有一套复杂的程序，大使馆报外交部，外交部报周恩来，最后由毛泽东决定。因为毛泽东早有和苏联谈判的意思，接到报告后，当即表示同意，可以让柯西金路经北京，周恩来可以与他打打交道，但只限他在机场短暂停留，不能让他进北京城。那时，全是手工操作，程序这么复杂，想快也快不了。等批示传到河内时，等了一两天的柯西金以为没戏已经失望地走了。他是按照来时的路线返回莫斯科的，先经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印度，再经阿富汗回国。直到飞临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柯西金才得到中国的回音。他当然不想放弃这个“天赐良机”，马上绕道苏联的伊尔库茨克，从那里直飞北京。
    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了柯西金，双方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会谈中，气氛不错，双方互称同志，并致问候。虽然双方少不了唇枪舌剑，但总的态度还是友好的，双方肯定了中苏两国的关系应该向前发展。
　　周恩来向柯西金提出：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二、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如下几项临时措施：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地区的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柯西金提议，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共同采取的临时措施还应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
　　经过讨论，双方达成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发生新的武装冲突的口头谅解，商定于近期各派一个副部长级的代表团举行边界问题谈判。周恩来提出，面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5周年之际，最好双方把彼此的贺电、讲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表示我们双方采取一致的态度。两国贸易在某些项目上可以长期合作，过去有些建设项目，可能的话，应该完成。在会谈中，双方除了讨论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还谈到恢复互派大使等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若干具体事项，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最后，周恩来说，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9月13日，周恩来将会谈的内容报毛泽东，说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缓和边境局势的四条协议实现，准备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次会谈的直接结果是，促成了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举行的中苏边界问题谈判。
　　本来挺好，双方皆大欢喜。可是，柯西金回国后，苏联的主要政治人物却没有出面迎接，这说明苏联当局并不同意柯西金的立场。随后，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从文字上确认双方达成的谅解，被苏联托词拒绝。苏联方面还是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甚至否认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口头谅解。
　　因为苏联扬言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信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9月26日，柯西金在复信中说，经仔细研究，周总理9月18日来信，我方已采取了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根据相互原则采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10月6日，周恩来复柯西金9月26日信，指出来信对双方在首都机场会谈达成谅解的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应采取的临时措施没有加以确认，而双方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能代替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周恩来再次重申了9月18日信中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四项临时措施，强调中方认为，双方应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首先就此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复信还宣布中方参加边界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名单。
　　柯西金曾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两国间的空中界限，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实际上，这是向中国作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正式保证。然而，一纸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苏联再三再四地对中国实行“核手术”的威胁。而且，这是不是一种假象呢?二战中，法西斯德国在闪击苏联时不也放出和平友好的烟幕弹吗?基于这种考虑，对于柯西金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基本上没有响应，全国的战备仍在持续升温。
　　就在中苏战争一触即发之时，苏联突然改变态度，要求谈判。鉴于苏联突袭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训，中国提高了警惕
　　那时，苏联对中国采取两手措施，认为中国抱着向西方求援的意图，所以一方面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摧毁中国刚刚建成的核设施，打一场有限目标的速决战；另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以求缓和双方关系。鉴于苏联用核打击威胁中国的情况，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与柯西金会谈时开门见山，表明中国决不会在任何压力面前屈服。周恩来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要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同时，周恩来重申中国希望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他说，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边界问题不应当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中国一面根据苏方动态，研究防范对策，一面加快了核武器研制的步伐。1969年9月23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获得成功。9月29日，一次新的氢弹爆炸又获成功。这两次核爆炸就是中国的公开态度，你有原子弹，我也有原子弹。
　　当苏联边防部队在中苏边境地区不断进行武装挑衅时，苏联当局不断从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企图对中国突然袭击。多方信息表明，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随时可能行动。中国驻东欧某国使馆甚至密报了他们侦察到苏联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
　　那时，内部资料不断显示，苏联高层的主战派极力主张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具体目标是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和一些主要战略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等。苏联还派了一名间谍到台湾活动，以谋求支持。当然，苏联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柯西金就是“鸽派”。珍宝岛一打，柯西金急了，担心中苏武力摊牌，会给苏联带来灾难。中国的核武器虽少，但往苏联的远东扔上几颗，也够苏联呛的。柯西金怕战求和的心态被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有“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字样，毛泽东在最后审定时把柯西金的名字勾掉，以示区别对待。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大会上，刚刚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接班人的林彪发表讲话，我们警告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国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10月1日，发表的两报一刊国庆社论号召全国军民，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做好准备，坚决保卫伟大祖国的神圣边疆，彻底打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苏联又在中苏边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同时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并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中国多次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诬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荒谬的，可笑的。但是，中国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消灭侵略战争。
　　就在中苏敌对状态愈演愈烈、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时，苏联突然像撒了气的皮球，要和谈，却又躲躲闪闪，这不能不叫人怀疑。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建议自1969年10月10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并说苏方已任命了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由周恩来审定的、乔冠华给苏联驻华代办吕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建议改到10月20日开始。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按说这次谈判规格不低，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
　　谈判的日期是中国定的。表面上看这是两国关系降到谷底的一次转机，但还是让人起疑。中国领导人估计，这次可能谈成，达成某种协议，也可能苏方以谈判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之日，没准就是苏联动手之时，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1968年7月22日，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拒绝苏联提出的去华沙或莫斯科参加会谈的“邀请”。于是，苏联宣布，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组成的使团将“访问”布拉格。7月29日，苏共政治局的委员们抵达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城镇切尔纳，同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会谈，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会谈在8月1日结束，双方分歧依然。与此同时，苏联从7月23日到8月中旬，以演习为名，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区集结军队。8月20日晚上，苏联的一架军用运输机飞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借机械故障需要修理为由要求紧急迫降。机场方面收到无线电信号后，没理由拒绝。于是，机场方面打开夜间导航灯，让飞机安全降落。没想到，飞机上下来的却是70多名荷枪实弹的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他们迅速占领了机场，突袭成功了。很快，又有数百架军用飞机相继大规模空降，载来了17个师的苏联军队，加上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的6个师。夜深后，苏军长驱直入，短时间内就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包括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的军队从最初的20万增加到65万，想摆脱苏联控制的捷共中央主席杜布切克被苏军“请”到了莫斯科。
　　1969年10月初，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让秘书符传荣整理关于德国闪击波兰、苏联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情况的资料，着重指出，德、日两国在发动进攻前都以外交谈判作掩护。阎仲川叫总参“防突办”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复印后报送中共中央和军委办事组领导成员。周恩来看后，认为很好，又要走三份，说要送外交部等单位参考。同时，要求总参每天8点以前将最新情况向他报告。
　　就在林彪“第一个号令”下达的当天上午，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了解北京机场及附近地区的兵力部署和处理意外事件的应急方案。周恩来听了后仍不放心，说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调度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做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
　　吴忠在布置任务的同时，向总参作战部作了汇报，总参作战部专门进行了检查。
　　秘书说蒙古方面通报今夜有暴风雪，情况可疑。林彪马上警惕起来，会不会是军事行动的暗语
　　九大之后，毛泽东决定结束自“文革”开始以来的混乱局面，全力以赴投入到战备之中。1969年8月28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和驻边疆各部队指战员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日本等报刊认为中国是在动员全国人民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进行战争准备。9月3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通知，指出1969年8月28日中央发布命令之后，在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出现了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这是不恰当的。望你们立即停止所属的报纸、电台关于这类口号的宣传。周恩来不让公开宣传准备打仗，是因为这种提法不明确，会让苏联和世界误以为中国想打苏联。
　　国庆节就要到了，照例要发布庆祝口号，周恩来主持拟定了若干条，拟由9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其中战备方面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毛泽东在审阅时意犹未尽，又加了很长的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从这点上说，边疆、三线、公海均更重要，均更急迫。9月2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总参谋长黄永胜主持召开了各大军区总部、各兵种的负责同志和作战部同志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加强“三北”地区的战备问题。林彪的秘书说，多少年不再骑马、身体极差的林彪还练起了骑马。林彪向毛泽东建议，急调驻守无锡的某军到张家口地区，加强张家口地区的防御，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还让总参绘制了一张长约七米、宽约三米的“三北”地区防御态势示意图，以备随时研究。
　　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能松劲。”
　　9月27日全军作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留念。毛泽东说，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毛泽东走后，与会人员到湖南厅继续开会，林彪等人讲话。林彪说，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一个观点，三个一切”成了指导部队战备工作的纲领。这句话并不是林彪的发明，而是毛泽东说的。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等人又召集有关人员布置传达和贯彻。
    9月30日，林彪视察了北京卫戍区和西郊军用机场。他指着地图说，这是我们的弱点，敌人从蒙古下来，将直下兰州、西安，震动全国。林彪回到毛家湾后，立即召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和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林彪说，今天叫你们来，是要谈一下战备问题，你们认真分析研究一下。这个仗看来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蒙古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小时就飞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一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第二，要在机场的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林彪针对飞机摆放过密，批评吴法宪缺乏敌情观念。接着，林彪拿着一米多长的指挥棒，指点着铺在地毯上的军事地图，询问北京地区的节日防护工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分别作了回答。这时，秘书走来说蒙古方面通报今夜有暴风雪，情况可疑。林彪听到暴风雪，眉头一皱，马上警惕起来，会不会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暗语?阎仲川事先知道这个情况，派人问询过气象部门，蒙古方面今夜确实预报有暴风雪。他说明后，林彪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来，又提出一个新问题，一旦苏联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有多大?你们研究研究。
　　临走，林彪再次说，国庆节是个关口，一定要加强戒备，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10月1日、2日、3日，10月1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你们看怎么样?你们可以再想想，还要采取什么措施?吴法宪说，我们空军的战备没搞好，我有责任。我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指示，回去后立即行动。当天夜里，吴法宪用电话向林办报告，根据林彪的命令，空军在北京附近的几个机场上停留待命的作战飞机除少数值班外，其余已经全部转移，其他措施也在落实。
　　9月30日深夜，林彪以防备敌人节日轰炸，造成密云水库决堤为由，提出把密云水库的存水放掉。黄永胜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反对，认为那样会淹了下游的老百姓。翌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水利部负责人开会研究，否定了林彪的意见。10月18日晚，前指在传达林彪指示时，又接到林彪秘书张云生的电话，说林彪询问一旦密云水库遭到轰炸，洪水会对北京市区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阎仲川听了值班参谋的报告后，指示以总参名义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联系。吴德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研究后，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要求北京市派出负责干部到现场勘测研究后提出建议。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带着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水利专家到了密云水库，大家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因连年干旱，密云水库只有一半库存，即使大堤被炸，对北京市区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区的主要水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放水。
　　黄永胜在传达林彪“紧急指示”时，作了“发挥”。阎仲川向下传达时在记录上加了个序号，文件名称变成了“林副主席紧急指示(第一个号令)”
　　1969年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按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惯例，这一年是应该大庆一下的。节前的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都安装了节日的灯饰。没想到，节前一场罕见的冰雹，把已经装好的灯砸碎了许多，这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
　　据知情人说，1969年的国庆是在内紧外松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安安静静，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晚上还放了焰火。老百姓都在欢天喜地，并没觉得这与往年有什么不同，而作战部门却作了最坏的打算。军委办事组也在节前发出紧急指示，节日期间各级首长均应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前沿部队和驻大城市部队的车辆和石家庄、张家口方向的部队适当向附近农村疏散。解放军驻“三北”地区的机关、部队在接到命令后全部进入了一等战备状态。所有的军事情报部门和远程雷达都在不间断地紧张工作，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带一部电台和有关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确保及时收到敌情报告。空军把一架直升飞机停在天安门和午门之间的空地上，以备情况紧急时保证毛泽东等人能迅速转移到指挥位置。
　　国庆节平安过去后，形势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紧张。根据“布拉格事件”的教训，尤其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苏联一旦发动进攻，最大可能和最大威胁是从中蒙边界直插北京。
　　10月5日，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这次行动极其保密，除了报告毛泽东外，连周恩来都不知情。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林彪说，历史上沙俄就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强占了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贪得无厌的敌对国家；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界集结重兵，虎视眈眈，因而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战备工作。林彪请与会人员重点研究，苏联如果对我发动核袭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除了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有没有可能袭击城市？在谈到大城市特别是北京防备核袭击时，林彪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讲话，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林彪强调说，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备敌人核袭击的重要措施。周恩来接过这个话题，作了重点阐述。周恩来说，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周恩来拥护毛泽东关于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意见。
　　10月1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委员们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解放军驻京机关人员，并公开见报，有意显示中国一切正常。接见之后，毛泽东即乘专列南下武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紧急疏散。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疏散工作作了安排。朱德、李富春到广东，陈云、邓小平到江西，聂荣臻到河北邯郸，叶剑英到长沙……周恩来和总参谋长黄永胜留守北京。
　　10月17日，林彪前往苏州。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前指机关秘密进入京郊战备工事。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说，10月18日下午5时，林彪叫我去，我进去时，他正在室内低头踱步，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他让我坐下记录，他仍站着，口授了四条。说苏联谈判代表团10月19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的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应立即疏散；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各种重要装备、设施和目标要注意隐蔽和伪装；要加强作战值班；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随时发射武器的准备。说完，林彪问，都记下了吗?张云生说，都记下了。林彪让他又念了一遍，说，好，就这样，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我说的这几条传给他。张云生说，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首长指示都要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压一压?林彪说，噢，当然要压一下，可以压几个小时。林彪想了想，又说，你把这个电话记录稿再送给叶群看看。
　　张云生见到叶群后，说明了情况。叶群说，首长叫打电话，你们就打呗。对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张云生说，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叶群让他讲下去。张云生说，第一，这样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叶群马上说，对对，这个建议好。叶群又解释说，首长这是战争时期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首长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主席是应当的。你再说第二条。张云生说，第二，这里讲让二炮部队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是导弹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就可能引发世界大战，我建议对这条加上一些限定词……好，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不等张云生说完，叶群就叫张云生随她去见林彪，当面建议改一改。叶群把张云生的建议当成她的建议，对林彪说了。林彪说，同意，就照你的意见办。叶群对张云生说，你把这份电话稿再抄一份给我，我负责向主席那里报告，你负责传给黄永胜。张云生问，再压多久呢?叶群说，两个小时足够了。
　　两小时后，林彪、叶群那里再没动静。张云生想，叶群一向注意突出主席，估计叶群已经报告给毛主席了，他叫军委一号台找到正在西山的黄永胜，说林彪同志对部队当前战备工作有四条指示，让我传给黄总长，请你记一下。黄永胜说，好，我马上就办。这个电话稿，张云生以“首长让给黄永胜去电话”为题，将原件存在档案柜里。张云生说，奇怪的是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时，加了一个“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标题。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知道林彪这个“紧急指示”的呢？汪东兴说是10月19日林彪以电话记录的方式，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
　　10月18日晚8点左右，黄永胜叫阎仲川来一下。当阎仲川赶到黄永胜那里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已经就座。军委办事组本来在京西宾馆办公，因为怕苏联突然袭击，才搬到前指。黄永胜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黄永胜没有照着记录念，也没有分条条。他只上过三年学，但在他们那一拨老红军中文化不算低。由于这是紧急的事情，他就自己记录了。但他毕竟文化有限，只是把大概意思记下来，不够连贯，于是他又作了一些解释和补充。阎仲川用保密本记完，问怎么传达。黄永胜说用电话说说就行了，在场的其他军委办事组成员谁也没说话，似乎并没把林彪的这个指示当成多郑重的事情。晚上9点半，阎仲川到了作战值班室，让值班参谋整理出一份电话稿。他想，这是我们开设前指以来第一个首长指示，就编成一号吧。对经手的文件编号是总参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因为上边还可能继续下达命令，没个编号怕乱了套，将来查起来也没办法查。
　　要说编号也没错，加上林彪“第一个号令”也没错，本来就是林彪发布的嘛。但是，阎仲川长期在广州军区工作，到总参的时间不长，没有在上层工作的经验。在广州军区可以做的事，在北京就不一定可以。如果电话稿整理后经黄永胜审阅签发，或许黄永胜会去掉那个刺眼的标题。但黄永胜连续几天忙碌，身体不适，服安眠药早早睡了。黄永胜办事比较粗糙，在广州军区时，阎仲川作为老参谋，经常帮他堵漏洞，先斩后奏的事也有过。这时，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有十几个小时了，如果苏联真要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应该赶快把林彪的指示传达下去。
　　经阎仲川整理的林彪“紧急指示”一共六条：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是19日、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立即疏散隐蔽。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时期，许多秘密是保不住的，不要说军事秘密，就是中央的绝密也会以小道的形式很快流传到社会。因为战备，党的九大突出了军队的地位，这一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就其主要工作而言是军人，军人在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中担任革委会主任。再说战备不仅是军队的事，地方也跑不了。于是，有的革委会主任便向地方作了传达。很快，林彪的“紧急指示”被连夜刷成大字报贴到街上，群众慌了，有个别省闹得很厉害。
　　事情很快反馈回来。10月19日的地方电报传到中央，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大为惊讶。他把黄永胜等人找去询问，特别提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作“第一个号令”?黄永胜哑口无言，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也都无言以对，他们也不知道一夜之间“紧急指示”怎么就变成“第一个号令”。晚上10点，黄永胜气乎乎地把阎仲川叫去，屋子里还是昨天那几个人，黄永胜大声说，你们昨晚发的那个电话稿，为什么叫“第一个号令”？谁是“二号”？阎仲川解释说那只是编号，是前指发出的第一份文稿，以后还发了二、三、四号。邱会作说，你们那个电话稿，如果就叫“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不要编号，或者按照过去的习惯编号，用“参作字××号”就好了。李德生也说，这个事情你们搞得可不好啊!可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谁也不好再说什么。
    10月20日上午，黄永胜把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的电话稿拿去审查，又发现了问题。说林副主席指示是四条，怎么变成了六条？你们把我们办事组的意见同林副主席的意见都混到一起去了。阎仲川说明后，黄永胜没再说话，因为主要意思没错，也就算了。
　　10月20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驻京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黄永胜在会上讲了如何贯彻林彪“紧急指示”的问题，并对编号作了说明。10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为了预防边境地带有可能造成的军事冲突，要求对中苏、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大小部队的作战行动，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批准后方可行动。
　　叶群也从苏州回到北京，参加了10月20日的会议。她坐在主席台上，当黄永胜说到有些单位缺乏保密观念时，叶群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呢，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叶群完全理解错了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说这话时的情绪。汪东兴回忆，林彪的“紧急指示”先送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批示，请主席阅。汪东兴拿着急件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脸不高兴，说烧掉。还没等汪东兴反应过来，毛泽东已经用火柴把传阅件点着了，接着他还要烧信封。汪东兴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毛泽东这才作罢。
　　这就是说，毛泽东只是让烧掉，却没有让停止执行林彪的“紧急指示”。这似乎说明他是对“林副主席紧急指示”这个标题不满。而阎仲川无意中加了个“第一个号令”，使毛泽东的不满达到顶峰。以后，周恩来问过毛泽东，知不知道林彪有一个“第一个号令”，毛泽东说，什么“第一个号令”？我没听说过。以后，“第一个号令”很久没人提起，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一个号令”才被重新提起，阎仲川因此被隔离审查了7年半。其他问题都逐一排除了，只剩下“第一个号令”还迟迟过不了关。1973年，重病的周恩来请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过去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总参党委作出决定，阎仲川按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离职休养。
　　1969年10月18日，经毛泽东同意，有关部门发表了《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公报》。10月19日那一天，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最紧张的一天。远在苏州的林彪让秘书张云生不间断地与总参作战部电话联系。平时，林彪午睡时从来没超过12点，但那天他却坚持等到苏联谈判代表团从飞机上下来，否则不睡觉。少睡个午觉对一般人来说，似乎没什么，可是要知道，因为抗日战争时的枪伤，林彪一直处在难以想象的病态之中。而这时，一切的一切仿佛都不在话下。张云生对苏联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一步一报，直到中午过后，苏联谈判代表团的飞机在北京东郊机场落地，代表团成员从飞机上走下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松了一口气，肯去休息。
　　林彪的“紧急指示”传达到部队后，部队很快进入了一等战备。不久，苏联军队也相继进入戒备状态。沿中苏边境一带的苏军，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以及台湾的国民党军也都相继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
　　紧急战备一个月后，北方已经进入冬季，部队还在野外的战备工事里。苏联在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中亚军区，包括此前成立的远东军区，共有两大军区虎视中国，何况远东军区还是苏联16个军区中唯一拥有20个师以上兵力的大军区，这使苏联对新疆发动“肢解性”战争的可能性日益突出。中央军委发出《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的指示，说中苏谈判50余天毫无进展，目前“三北”地区江河封冻，装甲车辆皆可通过，是苏修发动突然袭击的最有利时机。为此，要求一线部队严加戒备，加强侦察，掌握敌人动向，纵深地区要继续抓紧战备工作的落实。12月11日，军委办事组继续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针对防御作战的薄弱地点，中共中央决定在内蒙古实行军管。12月31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送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毛泽东当天指示照办。
　　战备就这样持续下来，中国不得不在东北和新疆两个战略方向上加强战备。但是，打仗老是遥遥无期，天却越来越冷，“三北”地区的疏散部队还在野营。如果真打起来，也没什么说的，命都可以不要，冷点算什么。可是看样子仗打不起来了，部队还冻在野外干什么?官兵们受不了，重型武器装备也受不了。上边好像把他们忘了。左等没有撤的命令，右等还是没有撤的命令，各大军区纷纷叫苦。林彪秘书张云生综合来电向林彪报告，林彪还很奇怪，部队可以回营了，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疏散呢?你给黄永胜打个电话，让他们研究一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这时，叶群阻止道，首长不能发这个指示，疏散出去没风险，过早收回，一旦战争爆发，这个责任谁来负?于是，林彪不说话，军委办事组也不说话，聪明点的自作主张班师回营，老实的就在野外多冻了一些日子。直到1970年4月24日，春暖花开，军委办事组才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在野外整整冻了一冬的疏散部队和重型装备终于全部返回了营房。
　　至于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虽如期举行，但由于双方的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一开始就陷入僵局。谈谈停停持续了将近9年，代表团团长换了几任，始终未能达成协议。1978年7月以后，就无限期休会了。不过，自从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边界地区再未发生较大的武装冲突。
  《党史博览》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