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君子——张岱年二三事

范学德

回国的第二天，经人转手，我看到了一位牧师写给我的便条，让我给李存山打个电话。李存山是张岱年的弟子，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工作多年。打通电话后，他告诉我，陈来编了一本怀念张岱年先生的文集，里面收入了我的一篇文章，由于找不到我，不知道怎么把书送给我。又说，这本书是没有稿费的

我与李存山约定，在一号下午到他那里取书。下午五点多钟，我见到了李存山学兄，据上一次见他，已经十四五年过去了。我接过他的书，匆匆谈两句就结束了，我还要到别处去。

当晚，坐上了直达沈阳的五十三次特别快车后，我翻开了陈来编的这本怀念张岱年先生的文集——《不息集》，一看，就放不下去了。第二天早上，四点多钟醒来，又继续坐在过道里读。

张岱年先生是我的恩师，我是先生的私塾弟子。十七年前我写了国内外第一本研究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著作——《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去年本来打算在回国的时候，再去见先生，没有想到先生竟于四月二十四日过世，虽然先生是在九十五岁的高龄逝世的，但是，如果国内稍微尊重一下这样国宝级的大师，先生本来是还可以活下去的。

李忠华兄回忆，四月七日这天，可能是先生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天，张先生不慎跌倒了。张先生的儿子和儿媳立即送先生到北京大学的合同医院——北医三院急诊室就医，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五个多小时中，医院竟然连一把轮椅也提供不了，先生就是在儿子和儿媳的搀扶下，一项项地检查的。这一次折腾，先生元气大伤，此后就一病不起了。

合上书，我几乎要流泪了。要是换上一个部长副部长，会怎么样呢？中国可以随便找出一个什么人来当部长副部长，但是，像张先生这样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学者，这样的君子，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至少，在几十年内，不会出现了。

这是一个扼杀君子的年代。

其实，张岱年一生最不幸的一天，是五七年的那个春天，他出于良知，对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领导提了不到十五分钟的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从此，被剥夺了二十多年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

想起了网友们爱说的一句话，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不出知识分子。

在这个怀念文集中，我又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他们如今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但正是他们，当年写文章大批张岱年先生，要置先生于死地，而张先生也真的几乎要被逼死，他想过自杀。在那个黑暗的日子里，有一次，北京大学哲学系管右派的那个人千方百计的整张先生，先生偷偷去找了周礼全老先生，说着说着，不禁大哭起来。文革后叶朗先生曾经问过周礼全先生，“这个人怎么能这样作”。周先生说，“你不了解他，他能这么做的。”

是的，中国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们是能这么做的，他们许多人正这么做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快三十过去了，他们没有人向张先生道过一次歉，而他们，有的是张先生的亲戚，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学生。

不太了解。但是，这文章本身也不那么君子，如果作者想用“君子”的话。

我并喜欢“君子”这个概念，但既然作者要使唤它，也得注意“隐恶扬善”，说话最好也堂堂正正一些，无需使用暗示类文字。在这类文章里，暗示性的批评，接近暗算；而暗算，是有可能导致误伤的。

哪位方家知道,整张的那位学生的姓氏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