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离开延安算起，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止，历时370天。在这一年里，毛泽东和换了好几个代号的中央机关行程1000余公里，风风雨雨，跋涉了陕北12个县的37个村庄。行程虽比不上长征远，却比长征险。好几次，追兵仅仅在5公里处，甚至到了步枪射程之内。然而，毛泽东始终不过黄河。正是在这最大的危险中，拖住了蒋介石的最大预备队，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踏步地在全国展开了战略进攻，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根本转折。
　　胡宗南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发现一张小纸条。敌小型侦察机打碎了毛泽东所乘吉普车的挡风玻璃
　　就在毛泽东从容撤出延安的第二天，3月19日早晨7点，胡宗南的一六七旅“大摇大摆”进占了延安城。胡宗南住在延安边区交际处最好的房子里。几天后，他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发现一张小纸条：“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这张纸条是不是毛泽东所写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这是故意留下来的。毛泽东走后，中央警备团专门有人检查房子，一根针也不放过，怕留有什么秘密。胡宗南看过纸条，哈哈大笑。就在他哈哈大笑的这一天，他的部队在青化砭打了个大败仗。
　　毛泽东坐进开出延安城的汽：车时，周恩来说，蒋介石这次进攻延安，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毛泽东点点头。停了一会儿，毛泽东转过头对警卫员说，我们这次撤离延安，不是退却而是战略转移，是为了换取更大的胜利。敌人好比是一只手，来延安时是握着拳头，等他进来后就把手伸展开来，我们就可以将他的手指头一个一个地切掉。敌人呢，又像几块豆腐垒在一起，可惜我们的口没那么大，吃不了。只好等他摆开来，我们就能一块一块地把他吃掉。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70里处，是延安到榆林公路的一个要冲，三十里大川，东西两道山梁之间夹着一条狭窄谷地和一条与公路平行的小河，像个长口袋，摆上一个团，千军万马也休想通过。本来，胡宗南也打上了青化砭的主意。他从空中侦察得知彭德怀的主力正朝延安扑来，便命令三十一旅赶快到达青化砭，把彭德怀截住，然后北面再一夹击。但胡宗南没想到，毛泽东早已先他一步利用青化砭了、毛泽东从青化砭走过，发现这里的地形特别好，就说，不打个伏击可惜了，对不起陕北的地老爷呀。彭德怀和习仲勋等亲自踏勘了地形，部队埋伏了下来。3月25日清晨，敌三十一旅果然从延安北面的拐峁来到青化砭，突然遭到暴风雨般的袭击。三十一旅坚持半日，见北面夹击的自己人迟迟没有动静，只好用白衬衣当作白旗投降，旅长李纪云束手就擒。青化砭初战告捷，这时离撤出延安仅仅6天。
　　吉普车在漆黑的山路上开得很慢，车前车后都有中央警备团骑兵连的战士护卫着。
　　一路上，骑兵连连长陈祖江(建国后曾任北京卫戍区副参谋长)很紧张，尽管他知道这一带还没有发现敌人，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必须把所有的万一都消灭在爆发之前。终于走到了天亮，车停了。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子叫刘家渠，位于延川县永坪镇的西南。这里是毛泽东离开延安后的第一站，离延安并不远，由于没有了黑夜的掩护，无论如何不能再走了。天一亮，胡宗南一定会派飞机寻找撤出延安的毛泽东。
　　车停稳后，毛泽东从车上下来，不慌不忙地四处张望。田野依旧，风光不再。毛泽东感叹着，慢慢走进为他准备的一孔土窑。
　　骑兵连战士武象廷望着毛泽东高大的背影，心中仍像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激动。毛泽东已经54岁了，虽然经过了一夜的颠簸，却看不出疲劳，依然精神十足。武象廷看见毛泽东安全地走进窑洞，正准备把马送到牲口圈去，突然听见一阵由远而近的嗡嗡声，敌一架小型侦察机出现在眼前。
　　这时，骑兵连的马都已经藏进老乡腾空的牲口圈里，但汽车还没来得及伪装。战士们迅速从汽车上往下搬毛泽东的行李，扛玉米秆伪装汽车。对于轰炸，战士们已经经验丰富了，紧张是紧张，但一切都有条不紊。敌小型侦察机试探性扫射时，战士们已用玉米秆把汽车围了起来，好像一个大粮垛。
　　小型侦察机扫射一阵后，向东飞去。战士们知道敌机不会善罢甘休，乘它掉头之际，赶紧伪装。刚弄好，敌机又过来了，不断地对伪装起来的汽车进行火力侦察。最后，敌机停止了扫射，得意地摆摆机翼飞走了。
　　警卫战士争先恐后地向汽车跑去，七手八脚把玉米秆扒开。司机周西林熟练地检查了一番，说放心吧，主席的汽车破坏不大，除了挡风玻璃被打碎外，还打坏了一个前轱辘，其他的机器、油箱全都完好。车上还有一个备用轮胎，换上就能照样跑。
　　天黑后，毛泽东坐汽车经永坪镇向东南方向的延川驶去，擦着延川县城北开进了清涧县城。再往前，就是羊肠小道了，吉普车留在了这座石板铺路的县城。从此，在转战陕北的征途中，毛泽东的大多行军是与一根枣木棍子为伴，当然，还有一匹乌红马。
　　给毛泽东选马的事情，警卫战士蒋秦峰记得很清楚：毛泽东不坐车了，中央警备团团长刘辉山说要从骑兵连选匹好马。骑兵连听说毛泽东要马，都争着要送自己的马。参谋长古远兴把骑兵连认为比较好的马都试了一遍，最后还是相中了连长陈祖江的乌红马。古远兴和陈祖江一起带着乌红马到了毛泽东的住地。叶子龙把马从头到尾仔细看过后，又详细地问了一下马的脾气，然后才对毛泽东说，主席，骑兵连把他们最好的马送来了。毛泽东说，好马还是留给他们侦察用，我随便一匹马就行了。陈祖江把马交给了毛泽东的饲养员，然后拍拍马的脖子说，老战友啊，你真幸福，到了毛主席身边你可要好好干啊。
　　下午6点，部队出发，乌红马已经搭上了皮鞍子，马头上用红布扎着两条小辫子，油光发亮，圆滚滚地扭着。毛泽东骑上乌红马，平稳地坐在上面。有一张历史照片，毛泽东骑在一匹看样子特别老实的马上，风尘仆仆地走着。
　　后来山路越来越陡，不能骑马了，中央警备团给毛泽东准备了担架，但毛泽东一次也没有坐。毛泽东说，你们走路已经很疲劳了，怎么还抬我?我有马骑就很不错了。他走累了，就拄着棍走。几千里山路就在毛泽东的“三条腿”下趟出来了。
　　在枣林沟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分为前委、工委。攻打蟠龙，毛泽东一箭三雕
　　1947年3月29日晚，在清涧的枣林沟，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会议决定，中央分成前委、工委。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率中央工委去华北。4月11日，中央又决定组成中央后委，由叶剑英和杨尚昆负责，在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在会上，周恩来和朱德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一定要他到黄河以东去，要不然就从其他战场再调些部队来。毛泽东不同意，说陕北地方小，再调部队，老百姓负担不了。为了便于行动，前委的工作班子要小而精。他不能走，党中央也不能走，一定要与陕北人民共存亡。毛泽东说，敌人赶我走我也不走，要走我自己走。 
    他分析过蒋介石指使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央机关以及西北野战军的主力赶过黄河，他们就可以把整个西北连成一片，然后再追过黄河，把晋西北解决，再解决华北。根据这样一个分析，党中央作了一个决定，必须用坚决的战斗精神，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留在这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此时的中央机关，按军事编制成立了直属队司令部，称为三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除了精干的司、政、后机关外，下辖四个大队。直属大队包括作战、机要、行政、警卫几部分，由汪东兴负责。第一大队是电台大队，先由黎东汉后由崔伦负责。第二大队是侦察情报大队，由胡备文负责。第四大队是新华社，由范长江负责。此外就是中央警备团的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了。
　　由于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出任了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和政委，无暇顾及总部的工作，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实际上成了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主要助手，许多军事问题，都由周恩来亲自组织落实。当年参加作战组的张清化(后来是总参作战部的负责人)回忆说，那时我们作战组在周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后委和有关前线发来的大量电报，负责综合掌握全国范围的敌情，汇集通报我军作战经过、战果、经验教训，统计解放区面积、人口，并承办中央前委首长交办的其他事宜。毛主席在周副主席的协助下，根据各方面报告的敌情，很快作出正确判断，定下决心，发出战略或战役的指示。
　　4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已经一个多月了。从军用地图上标出的行军路线看，忽东忽西，连成一个巨大的“8”字形。此时，行军路线静止在靖边县的王家湾(今属安塞县)。这里只有十几户人家，坐落在山沟的西半坡上，地势很好。坡底有一条小河，没雨时，河水细如鸡肠。沿着小河，是唯一的一条与外界相通的小路。
　　在王家湾一住就是将近两个月。这里腾出来的最好的房子是王老汉家的两间半窑洞，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都住在这里。毛泽东住里面一间，放一张破烂的柳木小桌，窑洞里就没有转身的空地了。周恩来住在外间迎门的土炕上，随便找了个树木墩子，垫上棉袄当凳子，然后就趴在锅台上批阅文件。任弼时住在里面半间，连办公带睡觉。这半间更小，进去就是小土炕，连腰都伸不直。就是在这两间半破窑洞里，在如豆的油灯下，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指示电，并相继指挥了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
　　这时，虽然有了青化砭大捷，但是，陕北战场上的形势仍然是敌强我弱，十分紧张，离根本扭转还有相当距离。毛泽东认为，敌人现在已相当疲劳，但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但尚未极端困难。目前敌人的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要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我们的方针是继续过去的办法，同敌人在现地区再周旋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于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由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可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5月30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说，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他认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他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羊马河战役后，狗急跳墙的胡宗南依然不承认失败，无头苍蝇一般地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彭德怀请示毛泽东关于打蟠龙的设想，毛泽东复电批准。这样，一来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二来可以为我军的战略行动筹集到粮草。
　　蟠龙这个大仓库就是胡宗南为了实现蒋介石占领陕北这个战略目标而特设的前方补给基地，里面储备着大量的粮食物资。陕北地广人稀，粮食极困难，所以，蟠龙就显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重要了。当然，胡宗南也知道这一点。蟠龙镇外依托群山构筑了由明暗堡群、深沟宽壕以及多层障碍物组成的坚固防御阵地，对于既无重武器又无攻坚经验的西北野战军来说，要攻下重兵把守的蟠龙是很困难的。毛泽东指示西北野战军，派一个旅在清涧县周围公开活动，让敌人误以为西北野战军主力要逃过黄河，或者与他决战，把敌人引诱出来。然后西北野战军以少量兵力边走边打，作为诱饵，把敌人钓出蟠龙这个坚固的城堡，争取在蟠龙打一个大的歼灭战。
　　果然，敌人从空中、地面都侦察到绥德、米脂以东的黄河渡口集中了大量的船只，而西北野战军的主力正呈多路状态向绥德地区集结，并且已经开始东渡黄河。蒋介石果然上了当，即令胡宗南迅速以主力北上，令榆林的第二十二军南下配合，企图南北夹击，将西北野战军消灭在佳县一带，退一步也要将其赶过黄河。胡宗南主力北上之后，蟠龙只剩下一个旅部和一个团的兵力。这正中了毛泽东的下怀。打下蟠龙是一箭三雕的事，不仅可以给我们大量的粮秣，造成敌人后方供应困难，还可以锻炼部队的攻坚作战能力。
　　正当胡宗南的九个半旅往北开进，占领空城绥德的时候，西北野战军于5月2日深夜向兵力空虚的蟠龙发动了突然袭击。经过两天两夜的殊死战斗，全歼蟠龙城内的6700多敌人，缴获崭新的军服大约有4万套，以及6门山炮和大量武器，上千匹的骡马，还有金子般宝贵的1万多袋白面。战士们躺在鼓鼓的白面袋上打滚，尽情地笑啊笑啊，说我们终于有粮食了。
　　当时，新华社的同志为蟠龙大捷作了一首打油诗：“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万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这首打油诗立即在陕北军民中传开了，不管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几乎人人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
　　三战三捷祝捷大会搞得很隆重。直到毛泽东离开很久，房东王老汉才知道住在他家的就是毛泽东
　　蟠龙大捷后，胡宗南的元气大伤，粮弹告罄，人马疲惫，早已没有了占领延安时的狂妄，只好就地休整。
　　蟠龙胜仗后，西北野战军计划在安塞地区休整10天，彭德怀来电报请示庆祝大捷的事情，同时询问中央前委的生活，一定要送一些面粉和衣物。任弼时拿着电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后说，胜仗是西北野战军打的，他们打得精彩，打得辛苦，应该好好庆祝庆祝，就由你去作一个宣传吧。至于那些物资，是他们再战的补充，把战利品发给战士们吧，让他们吃好穿好。我们的生活不困难，比战士们好得多，千万不要送什么东西来。代我们谢谢西北野战军，谢谢彭总，谢谢战士们。任弼时按这个意思给彭德怀发了回电。
　　5月14日下午，天空晴朗，边区军民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了三战三捷祝捷大会。
　　本来大会要下午开的，没想到敌机也来凑热闹，投了炸弹。所以，先不开会，直到掌灯时分，才正式开始。 部队是下午5点到达真武洞的，先分散隐藏在会场周围的山沟和树林里，天黑以后才进入会场。
　　周恩来带上几个警卫员以及护送的骑兵，在5月13日从靖边县王家湾风尘仆仆赶到了真武洞，代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专程向西北军民表示祝贺。
　　数万军民蜂拥进会场后，灯笼、标语、锦旗和慰问品挤满了闪闪烁烁的露天会场。刚换了主人的大炮鸣放了7响。隆隆的炮声中，周恩来由彭德怀陪同来到会场。彭德怀主持祝捷大会。他用粗犷的大嗓门宣布：刚从晋西北返回陕北的周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参加大会了。下面由周副主席讲话。周恩来笑着说，同志们，老乡们，首先让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英勇的西北野战兵团和边区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三战三捷，祝贺你们今后再打大胜仗，彻底扭转陕北的战争局势。会场上立刻沸腾起来，口号声和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周恩来最后说：我告诉大家，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天也没有离开陕北。毛主席在陕北亲自指挥了羊马河和蟠龙战役，他要和边区军民一起奋战，与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一天不消灭胡宗南，毛主席一天不离开陕北。
　　那时，没有什么扩音设备，离主席台稍远一点的地方根本听不清台上的声音，但人们迅速口耳相传：毛主席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啊!
　　三战三捷后，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空，毛泽东依然住在王家湾。他亲自指示三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要干部、战士做好群众工作，帮助老乡生产。那时，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常外出散步，一走就是十几里，这是在有意识地进行适应行军的锻炼。他知道恶仗还在后头，还会有很多次的急行军，必须强化自己的身体。但是，由于这里距瓦窑堡只有70余里地，经常有敌探出来活动。因为农忙，毛泽东只让一两个人跟他。警卫排长阎长林不放心，暗暗地派了几个人，先去前面探路。有一次让毛泽东发现了：那边山上是不是你们的人呀?阎长林一下子怔了，不好编瞎话，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怕……毛泽东紧接着说：怕什么呢?敌人目前不会到这里来的。武装来不了，便衣也不好来，我们有老百姓嘛!现在农活忙，你们不多派几个人去帮助老乡生产，都跟着我做什么呢?警卫员谁也没有说话。毛泽东又说，要相信群众。敌人头上虽没写字，可是，一有坏人，老百姓马上就会发觉的，用不着我们动手，老乡就会把他捉来。你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
　　说到这里，毛泽东特意看了阎长林一眼，问，你听说过我们机关的几多吗?阎长林说，老百姓说我们背盒子枪的多，骑马的多，电线多，手电多，驮骡多。毛泽东微笑着说，这是我们这支队伍的特点呀!可见老百姓是很有分析能力的，恐怕我们的同志还不知道这个特点呢!不过，我们要告诉群众，注意保密。如果敌人得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就住不长了。
　　天气渐渐闷热起来，警卫员在门外用树枝搭了个凉棚。每天，毛泽东都要搬个小凳子，在凉棚里坐一坐。这天下午，刚打开干电池收音机，就传来了新华广播电台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毛泽东站起来走了几步，很兴奋，赞扬女播音员播得好。
　　房东王老汉走过来，一下子被能发出动人声音的方匣子惊住了。他半弯着腰，双手扶着膝盖，前后左右看了个仔细，半天才说：这是个什么东西，里头有人?周围的人哄然大笑。毛泽东说，你们不要笑，谁知道这个原理，给老大爷讲一讲嘛。在当时，收音机是个稀罕物，警卫员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说不上来。毛泽东搬了个小木凳，请王老汉坐下，跟他聊收音机是怎么回事。王老汉惊叹道，哎呀，这里真有大学问。今天我也算开了眼，长了见识，要不然，哪怕在路上摔了个跟头，拾这么个玩意回来，兴许还砸了烧火呢。大家又哄然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好了，你以后拾到这东西可别砸了烧火。王老汉连连说，不能烧，不能烧，留着还能听咱毛主席说话呢。王老汉只知道面前这位和蔼的首长姓李，不知道他就是毛泽东。以后，他见了警卫员还总要宣扬几句：你们知道吗?咱毛主席还在陕北。直到毛泽东离开王家湾很久，王老汉才知道住在他家的就是毛泽东。
　　但是有人看过毛泽东的像片，再加上毛泽东在王家湾住的时间较长，他们就认出了毛泽东。警卫科科长刘坚夫就碰上了这么一位农民。那位农民往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张望，看见刘坚夫过来，就问他：老刘，那人是谁呀?那是李得胜，刘坚夫回答说。那位农民哈哈一笑，说，是的，是的。刘坚夫知道他认出了毛泽东。但那位农民听刘坚夫这么一说，立刻就明白在如此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这是需要严加保密的事，就紧闭住两片厚厚的嘴唇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毛泽东对情报工作很重视，他说，不三不四的情报容易出现判断失误。撤离王家湾，毛泽东坚持要看见敌人再走
　　召开真武洞祝捷大会就是为了公开宣传，鼓一鼓陕北军民的士气，杀一杀敌人的威风。没几天，毛泽东在王家湾的情报就被胡宗南获悉，他多次派飞机在王家湾一带进行空中侦察，下令刘戡率四个半旅向小小的王家湾一带进攻。很快，气势汹汹的敌先头部队开进到寺湾，这里距离王家湾仅仅一山之隔。这一下，王家湾紧张了。
　　王家湾附近没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西北野战军主力打到陇东的庆阳、环县一带去了，距此有七八百里，附近只有一些零星的游击队。形势危如累卵，生死攸关。在那两间半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点了整整一夜小油灯，商量怎么办。
　　周恩来和任弼时都劝毛泽东走，因为侦察不明，毛泽东不走。原警卫科科长刘坚夫回忆，早上站岗的哨兵发现敌人在调动马匹，说明有行动，急急忙忙回来报告。毛泽东问，敌人向哪个方向?怎么行动?一具体，哨兵回答不上来了。毛泽东非常生气：敌人从哪一条路上走，你也没弄清，报告给我有什么用?这情况不完全，不准确。毛泽东叫再侦察。中央警备团团长刘辉山解释，放哨那么远，敌人有行动，不敢近了；侦察都是便衣，要让抓住一问，毛主席在哪儿就暴露了。毛泽东一听更生气了，说不要怕，就告诉他，要是敌人抓住，就告诉敌人毛泽东在这里呢。
　　毛泽东为搞清情报下了很大的决心，他强调情报很重要，要准确，不三不四的情报不行，容易出现判断错误。也正因为情报弄得很准，毛泽东在陕北周旋胆子才很大，而敌人是瞎子，毛泽东在他们身边也不知道。所以，毛泽东从军事上说隔一个山头就是一个世界。
　　一直等到黄昏，边区政府才送来了准确的情报。
　　自从撤出延安后，毛泽东的休息就不规律，这时他正在睡觉。所以，周恩来和任弼时、陆定一商量，紧急决定马上分头通知王家湾的老乡向山里疏散，部队除带必要的东西外，其余的物品就地掩埋。在老乡撤退的同时，也准备向王家湾以东方向转移。毛泽东起床后，听了他们的报告，说不能向东去，敌人就是想让我们向东，他在东边的大川里设下圈套，想两面夹击我们。敌人的企图很明显：第一，要把我们消灭在这里；第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去饿死。毛泽东说，但是我们坚决不让敌人消灭，也坚决不过黄河，看来我们只有走敌人给我们安排的第三条路了。胡宗南打算利用马鸿逵的部队来合击我们，但是，马鸿逵会不会听他的话很难说。我们就利用马的地方主义去闯一闯沙漠。天下的路多得很，你胡宗南想让我们往东，我们偏偏往西；敌人向北，我们就向南；敌来我走，敌人走了我们就住下来。我们一定要在陕北坚持下去，拖也要把胡宗南拖垮。谁消灭谁，还得走着瞧。
　　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大家都认为毛泽东的分析是对的。马上派罗青长骑马去把已经出发的部队追回来，让他们西去。
　　这时敌人已经很近了，周恩来劝毛泽东赶快走。毛泽东依然如平常一样抽着烟，踱着步，从容地迎着众人复杂的目光。过了一会儿，他说，咱们在王家湾住了这么长时间，敌人来了，我们却偷偷走了，这怎么对得起王家湾的老百姓?我要看见敌人再走。
　　周恩来几个人在一起商量对策。汪东兴说，既然主席要看见敌人再走，不让他看恐怕是不可能的。那么，能不能找个人替他去看?任弼时说，这是个好主意，可以试试。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有这么一个建议，你看行不行，可不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来看敌人?毛泽东说，是啊，看见了敌人，就要打。打一下吧，可我们眼前没有战斗部队，中央警备团就这么一点点兵力，保护机关都不够，但是不打一下又不行。尽力抽一点部队，又由谁带着指挥合适呢?窑洞外的汪东兴听见毛泽东的话，立即说：主席，我提个建议，你先走，我去领着跟敌人打一下，杀杀他们的威风。毛泽东对汪东兴说，你敢留下吗?汪东兴笑着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好，你要多少部队?给你一个连吧。汪东兴说，给我一个加强排吧。毛泽东略微沉思一下说，好，给你留一部电台，随时联络。
　　毛泽东一行是6月8日晚离开王家湾向西走的。
　　汪东兴从警卫二连三排挑选了30名战士，由排长陈少先带领，每班一挺轻机枪，每人一支步枪、两颗手榴弹，子弹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个人的东西能扔就扔。汪东兴和古远兴一起去勘察了地形，决定分成两个梯队，限9日早上8点以前挖好工事。战斗是9点接的火。步枪、机关枪一阵猛打，敌人一下子蒙了，以为撞上了大部队，迅速缩到沟外。一会儿，飞机侦察来了，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于是，第二次进攻又开始了。
　　毛泽东临走时对汪东兴交代：接火后，不要走我们这条路，你必须向北边的榆林方向走，“包袱”丢了，再向西找我们。为了多拖住敌人一段时间，让毛泽东他们走得更远一些，汪东兴命令用更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敌人的第二次进攻又被打了下去。这时候，敌人的飞机来扫射，有一个战士的眼睛负了伤。
　　下午，下起了暴雨。汪东兴和古远兴商量，这么大的雨，敌人难以行动，我们趁早撤出阵地。
　　毛泽东等冒雨爬上王家湾西边的山梁。越走雨下得越大，路滑得几乎一步一个跟头。翻过山梁，路更加泥泞不堪，一脚踏下去，鞋就拔不出来了。此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窄窄一条路，下面是深沟，摔下去就不得了。但毛泽东走得很稳，旁边的一个警卫员失了脚，还被他一把拉住。队伍在9日夜间抵达一个叫小河村的村子。
　　小河村位于陕西和甘肃交界的沙漠边缘。毛泽东一行从王家湾退出来后，先到了小河村，可过了预定的时间仍不见汪东兴他们，左等右等，没有一点儿消息。这时又接到报告说，一股敌人穿过王家湾正朝这里扑来，离小河村也就十来里地了。
　　队伍在泥里水里又往前走了一段，却忽然停了下来，传来原地休息的命令。原来带路的老乡迷路了。
　　雨越下越大，顺脸流进脖子里。阎长林心想，如果能搭个凉棚，让主席避避雨该多好，可周围连一棵树也没有。不知谁出了个主意，几个人紧紧围成一个圆圈，把毛泽东围在里面，头上再顶一件旧大衣，就搭成了一间“小房子”，风雨不透了。毛泽东笑着说，真是铜墙铁壁，可你们要冷呢。几名警卫员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年轻力壮，不怕冷!很多年以后，阎长林回忆，风雨交加，环境异常艰险，我们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里。主席在一旁却说，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听到那镇定的话语，我们立时又安定下来。
　　在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大约过了1个小时，任弼时走来向毛泽东报告，又找了一个向导。然而，这个向导很快又迷了路。任弼时下令继续原地休息。周恩来说，不要着急，你们再摸一摸情况。这时，接二连三有人掉下沟去，沟不深但却看不见。周恩来问，能不能上来?下面有人回答，可以上来。很快拉上来一个。掉下去的人伸伸泥胳膊泥腿，没有受伤。这时，又拉上来一个，是个战士，他一上来就急急忙忙喊：连长，连长，这沟里有一条路。
　　朦朦胧胧中，出现了一条发亮的灰色带子，一直向前延伸。向导兴奋地喊起来，原来在这里，我清楚了。前面不远是只有三四户人家的月亮湾，再过去就是天赐湾了。
　　毛泽东于10日晨到天赐湾后，还是没有摆脱严重的敌情。留在小河村的刘辉山叫骑兵连的武象廷去给毛泽东送封信，请求他快点转移，因为天赐湾在敌人的枪炮射程之内。
　　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挤在一间窑洞里办公和休息，身边的工作人员则挤在另外半间窑洞里。武象廷把刘辉山团长的信交给了叶子龙。叶子龙让武象廷等在窑洞外，他走进窑洞里，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后，问送信人在哪里，叫他进来。武象廷40多年后回忆说，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毛主席的形象。毛主席比在延安时瘦了，然而精神很好。他依然穿着延安时那身朴素的灰布军装，由于不断地行军赶路，风吹雨淋，显得皱褶很多，脚上穿着一双旧式布鞋。毛泽东站起来，对武象廷说，我已经在信上批了，请你回去告诉刘团长，我今晚不走，还要在天赐湾休息。等你们警备团跟敌人打响了，我再走也不晚，叫他沉住气。军人嘛，越在紧急关头，越要冷静，不要慌。
　　武象廷很快回到团部。刘辉山看了毛泽东的信后，把全团的战士集中起来，一共300多人，全部进入阵地，准备战斗。与此同时，刘辉山命令武象廷继续留在小河村等汪东兴和他的队伍。直到天亮，几个浑身泥巴的人走来了。武象廷仔细一看，果然是汪东兴他们，就告诉他们主席已经去了天赐湾。
　　为了继续监视敌人，汪东兴留下了骑兵排长和几名骑兵，叫他们作为中央纵队的后卫部队，如果敌人不到小河村，就住在小河村不动，敌人一旦来到小河村，就立即向中央纵队靠拢。
　　汪东兴他们骑着马赶到距离小河村几十里路的天赐湾时，迎面一阵报警的枪声。跑在前面的警卫战士很机灵，立即示意是自己人。听说汪东兴率一个排凯旋了，毛泽东迎出了窑洞。他握住汪东兴的手说，你们打得好哇，一个排挡住了敌人三个旅的进攻，为我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并不可怕，在他们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时，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毛泽东又说，我们是可以很快把胡宗南打败的。我已经向各地发了电报，表扬你们。你们这样英勇善战，是应该通令嘉奖的。等到汪东兴汇报完看见敌人的情况后，毛泽东说，谢谢你们替我看到了敌人，辛苦了，快去吃饭吧。
　　敌人在王家湾剑拔弩张了一阵，没有发现什么，也就偃旗息鼓了。毛泽东伸头往山下望了望，说敌人可能往保安方向去了。果然侦察员报告如此。毛泽东满意地说，好，我们住下。他边往窑洞走边对叶子龙说，我估计到12点敌人就该退了，如果他们还继续前进，立即向我报告。
　　在小河村会议后，刘伯承、邓小平收到由毛泽东起草的一封标有三个“A”的绝密电报。围绕过不过黄河，任弼时和毛泽东争吵起来
　　两天后的中午，毛泽东把汪东兴找来说，我看你很勇敢，很能打仗，再给你个任务，你敢不敢去呀?汪东兴笑着说，只要主席下令，哪儿我都敢去。毛泽东笑了：好，派你去延安一趟，你敢不敢?汪东兴一听打仗，就来了劲：主席让去，我就去。
　　敌人在王家湾扑了个空，从小河村向延安方向去了，毛泽东不想让敌人舒舒服服地走掉，总要捣一下乱才好。毛泽东说，这一次你们是插到敌后独立行动，兵力太少了，打不痛敌人。你得叫敌人两天两夜不睡觉才行，要让敌人吃不好睡不好。这一方面是锻炼我们的警卫部队，更重要的是让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另外，到枣园一带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看敌人都住在哪里，对老百姓怎样，再去看看那一带的老百姓有回去的没有。他们有什么困难，要设法帮助解决。临走，毛泽东指示汪东兴带上一部电台，再带上骑兵，直接和他联系。
　　这时候，西北野战军的主力在庆阳、靖边一带消灭了马鸿逵的两个团，没有消灭的马家军逃到了宁夏，三边又重新成为解放区。
　　汪东兴带着弹药袋鼓鼓的一个连出发了。号称一个连，其实连炊事员算上才53个人。就这50多个人，撵着敌人大队人马追，直追到了安塞，并抓到了敌人的一个逃兵。他交代敌人向保安方向去了，要寻找西北野战军的主力。这个情况从当地老乡那里也得到了证实，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发来指示：再不要进了，再进，就进到敌人窝里出不来了。毛泽东叫汪东兴在安塞和延安之间打游击，此后一直打了40天。
　　毛泽东提议从住了一个星期的天赐湾再返回小河村，又在小河村安稳地住了40多天。到了8月，西北野战军主力直逼榆林，胡宗南急忙把队伍从南线调往北线，蒋介石亲自飞往延安督战。敌人的快速部队以小河村为目标凶猛地扑过来。中央机关又要再一次转移。
　　7月21日至23日，在靖边县小河村，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小河村会议，作出了打出去的正确方针，从此，解放军的战略大进攻开始了。但是，从战术上说，毛泽东和整个中央纵队仍处在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沙家店战役前，中央前委机关的处境十分险恶，前面是榆林南下的敌人节节进逼，后边又有刘戡的浩浩追兵，两路人马加起来将近10万。敌人企图把中央前委机关和西北野战军主力压缩在无定河和黄河之间的狭小地区。
　　这是一次远距离转移，绕过绥德县城时，由于敌人在后面迫得太紧，身后根本没有什么正规部队来掩护，所以没有在绥德停留，仅在绥德县城西的一个小村里稍微休息了一下，天不亮就出发了。必须抢在两股敌人的前头赶过无定河去，否则，天亮以后，如果敌人把桥炸断，过无定河就很困难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刘邓大军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电报。电报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上面有三个表示极机密的“A”字，内容只有8个字：陕北情况甚为困难。
　　刘邓大军于6月底强渡黄河后，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因为要摆脱背水作战的危险，他们连续攻克了好几座城市，终于打完了鲁西南战役。这时，部队极度疲劳，人员弹药全都没有补充。中央原来的意思是让他们休整到8月中旬，然后千里跃进大别山，而现在，毛泽东什么也没有说，又什么都说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即给毛泽东发了一封回电：10天后行动。
　　沿着无定河东岸，中央前委机关向米脂县东走去。
　　黄河就在前面，后面追兵逼近，过不过黄河呢?其实，过了就过了，今天过了黄河，明天还可以再过来嘛。但毛泽东不同意，不过黄河就是不过黄河，这是个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然而，不过黄河往哪个方向走呢?向东还是向西?毛泽东和任弼时有了争吵，两人都很激动。毛泽东主张向西，任弼时主张往东。最后终于吵成一致，向东不行，还是向西。向东80里正好走到天亮，恰好是敌人轰炸的时候，隐蔽几百人根本不可能。如果下雨，向东就更难。向西呢，当然也是危险重重，但无论如何比向东好一些。毛泽东说，想把我们赶过黄河，想让我们向东，我偏要往西，路多得很，过沙漠又有什么了不起，过就过去了。
　　部队临时改变方向，由东向西。西边是山路崎岖的高峰，云雾缭绕，小路早隐进云雾之中了。
　　宿营地是在20里以外的杨家园子。毛泽东刚刚睡下半个小时，就因为敌情而仓促转移。过佳芦河时，水没过脖子，站也站不稳。队伍只好再向西转移，到了山脚下的佳芦河支流五女河。中央机关刚刚涉过五女河一部分，洪峰下来了。温顺如羊的河水顿时变成疯牛，白浪一个接一个呼啸而过。本来周恩来已指挥人员架好了桥，准备了午饭。没想到洪水下来，冲垮了桥，毛泽东被隔在另一边河岸上。
　　更复杂的时刻到了。这时敌人已到了距此20里的乌龙铺，骑兵1小时也不用就到了，天上的雨仍旧哗哗地下。周恩来很着急，一面派中央警备团堵住敌人，一面派人试水，结果发现冲力太大，人根本没法过。实在没办法，毛泽东说，现在不要过，等水小一点再过。路边有个小庙，毛泽东不想进去。他说，进村吧，村里有群众。
　　刚进窑洞门，毛泽东立即开始办公，有一封电报要发往前线，偏偏电台已经先过河了，只能游过去发。中央警备团选了7个人，最先下水的是在滹沱河边长大的一名副班长，他用油布包好电报，捆在头顶。下水好久，对岸也没动静，正准备派第二名水手下水，却听对面河岸上喊：过来啦。叶子龙很高兴，也大声喊：谢谢你，毛主席知道会高兴的。
　　周恩来在南岸喊北岸的人去村里找一些长的房檩条，很快凌空架好一座小木桥。周恩来很谨慎，冒着大雨在小木桥上来回走了走，才让毛泽东过去。
　　这时，敌人找不到目标，以为毛泽东被赶过了黄河，于是在河边架起大炮，向对面的佳县猛轰一气。毛泽东在山顶上看得一清二楚，不由得笑了。他在续警卫战士的一首诗中，加了这么几句：黄河，我们打败了胡宗南，拜托你，把我们送到东岸。这时，警卫员从毛泽东坚定的目光中，看见了珍珠般闪亮的东西。
　　毛泽东坚决不让大家给他过生日。重病中的毛泽东，在1948年春天迎来了全国解放事业胜利的曙光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回忆了撤出延安时的艰难困苦。他这样说：胡宗南进攻陕北时，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了一个，但是，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千就干到底。毛泽东回忆，那时我们只有巴掌大的那么一点儿地方，真是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这样，我们只有下定决心在佳县、米脂、榆林一带，打一场决定陕北战场命运的战斗。还好，我们在沙家店消灭了胡宗南一个主力师，沙家店成了陕北战场的转折点。
　　8月20日沙家店战役后，毛泽东由佳县梁家岔转到朱官寨。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觉得朱官寨离敌人的据点太近，建议毛泽东转到县委驻地神泉堡。这样，毛泽东于9月23日搬到了神泉堡。
　　神泉堡听名字很浪漫，实际上是山沟里一个不大的庄子，很穷很穷，山坡上半红半绿的枣子是度荒的主食。当年在陕北打仗的王震将军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的胜利是用群众的损失换来的。在地极薄人极稀的陕北，敌我双方打了整整一年仗，本来就很穷的陕北老乡承担了根本就承担不起的重负，而他们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全身心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倒空了自己的锅底，甚至双手捧出了他们视为命根子的种子。
　　在神泉堡，毛泽东于10月10日连续写下了两份著名的文件，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12月，中共中央机关从神泉堡转移到陕北米脂杨家沟不久，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会议的第二天，正赶上毛泽东54岁的生日，各地赶来开会的中央委员都纷纷向毛泽东祝贺。这时形势已经很缓和了，杨家沟条件又比较好，大家准备给毛泽东过个生日，改善改善伙食。但毛泽东拒绝了。他说，50多岁，以后还长着呢。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牺牲了，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部队和机关的同志没粮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当然，如有剧团演戏给老乡看，还是可以的。就是在这里，毛泽东规定了两条：一是不许中央机关为他的生日请客吃饭；二是不许以任何形式为他歌功颂德。后来，毛泽东在进北平之前，又强调不许给领导人祝寿，不许请客吃饭等规定，并使之成为决议。
　　12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似乎比平时更忙，他听取了大家对《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讲稿的讨论意见，又找各地的负责同志谈话。直到卫士一催再催，他才去吃饭。那天的饭，依然是用压扁的黑豆和小米混合的稀饭，还有就是一点点酸白菜。唯一能够体现生日意思的，是晚上全体老乡一起看了一场戏。这是贺龙专门从黄河那边带来的一个晋绥平剧团演出的。为了让老乡能够看好戏，毛泽东特意嘱咐要把戏台子搭在村中心的草坪上，而且不许在台前为他和其他中央首长摆放椅子。开演前，毛泽东悄悄来到会场，站在黑压压的人群后面，津津有味地看起戏来，显得特别高兴。
　　接着是过年。陕北人讲究过富年，不管穷不穷，富年还是要过的。杨家沟的老乡为刚刚从神泉堡搬到这里的毛泽东和党中央过了一个欢欢乐乐的新年。
　　毛泽东不过自己的生日，但年他是一定要过的，他认为这是联系群众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更何况1948年的新年到来时，胜利像初升的太阳越升越高。杨家沟的人们特别高兴，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要好好庆祝一下。他们特意请中央机关和部队的领导同志来吃一顿饭。一孔大石窟里，摆了两张桌子，毛泽东和周恩来进来后，大家都站起来致意。周恩来说，大家不要挤坐在一起，插开嘛。毛泽东特别高兴，致祝酒词：1947年是胜利年，也是辛苦的一年，大家要好好地过这个年。1948年，我们将要以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胜利。
　　从延安撤出来以后，中央机关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老是险中又险。尤其是毛泽东，夜夜带领队伍不停地走，白天一宿营下来，又忙不迭地处理全国各个战场上发来的电报，既要为眼前的处境考虑，又要想全国的事情，忙得甚至连生病的时间也没有了。但是，绷得紧紧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极其严重的体力透支终于爆发。沙家店一仗打完后，毛泽东感冒了。他在起草《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时，终于感到了极度的不舒服，头痛，咳嗽，痰中带血丝。
　　周恩来从河东调来了苏联大夫阿洛夫。阿洛夫在延安时就是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大夫，是斯大林派来的两名苏联医生之一。阿洛夫检查了毛泽东的身体，建议他立即停止工作，离职休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虽然感觉到这一次病来势汹汹，但他有自己的想法。敌人造成的灾难是空前的，目前，兵灾和天灾还没有度过，他还不能卸下担子高枕无忧。毛泽东认为把阿洛夫叫来很不值，他说他知道自己的病，大不了就是老肺病发作，休息休息，吃点药就会好的，不要担心。一次，毛泽东对医生任玉洪说，我这里没什么，你看看就行了，还找他们干什么?
　　阿洛夫固执地建议毛泽东去较远的地方疗养，说他的身体自去重庆谈判以后就没缓过劲来，而且他已经50多岁了，比不得年轻力壮时，如果再拼命，恐怕连身体的本钱也蚀光了。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但提出两个条件：重要的报告批复要送来由他过目；休息地点要在中央机关附近。最后，毛泽东选择了在佳县南边10里处白云山脚下的一个叫南河底的村子疗养。说是疗养，实际上仍然一直在忙。在南河底疗养了8天，毛泽东感觉单独行动来回送文件不方便，就又搬回到中央机关的集体中去了。
　　就在杨家沟这个偏僻的山村里，毛泽东写下了一系列指导全国解放战争和关于土地改革的文章。
　　风里雨里，又过去了整整3个月。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两天后东渡黄河，离开了居住13年之久的陕北。此时，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战局都渐渐明朗起来，曙光已露出美丽端倪，陕北最黑暗的时刻终于过去了。这时候，大自然已经春暖花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也已经春暖花开，就要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党史博览》2006年第7期

邓小平自觉引火烧身，缓解陕北的压力，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

这种没有军事指示，靠忠信去理解的电报使得国共两党情报战共产党其高一招。

两个组织在较量先进性。

实际上毛泽东遇到的敌人都是无目的的散兵游勇，胡宗南很难判断毛泽东在分割的那块部队里，那块都有可能，而主力部队的主要战役才是要命的。

无论是谍报人员的作用还是毛泽东的“胸中自有神兵千百万”，都不能解释为什么毛泽东执意周旋在陕北。

而楼上诸位的说法也没有在意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要请教李大苗了。

我当初对毛泽东长征方向是陕北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得要领，如果为了背靠苏联，应该西路军到新疆或者东北抗日联军方向，不应该是陕北啊。

而且，红军一路被追击，遵义之后，都是脱逃的战役，根本建立不起将军攻不进来的防线，而到了陕北后，似乎是军事上解决了将从此无法消灭红军的问题，直罗镇一战，毛宣布根据地放在西北，也就是西北红军有足够的空间、民间财力、武器和蒋军作战，西北的根据地最好。

为什么西北可以设立根据地，湘西、云南、新疆就不行呢？

所谓路线斗争也是到哪里去的问题，倒不是左右轻倾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走路方向问题。

如果搞清楚陕北的战略意义，解释解放战争老毛不离开陕北也好解释。

菜农的研究太不深入，毛所谓的“直罗镇”奠基礼之说只是宣传之用，实际上他老人家老是想离开这个实在是穷得叮当响的地方，所以有1935年底的东征、1936年初的西征，尤其是1936年中决心跳出陕北、而被张学良劝阻。

至于为什么后来还是在这里扎下来，除了多个事件的阴差阳错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地方是没有地方势力、也没有人愿意染指的“弃地”。

从经济来说，此地地大人穷，100来万人养军队超不过2、3万，西路军之举很大程度上在于“分食”。后来抗战时期居然养兵、养官吏7万，则主要依靠特货收入以及河西根据地的大力支援。

从地理来说，此地战略意义不大，处于相对冷落的交通末梢。往东黄河天险，大部队过河困难，没有战略机动的可能；往北进入荒漠，自寻死路，往西进入四马领地，更是难以立足。只有往南，威胁渭河平原，这才是这个地区最大的战略优势。

所以历来军阀均视此地为鸡肋弃地，不愿多加经营，也感觉妨碍不了自己。

蒋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毅然决计进攻陕北，而他的军事将领无一看好，包括胡宗南。原来胡打算达到宣传目的后就撤退，这个决策通过熊向晖传给毛，是毛决计留陕的重要因素。以后蒋又为政治目的要求扫荡陕北，这也是大败笔。原来关中兵力防御有余，进攻不足。现在把战线一直拉到陕北高原，兵力分散，难免挨打。最后连关中也守不住。

毛有一些军事天才，但现在神化过甚，到处都是他的神机妙算。实际上大多数“人算不如天算”，写历史的那支秃笔忽悠起来，那才是“天算不如我事后算”。

埋伏在胡宗南身边的间谍，是去年11月刚刚去世的原中央台办主任、黄埔同学会副会长杨荫东。

在46年初内战即将爆发之前，国民党38军内的共产党工委书记蒙鼎钧遵照周恩来指示，派杨荫东在西安建立“军事情报组”，深入胡宗南内部核心，获取战略情报。不久，杨进入胡宗南部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任少校参谋，第七补给区的任务是负责陕西、晋南、豫西、川北、陇东等广大地区内国民党所有部队的后勤供应，以保证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胡宗南的2个整编军、10个整编师、30多个整编旅、2个战车团和汽车、通信、辎重、伞兵等特种部队，还有马步芳、马鸿逵所属的2个整编师，所有这些部队的编制装备情况和行动计划，都要经过杨荫东之手，这就使得延安能够及时掌握胡宗南部的战略决策和战役行动。

可以说，西北战场上的几乎所有重大战役（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宜川等等）打响之前，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已获得了精准的情报，敌军什么部队在什么位置，哪个地方兵力配置薄弱，共产党方面一清二楚，这就为集中优势兵力打伏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比如，1948年2月，胡宗南所属刘戡29军自洛川驰援宜川，部队刚一出发，彭德怀就接到了情报，当即决定在瓦子街设伏，打了刘戡一个措手不及，29军估计还没反应过来，就全军覆没，西北战局也由此完全扭转。

从整个解放战争看，几乎都是国军中了共军的埋伏，很少共军中国军的埋伏，这说明情报战中共军占据绝对优势。

那么，共军的情报战水平是如何锻炼出来的，这又是我们外行不清楚的。

现在的情况似乎刚好倒了过来，虽然大陆和台湾大量互派和互相发展间谍，但从已经披露的案例来看，大陆被台湾发展成间谍的层阶要高得多，比如原总后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就为台湾当了整整七年间谍（现已被处决），将大量高层绝密情报透露给台湾，使李登辉对大陆军事动态掌握得清清楚楚，96年大陆在台海搞军演，刘提前两个多月就把有关军事计划、包括导弹系用哑巴弹等情报提供给台方，使李登辉在面对大陆军事威胁时有恃无恐，态度强硬。再比如原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十届人大代表刘广智少将（亦被处决），也向台湾出卖了大量军事情报，包括对台导弹部署等绝密资料，陈水扁曾为防卫性公投寻找借口，而公开说出了大陆导弹部署的精确地点和具体数量，令两岸为之震惊，其信息来源，正是刘广智。将此与49年前的情况作一对比分析，细加玩味，是颇为有趣的，这里面蕴涵着很深的意味，值得挖掘。

周恩来比戴笠、毛人凤高明是关键因素。

组织的最高领导人起关键作用，这是对的。但是比较简单，以我知道的肤浅的史实来看，这两个政党以前毕竟是同一出身，国民党排挤了共产党，只是一个经地驱赶和屠杀，没有系统地在共党内安插有信仰的卧底，而共产党为了生存就是要靠国民党内部的线人来提供情报，长期的这种不平等地位，使得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在国民党内部建立的系统相当完善，并且这个体系的人员依靠信仰做工作，没有系统地变节出卖，这是相当成功的。

相反国民党的线人一般是为了金钱地位，在共党内部格格不入，很容易暴露。

两个组织最后较量的是信念，用现代的词汇说是企业文化，企业之间也打信息战，一般双方都没有这么差距大，例如美的和格力打情报战，互相都能搞到企业的财务报表。

但是美的和格力较量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美的是以工资待遇留住工程师，内部对技术员不太尊重，高官人员宝马别墅，人情关系冷漠，上下级关系紧张。而格力的老总一贯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礼贤下士，对技术人员不仅物质上给与好待遇，而且还在精神上鼓励。

94年，一个在美的不得志的工程师，带着美的的技术图纸，跳槽到格力，在格力得到老总的亲切关怀，使格力一个后起之秀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宝贵的技术经验，产品技术迅速超过美的，97年，美的一路往下掉，这位工程师写文章，说格力的重视技术人员，吸引人才，所以格力超过了美的，美的在97年不得不改革了企业文化，勉强稳定了军心，但是两个企业的留人方法还是有传统的差别。

后来，格力质量把美的拉开一个距离，美的深感人才的重要，派了间谍去策反格力那位工程师，因为那位工程师已经做了格力的研究院院长助理，如果让他重新回到美的，美的可以获取很多有用的技术经验。但是遭到那位工程师的严厉拒绝。再高薪来不去那种不重视技术人员的企业。

我总感到，两个企业都用钱买通内线获取情报，但是终极的人心向背决定情报战的胜败。

弱势一方在情报战上更下苦功，否则不容易生存。

这种军事情报战当事人是知道必死无疑的，为什么而死，这是价值观问题。贪官污吏横行的地方，出卖情报变得没有良心的谴责，所以，两个组织生死较量必是先进性的较量，存活下来的组织就是先进的。

美国打败日本、美国打败伊拉克，都是先进打败落后，只要存在就合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现在中央电视台背离的马克思主义。

大苗不要生气，我们始终围绕那场国共之战的情报战为何共军占优势。

我只是引出了组织的文化、信念、认同感对情报战起关键作用的论调。情报战在企业商战中应用广泛，其本质与国共的情报战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