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民众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记忆
　　常德人在讲述细菌战受害时，反复引用的俗语是，“人生有三大不幸，少年丧父, 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常用的形容词是“悲惨”、“恐怖”等。这些话语，可以说是受害者们的亲身经历和共同的内心感受。
　　另一方面，因受害者当时的年龄、死去亲人的人数、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状况以及所属社会阶层等的区别，人们的受害体验和记忆保存的方式也是各式各样，各有特征的。
　　杨志惠:“刻在记忆深处的恐怖”
　　一九四一年底，居住在常德城里的杨志惠染上了鼠疫，被送往隔离病院，那时她十九岁。这段经历她终身难忘。细菌战诉讼刚刚开始时，人们找到她，希望她出来做原告，她拒绝了。其中一个理由是不愿触及那深深掩埋于心底的伤痕。
　　下文是她在陈述书中写下的一段回忆：
　　日寇投放谷子、高粱、破布的几天之后，我和弟弟开始发高烧，茶饭不进呕吐不止。听到街坊邻居说:“不得了啦，常德发生瘟疫啦！”我母亲简直吓傻了眼。保甲长凶神恶煞般地勒令我们住进了隔离医院。
　　隔离医院像是一个死人坑，又像是一个焚尸炉。它是在东郊的徐家大屋仓促搭起来的，仅是在地上竖起一排排木桩，盖上茅草遮风避雨，室内地上铺着稻草作病床。母亲请人用木板将我送到这里时，我看见患者们裹着破衣烂衫痛苦地蜷缩一团，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盏盏幽灵似的马灯，映照着一张张憔悴恐怖的面孔，使人感到凄惨阴森，更感到死神正一步步地逼近。
　　进隔离医院的头天，我的神志还有点清醒。时不时地看到有人被抬了进来。这里面有七八岁的小孩，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还有六七十岁的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耳边经常听到哪个哪个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
　　其中有一个惨状至今我仍记忆犹新。那是我到隔离医院的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病体匍匐着去找医生，只见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绝地讲着什么。我抬头一看，大门外有几个用竹床做成的担架抬了进来，人群中发出阵阵惊叹声和喘息声，担架越抬越近，一眼望去，只见黑糊糊的一堆，不知是什么，待到了眼前，我顿时吓得脸发白心乱跳。原来，这些担架上的死者已经完全烧成了焦炭，形体扭曲，呈各种很难形容的怪异姿态，只剩下了类似人体的轮廓。站在我旁边的一个胖女人惊叫了一声，用双手掩住面孔，双肩剧烈抽搐着无声地哭泣起来。听人群中说，这些烧成了焦炭的人，是被他们的亲人们从郊外焚尸堆中抢出来，准备回家掩埋的。我忽然想呕吐，一阵头痛，就昏迷过去了。
　　关于隔离病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杨志惠的回忆对我们了解隔离病院里面的情况是很珍贵的。我几次访问了杨志惠女士，她每次谈及隔离病院时都会显出按捺不住的激动，这段受害经历对她来讲是刻骨铭心的。
　　丁旭章:“你多好，你家里人都在”；李丽枝∶“灵堂三拜成了我们的结婚仪式”
　　丁旭章是常德“十大名镇”之首石公桥镇的最大商家“丁长发鱼行花纱行”的长子。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石公桥镇发生鼠疫，丁家除在常德城里读书的旭章以外，连同两个帮工在内十一口人全都死去了。
　　旭章接到讣告后，连夜赶到未婚妻李丽枝家，会同丽枝一道奔赴石公桥。下面是丽枝讲述的回到石公桥的情景。
　　我和旭章跨进门槛，见到了人间罕见的惨状。过去交易货物的热闹大厅，横躺着亲人们的尸体，两位雇请的师傅也已是奄奄一息了。我的心已碎了，想哭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队前来取死者的内脏化验。旭章呆若木鸡，脸上涨得发紫。我生怕他晕倒在地上，或者无法抑制地扑向父亲的遗体，那是最危险的。
　　…………
　　旭章拉着我的手，向公公的遗体拜了三拜，然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非常留恋而又不敢逗留的家。
　　这灵堂三拜，就成了我和旭章结婚的仪式。这天是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正是我俩的预定婚期。
　　两年之后，旭章和丽枝又回到了石公桥，重新开了一个小商店。后来，旭章参加了工作，在供销社。旭章的同事、同是石公桥出生的黄岳峰老人对我说，遭受了这场巨大的打击之后，旭章的性格变得很内向忧郁。有一次他忍不住对黄岳峰说，“你多好，你家里人都在，而我家谁都不在了”。
　　六十年代初，郁郁寡欢精神有些不正常的旭章自杀了。虽然旭章死于鼠疫发生近二十年之后，但不能说他的死与细菌战受害没有关系。
　　直到今日，石公桥人讲起那场鼠疫，还总会提到丁家和丁旭章。
　　王吉大:“父母死后生活中最难的是……”
　　我在阅读陈述书时，注意到德山乡茶叶岗村王吉大家的受害状况。王吉大的父母和弟妹一九四二年农历七月死于鼠疫。当时，王吉大十岁，他还有一个五岁的妹妹。
　　我很想知道他们兄妹后来是如何生活的，于是，我访问了王吉大。
　　对我提出的“后来怎么生活”的问题，他很平静地回答，“家里有点田，请叔叔代种，秋后叔叔给我一些粮食。另外，我替人家放牛”。
　　“那么，你们兄妹都还是孩子，生活中没有什么困难吗？”对这一问题，王吉大依然回答得很平静，他告诉我，的确有些事让他很为难。
　　父母死后，晚上睡觉时妹妹总是哭着喊着找母亲，哄她睡觉是我最为难的事。过了两年，终于好些了，但是半夜里她还是经常哭醒。
　　其次为难的是，没有鞋子和衣服穿。母亲做的鞋子渐渐地小了，衣服也穿破了。我们兄妹一年到头都穿得破破烂烂的。
　　还有，让我为难的是，妹妹要去上学。家里没有钱，我没有送她去。我好歹父母在世时还上了三年小学，而妹妹一天也没有上过。她到现在还在埋怨我。我也觉得对不起她。
　　睡觉、穿衣、上学，对这富庶地带的自耕农家庭来说，本来是些平常的事情。可是由于细菌战的受害，突然失去了父母之后，这些就都成为了战争孤儿的难事。王吉大的难处是那么的合情合理，让我们这些没有遭受过战争伤害的人不禁为之打动，产生与受害者个人之间的共鸣，触发了我们对历史，残酷的战争历史的想象力。
　　我感到，王吉大失去父母后的生活回想也是一种战争受害记忆。这种记忆，虽然不直接对重构细菌战受害情景有所帮助，当时还是孩子的王吉大，对父母死时的细节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是，这种可以称之为是“生活经验型”的记忆，是我们在理解战争受害时不应忽略的。因为，它对我们理解战争受害的真实意义，理解战争对家庭、对孩子们带来的灾难是有说服力的。
　　伍家坪村朱方正:“死人往村外抬都抬不赢了”
　　芦荻山乡伍家坪村是遭受鼠疫之害后，从此一蹶不振的村子。
　　我访问了这个竹林环绕水田相接的小村庄。村民朱方正(一九二一年生)老人告诉我，“朱氏的祖先于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迁徙至此，繁衍生息，成了当地的望族。鼠疫发生前，伍家坪朱氏有近六百人口，家族地盘五万多平方米，村内的住房整齐有序，四门八巷，就像一个小城堡。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发生瘟病后，族内死去二百零一人”。
　　下面是朱方正在陈述书中详细讲述的鼠疫发生时的惨景。
　　族人朱堂儿在常德城里染上瘟病，由另三名族人护送回来了。当晚，朱堂儿发高烧，抽筋，口吐带乌血的白沫，手在胸前乱抓乱打，身上起了乌黑斑点，就这样不到几个小时就含恨离开了人间。全家老小哭得死去活来，族人悲痛万分，帮助料理后事。把死者葬在前山(朱氏的祖坟地)。
    刚开始时，是八个人抬一副轿，之后变成了四个人抬。棺材没有了，就由二人用木板抬，木板也没有了，就由一人挑着两个死人去安葬。对着那些奄奄一息的临死者，活着的人说，“你快点断气吧。等会儿连抬你的人都没有了”。
　　在事先挖好的坑洞里，少的葬二三人，多的葬四五人。
　　那凄惨的情景，真叫人魂飞魄散。
　　鼠疫发生后，朱氏族人一部分迁走一部分外逃，村里只剩下十几人，房屋无人管，耕地无人种。其后，出去的族人大部分没有返回，许多人杳无音信。后来，村里陆续迁进了一些来种地的外村人，但土改时的人口也不过四十余人。而到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九十年代末，伍家坪的人口仍不过是九十几人。
　　战争给宗族和地域社会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蔡家湾:只留下物证的“记忆”
　　鼠疫受害更甚于伍家坪的，是蔡氏宗族聚居的蔡家湾，真正如“灭绝”一词所形容的，整个村整个族被完全地毁灭了，九十九户三百七十一人的蔡氏，除蔡运成一人外全部死亡。我访问了运成的妻子牟文秀（一九一四年生）。
　　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际，蔡氏宗族里发生了鼠疫，因运成在寺庙里当伙夫躲过了这场灾难，全族人都死了。现在，虽然这一带还叫蔡家湾，蔡家山，蔡家榜，连土地公都还是“蔡家土地公”，但姓蔡的只有我们一家了。
　　蔡运成也已谢世。他的儿子文龙带我到蔡氏的祖坟地蔡家山，那里还保留着几处蔡氏的祖先坟，依稀可辨出墓碑上刻着葬于嘉庆、光绪年间的字样。
　　没有准确记录的受害·没有成为社会记忆的受害记忆
　　细菌战的受害状况如此惨烈，但这个受害史实并没有留下准确的文字记载，受害记忆长期以来也没有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甚至在当地也有许多居民不知曾有其事。
　　这些现象值得深思。这背后是有着许多原因的。
　　鼠疫发生期间，国民政府的卫生署、红十字总会、军队等各部门，前后分别向当地派出了二十几支防疫队，常德县政府在防疫以及扑灭鼠疫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政府并没有能够全面地掌握鼠疫发生的范围、规模以至受害的程度。
　　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国民政府的防疫官员，比如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长容启荣写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书中，城区仅留下三十七名死者的记录，而半个多世纪过后，除记录的三十七名之外，调查委员会到目前为止登录的受害者人数是二百九十七名。再如，石公桥镇的死者记录是四十余名，而《受害者名册》中的登录为一千零一十八名。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距？虽然并不排除有关史料已经散失的可能性，但起码从防疫负责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疫情的掌握是挂一漏万的。
　　仅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事实看，大概有如下一些原因:
　　第一，国民政府的乡镇公所等基层政权原本薄弱，在战乱以及大规模瘟疫发生时，这套行政体系无法应付眼前的突发性事件，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通，只能靠各乡镇公所各自为战。
　　我想以周士乡为例来加以说明。
　　周士乡距离县城大约二十公里。四十年代该乡的人口总和约为一万八千余人，其中定居人口一万五千，割苇人、难民和打鱼人等流动人口三千。尽管人口这么多，乡公所包括乡长在内，只有四名专职人员和十几名临时雇用的乡丁。
　　周士乡登录于《受害者名册》的死者是一千六百八十三人。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鼠疫受害，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我查阅了各种史料，终于在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编的《疫情旬报》中，找到了只有一行文字的记载:“周士乡发现鼠疫患者三例。至该地传染情况如何, 以湘北战事复起, 未获续报。”
　　乡公所民事干事肖宋成谈到，他的妻子、女儿染上鼠疫后, 懂点医术的唐炳煌乡长亲自来家里诊治，用的是手头上仅有的一点治疟疾的药。以此看出，疫区的乡长也没有任何防治鼠疫的药物。另外，遇难者的后事处理也没有得到上面政府的任何援助。下面是肖宋成谈的鼠疫死者后事处理的情况。
　　我周士乡水域宽广，到处是芦苇丛生，波光荡漾，是渔民出没的好地方，每年光银鱼就产数万斤。民国三十一至三十二年，由于鼠疫流行，不少渔民死亡。我任民事干事，负责处理了无人认领和无力处理的尸首数百个。雇请零工掩埋，每埋一具尸体，工钱是三斗谷。当时向各商家大户募捐，向家榨坊派捐一百担谷，高家绸缎庄光洋二百块，唐乡长自捐光洋一百块，我自捐光洋八十块。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十担八担三二十块光洋不等。总共捐资光洋五百七十块，谷三百八十担，均用于掩埋尸体。虽尽力处理，但地域宽广，加上敌机临空，警报频繁，人心惶惶，大部分死人难以顾及。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夜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有不少住在湖中小岛上的渔民阖家死亡，曾一时集市上鲜鱼断绝。解放后，在治理水域修堤垸开垦荒洲时，常见尸骨累累。
　　第二，防疫政策与传统的观念及习俗正面冲突，也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违背。
　　由于民众持有的传统观念、信仰和习俗，如传统的身体观、医疗观、循回轮转的来世观以及丧葬礼仪等等，与基于西洋医学的防疫工作格格不入，导致了政府的防疫政策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打防疫针、入隔离病院、火葬等重要的防疫措施，无一不遭到群众的强烈抵抗和躲避。而且，不仅患者本人，家属也都要隔离观察，住房被封闭甚至被焚毁，使一些人家失去生活的基础，也是群众反抗防疫的重要原因。
　　对防疫所遇到的困难，容启荣在报告书中也有所涉及。
　　就打预防针一项而论，许多具有高等教育者尚且拒不接受，则知识水准较低之民众更难期其乐于接受矣。常德自敌机散布鼠疫后，卫生人员不避艰苦不顾危险努力防治工作，以期消灭敌人施用细菌战术之企图。谁知当地民众反视卫生人员如寇，有殴打防疫人员之情形。并且谣言四起，有谓常德鼠疫系所伪造以骗取防治经费，有谓检验尸体实因外籍医师伯力士(卫生署奥地利籍防疫专家，作者注)欲挖眼睛及睾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谓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强迫接受所谓预防注射。凡此种种无稽谣传，其影响于防治工作之推进甚大。
　　第三， 战时的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局限性。
　　首先，军情优先的倾向非常明显，而且以作战的方式进行防疫。为了确保过往军队不染鼠疫和军粮供应，防止鼠疫扩大和消灭鼠疫是急不可待的。从史料可以看出，无论是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纷纷派出防疫队之举，还是政府防疫部门负责人亲自启程去常德考察，或是当地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推行防疫政策，这些都与来自军队的建议和施加的压力有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德县政府防疫部门的议事录上，几乎每次都留下动用了多少军队的记录。
　　其次，防疫工作浮在上面或停留在表面，没有真正地深入民间，特别是下层社会。比如，防疫宣传是由政府宣传部门及当地报界担当，方法是召开宣传大会，报纸上登载防疫知识，大街上贴出标语等等，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倒是外籍防疫专家伯力士敏锐地指出，鼠疫是“贫民病”，但贫苦人因忙于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宣传大会，而且多数人不识字，看不懂报纸，所以大面上搞宣传不如采取挨户走访讲道理的方法。
　　这种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应对现状的能力很弱。特别是当政策在老百姓那里行不通时，似乎就没有了进一步的方法，显得束手无策。从防疫会议记录看，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三年期间，开会的议题都离不开如何普及防疫注射，讨论来讨论去总是那么一套话，要么强制推行，要么严厉惩罚，再不就是将民众贬斥一番。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防疫工作的效果不佳。据常德调查委员会对城区受害者遗属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死者逝去前没有接受过注射，死后家人也没有报告政府，没送隔离医院，更没有火葬。就是说，政府的防疫政策哪一条也没执行。
　　谁知这悲惨的情景不到两天又发生了。护送的三人也出现了与朱堂儿类似的病况，很快一命呜呼。而且传染给了他们的妻子、儿女。那时，我们全族人心惶惶，泪水成河，把一个一个的尸体掩埋在前山。
    另外，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的问题还在于，第一线的工作非常薄弱，漏洞很多。一位当年在石公桥警察所工作的警察（一九二二年生），谈到了在疫区工作的情况。
　　一九四二年，我随新任命的所长一同抵达石公桥时，派出所的警察已跑得所剩无几了。我们招了一些外地人来当警察。我们每天在疫区里巡逻，但是，说句心里话，即使是知道有因鼠疫死亡的，谁又敢上前去了解呢？巡逻只不过是点到为止罢了。我本人就负责带队检查，进疫区怎么办，预防传染所采取的只有土办法，脚穿半统胶鞋，用湿毛巾罩在口鼻上。疫区的划定也很随便，既不敢去实地调查，又无防疫部门的参加，更找不到当地群众核实，仅由警察数人猜估罢了。因此，没有被划为疫区的地区仍有一家一户死绝的现象。
　　“记忆保卫者”的价值
　　我在书的结束语中，举了两位以中日间的战争为题材的日本作家的例子，说明日本社会和学界对战争看法的盲点。
　　一位是石川达三，他曾随攻打南京的日军一同行军作战，在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当中，“描写了日本兵的残暴，杀害无辜平民，虐杀俘虏，掠夺，强奸，放火”。他说，刻画士兵的残忍，是为了揭露战场的残酷性，战场改变了人。石川的小说，由于被视为反战小说，所以战争期间他受到了警方的起诉，小说被禁卖。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位反战作家，视野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我的同事白石喜彦是这样评论石川达三的：
　　石川达三的良心充其量是对日本国家的良心，没有超越国境。这本小说的登场人物中，没有哪一个人留意过打仗对手中国军或者中国民众的事。石川追究了战争对每一个日本士兵到底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但却从来没有设想过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侵略战争的实态就摆在眼前，石川却避开了日本军队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的问题实质。看不到侵略，也就看不到被侵略的一方。
　　我以为，白石的意见一语中的，他所分析的石川达三的问题所在，是日本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另一位是三岛由纪夫，他在小说《牡丹》中描写了一个在南京大屠杀时，对几百名中国女性进行性犯罪后予以杀掉的日本校官。战后，校官建了一个牡丹园，种植了与他杀死的女性同样数字的牡丹花。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分析这部作品时说，“三岛并没有将杀害中国女性视为残暴的性犯罪，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恶作剧式的欢愉来描写的”。
　　尽管程度不同，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从自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去看战争，因此对被侵略的一方视而不见，看不见对方同样是人，没有把刺刀下的人当作人来看。
　　居美犹太人、旧金山人权中心馆长库珀（Rabbi Abraham Cooper）在日本召开的有关历史记忆的国际研讨会上说，加害民族与被害民族和解的关键，在于“知识”即“历史事实”的共有。而“知识”的形成及“历史事实”的掌握，离不开受害者个人的体验和记忆。犹太人中，有许多“记忆的保卫者”，他们将集中营里的事实回忆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对比之下，亚洲受日本侵略的各国各地需要有更多的“记忆的保卫者”。
　　的确，民众的记忆中散在着真实的历史事实，长期以来，从记忆中去整理再现历史的工作被忽略了，而且忽略很多。与无视侵略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自民族中心主义对阵，需要用历史事实说话，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另外，较为具体地立体地去看过去的战争受害，也能看到我们的社会体系和文化习俗的许多特征，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当中学到很多，其中有不少可供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的资源。
　　东京地方法院于二○○二年、东京高等法院于二○○五年分别做出了判决。虽然两次判决都否定了日本国家对战争受害的赔偿责任，从这一点来讲，是败诉了，但是，两次的判决书中，都肯定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国家的战争犯罪责任，这又可以说，是很大的进展。
　　从细菌战战争犯罪史实的揭露、受害赔偿诉讼，以及受害记忆的整理等过程可以看出，反思过去的战争需要民族间、国民间、市民间的携手和合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种跨越国界的草根式的携手和合作逐步扩展，这是许多历史事实得到澄清的重要条件。当然，这也是反对今后战争的基本保证。
　　（《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聂莉莉著）
    《读书》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