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必卿同志是在贵州摆脱“四清——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着手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启干部新老交替之门，走向新的发展这一历史性转折时期，备受尊敬、信赖的贵州省委主要领导人。
　　当必卿同志即将迎来九十大寿的时候，类似我这样年龄和经历的贵州干部，内心分外惦记他。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情景，就像一个一个电影镜头，在我心中萦回。
　　我第一次见到必卿同志，十分偶然。那是1978年底北京正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我随原贵阳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同志、书记夏页文同志，按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事前所作的安排，到花园村李的家里，当面向当时来京参加会议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汇报1964年贵阳四清的严重情况和受到错误打击的大批干部群众现时的困难处境，促请省委切实抓紧平反冤假错案。我是主要汇报人，情况说得很简短。在我当面“放炮”，批评当时省委对平反贵州四清中的冤假错案拖延、敷衍时，省委第一书记开始脸色颇表不快，但随着汇报过程中李井泉的插话和他转述耀邦同志的意见后，很快就转而对我们这些“四清下台干部”说起些言不由衷的好话来。而和他一起来的高鼻梁、深眼窝的高个子老头，除中间插过一两句话外，只是平静地听着，并未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会后回到中组部东华门小招待所翠明庄，我整理记录，这才找人打听，得知那位老头是新调任贵州省委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老资格的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
　　三中全会后的几年间，由于必卿的果断和贵州许多老领导坚持正义热情推动，中央和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在贵州提速行动，文革、四清、反右倾、反右派以及贵州地下党和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大量得到纠正、昭雪平反。许多沉冤久远的老人得以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安度晚年；许多被赶出城市的家庭，得以重返家园，子女得以一视同仁，入学就业；许多被弃多年、长期被视为“异类”的知识分子和中青年干部得以重新起用。我就是这个时期，在平反、恢复党籍后，经省委重新任命参与贵阳市委领导工作的。
　　我与必卿直接的接触，开始于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贵州代表团到京，被安排在牛街住清真寺旁宾馆，我不习惯那个气味，弄得很恼火。传说是有人以为贵州省是“少数民族”，因而作了类似“伊斯兰”的安排。几个人在下边议论想提意见，据说必卿不让讲。我原来以为他是北方人，很习惯。谁知他根本吃不了牛羊肉，结果只能每天给他煮一碗北方汤面，或者加个鸡蛋。整个会期他就这么过的。我才体会到他的顾全大局和生活简朴。后来我上他家里，夫人徐若冰同志让我品尝她家的北方味，我只觉得从山西带来的腌小黄瓜，手指粗细，特别好吃，其他东西，都难与南方相比。
　　十二大结束，我直接回贵阳，向市委、市级机关、企业、学校作传达。好像事隔不久吧，刮起了一股清理精神污染的风，报上登载许多外省的领导人发表的谈话，像是表态的样子。我却没有看见必卿有什么谈话。后来《经济报》的记者还找我问，我说中央说过，不搞污染嘛。接着就传来贵阳街头有公安局的人剪小青年的喇叭裤，等等。必卿见我就问：有这个事吗？我说：我也听说了，给市公安局长直接打过电话，他们说市委夏页文同志已经批评了他们，马上检查改正了。必卿摇摇头说，可笑。接着谈起建寺庙、烧香拜佛之类的事情来。我说了陪客人上黔灵山，看到弘福寺里烟火缭绕。我说，穿着高开叉的旗袍，光着两条大腿，搽烟抹粉的，趴在地上又烧又拜，也真不太像个样。必卿却把眼睛瞪着我说：少见多怪！后来省委让检查一下各地清污的情况，事情还真不少，什么随便定性批判文章、书籍、绘画等，都有，还是紧张了一阵子。经过反复划分政策界限，才没有重复过去习惯了的在政治运动中整人的老毛病。
　　我在必卿直接领导下参与贵州省委的领导工作，是1982年年末。当时农村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大体过去，必卿和他“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名言，在贵州干部中近乎家喻户晓。省委工作重点历来在农村，面对这么个新形势，抓什么？怎么抓呢？
　　我把中央的整体部署精神和我们从地市、县区农村调查中了解的情况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些想法，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向他汇报请教：在继续稳定包产到户责任制度，注重边远山区扶贫济困，保护农民耕种积极性的同时，把领导注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扶持，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紧公路建设和场坝、城镇、城市的市场建设和市政建设。这就涉及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营垄断、政府控制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组织体制；涉及党政关系、政企关系、地区关系及其机构和运作方式等一整套调整和改革。这一来，城乡改革势必要结合起来，联动推进；干部的教育、选拔势必重新安排，相应转变……而这一切都必须从贵州省的省情出发。我深感对贵州省情的系统了解，深入研究太不够了。
　　我向必卿说：这个事情，可是太大了，下边的话已到口边，我想说“力不从心”。但他打断了我的话，没有让我说出来。他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嘛！还想用过去“催种催收”那老一套来对付现在的城乡经济局面，行吗？！他赞赏地说：就按这个思路去搞。你不只是管农村，要代表省委把城市也一同抓起来，沟通城乡联系，调整国营工业商业，发挥大三线企业的作用，谋划全面改革和今后发展。还要抓党校，轮训和培养干部。注意大学和科研院所，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可以搞个小的班子，联系一些专家，共同来研究省情，制定近期改革方案，策划未来的长远发展。
　　我在省委那几年的工作，大体就是在这么个思路下搞的。必卿对我的工作很放手，总是鼓励我和省委比较年轻的几位同志“大胆放手干，有问题我负责。”他还委托何仁仲同志直接帮助参与和组织，吸收了一批省级各厅局、大学、科学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广泛搜集资料，编辑出版了贵州省情的专著，展开了贵州发展战略的研究，提出了城市改革的思路和要点，参与了大三线军工企业的调整，推动了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协调与合作。
　　当时省政府先后主持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苏钢同志、张玉环同志、王朝文同志、周衍松同志、刘玉林同志等，抓经济工作都很得力。大家在必卿领导下分工合作，使贵州在原来较低的经济基础上，那几年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
　　1984年春，冰雪严寒，耀邦同志从四川南部向贵州西北高寒山区进发，一定要亲自去看望贫困山民。贵州山区冬季，要么毛毛雨在公路上结冰，形成一层“桐油凌”，要么大雪封山，汽车没法行。必卿让我们年纪轻的留在贵阳，他自己亲自到毕节去接耀邦。两人都年近七十，又都感冒生病，仍然坚持看望农民，找干部谈话。到贵阳后，耀邦又把西南几省领导人一起约来，分析情况，讨论工作，勾画西南开发的初步蓝图，促使四省五方经济协调会议形成。
　　我随必卿送耀邦到湘西后，他马不停蹄，立即赶回贵阳，按耀邦指示和西南领导人会议讨论的意见，召开省委会议，调整工作布置，并让我召开电话会议，直接传达到县委的领导人。那种严格、认真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1984年夏末，省委全会临近，而我们没有按时完成原定要起草的全省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文件。必卿让我向全会作口头汇报。会后他不仅没有指责我，而且背着我的面向若干领导同志赞扬和推荐了我向全会所作的口头汇报。他说：党委的讨论，重在把思路、观点搞清楚。他对我在汇报中着重强调的：社会主义者要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商品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在体制改革上要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等几个要点，都给予充分肯定。全会经过讨论，在当时的体制改革上大体形成共识，对此后贯彻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决定，从思路上作了先导性的酝酿，也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相当认同。
    1984年冬，在中央建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决策启发下，我在聊天时向来西南调研的中办负责同志，谈起建立资源开发型内陆开发区的想法。中办的同志听后当即问我：这么大的事，你说得轻描淡写的。你向中央写了报告没有？他们认为：提出沿海开放后，向浅内陆地区作纵深部署，使沿海加工贸易与内陆资源开发联动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催促我赶快写报告。我用一千字、一页打印纸，把黔中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蕴藏和建立黔中资源开发型内陆开放区的战略设想，写成建议，送给必卿看。因为担心考虑不周，只想以个人署名上报，“仅供参考”罢了。不料必卿看后，认为很好，并由他亲自提请常委讨论，最后以省委署名，正式报告了中央。
　　那几年，原省委的徐健生同志、秦天真同志、吴实同志几位老领导人，从贵州的省情和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趋势中，确实是高瞻远瞩，早就注意到贵州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族特色，不辞辛劳，深入大山深处，亲自发现景观、勘察景点，规划协调，督促实施，倡导发展旅游业。而我那时还只顾上“吃饭穿衣”，没有“回过神来”。健生同志严厉批评我：“织金洞，你去看过没有？还是你的老家呀！”我向健生作检讨，和省委几位同志一起，在健生的督促和亲自带领下第一次进洞察看。必卿得知此事，非常赞扬健生，赞扬天真和吴实。提醒我认真注意全局，并以他到南斯拉夫喀斯特地区的亲身考察的经历。当面向耀邦推荐贵州的独特岩溶景观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争取中央机关对贵州旅游业开发的支持。
　　必卿和几位老同志深知贵州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破坏十分严重，而又是珠江源头和长江重要支流的生态屏障，开发必须小心谨慎。为了子孙的持续生存，要下大决心保护环境。我那几年抓紧时间自己跑宽阔水、洛龙和大小沙河、赤水习水林区以及几条江河上源等处查看，都得益于他们的经常提醒。草海的恢复和几个自然保护区就是在天真和几位老同志、老专家们的督促下实现的。
　　1984年前后，全国粮食增产，有的销区省拒绝调入，与粮食主产区闹矛盾。我和政府几个同志都比较一致，坚持每年20多亿斤粮食调入不要减少，除用于发展传统名酒，更着重于用在退耕还林还草上，希望逐步把大面积毁林毁草开荒占用的大斜坡地退下来，恢复生态。
　　落后国家、落后地区，一旦从长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经济体制下松动开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经济增长的百分比看上去高一点，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实践一再地证明是如此。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每到这时，就会有人跳出来指责，还会弄出些“一刀切”的什么措施来。我对这种事，向来不大赞成，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且对报纸记者公开谈起过：“哪个龙头漏水关哪个，不要遇到新问题就去关死总闸。”《世界经济导报》就曾经以此为题报道过我的谈话。正是在这个思路下，我在一次全省传达部署经济调整（实际是收缩）会议结束当天中午，立即通知把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留下，就“政治工作要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为内容，专门单独开了半天会。我讲了话。这事可能是有人告状到必卿那里，他找到我，直截了当地问：“刚刚开完会，怎么又开会？”我如实地向他说明：经济调整就要贯彻下去了，我布置一下政治工作。我的想法是：全国性的调整措施，地方也无可奈何。但我们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许多宏观指标并未突破，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力争发展得好一点、快一点嘛。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对我的观点是完全理解的，但他一句赞同的话也没有说，而是叮嘱我：可要谨慎啊！
　　只是到了我离开贵州，进京工作多年，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风浪与波折以后，才了解到事物的复杂、艰险和微妙，理解他当时的关怀和良苦用心……那可是一块特殊专属领地、危险雷区，外人碰撞进去，就会引发高能量爆炸，是可以让你粉身碎骨的。
　　必卿是老资格的省委和中央局书记，比我年长十几岁，但他有意把我推到省委最前沿。中央一些会议在贵州召开，一些领导部门来贵州商谈工作，要听省委和他的意见，他经常让我出面。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大会，中央派伍修权同志等党的老领导人到遵义参加会议并讲话，还有大军区的老将军们出席，他却让我代表省委作大会报告。我们多年来习惯于论资排辈，“小的站惯了，不敢坐”。对于必卿这种做法，我那时的确颇感为难。那天在遵义，我注意到，伍修权在大会上的讲话，是全文按北京会议的传真稿，一字不改地宣读的。我却冒冒失失地拿着自己到遵义后才紧张修改出来的报告稿，在大会上讲了一通。会议结束后仍有点忐忑不安，必卿却对我说：伍修权同志听完，向我点头，同意你的讲话。你不要那么紧张嘛。
　　1985年春夏，西南加广西，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第二次会议即将举行。这是耀邦亲自倡导，得到国务院一些部门支持，各省协商一致“轮流坐庄”主持的松散的经济联合协作会晤。1984年第一次会在贵阳举行，必卿作主席，第二年轮到重庆，中央部门，沿海城市，许多大企业都有人来参加。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同志一再致电省委，请必卿到会。伯康还打电话给我说：第一任的主席不来交待，我们怎么接手呀？我当时正在遵义乡下跑，只得多次向贵阳打电话，请必卿去一趟。后来他总算电话回复，告诉了火车车次和时间，让我从遵义上车与他同行。那天傍晚我按时上车，与必卿和夫人徐若冰同志会合。我们一起在车厢里聊了好一阵子，各自休息。车到重庆是清晨4时过一点，天还没有亮，重庆市长到车站接客人。我已整装好请必卿下车，他却笑着说：你就去吧，代表省委讲话作个交待嘛。我这才知道他的车票是直达成都的，他实际上是把我赶下了车。随着汽笛长鸣，他和夫人、秘书就随车向成都方面驶去。
　　我只得随重庆市长于汉卿同志驱车到宾馆，洗脸、早餐，没有休息就进入会场。伯康大笑着把我拉到台前，坐在他的身边，硬是强迫我在开幕式上首先代表第一任主席作了一个即席讲话。然后，他才开始主持第二次会议的各项议程。
　　必卿与我在重庆火车站一别，就成为必卿夫妇离开贵州，与贵州人的告别。
　　他在成都呆了一段，经重庆转武汉，就离贵州之任转赴北京休息去了。
　　我回到贵阳，原省委的老同志们纷纷问起：省委就让必卿这么走啦？颇有责难之意。我当即让省委秘书长刘汉桢同志赶赴武汉，当面向必卿转达老同志们对他的问候，请他再留一留，回贵州再与大家叙一叙。从三中全会到1985年，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岁月啊！可是必卿毫不犹豫，就这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地离开了。
　　此后不久，我也调离贵州。必卿的离去，就成为我这个后来人的告别“模式”。
　　在北京，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必卿对贵州仍然是很关心的。翻阅存档，我手头还存有他到京后那几年，画得圈圈点点，还加有小字批注的关于贵州情况的参考资料。
　　这些年必卿生活是安详的。他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始终关注，也存在某种忧虑。
　　月前我到北京医院病房看望他，老人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压在胸前，久久地不曾松动。但是，已经不能开口说出明白的话语，……我们只能用眼神对话了。
　　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与风波之后，我也年逾古稀。
　　回忆与必卿同志相识相处的岁月，我的心中怀着的是尊敬、惦念，是感激之情……
　　在迎来老人九十高寿之际，祝愿老人平安，健康，生活在宁静、祥和之中！
　　2006年3月27日

《炎黄春秋》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