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妹《苦涩的回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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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一个苦涩的话题-

作者：尤难(ys1937)

  本人声明：在‘***’发表《苦涩的回忆》一事未经作者本人同意，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但是，作品的版权仍然百分之百的为作者山妹所有。

  偶然在网上读到了山妹的回忆录《苦涩的回忆》 ，通过网络，我和作者成了几乎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是自告奋勇，也是山妹信任，我为山妹作了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前期还有网友‘年长者如也’也作了许多文字整理工作）。

  《回忆》在‘中国老三届’和‘凯迪网络猫眼看人’发表后，不少热心的海内外网友建议作者考虑成书出版。大陆已经有几家著名的杂志曾经考虑想要修改后刊登，可是由于国内有关文革题材作品的规定，他们只能割爱；海外也有不少热心的朋友想代为联系出版，由于某种考虑，山妹（也还有‘年长者如也’和我）以为还是暂不考虑为好。

1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以大陆解放为分界，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区分。  

  在解放前，中共的领导人中，许多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正如周公（恩来）所说，他们都背叛了自已所在的阶级。事实上，可以这么说，没有从地主、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就不可能传到中国。在中共建党初期、北伐战争及其后的白色恐怖时期、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中国，坚持斗争，以至‘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无愧于一个革命者的称号。

  问题就出在这里，既然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尚且可以从这些阶级内部产生出背叛本阶级的革命者，那么，到了无产阶级得到了政权后，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梦想的时候，‘剥削阶级’内部就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鼓吹者、支持者，而只能出现‘反动’的人了吗？‘剥削阶级’内部，特别是他们的子弟中，就全都是‘人还在、心不死’的‘反社会主义者’了吗？

2

  山妹的经历，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人来说，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但是，对我们这些经历了那近三十年的人说（不是二十八年，那种政策要到华国锋下台才基本结束），不能不说是‘家常便饭’，山妹的经历，是当年在中国到处可见的‘现实’，何足为奇。

  虽然明文写的是“重在表现” ，实际上，在那时年代，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的一生。

  应该说，阶级的划分有其合理性，社会的贫富分野是客观存在的。土地改革，从现实来说，是合理的。同样客观存在的是：阶级划分后的中国，出现的‘矫枉必须过正’现象却值得人们深思。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对于这些变革，工农大众当然是热烈拥护，即或是‘敌对阵营’的人，绝大多数对于新中国的新气象也抱有好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在这一时刻能够实行比较缓和的政策，对于出身于‘剥削家庭’的人中的多数（指愿意接受现实者）不岐视、给出路，特别是对那些无辜者（子女们）能够一视同仁，那么，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将会得到更多的热心参与者。

  现实如何呢？山妹的回忆给出了真实的一幕。就是那些‘子女’们，也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一种无形的恐怖与屈辱之中，一来运动，他们要担心会给自已带来什么；就是在‘没有运动’的短暂时刻，那种屈辱感也无时不在。当毛泽东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山妹也感到悲痛，但是对她来说，比悲痛更迫切的一个问题是：老人家的去世，会不会带来对‘敌对阶级’及其子女的新的镇压？从《回忆》中我们可以读到，那个特定时刻里，山妹比悲痛更铭刻于心的恐惧感。

  改革开放以后，对于那些‘子女’们，给予了基本上平等的待遇，尽管以前的屈辱一直像恶梦一样环绕在心头，可是，人们也看到了，在不再被‘专政’的条件下，这些子女们中的绝大多数始终在‘老老实实’地工作、生活，没有‘乱说乱动’，和以前所宣扬的‘人还在，心不死’真是天地之别啊！还要有什么来证明他们的无辜呢？   

3

  两个阶级的矛盾不能等同于分别处于两个阶级中的个人间的矛盾。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被等同了起来。

  一方是贫下中农，另一方是地主、富农及其子女，这两者间如果出现个人对个人的矛盾、家庭对家庭的矛盾，那么，结果是无需多说的。

  其实，山妹一家根本与‘地主’两字相距有十万八千里，只是因为山妹的父亲总是‘不识抬举’，得罪了当政者，这才有幸经历了那种‘地主子女’的生涯。

于是，山妹姐姐不愿嫁给一个年龄足可以当她父亲的人是‘罪’——‘要等蒋介石反攻大陆罪’；山妹她父亲坚持申诉，要求平反更是‘罪’——‘抗拒改造罪’。

其实，这些罪状也只是当权者中的个别人（‘竹’一家、公社书记）所强加的，但是这些人的行为却受到了‘政策’的支持和纵容，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以至到了‘竹’家里要用木材，就可以到山妹家拆屋的地步。问题不在于这种人出现这种恶行，而在于没有人敢于、也没有人能够制止这种恶行。

  在实际生活中，无论这一矛盾中，是出于‘阶级义愤’，还是出于对另一方‘反攻倒算’的担心（必须承认，出现这种担心是一种在宣传下出现的正常的防卫思维），或者是出于某种私人间的仇冤、无理的私欲，贫下中农的一方永远代表了正确，因为这一方对另一方的‘无产阶级专政’永远是代表了‘真理’，得到党的最高层的支持，也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支持。这种一边倒的状态造成的是无数‘地富子女’的苦难（这里且不说‘分子’们）。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干部对这种‘矛盾’持比较公正的态度，但他们所能做的最多是把矛盾压下来，缓和下来，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力公正处理问题，否则就有‘右倾’的帽子在等着他们呢。

4

  山里人的文章中多次提到文革初期湖南道县的杀戳事件（类似的还有北京大兴、广西部份地区），必须指出，这种杀戳并不是高层所提倡的，而是某一层次的部份干部在红了眼睛后，为了表现他们的‘革命积极性’，煽动群众去实现的；而这种‘革命行动’的主要执行者、支持者则很多是那种‘流氓无产者’。但是，问题在于，当这种杀戳还在起始状态时，为什么许多有良知的人（包括正直的共产党员们）已经无法阻止杀戳的实施。

  ‘穷人造反杀富人’，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模式。但看小说‘水浒’里，黑旋风李逵那大板斧一排排砍下去的时候，他何曾考虑过，砍的人中有许多是和他相同的一无所有者？打虎武松杀张都监全家时，他又何曾放过那些无辜的养娘、鸦头？被孙二娘做成人肉包子的受害者里（连武松也差点被做成了馒头馅），也不会全是富人吧？也就是说，当‘杀人’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方式时，被杀者也就不可能全是富人了。也许，水浒只是一本小说，那么，黄巢、张献忠的造反所杀的人中，恐怕穷人要远远地多于富人。

  更明确地说，当富裕变成一种原罪，‘杀富济贫’成为公理时，道县那种杀戳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的。因为，按照某种理论，不被杀戳只是专政者对被专政者的一种仁慈，那么，杀戳也就可以叫做‘替天行道’而成为代表‘正义’的行为了。

5

作者山妹正在病中，我诚挚地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也祝愿：国内的读者们能够在我还在世时读到文字版的《苦涩的回忆》 。

因为我的自作主张把《回忆》在‘***’发表，谨向山妹表示歉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7 6:39:24编辑过]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27:10编辑过]

三、四上县城

  可是我们这次去，申副县长出去开会了，没有回来，我们只有等，因为公安局的同志和刘主任对我们太好，我们反而不好意思过多的去纠缠，但是我们都把情况汇报了，他们都说让我们等县长回来。这一天我们无处可呆，就去了堂姐家，堂姐夫是另一个公社的公社书记，离县城不到20里路，我们带着小波波就去了。堂姐夫这人可好，他也一直认为爸爸的问题应该落实，他说文革没有理由划分成份，他来过我们家，爸爸也和他聊起过这些事，他对爸爸过去的成份有所了解，所以他很同情和支持我们告公社书记的状。我们在他家住了一晚，堂姐夫给申副县长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们和他的关系，并请求副县长亲自写信给我们那公社书记，希望能发放我们的粮食。

  离开堂姐家时，堂姐夫拿了 2元钱和30斤粮票给我们，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带上小波波从堂姐家出发了。我们姐妹年轻不懂事，十几里的路就哄着小波波自己走，都不知道一人背他一载。下午上班时申副县长来了，很吃惊的看着我们，我和姐姐脸上都添了些新的青紫。副县长很仁慈，看得出他非常的难过，他看了堂姐夫的信，又听了我们的诉说，给公社书记写了一封信，信是封了口的，但是在封口之前给姐姐看了。内容是以请求商量的语气让公社书记解决我们一家的粮食问题。副县长把信交给了姐姐，对姐姐说：“为了减少矛盾，这信你们自己不要交给他，让公社司法官去交。” 其实我们家的问题，当时全公社都引起了轰动，司法官和公社其他领导，也时时有电话和有人向县委反应，公社的领导都知道副县长同情我们。

  当晚我们还是住在双峰饭店。刚睡下一会，小波波开始抽筋，发起了高烧，姐姐急得不得了，一边喊着波波的名字一边大哭，饭店的服务员来了，陪同我们一起把波波送进了医院，堂姐夫送给我们的两元钱救了小波波的命。原来小波波是因为走了太远的路，疲劳过度，不到三岁的孩子，一天跟着我们少说也走了十里路，现在想来还后悔和心痛。他走不动了我们就哄他。多灾多难的家里，一个没爹一个没妈的孩子，真是生来就乖得让人心痛。

  在公社书记接到副县长的信后，我们又迎来了第三次批斗会。原来公社书记在县里也有人，为我家的事，县里也有了派性。在开完批斗会后，我们又一次去了县里，妈妈不让姐姐带上波波了，就我们三姐妹去，在路上我们就商量拦车，我和姐姐说好，谁先到就去公安局，后到的就上县委。拦住第一辆车姐姐先走了，拦到第二辆我也走了，我一到县里就去找申副县长，他正好下班，我在大门口碰上了他，他推着自行车，一边走一边问我回去的情况，我如实的告诉了他，他只听，不说话，走到一家饭店门口，申副县长放下了自行车，叫了两碗面条，我记得好象是 1角 2分钱一碗，他让我也坐下吃，可我不敢，我觉得手脚都无处放了似的。可他的目光有如父亲般慈祥。我抬起了碗，眼泪哗哗的滴在碗里。吃完面条，申副县长对我说；“你回去吧，如果我再给你们公社书记写信，对你们没好处，只有越来越僵，有些情况你们不了解，你们回去后，我们会慢慢的做工作。” 我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去县公安局找姐姐，公安局也有同情我们的，也有帮公社书记的，接待我们的赵股长对姐姐说；“你们的问题要想解决，看来只有找贵州汞矿了。”

  姐姐决定前往贵州。

  我和姐姐从公安局出来走了不远就拦了一辆车，可驾驶室里只能坐一个人，但上面是空的，我让姐姐坐下面，我站在汽车的货箱里，出县城很远了才看到妹妹，黑黑的瘦瘦的，拖着疲劳的步子，一边走一边擦泪，姐姐赶紧请驾驶员把车停住，看着妹妹爬上车那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都碎了。

  注：申副县长——当时我们只是听说他是副县长，事实上也不可能去问清申同志倒底担任那些官职，听姐姐说，申同志好像党内也是县委副书记，存疑。

四、和命运抗争

  我们姐妹从县里回来后，又去区里反映了家里停粮的事（那时候的区就是现在的镇，比公社高一级），区书记听了姐姐的反映，把这件事交给一个姓杨的秘书处理。区秘书和副县长以及县办公室刘主任持一个观点，对我家的事十分重视和同情，当着我们姐妹的面，给公社打了很多个电话，但是公社还是不买账，秘书给我们出主意，让我们再次上县城，请求公安局出证明，让姐姐前往贵州，去爸爸的原单位要求落实爸爸的政策，纠正爸爸在文革中错定的成份。我和姐姐再次上了县城，找到了公安局赵股长和县办公室刘主任，让他们出证明，赵股长当时说；“这样的证明怎么好出呢？” 姐姐说：“有什么不好出呢，我请问你，我爸爸的成份是以土改为准还是以四清为准？” 赵股长说：“当然以土改为准了，但你父亲的地主成份不是我们这里定的，所以你得去找他们，找你父亲的原单位才对。” 姐姐又说；“你说得对，既然我父亲的成份以土改为准，那么我父亲当时是在本地划的成份，不是在贵州划的，我家一直是因为父亲成份不好才受到非人的待遇，现在我们家被整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你们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把责任全推给贵州汞矿，那我们上贵州要求落实我爸爸的冤案，你们就有义务和责任给我们出示我爸爸土改时所划成份的证明。因为当时我爸爸被遣送回来时，你们要是不接受，我们就不会饿死在你们这里，就不会来找你们了。” 我和姐姐一人一句的，开始数落着因爸爸的冤案和当地没有为我们解决停粮的实际困难等等不公平的对待，赵股长无奈的摇着头，给姐姐出示了前往贵州的证明。

  从县公安局出来，正好碰上区里的杨秘书，他进县里开会，他的家也在县城，姐姐对他说了公安局出证明的经过，杨秘书很高兴，为了发粮的问题，他又为我们作了努力，陪我们一同去见了县办公室刘主任，两个领导给我的感觉，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官架子，让人感到亲切。他俩当着我和姐姐的面，商量怎么样才能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停粮的问题。最后由县刘主任写了一道语气很硬的指示给公社书记。让他督促生产队发粮给我们。我和姐姐千恩万谢的离开两位好心的干部，临别时刘主任说了：“有什么事你们直接找杨秘书吧，有情况由他向上级反映。”

  我和姐姐满怀信心的往家里赶，虽不知道粮食问题是否能够解决，可我们在好人的帮助支持下，看到了希望，他们的同情和帮助，给了我们生活更坚定的信心，我们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是讲真理的了。

  回家的小路上我和姐姐碰到了雷雨，路面窄小，姐姐走前我走后，姐和雷雨碰了个正面，两人同时停住脚步，谁也不让谁，雷雨眼露凶光看着姐姐，姐姐昂着头斜视着远方，手插在裤袋里。谁也不说话，就这样站了有几十秒钟，雷雨喘着粗气绕过姐姐走了，姐姐的傲气又一次深深的刻在我心里。

  六月一号，姐姐带着小波波走了，姐姐是悄悄地走的，不知道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到了竹矮子耳朵里，他的二弟和碾子带上人，带上绳子追到了火车站和汽车站，但没看到姐姐的影子。姐姐走了，我心里空空的好像没了主心骨，可同时也有了一种轻松感，竹矮子就是想把我家再怎么样，起码他们打不着姐姐了。我的胆子同时也大了一些，少了一些顾虑。

  姐姐走了，我把县里刘秘书的条子拿给公社书记，书记气得两眼发直，狠狠地瞪着我，不说话，只用鼻子哼了一声。第二天晚上队上召开了会议，公社书记参加了，公社书记在会上说了爸爸和姐姐是右倾翻案，说了不发粮食的理由，还点了我的名，说我这么大了，不和家里划清界线，反而跟着姐姐瞎告状，他说话时还装得很平和，说完大道理后，对我说：“兰妹子，我们并不是要把你们饿死，你爸爸和你姐姐都是有问题的，你姐姐参加过反革命，只是念她年轻，没有给她带帽，你爸爸是从贵州评下来的地主，他们有什么理由闹翻案？你要是能站到人民群众这边来，检举揭发你家里人的反党反毛主席的行为，我们马上发粮食给你。” 此时的公社书记，在我心里就是混进党内的渣滓，我对他没有一点惧怕和尊重，公社书记说完了，我要求发言，也是我第一次当着队上所有的人和他公开的对抗，我说：“你是公社书记，请你说话用词注意一些，不要犯原则上的错误，你说我爸爸是贵州评的成份，那我请问你，成份是不是以土改为主？就算我爸爸是漏网的地主，那根据呢？贵州在复查我爸爸的历史时，是不是要我们当地公安局提供证据？可当时我爸爸在四清和文革初期重新划分成份时，并没有我们当地公安和公社一级政府出示我爸爸在家乡有土地的证明。四清为我爸爸定成份明摆着的是错误的，我爸爸上贵州去闹落实政策不是翻案，共产党讲真理，我爸爸是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他是在追求真理。共产党讲实事求是，你说我姐姐是反革命，其实你侮辱的不是我的姐姐，你是在变相的骂党和毛主席，文化革命是毛主席发起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所领导的红卫兵，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姐姐回乡时已经年满十八岁，她要是反革命已够枪毙的年龄，可为什么我姐姐连反革命份子也不是呢？我姐姐的档案里有写着她是反革命的事实吗？你是说文化革命革得不彻底吗？” 当时我还引用了不少毛主席语录。我话音一落，竹矮子一伙就跳起来打我，说我敢对公社书记这样讲话，骂我地主崽子无法无天了。公社书记制止了他们动手，可公社书记也骂了我：“他妈的地主崽真不老实。” 我说：“我不是地主崽，我也是工人的后代，党会还我爸爸一个清白的，你等着看，这一天不会很远了。”

  我公开的和公社书记吵嘴，引起公社书记和竹矮子一伙更恨我家，可在此同时他们也有了一些顾忌，他们在猜测，我们姐妹一直上县里告状，县里是不是有些什么人在支持我们，并不停的让人来打听。同情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公社书记为我家的事在公社很不得人心，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虽说不敢对他怎么样，可都有些疏远他。公社司法官为我家的事公开的和他拍桌打板的大吵。形势变得更紧张了，竹矮子一伙也上下乱跳，由雷雨执笔开始整姐姐和爸爸的材料。一日雷雨上县里去告我们家的状，并提出要见县委领导，到了信访办，信访办的人看了他写的材料不让他进去见领导，让他回去，对他的态度很是冷漠，他又上公安局，也碰了一鼻子的灰，雷雨回家大哭，说他还不如一个地主崽子，一些人更相信我们家在县里有后台。”

爸爸和姐姐在贵州闹落实政策，我在家还是一直为发粮一事找区里和县里。我找到了县办公室，但是没找到刘主任，回来到区里天黑了，我找到了杨秘书。他愁眉不展，杨秘书人长得白白胖胖的，说话慢腾腾的，总感觉他说每一句话都要思考一会似的。他没让我坐下，只说有什么话边走边说好吗？我跟他走出大门，他说姐姐有信给他，贵州的事他知道了，没什么进展，但是他说，爸爸的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让我们相信党相信组织。他和我顺着公路往我家方向走，天上有星星和月亮。走到没人的地方，他抓住了我的手，放了一样东西到我手心里，“这是20斤粮票，目前我帮不了你们，公社书记把县里刘主任给告了，申副县长也有压力。你暂时别往县里跑，情况很复杂，目前还在反右倾翻案，形势对你们不利，你们这样告公社书记，要注意他打击报复，说话小心一点，千万别动不动就把县里那个领导抬出来，这样会造成同情帮助你们的领导很被动。”

  杨秘书送了我两三里路，分手时他问我一人走怕不，我说不怕，他说让我一个人走夜路小心点，现在你这么大个女孩子了，以后不能在天黑出来。我走了很远再次回头去看他时，他还站在那里。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心里默默的发誓，等爸爸的问题落实了，我有了工作，一定要买很多的东西来看这些帮助过我们的恩人。

三、四上县城

  可是我们这次去，申副县长出去开会了，没有回来，我们只有等，因为公安局的同志和刘主任对我们太好，我们反而不好意思过多的去纠缠，但是我们都把情况汇报了，他们都说让我们等县长回来。这一天我们无处可呆，就去了堂姐家，堂姐夫是另一个公社的公社书记，离县城不到20里路，我们带着小波波就去了。堂姐夫这人可好，他也一直认为爸爸的问题应该落实，他说文革没有理由划分成份，他来过我们家，爸爸也和他聊起过这些事，他对爸爸过去的成份有所了解，所以他很同情和支持我们告公社书记的状。我们在他家住了一晚，堂姐夫给申副县长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们和他的关系，并请求副县长亲自写信给我们那公社书记，希望能发放我们的粮食。

  离开堂姐家时，堂姐夫拿了 2元钱和30斤粮票给我们，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带上小波波从堂姐家出发了。我们姐妹年轻不懂事，十几里的路就哄着小波波自己走，都不知道一人背他一载。下午上班时申副县长来了，很吃惊的看着我们，我和姐姐脸上都添了些新的青紫。副县长很仁慈，看得出他非常的难过，他看了堂姐夫的信，又听了我们的诉说，给公社书记写了一封信，信是封了口的，但是在封口之前给姐姐看了。内容是以请求商量的语气让公社书记解决我们一家的粮食问题。副县长把信交给了姐姐，对姐姐说：“为了减少矛盾，这信你们自己不要交给他，让公社司法官去交。” 其实我们家的问题，当时全公社都引起了轰动，司法官和公社其他领导，也时时有电话和有人向县委反应，公社的领导都知道副县长同情我们。

  当晚我们还是住在双峰饭店。刚睡下一会，小波波开始抽筋，发起了高烧，姐姐急得不得了，一边喊着波波的名字一边大哭，饭店的服务员来了，陪同我们一起把波波送进了医院，堂姐夫送给我们的两元钱救了小波波的命。原来小波波是因为走了太远的路，疲劳过度，不到三岁的孩子，一天跟着我们少说也走了十里路，现在想来还后悔和心痛。他走不动了我们就哄他。多灾多难的家里，一个没爹一个没妈的孩子，真是生来就乖得让人心痛。

  在公社书记接到副县长的信后，我们又迎来了第三次批斗会。原来公社书记在县里也有人，为我家的事，县里也有了派性。在开完批斗会后，我们又一次去了县里，妈妈不让姐姐带上波波了，就我们三姐妹去，在路上我们就商量拦车，我和姐姐说好，谁先到就去公安局，后到的就上县委。拦住第一辆车姐姐先走了，拦到第二辆我也走了，我一到县里就去找申副县长，他正好下班，我在大门口碰上了他，他推着自行车，一边走一边问我回去的情况，我如实的告诉了他，他只听，不说话，走到一家饭店门口，申副县长放下了自行车，叫了两碗面条，我记得好象是 1角 2分钱一碗，他让我也坐下吃，可我不敢，我觉得手脚都无处放了似的。可他的目光有如父亲般慈祥。我抬起了碗，眼泪哗哗的滴在碗里。吃完面条，申副县长对我说；“你回去吧，如果我再给你们公社书记写信，对你们没好处，只有越来越僵，有些情况你们不了解，你们回去后，我们会慢慢的做工作。” 我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去县公安局找姐姐，公安局也有同情我们的，也有帮公社书记的，接待我们的赵股长对姐姐说；“你们的问题要想解决，看来只有找贵州汞矿了。”

  姐姐决定前往贵州。

  我和姐姐从公安局出来走了不远就拦了一辆车，可驾驶室里只能坐一个人，但上面是空的，我让姐姐坐下面，我站在汽车的货箱里，出县城很远了才看到妹妹，黑黑的瘦瘦的，拖着疲劳的步子，一边走一边擦泪，姐姐赶紧请驾驶员把车停住，看着妹妹爬上车那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都碎了。

  注：申副县长——当时我们只是听说他是副县长，事实上也不可能去问清申同志倒底担任那些官职，听姐姐说，申同志好像党内也是县委副书记，存疑。

四、和命运抗争

  我们姐妹从县里回来后，又去区里反映了家里停粮的事（那时候的区就是现在的镇，比公社高一级），区书记听了姐姐的反映，把这件事交给一个姓杨的秘书处理。区秘书和副县长以及县办公室刘主任持一个观点，对我家的事十分重视和同情，当着我们姐妹的面，给公社打了很多个电话，但是公社还是不买账，秘书给我们出主意，让我们再次上县城，请求公安局出证明，让姐姐前往贵州，去爸爸的原单位要求落实爸爸的政策，纠正爸爸在文革中错定的成份。我和姐姐再次上了县城，找到了公安局赵股长和县办公室刘主任，让他们出证明，赵股长当时说；“这样的证明怎么好出呢？” 姐姐说：“有什么不好出呢，我请问你，我爸爸的成份是以土改为准还是以四清为准？” 赵股长说：“当然以土改为准了，但你父亲的地主成份不是我们这里定的，所以你得去找他们，找你父亲的原单位才对。” 姐姐又说；“你说得对，既然我父亲的成份以土改为准，那么我父亲当时是在本地划的成份，不是在贵州划的，我家一直是因为父亲成份不好才受到非人的待遇，现在我们家被整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你们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把责任全推给贵州汞矿，那我们上贵州要求落实我爸爸的冤案，你们就有义务和责任给我们出示我爸爸土改时所划成份的证明。因为当时我爸爸被遣送回来时，你们要是不接受，我们就不会饿死在你们这里，就不会来找你们了。” 我和姐姐一人一句的，开始数落着因爸爸的冤案和当地没有为我们解决停粮的实际困难等等不公平的对待，赵股长无奈的摇着头，给姐姐出示了前往贵州的证明。

  从县公安局出来，正好碰上区里的杨秘书，他进县里开会，他的家也在县城，姐姐对他说了公安局出证明的经过，杨秘书很高兴，为了发粮的问题，他又为我们作了努力，陪我们一同去见了县办公室刘主任，两个领导给我的感觉，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官架子，让人感到亲切。他俩当着我和姐姐的面，商量怎么样才能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停粮的问题。最后由县刘主任写了一道语气很硬的指示给公社书记。让他督促生产队发粮给我们。我和姐姐千恩万谢的离开两位好心的干部，临别时刘主任说了：“有什么事你们直接找杨秘书吧，有情况由他向上级反映。”

  我和姐姐满怀信心的往家里赶，虽不知道粮食问题是否能够解决，可我们在好人的帮助支持下，看到了希望，他们的同情和帮助，给了我们生活更坚定的信心，我们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是讲真理的了。

  回家的小路上我和姐姐碰到了雷雨，路面窄小，姐姐走前我走后，姐和雷雨碰了个正面，两人同时停住脚步，谁也不让谁，雷雨眼露凶光看着姐姐，姐姐昂着头斜视着远方，手插在裤袋里。谁也不说话，就这样站了有几十秒钟，雷雨喘着粗气绕过姐姐走了，姐姐的傲气又一次深深的刻在我心里。

  六月一号，姐姐带着小波波走了，姐姐是悄悄地走的，不知道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到了竹矮子耳朵里，他的二弟和碾子带上人，带上绳子追到了火车站和汽车站，但没看到姐姐的影子。姐姐走了，我心里空空的好像没了主心骨，可同时也有了一种轻松感，竹矮子就是想把我家再怎么样，起码他们打不着姐姐了。我的胆子同时也大了一些，少了一些顾虑。

  姐姐走了，我把县里刘秘书的条子拿给公社书记，书记气得两眼发直，狠狠地瞪着我，不说话，只用鼻子哼了一声。第二天晚上队上召开了会议，公社书记参加了，公社书记在会上说了爸爸和姐姐是右倾翻案，说了不发粮食的理由，还点了我的名，说我这么大了，不和家里划清界线，反而跟着姐姐瞎告状，他说话时还装得很平和，说完大道理后，对我说：“兰妹子，我们并不是要把你们饿死，你爸爸和你姐姐都是有问题的，你姐姐参加过反革命，只是念她年轻，没有给她带帽，你爸爸是从贵州评下来的地主，他们有什么理由闹翻案？你要是能站到人民群众这边来，检举揭发你家里人的反党反毛主席的行为，我们马上发粮食给你。” 此时的公社书记，在我心里就是混进党内的渣滓，我对他没有一点惧怕和尊重，公社书记说完了，我要求发言，也是我第一次当着队上所有的人和他公开的对抗，我说：“你是公社书记，请你说话用词注意一些，不要犯原则上的错误，你说我爸爸是贵州评的成份，那我请问你，成份是不是以土改为主？就算我爸爸是漏网的地主，那根据呢？贵州在复查我爸爸的历史时，是不是要我们当地公安局提供证据？可当时我爸爸在四清和文革初期重新划分成份时，并没有我们当地公安和公社一级政府出示我爸爸在家乡有土地的证明。四清为我爸爸定成份明摆着的是错误的，我爸爸上贵州去闹落实政策不是翻案，共产党讲真理，我爸爸是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他是在追求真理。共产党讲实事求是，你说我姐姐是反革命，其实你侮辱的不是我的姐姐，你是在变相的骂党和毛主席，文化革命是毛主席发起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所领导的红卫兵，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姐姐回乡时已经年满十八岁，她要是反革命已够枪毙的年龄，可为什么我姐姐连反革命份子也不是呢？我姐姐的档案里有写着她是反革命的事实吗？你是说文化革命革得不彻底吗？” 当时我还引用了不少毛主席语录。我话音一落，竹矮子一伙就跳起来打我，说我敢对公社书记这样讲话，骂我地主崽子无法无天了。公社书记制止了他们动手，可公社书记也骂了我：“他妈的地主崽真不老实。” 我说：“我不是地主崽，我也是工人的后代，党会还我爸爸一个清白的，你等着看，这一天不会很远了。”

  我公开的和公社书记吵嘴，引起公社书记和竹矮子一伙更恨我家，可在此同时他们也有了一些顾忌，他们在猜测，我们姐妹一直上县里告状，县里是不是有些什么人在支持我们，并不停的让人来打听。同情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公社书记为我家的事在公社很不得人心，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虽说不敢对他怎么样，可都有些疏远他。公社司法官为我家的事公开的和他拍桌打板的大吵。形势变得更紧张了，竹矮子一伙也上下乱跳，由雷雨执笔开始整姐姐和爸爸的材料。一日雷雨上县里去告我们家的状，并提出要见县委领导，到了信访办，信访办的人看了他写的材料不让他进去见领导，让他回去，对他的态度很是冷漠，他又上公安局，也碰了一鼻子的灰，雷雨回家大哭，说他还不如一个地主崽子，一些人更相信我们家在县里有后台。”

爸爸和姐姐在贵州闹落实政策，我在家还是一直为发粮一事找区里和县里。我找到了县办公室，但是没找到刘主任，回来到区里天黑了，我找到了杨秘书。他愁眉不展，杨秘书人长得白白胖胖的，说话慢腾腾的，总感觉他说每一句话都要思考一会似的。他没让我坐下，只说有什么话边走边说好吗？我跟他走出大门，他说姐姐有信给他，贵州的事他知道了，没什么进展，但是他说，爸爸的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让我们相信党相信组织。他和我顺着公路往我家方向走，天上有星星和月亮。走到没人的地方，他抓住了我的手，放了一样东西到我手心里，“这是20斤粮票，目前我帮不了你们，公社书记把县里刘主任给告了，申副县长也有压力。你暂时别往县里跑，情况很复杂，目前还在反右倾翻案，形势对你们不利，你们这样告公社书记，要注意他打击报复，说话小心一点，千万别动不动就把县里那个领导抬出来，这样会造成同情帮助你们的领导很被动。”

  杨秘书送了我两三里路，分手时他问我一人走怕不，我说不怕，他说让我一个人走夜路小心点，现在你这么大个女孩子了，以后不能在天黑出来。我走了很远再次回头去看他时，他还站在那里。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心里默默的发誓，等爸爸的问题落实了，我有了工作，一定要买很多的东西来看这些帮助过我们的恩人。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29:14编辑过]

第十一章  饥饿出逃

  非人的生活--可怜的姐姐和小波波--盼望--出逃

一、非人的生活

  1975年 6月 1日，姐姐带着县革委办公室和公安局开的证明上了万山，陪同爸爸一起要求落实政策。途经湖南新晃，顺便把小波波送到他亲生父亲万国庆家，母子俩进门时，国庆的父亲万老正好放出来了，但是他的问题还在审理中。万老看到孙子和姐姐非常高兴，老伴也陪着笑脸，姐姐把波波放在新晃自己就上万山了，和爸爸往返于汞矿和贵州省会贵阳之间。

  姐姐走了，我成了家里的大人，很多姐姐该跑的路由我来跑了，为了与公社书记和竹矮子斗争，每到干活闲下来时我就在想，怎么去找人，怎么对人们说，找谁该说什么话，还有对方可能怎么答复我，对方拒绝我，我该怎么说，脑子里时时都在想怎样应付公社书记及竹矮子的刁难和争取发粮。我仍然出工，因为爸爸姐姐走了，公社书记和竹矮子一伙以县革委办公室主任支持右倾翻案、放走劳力、破坏生产、破坏农业学大寨为由把县办公室刘主任给告了，我一是想多出工，为帮助、同情我家的人们减少些公社书记的纠缠和问罪，同时也带着天真的梦想有一天能补发粮食。

  种植晚稻后田里要施一次大粪，每家每户都下得有指标，按人头交，剩余的才能用到自己的自留地里。当收到我家的时候，他们在我家粪坑里用瓢舀出来的大粪是黑绿色的，和猪粪一个色，碾子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马上去告诉竹矮子，告诉公社书记，一场批斗会又蠢蠢欲动。碾子叫来了很多的人，公社书记在大门口微笑着等待前来参观的人们发表议论。我问碾子，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为什么在大粪里掺猪粪。” 我说：“你凭什么说这是猪粪？你们不发粮食给我们，我家人只能过这猪狗不如的生活，我们吃的是野菜和红薯叶一类的东西，我们的粮食被你们吃光了，你们吃大米当然拉黄屎了，我家只能吃野菜，所以我们家拉不出黄屎来，你请队上所有的人来评评是不是这个理，最好是把公社书记请来，让他看看，他蹲点的生产队，为什么人们连人粪和猪粪都分不清？为什么人粪和猪粪一个色？” 看热闹的人们纷纷离去，一些伯母和婶子边叹气边流泪。公社书记怏怏不乐的走了，碾子口里不干不净的骂着离去。他们走了，可妈妈却吓坏了，妈妈对我说：“你不要再惹事了啊！你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公社书记要是听到了还了得啊！你也不怕他们打你？我真的为你担心死了。” 可是我想都到了这一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都快饿死人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事。他们打我，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就是打死人了也无所谓，他们打死我了上面会来人，也许事搞大了，他们就不敢不发粮食了，这一家人死的只是我一个，你们能活，比一家人一起饿死的好；要是我打了他们，抓我去坐牢，我有牢饭吃，抓我去枪毙也不过是个死，不会再拉黑屎了。

  晚上睡在床上，碾转难眠，想着惹妈妈生气，觉得妈妈太可怜了，后悔不该气她。想到妈妈脱衣服时，两个乳房只剩下一堆打皱的皮，一根根的肋骨在皮肤下突起，连手指都瘦得象筷子头那么大一点。想着粪坑里的黑绿色粪便，泪湿了半条枕巾。

  人粪里 ‘掺’ 猪粪的事没人再说，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第二天家门口放着一个竹篓，上面用布盖上，里面装了大半篓米，可是找不到这雪中送炭的人。妈妈让三哥悄悄的去打听竹篓是谁家的，到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因为公开的和公社书记斗，地方上一些有学问有文化的人们开始关注我家，我记得最清的就是：地方上有几个出身好的，在外面上过大学的，当时都近40岁了，人们把这几个人称为 ‘棍子’ ，（棍子的意思就是指某一方面有过人之处）我认识的两个都是年轻时为了追求理想、追求浪漫丢了工作。这些人都很有思想，但是有些玩世不恭的味道。他们非常敬重爸妈，有时天黑也走很远的路，上我家来和妈妈聊天，他们叫妈妈都叫老娘，或者叫七娘，他们不怕公社书记，不过他们来我家并不张扬，为的是不给我家惹事，都会借口上别人家路过来我家看看，有时他们也和妈妈说古，妈妈没有正式读过书，只是听爷爷教书时旁听学到一些文化，但妈妈记忆很好，可称是过目不忘。三国、水浒、红楼梦上的一些诗词，妈妈基本全能背出来，这些 ‘棍子’ 常常吃惊得张着嘴。当然，那时说这些也是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他们在离去时常常会留下几斤粮票，可妈妈每次都真心实意的退掉，退不掉，妈妈就用本子记上，这些人的妻子也会借口上我家来，有时让妈妈给她们纺棉花，送上几斤米。妈妈很少出门，有时出门从他们门前过时，他们会等着妈妈回来，在门口拦着妈妈，拉妈妈进家喝口茶，然后，包上一包红薯干让妈妈带回。

  一些好心的人们很多也不理解妈妈，为什么三个这么大的女儿留在家里不出嫁，要是嫁了就不会被人整了，她们说妈妈傻，千方百计的在人群里找着一些条件好些的，人才好些的上门来说亲，有些由关心妈妈到后来说得生气走了。

邻近大队有一户地富子弟，三哥弟都没娶亲，人都长得很帅，也有文化，有喜欢姐姐的，也有喜欢我的，姐姐和二哥都和他们有过交往。他们也很同情我家，悄悄的送过粮食给我家，妈妈都记上账，我们兄妹也很喜欢他们弟兄，可因为双方成份都不好，都只有把好感埋在心里。不过现在他们的子女都大了，全考上高等院校。

  由于饥饿，妈妈严重贫血，动不动就头晕呕吐，可二哥的儿子小鸽子又离不开她，油罐里没有一滴油，米缸里没有一粒米，实在没办法了，妈妈让我去邻县的姑妈家，想在姑妈队上的人家家里借点粮食，那里有几户爸爸解放前一起在外帮工的老朋友。很久没上姑妈家了，姑妈见了我拉着我的手，又哭又数的，数着她有多久没见爸爸了，问长问短的，家里面人个个问到了，我也没有开口的机会，姑妈总算想起问我说吃饭了没，我告诉她吃了，其实我啥都没吃，从早上起来我妈妈妹妹就什么也没吃，家里再也找不出吃的了，二哥天天在外给人治伤，家里有一点米要给小鸽子吃的。姑妈非要下碗土豆面给我吃，她先把土豆煮熟，然后放点咸菜，再放上面条，我见姑妈自己吃的全是土豆，面条全给了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还没吃完面，院子里的人们就来姑妈家里了，很多人是来看我的，人人都知道我家被整的事，都问起发米没有，我红着脸告诉大家，已快两年没发粮食了，家里没米下锅，姑妈哭开了，边哭边骂那些没良心的，边在米缸里把所有的米全倒了出来，可能有五六斤重。一个叫安婶子的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别要你姑妈的米，她一人从来都是省吃省用，她自己的粮食全顾了她外孙，你不知道你姑妈自己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餐白米饭，一会我们给你想点办法。”

  姑妈是五保户，一个女儿都死了，留下一外孙和女婿一块过，但是姑妈心痛外孙，队上照顾的粮食全留着给外孙吃，自己常常吃菜叶和粗粮。想到可怜的姑妈，按说应该是我们帮她，她孤身一人又年老多病，我们倒穷得上她这里来打主意，心里说不出的羞愧和难过。我怎么也不要姑妈的粮食，我告别姑妈要走，安婶的老伴安叔来了，安叔担了40斤红薯，五升米，还有一个叫正伯的，老两口送来了十升米，也有些红薯，让我担回来，看着这些善良的人们，心里说不出的感动和感激。想着还饿着肚子的妈妈和妹妹，我急着要走了，老人们很热情的挽留，我一分钟也坐不住了，担着担子就走，正伯的孙子追上我，送了我一程。

  回到家里，妈妈用红薯合上米糠放一点点米做成粑粑，妹妹吃得好香好香，可妈妈却因解不出大便，后来导致痔疮痛和痔疮出血，原本就贫血的妈妈终于倒下了。原来妈妈做的糠粑分了两样，妈妈自己吃的一点米没放，我和妹妹吃的放了米。看着躺在床上的妈妈，我心里开始没了主意，不知道这一家人是否还能等到爸爸复职的那一天。

二、可怜的姐姐和小波波

  公社书记和竹矮子一伙把我一家人整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还不甘心，好象和我一家有世代深仇似的。姐姐走了一个多月后，一天晚上三哥来我家，告诉妈妈，‘竹’ 和书记在整我家的黑材料，说已寄出去了。我心里着急，去找了公社司法官，司法官说不知道，我又去了区里找杨秘书，他也不知道，他们说没关系的，不会再有什么不好的材料了，说我爸爸和姐姐又没犯法，不用怕，我再次上县公安局想了解是不是有关爸爸成份的什么材料，可公安局的赵股长一点不知道，他也安慰我，不要太紧张。

  这事直到姐姐回来才知道了真相。

  我们一家人这样反抗，再加对我们家同情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样理直气壮的上告公社书记，公社书记虽也在上告县里一些领导包庇我家，可他还是感到了不安。他想置我一家人于死地，他不能放过我爸爸和姐姐，他不能让我们把官司打赢，否则他就输了。他狗急跳墙，在雷雨那里找到了我姐夫的地址，由雷雨起草给万国庆家去了一封信，内容是说我姐姐带上儿子外逃，说我爸爸有重大历史问题，希望他们家看到姐姐后一定想法把她送回，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她是个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人，现又在帮其父亲翻案，我们已经向上级机关报案，准备采取必要行动，将她召收回原籍处理，你们对她一家缺乏了解和认识，本着对你们无知的原谅，没有向你们单位反映情况，望你们三思，是留是离仅有一次机会。”

  姐姐刚带着小波波进万家时，万老非常高兴，老伴看到波波也有笑脸，国庆对姐姐也还好，只是他母亲不喜欢姐姐，觉得姐姐脾气倔，所以对波波也不像他父亲那样爱。姐姐为了爸爸的政策落实，就把波波放在新晃 ‘家’ 里，自己去了万山汞矿。

  万国庆一家接到竹矮子的信后吓得要死，万老的问题还没解决，还在审查中，一家人也怕受姐姐牵连。万国庆的母亲开始在家骂儿子不该找姐姐，她开始虐待小波波，万国庆的几个弟弟也天天打小波波，波波身上到处都是指甲掐的血印，小波波能吃，但是每餐吃完碗里的饭就不敢再去装，悄悄地放下碗站到角落里，狠心的万国庆也不可怜儿子，只知道到处去玩，家里唯一对波波好的就是万老，爷爷对小波波好，可奶奶容不下，连爷爷也要受奶奶的气。

  两个月后，爸爸的落实政策一直没有进展，当时所有的中央文件对落实政策都不利。姐姐再次回到万家，老婆婆公开的对姐姐说，你别再来连累我家了，“你一个女人家不在家里好好的呆着，你到处告什么状？我家老头子的事都够一家人心烦的了，你快带着你的儿子走吧，算我求你了。” 万老脸色很难看，他同情姐姐，可他不敢反对老伴。姐姐对对老太婆说；“我爸爸受别人冤枉，你们不同情就罢了，怎么能这样说呢？再说这儿子可是你万家的啊！” 老太婆对姐姐说：“你说这儿子是我家的，那你把结婚证拿出来，谁知道这儿子是哪家的，谁家要，你就带到谁家去把，我家养不活。” 万国庆听由他母亲这样侮辱姐姐，一句话不说。姐姐听了老太婆的话，一气之下就骂了万国庆：你 “真是个畜生” 。万国庆冷着脸对姐姐说：“你们公社来信了，不同意我俩结合，我也没什么办法，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

  在姐姐的日记里这样写道：“看到孩子畏惧的躲在角落里，满脸的污垢真像个乞儿，实在痛苦。对这个家留恋吗？不，不知道该留恋什么；舍不得吗？我再不想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良知的家庭；回去吗？生活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丢掉他？孩子在这样的家庭能活得下去吗？看看孩子那可怜样我心已经碎了。为了孩子我只好求万国庆，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同情，为了孩子的成长，我第一次忍辱向人乞求。可万国庆毫无表情，我只好捂着受伤的心，牵着孩子走出这个家。我毫无目的的走，一切在我眼前都是昏昏沉沉摇摇欲坠，儿子懂事地迈开小腿，不哭不嚷的跟在后面。天黑了，河两岸的一片灯光，从窗户里传来人们一阵阵的欢笑声，我象一只孤雁，没有着落，带着儿子站在这古老的浮桥上没人问津。浮桥在轻轻的晃荡，孩子沉睡在我的怀里，看着不到三岁的儿子，泪，泉水般地湧了出来，孩子瘦了，没有了在母亲和外婆身边的娇气，两个多月来儿子尝够了没有爱的滋味，是他的亲生父亲残酷的伤害着这幼小的心灵，想到孩子眼睛里发出那种畏惧的光，我的心象刀绞一样的痛，过路的人为我伤心所感，跑过来问原因，可我除了压抑的哭泣，还能告诉人们什么？这种无奈的痛苦有谁能理解？夜深了，陪伴我们母子的只有天上的星星及河水的呜咽。思母亲想妹妹，远离千山万水的亲人啊！你们怎么知道我受怎样的孤寂。纵然我死在异乡你们也无法把我寻找。为什么人生的磨难要让我一个人受尽？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连我的孩子也要被自己的亲人抛弃。清亮的河水，你能洗去人身上的污秽，你能洗去我心灵的阴影和血迹吗？我抱着儿子向河里走去，我祈求河水将我的悲伤和耻辱带走。 ‘妈妈我饿了……’ 孩子在我的怀里喊道。我抱着孩子退到了浮桥上，我的孩子他要活，他无罪。我放声大哭，孩子也吓得大哭，孩子的哭声换起了我的母爱，我突然感到自己是那么地渺小，那么地懦弱，我忘记了做母亲的职责！痛哭过后我心里好受些了，好好想了一会，打定主意去找他们单位。他单位领导收到我多次的信，他们对我这个异乡的姑娘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和怜悯。他们领导对我说：‘你一定不能轻生，你要相信党的政策，只要你父亲真正的没有问题，你们一定会回到人民中间来的。经不住生活考验的人是懦夫，你要正视现实，丢掉这种无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不对他寄予任何希望，你会感到轻松的。’ 他们领导的这一番肺腑之言的开导，去掉我心中一些压力，心里也踏实多了。唯一的去处还是带着孩子回到妈妈身边，一起等待爸爸的冤案昭雪。我的和家里人的一切屈辱，只有靠党和人民来解除。”

  我出工回来，看到姐姐带着波波回来了，说不出的激动和高兴，可离别三个月的波波却变了个样，再不象在家时俏皮，不说一句话，还得了大脖子病，脖子高高的突起超过下巴。妈妈把波波抱到身边，泪哗哗的流，妈妈对波波说：“以后再也不让你妈妈带你到处跑了，就和婆婆在一起，婆婆家没有白米饭吃，可我小波波吃菜菜饭也能长大长高，只要有婆婆一口粥喝，就有我波波一口粥喝。” 听到妈妈对还不懂事的波波说这些，全家人都只有掉泪。

  小波波得了大脖子病，妈妈四处求医，可就是没钱上医院，妈妈找来很多的草药煮水给他喝，三岁的波波太乖了，只要说喝了能治病，再苦他都喝，有时喝吐了，接着又喝，可治了很久也没治好。一天有个背着药箱的老医生来到我队给人看病，妈妈去找了他，医生来到我家，给小波波看了病，他说小波波的病很好治，只要找50克海带花给波波煮水喝就能好。医生走了，妈妈问我怎么不叫人，我说我对他笑了，妈妈说你不认得他了？我睁大眼睛看着妈妈。妈妈说：“他就是我们回乡时常来串乡的那个大夫啊！” 我一下子回忆起来了，可在这老大夫的身上竟没有了原来那个中年医生的模样。我们刚回乡时那个外表斯文，长得很帅的中年医生，背上时时都用一张大白布写上 ‘坏份子’ 几个大字，到处走乡串寨给人们看病，才几年时间，他背也弓了，头发也白了，满脸的皱纹。后来听妈妈说，这医生在文革中被斗得厉害，也是为他对本职工作太认真，曾经说话得罪过人。

  姐姐回来后，想起波波在新晃的日子就流泪，妈妈劝她，都过去了别老去想，姐姐对妈妈说：“我要是晚去一点，或者被他家赶出来一时干了傻事，哪还有现在的波波，我现在想起来还后怕，你不知道我上万山去那些日子里，波波天天一个人坐在浮桥上，别人问他：“波波，你天天坐在这里干什么？” 他说：“我在这等我妈妈。” 听姐姐说起小波波，我和妹妹都难过得流泪。心里暗暗的恨他那个禽兽不如的父亲。这么狠心，连自己的亲身骨肉都不会心痛。

  可没想到这个负心汉，在几年后又会死乞白赖的来认儿子，向姐姐认错。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30:31编辑过]

三、盼望  

  姐姐和波波回来了，多了两张嘴吃饭，可粮食从哪来？没过过那种日子的人可能想不到，一家六口人没一分钱收入，一年多不发粮食，那日子有多难过。家里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爸爸的问题一定能解决，所以不管外人怎么谴责妈妈，给我姐妹提亲的再多，妈妈也没动过心要把女儿嫁出去。为了熬过饥荒，别人家用来喂猪的南瓜藤我们家都捡来吃，秋后的瓜藤很老了，皮剥不掉了，因没有油炒，瓜藤在锅里炒时，铁锅下面红红的火星在锅底变换着形态，这一片灭了那一片又燃了，炒一会锅里的瓜藤皮开始掉了，也在锅里燃起了星星点点的火星。这里燃了那里熄了，可老瓜藤不这样炒，皮就掉不了，所以煮熟的瓜藤上就上有很多黑色的灰。妈妈的痔疮很严重，吃了瓜藤就更严重了，可长期没有油水的肚子，还是能大碗大碗的把瓜藤填下去。

  收割晚稻后，本想队上可能会给点粮食，可公社书记和竹矮子一伙还是不给，说非让爸爸回来才给，没办法，不能全饿死吧，只好把爸爸叫了回来。爸爸回来了，我心里有些高兴，想想一定能发粮了，我每天只有 6分工的底分，但是不管是早工晚工我都争取去做。有一次队上抢水缺劳力，我就在水车上干了48小时，两天两晚我没回家，车水的活很重，都是车半小时就地休息半小时，到最后我在水车上踩着踩着就睡着了，几次从水车上摔下来。到回家时脚板肿得厚厚的，睡一觉起来脚痛得流泪，不能下地。就这样我 6分工的底分，一年下来我抢了两千八百多分工。我记得队上当时是只要一千多点分，就能分回自己的平均口粮，而我一个人抢的工分能分回两个多人的粮食，再加妹妹和姐姐的工分，我们家也差不了多少了，我为自己能挣这么多的工分暗暗的高兴，盼望着发粮的日子。没想到的是，爸爸回来了，公社书记和竹矮子他们要把爸爸出去这些日子按外出搞副业算，每天要上交三元钱给队上，可队上每个劳动日只有 4角钱。就这样全家的工分全罚光还不够。晚上妈妈抓着我的手流着泪对我说；“可怜你这样拼命的挣工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别这样累了。”

  分晚稻了，家家兴高采烈地担着箩筐大担大担的把谷子担回去，我们一家人坐在家里大眼瞪小眼。没办法，只能再上县里告状，有时我和姐姐一起去，有时爸爸和姐姐一起去。爸爸非常痛爱姐姐的儿子小波波，有一次爸爸和姐姐去县里上访，带上了小波波，中午吃饭时，公安局还是开条让爸爸和姐姐上双峰饭店吃饭，排队的人很多，姐姐和爸爸边说着下一步的打算，边随着打饭的队伍向前走，没留意身后的小波波，等打好饭来找波波，波波不见了人影。爸爸和姐姐吓坏了，满县城找，不停地大声叫喊着波波。找到下午四点多，姐姐开始哭起来了。爸爸因为着急也边喊波波边骂姐姐，说姐姐怎么这样粗心大意。爸爸和姐姐分头四处打听，一点消息都没有，只好上城郊去找了。在离县城四五里地的地方，听到了小波波的哭声。波波被一个老太太收留了，老太太看到小波波一个人边跑边大声的叫着嗯满（波波从学话起就不叫妈妈，总把妈妈叫做嗯满）老人把波波带到自己家里。老人是一个人过，住在一间很小的茅草屋里。老人告诉姐姐和爸爸：“这伢子蛮聪明的，我把他拉到屋里来，帮他洗脸，我想把他的外衣解开给他擦脖子，他拼命的抓着衣服不让我脱，还边说：‘这是我嗯满给我买的啊！你别脱我的啊！’ 你看看你家这伢崽心思好厉害呢。” 姐姐边笑边淌着泪感谢老人，爸爸平反后第一次回乡，特地和姐姐带着波波去看望老人，可老人不在了。

  县办公室的刘主任为我家的事受了牵连，理由是：支持右倾翻案、破坏农业学大寨。爸爸姐姐多次去都再没见到过他。可公安局的赵股长还在，他暗示爸爸，只有上贵州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爸爸和姐姐都在家，我上舅舅家去借粮了，我们一家人不再出工，舅舅们也很为我一家的事担心，见了总是问长问短，对爸爸的政策落实也没有了信心，都觉得我们一家人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不停地叹息。可舅舅们对我一家还是很好，借了些红薯和谷子给我，我一头担着谷子，一头担着红薯，汗流浃背的回到家里，可爸爸和家人都在生气。原来竹矮子的堂弟碾子跑到家里来，要拆我家房子上的屋檩子去做木材用，姐姐不让他拆，他就打姐姐，爸爸见了很生气，一时忍不住就上去推了碾子，把他推到了墙边上（爸爸一生没和人动过手，总是文质彬彬的。）碾子在我家大叫：“地主打人了，来人啊！地主要翻天了，地主打死人了，快来人啊！” ‘竹’ 家几哥弟手上拿着武器，气势汹汹的全来了。碾子的老母也拿着菜刀，骂骂咧咧的小跑冲进我家，阵势很吓人。幸好在电厂工作的二毛和在部队当兵回来探亲的 ‘桥’ 听到了，他俩正在 ‘白’ 姐家聊天，听到矮子一家人骂着向我家跑来，拔腿就往我家赶，二毛和 ‘桥’ 还没进门就大喊：“谁敢动手？今天谁要是动手我就让谁躺着出去。” 二毛和 ‘桥’ 一人挡在姐姐的前面，一人挡在爸爸的前面，可爸爸已经挨了两棒了。碾子看打不着爸爸和姐姐，大骂：“反了，你们敢帮地主份子，地主份子拉拢贫下中农，让贫下中农和贫下中农斗。” 二毛说：“你放屁，你们欺人太甚，哪有打到别人家里来的，天下是你们的了？” 竹矮子马上给二毛和 ‘桥’ 上纲上线。碾子的妈妈开始乱骂：“你们都来帮地主婆了，来帮这个婊子婆了。” 二毛指着 ‘竹’说：“我今天就是帮了，你要怎么地嘛？你别搞错，拿这一套来吓我，我告诉你，我懂政策，你们识相的给我快点滚出去，今天这事我是管定了，你不服就告到我厂里去。” 碾子的妈妈还一边骂脏话一边拿着刀要过来砍人，‘桥’ 穿着着军装，指着老东西说：“你再骂一句，老子今天踢死你。” 老太婆冲着桥就骂开了：“背时的解放军，砍脑壳的解放军。” ‘桥’ 和二毛一听，马上说老太婆是反革命，敢骂解放军，要把她抓起来，碾子吓得飞跑。‘竹’ 家兄弟也走了。二毛和 ‘桥’ 救了爸爸和姐姐。可想到他们这样欺负人，一家人还是很生气。我家的东西都成了他们的，连一间破房子都是想拆就来拆了。

  既然这样不给活路，爸爸还是只有上贵州。大哥寄了15元钱给家里过春节，爸爸拿了几元又上贵州万山去了。可爸爸上万山没地方住，只好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是65年亦工亦农办学习班用的旧木板楼，爸爸在楼上垫些稻草，住了下来。万山有个舅舅，从小是爸妈带出去的，舅舅历来老实胆小，工作兢兢业业，从不多说话，对谁都有些逆来顺受，什么苦都能吃。因为老实，混了一个科长当。由于舅舅从小就跟着爸妈，所以对爸妈感情特别的深。舅舅也支持爸爸落实政策，但是不敢公开的支持，可舅舅又特心痛爸爸。他悄悄的拿了两床棉絮给爸爸，爸爸就在这四通八达的破楼上住，楼上没有灯，没有门。楼下住着一户人家，姓周，是抗美援朝回来的残废军人，脑袋里还留有炸弹的残片没有取出来。所以对有些事情非常敏感，脾气很倔，有些天不怕地不怕，可人很善良，又因脑袋受伤对一些事物敏感，不能听咳嗽和吐痰声。所以和邻居很难相处，很多人暗地里都把他当神经病，因此才单门独户地住在这里。爸爸住他楼上，他对爸爸非常关照。周叔人很正直，也不疯，对政治比较敏感，很有正义感。舅舅是个出了名的老好人，周叔因汞矿没有很好的执行对残废军人待遇的政策，很不喜欢当官的，可对舅舅很好，舅舅常常晚上悄悄的去看爸爸，周叔都知道，还常常给舅舅和爸爸站岗放哨。因为汞矿如果知道舅舅和爸爸的关系密切，就会给舅舅小鞋穿。

  大年初一，舅舅悄悄的拿些饭菜到爸爸楼上去，还带上了酒，陪爸爸喝一杯，周叔也叫爸爸上他家吃饭，爸爸对周叔十分的感激，也为舅舅这样的真诚感动。爸爸在信里非常详细地诉说了春节的日子。可是爸爸是个很硬气的人，很怕给周叔一家添麻烦。不愿天天上周叔家去烤火。万山的冬天很冷，爸爸睡的地方四处透风，爸爸一天基本坐在楼上写上诉材料，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递交。爸爸从回乡到复职，所写的材料起码有上百万字。可怜的爸爸还是没能抗住严寒，不停地咳嗽。刚开始咳嗽时周叔反应很大，因为周叔唯一的不正常处就是把咳嗽当成是对他的嘲弄。周叔的反感给爸爸带来一定的威胁，他会让爸爸搬走，舅舅很着急，爸爸自己也很着急。周叔开始用生硬的态度对待爸爸。舅舅来了，爸爸只好和舅舅商量，舅舅拿不出主意，除了这一处废房还能上哪住？爸爸和舅舅无奈，没办法，爸爸只好找周叔把话挑明了说。其实周叔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可怕，爸爸告诉周叔自己是病了，又咳嗽又发烧，让周叔体谅一些。爸爸还说了自己无处可去，周叔明白了爸爸是真的生病，不是在嘲弄他，对爸爸十分的同情，去给爸爸找草药，给爸爸熬药。因为爸爸病了，舅舅每晚都来看爸爸，可就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舅舅来看爸爸还是被汞矿的头头知道了。汞矿的头头对落实政策的盖子压得很紧，在大会上点名让舅舅站起来，舅舅吓得也不敢来看爸爸了。

  汞矿就这样对待舅舅，可爸爸却一点也不知道，别人家都欢天喜地的坐在火炉边有说有笑的过春节，我的爸爸就一个人站在雪地里，望着远处，盼着舅舅的到来。直到处处的灯都灭了，才失望地、孤零零地走进黑黑的风楼里去。

四、出逃

  全家人已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再次上县里告状，县里还是一句话，他们尽量做工作。可我们等了整整两年，县里的工作也做了不少，粮食就是发不下来，公社书记就是不买帐。在堂姐夫处，我们知道了县里刘主任因为 ‘包庇’ 我家，放爸爸出去‘搞右倾翻案’，已经被下放到基层了。我和姐姐妹妹又去找了公安局，赵股长就悄悄的对我们说：“你们家的事越来越复杂了，牵扯到很多的县里和公社的领导，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要想在这里解决看来是没有可能了，你们要是想告到底，我建议你们上贵州，就呆到那里，逼贵州来人搞外调，事情是由那边引起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嘛。” 我们也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和去处了，觉得他说的话有理，回到家便开始作上贵州的打算。

  我和姐姐先上邵阳，邵阳有家族里很多的叔叔伯伯在那里工作，大家对爸妈的为人都很钦佩，还有大姨妈一家和几个表姐也在那里。叔叔伯伯都知道我家挨整的事，都恨竹矮子整我家，就连竹矮子的亲房也很看不惯他的做法，大家对我家都很同情，得知我们打算上贵州，都表示支持，可是很多人家也是收入少，子女多，我和姐姐在那里住了两晚，筹集了一百多斤粮票和十几元钱。

  我们在春节后就不怎么出工了，因为没有发粮给我们，队上也不是很在乎我们出工，可是我们一家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竹矮子一伙的监视之中。我和姐姐出去是空着手的，但是两天没回来，他们就上门问妈妈人到哪里去了，妈妈告诉他们去借粮食了。

  我们三姐妹又上了一趟县城，一是想找一找关心、同情我们的领导，告诉他们我们的去向，还有也是想给县里造成一些压力，万一贵州来人外调，希望他们别刁难，放我们一条生路。在县城遇到堂姐夫上县里开会，他得知我们姐妹要走，也给了三元钱和20斤粮票，姐姐拜托他，请他注意一下有关我们姐妹走后各级领导对我家的态度，特别让姐夫留意以后有贵州来外调的情况，到时真的需要，也让堂姐夫帮着找一找上级领导。

  我们此时已打定主意外逃，可我没有一双好鞋，除了妈妈做的布鞋就是一双破雨鞋了，我想买双球鞋，和姐姐商量一下，姐姐同意我买，可上商店看看，都在两元以上。正在为难之时，遇到了一个外大队的女孩，曾在初中时和我同过学，但是离校后没有过往来，可因我在学校时总参加校宣传队独唱，她对我印象很深，我家挨整的事她早有所闻，这位同学名叫玉媛，在当时的农村她算是最前卫的，很有思想，我离校后她又上了高中。得知我想买鞋，拉着我就跑，我随她一起来到她家。她拿出了一双白网鞋，只下过一次水，她说她穿小了，她家又只有她一个独姑娘，非把鞋送给我不可。那时城里也很流行穿白网鞋，我心里非常高兴，感激她为我解决了一大难题。

  我们姐妹连续几天都在外面活动，引起了竹矮子的警觉，从县里回来的当晚，他又组织了批斗会，因为事情已经闹开了，公社书记也公开的支持他这样对我家，在这同时他们同样的感觉到，我们家在县里，区里，和公社都有同情和支持者。在会上他们说：“对阶级敌人决不手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怕一切打击报复。” 会议一开始竹矮子就让我们姐妹交代，上县里谁接待了我们？谁说了些什么？都见了谁？我们还是一样不作声，竹矮子又大叫：“打！” 可这次他们才打了两下，正好碰上以前给姐姐做介绍的那个头头从门口过路。他在我们大队就是跺跺脚，地都会抖几抖，没一个人不怕他，可这么多年来，我一家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和打击，爸妈硬是把几个女儿留在了家里，从不向权势和物质诱惑低头，他心里对爸妈和姐姐产生了敬佩，再加上公社司法官也和他有些交往，对打我家的事和他说过。他也有些良心发现了，他在外面喊道：“别太过份啊，私立刑场是要犯法的啊，不发粮就算了，怎么想起打人就打人呢？” 竹矮子一伙有所忌惮，停住手。这晚散会后这人叫住了姐姐，悄悄的对姐姐说他爱上了姐姐，还说做梦都想和姐姐在一起了。姐姐心里一直恨他，因为当初没答应他，整得姐姐挂牌子游街，但是想到要出去了，不想节外生枝，再加他说这话时对姐姐不会造成威慑，姐姐对他说的爱上姐姐的话，说了几句比较客观的劝告的话，还对他救了我们姐妹说了感谢的话。他虽没说出来，可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过去所做所为有些悔意。他说他一生最恨软骨头，没想到我们这一家人的骨头有这么硬。

  1976年 4月 1日凌晨，也就是批斗会的第二天，外面下着瓢泼大雨，人们睡得正香，我们姐妹三人背着两床棉絮，几件四季换洗衣服上路了，说是四季的换洗衣服，其实除了身上穿的，也就一人一两件不象样的，冬季当罩衣，秋季当外衣的旧衣服了。告别了妈妈，踏上了去贵州为爸爸打官司的路，过上了流浪生活。

  临别时，姐姐看着睡得香甜的小波波，泪如雨下。姐姐把在邵阳和堂姐夫那得到的共18元钱，留下 8元给妈妈，为了要养活一个没妈一个没爹的孩子。妈妈用担心的目光看着我们，接下了姐姐递过去的 8元钱。妈妈心疼地说：“你们三人走这么远的路，带上这点钱够吗？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你们都是女孩子，遇事见人要稳重，不得乱接触人，再困苦的情况下，也要清清白白的做人，不要接触异性，不要交异性朋友，一个人活着，名誉就是第二生命。一个人没有了名誉就犹如行尸走肉，在你爸爸的问题没有答案之前，不要考虑个人问题，遇事要三思，不要多说话。有句古话，言多必失，千万记住了。” 姐妹三人流着泪告别了妈妈。我们不敢从前门走，只好悄悄的从后面敲开了伯母的门，伯母看到我们大吃一惊，我们把要走的事告诉了伯母，伯母伤心的边哭边数：“到底犯了什么罪啊？要让你们吃这么多的苦啊！” ‘柏’ 起来了，让伯母别吱声，怕别人听到，到时跑不掉。我们姐妹三人打了两把破伞消失在黑夜里，看着站在门边抹泪的妈妈和伯母，我们姐妹也忍不住放声痛哭，让雨声和哭声溶为一体。

  我怀着紧张恐惧迷惘的心情，离开了这养育了我十年的故乡，一切苦难、侮辱、饥饿以及和亲人们在一起的欢乐，象幻灯一样在脑海里一幕幕的翻滚着，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道路？要何日才能再回故土？对在这受尽人间磨难的土地，此时我竟有一些说不出的留恋之情。

  走到火车站，天开始大亮，我们姐妹下半身早已湿透了。虽然又冷又饿，可最担心的还是后有追兵，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敢在车站里面躲雨，只敢站在离车站远一点的地方等。注视着车站出入的人们。终于等到了车来了，那一瞬间脑海里什么也不会想了，以最快的速度向火车冲去。因那时交通不方便，每天只有两班车，人多位少。我们姐妹没有从车站剪票口进站，也没买票，我们只坐40公里就要下车转车。车是慢车，每一个小站都停。时时都有查票的可能。我们三双眼睛警觉的看着前后的车厢。快到下车的前一站，姐姐以最快的速度跑下去买了三张二角钱的票，我们平安的出了娄底站。

  路途还很遥远，我们所有的钱还不够买上万山的车票，一路都是慢车，可娄底是大站，非得买票才能上车。姐姐又买了三张二角钱的票，可上车没有坐位，这样的车虽然都是农民坐的多，我们姐妹也穿得很普通化，可是我三姐妹往一块站，三个大姑娘，三对长辩子，总能引起别人的注意。一路上因没买票，心情十分紧张。不停的走动，看看前后车厢是否有查票的。紧张得忘记了疲劳和饥饿。前面的车厢开始查票了，我们姐妹十分害怕和焦急，只有随着查票的进度往后退。后面车厢的车门关了，过不去，就在这紧要关头，火车开进了又一个小站。我们姐妹只有丢下行李下车去，随着上下车人们的混乱换一节车箱又上来了。

  因为农民逃票的多，所以票查得很勤，我们姐妹总在不同的车箱出现，引起了列车员的注意。半夜时分，车快到了怀化，我们要在怀化下车。离怀化还有三小站，姐姐下车买了三张六角钱的车票。一天没吃没喝，五分钱一个的包子买了六个，一人两个。快到怀化终点站了，车上人也少了，因买了票，心里也不紧张了，坐下来好好的休息一下，也不怕再查票了。可没想到刚坐下一会就开始查票了，姐姐掏出票给列车员看，列车员看看我们姐妹，似笑非笑的：“在娄底就看到了你们三对长辩子，怎么到前一站才买票？”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31:13编辑过]

第十二章  万山汞矿

  重返万山--雨夜--初战--等待姐姐--斗争

一、重返万山  

  列车员让姐姐解释为什么票是刚买的，他让我们再补票，姐姐说我是娄底上的车，没票能上吗？列车员让姐姐拿前面的票出来看看，姐姐说丢了，他说为什么会丢，姐姐告诉他，“我本想在前面下车的，可是天这么黑，又是小站，我们怕，想想还是上怀化下，大站安全一些，所以就补票了，买票时就把原来的票丢了。”列车员用怀疑的目光看看我们，问姐姐：“怎么不在车上补？” “我饿了下去买包子，就顺便补了。” 姐姐回答道，列车员半开玩笑说：“一定是个逃票高手。” 姐姐也笑笑：“下次你用心查嘛。” 列车员走了，姐姐对我说：“把我吓坏了！” 我说：“要是他真的让我们补票怎么办？” 姐姐说： “那就把实情说出来，随他们怎么办，一个字，没钱。” 我觉得姐姐说得特别地对，她的话给我以后坐火车爬车 ‘指明了道路’ 。

  在怀化下车后，我们三姐妹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坐上怀化至贵阳的火车。我三姐妹同样只买一站的票，因怕查票，姐姐在波洲的小站又去买了六角钱的票，可是姐姐这次下去买票把我和妹妹急坏了，因为火车快开了姐姐还没上来，列车员把踏板收了上来，我大声的叫唤着姐姐，跑到门边，不让列车员关门，我说我姐姐还没上来，列车员很烦躁的对我吼到：“你以为这是汽车啊？” 我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要是姐姐没上车，我和妹妹怎么办啊？我们都没出过远门，再说我和妹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们连该在哪里下车都不知道。火车慢慢的启动了，姐姐拼命的向火车跑来，列车员伸手把姐姐拉了上来。姐姐上了车，可我的心还怦怦跳，快跳到嘴里来了。我们姐妹在大龙火车站下车了。万山汞矿的传运站和运输科都设在大龙，下车后我们三姐妹就直奔大龙运输科。

  姐妹仨背着行李进了运输科调度室，很多的驾驶员和两位调度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们。姐姐找到了调度，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大家听说是来找汞矿闹复职的，都很同情，其中老一些的驾驶员和两位调度都认识爸爸，对爸爸很是敬重，他们说爸爸是难得的好人，在汞矿时从来都没有摆过干部架子。大家也知道汞矿的冤假借案很多，很多的无辜者被整回了农村。那时大龙每天只有一班客车上万山，所以搭便车的人特别的多，出于对我们姐妹的同情，两位调度想方设法把我们姐妹送上万山，因为当天的便车已经都有人预先讲好了。为了我们，他俩商量多派了两个车拉煤上万山，当时万山还是个效益很好的矿，是世界第二大汞矿，它所有的生活和工业用品都是靠汽车运输的。姐姐和妹妹坐一部车走了，她们是三点钟上的车，我四点才坐到车，上车之前我和姐姐说了，我一去就上老邻居聂妈妈家。因为爸爸上万山闹复职这一年多里，常常和过去的老邻居保持往来，那时候的邻居就象亲戚一样，人们的感情也很朴实真诚。

  那时的车都是解放牌，驾驶台不宽，连驾驶员一块刚好坐三人，我就和要煤单位的采购员，也就是押车的坐一辆车，押车的叔叔姓吴，比爸爸小一点点，在车上问起我们家的遭遇，都对汞矿这样对待爸爸不满，吴叔很关心我，到了万山，已经六点过了，天快黑了，雨下得特别的大，吴叔让我先上他家去，吃过饭再上聂妈妈家。在吴叔叔家坐到八点多，雨才小一点。不知道姐姐和妹妹会去谁家，我心里空洞洞的，象失了魂似的，还不知道离开了十年的邻居是否还认得我，她们是不是会嫌弃我。吴叔看出我心神不定，只好打上伞，把我送到了聂妈妈家，开门的是群仙，聂妈妈的大女儿，她比我大两岁，看到我愣了一会，突然大叫起来：“妈啊！妈啊！你快点出来看看是谁来了？快来看啊，是桂兰。” 激动得一下子把我紧紧的抱住。聂妈妈很快放下手中的活跑了出来，请吴叔进门坐坐，对吴叔说了不少感谢的话。

  晚上我和群仙睡一个床，她和我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也说了一些她自己个人的事，还给我介绍了小时候在一起玩的别的邻居小朋友现在的状况，群仙一直对我说着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些熟人。后来她看了看表，已是凌晨三点了，她对我说，“再说就天亮了，明天还要上班，睡了。” 可她又说了不少。

  我们分开时还都是小孩子，现在都成了大姑娘。群仙在特区百货公司搞财会；妹妹平仙在六坑开电机车；大弟忠建在贵阳工作；聂伯伯还在一坑上班，虽五十多了，可身体很棒，还是搞锻工，每天纶大捶打铁；小弟在读高中，成绩很好。小时候住一起的邻居没有回乡的，条件都好了，而我们一家，曾在别人眼里是少有的一家文化人，却落得这种地步。

  一个晚上我没有合眼，回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从到大龙运输科遇到汞矿的老同志，到聂妈妈家，都让我感动不已。汞矿的老工人还是这样的朴实，有同情心，一说起我家被遣送的事，他们就一一的举例，说了很多在四清和文革中受迫害的汞矿老同志，他们心里还没有忘记这些不幸的人们。特别是当我敲开聂妈妈家门时，群仙和聂妈妈那亲切激动的样子，让我这原本空虚和彷徨的心，一下子就有了着落。我一直担心着，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们是否还记得我，是否会嫌弃我这个在农村生活了十年的乡下女孩？会不会很冷漠地对我，从汽车进万山那一刻起，我这乡下人的自卑心理就一直折磨着我。幸运的是，素不相识的吴叔一家的热情，和聂妈妈及群仙的亲切，让我感到了无比的温暖。群仙给了我姐妹般的情意，聂妈妈就象多年不见的母亲一样，拉着我的手，摸了又看看了又摸。这都是我回乡这么多年在家族中也难以得到的，让我感到的是一份浓浓的亲情。我在心里发誓，有出头之日，我一定会把这些人当亲人。

  我盖着这温暖的被子，心里又在担心姐姐和妹妹会在谁家，别人也会这样对待她们吗？她们是在外面、还是在别的人家里住呢？姐姐晚上没来找我，是因为雨太大了，还是出了什么事呢？不知道她们是不是也在担心我呢？我盼望着天早一点亮。

  天亮了，我叫醒了群仙，聂妈妈也起来了，她打了两个鸡蛋给群仙过早，也给我煮了两个。我死活都不吃，在我心里，这是多么珍贵的食品啊！老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吃鸡蛋，她不知道，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女孩这些年来都过了些什么日子，两个鸡蛋在这女孩眼里是多么地贵重。

  我想出去找姐姐，可我不知道上哪去找，聂妈妈也不让我出去，她说姐姐会来找我的。八点多钟，聂伯伯下夜班回来了，聂伯伯还是原来的样子，没老多少，聂伯和聂妈都没文化，可人很实在，说话不多，看到我也只是笑着说了一句：“兰兰长这么高了。” 聂伯说着话打开了大饭盒，从里面拿出了几个金黄色的玉米发粑，递一个给我，自己边大口大口的咬，边对我说：“吃得来粗粮不？” 我接过了玉米粑，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这是我一生吃过的，比任何糕点都好吃的，比现在的蛋糕还好吃的东西了。

  九点钟刚过，姐姐和妹妹来了，原来她们昨晚就住在离聂妈妈家几栋房子的下面。姐姐和妹妹见过聂妈聂伯，准备去找汞矿领导，正好遇到聂妈家隔壁的，也是原来我家的老邻居罗伯伯的儿子下班回来。他很亲热的叫了姐姐一声：“春姐” ，姐姐对我说：“这就是玉小啊” 原来我小时候常常和玉小在一起玩，我是吃他妈妈的奶长大的，我妈妈没有奶，玉小的妈妈吴姨奶多，妈妈常常对我说，我小时候吃吴姨的奶，倒着也吃顺着也吃。玉小认出了我和妹妹，那亲热劲就不用说了，非让我们姐妹先进家去，我们姐妹进去和二老打了招呼，罗伯和吴姨也非常高兴，不让我们走，要留吃中饭，姐姐告诉他们，我们要赶在下班之前去见公安局领导和汞矿领导。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为爸爸的政策落实来的，就让我们找了领导再回来。

  先上公安局找人，接待我们的正好是姐姐的高中同学，当时在万山公安局任股长，他对我们也很同情，姐姐告诉了他我们在农村的遭遇。他说了：“在农村这么难过，怪只怪三个这么大的女孩养在家里，让人看了眼馋。” 然后他对姐姐说，让我们只管去找汞矿，特区公安局这边是没有问题的。当时万山特区和汞矿很合不来，特区对这些来汞矿闹落实政策的人都持同情态度，而汞矿的头头们却非常的反感。

  我们姐妹来到了汞矿保卫科，要求解决我爸爸的问题。保卫科的人态度非常地生硬，我们姐妹刚进门说了来意，一个高个子就站了起来大声吼道：“给我滚出去！”

二、雨夜

  保卫科的这大个子想给我们姐妹一个下马威，不问青红皂白就大骂，让我们滚出去。姐姐很文明地问他：“你是谁？是科长？你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吗？” 他答：“我不是科长，没人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姐姐就对他说：“你什么都不是，你连共产党的干部都不像，你看看你说的话，看看你说话的态度，我们是来请求解决问题的，那里错了？你不问青红皂白，就出口伤人。你既然什么都不是，我们不想找你，不想和你说话，如果你要说，请你放尊重些。” 那时的矿保卫科只有一间大办公室，没有什么科长办公室。一个科十来个人听姐姐这么和他说话，个个都放下手上的活看着我们。那人和姐姐吵了起来，我拉开了姐姐，对那人说：“我们找你们领导，你没听明白我姐姐说的话吗？你不是领导就滚一边去，我们不找你，如果你一定要管这事，我告诉你，我们千里迢迢赶来，正好没地方吃饭，你先管中饭，一会你上哪我们就上哪。” 两位科长见我们是有备而来，都悄悄的起身离去。待科长们走了，有些人才好言相劝，让我们别吵了，说科长都不在，和姐姐吵架的人也想离去，我堵住他不让他走，他也不再凶，只是阴着脸，别的人来说好话，边说边拉开我，把他放了出去，然后个个都找借口走了，办公室只留下了我三姐妹。

  我们中午回到了姐姐和妹妹昨晚住的那人家，这位叔叔姓杨，阿姨姓陈，杨叔当时是特区酒厂的厂长，当时社会上烟酒都要票，平常人购买很困难，所以酒厂是块肥肉，巴结他的人很多，特区头头们也很重视他。杨叔文革期间被斗得死去活来，在监狱里关了很久，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杨叔对汞矿领导这样整人很是不满，他了解党的政策，非常支持我们姐妹为爸爸闹平反。在杨叔家吃过中饭，杨叔对我们姐妹说了：“你们出来了就不要有任何依赖，邻居给予你们的帮助只是一时，你们真正的出路，就是要落实你爸爸的政策。从现在起，你们在心里要有个打算，就像这里你们谁也不认识，那你们来了会上哪里？是不是要去找汞矿，先解决吃住？” 杨叔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姐姐能说能写，可姐姐精神负担比我重。我能说，可我不会写，三姐妹在一起，姐姐的压力是最大的，今后我们姐妹三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要尽量不让姐姐和妹妹受委屈。我要保护好她俩。

  下午一上班，我们姐妹又上保卫科办公室了，我们已打听到谁是科长。科长来了，姐姐上前和他打招呼，他很客气，答应向上面反应情况，让我们先离开，他会为我们请示上级的，可我们不走，一定要他马上给答复，让他派外调人员上我们县调查爸爸土改时的成份。科长无奈，只好答应去找矿长，可他一去不回头，直到下班也见不着个人影，姐姐也没了主意，姐问我：“怎么办？” ，我说 “把被子搬进来，用办公桌做床，先住下。”姐姐虽什么都比我厉害，可她是长大了才回乡的，面子上拉不下来，所以一些 ‘野蛮’ 的行为就由我出面了。

  当晚我们就住进了保卫科，保卫科办公室有几个脸盆，我姐妹拿一个当脸盆一个当脚盆，一个当便盆（因为那时的公厕很远）。第二天上班时，保卫科的同志来上班了，一开门我们姐妹还刚洗脸，办公桌的被子还没叠，他们看见了都张着大大的嘴。科长进来了，他很生气的对我们说：“你们到底要干嘛？你们这样可是要犯错误的，告诉你们，文革高潮都没人敢来保卫科住过，你们胆也太大了，你们赶快搬出去，不然我们要采取行动了。”姐姐对他说：“我们没地方可去，我们身无分文，你们不能让我们几个女子上大街上去睡吧？再说我们来找你们也是事出有因，我爸爸的成份是贵州汞矿四清运动中错划的，你们有责任为我爸爸澄清事实。” 我接过姐姐的话：“先别说这些了，都饿死了，还是让他们采取行动得了，先坐牢，起码可以解决吃住问题。” 科长看我们横了一条心，也不再多说。这一天保卫科没人上班了。其实科长去请示了矿领导，汞矿领导去了特区公安局，要求公安局将我们姐妹抓起来。可公安局领导的答复是：我父亲的成份的确是汞矿搞的，与他们公安局无关，我们姐妹的要求并不过分，汞矿有责任为我爸爸派外调人员，上我们原籍去了解落实，澄清事实。

  我们在保卫科办公室一连住了三个晚上，科长无奈，只好对我们说好话。我们晚上又去了杨叔家，杨叔说：“几天下来，他们这样沉得住气，看来你们只有上矿长家了。”

  又到了早上上班时间了，保卫科的人又来上班了，个别的人悄悄的对我们说：“谢谢你们啊，好不容易给我们放了几天假。” 科长来了，为了赶我们走，他软的硬的办法都用尽了。这次他又说好话，他说他一生中还没有遇到过像我姐妹这样难缠的，这样不通情理，让他这样为难，还说他也是我们邵阳老乡。姐姐说：“好吧，看在老乡的份上我们不为难你了，你既然没权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去找能处理问题的人。” 科长一听急了：“你们要上哪？” 姐姐说：“这你就别管了，反正不会再让你为难了。” 科长想说什么，可又没说出来。

  离开保卫科的当晚，我们姐妹三人把被子拿了出来，上矿长家去了，正好保卫科的科长和组织部的部长都在矿长家，可门是从里面闩着的。那时的矿长住的也是木板房，只有两层楼，矿长住一楼，房子也不大，可能不上40平米。我们在外面敲门，他们不开，我姐妹就站在窗外等。我们不停的敲门敲窗。可没人答理，我们想，反正他们要出来，可是等到12点了，矿长的老婆把窗帘给拉上了，还关了灯。让我们奇怪的是，里面的人从那出去的呢？后面只有一扇窗。没想到原来这两个大男人还真的从窗里爬出去了。我姐妹就把被子打开，用塑料布垫在地上，在矿长的门口睡了。其实哪里会睡着，是到了这种地步没办法了。一种少女的羞涩和自尊心强烈的撕咬着我，我想姐姐妹妹也是一样的。睡下一会，天下起了大雨，门口不能睡了，也无处可以躲雨，最好的避雨处也是矿长家的房檐下了。我和妹妹轮流着敲打着矿长的门和窗，让他们也不得安睡。

  雷雨特别的大，雷特响的时候，矿长家的窗玻璃都震得发响。我们也有些害怕，门敲得更勤了。可是在雨中总看到有人远远的站着，这个走了那个来了，有时是两个人，他们不站房檐下，而是站在雨中的空旷地里注视着我们。姐姐有些感到害怕，她顾虑汞矿会不会对我们姐妹采取什么不能公开的报复行动，我给姐姐打气，不怕，我们也有力气，要是真这样，他们也不敢公开，我们就不要命的和他们拼，量他们也不敢开枪。

  其实我们姐妹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些半夜里来注视我们的人们都是汞矿的老同志，他们一直在背地里关注着我们姐妹，得知我们姐妹从保卫科搬出来了，也知道我们晚上要上矿长家闹，怕我们姐妹吃亏，事先约好，换班保护我们。他们同样担心汞矿领导对我们采取秘密行动，他们为了我们姐妹，轮流着上杨叔家汇报和打听我们的情况。其实这个晚上不光是我们和矿长没有睡，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关心我们的老工人都没有睡。至今我回想着这些善良的人们还泪流满面。不光是当时，他们的行为对我这一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让我这原本就善良的心更加博爱，我对自己说，我这一生，一定要用关爱我的人们的这份爱，去回报每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们和我能够帮助的人们，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天大亮了，雨也停了，矿长两口子起来了，他俩同时出门，我和姐姐商量，我们跟着矿长，一步都不离开，直到他下指示外调为止。妹妹守着被子，我和姐姐紧跟矿长，他不理我们，我们也不叫他，做好准备，跟到他办公室再说。矿长出来后直接进了男厕所，我和姐姐只有止步了，我俩站厕所门口等。他进去很久没有出来，我和姐姐都觉得奇怪，心想，你愿意在厕所蹲一天，我们就在厕所外陪你站一天。可我和姐姐忽视了一个问题，男厕所有两个门。厕所又在公路旁，我们在他进去的地方等，公路上来了个吉普车，他从那个门出去，很快的上车了。待我和姐姐跑过去，车已走远了。原来矿长的夫人去找了开车的驾驶员，开车来将矿长接走了，一连四天矿长和他的夫人没有回家。

三、初战

  矿长没回家这些天，我们找谁也没有用，矿里的事都是矿长说了算，没有他的指示谁也不敢、谁也不会对我们姐妹有什么答复，我们只有等他回来。

  这些天无人可找，姐妹几人大多在原来的邻居家里玩，杨叔叔家有一间空房，房里有一张大床，我姐妹暂住那里，姐姐将身上仅有的几元钱买成了饭菜票。邻居们都很热情的对待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尽量不在邻居家里吃饭。一天在罗伯伯家里玩，正好遇上玉小下乡的那个队有一个小伙子在给他家打灶，我从旁边过去，小伙子不小心踩着了我的脚，他回头看我一眼，笑着对我说：“对不起，踩着你时髦的白网鞋了。” 我见他油嘴滑舌的不想和他答话。玉小过来介绍：“这是我生下来就在一起的邻居，叫桂兰。” 然后指着那年轻人对我说：“他和你家同病相怜，就下放在这附近农村，我下乡时和他一个队，我们是好朋友，他姓梦，叫梦新。” 年轻人很俏皮的伸过手来要和我握手，我看着他满是泥的手，把自己的手藏到了身后，对他笑了一下，惹得玉小和梦新大笑。第二天下午我路过公安局门口，有人大声地叫我：“桂兰。” 我抬头看是梦新，他站在房子上，手里拿着瓦刀，在检修公安局的房子。

  矿长终于回来了，听说这些天他夫妇俩开车去了儿子下乡的地方。我们上他办公室，门紧紧的关着，里面没人答应。中午他下班回家了，我姐妹就闯进了他的家，他们正在吃饭，姐姐很客气的叫他一声矿长，他不理，姐姐就请求他落实爸爸的政策，因为这位矿长是四清时就来到汞矿，对爸爸的事他很了解的。矿长不说话，夫人说话了：“这事你们找公安局。” 姐姐说：“公安局得你们去找，因为我爸爸冤案是汞矿搞的，再说了我们得先找基层，当时遣送我们回去是贵州汞矿办的，我爸爸来找你们很久，你们都在推脱，没有一次是真正的有诚意的给过答复，如果我爸爸的问题真的直接由特区公安局管，你们给个文字，我们就去找公安局。正是由于汞矿四清运动错定了我爸爸的成份，害得我一家人这些年一直受着不平等的待遇，我爸爸在解放前，是既无资产又无田地的穷帮工，在解放后十多年，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地主？我们这些孩子都变成了地主崽子，都是因为你们的错划成份，才导致我们现在有家难归。现在我们姐妹走投无路，只好回矿来找你们，你们不收回我爸爸工作可以，可请你们给我爸爸的成份平反，让我们回农村不再当地富子女。在你们没落实我爸爸的成份之前，你们得安排我们食宿，我们已无处可去。”矿长太太听了大发雷霆，连骂带轰，矿长也吼道：“出去！” 。我见他们如此不讲理，就对妹妹说：“饿了吧？有鸡有肉先吃饭。” 走过去，一只手端了桌上的鸡，一只手端了桌上的肉。递给姐姐和妹妹，可姐姐和妹妹不好意思接，只顾和矿长太太吵架。矿长的儿子跑过来，样子可凶，口里骂着脏话要打我，我放下碗迎了过去。说实话，在当时，我们姐妹都有个共同点，说话可爱脸红，特别听不得别人骂 ‘滚’ 。可这些天来汞矿听这个字不是一次两次了，现在再次听到他母子俩口里不停的骂着这个字，我已由原来的羞涩转变为气愤了。当他儿子喊打时，我就抓起了他家门边的凳子，高高的举起准备向他砸过去。在我心里早没有了羞涩和恐惧，留下的只有愤怒。我们姐妹已没有了退步，就是打出人命去坐牢，也比将来饿死在街头强。

  矿长一直不理我们，就如没我们在一样，他只顾吃他的饭。当我和他儿子动手时，他急了，可能是一口饭噎着了吧，一下子躺到椅子上翻起了白眼，那母子俩也乱了手脚，不停的给他拍打着胸部和背部。姐姐和妹妹也吓坏了，不再说话，其实我心里也有些害怕，担心问题没落实反而出了人命。还好，一会矿长缓过气来，喝了一口水，对我们姐妹说：“你们下午上保卫科，让刘科长给你们答复，一会我让他接待你们。” 姐姐悄悄的扯了一下我的衣服，对矿长说：“好，我们下午上保卫科，希望您别骗我们。要不然我们还会来的。”

  我们三姐妹出得门来，姐姐对我说：“我以为他死了呢，把我吓坏了。” 妹妹也说她吓死了。姐姐问我：“你不怕？” 我说：“我一样的吓着了，只是硬撑着。” 说完三姐妹开始大笑。

  正笑着遇着了舅舅。“有什么事还值得这样开心？” 舅舅是个老实人，可说起话来也蛮剌人的。我们姐妹对舅舅非常尊重，都收了笑。

  来矿这么多天了，我和妹妹还没去过舅舅家，为的是不给舅舅添麻烦，因为矿里都知道我们家和他的关系。我们这次来是有准备的，要是不给解决问题就一直闹下去。所以只有晚上姐姐一人悄悄地去过舅舅家，舅母是纳新党员，她不支持我们去闹，舅舅又很怕舅母，为了爸爸在万山，他们家也有过矛盾。舅舅轻声的问了一下情况，姐姐告诉了舅舅矿长的答复。舅舅看看周围没人，悄悄的拿了五元钱给姐姐，我们都知道，这是舅舅背着舅母存的私房钱。

  下午一点半，我们准时到了保卫科，刘科长果然很热情，说：“这样吧，估计你们三姐妹也没有车旅费，我先请示一下上面，争取为你们姐妹解决45元钱，每人15元，你们先回去等，我们马上派外调人员去你们原籍调查。你们看如何？如果行的话，明早你们来，我给你们答复。”

  当晚我们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杨叔叔，杨叔叔问姐姐：“你对这事怎么看？” 姐姐说：“我想先把钱拿到手，因为我们姐妹没有生活费，要是矿里真的派人外调我想跟着回去。” 杨叔说：“和我想到一起了，但是桂兰和亚兰不能走，因为要汞矿真正的解决问题，可能没这么容易。” 经商量，姐姐决定，拿到钱，她随外调人员一起回去，把我和妹妹暂藏几天，不让汞矿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了保卫科，科长给我们准备好了旅费，共45元钱。拿上钱，姐姐就去了公安局，原来保卫科在答复给我们车旅费的下午，去请示了公安局，让公安局将我三姐妹抓起来，公安局答复，让他们自己抓，说我们姐妹犯到哪一条就按哪一条办。汞矿无奈只好真的给了我们路费，打发我们走。

  可我和妹妹无处藏身，到那里都会被人看到，正在为难，碰上了玉小，玉小小的时候特别地淘气，可大了很诚实，他也一直关心我家的事，只要遇到我们总要问问进展，姐姐把我和妹妹没地方去的事告诉了他，玉小说：“小事一桩，由我来办。” 玉小叫来了他的朋友梦新，梦新很爽快的答应下来，让我和妹妹上乡下他家去住几天，等姐姐回来再在汞矿露面。姐姐在公安局，得知汞矿的人什么时候走，打算赶在外调人员没到之前先回湖南。玉小给姐姐找了一辆便车到怀化，既省了钱，又省了工，姐姐十分高兴，可车是约好早上四点钟在地磅房等。那时天还不亮，玉小又上夜班，梦新自告奋勇地起早去送姐姐。

半夜有人轻轻的敲窗：“春姐，三点过了，快点，不然来不及了。” 是梦新的声音。

  天没大亮，梦新又来叫我和妹妹了，他要带我们上他家。他家在离万山三十多里外的乡下，走的全是小路。刚走到山边要进小路时，前面的林子走出来一个人，是个男人，又黑又瘦，个子比我还矮，不到一米六，嘴里刁着烟，看上去不上40岁，走路的样子有些女人味，臀部扭得特别厉害，说起话来很做作。梦新给我介绍：“这是我师傅，我出来两年了，跟着师傅学建筑，也一边为我爸爸的政策落实在找人，我的吃住都是我师傅管的。” 然后又把我和妹妹介绍给了他师傅，余师傅对我们姐妹好像不比梦新了解得少。

  山路非常的陡，我和妹妹还第一次走万山这样的山路，两腿下坡时不停的打抖。梦新人长得不错，笑起来甜甜的，年龄和我相差不大，爱说爱笑，很爱唱歌，一路边走边唱，我和妹妹慢慢的没有了拘束感。

  到了梦新的家里，见到了他的父母和他的13岁的小弟，二老见儿子带了两个女孩回家，特别的高兴，对我和妹妹很热情。梦新家不住在寨子里，他家也是汞矿遣送回农村的工人，但因梦新父母从小就上万山的山洞里帮工担沙干苦活，所以找不到原籍接收，只好就下放在万山附近的农村里。因没有房子，就在山边搭了两间茅草房，墙壁是用小竹子夹的，用力推一下整个房子都会动。门也是竹子夹的。家里除了两口装衣服的木箱，还是汞矿用过的材料箱，此外只是一口锅了，煮了人食煮猪食。一张小吃饭桌是用木板订的。

  吃饭时，二老不停的给我和妹妹碗里夹菜，菜是面前河沟里捉的小鱼、生病死了的小猪肉，还有用烟火烤干的腊肉。吃饭时梦新的妈妈一直笑眯眯的看着我，看得我脸一阵阵发烧。吃过饭我要争着去洗碗，可二老不让，象打架一样，我只好坐下来听梦新和他师傅聊天。因为和老人抢着洗碗去了，也不知道他师徒俩说了些什么，师傅很不高兴，冲气走了。我也不好多问，梦新也很生气，过了一会梦妈妈样子看上去很无奈，轻声的劝梦新：“你就上他那里嘛。” 梦新很不情愿地走了，走时对我说：“桂兰，你和亚兰就睡我的床，我上我师傅那里睡。” 农村的人睡得很早，天黑不久老人就安排我和妹妹去睡了。我进得梦新房里一看，被子和床单都是用过的，我又听梦新说这是他的床。一晚上我不敢上床去睡，也不让妹妹睡，可妹妹不听就是要睡，我心里非常着急。因为记得 ‘柳’给我说过，坐了男人的板凳都会让胸部长得大大的，我害怕，因为我平时都用布把胸脯缠得背上发紫。还有，‘柳’ 怀上二哥的孩子，大人们都说是 ‘柳’ 和二哥睡过。我不敢睡一个男孩睡过的床，我也怕怀小孩。就这样，我坐在床边，看着妹妹睡得这么香，心里十分着急，可又不敢把这话对妹妹说，觉得这都是丢脸的话。夜很深了，越坐越冷，只好把脚放到被子里，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却睡着了，也许是走了一天的山路吧，人特别的困，当我醒来发现自己竟睡在梦新盖过的被子里，接下来的好多日子，我都处于怕怀上孩子的恐惧当中。

  注：冲气——方言，心里有气。

第十二章  万山汞矿

  重返万山--雨夜--初战--等待姐姐--斗争

一、重返万山  

  列车员让姐姐解释为什么票是刚买的，他让我们再补票，姐姐说我是娄底上的车，没票能上吗？列车员让姐姐拿前面的票出来看看，姐姐说丢了，他说为什么会丢，姐姐告诉他，“我本想在前面下车的，可是天这么黑，又是小站，我们怕，想想还是上怀化下，大站安全一些，所以就补票了，买票时就把原来的票丢了。”列车员用怀疑的目光看看我们，问姐姐：“怎么不在车上补？” “我饿了下去买包子，就顺便补了。” 姐姐回答道，列车员半开玩笑说：“一定是个逃票高手。” 姐姐也笑笑：“下次你用心查嘛。” 列车员走了，姐姐对我说：“把我吓坏了！” 我说：“要是他真的让我们补票怎么办？” 姐姐说： “那就把实情说出来，随他们怎么办，一个字，没钱。” 我觉得姐姐说得特别地对，她的话给我以后坐火车爬车 ‘指明了道路’ 。

  在怀化下车后，我们三姐妹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坐上怀化至贵阳的火车。我三姐妹同样只买一站的票，因怕查票，姐姐在波洲的小站又去买了六角钱的票，可是姐姐这次下去买票把我和妹妹急坏了，因为火车快开了姐姐还没上来，列车员把踏板收了上来，我大声的叫唤着姐姐，跑到门边，不让列车员关门，我说我姐姐还没上来，列车员很烦躁的对我吼到：“你以为这是汽车啊？” 我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要是姐姐没上车，我和妹妹怎么办啊？我们都没出过远门，再说我和妹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们连该在哪里下车都不知道。火车慢慢的启动了，姐姐拼命的向火车跑来，列车员伸手把姐姐拉了上来。姐姐上了车，可我的心还怦怦跳，快跳到嘴里来了。我们姐妹在大龙火车站下车了。万山汞矿的传运站和运输科都设在大龙，下车后我们三姐妹就直奔大龙运输科。

  姐妹仨背着行李进了运输科调度室，很多的驾驶员和两位调度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们。姐姐找到了调度，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大家听说是来找汞矿闹复职的，都很同情，其中老一些的驾驶员和两位调度都认识爸爸，对爸爸很是敬重，他们说爸爸是难得的好人，在汞矿时从来都没有摆过干部架子。大家也知道汞矿的冤假借案很多，很多的无辜者被整回了农村。那时大龙每天只有一班客车上万山，所以搭便车的人特别的多，出于对我们姐妹的同情，两位调度想方设法把我们姐妹送上万山，因为当天的便车已经都有人预先讲好了。为了我们，他俩商量多派了两个车拉煤上万山，当时万山还是个效益很好的矿，是世界第二大汞矿，它所有的生活和工业用品都是靠汽车运输的。姐姐和妹妹坐一部车走了，她们是三点钟上的车，我四点才坐到车，上车之前我和姐姐说了，我一去就上老邻居聂妈妈家。因为爸爸上万山闹复职这一年多里，常常和过去的老邻居保持往来，那时候的邻居就象亲戚一样，人们的感情也很朴实真诚。

  那时的车都是解放牌，驾驶台不宽，连驾驶员一块刚好坐三人，我就和要煤单位的采购员，也就是押车的坐一辆车，押车的叔叔姓吴，比爸爸小一点点，在车上问起我们家的遭遇，都对汞矿这样对待爸爸不满，吴叔很关心我，到了万山，已经六点过了，天快黑了，雨下得特别的大，吴叔让我先上他家去，吃过饭再上聂妈妈家。在吴叔叔家坐到八点多，雨才小一点。不知道姐姐和妹妹会去谁家，我心里空洞洞的，象失了魂似的，还不知道离开了十年的邻居是否还认得我，她们是不是会嫌弃我。吴叔看出我心神不定，只好打上伞，把我送到了聂妈妈家，开门的是群仙，聂妈妈的大女儿，她比我大两岁，看到我愣了一会，突然大叫起来：“妈啊！妈啊！你快点出来看看是谁来了？快来看啊，是桂兰。” 激动得一下子把我紧紧的抱住。聂妈妈很快放下手中的活跑了出来，请吴叔进门坐坐，对吴叔说了不少感谢的话。

  晚上我和群仙睡一个床，她和我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也说了一些她自己个人的事，还给我介绍了小时候在一起玩的别的邻居小朋友现在的状况，群仙一直对我说着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些熟人。后来她看了看表，已是凌晨三点了，她对我说，“再说就天亮了，明天还要上班，睡了。” 可她又说了不少。

  我们分开时还都是小孩子，现在都成了大姑娘。群仙在特区百货公司搞财会；妹妹平仙在六坑开电机车；大弟忠建在贵阳工作；聂伯伯还在一坑上班，虽五十多了，可身体很棒，还是搞锻工，每天纶大捶打铁；小弟在读高中，成绩很好。小时候住一起的邻居没有回乡的，条件都好了，而我们一家，曾在别人眼里是少有的一家文化人，却落得这种地步。

  一个晚上我没有合眼，回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从到大龙运输科遇到汞矿的老同志，到聂妈妈家，都让我感动不已。汞矿的老工人还是这样的朴实，有同情心，一说起我家被遣送的事，他们就一一的举例，说了很多在四清和文革中受迫害的汞矿老同志，他们心里还没有忘记这些不幸的人们。特别是当我敲开聂妈妈家门时，群仙和聂妈妈那亲切激动的样子，让我这原本空虚和彷徨的心，一下子就有了着落。我一直担心着，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们是否还记得我，是否会嫌弃我这个在农村生活了十年的乡下女孩？会不会很冷漠地对我，从汽车进万山那一刻起，我这乡下人的自卑心理就一直折磨着我。幸运的是，素不相识的吴叔一家的热情，和聂妈妈及群仙的亲切，让我感到了无比的温暖。群仙给了我姐妹般的情意，聂妈妈就象多年不见的母亲一样，拉着我的手，摸了又看看了又摸。这都是我回乡这么多年在家族中也难以得到的，让我感到的是一份浓浓的亲情。我在心里发誓，有出头之日，我一定会把这些人当亲人。

  我盖着这温暖的被子，心里又在担心姐姐和妹妹会在谁家，别人也会这样对待她们吗？她们是在外面、还是在别的人家里住呢？姐姐晚上没来找我，是因为雨太大了，还是出了什么事呢？不知道她们是不是也在担心我呢？我盼望着天早一点亮。

  天亮了，我叫醒了群仙，聂妈妈也起来了，她打了两个鸡蛋给群仙过早，也给我煮了两个。我死活都不吃，在我心里，这是多么珍贵的食品啊！老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吃鸡蛋，她不知道，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女孩这些年来都过了些什么日子，两个鸡蛋在这女孩眼里是多么地贵重。

  我想出去找姐姐，可我不知道上哪去找，聂妈妈也不让我出去，她说姐姐会来找我的。八点多钟，聂伯伯下夜班回来了，聂伯伯还是原来的样子，没老多少，聂伯和聂妈都没文化，可人很实在，说话不多，看到我也只是笑着说了一句：“兰兰长这么高了。” 聂伯说着话打开了大饭盒，从里面拿出了几个金黄色的玉米发粑，递一个给我，自己边大口大口的咬，边对我说：“吃得来粗粮不？” 我接过了玉米粑，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这是我一生吃过的，比任何糕点都好吃的，比现在的蛋糕还好吃的东西了。

  九点钟刚过，姐姐和妹妹来了，原来她们昨晚就住在离聂妈妈家几栋房子的下面。姐姐和妹妹见过聂妈聂伯，准备去找汞矿领导，正好遇到聂妈家隔壁的，也是原来我家的老邻居罗伯伯的儿子下班回来。他很亲热的叫了姐姐一声：“春姐” ，姐姐对我说：“这就是玉小啊” 原来我小时候常常和玉小在一起玩，我是吃他妈妈的奶长大的，我妈妈没有奶，玉小的妈妈吴姨奶多，妈妈常常对我说，我小时候吃吴姨的奶，倒着也吃顺着也吃。玉小认出了我和妹妹，那亲热劲就不用说了，非让我们姐妹先进家去，我们姐妹进去和二老打了招呼，罗伯和吴姨也非常高兴，不让我们走，要留吃中饭，姐姐告诉他们，我们要赶在下班之前去见公安局领导和汞矿领导。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为爸爸的政策落实来的，就让我们找了领导再回来。

  先上公安局找人，接待我们的正好是姐姐的高中同学，当时在万山公安局任股长，他对我们也很同情，姐姐告诉了他我们在农村的遭遇。他说了：“在农村这么难过，怪只怪三个这么大的女孩养在家里，让人看了眼馋。” 然后他对姐姐说，让我们只管去找汞矿，特区公安局这边是没有问题的。当时万山特区和汞矿很合不来，特区对这些来汞矿闹落实政策的人都持同情态度，而汞矿的头头们却非常的反感。

  我们姐妹来到了汞矿保卫科，要求解决我爸爸的问题。保卫科的人态度非常地生硬，我们姐妹刚进门说了来意，一个高个子就站了起来大声吼道：“给我滚出去！”

二、雨夜

  保卫科的这大个子想给我们姐妹一个下马威，不问青红皂白就大骂，让我们滚出去。姐姐很文明地问他：“你是谁？是科长？你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吗？” 他答：“我不是科长，没人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姐姐就对他说：“你什么都不是，你连共产党的干部都不像，你看看你说的话，看看你说话的态度，我们是来请求解决问题的，那里错了？你不问青红皂白，就出口伤人。你既然什么都不是，我们不想找你，不想和你说话，如果你要说，请你放尊重些。” 那时的矿保卫科只有一间大办公室，没有什么科长办公室。一个科十来个人听姐姐这么和他说话，个个都放下手上的活看着我们。那人和姐姐吵了起来，我拉开了姐姐，对那人说：“我们找你们领导，你没听明白我姐姐说的话吗？你不是领导就滚一边去，我们不找你，如果你一定要管这事，我告诉你，我们千里迢迢赶来，正好没地方吃饭，你先管中饭，一会你上哪我们就上哪。” 两位科长见我们是有备而来，都悄悄的起身离去。待科长们走了，有些人才好言相劝，让我们别吵了，说科长都不在，和姐姐吵架的人也想离去，我堵住他不让他走，他也不再凶，只是阴着脸，别的人来说好话，边说边拉开我，把他放了出去，然后个个都找借口走了，办公室只留下了我三姐妹。

  我们中午回到了姐姐和妹妹昨晚住的那人家，这位叔叔姓杨，阿姨姓陈，杨叔当时是特区酒厂的厂长，当时社会上烟酒都要票，平常人购买很困难，所以酒厂是块肥肉，巴结他的人很多，特区头头们也很重视他。杨叔文革期间被斗得死去活来，在监狱里关了很久，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杨叔对汞矿领导这样整人很是不满，他了解党的政策，非常支持我们姐妹为爸爸闹平反。在杨叔家吃过中饭，杨叔对我们姐妹说了：“你们出来了就不要有任何依赖，邻居给予你们的帮助只是一时，你们真正的出路，就是要落实你爸爸的政策。从现在起，你们在心里要有个打算，就像这里你们谁也不认识，那你们来了会上哪里？是不是要去找汞矿，先解决吃住？” 杨叔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姐姐能说能写，可姐姐精神负担比我重。我能说，可我不会写，三姐妹在一起，姐姐的压力是最大的，今后我们姐妹三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要尽量不让姐姐和妹妹受委屈。我要保护好她俩。

  下午一上班，我们姐妹又上保卫科办公室了，我们已打听到谁是科长。科长来了，姐姐上前和他打招呼，他很客气，答应向上面反应情况，让我们先离开，他会为我们请示上级的，可我们不走，一定要他马上给答复，让他派外调人员上我们县调查爸爸土改时的成份。科长无奈，只好答应去找矿长，可他一去不回头，直到下班也见不着个人影，姐姐也没了主意，姐问我：“怎么办？” ，我说 “把被子搬进来，用办公桌做床，先住下。”姐姐虽什么都比我厉害，可她是长大了才回乡的，面子上拉不下来，所以一些 ‘野蛮’ 的行为就由我出面了。

  当晚我们就住进了保卫科，保卫科办公室有几个脸盆，我姐妹拿一个当脸盆一个当脚盆，一个当便盆（因为那时的公厕很远）。第二天上班时，保卫科的同志来上班了，一开门我们姐妹还刚洗脸，办公桌的被子还没叠，他们看见了都张着大大的嘴。科长进来了，他很生气的对我们说：“你们到底要干嘛？你们这样可是要犯错误的，告诉你们，文革高潮都没人敢来保卫科住过，你们胆也太大了，你们赶快搬出去，不然我们要采取行动了。”姐姐对他说：“我们没地方可去，我们身无分文，你们不能让我们几个女子上大街上去睡吧？再说我们来找你们也是事出有因，我爸爸的成份是贵州汞矿四清运动中错划的，你们有责任为我爸爸澄清事实。” 我接过姐姐的话：“先别说这些了，都饿死了，还是让他们采取行动得了，先坐牢，起码可以解决吃住问题。” 科长看我们横了一条心，也不再多说。这一天保卫科没人上班了。其实科长去请示了矿领导，汞矿领导去了特区公安局，要求公安局将我们姐妹抓起来。可公安局领导的答复是：我父亲的成份的确是汞矿搞的，与他们公安局无关，我们姐妹的要求并不过分，汞矿有责任为我爸爸派外调人员，上我们原籍去了解落实，澄清事实。

  我们在保卫科办公室一连住了三个晚上，科长无奈，只好对我们说好话。我们晚上又去了杨叔家，杨叔说：“几天下来，他们这样沉得住气，看来你们只有上矿长家了。”

  又到了早上上班时间了，保卫科的人又来上班了，个别的人悄悄的对我们说：“谢谢你们啊，好不容易给我们放了几天假。” 科长来了，为了赶我们走，他软的硬的办法都用尽了。这次他又说好话，他说他一生中还没有遇到过像我姐妹这样难缠的，这样不通情理，让他这样为难，还说他也是我们邵阳老乡。姐姐说：“好吧，看在老乡的份上我们不为难你了，你既然没权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去找能处理问题的人。” 科长一听急了：“你们要上哪？” 姐姐说：“这你就别管了，反正不会再让你为难了。” 科长想说什么，可又没说出来。

  离开保卫科的当晚，我们姐妹三人把被子拿了出来，上矿长家去了，正好保卫科的科长和组织部的部长都在矿长家，可门是从里面闩着的。那时的矿长住的也是木板房，只有两层楼，矿长住一楼，房子也不大，可能不上40平米。我们在外面敲门，他们不开，我姐妹就站在窗外等。我们不停的敲门敲窗。可没人答理，我们想，反正他们要出来，可是等到12点了，矿长的老婆把窗帘给拉上了，还关了灯。让我们奇怪的是，里面的人从那出去的呢？后面只有一扇窗。没想到原来这两个大男人还真的从窗里爬出去了。我姐妹就把被子打开，用塑料布垫在地上，在矿长的门口睡了。其实哪里会睡着，是到了这种地步没办法了。一种少女的羞涩和自尊心强烈的撕咬着我，我想姐姐妹妹也是一样的。睡下一会，天下起了大雨，门口不能睡了，也无处可以躲雨，最好的避雨处也是矿长家的房檐下了。我和妹妹轮流着敲打着矿长的门和窗，让他们也不得安睡。

  雷雨特别的大，雷特响的时候，矿长家的窗玻璃都震得发响。我们也有些害怕，门敲得更勤了。可是在雨中总看到有人远远的站着，这个走了那个来了，有时是两个人，他们不站房檐下，而是站在雨中的空旷地里注视着我们。姐姐有些感到害怕，她顾虑汞矿会不会对我们姐妹采取什么不能公开的报复行动，我给姐姐打气，不怕，我们也有力气，要是真这样，他们也不敢公开，我们就不要命的和他们拼，量他们也不敢开枪。

  其实我们姐妹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些半夜里来注视我们的人们都是汞矿的老同志，他们一直在背地里关注着我们姐妹，得知我们姐妹从保卫科搬出来了，也知道我们晚上要上矿长家闹，怕我们姐妹吃亏，事先约好，换班保护我们。他们同样担心汞矿领导对我们采取秘密行动，他们为了我们姐妹，轮流着上杨叔家汇报和打听我们的情况。其实这个晚上不光是我们和矿长没有睡，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关心我们的老工人都没有睡。至今我回想着这些善良的人们还泪流满面。不光是当时，他们的行为对我这一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让我这原本就善良的心更加博爱，我对自己说，我这一生，一定要用关爱我的人们的这份爱，去回报每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们和我能够帮助的人们，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天大亮了，雨也停了，矿长两口子起来了，他俩同时出门，我和姐姐商量，我们跟着矿长，一步都不离开，直到他下指示外调为止。妹妹守着被子，我和姐姐紧跟矿长，他不理我们，我们也不叫他，做好准备，跟到他办公室再说。矿长出来后直接进了男厕所，我和姐姐只有止步了，我俩站厕所门口等。他进去很久没有出来，我和姐姐都觉得奇怪，心想，你愿意在厕所蹲一天，我们就在厕所外陪你站一天。可我和姐姐忽视了一个问题，男厕所有两个门。厕所又在公路旁，我们在他进去的地方等，公路上来了个吉普车，他从那个门出去，很快的上车了。待我和姐姐跑过去，车已走远了。原来矿长的夫人去找了开车的驾驶员，开车来将矿长接走了，一连四天矿长和他的夫人没有回家。

三、初战

  矿长没回家这些天，我们找谁也没有用，矿里的事都是矿长说了算，没有他的指示谁也不敢、谁也不会对我们姐妹有什么答复，我们只有等他回来。

  这些天无人可找，姐妹几人大多在原来的邻居家里玩，杨叔叔家有一间空房，房里有一张大床，我姐妹暂住那里，姐姐将身上仅有的几元钱买成了饭菜票。邻居们都很热情的对待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尽量不在邻居家里吃饭。一天在罗伯伯家里玩，正好遇上玉小下乡的那个队有一个小伙子在给他家打灶，我从旁边过去，小伙子不小心踩着了我的脚，他回头看我一眼，笑着对我说：“对不起，踩着你时髦的白网鞋了。” 我见他油嘴滑舌的不想和他答话。玉小过来介绍：“这是我生下来就在一起的邻居，叫桂兰。” 然后指着那年轻人对我说：“他和你家同病相怜，就下放在这附近农村，我下乡时和他一个队，我们是好朋友，他姓梦，叫梦新。” 年轻人很俏皮的伸过手来要和我握手，我看着他满是泥的手，把自己的手藏到了身后，对他笑了一下，惹得玉小和梦新大笑。第二天下午我路过公安局门口，有人大声地叫我：“桂兰。” 我抬头看是梦新，他站在房子上，手里拿着瓦刀，在检修公安局的房子。

  矿长终于回来了，听说这些天他夫妇俩开车去了儿子下乡的地方。我们上他办公室，门紧紧的关着，里面没人答应。中午他下班回家了，我姐妹就闯进了他的家，他们正在吃饭，姐姐很客气的叫他一声矿长，他不理，姐姐就请求他落实爸爸的政策，因为这位矿长是四清时就来到汞矿，对爸爸的事他很了解的。矿长不说话，夫人说话了：“这事你们找公安局。” 姐姐说：“公安局得你们去找，因为我爸爸冤案是汞矿搞的，再说了我们得先找基层，当时遣送我们回去是贵州汞矿办的，我爸爸来找你们很久，你们都在推脱，没有一次是真正的有诚意的给过答复，如果我爸爸的问题真的直接由特区公安局管，你们给个文字，我们就去找公安局。正是由于汞矿四清运动错定了我爸爸的成份，害得我一家人这些年一直受着不平等的待遇，我爸爸在解放前，是既无资产又无田地的穷帮工，在解放后十多年，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地主？我们这些孩子都变成了地主崽子，都是因为你们的错划成份，才导致我们现在有家难归。现在我们姐妹走投无路，只好回矿来找你们，你们不收回我爸爸工作可以，可请你们给我爸爸的成份平反，让我们回农村不再当地富子女。在你们没落实我爸爸的成份之前，你们得安排我们食宿，我们已无处可去。”矿长太太听了大发雷霆，连骂带轰，矿长也吼道：“出去！” 。我见他们如此不讲理，就对妹妹说：“饿了吧？有鸡有肉先吃饭。” 走过去，一只手端了桌上的鸡，一只手端了桌上的肉。递给姐姐和妹妹，可姐姐和妹妹不好意思接，只顾和矿长太太吵架。矿长的儿子跑过来，样子可凶，口里骂着脏话要打我，我放下碗迎了过去。说实话，在当时，我们姐妹都有个共同点，说话可爱脸红，特别听不得别人骂 ‘滚’ 。可这些天来汞矿听这个字不是一次两次了，现在再次听到他母子俩口里不停的骂着这个字，我已由原来的羞涩转变为气愤了。当他儿子喊打时，我就抓起了他家门边的凳子，高高的举起准备向他砸过去。在我心里早没有了羞涩和恐惧，留下的只有愤怒。我们姐妹已没有了退步，就是打出人命去坐牢，也比将来饿死在街头强。

  矿长一直不理我们，就如没我们在一样，他只顾吃他的饭。当我和他儿子动手时，他急了，可能是一口饭噎着了吧，一下子躺到椅子上翻起了白眼，那母子俩也乱了手脚，不停的给他拍打着胸部和背部。姐姐和妹妹也吓坏了，不再说话，其实我心里也有些害怕，担心问题没落实反而出了人命。还好，一会矿长缓过气来，喝了一口水，对我们姐妹说：“你们下午上保卫科，让刘科长给你们答复，一会我让他接待你们。” 姐姐悄悄的扯了一下我的衣服，对矿长说：“好，我们下午上保卫科，希望您别骗我们。要不然我们还会来的。”

  我们三姐妹出得门来，姐姐对我说：“我以为他死了呢，把我吓坏了。” 妹妹也说她吓死了。姐姐问我：“你不怕？” 我说：“我一样的吓着了，只是硬撑着。” 说完三姐妹开始大笑。

  正笑着遇着了舅舅。“有什么事还值得这样开心？” 舅舅是个老实人，可说起话来也蛮剌人的。我们姐妹对舅舅非常尊重，都收了笑。

  来矿这么多天了，我和妹妹还没去过舅舅家，为的是不给舅舅添麻烦，因为矿里都知道我们家和他的关系。我们这次来是有准备的，要是不给解决问题就一直闹下去。所以只有晚上姐姐一人悄悄地去过舅舅家，舅母是纳新党员，她不支持我们去闹，舅舅又很怕舅母，为了爸爸在万山，他们家也有过矛盾。舅舅轻声的问了一下情况，姐姐告诉了舅舅矿长的答复。舅舅看看周围没人，悄悄的拿了五元钱给姐姐，我们都知道，这是舅舅背着舅母存的私房钱。

  下午一点半，我们准时到了保卫科，刘科长果然很热情，说：“这样吧，估计你们三姐妹也没有车旅费，我先请示一下上面，争取为你们姐妹解决45元钱，每人15元，你们先回去等，我们马上派外调人员去你们原籍调查。你们看如何？如果行的话，明早你们来，我给你们答复。”

  当晚我们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杨叔叔，杨叔叔问姐姐：“你对这事怎么看？” 姐姐说：“我想先把钱拿到手，因为我们姐妹没有生活费，要是矿里真的派人外调我想跟着回去。” 杨叔说：“和我想到一起了，但是桂兰和亚兰不能走，因为要汞矿真正的解决问题，可能没这么容易。” 经商量，姐姐决定，拿到钱，她随外调人员一起回去，把我和妹妹暂藏几天，不让汞矿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了保卫科，科长给我们准备好了旅费，共45元钱。拿上钱，姐姐就去了公安局，原来保卫科在答复给我们车旅费的下午，去请示了公安局，让公安局将我三姐妹抓起来，公安局答复，让他们自己抓，说我们姐妹犯到哪一条就按哪一条办。汞矿无奈只好真的给了我们路费，打发我们走。

  可我和妹妹无处藏身，到那里都会被人看到，正在为难，碰上了玉小，玉小小的时候特别地淘气，可大了很诚实，他也一直关心我家的事，只要遇到我们总要问问进展，姐姐把我和妹妹没地方去的事告诉了他，玉小说：“小事一桩，由我来办。” 玉小叫来了他的朋友梦新，梦新很爽快的答应下来，让我和妹妹上乡下他家去住几天，等姐姐回来再在汞矿露面。姐姐在公安局，得知汞矿的人什么时候走，打算赶在外调人员没到之前先回湖南。玉小给姐姐找了一辆便车到怀化，既省了钱，又省了工，姐姐十分高兴，可车是约好早上四点钟在地磅房等。那时天还不亮，玉小又上夜班，梦新自告奋勇地起早去送姐姐。

半夜有人轻轻的敲窗：“春姐，三点过了，快点，不然来不及了。” 是梦新的声音。

  天没大亮，梦新又来叫我和妹妹了，他要带我们上他家。他家在离万山三十多里外的乡下，走的全是小路。刚走到山边要进小路时，前面的林子走出来一个人，是个男人，又黑又瘦，个子比我还矮，不到一米六，嘴里刁着烟，看上去不上40岁，走路的样子有些女人味，臀部扭得特别厉害，说起话来很做作。梦新给我介绍：“这是我师傅，我出来两年了，跟着师傅学建筑，也一边为我爸爸的政策落实在找人，我的吃住都是我师傅管的。” 然后又把我和妹妹介绍给了他师傅，余师傅对我们姐妹好像不比梦新了解得少。

  山路非常的陡，我和妹妹还第一次走万山这样的山路，两腿下坡时不停的打抖。梦新人长得不错，笑起来甜甜的，年龄和我相差不大，爱说爱笑，很爱唱歌，一路边走边唱，我和妹妹慢慢的没有了拘束感。

  到了梦新的家里，见到了他的父母和他的13岁的小弟，二老见儿子带了两个女孩回家，特别的高兴，对我和妹妹很热情。梦新家不住在寨子里，他家也是汞矿遣送回农村的工人，但因梦新父母从小就上万山的山洞里帮工担沙干苦活，所以找不到原籍接收，只好就下放在万山附近的农村里。因没有房子，就在山边搭了两间茅草房，墙壁是用小竹子夹的，用力推一下整个房子都会动。门也是竹子夹的。家里除了两口装衣服的木箱，还是汞矿用过的材料箱，此外只是一口锅了，煮了人食煮猪食。一张小吃饭桌是用木板订的。

  吃饭时，二老不停的给我和妹妹碗里夹菜，菜是面前河沟里捉的小鱼、生病死了的小猪肉，还有用烟火烤干的腊肉。吃饭时梦新的妈妈一直笑眯眯的看着我，看得我脸一阵阵发烧。吃过饭我要争着去洗碗，可二老不让，象打架一样，我只好坐下来听梦新和他师傅聊天。因为和老人抢着洗碗去了，也不知道他师徒俩说了些什么，师傅很不高兴，冲气走了。我也不好多问，梦新也很生气，过了一会梦妈妈样子看上去很无奈，轻声的劝梦新：“你就上他那里嘛。” 梦新很不情愿地走了，走时对我说：“桂兰，你和亚兰就睡我的床，我上我师傅那里睡。” 农村的人睡得很早，天黑不久老人就安排我和妹妹去睡了。我进得梦新房里一看，被子和床单都是用过的，我又听梦新说这是他的床。一晚上我不敢上床去睡，也不让妹妹睡，可妹妹不听就是要睡，我心里非常着急。因为记得 ‘柳’给我说过，坐了男人的板凳都会让胸部长得大大的，我害怕，因为我平时都用布把胸脯缠得背上发紫。还有，‘柳’ 怀上二哥的孩子，大人们都说是 ‘柳’ 和二哥睡过。我不敢睡一个男孩睡过的床，我也怕怀小孩。就这样，我坐在床边，看着妹妹睡得这么香，心里十分着急，可又不敢把这话对妹妹说，觉得这都是丢脸的话。夜很深了，越坐越冷，只好把脚放到被子里，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却睡着了，也许是走了一天的山路吧，人特别的困，当我醒来发现自己竟睡在梦新盖过的被子里，接下来的好多日子，我都处于怕怀上孩子的恐惧当中。

  注：冲气——方言，心里有气。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36:34编辑过]

四、等待姐姐

  我和妹妹离开了姐姐，心里十分的空虚，总在一天天的数着日子，在猜想着姐姐会遇到的事。可除了焦急的等待，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梦新一家对我俩姐妹很好，老人对我们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上梦新家的第二天，梦新要带我和妹妹上他们后山挖兰草，他说那里兰草特别的多，反正也没事，我和妹妹就跟着他去了，山上真的很美，很多无名的野花，有黄的绿的蓝的红的，每种颜色都有很多种。我们在草从中寻找着兰草，用小挖锄慢慢地把它连根挖起。很多兰草已开花了，兰草的花特别的清香，嗅着特别舒服。山上还有很多的竹笋，妹妹非常激动，一定要去扯笋，我就和梦新坐在小土堆上聊天唱歌，看着妹妹在竹林里忙上忙下，我们高兴起来把什么都忘记了。梦新的歌唱得很好，嗓子很有磁性，我们俩一人一首的唱，那时唱的歌基本都是革命歌曲。这时山上下来了一个男子，肩上扛着一大捆柴，弯着腰吃力的走着。男子听到我们唱歌，在不远处停了下来，那男子看上去不到30岁，长得非常的帅，不像农村人。梦新对我说：“别看他。”我问：“为什么？” 他说：“那是个坏分子，也是下放到我们这里的，是个真正的坏人。”我很反感梦新这样说别人，但是我的确什么都不了解，也就没多问。

  不一会梦新的师傅来了，余师傅看到我和梦新坐在一起，老远就问小妹呢？我们告诉他在竹林里。余师傅走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站住了，叫梦新过去一下，梦新不理，我出于礼貌站了起来。可梦新说：“坐下别理他，烦死人了。” 我很奇怪这个吃别人住别人的男孩，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师傅。余师傅走了过来：“你在这玩吧，我走了。” 梦新还是不理，余师傅走了一会，又走了回来对梦新说：“好，你在这里陪她们姐妹多玩几天，我先上万山了。” 说着从裤兜里掏出小手绢擦眼泪，调头扭着屁股走了。梦新对我说：“你和亚兰自己回去吧，很无奈地跑去追师傅了。这两个男人给了我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总觉得他俩怪怪的，但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上。

  我和妹妹玩了一会就回去了，余师傅在梦新家坐着，见了我和妹妹特别的亲热，又说又笑的，余师傅要带我们去河边走走，一路给我说着他小时候的往事，说他很小就会织毛衣，还告诉我，梦新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亲手织的。还说他从小就喜欢音乐，说着还唱起了秋水伊人。说着话，我们来到了小河的磨房边，河边有一间小磨房，我好奇走过去看，磨下面的水流得哗哗的响，磨房里有一个木板架的床。我不明白这里怎么能够住人，问余师傅：“这里有谁来睡？” 梦新插话了：“就是你先看到的那个坏分子。” 一瞬间我竟对那个背柴的坏分子产生了同情。我不喜欢梦新这样说别人，自己家不是也在要求落实政策吗，为什么要这样歧视别人，心里对他有些不太好的感觉。

  一天，梦新借来了一部单车，说要教我和妹妹骑车，我和妹妹很高兴，就跟着他上了农村那高低不平的公路，说是公路，可从来没有见过有车开进来，只是马车在来回地跑。我拙笨的学着车，梦新在后面用双手撑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到下坡路时，突然对面来了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带着个墨镜，女的用手挽着男的胳膊，现在想来其实这对男女也很土的，因为那天天很阴，再加乡间的风景真是很美，空气又好，他带的墨镜又如电焊工人带的一样，黑呼呼的，在我想象中看路都不会很清晰。他俩的出现让梦新惊呆了，因为当时象这样走路的男女几乎没有见过。一下子把我给忘记了，松开了掌车的手，我从坡上冲了下来，连人带车飞进了一丈多高的水田里，摔得满身是泥。看到我这样，梦新这才回过神来，跑到远处的寨子里，借来了衣服和裤子。贵州山里的农村，很远才有一个寨子，我让妹妹给我看风，自己到河里去洗头洗澡，连内衣里面都全是黑泥。我摔坏了，全身都痛，那时贵州还有些冷，很多的人还穿毛衣，我又在河里洗了半天的冷水，有些感冒了，第二天全身痛得起不了床。梦新的爸妈都骂他，余师傅更是不让他再接近我，余师傅没事就来陪我聊天。

  五六天过去了，想必姐姐该回来了，我心里十分想姐姐，我提出来要上万山了。余师傅表示同意，可梦新担心姐姐还没有回来，我和妹妹到时无处安身。汞矿给的45元路费，姐姐当时就寄了30元回去给妈妈，其余的买成了饭菜票，所以姐姐走时实在没有一分钱可以留给我和妹妹，。

  我估计姐姐也该回了，和妹妹一定要走。梦新的父母都诚心的留我们，他妈妈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能给我当干女儿吗？我看老人这样好，心里很感动，但是我说不出感谢话，只是红着脸点点头。老人高兴坏了。

  告别了二老，又回到了万山。

  走到万山时已是下午四点过了，梦新让我们先上他师徒的住处休息一会，他去打听一下姐姐是否已回返万山。他师徒就住在我爸爸被整后我家住过的地方—— “杀猪场” ，也是从山下上来刚进入汞矿的地方，离矿机关还有一段路。他师徒住在一间小房子里，房中就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的小桌子，两个很矮的凳子，衣服都是放在床上，有的用钉子挂在墙上。进得门来，我和妹妹就拿上小板凳坐在门口，隔壁邻居的门开了，走出来的是原来我家的老邻居张叔叔，他家也是四清运动中被整，赶到杀猪场来住的，小时候我们两家的孩子常常在一起玩，她家有个小女孩比妹妹小几岁，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我们家出进都要路过他家门口，小女孩长得可乖，爸爸总爱逗她，那时她还穿着开裆裤，只要见到爸爸，她就撅着屁股，用小手拍打着，嘴里唱道：“打屁股，咚咚哝咚咚。” 因为当时有一首歌是打起鼓。

  张叔家孩子很多，大的和姐姐差不多大，小的比姐姐小得多，有两个儿子，一个比我大一点，一个和我差不多大，所以我对他一家人印象特深。张叔没认出我来，可我知道爸爸上万山落实政策时，也得到张叔的支持和帮助，他家虽被整，可比我家好，没有被赶到农村去。我站起来叫了一声张叔，张叔呆呆的看着我：“你是？” 他犹豫地问我：“我是兰兰，你不记得我了？我姓尤” 我对张叔介绍了自己。张叔很高兴，张妈也出来打招呼了。二老问长问短，我都一一的作答。梦新去打听姐姐的情况了，余师傅也在忙上忙下地忙自己的事情，张叔把我和妹妹叫到了他屋里，详细的问了爸爸落实政策的进展。我们姐妹大闹矿长家他早听说了，张叔问我和妹妹怎么会和这师徒俩认识的，我把前后经过如实的告诉了他，二老直摇头。张妈有话想说，可张叔看看正在忙碌的余师傅，打了个手势，不让张妈说话。

  正和张叔说话间，门外走进来一个青年人，目光呆滞，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两姐妹，张妈对他说：“你还认得吗？这是从小和你一起玩的桂兰啊。” 说话的口气犹如对不懂事的小孩一样。说完，张妈又对我说：“这就是小时候和你一起玩的华崽。” 我仔细看看面前的年轻人，还是有些过去的影子。我正想和他说话，华崽猛一跺脚，嘴里发出可怕的声音，张叔马上站起来，挡在我和妹妹前面，大声骂道：“你瞎眼了，她们是好人，是你喜欢的尤伯伯的女儿。” 张妈连哄带拉把华崽拉开了，我和妹妹吓坏了，告别张叔张妈回到了余师傅的小房间里。

华崽的大声吼叫惊动了另一户人家。这栋小小的房子共住了三户人家。另一户人家出来的是一个老太太，60多岁了。老太婆满脸的笑容，进来和我姐妹答话。正好余师傅来了，把我们姐妹的情况介绍给了老人，老太太的老伴姓刘，人们都叫他们刘妈刘伯。二老膝下无儿无女，领养了一个女儿，年龄和妹妹一样大。老人怎么都要把我和妹妹拉到她家去坐会，刘伯在家磨刀，看到我们姐妹很憨厚地冲我们笑笑，刘妈大声的向他介绍我们，刘伯不停地点头和摇头，原来刘伯耳聋。二老对我和妹妹非常热情，一定要留我们吃饭。刚才认识，我们哪能在他家吃饭呢？可二老不由分说就是不让走，拉扯之间他们的女儿回来了，女孩比我高一点，长得特别漂亮，两个眼睛水灵灵的，就是皮肤有点黑。听她妈妈介绍我们的情况后，她也表示非常同情。女孩对我像老朋友一样，可我还是感到拘束，我还是要走，刘妈伸开手站在了门口。我只好帮着女孩去烧火，女孩问我和妹妹的名字，我告诉了她，她说：“我叫德慧。” 然后悄悄地问我：“你们怎么会认识隔壁两师徒的。” 我又把事情的原由说了一遍。德慧轻轻的对我说：“离开他们，不然以后难扯是非。”

  刚要吃饭，梦新陪着姐姐走了进来，几天不见姐姐，见了姐姐鼻子酸酸的。刘家二老热情地叫姐姐一起吃饭，姐姐一一的谢过梦新和刘家夫妇。我着急的问姐姐情况怎么样。姐姐说：“别提了，算我命大，跑快一步，不然不死也得脱层皮，最少也是断脚断手。”

五、斗争

  姐姐回湖南双峰直接去了县城，可是没找到想找的人，也没碰上万山汞矿的外调人员，姐姐就去了堂姐家，想让姐夫帮着活动一下，争取让公社和县里能给爸爸的成份出个真实的证明。姐姐从堂姐夫家出来又上了县里，在县里正好遇上了公安局的赵股长，他告诉姐姐，万山汞矿去的外调人员到这来，根本就不是为爸爸的问题搞外调，而是告我们姐妹的状，说我姐妹在万山打砸抢，让双峰公安局将我们姐妹抓回来。赵股长当时回答他们，她们姐妹在你们那里犯了法，你们那里没公安局吗？你们可以抓人啊，为什么要我们这里派人去抓呢？

  姐姐听了，谢过赵股长，又悄悄地的回了趟区里，找到了杨秘书，汇报了在万山的情况，杨秘书说：“但愿你家的问题能够得以平反，这样也不枉县里刘主任为你家所受的委屈和牵连了。” 姐姐到了区里，离家里只有12里路了，很想回去看看妈妈和儿子波波。半夜里姐姐偷偷地跑回了家，告诉妈妈寄了30元钱回去，因为本不敢回家的，但是忍不住，母女俩悄悄的说了一晚上的话，天没亮姐姐就走了。可姐姐刚一走，竹矮子一伙就闯进了我家，满屋子乱翻，让妈妈交出姐姐，妈妈不承认姐姐到过家里，可他们就是认准姐姐回来过。

  竹矮子他们刚走，妈妈就找到了 ‘松’ ，告诉堂哥，姐姐真的回来过，现在可能没走，让堂哥快点去追姐姐，要姐姐别上车站。等 ‘松’ 穿上衣服出得门来，‘竹’ 他们却赶在堂哥前面，兵分两路，一路往汽车站，一路往火车站，两路人都直奔车站而去，‘松’ 一看，心想坏了，这次姐姐要是被抓着，一定会被打死，就是不死也会落个残废。堂哥没办法，想了想只好求助于公社法官，‘松’ 一口气跑到公社，当他跑到法官家时，看到姐姐正坐在法官家。堂哥松了一口气，把竹矮子要抓姐姐的事告诉了姐姐和法官，法官也没招了，让姐姐别上车站，陪着姐姐上公路拦车，不管车是走哪个方向，先跑脱再说。姐姐就这样在路上，几翻周折跑到了新化，想想新化有个伯父在那，再说二毛也离那里不远，姐姐到了堂伯家，又找到了二毛工作的电厂，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二毛，请二毛回来看看妈妈，怕他们让妈妈吃苦，因竹矮子一伙对二毛还是有些忌讳，二毛很仗义，很爽快的答应了姐姐，还让姐姐以后要是回来就先找他，他说有他陪着姐姐谁也不敢动手。

  竹矮子他们一伙在车站等了一天，也没见姐姐的影子，骂骂咧咧的回去了。姐姐这次运气好，逃过了这一劫。

  在刘妈家里吃过饭，晚上我们三姐妹上了杨叔家，姐姐向杨叔介绍了汞矿的外调情况，问杨叔下一步怎么办。杨叔说：“你们得先找到地方住，你们自己想想汞矿哪里能住，又不花钱，还有被子盖？你们要是想斯斯文文的和他们讲道理，我看你们出来也没有用，你爸爸这么会写，可出来两年了有什么用？你们既然是没了退路才出来的，那你们就要做没有退路的打算，我的话只能说到这里了，你们看着办，你们要是不给汞矿一些压力，你爸爸的问题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进展。” 我姐妹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能上哪里。杨叔说：“招待所是不是能住人呢？”

  第二天我们姐妹又去找了矿长和保卫科，矿长看到我们，脸色很难看：“不是给你们路费了吗？干嘛又来了？” “我们没地方可去，农村不给我们粮食，因为我们是地主崽子，你们不给我爸爸平反，我们就一直找你们。” 我们姐妹一人一句的回答他，矿长让我们去找保卫科，我们听他的话又去了保卫科。科长一看到我们，头都大了：“你们怎么说话不算数？你们年轻轻的，怎么能骗人？你们不是拿到路费了吗？” 科长很生气的吼道。姐姐说：“是啊，我们骗了你们，那是因为你们先骗我们，你们不是说派外调人员去调查我爸爸的历史吗？可你们调查了吗？你们不但没有调查，相反还配合整我们的公社书记整我们姐妹的黑材料，还让我们当地公安局来抓我们姐妹。” 我说：“现在我们姐妹也回不去了，45元钱也吃完了，你们还是先给安排个地方给我们吃住，你们不是让公安局来抓我们吗？现在不用你们想办法抓了，我们自己送上门来了。你们就做好事把我们抓起来吧，让我们有口牢饭吃。” 保卫科长见来硬的没用，又哄我们，又把老乡二字抬了出来，闹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我说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你们了，也不为难老乡了，我们自己去找住处，请老乡也别来为难我们。

  当晚我们去了贵州汞矿招待所，正好来汞矿的外来人员刚离开，我们姐妹就住进了招待所22号房间。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那时的招待所也是万山汞矿唯一接待外来人员和来联系业务（谈生意）的外宾的住处了。我们姐妹找来了锁（那时都是外面上的挂锁），出去时自己就把门给锁了。招待所所长一见我们住了进去，马上报告保卫科，可保卫科谁也不敢来管，因为谁都怕管了，怕到时候我们姐妹上他家去闹。我们在矿长家吵架整个机关大多数人都知道了，包括所有的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下午我们上机关食堂去打饭，回来一看，所有我们姐妹的东西全被丢在了外面，门锁也被他们换了，姐姐问我怎么办，我说好办啊，我去把22房间的锁又给撬了，可里面的被子，蚊帐，床单全没了。我让姐姐和妹妹跟我来，找到她们库房，我一脚把门给踢开，把我们的床上所需用品配齐，让姐姐和妹妹抱回22号房。

  招待所的有些工作人员见了悄悄地地走开，只有所长是个积极份子，她一边骂我们是土匪婆娘，一边向我扑过来，抢我手中的东西，我对她说：“看你一把年龄的份上，我不想和你动手，我们是来找汞矿的，想必你也听说了，我们住的是汞矿的招待所，你只不过是这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不想和你吵，你拿我们没办法，你可以去找矿领导，找保卫科。我还是大姑娘，请你的嘴放干净一点，你要是乱骂我就不会让你了。” 说着我推开了她，所长又跑过来，我把东西递给了姐姐和妹妹，指着她说：“你要再过来我就打你了，你相不相信？” 她越骂越难听了，我真的跑过去要打她，她跑开了，边跑边骂，不一会，招待所门口来了很多围观者，起码有一二百人，其中有一个老太婆开始大声地帮我说话：“她们是受汞矿迫害的，她们回来没地方住就该住矿招待所，关你这个婆娘什么事？你是矿长的小老婆吗？” 老人一说完，很多人也开始帮着骂所长，有的还大声唤打倒某某矿长，这场面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在农村受欺侮这么多年，除了院子里的 ‘桥’和二毛为爸爸和姐姐打过抱不平，还没人在这样的公开场所为我们这样说过话。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些自发起来的群众这样愤怒地为我们叫屈，心里涌起一阵暖流。

  就这样我们姐妹住进了矿招待所，没几天，汞矿组织了民兵指挥部，指挥部的头头背着枪凶神恶煞的跑到我们房间来，让我们姐妹搬出去，声称我们不搬他们就要采取 ‘革命’ 行动了。我一听二话没说，站起来把他推了出去，把门关了。口里对他说道：“别瞎吹牛，最好是直接行动好了。” 其实在当时我心里也和姐姐妹妹一样，也害怕的很，但我想到，要是靠姐姐一个人和他们斗，姐姐虽然会说会写，但是姐姐面对她们的野蛮不一定能应付，要是姐姐没有了士气，我们姐妹就无法在矿里呆下去了。我不能让姐姐和妹妹感到害怕，我心里很早就对自己说过，我要保护她们，我要做到让她们有安全感，那怕就是真的把我抓了起来，我也在所不惜。指挥部的头头又一次带上两个持枪的民兵来到我们房间，正好姐姐妹妹不在，只有我一人正准备去找她们，队长和他的兵来了我也不理，走了出来想去锁门，队长说了：“你们搬不搬？不搬我们就抓人。” 我说：“好啊！那就先抓我吧，不过我给你提个醒，你抓了我最好是不要放，要是一两天你就把我给放了，我告诉你，你们家从此后要多准备一张床一个碗，我说到做到。你家要是养不活我，你就送我上矿长家，你先想好了，我是上你家呢还是上矿长家？” 两个跟他一起的青年民兵悄悄的给我竖大拇指，还偷偷地笑。边说我边把门上了锁，我问：“现在就跟你走吗？” 队长丢下一句话，你等着吧，从此后队长见了我们就躲，以后不躲了就笑。

  可是我们姐妹也不能这样干等啊！有地方住可没地方吃，天天的找矿长，找组织部，找保卫科，天天同样的话，闹得矿长无法办公。

  汞矿只好第二次派出外调人员。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37:23编辑过]

第十三章  世间百态

  奇怪的关系--节外生枝--为生存奔走--生活

一、奇怪的关系

  姐姐又一次悄悄地跟着外调人员走了，我们姐妹三人还是矿里给的那十几元钱，全买成了饭菜票，姐姐往返湖南和贵州除了两角钱的进站票，都是爬车。万山到双峰、双峰到万山一定要在怀化转车，姐姐每次在怀化下车后就跟着逃票的人们顺着火车路走上五六里路，转个大圈再回到火车站，冬天的夜很冷很黑，姐姐常常高一脚低一脚的走路，不小心就踩到路边的水田里，有一次姐姐怕被逃票的队伍丢到后面，又看不清路，一脚踩到深水田里，鞋拔不出来，只好用手拔，结果鞋里全是泥，姐姐就这样提着鞋，一只脚光着跑了几里路，到了车站找到自来水把鞋洗了，然后就这样穿上又湿又冷的鞋袜，姐姐就这样在车站里小跑抗寒，到快天亮了她实在跑不动了，又困又饿，但是一停下来就全身打抖，湿的这脚冻得生痛，痛苦极了。 

以后的几年里都这样逃票，抓着了就把实情说出来，以致到了后来，湘黔铁路这两趟慢车上的列车员，看到姐姐后，都不查票了，连列车长都很关心我家政策落实的进展情况了。

  姐姐走了，给我和妹妹留下的饭菜票也不是很多，我和妹妹计划每天每人吃六两米的饭，五分钱菜。因长期没吃油，肚子里填得再多也不会觉得饱，时时都是饿的，我和妹妹天天呆在招待所，一般都不出去，因为和我们同龄的人都有工作，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人们不同的目光，有歧视、有怜悯、有同情，当然也有少数钦佩的目光。总的来说我们有点和别人格格不入的感觉，一种自卑心理时时地折磨着我们，我们也不愿意出去到处跑。

  因为我们姐妹连吃饭的碗也没有，一天我上聂妈妈家去借碗，正好遇到聂伯伯下班，聂伯又打了发粑回来，二老不让我走，一定留我吃饭，聂妈妈让聂伯去食堂打饭，聂伯伯打回来一斤豆豆饭，因那时每家分配的口粮里，都有百分之二十的杂粮。聂伯伯一口饭都不吃，全吃的玉米发粑，我抢着要吃，二老就是不让，他们说发粑是发过酵的，吃了不经饿，一定要我吃饭，吃过饭，我惦记妹妹还在等我，拿着碗就走，可聂妈妈把碗抢了过去，满满的盛了一碗饭让我带走，我不要，聂妈妈生气：“你吃饱了，可亚兰还饿着，这碗饭可以让她吃餐饱饭。”我接过饭调头就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泪在眼眶里打转，心里万分的感激。聂妈妈从小是孤儿，吃过不少的苦，她最能体会穷人的饥饿。

  我回到招待所，正好碰上在梦新生产队背柴的那个男人，他遇见我对我笑笑：“请问尤春梅在这里住吗？” ，“我姐姐回湖南了” 我回答他。他好象想说什么又没有说，我也没多问就走了。下午梦新来找我玩，在招待所坐了一会，有说有笑的瞎聊一通，话扯到了他下放的队上一些人和事，我想起来对他说了句：“对了，你们队的那个人认识我姐姐，他刚才来找过我姐姐。” 梦新一听：“那个姓包的坏份子吗？” 我一听很不高兴：“你自己家的事不也没搞清吗？干嘛老这样对待别人？别人这样叫你爸爸妈妈你怎么想？他就是坏份子也用不着你这样恨嘛！” 梦新听了不高兴，走了。

  刘妈的女儿德慧下班早，跑来招待所找我，正好遇到梦新从招待所走出去，德慧问我：“你干嘛和他玩得来？我最瞧不起他了，没志气。” 我问德慧干嘛这样说他，德慧说：“你没看他年轻轻的靠别人养吗？” 我说：“他能干活啊，他不是跟着余师傅做学徒吗？” 德慧说：“反正我听别人说得难听，你最好不要理他们，不然他师傅要恨你。” 我实在想不明白，也不知道怎么问，才能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德慧走时邀我晚上到她家去，我答应了。

  吃过晚饭我和妹妹上了德慧家，路上遇到来找我姐姐的那个姓包的男人，他在看打篮球，他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我也没叫他，只见他的头上多了一块包扎的白纱布。

  走到德慧家，二位老人非常高兴，让我和妹妹坐下，二老问起政策落实的进展，我大声的说给刘伯听，因他耳朵不好，有些话还得重复，可他又很关心，张叔一家听到了我的声音，二老也跑过来了，我把这些天的情况仔细的说了一遍。大家对汞矿这样对我们都很不满，也表示同情，都说我姐妹没地方走的话，可以常常到这里来玩。说话间梦新师徒也回来了，梦新也搬个凳子过来参加聊天。他当着大家面对我说：“桂兰，你知道我今天干了什么事吗？” 我说：“干嘛了” 他诡秘的笑了一下：“一会悄悄对你说。” 他这样和我说话让我有些难堪，我怕别人误会我和他的关系很特别似的，但又不好说什么，心里很不高兴。

  张叔的大儿子华崽不喜欢吵闹，看到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很不高兴，就跑过来跺脚。我很害怕，露出了惊慌的神色，张叔过去拉他，他跑开了，可走到远处弯下腰去捡起一个大石头，高高的举起来，大家都叫他：“华崽，打不得呢，都是熟人啊，你不认识了？快点放下来。” 华崽丢下石头哈哈大笑起来。笑了一会又跑过来跺脚，张叔的二儿子国兴出来了，他拉开了哥哥，张妈给他介绍了我和妹妹，国兴长得还是很像小时候，只是高了胖了。国兴也参加我们聊天，我们和国兴说话不太拘束，因为小时候就认识，所以也有些邻居兄妹的感觉。

  国兴也和玉小下乡到一个生产队，和梦新是朋友，对梦新非常了解。晚了，我和妹妹要回招待所去睡了，梦新说要送，我说我们不怕，可他还是起身要送，余师傅也跟着他一起送我们，国兴悄悄的拉了我一下衣服，我感觉他有话要说，可是没有说话的机会。在路上梦新对我说了：“今天我打了一个人，你知道是谁吗？” 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干嘛要打人呢？” 他说：“我把老包给打了，我对他说，只要他敢再上招待所来找你们姐妹，我见他一次就打一次，今天我还是放他一马了，只叫了一个人帮忙。” 我听了梦新的话，心里为那个姓包的好难过。也很生梦新的气，在心里对他有些看法，觉得他这人没脑筋，很可怕，不值得交往，决心疏远他。再说我也不想让一些男孩子上招待所来找我，我怕影响不好。

第二天梦新又来了，我对他说：“以后你少来这里找我们玩，影响不好，再说了，我很反感你去打人，姓包的来找我姐姐与你没关系，你凭什么去打他，希望你为我们姐妹的名誉想想。” 说完我不再理他，他说了一些都是为了我们姐妹好的理由，我和妹妹都不答话，他没趣就走了。他刚走一会，余师傅来找他了，我说他刚走，余师傅很生气的说：“桂兰，你评评有没有这个理嘛，吃我的，用我的，还不干活，手艺也不好好的学，心里就想着找对象，有这样无情无义的人吗？以后他来，你少答理他，你们都在搞政策落实，不是谈朋友的时候，我不希望你们再交往下去。” 听了余师傅的话我头都大了，我哪里想谈朋友嘛？我气得说不出话，心里十分委屈，觉得他的误会对我是一种侮辱。那时觉得说谈朋友很丢人，可别人认为我在谈朋友，让我无地自容，我心里又气又急，可找不到话回他。他说完话走了，他走出去好远我才吼了一句：“从此不想再见到你们两个人。”

我到招待所后面的井边去洗衣服，梦新跑来了，他对我说：“桂兰，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和我师傅在一起？要是你瞧不起我这一点，我马上离开他行吗？” 我听了很来气，真是找不到什么词能让他明白我心里的感受，我想了一会对他说：“你好与坏都与我无关，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我不想别人误会我，更不想让你师傅以为我让你不干活。” 我告诉他，他师傅刚来找过我，我同意他师傅说的，以后不要打交道了。梦新听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过一会他师傅哭着来找我，说梦新要离开他，还说他其实是为我好，意思还怪我挑拨他们师徒俩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两个大男人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我实在生气，我对他说：“从现在起，你们俩我谁都不理，好吗？就当没有认识。我惹不起你们，你俩想怎么就怎么，从此后你们的事别再和我说。我也不会来找你们。” 可余师傅不走，又缠着我说好话，让我去帮他劝劝梦新。他样子可怜兮兮的，我心里很多的不明白，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他再三求我，我只好答应了，余师傅马上有了笑脸，在路上他对我说了个笑话：“桂兰你信不信？我一到了晚上就会变成一个美女。” 我心里好笑极了，怎么一个大男人会说小孩话呢？在我心里有了一个答案，这两师徒智商有问题，不能和他一般见识，心里也没什么气了。

  我去找了梦新，梦新答应不走了，只要我还像以前一样把他当朋友。他俩和好后，张叔把我叫了过去，梦新和他师傅把门关了，直到我走师徒俩都没出来。张叔问姐姐回来了没有，张叔还悄悄的对我说：“你千万别和这两个人搅在一块，不然事多。” 我点头。走时张叔的二儿子国兴多送了我几步路，他对我说：“桂兰，余师傅已经换了几个学徒了，梦新是第三个，前面两个也长得很帅，都自杀了。” 我问为什么，他不说，只是笑笑对我说：“少和梦新往来，他师傅会不高兴的，梦新也有自己的难处吧”。

梦新又来找我了，我很冷淡地的对他，他说：“桂兰，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我告诉你嘛。我师傅生殖器是有问题。” 可我不明白什么是生殖器，因为这个名词我从来没听说过，我看过很多的小说，可小说上从来就没有，在学校也没有生理课，我以为他是说的声子器，我以为是喉咙部位，我再想想是的，余师傅好象是没咽喉。

  当天晚上，余师傅慌慌张张的来到招待所：“桂兰，你和亚兰快点跑，你姐姐出事了，在怀化被抓起来了，听说汞矿也要对你们采取行动，你们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我和妹妹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坏了，没有了主意。我和妹妹身无分文，家也不能回，能上哪里？心里又担心姐姐，整个天都塌下来了，不知道姐姐到底出了什么事。妹妹放声大哭，我心急如焚，一口气跑到舅舅家，舅舅听了不但拿不出主意，反而不停的念叨：“几个女孩子出来干什么嘛？出来干什么嘛？现在怎么办嘛，你说怎么办嘛？” 我看舅舅没有主意，又跑到杨叔家去，杨叔比较冷静，他问消息是从哪里来的，这人和汞矿有什么关系，我把知道的全告诉他了，他又问是不是住在杀猪场的那两师徒，我说是的。杨叔又问我和他徒弟关系怎么样，我也如实说了，他很不高兴的说：“从此后你们姐妹三人要记住，不要随便接近男孩子，要是你们自己站不住脚，拿辩子给别人抓住，就没人能帮得了你们。不过你姐姐这事，我看消息不一定可靠，春梅是个有脑筋的人，只要不犯法，怀化公安局怎么可能抓她。你两姐妹先别乱了阵脚，我去特区公安局打听一下。” 杨叔走了，我想起再去找余师傅问问，看他是听谁说的，我刚从杨叔家出来就碰上余师傅了，他一个人走在路上，我问他消息是那里来的，还问他我姐姐是为什么被抓的。他说了消息很可靠，我姐姐是因为身上没钱，犯了作风上的错误被抓的。我一听这不可能，姐姐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顿时起了疑心，我对他说：“余师傅；请你把消息来源告诉我好吗？”他说他不能泄密，我说你已经泄了，他转身走了。

二、节外生枝

  杨叔回来了，什么也没打听到，公安局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杨叔让我和妹妹先回招待所，不要轻举妄动。我和妹妹急得一个晚上都在哭，担心姐姐有什么不测。天亮了，我又去四处打听，刘妈她们一栋房子的人全听说了，说姐姐好像是因为没钱，犯了作风上的错误被抓了，但也没有确凿的消息。消息也是余师傅给的，可梦新师徒俩都不在家，听说梦新先回乡下去了，说是他妈妈病了。

  我想上特区政府去打听一下，还没走到，在半路碰上了梦新的妈妈，老人牵着我的手，非常激动，她说：“桂兰，自从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家梦新也对我说了，他想和你好，你要是愿意，就带着亚兰上我家住算了，别在外面受罪了，我家虽然穷，可饭还是吃得上。” 我听了老人的话，半天也说不出话来，又气又羞，后来我对老人说：“梦妈妈，谢谢你的关心，可我们姐妹出来是为爸爸的政策落实，在我爸爸的问题没有答案之前，我不会考虑个人问题。你回去告诉梦新，让他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不然我们朋友都没得做的了。” 我和老人说了句告别的话就走了，老人流泪了。

  到特区政府办，找到姐姐的另一个同学，他对姐姐的事一无所知，只问我姐姐怎么了，我看他什么也没听说，也没告诉他就走了，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余师傅，我叫住了他，让他告诉我，他还是不说，我一时生气就对他说：“余师傅，你要是不告诉我消息是从那来的也可以，但是希望你不要四处去乱宣扬，我想我姐姐绝不可能犯你说所的那种错误，我姐姐是受过教育的，是有人格的人。她要是因为没钱去犯错，我们姐妹能出来过这样的日子，我姐姐一定是受冤枉，她一定会没事，会放出来的。” 因为那时我看姐姐都去了一个星期没回来，在心里也以为姐姐是真的被抓了。余听我这样说，就对我说：“我怎么会乱说你姐姐，我都是听外人说的，要不然你去问别个。” “好，你告诉我是哪个说的，我去问他。” 我对他说。他不理我，转身丢下一句话：“那个爱管你家的事哦，没这么多精神。” 我跑上去抓住他，指着他的脸对他说：“我告诉你，要是我姐姐没事回来了，你看看我会怎么收拾你，你再到处乱造谣，我一定打得你满地找牙。” 他一边挣开我的手，一边打着结巴说：“关关关我屁事啊，好心告诉你们让你们逃，你们不识好。” 他说完就跑了。

  又过了一天，姐姐还是没有消息，我心里越来越没有了主意，我流着泪对杨叔说：“杨叔，我和妹妹只有走了，我先去找姐姐。” 杨叔说：“老二，你别急，这事急也没用，再等等，再说你们能上哪里去？”

  我说：“我想先上怀化去找，我上公安局和派出所去打听，要是姐姐真有事，他们会知道的，怀化找不到我就上娄底，姐姐坐车只有在这两个地方转车。”杨叔说你两姐妹身无分文怎么去呢。我想了想：“我想让舅舅帮着借点钱，以后我还，要是舅舅帮不上忙，就是要饭我也要把姐姐找到。” 说完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杨叔再三安慰，让我再等一天。

  我和妹妹又悄悄地哭着熬过一个晚上，那时真的好想大哭一场，可是连哭都没有地方，还不能让招待所和汞矿的领导知道我们走投无路。只能躲着哭，不敢哭出声。11点了，还没有姐姐的消息，我打定主意去找姐姐，收拾好衣服，想让妹妹留下来住在招待所里。万一能找到姐姐，回来有个地方住。可妹妹一个人不干，她要跟着我。只好这样了，先不拿东西，去和邻居们告个别。我带着妹妹，心里别提多难受了，脑子里浑浑噩噩的，走路也是高一脚低一脚的，踩着脚下的路象踩着波浪一样，很想一声声的大声的呻吟。刚上完坡，抬头一望，前面怎么像是姐姐，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几晚上没睡好，想姐姐想昏了，揉揉眼再看看，真的是姐姐，姐姐微笑着问：“想上哪里去？” 我和妹妹同时放声大哭，姐姐看到我和妹妹大哭吓坏了，也跟着哭，边哭边问：“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我告诉了姐姐余师傅造谣的事，但是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又没得罪他，一直都很尊重他，感激他师徒俩对我和妹妹的照顾。

我们决定一定要找余师傅问个明白，放下了东西先去找余，可走到那，邻居们说他师徒俩回乡下了。张叔家国兴对姐姐说：“别人都说余师傅是个公母人，上次我都说桂兰了，让她别和梦新打交道，不然余会吃醋的，他都死了两个学徒了，全是自杀的。人都长得帅，他不是只调戏一个两个人了，只有梦新才这样跟他，不过梦新这人没脑子。” 刘妈也来了，她接话道：“他才是最有脑子的，有吃有穿，还有得玩的，你们才是傻子。” 说完大家都笑，张妈也插话：“还是卖身吃饭最轻松，我家国兴才傻，余师傅这么喜欢你，你都不干。” 说完大家又笑，我有些听懂了他们说的意思，但对梦新的卖身一说，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时的我对性可以说一点点都不懂，对 ‘性’ 这个字的含意都不懂，可以说从来没听说过。可因为这些天 ‘余’ 的谣言让我和妹妹受尽了折磨，心里气难平，一心要报复他。

  我姐妹因为要上公安局，正好在公安局门口遇到了余师傅。他看到我们三姐妹，没命的跑，我在后面追他，他边跑边说：“你们等在这里，我会来的，我先去有点事。” 我说：“好，我就在这等你。” 他走了我们就进了公安局，姐姐把汞矿去外调的情况告诉了公安局。万山汞矿第二次派去的外调人员仍然不是为我父亲的问题而去，而是去找公社书记和竹矮子整我们三姐妹的黑材料，因为我们强占了招待所22号房，汞矿的头头很生气，可又拿我们没办法，因为我们身后有特区支持，他们没招，只好上我们当地，再次请求我们当地出面抓我们。可一到双峰县公安局，公安局已经将公社书记和竹矮子的材料全否了，还要求万山汞矿尽快的为我爸爸落实政策。特区公安局的同志也一直关心和同情我爸爸政策落实进展情况，他们表态，只要万山汞矿一上报我爸爸的调查材料，他们立马着手处理。

  出得公安局门来，‘余’ 真的带了一帮人来了，其中有他的徒弟梦新，还有一个女孩，样子很小，只有十六七岁，长得白白净净的，很耐看，另外有女孩的妈妈、哥哥（后来才知道不是女孩的哥哥，是女孩的未婚夫，她们已定婚同居了） 。我上去和 ‘余’ 吵架，就在公安局门口吵开了，‘余’ 仗着有人撑腰，气也粗了。我问他是听谁说的我姐姐的坏话，我很生气，我过去打他，梦新走过来帮他的忙，我和梦新吵了起来，原来余师傅怕我姐妹打他，他花钱把这女孩一家请了来，说是把女孩介绍给梦新；梦新的妈妈找过我以后，看到我不答应，梦新很失望，就答应 ‘余’ 找这女孩做对象，所以梦新就出面帮他。我正在生气，管不了那么多，梦新既然帮他，那就是我的敌人，我当着很多的围观者骂梦新：“你这个靠卖身吃饭的不要脸的可怜虫，给我滚一边去，这里没你什么事。” 旁边围观的人都哄的一下子笑了起来，公安局的人也出来了。‘余’ 见我和梦新吵了起来，就退到了一边，可我还是要去打 ‘余’ ，梦新走过来拦，我开始和梦新动起手来，不过他没打我，要是真打，我一定不是他的对手。公安局的出面来拉架了，可我还是边骂边扑过去，我们姐妹不能让这样的谣言再一次发生，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虽穷，可我们还是很在乎名誉，我们要正正派派做人。气来了顾不了这么多，三姐妹一人一句用最难听的话向那师徒俩脸上砸过去，什么人妖了，男妓了，公母人了，阴阳人了，全骂出来了。但是架没打起来，因为公安局出来好几位同志，都出来拉，只能是相互乱骂一通，可骂架他师徒俩远不是我们的对手。

  架吵完了，吵得大家都听说了，污蔑姐姐的谣言就不用一处处去辟谣了。我们姐妹因受人诽谤，打架打到了公安局去的话很快就相互传开了，‘余’ 和梦新的事闹得人人皆知。不久梦新找到我，说我这样骂他让他难以做人，还说他上当了，女孩走了，又认错又埋怨，我对他说：“你长些脑子，长些志气就不会这样了，以前你一家人在我和妹妹最难的时候关照过我们，我记得情在。可是这次你们造姐姐的谣，差点把我和我妹妹害死，要不是杨叔留住我和妹妹，也许我和妹妹正在要饭，我姐姐还不知道要上哪去找我们呢。我欠你的情你也讨回去了，以后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你别再找我们说话。”

  姐姐这次跟随外调人员去这么久，原因是姐姐了解到汞矿并没有诚意给爸爸平反，只好做长期在外的打算，可是我们姐妹生活费从哪里来？在火车上了解到，贵阳的猪油猪肉特别紧张，湖南的便宜，就想将家乡的便宜猪肉贩到贵阳加价卖出，挣一点钱，为我们姐妹在外面长期呆下去打点基础。

  姐姐回去先找到二毛，二毛在单位请了假，不论姐姐上县里区里，二毛都陪着，二毛单位的另一个小年轻老家离我们家也不远，也一起回来跟着二毛一块，他俩寸步不离姐姐，姐姐大着胆子回了家，由舅舅他们出面赊了些油和肉，姐姐直接带着上了贵阳，在贵阳又托人悄悄地卖了才回来。除去本钱，和在火车上一些列车员分走的，还挣了几十元生活费。那时不能公开的做生意，这样的生意叫 ‘投机倒把’ ，知道了是要被抓的，所以姐姐就多耽搁了些日子。可她没想到，因为她的迟迟不归，‘余’ 的阴谋差点得逞，我的精神差点崩溃，要是她再晚回来一天，她就见不着我和妹妹了，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注：万山汞矿就是贵州汞矿。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38:17编辑过]

三、为生存奔走

  姐姐做了点猪油猪肉生意，终于给困境中的我们找了一点生活费，可是我们再节省，每月每人也要吃上十元钱，姐姐找的这点钱只够吃一个多月，爸爸的政策落实又没进展，吃饭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一定得找点活干，可上哪里找呢？做临时工也得有证明、有户口，那时又不能做生意，只得到处托人想办法。

  机关食堂离招待所最近，我们姐妹想上机关食堂搭伙，姐姐走之前，我们的饭菜票都是机关食堂的，只是当时钱不多，没买多少，可等姐姐挣了点钱，再去买饭菜票时食堂就不给卖了，卖票的老头很为难地对我们说：“我很同情你们姐妹，但是上面有话，不让卖饭票给你们，你们要是有熟人，就找熟人来买，只要有票，他们不敢不打饭给你们。”其实那时舅舅还是福利科的科长，机关食堂属福利科管，但是保卫科越过舅舅，直接给食堂下了命令不让卖。舅舅人老实，不敢说话，悄悄地给了我们十斤饭票，口里不停的自言自语的念道：“想想办法，想想办法，除了这里还能上哪里去呢？” 我们看着舅舅那老实可怜的样子，为了让舅舅别担心，我们就自己去找人。

  晚上去了杨叔家，把机关食堂不卖饭票给我们姐妹的事告诉了杨叔，杨叔很生气：“这么大的一个食堂，几百职工吃饭的地方能多你们姐妹三人，这纯属整人，他们不卖票给你们可能是为你们好，不要你们的票，你们到了吃饭时就自己进去端。” 说完他对我笑了起来：“老二你怕不怕？” 我红着脸说；“还是有些怕羞。” 杨叔很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如果到了那一天，说不定你们真得这样做，你们要这样想，汞矿不整你爸爸，你们会过上这样妻离子散的日子吗？你们哪点比别人差？那样你们也个个会有文化、有工作。汞矿不给你爸爸平反，你们找他们要饭吃是应该的，没人能把你们怎么样，要是谁出来说个不字，你们就找他解决问题，上他家吃饭。” 我们姐妹在贵州汞矿为爸爸搞政策落实，杨叔成了我们最大的精神支柱。没有他的开导和支持我们姐妹很难呆下去。

  因为当时的条件和心情，我们姐妹都不愿出入人多的地方。有一天白天没事，我们姐妹上山去玩，走到了杀猪场后面的山上。因为这座山是我们小时候常去玩的地方，总对它有着特有的感情，再说这山比较偏僻。虽说日子非常艰难，可我们姐妹在一起还是很温馨，我们性格都很活泼，爱说、爱笑、爱唱歌，我们在没人的山上放声地的唱歌，没想到被山下酒厂里面的人听到了。人们都跑出来，站到平地里望着山上，很多人向我们挥手。我们这才注意到那房子里有人，过一会杨叔出来了，他在下面向我们招手。我们知道酒厂在这个方向，可不知道就是这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我们下得山来，杨叔向他们厂的工人介绍了我们姐妹，也介绍了我们的处境，大家都深表同情，食堂做饭的王阿姨对杨叔说：“我们这里吃饭的人不多，我愿多做三个人的饭，你让她们姐妹仨上我们这里搭伙。”杨叔只是笑，副厂长和其他人也都表示同意。就这样我们姐妹在酒厂搭伙了，只是离住的地方很远，可我们愿意走，那里人们的目光都很友好，能让我们感到亲切和安全。

  酒厂不大，人也只有20多个，可在当时烟酒都很吃香的年月，来找杨叔拉关系的人不少，杨叔在人群中很有威信。在偌大的一个特区算是很好的单位。汞矿也有不少想喝酒的人，为能认识杨叔而感到高兴。酒厂离杀猪场不远，当时的杀猪场也是国营的，杀猪的要喝酒，喝酒的要吃肉，所以酒厂买肉就自然不要肉票了，酒厂生活很好，我们姐妹虽吃不上肉，可油水还是很足的，特别是包子，里面包的全是肉。又只几分钱一个，王阿姨总会给我们姐妹留几个。有时没打完的肉，也会悄悄的放在我们的饭下面，饭也会尽量的多给我们一些。因为有杨叔在，我们在酒厂受到了特殊的待遇。那里有很多关爱过我们的人，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在酒厂搭伙不久的一天，特区建筑队的一个头头来酒厂开后门要酒，杨叔把姐姐介绍去建筑队干零时工。能找到这份工打，对我们真是天大的喜讯，姐姐第二天就去做工了，姐姐做工的地方离招待所很远，中午姐姐就在建筑队吃饭了。建筑工人都很苦，大多都是家在农村的，再说建筑队在当时是个最不好的单位，有一点关系的都不会呆在那里，都想方设法的调走了，留下来的都是穷人，越是这样，建筑队食堂的生活就比其它地方食堂生活差，想到姐姐要干这么重的活，中午又没有油水吃，我很想让姐姐每餐多吃一两饭，到了晚上，就给姐姐打四两米的饭留着。可每当姐姐吃饭时，妹妹总看得吞口水，姐姐觉得妹妹可怜，就改为大家每天都吃两餐，每餐每人吃四两米饭。

  说实话，现在我一天也吃不完几两米，可在当时，一天吃八两米的饭，肚子从来就没饱过。

  那时是热天，我们姐妹天天都用招待所的大盆打水洗澡，一天晚上姐姐洗澡我没有出去，就坐在床上看着她洗，姐姐脱掉衣服，除了一对乳房还算丰满漂亮外，肋骨也一根根的看得清了，两个肩上全是紫色的。我问姐姐；“很累？活很重？” 姐姐说：“是的，那石头压在肩上，我感觉到肋骨都挤粘在一块了似的。” 这个晚上，我一个人偷偷的躲着流泪，我想去替姐姐干活。早上我和姐姐说了：“你给你们干活的人说一下嘛，我去替你干几天，白天还是你去汞矿找人好些，你比我会说，这么久没去找他们了，他们都忘记了。” 姐姐晚上回来说，干活的师傅们不愿意，他们都很喜欢姐姐，说姐姐能吃苦，抬石头和男生一样，还喜欢姐姐有文化，说姐姐没有读书人架子，在休息时，这些干苦力的师傅们，常常让姐姐哼歌给他们听。这个苦力的队伍里，有着各种不同阶层的人们，思想和文化差异都很大。有被整下来的当权派和老师，有从农村去参军回来安排工作的转业军人，还有一些子女多自己又没文化，老伴没工作的老工人。可除了个别转业军人外，大部分人都喜欢姐姐，他们舍不得姐姐离开，再说姐姐样子也惹人喜欢。我很想把姐姐换下来，想了个主意，我何不用我的实力，让他们明白我劳动力不比姐姐差呢？早上姐姐要走时，我对她说，今天你别在那里吃中饭，我今天早点上酒厂去打饭，打好我就给你送过来，这边油水还是重一些。平常我们三姐妹一般只吃一角钱的菜，可这天中午我为姐姐一个人打了一角钱的菜，王姨问我打好饭上哪去，我告诉她，我去给姐姐送饭，王姨看看还没人来吃饭，悄悄的给我在饭下现放了点肉，我谢过王姨就去找姐姐了。从酒厂到姐姐干活的地方，可能还不到一小时路。

  工人们看到我，都说我们姐妹长得很像，只是我白姐姐黑，我胖些姐姐瘦些，我矮些姐姐高些。下午干活，姐姐分去抬石头，我要抢着帮她抬，和姐姐一起抬石头的大哥哥不太愿意，他笑着对我说；“你不行吧？还是让你姐姐来。” 我说我不比姐姐差，他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把套在石头上的绳子往他身边捋过去一些。我笑笑又把它捋过来放在中间。大哥哥好笑：“你能行吗？” 我没说话，把抬杠放到了肩上，蹲了下去等他，我走前，步子很稳，很多人用吃惊的目光看着我。就这样我帮姐姐干了几天活，下雨天不能干活，我们姐妹三人就上矿长办公室去闹。闹得他没法上班，到后来只要看到我们去，他就关门走人，也没有人敢出来拦我们，人们都怕我们姐妹上他们家去抢饭吃。

  姐姐干了20多天的活了，到了结账的时候，虽说建筑队也是国家办的，可一样按劳取酬，都是评分，师傅们评十分，姐姐评七分，虽说有些低了，可总算不错了，有活干就有饭吃，姐姐高高兴兴的领回了37元钱，三姐妹高兴坏了，这么多年了，对我们一家人来说还没有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得过这么多的钱，姐姐高兴地计划着钱的用法，先买20天的饭菜票，给妈妈寄回去15元，妈妈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没有一粒粮食一分钱。我们姐妹三人有了生活来源，做好和矿里打持久战的准备。可没想到的是姐姐再去做工时，建筑队队长通知姐姐，不让她做工了，说是上面下的指示。姐姐去找了特区政府，政府不知道此事，再去找公安局，公安局的同志也不知道，没办法，我和姐姐找上队长家去，请求他帮帮忙，队长说：“我也很为难啊，我也同情你们，可是我老婆在汞矿上班，汞矿领导都找我谈话了，要是我再让你们干活，他们会拿小脚鞋给我老婆穿的。” 说完队长还再三叮嘱我们姐妹不能把他说的话供出来，要是我们姐妹去找汞矿吵，把汞矿找他的话供出来，他的日子也不好过。

  没有了这份工作，我们姐妹就无法在万山呆下去。为了生存，只好由原来的老邻居曾叔找了个便车先把妹妹送走，让妹妹上贵阳去找大哥和爸爸。看着妹妹一个人拿着自己的两件换洗衣服，眼泪汪汪的，三步一回头的，留恋地望着我和姐姐，我心里像被切割了一块去了似的。

四、生活

  妹妹走了，我和姐姐心里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空空的。很多天后，接到爸爸的来信，得知妹妹到了贵阳贵州汞矿转运站，由转运站的赵叔打电话给大哥单位，大哥上转运站来接的妹妹，妹妹上了大哥家。大哥当时是贵阳市建筑五社的主任，也是技术行家，可是建筑单位却没有自己的职工宿舍，盖房子的没房子住。大哥只好住在嫂子单位不足11平米的房子里，大哥嫂子还有侄儿和侄女及妹妹五个人都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大哥还要想办法给妹妹找临时工做。

  我和姐姐除了找汞矿领导，就是上酒厂等饭吃，去酒厂要经过杀猪场，德慧家就住在公路下面一点点，刘妈和张妈两家人只要看到我们，都会招呼我们进门，所以我们也常常上她们那里去坐一会，到吃饭时再上酒厂。刘妈家里常常有很多的男青年去玩，其中有几个是德慧的追求者，有一个当时年龄整整比德慧大一倍的小学教师，人很老实，接近迂腐和呆板。我们每次去，他都以主人的身份和我们说话，后来才知道他是刘妈给德慧选中的对象。可刘妈当着别的小青年从来不承认此事，所以其它喜欢德慧的青年，还是不停地朝她家跑。刘妈对我们姐妹也特别的亲切。

  刘妈是个有着复杂心理的人，又不甘寂寞，她喜欢天天有人陪着打扑克牌，有时也让我们姐妹陪打，可我们很少有这样的心情。民兵指挥部的年青人也常来他家玩，见到我们也打招呼。其中有个别的喜欢上了姐姐，当刘妈留他打牌时，他说要是姐姐打他才打，原来威吓过我们的民兵现在成了姐姐的崇拜者。为了开心，刘妈到吃饭时也不让我们走，公开的开口，让上他家玩的青年掏饭票出来打饭招待大家。我和姐姐很不习惯，时间长了，在德慧和邻居们的口中得知刘妈的过去（这些，后来也听刘妈自已讲起）。

  刘妈出生于湖南的洪江，洪江在解放前是妓女最多的地方，听刘妈自己说，她们那里一条街，很多人家都是养了女儿就让她做妓女，女儿就成了养家的饭碗，刘妈这样给我们叙述的：“我14岁那年，我妈妈让我去接客，我不干，妈妈就不给我饭吃，我见谁家一开门，就进去给人倒马桶，这样过了半个月，可后来有一天妈妈收了一个黑大汉的钱，妈妈帮着那人把我糟蹋了。我在床上睡了好多天不能动，后来没办法就干上这一行了，解放后政府给我们办了学习班，我带着妈妈嫁人了。已经嫁了几次了，和你刘伯是第五次了，你刘伯前面的老婆都是他打跑的，他脾气可坏，可是在我面前不敢乱说乱动。我只要一不理他，他就吓得不行，不停地说好话。” 然后刘妈就一一的对我们数了她前面的几个丈夫，个个都对她好得不行，可刘妈吃不了苦，都在日子难过的时候离开了对方，但是没一个人恨她，有两个前夫到日子好些时还来看她，给她买东西，刘妈为这事很是自豪。根据我和姐姐听别人说的和看到的，刘妈确实不是吹牛，刘伯的确很宠她，都这么老了，刘妈还常常撒娇，只要她一流泪，刘伯就不知道怎么才好了，又是笑又是哄的，弄得我和德慧常常偷偷的笑。

  从刘妈让一些青年人陪她打牌，和让这些人出钱买饭菜的行为看，她身上有着很多过去留下来的不良生活习惯，还有那个老师和其它两个青年同时这样出进在她家里，让我们对她有了一些看法。在刘妈家，德慧对我就像姐妹，我也很喜欢她，她比我小很多，可有些事她比我懂，她这么小，就常为自己的个人问题悄悄落泪。德慧16岁才被领养到这个家来，也就是说，她来刘妈家只有一年时间。德慧母亲死得早，父亲结过三次婚，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爸爸虽是驾驶员，可因子女多，家里很穷。万山是个老厂，安排工作很难，刘伯刘妈膝下无子，德慧的爸爸为了让德慧有个工作，能接刘伯的班，就把她送给了刘家。

  也因德慧漂亮，刘妈又爱热闹，所以就利用德慧招来很多年轻人上她家玩，陪她打牌。了解这些后，我们姐妹很少上她家玩，就是去了也不陪玩牌。可刘伯对我们是真的同情，对我爸爸的政策落实非常关心，再加刘伯是个实在人，德慧又这么好，我姐妹只能把对刘妈的看法藏在心里，保持着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但是不愿被刘妈利用。

  有一天我和姐姐吃过饭路过刘妈家，刘妈在路上拦住我和姐姐，进得家门，见德慧在哭，刘妈也哭，她对姐姐说让姐姐帮帮她，劝劝德慧。原来刘妈每个月背着德慧，收了那老师20元钱，是从德慧进她家门才一个月就开始的，现在来她家玩的男生多了，再加德慧又从来都不理他，老师感觉到不安全，老师要求刘妈对德慧说出真相，并要求结婚。可任凭刘妈怎么说德慧都不干，刘妈对德慧又是打又是骂。最后刘妈提出让德慧把顶老头的职给退了。德慧生气就跑了回去，可德慧的生父怕女儿丢掉这份工作，又把德慧送了回来。因为自己的女儿来刘家并没做过什么错事，送回来时她生父对刘妈说了些硬话。德慧回来后还是不理那老师，老师提出来，要是德慧不同意和他结婚，他就让刘妈退钱，要是不退钱他就上告公安局，让公安局来处理刘妈行骗一事。刘妈吓坏了，就找姐姐帮忙出主意。

  我姐妹都为德慧不平，对刘妈相当反感，可又同情刘伯，因为刘伯是真心的爱这个女儿，老太婆所做的这一切他完全不知道。刘妈拿不出钱来还债，又怕上公安局，只好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求姐姐，姐姐责备过刘妈后，帮刘妈写了一封信给老师，全文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内容是告诉他，上公安局打官司没他的好果子吃，还在人格上也指责了他，也利用法律威慑了他，说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懂婚姻法的人民教师和刘妈勾结，包办买卖婚姻。结果那位老师也就不再来刘妈家，事情不了了之。

  因为这件事的顺利解决，德慧对我姐妹非常亲，如同手足，就这样，因为有德慧这个关系，我姐妹没有和刘妈断绝往来。无意中为以后为爸爸打官司的流浪日子，铺垫了一条有着帮助也有着荆棘的路。

  我们跑汞矿，有时也跑特区和铜仁地区，可当时的形势对我们没有一点帮助，汞矿领导虽然怕我们躲我们，可就是不给解决实际问题。身上的钱吃完了，很多好心的人们开始 5斤10斤的送粮票。也有借过 5元10元钱的，但毕竟不是解决的办法。再次请求杨叔为我们姐妹去活动一下，是否能为我们找点事做。可是在万山唯一能做的临时工就是建筑队，杨叔找了几个人，都是些关系不错的，可打不通，建筑队的头头怕汞矿报复他老婆，矿长下了死命令，不得给我们姐妹任何帮助。杨叔实在想不出办法了，想起了他们厂有些烤酒用的土伏岑在地坪里堆着日晒雨淋，就让我们姐妹去把它担到周叔家楼上（也就是爸爸住过的）。我和姐姐高兴坏了，大担大担的担，路不远，还不上一里路，我姐妹一天可以走20多个来回，晒干了的土伏岑不重，一大担也没有一百斤，累了乏了还可以和周叔聊聊天。还没上十天，坪里一大堆土伏岑只剩下一半了。杨叔晚上对我们说，你们别干这么猛啊！你们完成得太快了，我给钱给多了别人会有意见的。接下来的日子我俩姐妹就慢慢地担。近一个月我们终于把土伏岑给担完了，一结账，酒厂给了我们76元钱，除去我们支取掉的20元生活费，还剩56元。姐姐和我一人做了一条裤子，当时没有布票，姐姐认识了一个特区商店卖布的老乡，她和姐姐约好，让姐姐在没人的时候去扯布，她不收我们的布票，但是她要多扯两条裤子的布料让姐姐带出来。然后晚上送到她家去。

  所剩的钱给妈妈寄去30元，不久妈妈来信了：“我和孩子们都很好，你们出去以后，左邻右舍对我很是关照，我基本没有饿过肚子，有些邻近大队的，也常常用小皮篓提点米来给我们吃，我都一一的记上名字，待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再慢慢的偿还。你们在外要保护好自己，你父亲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我们家是有盼头的。” 姐姐接到妈妈的信，眼泪哒哒的滴到信纸上。

  一日我和姐姐正走在特区回来的路上，突然到处的广播都响起了哀乐。广播里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这突然而来的消息吓得我双脚打颤。到底是怕什么说不清楚，只觉得有天塌下来的感觉。一个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一个从我牙牙学语就天天喊着万岁的伟人，怎么会死呢？那样的感觉，那样的恐惧，是我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39:01编辑过]

第十四章  漫漫长路

  恐惧--朋友们--漫漫平反路

一、恐惧

  毛主席逝世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不太记得清楚了），全矿召开了追悼会，家家户户的门都上了锁。没有一人不参加，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参加了。追悼会设在汞矿的球场，各个分矿的人也都全来了，人山人海的，哭声震天，听说没有一人不哭的。很多人哭得昏死过去，救护车一趟趟不停地跑着，哇哇的叫个不停。医务工作者随着休克者的增加，一个个哭着离开了追悼会，整个会议听不到广播的声音，只有哭声和哭倒下的人所引起的混乱声。

  所有的工、农、兵都参加了追悼会，唯独我和姐姐，什么人都不算，连悼念毛主席的资格都没有，这对我来说是多大的耻辱啊！我和姐姐悄悄的出了招待所，绕过人们的视线，躲到了山上去。在山上偷偷地远远地看着悲伤的人们，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我想到所有的人都能为主席开追悼会，而我们不能，要是被别人看到我们跑到山上去玩了，会不会把我们当成不爱毛主席的人呢？要是这样，那些悲痛的人们一定会非常愤怒，会把我们活活地打死，我越想越害怕。下午四点刚过，追悼会结束了，姐姐叫我下山，我说再在山上坐一会，姐姐用烦躁的目光看着我，可我就是不走，我心里的恐惧不敢告诉姐姐，就是不让她下山。

  追悼会过后的几天，我都不敢大声的说话，也不上别人家玩，姐姐叫我出去走走，我就拉着姐姐上酒厂后面山上的马路上去散步，这是一条很少有人走的路，因为这路是通向悬崖的，里面没有住家户和房屋。以前修这条马路是为了矿里有一个叫五坑的坑口在山下面，（我们叫的坑口实际是一个小分矿，是汞矿的一个下属单位），五坑很早前没有公路运送物资，只好用索道运送所需物资，这条公路就是为了给索道送物资修的，后来五坑有公路了，这条路就荒废了。路上面的山上全是坟墓，因路没有人管理，上面常常塌方下来，很多的坟墓都塌了下来，有些没全掉下来的棺材，只掉了档头的一半木板，一些没有腐烂的人骨和衣服就露在外面，在过路人们的头上高高的挂着。

  那些天我们就是上酒厂吃饭，也很少见到有人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的。毛主席死后不到半个月的某一天，汞矿突然贴出了布告，枪毙反革命份子罗新民（我记得他的真名好像就是这三个字） ，罪状是开毛主席追悼会时他笑了。罗新民出生贫农，父亲早死，母亲远嫁他乡，罗是孤儿，是党和人民把他养大的，枪毙时不到20岁。布告贴出来的第二天，天下着很大的雨，风雨大得雨伞只能遮住头，下半身的裤子都被雨淋得透湿。这天我和姐姐正好在酒厂，10点多钟人们成群结队的向着酒厂后面的公路跑来，不一会，山头上就站满了人，紧接着开来了三辆军车，有一辆前面站着一个背后插着斩标的人。从很远就能看到他那张孩子般的脸，被雨水淋着的脸没有一点表情，双眼紧闭，脸色白得和死人一样，后来听人们说在用绳索捆他的时候他不停地求：“叔叔轻一点啊！轻一点啊！”后来插斩标时他没再说过话。也不知道那张白色的脸是活人的还是已被绳索勒死了的人了。

  军车开过狭窄的公路，人们从公路上向山上山下拥挤着，两边山头攒动着黑压压的人头。枪毙地点是酒厂后面的山凹里，也是这些天我和姐姐常走的路下面。我和姐姐在酒厂后面的房子里，透过玻璃窗正好能看到枪毙地点，但是被很多的人头挡住了。三声枪响过后，兴奋的人们慢慢的离去，我看到了一个平躺着的尸体，心中一阵阵地恶心想吐。

  矿上贴出通告，曝尸三日，不得收尸，晚上民兵背着枪轮流守夜，都是三五成群的走在一起。听说尸体被野狗撕烂了，第三天，死者的母亲赶来了，要收尸，但是要先交子弹费，母亲没带钱，又跑回家拿了钱才把尸体收走。

  这些日子我一直为自己没能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而担忧，不愿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下，总有一种感觉，自己可能会落得罗新明同样的下场，要是说话不注意，万一汞矿的领导要给我加上这条罪就可怕了。

  又一惊人的消息传来了，四人帮被打倒了。国家这么大的变化，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依然时时担忧，妈妈常说的，从解放以来，每一个政治运动，我爸爸都是运动员，所以从林彪死，毛主席去世，到现在又揪出了个‘四人帮’，这些国家大事按说与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可过去那些政治运动，伴随我们所走过的路，没有一条不让我们心惊胆战。没想到的是，四人帮打倒没几天，万山特区下了一道文给爸爸，文的内容好像和爸爸的成份有关，象是证明一类的，我现在记得不太清了。姐姐拿着特区给爸爸的文上贵阳去了，我一人呆在万山，我除了去酒厂吃饭，基本上就是呆在招待所，半夜，有人轻轻的敲窗户，我爬起来打开窗户一看，是舅舅，舅舅递给我五元钱，用悄悄话对我说：“还有饭票吗？” 我点头，舅舅说：“小心别乱说话啊！再去找找，看能不能找点事做。” 我说：“难！” 。舅舅为我们没有生活费也很操心的，晚上我上杨叔家，因为姐姐走了我心里更空，想和杨叔说两句话，杨叔的话总能给人勇气和信心。在杨叔家我又遇上了舅舅，舅舅也是为我们没事做来和杨叔商量的。杨叔对我说：“这样，老二，我给你找一个苦差事，你要是不怕吃苦，你就去给我担小石子，医院后山的剌窝里有，要大拇指一样大的小石子。” 我对杨叔说，只要有事做，再累我也不怕，第二天我就开始担石子了。

  从医院后山担石子到酒厂，要上个很大的坡，没有路，我自己踩了一条小路出来，下去小心翼翼的拉着旁边的草，回来担着重担，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上爬，路很陡，都能咬着膝盖。可我远离了人们的视线，在这样一个宁静的环境里干活，心里有了一些安全和幸福感。石子的价格是 4元 5角一立方，我从早担到黑，三天能担一方。酒厂的人们都很同情我，人人见了我，都让我吃了中饭歇一会，可我不想休息，只想慢慢的一个人干活，因为毛主席死后给我的恐惧感，还没有完全消失。

  每天我都到天黑了看不到路了才收工，石子是原来汞矿一些老洞子里开采朱砂时排出来的废砂石，已经很多年代了，上面布满了一些野葡萄藤和荆棘，石子也大小不均，我担累了时，就一个人慢慢的把石子扒出来，筛选好，天黑了我就一个人上食堂去吃王姨给我留的饭菜。酒厂的热水很多，我有时带上换洗衣服洗好澡才回招待所。干了一天的重活，洗了澡歇下来，真有说不出的惬意，不想很快回去睡，可能上哪里呢？也不想上谁家，想找个地方散步，可又不想见人，就在酒厂后面的路上一个人逛逛，因为这里没有人会来，特别是罗新民死后，这后面的路就更让人们感到恐怖了，连民兵都感到害怕。因为酒厂上晚班的人传说，在那里听到过女人的哭声。其实我知道，那不是鬼，因为我走过去听过这哭声，只是我没对人说过，那是罗新明的妈妈在哭，她边哭边烧纸钱，还边骂一些害他儿子的人。我心里同情老人，不敢对人提起。

  走在这偏僻的路上，看着头顶上旧棺材中伸出的白骨，再看看罗新明枪毙的地方，没有一点恐惧感。可又有谁知道，这些日子我度日如年，终日惶恐不安呢？

二、朋友们

  我们姐妹从招待所出来不管上那里，都要经过球场，从住进招待所不久，路过球场常常会遇到一个个子矮小的女孩，带个眼镜，穿得体面、时髦，虽然长得小巧玲珑，在人群中很容易被人发现。在当时算得上很时尚的女孩了。一天女孩拦住了我，问我的名字，我用好奇的目光看了她一会，觉得她没有恶意就告诉她了。“你不记得我了？我们是小学同学啊！我姓蒋，叫万秀，我们是小学四年级分手的。” 我想了很久，记得四年级我们班有个女同学随父母去了四川。

  这天万秀把我拉到了她家，原来她家就住在球场边。我见到了万秀的父母，她父亲是有名的厨师，母亲就是那天在招待所，当我和所长吵架时为我说话的老人。二老对我特别亲热，问长问短，他们都认识我爸爸妈妈，说以前也是邻居。这天万秀和我说话到夜深，从小时候说到她现在的个人问题，也详细的问了我家庭情况。我姐妹在矿里闹的情况她都知道了。和她第一次交谈，她就让我感觉到了她的真诚，在她的言谈里，我看出她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女孩。我们姐妹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沦为当时社会的人下人，可我们却一直保持着不亢不卑的做人态度。当时对我表示同情的同龄人也不少，可我都只是很礼貌的和对方打个招呼。对人对事我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对于交友我也有自己的选择。万秀便成了我一生中第一个知己。她有很多的朋友，在她的朋友中她就象个思想家，她能言善辩，总是用她的思想去影响着她周围的朋友。但是我从来不和她身边的朋友有过多的交往，也从不主动去接触任何人。在姐姐离开万山的时间，我去和矿领导打嘴仗后，万秀就成了我倾诉烦恼的对象，在某种情况下她便成了我的打气筒。我俩无话不说，她个子虽小，为人处事却有着很多男人也无法相比的胆识和气量。

  第二个朋友是个男孩，那是在刘妈家里玩时认识的，他是酒厂职工，我们在酒厂常常见面，但是从没说过话，一天男孩回酒厂，路过刘妈家，刘妈叫住了他，让他上家里玩一会，男孩也许是看到我们姐妹在就进门来了。男孩对我们姐妹有所了解，主动的和我们打了招呼，在酒厂时我们常常见面，可一直不知道他姓什么。原来男孩姓刘，在酒厂的工作是做酒曲。男孩平日很少说话，可这天和姐姐却说了很多的话，男孩和我一样大，也属于有思想的那一类，姐姐不知道怎么突然看到他有一个指头少上半截，就问他了，他说是他母亲用剪刀剪掉的，他说他小时候很顽皮，他妈妈不喜欢他，他四岁多的时候，一次惹他妈妈生气了，他妈妈就用剪刀把他的手指给剪了。我和姐姐听了说不出话，眼泪哗哗的流，他的故事震憾了我们这个亲情特浓的家庭出生的姐妹，我实在忍不住，抽泣着跑开了。

  小刘性格很孤僻，不太与人交往，但是对人很有同情心，对他们单位的临时工也很关照。他的单身宿舍也在酒厂。他们厂里有一个女出纳，比他大三岁，好象是他在厂里唯一的朋友，他叫这女孩姚姐，姚姐的父亲原来和爸爸是朋友，但是死得太早，姚姐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长大。姚姐对我们姐妹也比较关心。所以在酒厂我就多了两个朋友，有时我去吃饭时也上他们那里坐一会。在酒厂担石子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家，可当我第二天早上去，我担的石子一夜之间却长了很高，让我大吃一惊，问谁帮我担了石子，没人出来承认。一个荒唐的神话故事出现在脑海，想起了小时候妈妈给我讲的田螺姑娘。一个晚上石子多了这么多，可是石子不合规格，全是大个大个的，我还得一担担的再担出去丢。我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才把担进来的石子担出去。小刘很不好意思的来了，满脸通红，说他好事没做成还害了我。

  小刘虽给我帮了倒忙，可他对我的这份情意我心里非常的感激。

  爸爸一直在贵阳上访，没有回过万山，也没有回过湖南。以前妹妹没去的时候爸爸也和大哥挤在一间房子里住。大哥家住中曹司，离贵阳市十几里路，离省委，省组织部，省纪委，省公安厅，省冶金局都有二十多里路，爸爸除了星期天，没有一天不早出晚归去各个地方上访，各个上访办所批的条子都厚厚的一叠一叠的了，上访的人又多，等爸爸走上二十多里的路到达信访办，常常已是排了很长的队了。中午爸爸常常都是走上好几里路，上大哥的工地或办公室吃上一口饭，爸爸身上没有钱，大哥每月的工资也是如数交给嫂子。我家贫寒，嫂子和哥哥结婚后也没过上一天富裕的日子，那时没有别的津贴，哥哥的收入嫂子也是知道的，再说他们自己也有两个孩子，本来也不宽裕。哥哥的中饭都是从家中带的剩饭，哥哥常常身无余钱，大哥很心痛爸爸，可他没钱给爸爸，爸爸连几分钱的公共汽车也坐不起，每天只有走路，虽说嫂子也不错，可是一间小房子挤这么多的人，还要负担爸爸吃，怎么也会让爸爸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可怜的爸爸几年如一日的这样找上级领导，为自己的政策落实而奔波。

  四人帮被打倒不久，爸爸在省公安厅得到一函，爸爸用电报把内容发给了姐姐，姐姐和我去找了万山特区公安局，公安局认为一定要省里下文，指定公安局和汞矿联合外调，不然问题还是难以解决，因为汞矿领导又不愿意为我爸爸平反。就在我担石子之前姐姐上了贵阳，配合爸爸一起去找省里，省委和省公安厅都下了文，让万山特区公安局和万山汞矿联合派人前往湖南双峰县去为我父亲外调。当姐姐回到万山时，我的石子还没担完，还没有拿到钱，姐姐还得悄悄地跟着外调人员返回双峰，可我们姐妹一分钱也没有。

  那天姐姐去找杨叔，小刘来看我担石子，问起我姐姐回来的情况，我把当前的难处告诉了他，小刘刚好领了五十元工资，他拿出了三十元给我，让我交给姐姐做路费。我要给他打借条，他死活不让。可姐姐还没走时，小刘上商店，身上余下的20元钱又被小偷偷了。我知道后心里很着急，把这事告诉了姐姐，姐姐不得不停下来把钱还给了小刘。我把钱还给小刘时，小刘怎么也不接，最后推脱不了他只收了十元钱，其余的二十元钱解了我们燃眉之急。小刘便成了我生活中的第二个患难之交。也因为忘不了他的雪中送炭，在以后的生活里，在他两口子都下岗，没有一分钱收入，儿子还读初中，家里掀不开锅的情况下，得到了我应有的帮助。

  原来说好酒厂要九方石子，可后来不要这么多了，结帐下来，我得了27元钱。又没事做了，姐姐又没有回来，我很久没上聂妈妈家玩了，有些想她一家人。在我心里，她一家人不再是朋友，而是亲人，聂伯伯在我去万山不久，就是那一次他把饭匀给我吃，自己吃发粑以后，当天就觉得胃不舒服。聂伯一生少有生病，经常都是红光满面的，从来没有过胃痛，可那次胃痛上医院去检查说是胃溃疡。当晚住进医院，第二天还跑回来吃过饭，再上医院就没起过床，几天后就大出血死了。聂伯的死是那样的突然，死时才五十多岁。聂伯的死让我也和他的家人一样，十分悲痛。可是聂伯死后，所有的邻居都送了钱物，而我们姐妹只有两手空空，让我一直觉得心里不安。在上聂妈妈家的路上，遇到了以前的另一个老邻居，一个工程师的妻子。妈妈刚上万山时工程师因事故坐了牢，他的妻子苦恼时天天上我家找妈妈诉苦。邻居们都让妈妈别理她，说她平常为人不地道。可妈妈很同情她，常常安慰她，她对妈妈很感激。她见到我很高兴的叫住我，原来她在买米，她体力不好，拿不动，想让我帮她提，我也热情的叫了她一声阿姨，帮她提了一段路，可还没走到她家门口她对我说：“兰兰，你把米放在这里，我怕别人看到你上我家，到时别人会说我没划清界线。” 那一瞬间我真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同样都是邻居同样都是朋友，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呢？

  爸爸的一个老同事丁伯伯让舅舅带信给我，让我上他家去一趟，丁伯伯见到我很高兴，留我吃饭，丁伯伯在供电所搞会计，他们单位要一些小石子，他想把这活接过来让我干，可是我又不是汞矿的家属，他要是包给我，别人会对他发难。丁伯伯想让我找一个人来接这活，我参加干，因为活不多，等汞矿知道我在做事，活可能干完了。我好高兴，可想了很久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正在为难之时，爸爸的另一个好友姓罗的来了，他爱人也没有工作，在矿里做家属工。他两口子都是湖南人，五几年刚来万山时，没地方可去，就上门认爸妈为老乡，爸爸妈妈向来为人厚道，我们两家素不相识，无亲无戚，爸爸就让他们俩口子住在了我家，那时还没有我和妹妹，爸妈和姐姐就挤在一个床上，另一个床让给了他夫妇，那时的房子很紧张，他们就这样和爸妈共住一个小房间，一住就是半年。直到爸爸给他找到了工作他们才搬出去，半年里吃的也是我家的。

  这样的关系，我和丁伯伯当然没有不放心的了，可当我去担砂时，罗夫人却领了一帮人来干活，我不好说什么，合同是她签的，我只有跟着干，中午我就在工地上吃饭，担砂石的地方在四坑，从招待所去，要走很远的路，我就在四坑买了一点饭菜票，中午打五分钱菜吃。罗夫人的生活很好，因为他俩口一直没有孩子，所以我吃饭时总是远远地离开她们。她吃饭时从来没问过我菜够不够，可有一天她菜带少了，她就过来对我说：“兰兰，你分点菜给我，我昨晚炒少了菜，明天我多带点分点给你，你明天少打点。” 她和我家的关系我是知道的，就是当时也有不少邻居问过我们姐妹，搞不懂她俩口为什么在我们家落难之时不帮助我们，为什么不记爸妈的情？我听她这样说，心里很讨厌她，对她说：“我本来就只打了五分钱的菜，菜少了，你自己去打把，不就几分钱吗？我给了你自己就不够了。” 心里想，本来丁伯是为了照顾我找的活干，现在你弄了五个人来。爸爸妈妈以前怎么对你的，可你现在一点情也不记，其它干活的阿姨吃饭时还有句客气话：“兰兰，我带的菜好，你过来吃点。” 可你几天了一句话都没有，小气得象比我还穷似的。爸爸75年在汞矿呆这么久，你们家一餐饭都没请爸爸吃过，还不如别的邻居。

  注：小刘后来和姚姐成了家，因为我们两家离得远，我在他们夫妇失业两年多后才知道他们的情况，先是由二哥出资给他们做饮食生意，后来由我为他们奔走，96年终于把他俩口子由原来的酒曲工人变成了其它技术工，调进了广西的一个大企业，工资很高，现在生活非常好，儿子大学毕业还有了孩子。

这段说明也就是想告诉大家，好人真的会有好报的，要不是他当初那二十元钱，那一片真情，我不可能主动地找上门去，出钱又出力的为他们奔走这么长时间。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41:34编辑过]

第十五章  贵阳求生

  第一次上贵阳--姐妹团聚--进了复烤厂--77年的春节--贵阳记事--没有资格

一、第一次上贵阳

  随着爸爸的平反，形势有了一些好转，特区建筑队的一个老乡，又给姐姐在建筑队找了一份活干，姐姐和我在万山因为无处可去，都住进了刘妈家，可我们不能白吃她的啊，我们得交生活费。刘伯很喜欢我，没事时，老头总爱逗我，要教我武术，刘伯是山东人，听刘伯说，山东人会武术的多，他自己也很小就学武，打过不少架，刘伯很老了，没有了门牙，有时我觉得他像个孩子一样可爱，他逗我时我也逗他，他特别喜欢他的养女德慧，有时我们在一起还真的很开心，刘妈也常常跟着我们哈哈大笑。二老收留了我和姐姐，我们不能再在经济上拖累他们，所以找一份工做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啊！

  姐姐为办理爸爸的户口要跑贵阳和湖南的时间多，建筑队的活就由我顶上去干，师傅们也像喜欢姐姐一样的喜欢我，说我听话劳力又好。可时间已进冬天，不光是冷，毛风细雨的时候也多了，有时不能干活。我心里很着急，我不能在刘妈家白吃。粮店要粉刷，筛石灰是个没人愿意干的活，我就自告奋勇的去干，要是不干就没别的活可做了，老街上人来人往，遇到赶集天更是车水马龙。我一个大姑娘，站在大街上全身上下一遍白，连眉毛都是白的，人们路过时都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有些人甚至露出了鄙夷的样子。我心里很难受，我也有着同龄人的虚荣和自尊心，可要吃饭要生存，我除了忍受还能干什么呢？

  天越来越冷了，不能干活了，我们姐妹没有了收入，也不能再在万山呆下去了。我和姐姐决定上贵阳投靠大哥，姐姐为爸爸的事不停地往返在贵州湖南之间，姐姐每次回去都得躲过公社书记和竹矮子的视线，为了安全起见，她每次回湖南，都先到二毛那里下车，二毛为了姐姐和我爸爸的安全，情愿请假陪伴。姐姐因长期休息不好，还有每天都得想好遇到谁该怎么说话，怎么回击一些刁难的话，怎么找人，要分析事物。还有就是公社书记和竹矮子及雷雨一伙人，常常让姐姐在回去的日子感到恐惧。姐姐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所以姐姐先离开了万山。

  天开始下雪了，我没有钱再交生活费，只有告别刘妈刘伯一家，一个人上贵阳去找大哥，我只有大哥上班的地址，没有他家的住宿地址，再说大哥家又住在城外。我没找到便车，只有坐火车上贵阳，可是火车是夜晚到，我又身无分文，只好一个人去闯了。心里空空的，有些感到害怕。这时民兵指挥部的小姚来刘妈家了，他好心的让我晚上到了贵阳去找他妹妹，说他妹妹住火车站附近，他妹妹没工作，妹夫是铁路建筑队的，他把他妹妹的名字告诉我，还告诉我他妹夫也是铁二局的。

  贵阳花生紧张，还很贵，万山和铜仁的花生便宜，舅舅知道我要走，让我带十斤花生给贵阳的舅舅。前一晚上杨叔给我找了个便车上大龙，天没大亮，我就赶到了地磅房等车，车还没到，清晨的风格外的冷，我没有多的衣裤，就穿了了一条薄薄的裤子，寒风吹得我全身打颤，等到车来时我已嘴脸全发紫了。驾驶员是个年轻人，姐姐上下也常坐他的便车。他对我也很好，直接把我送到了大龙火车站。我没钱买票，直接从站台上了车。火车一、二十分钟就到一个小站，每站上车的大多都是农民，逃票的人很多，所以查票很严，几个站就查一次。查到我了，列车员看了看我，我没有摸票出来， “你的票呢？” 我告诉他我没钱买票，他觉得好笑，“这么大个姑娘了，坐车不买票，没钱，没钱你坐什么车？你要上哪里？” 我如实说了自己的情况，他看了一眼我带的行李，“你带的是什么啊？” 我告诉他是花生，他摸了一下口袋 “你在这里等我。” 我老老实实的等着他，他查完票来了，让我拿上行李跟他走，列车员高子很高，看样子三十多岁，我跟着他走进他们列车员的休息室。“看你脸色不太好，你在我的床上休息吧，以后要坐车你上车找我，我跑一天车休息一天，不过你下次从铜仁来要给我带点花生，钱我照付给你，今天的你能分点给我吗？” 他对我这样说。我想了一会，不分给他，又怕他问我买票，分给他花生又不是我的，可我也想在铁路上有个熟人，为以后坐车铺条路。最后下了决心，冒着舅舅们说我不诚实的险，分了五斤花生给他，他也非常高兴。到了贵阳他送我出了站，还告诉我，我要找的人住的方向。

  出得贵阳站来，五光十色的灯光和城市的景色让我眼花缭乱，分不清东南西北。我按列车员指的方向走去，走到了火车站后面一些看上去有点破烂的房子的地方，灯光很暗，我上前去叫住了一个过路的老人，向他打听铁路建筑队的住房。老人看到我有些吃惊，用少有的贵阳方言叫我，“姑来，你怎么敢一个人跑到这里来问路，一定是从县分上来的吧？以后你千万别在光线暗的地方问路，容易出事，前几天这里还抢人呢。” 可老人却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他不知道铁路建筑队住哪，只知道铁二局的家属住房。我围着车站绕了一大圈又绕了回来，晚上11点过了，冬天人们都睡得早，我心里开始着急，顾不了这么多，又走到了光线阴暗的地方。心里还是有些害怕，在乡下总听人们说城里人怎么怎么欺负乡下人的，还有一些有关城里有流氓的话。但是在这又冷又黑的夜晚，我一个从来没进过城、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该怎么办？火车站后面行人越来越少了，有些灯开始熄灭了，我只好敲开了一个亮着灯的房门。出来的是一个青年男子，我用畏惧的目光看着他，心里在想千万别遇上坏人。我向他打听了要找的人，他大声的对着里面喊道：“你们谁认识白玉吗？” 里面同时出来了几个男生，我本能的往后退了两步。其中一个像开玩笑地着对我说：“找亲戚，找不到就上我们这里将就一晚上嘛。” 听他这样说，我吓得全身发抖，我调头就走。另一个人对那和我说话的人说：“别吓人家，你们帮人家想想她找的是谁，这么晚了人家一个女孩子在外不安全。” 开门的人叫住了我，我远远的站着不敢过去，他走出来两步又问了我要找的人，还是开玩笑的那个小伙子对我说：“我认得，你要问她老公，人家知道的才多，白玉的老公和我一起上班。” 我才想起我为什么就没有问问小姚妹夫的名字呢，只听他说他妹妹很漂亮，认识她妹妹的人比认识她妹夫的还多。青年要带我去找白玉，可我怕他骗我，我不敢走，他大声吼我：“你走不走嘛？哪个爱帮你得很是不嘛？” 我看他很认真了，就跟了过去，我不敢靠近他，可他跑过来给我拿东西，我不想让他拿，但又说不出口。一边跟在他身后，脑子里一边在胡思乱想，想着万一他是个坏人我该怎么逃跑。青年带着我左一个拐右一个弯，一路上话可多，象个查户口的，终于找到了白玉家。白玉长得真的很漂亮，就象她的名字，她比我大不了多少，是个少见的白皮肤女孩。我谢过青年，向白玉作了自我介绍，当晚就住在了白玉家。

  第二天早上，白玉把我送到了贵阳市民建五社——大哥的单位，大哥上工地了，大哥的同事接待了我，我坐在大哥的办公室等，那时通讯不好，一个单位才一部电话，没法通知大哥，快到下午下班时候，还没见大哥回来，大哥办公室的同事对我说：“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他一定会来的，你别着急，到了这里就丢不了了，他要是不来，我会送你回去的。” 天快黑了，大哥才推着单车出现在门口。几年没见大哥了，见到大哥，鼻子酸酸的。大哥看到我，冲我笑了笑，笑得很苦涩。我坐在大哥的单车后面回到了中曹司，哥用钥匙打开了门，就在大哥自己开门的那一会，我心里有一种感受，大哥在家里的地位一定很低，因为我在农村和万山，没有看到过回家自己用钥匙开门的，都是敲门进家，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万山和乡下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自动锁。有了第一印象，我进家门特别注意看嫂子的脸色，嫂子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表情，只是轻声的问了一句：“来了？”也没起身，大哥自己去热饭菜。

  大哥家只一间房子，两铺单人床是上下铺，侄儿小树睡上面床，侄女小红睡下面床，房子中间放一个烧煤的回风炉，床的挡头有一个木板做的没上漆的大三开柜，也是唯一的家具，柜子把哥嫂睡的床和侄子们的床隔开，大哥和侄儿们睡的床都是单位发的那种行铺床。屋子里暖烘烘的。和大哥吃完饭，我小心翼翼的把碗收起来洗了，我很想和大哥说会话，可大哥样子很疲倦，我只问了爸爸和姐姐妹妹住在哪里，大哥说 “告诉你你也不知道，明天带你去看看他们。” 嫂子没说话睡了，大哥让我洗了脸脚，和侄女小红睡一个床。晚上我听到嫂子的哭声，心里不是滋味，家里环境拖累了嫂子，可大哥更难做人。

大哥已经为我们做得很多了，因为爸爸一直在贵阳，没有大哥我爸爸那能呆下去，还有妹妹，姐姐现在又加上我都是依赖大哥才能在贵阳呆下去，大哥为了这一家人已经很苦了。为了这一家人他要承受很大的家庭压力和社会压力，这些以后我还会写到的。

    注：挡头——方言，床的横头。

二、姐妹团聚

  因为能很快见到爸爸和姐妹，我心里很激动，久久不能入睡，刚迷糊一会，耳边就响起了捣鼓铁炉的声音。睁眼一看是大哥起床了，我看看窗外，还一片漆黑。“哥，你起这么早干嘛？还没天亮呢。” 我问大哥，大哥说：“你还睡一会，我弄好早餐，再叫你们起来。” 我不好意思再睡了，起来坐着看大哥干活，不到七点钟，大哥叫起了嫂子和两个要上学的侄子。吃了早餐，我坐大哥的单车进城了，路上我问大哥，一天要骑多远的路？大哥很轻松的答道： “80到 100里吧，家里到单位来回差不多50里了，还要下工地，几个工地我都要跑，技术上要把关，还要去看看爸爸，有时要陪爸爸去找省里。” 我想着晚上嫂子的哭声，觉得大哥太苦太难了，心里心痛大哥。

  爸爸住在大哥他们单位的一个工地。我随着大哥走进一个大工棚里，里面光线很暗，工棚是油毛毡搭的，里面空间很大，堆满了水泥和建房用的钢筋。刚一进门就睁不开眼，里面烟雾迷漫，呛得人呼吸紧张。调整一下呼吸后又走了进去，黑暗的工棚里全是青色的煤烟，爸爸躺在水泥包空隙里用木板支起来的床上，见到我和大哥，爸爸非常高兴，我看看工棚里堆着三个熊熊燃烧的大煤堆。还有爸爸用来做饭的一个小奶锅、两个碗和几个装油盐的小瓶子，都放在水泥袋上，泪止不住的涌了出来。爸爸问了一下万山的情况，就和大哥说起今天要上哪找人的话题，爸爸和大哥说话时，我能看出，在贵阳，大哥就是爸爸的精神支柱。以后的日子里，只要爸爸和大哥在一起，都是这样严肃地谈论这个话题，那就是为爸爸的政策落实找什么人，通过什么关系。有时对一些事的看法，爸爸和大哥也有争论，可是到后来总会统一意见的。有时大哥太忙，也会偶尔一两天不来，爸爸就会盼望。大哥是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中最实诚的一个。爸爸对大哥的态度，不像对我们其它兄妹，他和大哥说话时犹如朋友、有兄弟般的尊重。而我们其它五兄妹没一个不怕爸爸的，但是我们也相当地爱和尊重爸爸，爸爸对我们的教育和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可是，人品正直、令人尊敬的爸爸现在过着乞丐般的日子，真让我万箭穿心。我当时就想，如果用我的生命能换来爸爸过好日子，我愿意去死。

  爸爸起床后，在大火上煮了点面条吃，匆忙别过我和大哥，就要去省公安厅上访，走到门外我问爸爸：“爸，你在这里面不觉得呛吗？” 爸爸说习惯了，可我才这么一会，就鼻涕口水都呛出来了，很难受，我真不明白爸爸是怎么习惯的。

  大哥陪我上了另一个工地找姐姐和妹妹，工地离爸爸那里不远，可能只有一里多路，爸爸住的工地在香雅村，姐姐和妹妹住的工地离省艺校不远。刚上完坡进入工地，就看到姐姐和妹妹拿着箩筐和抬杠出来了。很久没见妹妹了，妹妹比在万山时胖了，只是姐姐看上去比较憔悴。姐妹几人见了面真有说不完的话，大哥和我们一起说笑了一会，问我晚上回去不，到时他好来接我，姐姐和妹妹让我晚上和她俩挤着睡，我让大哥明天来接我。

  这一天我就跟在姐妹后面跑上跑下，一路和她俩说笑，工地的民工很多，大部分是临时工，是青年人，姐姐和妹妹是抬砖，其他的年轻人，有的是抬砖、有的搅拌灰砂，有的砌墙砖、还有木工、扳筋工，工地上到处是水泥和灰石，没有一个人是穿得干干净净的，看着我这样跟在姐姐和妹妹的屁股后面跑，大家都很好笑，一些年轻人马上给我们姐妹取了名字，大尤，中尤，小尤。中午休息了我们姐妹三人一起上食堂打饭，食堂离爸爸那里更近，我们打上饭上爸爸那里去吃。在爸爸的工棚门口，遇到爸爸刚从另一个厂的食堂打饭回来，爸爸打了二两米饭还有一个玉米粑。原来贵阳一样的搭杂粮，一斤粮票有 6两饭票 4两杂粮票，要是用本厂的粮本去买，就有 8两饭票 2两杂粮票。还有少数粮食够吃的人家，不愿吃杂粮，就用两斤杂粮票换一斤饭票。为了填饱肚子，爸爸请熟人换了一些杂粮票，所以爸爸一天吃杂粮的时候多，只在中午吃一点饭。我们姐妹不让爸爸吃杂粮，一餐饭虽无桌无凳，都站在煤火边吃，但是大家都很高兴很愉快，爸爸也笑眯眯的，一会哥哥也来了，大哥虽话不多，但是我们都知道，大哥也是想和家人在一起过一个团聚的中午。饭后的话题，首先是政策落实，然后转到了我身上，哥哥说想上烟叶复烤厂去给我找个活干，就是找不到熟人。复烤厂是季节工，热天不能做，每年只开半年的工，厂里大多都是社会上的女孩子。正式工很少，要是现在能进去，我至少还能干上四个月。

  下午收工了，我们姐妹三人又去了爸爸那里，爸爸自己熬了玉米粥，在食堂打了两角钱的菜，晚上不用干活了，大家就吃玉米粥。吃过饭，我陪爸爸坐了一会，才回到姐姐和妹妹的住处，工地的楼房刚开始修第一层。就在工地上，有一间水泥砖筑起来的不大的简陋的矮平房，门很大，没有门板，里面放的全是水泥，进门的左手还有一个门，同样没有门板，姐姐和妹妹就住在这里面，进得里面来，一小间房子还隔做了两半，里面铺了个小床，是守工地的老头住的，外面半间姐姐和妹妹用木板架了张大床。还用木板架了一张当写字台和放饭菜用的桌子。守工地的老人姓张，一字不识，一生没娶过亲，无儿无女。解放前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后来又当了解放军。文革期间当过造反派，还上台演讲过忆苦思甜。在一次忆苦思甜会上老人说忘记了，本来是该说国民党部队怎样欺压老百姓的。可他后来说起了国民党怎样抗日了，当场就成了批斗对象，打成了反革命。可是因为他没文化，很多事也弄不明白，再说当时也快70岁了，就让他守了工地。老人晚上很少睡觉，出出进进的，姐姐和妹妹睡觉时都穿上长衣长裤，老人出去了门就开着，他进来睡了，就用钉子钉好的大木板，再用木杠把姐姐和妹妹睡的这间房子的门给顶上。他自己睡的一间房子和姐妹们睡的通着，从来就没有过门，再说了老人是睡在里面。

  半夜里老人说话了：“二妹，你也来了，现在咋个办嘛，你要找个事做才行呢，你哥哥蛮可怜的，虽说他是我们单位的头头，但是你哥太正，不会搞点名堂，大妹和小妹都是做一天玩一天的，你们以后的日子咋过嘛？” 妹妹说：“张伯，你咋个又半夜讲话了嘛，人家明天还要做事的。有话明天讲嘛。” 老头哈哈的笑起来了，穿上衣服出来了，站到床边， “好了好了，我出去要得没？讲话都讲不得了，人家还不是关心你们嘛，要是别个，关我屁事，我才懒得管那个闲事呢。” 我看老头很朴实的，就对他说：“张伯，你帮忙给我找事做嘛。” 张伯这时已经走到了门边，马上转过身来站到床边吊着脸，冲着我用很重的方言吼道：“我帮你找事做？我怕你闯到鬼了哦，我个人都是个反革命。” 惹得我们三姐妹大笑，反正也睡不着了，听张伯讲他自己的故事。我没听过，觉得好玩就笑了起来，老人自己也边说边笑，姐姐和妹妹在老人还没开始讲就笑起，原来姐姐和妹妹已经听过多次了，听一次笑一次，老人一提起他被批斗，被打成反革命觉得很冤，可是他一会又要说他打鬼子的事，还说解放前有个地主的女儿喜欢他，地主对他怎么好的，他总弄不明白哪些话能讲哪些话不能讲，好在他这么老了，又没有一个亲人，单位领导也不管他，每月给他点生活费，就让他守工地了。我对他说：“张伯你不要讲这些啊！别人听到真的要把你打成反革命的呢。” 他还真的小心的跑到外面去看一下，回来悄悄的说：“外头没得人。” 惹得姐姐和妹妹又笑。张伯出去了，姐姐悄悄的告诉我，他讲的那个地主家女儿现在还在呢，常常来看他。这个故事他最多两天就要讲一次。我突然觉得这老头比我爸爸还可怜。

三、进了复烤厂

  在大哥家呆着，我开始学做家务，我细心的看嫂子发馒头，自做蛋糕。在家里我虽然会干很多的农活，可很少做家务，为了减轻嫂子的负担，我尽量把家里的活干好，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我在哥哥家总是小心翼翼的，怕嫂子不高兴，怕让哥哥难做人，虽然嫂子没说过我，但是我一家人这样不停地都上贵阳来了，我心里总觉得欠嫂子很多。一个星期后，我学会了做包子馒头，学会了炒菜，虽不如嫂子做得好吃，但是也还过得去了。我去的第三天，嫂子就托熟人上复烤厂去给我找活干，过两天熟人回话了，说找到了烟叶复烤厂的一个连长，让嫂子准备一桌饭菜，请连长和几个厂里的人吃餐饭，嫂子买回了菜，由我下厨做了12道菜。

上贵阳的第八天，我便进了复烤厂。烟叶复烤厂是一条龙操作，先由板车工把烟叶从仓库拉到一车间，由一车间的工人把成捆的烟叶打散装进大竹篮里，拆烟叶的工人都是女的，大部分是年轻女孩，也有一些年纪大的。女孩们年龄都在16至23、24岁，都是社会上还没安排工作的，很少有农村人口，偶尔有个别拉关系进来的农村姑娘，在这群无业的城市人群里，也很受歧视，板车工也同样是城里待业的男青年，也有年龄偏大一些的，一车间把打散的烟叶放到回潮机上回潮，回潮机很长，烟叶从这一头放进去再从那一头出来，再由二车间的人把烟叶一小把一小把的挂在木杆上，挂杆的同样是女孩，挂好了再由一些男孩把杆送到烘烤机上烘烤。烘烤机也是长长的，从这头送进去的烟叶是潮湿的，那头出来时就干了。然后再由三车间的男孩把烟叶打成包，由女孩把包用长长的铁针和麻线给缝上。我去后被分到了一车间撕烟叶，一个车间只有两个正式工，一个管这帮临时工的，我们大家叫她排长，另一个是过磅的。工作分三班到，白班早上 8点到下午 4点，中班 4—12点，夜班12点到早上 8点，每个班中间有半小时吃饭时间。

  第一天上班就遇上了夜班，我从来没进过工厂干活，既新鲜又激动，可进得厂里，看到这么多的城里女孩，她们相互说话放肆，有些甚至粗野，让我有几分不安，排长给我领来了工作服，一个帽子、一件从背后系带的长袍、一双手套、一个口罩。除了口罩外，其它全是蓝色再生布的，一车间灰尘很大，大家都得把口罩带上，排长把我交给了一个看上去比我小的女孩，让她教我干活，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怎么让一个比我小的女孩教我（这里有老人也有比我大的女孩），可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女孩帮我叫来了一车烟，给我做了示范，活很简单，一看就会，每个撕烟叶的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台子。可我没别人做得快，烟叶是一人一车的来，每人接一车烟就收一张条子，撕得快的就可以坐着玩了，女孩干完自己的又过来帮我干了，她悄悄地对我说：“你要看看烟叶好不好，好的烟叶要好撕些，容易散开，有些烟叶发硬就不好撕，要是别人都不要的烟叶你全要，那你再累也干不过别人，这些人都很油的，有些干几年了，她们可会躲懒。” 烟叶一进车间大家就叫：“过来、过来。”，因为每天大家都得完成自己的任务，有车烟没人叫，拉烟的看我是新来的，就把烟给了我，女孩过来了，让板车工把烟拉给另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女孩，那女孩不要，帮我的小女孩大声的对她说：“不要是吧？不要你就休息，我自己要。”说着就走了过去，大女孩不敢说话，乖乖地把烟叶收下了，原来小女孩是班长。

  回潮机和烘烤机的声音很大，说话小声了听不清楚，晚上两点，厂里响起了吃饭的铃声，我没有熟人，看到别人都坐到装烟叶的竹蓝里，我也拖了个竹蓝坐下，可是很冷。排长走过来了，很和蔼的问我：“你和连长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不知道，是嫂子的关系。排长又问我厂里面是不是熟别的头头，我如实的告诉他没有。排长问我住哪里，我一一的回答了她。这时小女孩过来了，排长对女孩说：“三妹，小尤是连长介绍来的呢，连长关照过，你看着点，别让人欺负她。” 三妹点头，三妹让我把蓝子拉到回潮机旁，我俩坐在一个竹蓝里，背靠着回潮机，这样就暖和多了。竹蓝很大，能睡一个人，很多人都这样睡下了。

  原来三妹是本厂职工的子女，年龄虽小，却很稳重，她的妈妈身体不好，她爸爸和母亲关系一直不好，在她和她妹妹还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出走了，她妹妹还从没见过爸爸的面，三妹姐妹四人全是母亲养大的，三妹比我还小三岁，她不但比同龄人懂事，听她说话，她比我都懂事多了。哥哥家和她家离得很近，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俩总是同出同进，她成了我一生中无话不谈的第二个知己，我在她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三妹的外婆住在她家，三妹孝顺勤劳、爱卫生、能吃苦、不多事、文静娴熟，当时社会上有句顺口溜，现在叫的打油诗：“男不进贵钢，女不进棉纺，憨包浓包进水泥厂，流氓阿飞进复烤厂。” 这话是说，钢铁厂的男生不好找对象，棉纺厂的女的也不好找对象，水泥厂的活苦、累、脏，复烤厂的人大多都是社会上没有工作的青年。可这些打油诗并不是没有道理，它刚好很形象的总结了一些当时的社会现象。

  复烤厂的女孩说粗话的多，很多的女孩小小年龄就谈恋爱，还爱找板车班的男孩说笑，板车班的男孩说黄话的也很普遍。一日一个小女孩找拉板车的男孩子疯，被几个男孩把她拉进板车班的休息房，一人一口的咬她，女孩大哭跑出来，排长一听吓坏了，跑过来问为什么，女孩放开脸上的手，脸上咬了很多的牙印，有些往外冒着血。我刚去不久，被这一行为吓坏了，不敢和这些男孩说话，就是要烟叶，我也会很礼貌的说句谢谢。时间长了，男孩们在背后给我和三妹取了个名，叫我俩 ‘正神’ ，不但没有欺负我，反而很关照。

  每月的工资加上每个夜班两角钱的补贴共30元，全交给了嫂子，有时和三妹上贵阳都是走路，口袋里什么时候都是空的。就是下夜班回来，我也很上心的煮两餐饭，在心里希望嫂子心情好一些，多给大哥一点笑脸。有次星期天哥嫂都在家，我下夜班回来太困，我把外裤脱下来没有洗就睡了，大哥洗衣服时看到了，也一起给我搓了，那时都是用搓衣板洗衣，嫂子见了生气，就骂大哥，大哥可能以为我听到了，发了嫂子的脾气，非要搬出去，他们大吵了一次，大哥对我说：“桂兰，你自己在复烤厂的临时工宿舍去找个床位，这寄人篱下的日子难过。” 我第一次见大哥气得掉泪，大哥对嫂子说：“我现在和你说清楚，就是离婚，我都要管我这一家人，我为爸爸和妹妹受你的气太多了，我单位没有房子，我可以住办公室。” 哥嫂吵架我也很为难，可我不能让大哥的真搬出去，这样更伤了嫂子，但是我又不会劝，只有不停的找家务事做。嫂子也一个劲的哭，大哥真生气了，嫂子也不说话了。晚上我要上夜班，先睡一会，我听到锅响，我爬了起来，哥见我醒了，对我说：“11点了，你吃了可以走了。” 哥送我到三妹家门口，我对哥哥说：“其实嫂子也不容易，我家里的事太多了，换到谁也受不了。”大哥说：“是的，这么多年她跟我的确没过一天好日子。” 虽然我也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可我为有这样的大哥感到幸福。

  复烤厂里的年轻人每天有说有笑，唯独有一个人，从来没说过一句话，我在厂里除了和三妹说话外，也不与人打交道，我不想别人知道我的处境，这里的年轻人有思想的不多，要是知道我没户口，一定会歧视我，我只有用沉默来维护自己的自尊心。没过多久，三妹招了工，成了复烤厂的正式工人。在复烤厂，正式工都不干活，只是到处看看管管，三妹招工后调到了三车间，当时叫三工段。她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可是她只要有机会就往我这边跑，她不在时，我就一个人独处。可时间长了，我常常发现有一双眼睛盯着我。有一天吃饭时，车间只剩下我和这个不说话的人，他对我笑笑，我对他一直有着好奇心。便走了过去，我想试试他会不会说话：“师傅，你不去吃饭？” 他只笑着摇头，我对他说：“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他哈哈大笑：“我听不到。” 我被他逗乐了，开始和他聊起了天，我说：“你为什么打工？你这个年龄为什么没工作？你家在贵阳吗？” 我一口气提了很多的问，他叹了口气对我说：“我注意你很久了，你和其他姑娘不一样，你脸上常常写着个愁字，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觉得他可信，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对我说，你们很勇敢，我不如你们，原来这个40来岁的男人，是个右派，刚出学校就被打成了右派，一直单身，没工作，和我一样四处找活干，他也在为自己的事上诉，可是他很悲观。没过多久，这右派不见了，有人说是死了，有人说是被辞退了。我突然想到自己会不会也被辞退。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42:26编辑过]

四、77年的春节

  在复烤厂上班最大的苦恼就是上厕所，那时都是公厕，这么大一个复烤厂除了办公楼外，外面只有一个大厕所。厕所靠山，很长很长，里面是用水泥板一格一格的格上，地面也是水泥的，每一格里面都有一个大空。雨天厕所里的粪水涨上来时，解大便不注意，会溅上来，使人很尴尬。这么长的一个厕所里面，没有电灯泡，只有两个小小的手电筒泡，用一根很细的电线连在一起，晚上这么一个大的厕所，只有像萤火虫一样大的灯光。那时社会上也有不少的强奸案，上班的女工都穿长袍和带帽子，所以发生过男人也装成女人蹲在里面，见只一个女人进厕所就上去抱，一到晚上，上厕所的人都要邀伴而行。而且厕所里又极脏，很难下脚，因此我很怕上厕所。

  厂里的路面很多地方都用煤碴灰铺在上面，几天不下雨，路两旁就有很高的粉尘，丢个小石子上去就有一个小窝窝，厂里到处都有很高用帆布盖上的烟叶堆，一天晚上天很黑，我和三妹要上厕所，三妹说太远了，不如找个没人的地方，我俩就跑到路边一个没人看得到的烟堆旁蹲下，刚蹲下去，来了一个男的，我们蹲在地上，能看到他从灯光处过来，可他看不到蹲在地上的人，他走到我和三妹面前就拉尿了，我和三妹大气都不敢出，只有把头埋着，那男的走了，我和三妹忍不住的笑，三妹问我：“怎么办嘛？我刚刚把尿全尿裤子里了。”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啊？她说 “我怕拉得哗啦啦的响嘛，只好把裤子拉上来，可都拉出来了又忍不住。等我俩走到灯光处再相互对看，俩人的脸上全是那男人的尿溅上的合着灰尘的小黑点，那一次给我笑了个够，也是我从农村逃出来后笑得最利害的一次。

  马上就到了春节了，天下起了大雪，我从小就爱雪，每次看到下雪心里都非常的激动，我喜欢这白茫茫的世界，看到雪感觉心里轻松了很多，有说不出的兴奋。这天我和三妹来到厂里，到处是欢呼声，原来是烟叶没办法拉下来，最主要的是水管也冻上了，厂里不得不停产，厂里停产还不扣工资，真是千载难逢的好事。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约三妹陪我进城去看爸爸。

  因为下雪，工地上不能做工，姐姐和妹妹也在爸爸所在的工棚里，那里有个正式工老头守工地，再说那个工地是属于黔光铝制品厂的，当时该厂效益很好，那厂里有煤供应给守工地的老头烧，所以冬天里工棚里总是烧着大大的几炉火。爸爸和姐姐妹妹正在吃饭，饭是玉米发粑，菜是锅里烧一锅开水，锅上挂一个铁丝做的网，上面放个装有辣椒粉和酱油的碗，把洗好的白菜放水里煮熟，沾一下辣椒水。不过当时很多家庭条件不好的贵州人家，都吃这样的菜，有些是沾油辣椒，

  三妹进去一会，受不了煤烟的气味老催着要走，爸爸走出工棚送我，告诉我等到雪化了他就要上万山了。我走了很远回头看爸爸，爸爸还站着，目送着我。一路上踏着深深的雪，回想着小时候爸爸不让我踩雪地，老说怕我踩湿脚的情景。

  很快到了77年的春节，爸爸一个人上了万山，大年三十夜我在哥哥家过，姐姐和妹妹在工棚里过，大年初一妹妹上哥哥家来了，姐姐没来，因为贵阳的表哥来看姐姐了，当时的姐姐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晚上有时突然坐起来哭，不停地做恶梦。大哥以为姐姐得了神经分裂症，还带她去神经病院看过专科，但是医生说不是神经分裂，只是神经高度紧张和疲劳引起的神经衰弱。表哥很喜欢姐姐，当时在追姐姐，可是姐姐不接受表哥的追求，一是因为我们是血表，二是姐姐不爱表哥，她只能把表哥当亲哥哥对待。表哥对姐姐的爱是农村的小姨惹起的，有一年小姨来对妈妈说，说表哥有才华，一直没娶亲，让妈妈把我嫁给表哥，妈妈当时听了生气就骂小姨了，妈妈说：“我看你是疯了，我家兰兰比他要小十多岁，你要是说春梅年龄还相当一点，再说他们是血表，血表开亲对后人不好，这话以后不要再提。” 谁知道小姨上贵阳把这告诉了表哥，表哥当时是没结过婚，再说姐姐不但是农村人口，还是结过婚生过子的，表哥也不可能往这上面想。谁知当姐姐来贵阳，表哥见到姐姐后对姐姐就一往情深了，不管姐姐怎么拒绝他都不放弃，他总以为姐姐是自卑。直到姐姐对他说自己有意中人了，他还是一样的追姐姐，在知道姐姐得了神经衰弱后，三天两头的送药，还每月主动要负担爸爸十元钱的生活费。爸爸拒绝接受，大哥和姐姐都说过表哥，大哥还为这事找表哥谈过话，让表哥别这样做，因为姐姐不可能接受他，到时候怕让表哥失望。可表哥怎么也听不进去，每月以种种理由把钱留下，爸爸无奈，只好给表哥打借条，表哥非常生气。对表哥的爱和关心，姐姐心里很感动，她同情表哥，可是姐姐对表哥怎么也爱不起来，其他的表哥表姐也为表哥另介绍过对象，也希望表哥能从这种痴情中走出来，可表哥拒绝了所有的媒介及追求者，大年初一他非要来陪姐姐过，姐姐又不愿表哥跟着她一起来大哥家，怕引起嫂子不开心，只好和表哥与张伯一起在工棚里过了。

  妹妹初一清早就来了，因为晚上得回工地去陪姐姐睡。嫂子像个孩子，对人对事没有一点城府，容易受他人的思想影响，嫂子的缺点就是和谁说话都不去考虑对方是否能够接受，她只管说得出，可心地不坏，也有同情心，很单纯。我们三姐妹里嫂子认为妹妹最老实，所以妹妹来了她没有不开心，还提议去爬尖山，尖山有如它的名字，离哥家不远，像个水瓶在桌面高高的突起，又高又陡。哥哥为了助兴也跟着爬，大家终于爬上了山顶，山顶的雪还没有化，我、妹妹和两个侄儿、侄女打起了雪仗，嫂子也忙着给两边送子弹，不停地送着雪球，咯咯的笑个不停。哥哥看着开心的嫂子，也露出愉快的微笑。看到哥哥无意间流露出来的笑，我在想，要是没有我们的拖累，他们的生活该是多么地幸福。我站在山顶上，心里就在想：愿新的一年就象我们今天爬山一样，爬上最高处，有着真诚的笑。我站在最高处，想看到姐姐所呆的工地，想着远方的爸爸妈妈。

  大年没过完接到了爸爸的来信，爸爸是拿着省委上访办办公室主任亲自批的报告，让万山汞矿妥善处理解决好爸爸的工作问题，爸爸去时也住在了刘妈家。大年三十的晚上，汞矿派居委会的来查夜，居委会的主任，当时拍汞矿矿长的马屁拍得特别厉害。他查到刘妈家，爸爸已经睡下了，他走到床边，让爸爸穿上衣服跟他走，爸爸拿出万山特区公安局的平反书，拿出贵州汞矿收回工作的函，拿出省委的证明，他一一的看过，还是把爸爸当成流窜犯给抓走了。爸爸怎么说理都没用，他对爸爸态度恶劣。可怜的爸爸在一个没床没火的房子里冻了一天一夜。人人都在欢天喜地的过春节，而我爸爸却被无故地关进了万山汞矿为他设的监狱。大年初一的晚上，爸爸才被放了出来。

  万山的冬天比贵阳冷得多，因为它地势特高，雪雨天也比别的地方多，大年初一的晚上，爸爸放出来后，无处可去，怕拖累别人，也不想再回刘妈家，大过年的，从牢笼里出来的人不敢把晦气带给别人家，只能一个人徘徊地雪地里，踏着一尺多深的雪，一会出现在舅舅家的门口，一会又回到刘妈家的门口。天黑很久了，爸爸还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好心的刘妈出来倒水，开门张望对面的路上，雪地里站着爸爸，刘妈紧忙把爸爸叫了进去。

  从爸爸信中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兄妹没一人不为爸爸流泪，我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找这个抓我爸爸的居委会主任算账。决不放过他。

五、贵阳记事

  春节后不久爸爸就回贵阳了，我想跟哥哥去看爸爸，可我是上白班，复烤厂又难请假，请事假要扣工资，我和三妹商量，三妹说：“我有一个主意，你请病假就不扣钱，我医院有一个关系好一点的医生，晚上去找她开假条。” 。晚上三妹陪我来到了医院，可是她熟的医生不在，在门口遇到一个老季节工，她问三妹有什么事，三妹给她说想请病假。工友很不屑的哼了一下说：“小事一桩，你俩谁要假条？” 我说我要，她问我说：“你没病是吗？” 我点头，她冲我和三妹笑笑，“我教你们，你们学会了别把我卖了。” 工友让我拿来了体温表，给我找来了一杯开水，她让我含口热开水再把体温表含上，我觉得滑稽，还不如把表直接放水里呢，可刚一放下去，表啵的一声炸了。我吓死了，我说 “怎么办？” 她说 “没事，现在他这么忙，根本顾不过来，再去要一支，就说这支是坏的，”我提心吊胆的走进去，红着脸对医生说；“医生，这表好象是坏的。” 医生接过表看看又看看我，我紧张得全身发热，医生说：“怎么会是坏的呢？我怎么没注意有支坏表呢？”然后把坏表丢了，冲我说：“看来你在发烧，” 随手又递给我一支。我拿着表赶快走了出来，这次不敢乱来了，小心翼翼的把水含口里感觉不太烫了才把表放出去。刚含了一会，工友说拿出来看看，一看40度，工友用手指轻轻的把表弹了弹告诉我可以了，但是还让我在外面坐两分钟，她说太快了怕医生怀疑。医生看了也没说多少度，只说了 “你在发高烧。” 然后给我开了打针的条子，这是间医务室，不是医院，打针也在一个地方。我急了说 “我不打针，我只吃药。” 医生说 “不行，你烧这么厉害不打针怎么行？” 我就是不打，医生拿我没法，就给我开了药，给了我一天的病假条，还对我说：“明天你休息一天，没好再说，我这里只能一天天的开假条。” 我谢过医生，比兔子还跑得快，溜出了医院，出了医院门心还在怦怦地跳。工友对我说：“这里的假条卡得很严，能给一天都不错了，有时只能得到半天。”

  第二天和大哥去看爸爸，中午吃饭时姐姐和妹妹也来了，大哥这天就在爸爸和姐姐呆的工地检查质量，吃饭时大哥也来了，爸爸很生气地说了汞矿矿长对他问题的冷漠态度，还说了汞矿居委会一定是受了矿长的指使才敢这样，因为后来爸爸把他被无故关押的事告诉了矿长，矿长什么话也不说，连道歉的话也没有。大哥听了非常气愤，用筷子敲打着碗边，大声地说；“告，告到底，以后指名道姓的告这个混蛋矿长，要是这个国家真的没有真理了，问题落实不了了，到了那一天我也离婚，把两个娃娃给他妈妈带。拼了这条命不要了，这种非人的日子过下去有什么意思，生不如死的被人踩着。到了那一天，全家人都不活了，把这些整我家的王八蛋全杀掉，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大哥气得全身打颤。可爸爸反而安慰大哥，“会解决的，我相信共产党会讲真理的。”

  天开始热起来了，我的同龄人都穿得漂漂亮亮的，那时很时兴穿的确凉，的确凉和的卡在世面上流行几年了。我没有一件像样的热天衣服，很想买件的确凉短袖衫，烤厂停产的最后一个月，我少交了 8元钱给嫂子，为自己扯了四尺军绿色的确凉布，1.40元一尺宽幅布，上甘阴塘缝纫店去做了一件短袖衫，缝纫店是集体的，晚上不开门，我就让三妹上班时去给我把衣服拿了回来。工钱1.60元。可是我回家试穿，小了，又没钉扣子，还一点布不剩，嫂子说布该有剩的，让我去找店里要，第二天我上店里找做衣服的人，我说衣服做小了，他们应该赔我的布料，退还我工钱，可店里的人很凶，所有的人全都围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的攻击我，他们仗着人多，想把我哄跑，有些更不讲理，说不是衣服做小了，是我长得太胖了。我气极了，可是我一张嘴怎么敌得过这么多的人，那些人又会说，心里又气又急，当时的我做这么一件衣服，真比现在的有钱人修间房子还难，我吵不过他们，可我不能就这样白让他们欺负。就上去抱着一堆好布料往外面跑，街上有炸油粑的，我要把布料投进火里，大家跑了出来，管事的出来说话了：“话好好讲嘛，何必把事闹大嘛？”我说：“你们还讲不讲理？把我衣服做坏了不道歉还骂人，你以为你们人多我会怕，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赔我我也不要了，你们去赔别人好了。” 说着要把衣服往火里丢，管事的过来笑嘻嘻的对我说：“我帮你改一下好不好嘛，要是改了能穿你就将就穿，我把工钱退给你。” 我这人听不得好话，点头同意了，店里帮我把衣服改了，退了一大块布，把扣子也钉好了，退了工钱。晚上嫂子知道了夸我有本事，一个人敢去店里闹，可把大哥吓了一跳。哥说：“你以后可别这样冲动了啊！要是别人打了你我看你怎么办？爸爸的官司还没打完，你要是再惹事，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复烤厂停工了，我得重新找事做，我得养活自己，不能靠哥嫂养着，先搬去和姐姐妹妹住，离开哥哥家的前一天晚上，嫂子她们厂放露天电影，我邀上三妹一起去，哥哥总是回来很晚，我想等着哥哥回来吃了饭再去。八点过了哥哥才回来，三妹等不了我先走了，九点钟我才去，我到处找三妹，那时女子不时兴披长发，都得编辫子，可我洗了头发还没干，又是晚上，就披着头去了。电影是在球场放映，人山人海，连蓝球架上都坐了些年轻人。三妹要等我，也不敢往里站，我找了很久才把她找着。电影名已记不清了，只觉得很好看。我还没有看明白，三妹拉着我往里钻，我不小心踩了一男孩子的脚，男孩对我说：“对不起哦，我没注意把你的脚给梗着了” 本来我想对他说对不起的，可看他这么油嘴滑舌的，不想理他，调头就走。我和三妹挤进中间一点的地方站着，两个男生跟了过来，在后面扯我的头发，我怕，我告诉三妹，三妹说不理就是，可是我却吓得全身发抖，我一句话也不敢说，那两个男生看我们不说话，大声的对我说蹲下来，吼得其他人都反过脸来看。那时的我真是个地道的乡下女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吓得头都一阵阵发昏，我紧紧的抓着三妹的手，可三妹一点也不怕他们，只是不理，三妹看我怕，就牵着我往人多地的方挤。谁知道人群一下子都随着挤了起来，后面的很多男生有意帮着顶住往里挤，我们出也出不来，在中间挤得气都有点喘不过来了，好一阵子才挤了出来，电影也不敢看了，拉着三妹陪我回家。第二天早上，换上新做的短袖，穿上前一晚看电影时穿的裤子，照照镜子，自己很高兴，觉得穿着上新衣服很漂亮，高高兴兴的上姐姐她们工地了。

  姐姐、妹妹和其他人正在下水泥，我第一次发现妹妹也这么能干，100 斤一包的水泥一只手一包，往腋下一夹就走，可是看上去很吃力，张伯在一旁给妹妹助威。张伯很喜欢妹妹，看到妹妹总是合不拢嘴的笑。可我看到个子只有1.56米高的妹妹这样干活，心里很担心很心痛。还没放下手里的东西，就对着妹妹走了过去。看到我来了，工地上的年轻人开玩笑：“中尤来了” ，我也笑着和别人打招呼，这时我发现有一个个子魁梧的男生，穿得很讲究，站在正在修的三层楼上直勾勾的看着我，当我看到他那一瞬间，心也慌乱的跳了起来，我长这么大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眼神，我也被他的外表吸引了。

  姐姐看到我老远就笑着说：“远看你今天还蛮漂亮呢！” 这时一个搬水泥的男生在我后面大叫，你们看中尤的裤子上是什么？我低头看看，衣服裤子都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我转过身再看也没有什么，姐姐过来了，她悄悄的很严肃的对我说：“快去把裤子换了，你上那里弄的这些？” 我不明白，把裤子扯过来一点看，屁股后面糊了很多发亮的脏东西，我大声对姐姐说，昨天才穿的裤子，不知道谁会弄些鼻涕在上面，一定是昨晚看电影被人弄的，我很恶心，不停的吐口水，姐姐轻声说，别大声叫了，不是鼻涕。这时看我的那男生从楼上走了下来，对姐姐摇着头怪笑，我没弄明白，还冲着姐姐大声说：“那是什么啊？莫非大哥家里还会有鼻涕虫？” 我拿着东西走进了工棚，心里很不高兴。这时那男生也走了进来，“你叫桂兰吧，我有时间来找你玩。” 说完他就走了。

六、没有资格

  上姐姐工地住的第一个晚上，三姐妹挤在一个床，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我们姐妹在一起都用湖南家乡话交流，惹得张伯很不高兴，一会就吼一句：“讲的哪样话嘛，人家一句都听不懂，莫讲那个话好不嘛。我也听听嘛。” 妹妹说：“张伯，你听了也没得用，我们讲的事和你没得关系。” 老头不高兴了，冲我吼道：“豆是那个二妹嘛，一来话豆朗个多，半夜都不睡觉，明天三妹还做活路朗个起得来嘛。” 姐姐说：“张伯你怎么这么偏心嘛？三妹做活路我就不做了？” 老头笑起来了：“人家三妹小嘛。” 把我们都逗乐了，半夜里咯咯的大笑，反正也没有邻居，也没人能听到，毫无顾忌的开心逗乐。老人再一次巡夜归来提醒四点了，我们才停止聊天。

  七点钟老人叫我们全都起床，因为工地上有些来得早的人，有时会进工棚来，几个大姑娘这样睡着着实不雅。待我起得床来一看，手上脚上只要是衣服以外的皮肤全肿了起来，奇痒无比，妹妹见了笑我：“你来了我才睡个好觉，从天一热点开始，臭虫就天天咬我。” “天啊！我最怕臭虫了，那以后怎么办？” 接下来的两天晚上我不敢睡着，说也怪，我们姐妹说话时臭虫不出来，只要没有了说话声，臭虫就象蚂蚁一样，成群结队的跑了出来，大的真有泡涨的黄豆那么大一只，姐姐睡里面，妹妹睡外面，我睡中间，可臭虫却绕过姐姐和妹妹，排着队向我走来，臭虫多得你用耳朵贴在竹席上能听到沙沙的响声，我又特怕虫子，两个晚上不敢睡着，过一会起来用报纸给臭虫队伍扫一遍，起码能扫上上百只。让人不明白的是，新建的水泥库房哪会来这么多的臭虫？一到晚上臭虫就从砖缝里爬了出来。第三晚上我熬不住了，一上床就睡死了，到早上起来，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好肉，全身都肿了起来。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全家人都知道臭虫咬我不咬别人，可没办法，再说臭虫咬不是什么大事嘛，可是我痛苦极了，整晚的不得睡觉，开始头昏，同时又患起了皮肤病。姐姐开始重视了，让张伯找来了农药 “六六粉” 把席子下面和墙上全撒上六六粉，可是六六粉的气味太浓，姐姐和妹妹又觉难受。到农药味没了，臭虫又出来了，这个热天睡不好觉是一生中记忆最深的。

  大哥给我找了一份活干，是打土方，工地很远，为了节约七分钱的车票，早晨天没大亮我就得走路上省医那一头去等车，从工地到等车地点有十来里路。晚上到家天已全黑了，工地的活很重，可是就这么一份每天只有八角钱的收入、又苦又累的活都不容易找，做了半个月，活就干完了，又没有活干了，我只好在工棚里呆着，姐姐和妹妹的活也是有一天无一天的，活少时临时工就没有做的，先让正式工做，我们的生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没有粮票无处买粮，粮票又贵。大哥有个同事，当时是大哥手下的一个技术员，管施工的，年龄比爸爸小几岁，就住在我们住的工地附近。老头让老伴送来了一盆包谷沙，可能有十来斤。正好解了燃眉之急。我们没有炉灶，就在工地架两块水泥砖上面放口锅，放上水和包谷沙，每天就喝玉米粥。妹妹不太懂事，嫌生活太差，一天我正在给灶里添柴，她走过来用饭瓢啪的一下砸在锅里，我一时生气就打了她，从小我和妹妹就爱吵架，妈妈说过，要是生一个男孩再生一个女孩，两子妹就不会吵架，要是连着都生男孩或连着都生女孩俩个就会吵架，说也怪，大哥和二哥，挨着生的，他俩真的从小爱吵架，我和妹妹是挨着的，我和妹妹也爱吵架，姐姐和哥哥们就不吵。但是我平常都是让妹妹的多，我和妹妹吵架时她总爱先动手，可大了我们只是吵，很多年没打过架了，以前打架也是我让她的多。可那天妹妹砸饭瓢，溅起来的米汤把我的手烫痛了，当时就起了泡，我没忍住就打了她，妹妹操起一棵木棒就向我打来，我手快抢过木棒就给她来了几下。姐姐来把我们拉开了，姐姐说：“你们还有脸打架，你们太不知死活了，不知道有多丢人吗？你们这样吵这样闹别人会怎么看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人会认为我们是本身素质太差，才过这样的流浪生活，别人会更瞧不起我们，在逆境中我们要更加团结才是。”姐姐又骂妹妹：“你嫌玉米粥不好吃，可你知不知道？这玉米粥还是别人施舍的呢。” 姐姐终于说出了这两个最难听我最怕听的 ‘施舍’ 两字。晚上妹妹睡着了，翻身时就呻吟，姐姐睡眠一直不好，她听到妹妹叫 ‘哎哟’ ，就对我说：“你太下得手了，你一定是把她给打伤了，你不觉得她可怜吗？” 其实妹妹叫哎哟我心里也在发痛，我后悔得要死，为什么当时就忍不住，当姐姐说出口时我再也忍不住了，爬起来坐到门外悄悄地哭了起来。直到现在，每想起那次打妹妹，我都忍不住的掉泪。

  送包谷沙给我们的老头姓邓，他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五个儿女都长得非常出色，老大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因为倒卖粮票，被当投机倒把犯判了刑，被抓时才16岁，刑满后就在劳改农场就业了，当时在贵阳的王五砖瓦厂上班，一星期回来一次，1.78的个子，长得很帅。二儿子，人都称呼他邓三，比老大矮一点点，但是更有男子汉味道。三儿子老五比较老实，当了上门女婿，很少回家，两个女儿也特别的漂亮。老大老二没有成家。老头自己在文革中因为历史问题受过冲击，对我们一家很是同情，和大哥关系也很好。因为有老头的关系，老大回来总爱上工地上和姐姐聊一会天，不久就爱上了姐姐。老大诚实稳重，可因是劳改释放犯，历史上有污点，在当时的社会上自然要矮人一头。我记得1977年时他三十三岁了，比姐姐大几岁，从外表上看非常的般配。可因为他是劳改释放犯，大哥和爸爸坚决反对姐姐和他交往，可是不久姐姐却爱上了他，为了这事，爸爸和大哥对姐姐劝导带强制，硬是把他们拆散了。老二邓三，就是那个我来工地见到的穿得很时髦的男孩。

  大哥又给我找了一个活干，是在甲秀楼旁边修公路。没有工棚，离我们姐妹住的地方又很远，中午休息我就拿上一本小说在甲秀楼里坐着看，身上没有钱，只有半斤粮票，和卖李子的小贩换了一斤李子，边看书边吃李子，不一会一斤李子就吃光了。下午收工走回工棚，胃痛得不行，我躺到床上满床打滚，姐姐说我一定是饿了，我说不是，中午我吃了李子的，自己也想，一斤李子啊！不可能会饿。姐姐要给我煮面条吃，我不要，我说太痛了根本吃不下。不一会，邓三来了，他说他煮的面条好吃，他非要帮我煮，我和他还不熟，没说过话，只知道他是邓叔叔的儿子。邓三不管我说吃还是不吃就把面给煮好了，他让我吃，姐姐也在一旁让我吃两口再说。我不好意思，忍着痛，吃了两小口，谁知道这面条比灵丹妙药还灵，吃下去胃马上就不痛了。

  邓三不天天回家，他也是建筑工人，他的工地很远，但每次回来都上我们工地玩，他外表看上去有些鲁莽，但他属于我心里喜欢的那一类男孩，我虽然从来没谈过恋爱，可是我看过很多的书，特别是看巴金的小说 “爱情三步曲” ，还有 “青春之歌” 、“护士日记” 、“林海雪原” 等，很多一些当时的禁书，给了我一种对爱的启迪。使我对爱有着一种美好的向往。我把 “爱情” 二字看得非常高尚和圣洁。在心里也有着自己的梦。我吃完面，邓三又用那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看到他的眼神时心里就慌乱。第二天邓三送来了电影票，说是观摩电影，内部票，让我去看电影，我对他说我一个人不去，他又拿了两张出来，请姐姐和妹妹一起去了。

  一天晚上，邓三来了，工棚里只有我一个人，他对我说想偷水泥，说他想盖一间房子，我开玩笑说：“你一次能背四包我就让你偷。” 没想到他真的一下子把四包 100斤一包的水泥背走了，一口气走到了他家，我心里更佩服他了。背完水泥他又来了，说让我陪他去散步，我很想去可又不好意思。他说了：“你别像个乡巴佬一样，走走有什么关系嘛？”我犹豫了一会就跟他出去了，还没走出工地就听到姐姐的叫声，我只好回来了。几天后姐姐妹妹上厂里洗澡去了，我一个人在工地，就拿上笛子上没修好的楼上去吹，邓三来了，他突然从后面钻了出来，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没想到他会回来，他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温柔的声音对我说：“我回来就想来看你。” 我一直叫他三哥，他要比我大七岁。我喜欢他，可我从来不敢往别的上面去想。他忽然用一双手抓住我的双肩，让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心狂跳，不敢看他，全身发抖，想挣脱了他放在我肩上的手。这时响起了姐姐的叫喊声，我浑浑噩噩地从楼上走了下来，邓三在后面对我说：“我喜欢你，你姐真讨厌。”

  下得楼来，姐姐对我说：“你为什么一个人跑到楼上去了？我怕你和邓三在一起，我告诉你，你不要单独接触这个人，他不象他的哥哥和弟弟一样老实，这个人会伤害你的，以后不准和他往来，我是过来人，我会看人，看他那双眼睛看人时那放肆劲就不是等闲之辈。” 我觉得姐姐说得有理，邓三看我常常让我觉得心里发毛，我不能再接触他。可是我心里还是很希望见到他。

  我做工的地方太远，有晚回来的很晚，附近放露天电影，姐姐和妹妹先去了，邓三又来了，他等我一起走，我和他走到铁路上，因当时的铁路离我们住的工地很近。邓三又搬过我的双肩，对我用贵阳地方的方言对我说：“桂兰，我真的好喜欢你的性格和身材，儿哦，可怜你没有城市户口，你要是有个户口，我一定娶你当老婆。” 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恋过爱，第一个让我心动的男孩竟对我说出如此的话。那一刹那，我不知道自己是气愤还是难过，一种从没有过的耻辱涌上心头。我打开他放在我肩上的手，直视着他的眼睛对他说：“你算什么东西？” 调头离开了他，我走出去很远了他还给我来了一句：“不识抬举。” 是啊！没有户口的人自然要矮人几头，目前除了想爸爸的政策落实，我有资格想别的吗？邓三的话告诉了我，要想做一个和别人平等的人，我现在没有资格。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43:39编辑过]

第十六章  针锋相对

  拦路告状--只身赴万山--较量--心中的无奈

一、拦路告状

  我们姐妹所住的工地工程基本完工，姐姐和妹妹没有事做了，九月份复烤厂又要开工了，妹妹通过熟人在复烤厂又找了一份工做，妹妹上大哥家去住了。姐姐在爸爸住的工地找了一份活干，我由哥哥以前的同事找了一份建房的活，在省军区门口干，工地在公路旁，当时修了一堵简单的围墙把工地和公路隔开，围墙的出口在省军区对面，出口处有一间小房子，白天里面总有一女孩值班，我们的工具就放在值班室，女孩年龄和我差不多，人长得很漂亮，能说会道，不久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中午她总是给我热好饭菜，女孩姓李，没有正式工作，可因为漂亮又有文化，谈了一个对象是省轻工业厅厅长的儿子。小李对我说：“没工作不要紧，只要有个城市户口，我谈的这个朋友和他的一些朋友找女朋友，都不问她做什么工作，只要人漂亮聪明就行，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厅级干部，找个工作是小事一桩，只要他们看中的，工作随便安排。” 我问：“你为什么没安排呢？”小李说：“他爸爸在给我选工种，要有好的地方我才去，现在我的这份工也轻闲，只白天八小时又不用干活。” 一天小李神秘的对我说，他对象的一个男朋友看过我了，说对我外表很满意，有机会让我和对方见个面，小李很关心我没工作，想通过找对象这条途径给我找工作，我只好把家里的处境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她。小李很同情我，可因为我当时是黑身份，没户口，谈朋友的事自然就不存在了，我也告诉小李，我这一生决不因为自己客观条件差而找个自己不喜欢的人，我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对象。那时我的思想真是很天真，没有想过政治运动给我带来的不光是没书读，没文化，没工作的损失，还失去了和同龄人平等的地位，既然我连做人都比别人低一等，那我在其他方面也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工地只做了半个月就发钱了，这是我干活来工钱最高的一次，每个劳动日分了 1元 4角钱，我把钱交给姐姐，一天和姐姐去逛街，很多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酥心糖，我和姐姐也排了队，4 元钱一斤的酥心糖，我们也奢侈的买了一斤给妈妈寄去。心里甜甜的。

  工地干活的人不多，只有一个班，六七个人，班长的爱人比我大两岁，是个温柔的女人，班长个子不高，也是没正式工作，他很少干活，好象他自己还在别的地方干。一天我和班长的夫人在和灰沙，她突然对我说：“你快点给我跑到小十字去，帮我找他来，我大流血了。” 可我没见她那里出血，只是看她说话的样子不像是开玩笑，我让她自己上值班室去坐一会，她走着去了，值班室只有一个中年男子在看报（这时小李已经有工作去上班了，工作的确是她男友的父亲给安排的）。我急冲冲的跑到小十字，还找了一会才找到班长，班长和我坐了公共汽车赶到工地，值班室的男人站在外面，样子很不高兴，说我怎么去了这么久，还补了一句：“这下办公室怎么办？” 我从去到回来可能花了快一个小时，还是跑着去的，进得门来看，班长的爱人坐在凳子上，头伏在办公桌上，凳子周围一大滩血，班长二话没说，背着他老婆就跑医院，走到中途，女的裤脚里掉了一块饭碗大的血块下来，班长让我去买包卫生纸把地上的血包上，我用自己的中餐钱买了卫生纸把血给包上了。到了医院，找到了妇产料，妇产科没人，班长把他夫人放到妇产科的椅子上坐下，我叫来了医生，女医生一进门，看了看我们的穿着，个个的脚上全是灰沙，不用说就知道是干外包工的，板着脸大吼：“弄出去弄出去，弄得这么脏，是哪个让你们进来的？” 班长一听，火了：“我操你家妈，你再说一句老子拿刀来捅了你，你给老子快点求人，老子家婆娘要是死了，老子让你们一个都活不成。” 见班长这么凶，医生吓坏了，其他医生听到骂声赶了过来，其中有一个男医生一边向班长道歉，一边让班长快去交钱，班长说没钱，医生问有单位吗？班长说没得。“你没钱没单位，你说让我怎么给你老婆看病嘛？医院不是我们私人的，不是我不给你看，我们没办法啊！” 医生不慌不忙的说道。班长一下子软了下来：“医生，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婆，你先救人我马上去拿钱。” 医生让班长把人送到了抢救室。

  几天后该发工资了，可没见班长来，我让大哥去打听，大哥说工资已经发了，我只好上医院去找班长，可班长的爱人出院了，我问了很多的人才找到了班长家，班长的爱人在家，脸白得象白纸一样，她正在吃饭，菜就是白水煮白菜，我问她为什么不吃好点，她说没钱，要是有钱还不会出院这么早，我问她吃点什么营养品，她说靠吃饭，她一天要吃五六餐，一餐能吃几大碗饭。我心里很同情她，她们虽比我们好，有户口，可是他们在城里也算是人下人了，因为两口子都没正式工作，生活也是没有保障的。只是他们有户口，比我们好找活干一点。我等了很久才等到班长回来，问他要工资，他对我说没有钱，说工地上亏损了。这怎么可能嘛，上个月工资还这么高。我回去告诉了大哥，让大哥去找他们同事，帮我把工资追回来，大哥找他们同事，同事说没办法了，说班长不在他手下干了，他说班长说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我白白的干了一个月，空欢喜了一场，最后得了大哥朋友的一句话：“我们这一行本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嘛。” 我气得哭，这几十元钱在当时对我多重要啊，我不想看到爸爸天天为连吃玉米粥都吃不上而担心。

  没有活干，我陪爸爸一起去找省里各个部门，一天去了省委信访办，信访办的主任对爸爸说，万山汞矿不听他们的话，他们也没有办法，说着还很生气。爸爸回来和哥姐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直接去找省长，可是省长有这么好见吗？怎么能见到呢？打听到了省长的住处，我、爸爸还有大哥就在省长家门口等，门口有警卫，只有在远一点的地方守着，省长的车开了出来，爸爸走了过去，口里不停的喊着XX省长，省长的车走到跟前放慢了速度，爸爸刚走到车窗前，车轰的一下又加快了速度，爸爸跟在后面，边喊边跑，爸爸跑得步履蹒跚，直到省长的车都看不到了才停住脚步。我走到爸爸跟前，爸爸还上气不接下气，脸色发青。看到爸爸这样心里好难受，泪忍不住的往外流。哥哥只是咬牙。

  爸爸见不了省长，我和姐姐去，不忍心看到爸爸这样受屈辱，我和姐姐先找省公安厅，反映了爸爸的问题，其实这些地方我们姐妹经常来，公安厅的门卫都认识我们了，也不问我们要证件，就放我们进去了。我们姐妹只要是没工做，不管天晴下雨，都为爸爸的问题不停的找人，可是得到的批文都千篇一律，让贵州汞矿酌情处理。

  一天我和姐姐商量，一定拦住省长的车。上访的人很多，有些人也是找了几年都没得到答复，可他们却把省长的车号给记住了，悄悄的告诉我们。我和姐姐记住了省长的车号，省长的车来了，我走到路中间站着不动，车慢慢的停了下来，车还没停稳，姐姐向车窗走了过去，驾驶员伸出头来吼我们，说我们不要命了，姐姐说要找省长，把早准备好了的申诉材料递给了驾驶员，然后就在信访办等答复，不一会省委信访办主任出来了，对我们说：“你俩姐妹胆子也太大了，敢在路上拦省长的车，你们知不知道有多危险？今天一个是省长的警卫员不在身边，再一个是省长看你们是女孩，要是警卫员在，把你们当成谋害省长的坏人，开枪打了你们怎么办？你们白白的死了，送了命还没地方打官司。”

二、只身赴万山

  递给省长的报告又转到了省委信访办办公室主任的手里，主任很关心地交代了我们姐妹以后不要这样拦车后，告诉我们说：“你们回去，我马上下文到万山特区，让他们插手这件事情，督促汞矿去办理。” 这样的答复在我们向省里各部门反映情况以来还是少见的，我姐妹再三感谢、拜托这位主任后，才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去把消息告诉了爸爸和大哥，爸爸和大哥也很高兴，但是又担心主任会不会事多把这事给忘了或拖太久，过了三天，我和爸爸又去了信访办，当排队到了爸爸时，爸爸对信访办的同志说，要见主任，信访办接待人员很不高兴，他说个个都要像我们一样要见主任，那主任怎么忙得过来，我和爸爸只好向接待人员说好话，这时主任从里面走了出来，很多的人一下子都围了上去，个个都说着自己的事，伸长了拿着状子的手。主任伸出双手让大家安静下来，说有的是时间，一个一个的来。然后对爸爸说：“你不要找了，文件我已经给你下了。” 我和爸爸赶紧谢谢他，高兴地离开了信访办。

  从信访办回来，一家人商量，要去个人上万山，督促汞矿早日办理，时间已近年关，姐姐神经衰弱很严重，再也受不了剌激，想着爸爸1977年过春节被汞矿关进了派出所，我决定不让爸爸上万山，我要替爸爸去，我想我会说话，我只是不会写，可爸爸的申诉材料到处都有，已不用写什么了，第二天我就起程上万山了。

  我没有买火车票，直接走铁路上了火车，我上车去找原来问我要花生的列车员，很幸运，他在，可是他没认出我来，我对他笑，他愣了一会才想起我来。我告诉他我没有买票，他笑说：“没事，你什么时候回来给我带20斤花生米？” 我许诺：“年前我想办法给你送来。” 一路上，我就在他们列车员休息室。大龙是终点站，他陪我一起下了车，带我上大龙车站，介绍我认识了一个车站的办事人员，让我以后要坐车就找那个人，还让我买到花生米就送给那人，钱由那人给我。几天后我真的找了便车，把买花生米的事给办妥当了。

  一到万山，我就住进了刘妈家，第二天早上，上班时间我就去了特区党委办公室，接待我的是党委秘书，姓李。我向李秘书说明了来意，我想看看省委为我爸爸下的文件，秘书对我说：“这是给特区的文件，你怎么能看呢？我们不能为你家的事，和汞矿引起矛盾啊！” 我说：“能不能告诉我文件内容？” 他说不能，可是他拿出了文件夹，还对我说：“这些东西是不能让你们自己看的，是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事，当他打开文件夹时我把头凑了过去，其实他知道我在看，他打开的正是省委为爸爸的问题给特区下的文，他故意慢慢的翻。我们姐妹为爸爸的问题看文件看多了，练出来的本领就是对这些文件过目不忘。现在文件全文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文件的内容是：要万山特区督促贵州汞矿把我爸爸的工作及户口问题落实好。我对李秘书说了谢谢和拜托的话，就又去了汞矿。以往的经验告诉了我，上班时去找矿长是找不到的，为矿长挡驾的人太多了，只好中午吃饭时上他家里去找。

  汞矿原来的矿长调到了省冶金局，原来的副矿长现在当了一把手，可是副矿长和原来的矿长是一鼻孔出气的，他们是四清时一起调来的，虽然他们在文革中也挨过批斗，可是很快就官复原职了，对文革初期和四清中被整的人毫无同情之心。这位矿长比原来的矿长更阴险，他知道我们姐妹以前闹过矿长家，中午我上他家时他正在吃饭，我敲门他夫人把门开了，他一见我马上把碗放下，很热情的对我说：“哟！是小尤啊！快，快，坐下吃饭。” 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很不好意思的对他说吃过了，中午来打扰他很不好意思，让他先吃饭，我等他吃完我再说，我还没说完他就接着说：“你不用说了，一定是为你父亲的事来找我吧？这样，上班时你到矿党委办公室来找我，我在那里等你，下午正好有个会，你再反映你要反映的情况，让大家一起研究决定。” 这个矿长是第一次和我打交道，怎么会这样热情，当时我还想真是爸爸运气来了，换了一个这么好的矿长，以前他帮那个矿长时我还恨过他呢，心里责备自己好人坏人分不清。我不好意思再开口，非常感谢地走了出来，悄悄地溜到了舅舅家，把这一喜讯告诉了舅舅，紧接着上了杨叔家又告诉了杨叔，可杨叔说：“老二，不是杨叔给你泼凉水，别太乐观了，不叫的狗咬起人来才厉害，这个人可是有几分阴险。” 我不太相信杨叔的话，上班一会，我估计所有参加开会的矿领导都该来了，矿长可能已经到了，就敲门走了进去。可是让人气愤的想象不到的事发生了，中午我找的矿长站了起来：“你是谁？谁让你进来的？这是什么地方，是你来的地方吗？你不识字吗？怎么能跑到党委办来了？” 当时弄得我莫明其妙，还想问他：“不是你让我上班时来的吗？” 可话还没说出口，我一下反应过来了，他不是不认得我，他一是怕我在他家闹，真的在他家抢饭吃，二也是想侮辱我解气。明白过来后，我也不吵不闹，也不说他让我来的，我只是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知道你们要开党委会，我想来为我爸爸讨个公道，我是尤云集的女儿，我父亲是贵州汞矿职工，从解放以来他就一直相信党。”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有一个人大声的对我吼道：“你知道开党委会，你还要来冲击会场？你老实交代，是谁让你来冲击会场的？” 矿长也大声的冲着我吼：“给我滚出去！”

  作为一个矿长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让我开了眼界，可这样的场面对我来说已起不到什么威慑了，这几年来这样的场面见多了，它只能激起我的愤怒。我不理矿长，假装很害怕的样子对冲我吼，让我交代是谁让我冲击会场的人说：“对不起，我是受了骗上了当，听了别人的指使才来冲击会场的。” 那人一下子高兴了，以为吓着了我，气势汹汹地问我：“你说是谁让你这样做的？谁是你的幕后指使者？” 我不慌不忙面对着对他，同时用手指指着矿长说：“就是他，XX他说这里一点半开党委会，让我来这里找他，还骗我说，趁你们开党委会时，正好讨论研究我爸爸的问题。” 我直呼其名，连矿长二字也省略了。另一个拍马屁的人站了起来：“你说什么？你叫谁？我看你是胆大包天了，矿长你都敢这样叫名字。” 矿长气得两眼发直，我笑着对吼我的人说：“我叫他名字有错吗？那你说我该叫他什么？你告诉我该怎么叫他？对他这样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你让我怎么叫他？他把我骗来还当众侮辱我，我叫他的名字对他是客气的了，我告诉你吧，毛泽东和华国峰我都叫同志，他不会比毛主席和华主席更伟大吧？他的名字怎么不能叫？希望你们搞清楚，我既然来了就不会怕，只要我不犯法，你们谁当他的狗腿子我都不怕你们咬，我可不是我爸爸，来了让你们大过年的抓去关牢房，要想关我也正合我意，我有地方过年了，如果不关我……” 我又指着矿长说：“你家从今天起就多做一个人的饭，我没地方吃饭，本来我爸爸平反后就该上班的，可是你们要迫害他，不让他上班，我爸爸不上班，我没地方去只好上你家。”

  冬天，室里生着大铁炉，门是关上的，其他人看我这么说，也不想再惹我，因为我们姐妹在万山矿长家大闹的事情大家都有所耳闻，只是以为少了姐姐和妹妹我会怕。矿长站起来宣布散会，我马上站到门边把门堵住：“我今天来这里是有省委的答复，他们说为我爸爸下过文给汞矿，前两天又下了文给特区，让你们为我爸爸解决问题。” 我把文件背了一遍，这时矿党委组织部部长过来，很温柔的对我说：“你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年轻人嘛，有时说话不注意，我们原谅你，我们不会和你计较的。” 他还没说完我问他：“我什么地方没注意了？我说错什么了？我没有无理取闹啊！是矿长让我来这里等答复的，我进来时也是很有礼貌的啊！我是来请求解决问题，难道我爸爸收回工作的文件下了这么久，你们不让我爸爸上班，去年过年还把我爸爸当流窜犯抓起来关是对的？我是他的女儿，我为我爸爸来找你们有错吗？说 ‘原谅’ 二字的不应是你们而应是我，我原谅你们的过去，可是今天矿长既然把我叫来了，我就要得到答复才走。” 矿长无奈，只好对我说：“好，你明天上组织部，我们研究了通知组织部，你爸爸是干部，我们也得按程序吧？”我说：“不，就是今天，我被你们骗得太多了。” 这时还有些一直没插言的干部走过来说的说拉的拉，又是劝又是笑的把我拉出了办公室。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35:35编辑过]

三、较量

  我离开党委办公室，把情况告诉了杨叔，杨叔哈哈大笑，他说：“这样的结果是我想象到了的，可你这样和他们吵，吵得好，你不用怕，现在有公安局和特区支持、同情你们，省里的态度也很明确，你就天天这样给他们施加压力，他就是不解决问题可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不敢打你，他们骂你，你也有嘴。看他们办不办，过年你就上矿长家去吃饭，让他也过不好年。” 我笑，对杨叔说：“吵架打架我都不怕，可是真的去抢饭吃我还是做不出来，我吓吓他算了。” 杨叔骂我没出息，陈阿姨来了，边笑边骂杨叔：“你也是哦，人家这么大一个姑娘了，你让人家去抢饭吃，亏你想得出来。” 又转过头对我说：“二妹，你别听他的，过年别去抢饭吃，这么大个姑娘了多没面子。” 杨叔反对夫人的话，说她是妇人之见，两人开始生气了。一个说让我去抢，一个说让我别抢，我只好说了：“我又不是土匪，你们俩吵得难听死了，好像我抢过饭吃似的，那次上矿长家也不过是吓他们的嘛，就是别人去抢来我还不好意思吃呢。” 他俩不吵了，都笑了起来，杨叔最后对我说：“二妹，其实我想告诉你，就是一个人去也不用怕，我怕你闹大了他们吓你，要抓你，你没了主意，现在他不抓你，要是真抓你或敢动手打你，那就更好了。这样他们针对的不只是你一个人了，他们针对的就是特区政府和省里，目前的情况来看，只要汞矿和特区矛盾再激化，你爸爸的问题就更会受到上面的重视，所以你只管去闹。” 我告诉杨叔：“其实我一个人不管他们怎么对我，我都不会怕，我最怕的就是别人欺负我家里的人，矿里面我会天天去找的。”

  从杨叔家出来，我更有了信心，我感觉我在这里不是孤独的，这里同情我的人们很多，他们都在关注着我，默默地支持着我，这样我更有了勇气和信心。第二天我去了矿组织部，组织部的部长皮笑肉不笑的和我打了招呼，我问起了爸爸的事，他又把问题推给我们自己，他说：“昨天我们研究过了，也打了电话给你们当地，你们当地不同意办理你爸爸的户口迁移，你们自己把关系给搞恶化了，我们无能为力。” 我说：“是这样吗？你告诉我，我们当地谁接的电话？是县里还是公社？电话打到哪里的？你们是不是还想踢皮球？” 他说：“我们电话打到哪里，我用得着向你汇报吗？这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事。”我说好，既然这样，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事，那我爸爸的问题就得由你们组织来解决，因为我爸爸当初回乡的确是你们组织搞的，可是你却说是我们自己没处理好关系，那你说说，我们和当地的谁没有处理好关系，你说是谁我就去找谁，不再找你，只要你把名字说出来，你出个字据，我马上直接上湖南省去控告他。还有我想问问，你们贵州汞矿一直以我们和当地关系不好为由，不让我父亲的政策得到真正的落实。那我想问问，你们去外调了这么多次，我爸爸和我们一家人回乡后犯过些什么罪？我们是行凶了？杀人了？欺压乡邻了？还是哪一点不守法了？我爸爸在贵州汞矿一直兢兢业业的工作，老老实实的做人，你们平白无故给他带了个地主分子的帽子，让我们全家十多年来一直在农村享受着地富的待遇。我爸爸在农村受尽欺侮，可是他对党和人民仍然怀着母亲般的感情，他相信党相信人民会还他一个清白，这些年来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党和人民的信任，一直为自己的问题申诉。现在四人帮，林彪都垮台了，党和人民已经还了我爸爸的清白，作为贵州汞矿，一个造成我爸爸蒙冤的主谋，难道没有责任为我爸爸彻底的把政策落实好吗？我们和当地个别领导的矛盾，不也是为我爸爸为自己申冤造成的吗？根源还不是从你们这里起的吗！如果你们认为给我爸爸平反是错误的，也请你们给我个答复，我再去找省里。” 组织部部长不再说话，只是做他的事，我说：“部长，你是不是无能力处理？我在和你说话你听到没有？你要是想用这种态度对我，我也没时间和你磨，我走了，不打扰你了，希望你下次在我找矿长时不要这样奴才似的，把事情全揽到自己身上。” 说完我摔门就走，他叫我我也不理他。

  出得部长办公室我直奔矿长办公室去。可矿长办公室的门紧关着，一点声音也没有。组织部长匆忙下了楼，不一会，舅舅来了，舅舅没有埋怨我，只是轻声的问我：“又去吵了？” 我点头。我说：“他们又为难你了吧？” 舅舅只是不做声，在我心里舅舅和爸妈一样亲，舅舅太老实了，为爸爸的事他受了汞矿不少的气，可他从来不告诉爸爸，都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舅舅说：“要过年了，你在哪里过？” 我告诉他在刘妈家过。舅舅没说让我别再去吵，可我心里知道舅舅很为难，我对舅舅说：“你回去，今天我也找不到人了，暂时不找了，你上你的班。” 走在无人处，舅舅拿了十元钱给我，让我交给刘妈。看着舅舅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很同情他。

  大年三十晚上，半夜里响起了敲门声，德慧去把门开开，是查夜的，带头的还是抓爸爸的居委会主任，我睡了，刘妈陪他走到我床边，我听到刘妈在给他说好话，说我一个大姑娘。他看了我随身带的各级政府给爸爸的红头文复印件，没说什么就走了。

  年没过完，我就在特区建筑队找了一份工，和我一起干活的胖女人，一天来上工，不停地骂他爱人：“背时、挨刀、砍脑壳的！” 我劝她：“大姐别这样骂啊！这样不好，再说你一大清早的来工地骂这些话多不吉利啊！师傅们也不喜欢，要是你爱人真被你骂着了多不好啊。” 她听我这样说，瞪眼对着我说：“你是不知道，知道你也会这样骂他的，你不知道，三十晚上他上刘婆婆家去查夜非要抓你，还是另外两个女的不让抓，为你说了很多的好话，才没抓你的，人家那两个女的还说，你要抓，你自已去抓，我们是惹不起她们几姐妹，他还说，你们越说惹不起，我就越要去惹一下，我去年抓他老头，怎么没见她们来找我？” 我一听，气晕了，我问：“你老公姓什么？” 她说：“万山有名的姜苗子你还不知道啊？‘苗’ 起来 ‘苗’ 得很，不要命的，哪个不怕他嘛？” 我说：“请你回去告诉他，对他说是我说的，大年三十他是没抓我，要是抓了我，我让你家年都过不成，让你家饭锅里都有屎。” 没过几天，我下午收工回刘妈家，公路下面有人叫我：“尤妹崽，你不是要找我算账吗？” 我看到那人和胖女人在坪里吃饭，知道他一定就是那个居委会主任，我站在公路上对他说：“你就是抓我爸爸的混蛋？你有本事抓我爸，为什么没本事抓我？只敢背地里吹牛皮。有本事你抓我试试。” 我和他吵了起来，他在公路下面骂，我在路上面骂。他嘴笨说不过我，他说要和我上公安局，因为公安局就在旁边。我们两都气势汹汹地来到了公安局。

  公安局正好有两个股长在外面聊天，我们姐妹上公安局找人时，常常也向他们反映情况。我先走进去，因为后面也跟了些看热闹的，办公室本来就小，我就走到了办公桌的里面，两个股长见我直接进了办公室也跟了进来，姜也进来了，他站在靠门口的位子，我俩隔着办公桌又开始吵了起来，股长说：“你俩吵架吵到公安局来了啊！在这里只准说理不准吵，一个一个的说。老姜，你是汞矿的老同志了，又是共产党员，你怎么会和她吵架了，你先说说，是为什么？” “我去年年三十夜查夜，把他老头抓到派出所关了一晚上，她要找我算变天账。还骂我，还说我要是抓了她，她要让我家锅子里都是屎，还说让我肚皮漏饭，我去查夜，我是代表党和人民去查的，她老头没有户口我当然要抓了，你们评评理，她是不是也该抓？” 他说话有些结巴，半天了就说了这么几句。我接过话问他：“说完了吗？说完了我要说了。” 我用征求的目光看了两个股长，两个股长微微发笑，点头。我说：“我爸爸是没有户口，可第一，我爸爸有上至中央，下至省里的回复函，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尤云集同志，中央和省里都称呼我爸爸为同志，我爸爸该不是阶级敌人了吧？第二，你如果不属于中央及省里管，那么我爸爸有万山特区公安局的平反文，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我爸爸是工人阶级，你还是要把他当敌人；第三，你不认可万山公安局的文，那你该属于汞矿管对吧？可是你明明白白看到了汞矿收回我爸爸的工作函，你为什么还要抓我爸爸呢？只有一个解释，你不是共产党派来的，你是个阶级敌人。我不能容忍阶级敌人欺压工人，你口口声声代表党代表人民，你代表的哪一个党？因为党说我爸爸是工人，是同志，你非说我爸爸是敌人，你非要和党作对，你才是反革命。” 我还没说完，他一巴掌拍到办公桌上：“你骂我是反革命，你给老子说清楚，老子哪里反了党，你不说清楚今天别想走。” 然后拍着胸腔冲着公安局的人吼：“今天她不给我说清楚，你们不能放了她。我是共产党员，我就是代表党去查的夜。” 我冷笑，也对公安局人说：“你们听听，他是不是反党？他说他是党员就要代表党，林彪，江青、四人帮，还混进党内，混进军队，混进政府，混进中央，他们都代表不了党，都被党和国家给铲除了，他只是一个小小喽罗，他还想代表党，四人帮倒了，可下面的喽罗还这么猖狂，这样的四人帮的爪牙，四人帮的孝子贤孙，你们公安不把他抓起来法办，天理难容。”

  公安听了我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姜气得说不出话来，隔着桌子向我扑来，口里还说：“你骂老子是四人帮的爪牙，今天不给老子说清楚，你看老子的……” 我退了一步，提起办公椅就给他砸了过去。可惜没砸着，被两个股长拉住了，我气来了，也不管是在哪里，拼命的扑过去和他打，他却站着不动了，两眼直直的看着我，嘴皮打着颤，一句话也不说，看热闹的人也多起来了。有个股长对他说，老姜，你走了算了，我说：“不准他走，你们谁要让他走了，我今天就找你们谁，是他把我抓来的，他不说个一二三我是不会出去的，居委会主任听我这样说，调头就走，我趁没人拦着我，从人群中挤过去以最快的速度抓着姜的后衣领，把他拖得几个蹒跚，倒在办公桌上才没摔下去，其他人跑过来把我拉开，姜一下子就窜了出去。我还是不解气，想着爸爸大过年的被他这样欺侮，就是要去找他拼命。两个股长没办法，一人拉一只手把我拉上了电影院，一个守着我一个去买电影票。那时的水果糖只有一分钱一颗，给我塞上一口袋的水果糖，我没心情看电影，一会就出来了，股长送我出来，他对我说：“小尤妹，你别再去找他吵了，他其实是个大老粗，没有汞矿的支持，他真的敢抓你爸爸吗？今天你这样也够他受的了，再说了，还没人敢在公安局打过架。我们是佩服你家几姐妹有骨气，清清白白的做人，没有给你们的父母丢脸，不然的话我们不会这样关心你。” 我听股长这样说，心里一下子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气也消了。从此以后，居委会主任路上看到我就躲。

四、心中的无奈

  在刘妈家过春节，来陪刘妈打扑克的小伙子很多，很多都是冲着德慧来的，快过年的前两天，我遇到了一个小时候的邻居哥哥，他要跟我上刘妈家，可是这个人我对他已有印象了，不像和其它邻居姊妹亲，他来刘妈家，刘妈很高兴，可到了下午吃饭时他不走，我心里有些着急，因为我自己都是寄人篱下，他怎么能因为我在这里而留下来吃饭呢？我和他又没有多少话说，也不了解他，只是听他说小时候和我家住一块。不过他也没说假话，我们两家是住一起过，只是那时我太小已不记得了。他第二天又来了，还主动的来帮我做饭菜，我心里很烦，德慧下班了，我告诉德慧，德慧对我说：“吃饭到是没什么，只不过老太婆的为人你是了解的，要不然你就告诉他，让他以后别来了。” 可我当时又说不出口，只是对那人很冷淡。吃过饭我和德慧玩去了，他留下来和刘妈打牌。

  大年初二，万秀邀我和她上她的一个女同学家去玩，我和她在她同学家住了一晚上。初三早上回来，刘妈很不高兴，对我说：“昨天你的邻居哥哥来过了，他在骂你，说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开心，跟着别人出去玩，他说今天让你在家等他。” 我听了刘妈的话很生气，我对刘妈说：“他是我什么人嘛，他有什么权力管我？他再来，我就让他滚。” 刘妈急了：“那你就不能这样说啊！一会还说是我挑拨了你们。” 我想不明白这人怎么会这样，悄悄的问德慧：“那人真的这样说我了？” 德慧说：“我没听见，只不过昨天你走了，没人陪老太婆玩牌，她很生气，你不在时，那人来了也不肯陪她玩。”

  我找到活干了，只有晚上在家，一天晚上德慧说是开会，可很晚了还没回来，刘妈对我说，让我管管德慧，她说她觉得德慧在恋爱，我说可能不会，刘妈说：“桂兰啊，我告诉你，这些事是过不得我的眼睛的。今晚我就收拾她，你看看我说错没。” 我让刘妈别这样，我说我来问问。德慧回来了，我问德慧干嘛回来这么晚，德慧神秘的笑了。我就想，这刘妈真利害，我对德慧说：“你真的找朋友了？小心一点。” 可我话还没说完，刘妈就骂开了，原来刘妈在偷听，老人耳朵很好。德慧一句话不说，刘妈越骂越来气，一会就翻起了白眼。我和德慧都明白，刘妈是装的，可刘妈这样了刘伯就吓坏了，德慧很心痛养父，也有些怕她，德慧只好承认了，刘妈想尽了办法要阻止德慧，可是德慧铁了心，怎么都要和这男孩子谈。德慧对我说：“你是知道的，我要是不找个对象，老太婆天天都让一些年青人来陪她玩牌，今天让这个出钱买菜，明天让哪个去买饭票，她已经用我去骗了一个周先生了，我不想她再拿我去骗其它人。” 我觉得德慧很可怜，很小就没有了妈妈，为了得个工作，又碰上个这样的养母。

  德慧的恋爱关系公开了，来的男孩自然少了。刘妈心并不坏，可是因为旧社会生活在哪样的环境里，身上总是有些不好的东西，一天就只会吃喝玩乐，不管谁来都让别人陪她玩牌。不久刘妈家又来了两个男孩，打扑克要四个人，那天下雨我没做工，少一个人，刘妈让我陪玩，为了助老人的兴我就玩了，玩牌中，老人有意无意的说我没对象。连着几天年青人都来玩，还留下吃饭，可是就刘伯那点工资，开销太大，钱不够用。一天我去找矿领导回来，快到吃饭时间了，刘妈对打牌的人说：“伙计，你们两个人那个拿钱出来买菜，桂兰回来了，让她去买菜，一下德慧就下班了，让德慧给你们做饭吃，人家桂兰他爸爸的事情还没搞好，她又没得工作。” 我听了很反感，我虽在刘妈家吃，可是我是交生活费的，我心里感谢二老收留了我，可我不想刘妈对我像对德慧一样。我当着打牌的年轻人们说：“你们各人回去吃饭。” 刘妈很不高兴，以后这些年轻人再来陪刘妈打牌，要是碰上我在家，我马上走开。慢慢的，刘妈没说什么，刘伯对我做脸色了，德慧给我说，老头是听了老太婆的话，因为我交生活费给刘妈没有告诉刘伯，刘妈又说了我不好，刘伯就不喜欢我了，可我没有道理怪刘伯，我又不是他们家什么人，他们没有义务要收留我。但是要我为了取悦刘妈而在她家住下去，我的性格又做不到。这时的刘妈已经搬家了，她家楼上住了一户和我同姓的，俩口子都三十多岁，女的在四川，男的是苗族，对人很实在，他们认我做妹妹，按我们这里的习惯，就要称呼男的为家门哥、女的为家门嫂，家门哥在五坑上班，很少上这来住，家门嫂也很少来，家门嫂不来时她家房子就空着。一天家门嫂子要走了，我上她家坐了一会，说到了我目前的烦恼。嫂子对我说：“我走了，你哥基本不来这里住，你就睡我们的床算了，别在她家吃饭了，自己上食堂吃。” 我心中很感激这位家门嫂子，我告诉刘妈，我要搬出去住。刘妈不同意，我又去对嫂子说了。嫂子对我说：“你在她家住久了真的会坏了名声的，刘妈这个人，身上的那种作风还是没改。” 我听了嫂子的话，有些心急，因为妈妈常说的，人的名誉就是第二生命，其实在我心里也有些瞧不起刘妈的为人。可是刘家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在爸爸最无助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份恩这份情在我心里很重很重。可是听了嫂子的话我还是决心搬出刘妈家。心想以后再报答她们一家。

  家门嫂子走了我就住进了他们家，德慧因为有男朋友了，陪刘妈打牌的人更少了，晚上我回来也不太上刘妈家去，刘妈常常上来让我去给她叫人打牌，我都说：“你自己叫，我不想和这些男娃娃说话。” 刘妈恼火我。

  刘妈家常来一个人，四十多岁，会些草药，可我和德慧都不喜欢这个人，他看上去不像个君子，刘妈常常让他找草药，一天刘妈上来和我说话，顺便把她手里拿着的两包药放在我床边，她下去后我又把药送了下去。刘妈说：“这个放到你那里，我是给别人找的。”我问：“给别人找的为什么要放到上面呢？我锁门走了你怎么拿得着？” 她说你别问这么多，放到上面就是了，我只觉得怪，心想会不会是毒药哦，可想不明白，不敢把老人想得太坏，只是心里有一点默默的为德慧担心。

  星期天，家门哥回来了，晚上他在房间里等我，平常他上来一会就走了，可从来没有晚上留下来过。他脸色很不好，见了我，伸出拿着两包药的手对我说：“桂兰，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房子让给你住吗？我是为了你有个好名声，可是你都干了什么？” 我被他弄得莫明其妙，我问他：“我干什么了？” 他说 “你弄这药干嘛？” 我觉得怪，也没说不是我的药，冲他道：“这药又怎么了嘛？不就是两包草药吗？你知道这是干嘛的？” 他来气了，把药砸在地上冲我吼道：“我不认得是吧？那我告诉你，这是打胎药。” 当时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告诉他是刘妈放这里的，我让他陪我去找刘妈，他说算了，看他的样子是相信我说的。

  我很生气地把这事告诉了德慧，也说刘妈。刘妈当时很尴尬，没说话，刘伯耳朵不好，又听不到我们说什么，其实我很想刘伯能明白这事，我伯刘妈对刘伯乱说我坏话，让这个曾经同情过我们的老人对我失望。

  没过多久，家门嫂子回来了，她回来时我不在家，刘妈不知道对她说了什么，她见到我很不高兴。我本想对她说刘妈对我做的一切，可看到她冷漠的样子，我很难开口，刘妈对我有恩，特别是想到她在大年初一收留了被关的爸爸，想到我们姐妹几次上万山都住在她家，也不想说刘妈的坏话，可是我的心里很苦。只好悄悄地落泪。这时刘妈又特别的热情来叫我上她家去住，她说刘伯也不会再对我做嘴脸了，让我安心的在她家住下去。我无处可去。晚上只好又上她家和德慧睡了一晚，我把心里的委屈告诉了德慧，德慧只是叹气。可是我不想再留下来了，刘妈这样做对我的伤害太大了。我记她的恩，可是她让帮助同情我的好人这样误解我，我有苦难言。只好第二天离开了她家，又上了贵阳，把这些委屈深深地埋在心里。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26:09编辑过]

第十七章  曙光初现

  希望--天快亮了--家人团聚

一、希望

  出于无奈，我只有离开万山，我不想住在刘妈家了，可是我无处可去，很早我就上地磅房找便车，因为万山运货的车都要在地磅房过磅，可今天等了很久也没有车来，当天的火车是赶不到了，考虑了一会，不如下午来找车，先到特区和汞矿再去找一下人，有些事该拜托的还是去打个招呼。地磅房离特区政府不远，先上特区政府办，特区的人们正在议论着政企合一的事。我找到了李秘书，向他打听我爸爸的事，他说特区的话汞矿根本不听，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必需得省里硬性下文。我问他政企合一是真的吗？他笑着对我说：“该是真的吧，目前你在这里等也没用，领导也顾不过来管你家的事了，只有等到特区和贵州汞矿合并了，你家的问题可能好解决一些。” 我向他打听，谁有可能当一把手，他说他都还想问别人呢。我谢过他马上赶往汞矿，心里有几分喜悦，可同时也有些担心。要是汞矿的矿长当了一把手，那我家的事更难解决，如果特区党委书记当了一把手，那我爸爸的问题落实起来就容易了，我得上汞矿探探风。

  先找到了舅舅，舅舅也听说政企合一的事了，但是不知道会是谁当一把手，舅舅和我一样，都盼着特区的头头能上。又跑去找了杨叔，告诉杨叔我要上贵阳，杨叔问我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走，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调节了一下情绪，忍住没哭出来，把无处安身的事告诉了杨叔。杨叔微笑着对我说：“二妹，走就走吧，先上贵阳等等，要不了多久你们全家都会回来的，你下次来就不会无家可归了。刘妈的事不要记在心里，她是妓女出身，有些老毛病这一辈子可能也改不了了。可是你们姐妹规规矩矩做人，大家有目共睹，你不要难过。现在你离开万山也好，目前汞矿和特区要搞合并，也没有时间管你家的事，等两个单位合并了，你家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我对杨叔说：“我也不恨刘妈，她一辈子都这样过的，我还是记她的情，记她对我爸爸的好处，要是没有她家在过年时收留爸爸，我不知道我爸爸能上哪里去，再说她也对我好过，没有她收留我们，我们会更困难。她这样对我，不一定是想怎么去陷害我，只不过是为了她能有人陪玩陪开心，逼我住到她家去。她这么老了，我也不想对外人说她不好。” 杨叔当时就夸我是个重情义的人，说他没看错人，还说我爸爸教育出来的子女明大理。

  下午我找到了车，到了大龙天快黑了，我走路上了电厂。妈妈的表哥在大龙电厂。我到表伯家时他已在吃饭了。和他一起吃饭的是他的徒弟，表伯也是爸爸帮找的工作，他上万山也是爸爸的关系来的，表伯母一直在湖南农村，所以表伯还是住的单身宿舍。表伯见了我，马上要去食堂打饭，他的徒弟抢着去了。晚上表伯把他的房子让给我睡，他上别的地方去睡。表伯走了，可他的徒弟不走，他说要陪我说话，我很困，又不好意思开口让他走。只是不停的打哈欠，那时天已开始有点热了，我把门给开开，男孩又去关上，我从来没有和男孩独处过，非常拘束，我又把门打开，并站到门边，他只好走了，走到门边他对我说：“能和你处朋友吗？” 我一下子心慌脸热，我羞得说不出话来，他见我没说话，又走过来：“你是不是怕羞嘛，你不说就是同意了哦。” 我急了来了一句：“我是农村的。” 他看着我笑：“我知道你家在搞复职，这里的人有几个认不得你们嘛？你家三姐妹凶死了的凶。” 我懒得理他，他脚刚踩出去，我就把门关上了。想着他对我说的话，心里还在发慌，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他，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见了当官的一点都不怕，就是上公安局吵架也没心虚过。可是只要是和男孩相处就说不出话来，总爱脸红，心里骂自己没出息。连话也不会说，明明是自己瞧不起别人，还要自卑地说自己是农村的，好象怕别人看不上自己似的，觉得没有面子，有损自尊。为这事我懊恼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到了火车站，先找到上次列车员介绍的熟人，他热情的把我介绍给了火车上的一个年轻人，让他送我出贵阳站。车上人不多，年轻人让我坐到他管的车厢里，并甩了本杂志给我看，有时也来聊几句天，车过了凯里，年轻人说他去休息了，他就把我交给另一个来接替他的人。那人可能不上四十岁，他把我叫进他的值班室，我老老实实的跟他进去了，值班室很小，他的坐位只能坐俩个人。他让我和他坐一起，我觉得有些别扭，不肯坐下。问他有事没，要是没事我就坐外面，他站起来了把门关了。我心里有些害怕，感觉他有些不对，想开门出去，他一下子就把我抱住，嘴凑到了我脸上，我吓死了，下意识的突然大叫了起来，叫声很长很长。好像都不是自己嘴里发出来的。他也被我的叫声吓着了，一下子把手放了，可是火车轰轰隆隆的响着，门又是关上的。没人听得见，他反应过来又来抱我，我也反应过来了，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他摸摸脸，瞪着我：“你信不信，我把你从车上丢下去，” 他的车窗是开着的，我打了个冷颤。又一种恐惧袭上了心头。怕他真的把我从窗子里丢出去，到时家里人上哪去找我哟。可他说完后没再威慑我，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看起了报纸。我又出来坐到了车厢里，盼望着早点到贵阳，车到龙里又查票了，我提心吊胆，害怕他把我赶下车。可是查票查到我面前时他没问我要票，不过这个下午，我只要看到他就浑身打颤。我长到这么大，还没有人亲过我，觉得这是流氓行为，虽然我们姐妹出来这两年常常风餐露宿，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家庭的怀抱，总是有哥哥姐姐在身边。我在农村所接受的教育还是很守旧的，爸爸和哥哥们洗脚洗澡的盆子里都要写上男字，我们的写上女字，我们是绝不能用男脚盆洗脚的，没成家之前，只要是爸爸的朋友或叔叔伯伯来我家吃饭，我们都得站在旁边，不得同桌吃，我们姐妹的裤子绝不能和爸爸哥哥的衣服同晒一根竹杆。记得有一次我把自己的洗脚水倒进了煤堆里，妈妈打了我一个耳光，妈妈可是从小到大都没打过我耳光，可因为我是女孩，把洗脚水倒进了煤堆被认为是大不敬，妈妈就动手打了我，还把煤给弄出去丢了。现在想来爸妈当时的这种教育也不是完全正确，对我的后半生有着不好的影响。

  火车终于到了贵阳，原来的列车员来了，让我跟着他们一起出站，可我怕他们，一下车我就溜了，对着铁路走，走了好远好远的铁路。到了爸爸的工地，值班的老头说我胆子真大，一个人黑灯瞎火的走这么远。

  我把政企合一的事告诉了爸爸和姐姐，爸爸真是喜出望外。

  好像是当年 7月中旬，汞矿和特区合并了，并且调去了新领导，爸爸得到消息后就去找省委组织部，希望省委组织部能够让万山汞矿新来的领导为自己落实好政策。8 月中旬的一天，爸爸终于在省委组织部部长下车时叫住了部长，部长正要进办公楼，听到爸爸叫李部长就停下来了。原来李部长51年和爸爸一起工作过，他当时是爸爸的组长。爸爸对他说了这些年的遭遇，他对爸爸说：“没想到你会落到这种地步，你的性格怎么就一点不会变呢？什么事总是要讲个真理，讲真理是对的，但是你总得有一定的方法嘛。人有时候要会识时务，以前我就说过你，你这样的性格会吃亏的。” 然后马上打电话给来开会的，现在是汞矿也是特区的一把手，让他来办公室一趟。接着又对爸爸说：“你回去吧，万山汞矿的矿长正好在这里开会，我和他打招呼，让他尽快落实你的问题。你过两天来一趟，我给你答复。”

  这么多年来一直碰钉子的爸爸得到这样的答复回来，非常地兴奋，不辞辛苦的跑去找大哥，又到工地把这消息告诉姐姐。

  一个正直无辜的人，平白无故的受了这么多年的欺侮，今天只看到了一点能做平常人的希望，就高兴成这样。晚上我和姐姐睡在床上，又谈到爸爸今天的高兴和兴奋，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觉得想哭。

二、天快亮了

  当爸爸再次去找省委组织部长，外面的秘书热情的接待了爸爸，对爸爸说汞矿矿长已经答应尽快解决爸爸的问题，让爸爸直接上万山就是了。

  于是爸爸和姐姐都上了万山，汞矿和特区的一把手换了，新来的书记姓刘，他也带了几个人来万山。他见到爸爸和姐姐非常热情，马上下了文，让姐姐去办理一家五个人的迁移户口。爸爸和姐姐很高兴，没有推辞，因为原来汞矿下的文只是收回爸爸一个人，没有我们姐妹。可刘书记却开恩，连我们姐妹的户口一起办回来，爸爸和姐姐没有告诉新来的书记，我们和家乡的关系，愿意自己先去办理，因为爸爸有很多的顾虑，主要是怕如不亲自去，公社会把户口改成爸爸一人的。

  姐姐回去，先到了县里，县公安局见了贵州汞矿和特区的文件也很高兴，可是粮食关系没法办，因为还有几个月的粮食要从农村带回，要把粮食交到区里，由区里再出证明才能办理粮食手续，我们上万山才有购粮本。姐姐只好从湖南返回贵州，把实情告诉了刘书记，刘书记听了二话没说，马上派外调人员，并且当着爸爸和姐姐的面把外调人员叫了来。姐姐晚上去了外调人员小夏家，拜托他一定要帮这个忙，怕他再像以前的外调人员一样，并且告诉他自己会跟着他一起下湖南。

  外调人员第二天就走了，姐姐也跟着去了，姐姐心急，一下车就去了双峰县公安局，可是外调人员还没到，姐姐马上去县委，也没有看到万山的来人，又急匆匆的赶去县公安局。公安局赵股长告诉姐姐，外调人员已上我们公社了，姐姐再上公社，公社法官说万山来的人没问多少话就走了。姐姐心事沉沉的回到家，可妈妈说外调的给姐姐留了一封信，信是小夏私人留下的。他告诉姐姐，让姐姐在当地不要再找人了，见信后马上返回万山。原来小夏上我家，看到我家一贫如洗，再看妈妈一个人在家，骨瘦如柴，一个人带着两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妈妈告诉他，我们一家 8口，有 6个人五年没发粮食了。全靠乡邻借贷和施舍。小夏非常的同情，决定直接给矿领导反映情况，争取由矿里直接解决。

  新来的书记了解情况后，马上下文，粮食由特区解决，还多给了一个月的粮食。再让姐姐去把户口办来就是。姐姐又回去办户口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说是在农村结过婚的不能随父亲返城。要是连姐姐的户口一起办，那就需要姐姐拿出离婚证书。姐姐当时是结婚也没有结婚证，当时大队公社不准姐姐嫁，现在哪来的离婚证？姐姐无奈，又跑到湖南新晃，找到万国庆的领导，万国庆的领导以前就很同情姐姐的遭遇。很爽快的给姐姐出了证明，还由当地法院盖了章，证明姐姐确实是和万脱离了关系。

  终于将一切手续办妥了，爸爸马上就被分到了万山汞矿的沙木洞分矿上班，还是搞财会。我和妹妹也回了万山，我们搬进了自己的房子，虽然房间里只有两张单位分的行铺床，可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也算有了自己的家。还有自己的购粮本，本子上还有刘书记特地多给的一个月的粮油。可荒唐的是，妈妈的户口没有解决，因为原来给爸爸摘帽时，妈妈由于不答应把女儿嫁出去，没有给妈妈摘帽。爸爸平反了妈妈仍然还是地主婆，所以妈妈、二哥和小鸽子仍然在农村。

  我们家在贵州汞矿是第一家打破落实政策的缺口的，其余的人也陆续来矿里找人了。爸爸是 9月份上的班，可是其他人的问题在我们家落实政策后的两三个月里也没有进展。这样让很多原来的汞矿头头产生了怀疑，说我们家一定是和新来的书记有特殊的关系，人们总是用探听的口气想得到答案。直到78年12月中央有了文，（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批判了 “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贵州汞矿和万山特区都正式成立了 “落实政策办公室” ，其他受迫害的人才得以慢慢的回矿。

  我们家搬进新家后，一直很闭塞的沙木洞分矿引起了一些骚动，我们家又正好住公路边，人们上下都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因为一下子来了三个长辨子农村姑娘。一些俏皮的小孩子们上学路过常常用石头砸门，有时成群的晚上十一二点跑到门口来闹，都觉得乡巴老很好笑。一天晚上我们全家人都睡了，一个大石头从窗口的玻璃砸了进来。姐姐吓得大叫，姐姐当时患神经衰弱，一受了惊吓会整晚的不睡，我实在生气，爬起来，打着赤脚，踩着石子路，追进了男厕所把那孩子抓了出来。打了两个耳光，再把他交给他的父母，从此不再有人来砸门。

  可是新的烦恼产生了，一些死了老婆的，个别神经病院出来的，还有就是有一定缺陷的男生，一些因为种种原因娶不上老婆的人，不用认识，不停的上我们家里跑。我们家刚来对这些人也不了解，别人主动进门打招呼一定是要客气对待了，可有两个到吃饭时还不走，主动帮着做饭做菜，让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人真的弄不明白了。开始婉言拒绝他们上门，可是没有用，他们反而安慰我们不用自卑。一个遭姐姐拒绝的人给姐姐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捡到珍珠不识宝，陈香当做烂柴烧” 惹得我和妹妹捧腹大笑。

  我们家回矿来还是很困难，三姐妹都各自去找外包工干，慢慢的给家里购置了一些锅碗瓢盆。我和妹妹没有活干了，我就上分矿家属委员会去要求做家属工，主任分我和一帮家属担沙子，我分去的这个组是一个文革中的老积极分子、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当组长，她嫌我政治背景不好，先是不要我，后来主任说了她，她就把我一个人分到一边，和别的人隔离起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心里十分难受。不想吵架，因为和这样的人吵架没意思，再说也不想把这事告诉爸爸，怕影响家里人的情绪。反正担沙是在一个很深的山坳里，除了这几个干活的，其它人看不到，我忍气吞声的干，不久别的阿姨说话了，说我很能干，也是出于对我的同情，在组长面前说好话，让我和她们一起干。我什么话也不说，只管担我的沙。我不向组长说好话，晚上组长骂上我家门口来了，说我是没改造好的子女，说我一点不老实，以沉默来反抗她。天啊！都什么年代了，这里的人思想还这样，让我意识到我以后的路并不好走。

  自从特区和汞矿成立了落实政策办以来，我们姐妹又开始为二哥的事跑，要求汞矿为二哥落实政策。79年的春节又到了，春节前法院和公安局的领导让我们姐妹安心回去过年，说他们会落实好二哥的政策的。

  我们姐妹出来三年了，我和妹妹还没有回过家，心里十分的想妈妈，可是我们没有钱，就是爸爸那60元工资和我们姐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做点事，家里什么都要现买，还要还些人情账，怎么办呢？坐了这么多年的爬车，不想再坐那提心吊胆的车了。又去找了刘书记，刘书记很同情我们。拿起笔就给我们家批了一千元的困难补助。

  汞矿的领导换得不多，很多地方还是原班人马，腊月二十八我和姐姐上财务科领钱，科长不肯。说要过年了，银行冻结了。爸爸是老财务人员，对这些事情很清楚，这明摆着就是不想把钱给我们，再去找刘书记，刘书记挂了电话给财务科，科长说了一些理由后给了我们五百元钱。马上大年三十了，我们姐妹归心似箭。爸爸让我们带着钱先回家，他一个人再找汞矿。拿其余的五百元钱。我们走了，爸爸大年三十的早上又去找到了财务科科长，并把刘书记的话抬了出来。财务科长怕矿长，只好把其余的五百元给了爸爸。可是等爸爸走后财务科长大骂爸爸，还特地骂给舅舅听。

三、家人团聚

  我三姐妹第一次这样大大方方的坐在火车上，不害怕查票，心里有了几分踏实和幸福的感觉，到了娄底要转车，趁等车之时，姐姐带我和妹妹去了商店，一人买了一件毛衣，我们长到这么大还不知道穿毛衣是什么滋味。还一人买了一条棉毛裤，拿上新买的衣裤，我迫不急待的跑上女厕所把它穿在了身上。经历过那么多的冬天，万山的雪有时有一尺多厚，我一直都只是穿一条薄薄的单裤，特别是冬天顶着寒风，上矿里和特区找领导，一路上我就像没穿衣服似的，风刮得全身生痛，腿全是紫色的。现在加上了新衣裤，温暖多了，再一次上火车时，我看到了玻璃里的自己，衣领里也露出了漂亮的毛衣，这也是我多少年的梦想啊！

  回到家正好是大年三十，妈妈和二哥正在准备年夜饭，我见到了妈妈，鼻子酸酸的，妈妈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个个都用手抹眼泪，家里多了一个没见过的漂亮女孩，张罗大家快点坐到火边去。女孩看上去年龄比我大不了两岁，是二哥新找的女朋友，比二哥整整小十岁。

  这个春节，是我们回家乡以来最热闹、最丰富的一个春节，饭前二哥买了很长的一挂鞭炮，桌上鸡、鸭、鱼、肉全有，可年夜饭妈妈吃不下去，妈妈心里在惦记爸爸。大年初一的早上，按照当地的风俗，得家家户户串门拜年，先是本院子，然后到其它生产队去，一个队的人结伴而行。往年，很多人不来我家，有些是怕牵连。这个春节来我家的人特别的多，从早上开门到下午三、四点钟人们才慢慢的稀少。我们当地的风俗是见人就撒香烟，包括小孩都一样，二哥去买了很多一角七分钱一包的烟和水果糖。大人们都对我家表示真心的祝福，有些年老的边抹泪边说：今天不该哭，是太为你家高兴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远房堂哥对我妈妈说的话：“七娘啊！我真的佩服你了，那么困难的日子，你硬是把三个女儿留在了家里，没把她们嫁出去，要是换到别个，哪一家都会让她们嫁了，不会这么饿了，现在好了，硬是又让她们吃上口岸粮了。”（口岸粮，就是国家粮）

  下午爸爸穿了一件新买军大衣回来了，脸色不再发青，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看上去年轻多了。见爸爸回来了，竹矮子邀了几个人一起上我家，对爸爸点头哈腰的，一口一个七哥，口里不停地念着恭喜发财。爸爸给大家撒烟，撒到他跟前，爸爸跳过去撒后面的，人人都知道他这些年一直整我家，大家在心里默默的好笑。可是最后爸爸还是给了他一支烟。并对他说了一句感谢话：“老 ‘竹’ 啊，这些年多蒙你对我家的关心，过完年我们全家都可能要走了，你也不用再惦记我家了。” ‘竹’ 灰溜溜的走了。晚上，打姐姐耳光的人来了，他进门就笑着对爸爸说：“七爷回来了，我也来讨根烟抽。” 我一看到他，想起他一个耳光打得姐姐耳鼻流血，想到他打自己出身不好的老婆像打牲口似的，觉得他猪狗不如。我想叫他滚出去，可爸爸却没说什么，把烟递给了他。我生气地对爸爸说：“干嘛是人是鬼都给烟啊！让他抽饱了好来打我们是不是嘛？” 爸爸只是微笑。晚上他一个人又来了，来向爸爸道歉，说是他对不住爸爸，样子要哭要哭的。

  晚上了，一家人舍不得去睡觉，都坐着聊天，爸爸对我们姐妹说，让我们不要对原来欺侮过我们的人再有什么过份的表示。说这都是社会造成的，还说了很多大道理，说了一些古人的典故。妈妈也对我说，去报复和伤害对方，还不如用德去感化对方。我不同意爸妈的说法，我顶嘴说：“你们说的道理是对人的，可他们不是人。” 爸爸妈妈都说我肚量小。

  二哥的女友没走，和二哥先去睡了，爸爸很看不惯。在当时农村，没有结婚证是不能同居的，我们大家都对他俩很反感。妈妈说她也是一样反对，可是女方自己留下来了，女孩又特别喜欢二哥，她也没办法，再说女孩对二哥的儿子小鸽子很好，小鸽子也很依恋她，妈妈说过二哥很多次，可二哥不听。看来二哥也真的爱这个女孩。在我们家，二哥和姐姐的婚事是最让爸妈操心的，虽说都是那个社会造成的，可是他们俩兄妹也比其他姊妹要有主见一些，可以说不听（爸妈的）话一些。二哥的政策很快就要落实了，也要上万山了，他在这个时候找个农村姑娘，就是回了城，以后要是再生孩子，不就成了黑人吗？一个人工作，要养一家黑人，那样的日子该有多难。

  爸爸把二哥叫了起来，二哥表示就是不复职，也愿意和这女孩一起在农村过。再说他们已成事实，说也没有用了，第二天爸爸问女孩，要是二哥不能回矿，她是否愿和二哥过一辈子，女孩毫不犹豫的说，她愿和二哥在农村过一辈子。

  过年来给二哥拜年的人很多，很多都是二哥看过病的病人，说来也怪，三年来二哥在农村给人看伤从来没有一例是失败的，还有更神的是，有些老年人说腰痛，不能动了，谁都不让看，非得让人抬来找二哥，让二哥给摸摸捏捏一会就站起来了，很多人把二哥当神医了。但二哥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所以对家里，也就是对妈妈的生活帮不了什么忙，只是自己没有那么挨饿了，因伤者的家里都会管饭的。

  大年初二，家里正准备吃中饭，竹矮子弟弟的傻女儿突然推门进来，她比我们出去时长高多了，一点也不象他家人这么矮。还没等大人反映过来，跑到桌子边往碗里抓一把菜就塞进了嘴里，妈妈赶快把她拉开，二哥马上把碗里的菜倒掉，妈妈一边牵着女孩去给她洗手，一边对我们说，她昨天自己拉了蛔虫出来又自已捡来吃了，说得我们姐妹个个恶心想吐。妈妈给她洗完手，又拿了糖给她，这时竹矮子的弟媳来了，看到洗干净了的女儿，又知道女儿犯了错，对妈妈说：“七嫂子，只有你这样好心啊！要是今天的事要碰到别人家，我家容宝可能又要挨打了，好心有好报，你看看他们一家人做了这么多的恶事，怎么就不报到他们身上，要报到我女儿身上呢？说着摸摸她女儿，不停的掉泪，女孩接过妈妈给的糖，咯咯的大笑，妈妈对她说，别笑了啊，再笑一会又要拉尿到身上了，话还没完，哗的一泡尿就尿地上了。竹矮子的弟媳没说错，其实他们兄弟一直这样欺负我们家，可是他们的妯娌几个真的从来都不多事，要是老天有眼，为什么不报到这些恶人自己身上啊？

  矿里补助的钱，除了过年开销，还有就是给两个孩子添置点衣服，其余的基本上还了人情债。爸爸妈妈一直都对我们说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年没过完，我和爸爸先上了万山，因为爸爸要上班，我要照顾爸爸，姐姐和妹妹后一点来。春节期间，火车上的人非常拥挤，拜年的人太多，上下车的人也多得不行，车还没停稳窗口就有人丢东西上来了。我和爸爸一直没有找到位子，只有在过道上站着。到站时列车员开这边门我就把带的行李挪到那边，开那边门时我就挪这边。好在我们带了两床棉被，开车时我就让爸爸坐在棉被上。车到了怀化，已快半夜了，那时从来就没有过住店的想法。只觉得能大大方方坐上车不怕查车票就很幸福了。我和爸爸在怀化车站候车室等到天亮。太困了，我扒在长凳上睡着了，醒来时发现爸爸把自己的大衣盖在了我身上，正月的晚上还很冷，爸爸就在车站里跑步取暖。平常我们姐妹没有一个人不怕爸爸，爸爸对我们说话都是很严肃的，我没想到爸爸会这样细心这样的照顾我。

  到了万山，我和爸爸一一的走访了帮助过我们的人们，虽说还还不上情，可总能买点礼物上门了，因为我和爸爸出来时妈妈就做了安排，我们还去看了酒厂小刘，小刘和酒厂的姚姐已结了婚。想着他俩结婚我心里十分难过，因为他们举行婚礼时我也在万山，他俩当时通知了我，可是我没钱买礼物，看着别的朋友都送床单被面一类的东西，我不能空着手去喝喜酒，再说当时我也很自卑，只好晚上人们都散了才买了二元六角钱的塑胶花送去。不过小刘和姚姐不因为我送礼太轻而责怪我，只是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我还特地去看了刘妈刘伯，刘伯因为高血压已偏瘫在床。我见到他时他靠床而坐，他两眼紧闭，锁着眉，眼睛上面的长眉从两边垂下来。我去和刘妈说了一会话，他一直没睁眼，这时的老人比过去更聋了。刘妈告诉我，刘伯除了吃饭睡觉去叫他时，一天中他从来也不说话，和他说话也很费劲。我去大声的叫他，他睁开眼看到我，笑了。我把他弄起来坐到凳子上，老人高兴坏了，我一边给他捏捏肩捶捶背，和他扯着嗓子大声说话，一边听老人说他的过去，还说起他打老婆，我大声的批评他，逗得老人哈哈笑个不停，老人笑起来象个小孩，没有了门牙，样子真的很可爱。刘伯后来很认真的对我说：“桂兰，你别记恨你刘伯，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人，很多的事我错怪了你，德慧后来都告诉我了，你原谅我啊！以后要常来玩。这里是德慧的家，也是你的家。” 听了刘伯的话，我心里一阵发酸，二老对我的恩情一一的涌现在眼前。看着都没了牙齿的两个老人，我除了感激不再有责怪，刘妈对我所做的一切我也不去再想。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25:09编辑过]

第十八章  后记

  尾声--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跋

一、尾声

  我和爸爸去看了杨叔叔，杨叔当时还不到50岁，可是身体不行了，说话不像以前那么有精神，哮喘得厉害，听陈阿姨说，医生说杨叔已没有多少时间活了，我忍不住的哭，想着他的好，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没有他在精神上支持我们姐妹，我们当时真的是没有了主意，想到他平日对我们姐妹的关怀和教导，我们还来不及报答他，他就要走了，我坐在他的床边舍不得走，想多陪陪他。他说不出话来，一说话就咳嗽不止，爸爸让他别再说话，他听着爸爸对他说话，脸上时时露出微笑。在我心里，杨叔是个硬骨头，也是个思想家，可同样是个牺牲品，他的身体是在文革中被搞垮的，万山的冬天特别的冷，造反派把他剥光了衣服，放到雪地里跪了整整一夜，当时以为他已经死了，可是他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从此留下了病根。杨叔看到我伤心，喘着气说我傻，说人总是要死的，说死并不可怕。

  不多久杨叔真的走了。

  爸爸的好友丁伯伯来看爸爸了，爸爸特别地高兴，我做了饭菜留丁伯吃饭，吃饭时我就站在桌子边，给他们倒酒装饭，丁伯看到我不坐下来吃，很是奇怪，得知这是我家的家规后，狠狠地批评了爸爸，爸爸只是微笑。

  可没想到这餐饭也成了这两个老人的最后一次聚餐。

  春节后姐姐和妹妹带上小波波也回万山了，听姐姐说，春节期间 ‘柳’ 曾回过家。‘柳’因和二哥出了事，就再也没在院子里公开露过面，嫁人也是半夜里悄悄走的，现在偶尔回娘家，都得像作贼似的，‘柳’ 回来都是走后山。半夜里来半夜里走。在那样的年代，出了作风上的事是非常丢人的。有人在没天亮时遇到过她，她都是低着头不与人打招呼。我想着我回乡这么多年，和 ‘柳’ 的关系一直是最好的，我俩一起上过两年半学，有人欺负我，‘柳’ 总出来帮我。我为失去她这个姐妹和朋友而心痛难过，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我曾试着通过别人打听她的住址，想带去我对她的问候。虽然她的哥哥也往死里整过我家，可我不恨 ‘柳’ ，那不是她的过错。我的问候遭到了 ‘柳’ 的拒绝，她不希望我去打扰她的生活，我想，她是不想回忆过去那段历史，更害怕别人知道她这段经历。还听说她和二哥生的那个孩子，被人领养后就不知了去向，对 ‘柳’ 我只有在心里深深的祝福。

  春节后我们三姐妹又去了万山特区法院、公安局和政策落实办公室，为二哥的问题申诉，可是落实政策办就是不给回答。总是含糊其词，不给明确答复，一天我们三姐妹为二哥的事堵住了落实政策办的主任，不让他去吃饭，我们自己也不吃陪着他饿，主任没有办法，只好拿出一个文件来，上面有法院院长的指示，说二哥在家乡又带了坏分子帽子，不予收回工作。原来法院院长在我们姐妹回去过79年春节时，还让我们安心过节，说二哥的问题他会尽快落实的，原来他真的派人去落实过了，问题又出在家乡。

  姐姐马上返回双峰，到了双峰直接去找了堂姐夫，姐夫领着姐姐去找了县法官，县里王法官看了二哥的档案后说，你二哥原来因为通奸带过帽，可是当时没有宣布。王法官说，这是通奸，不能带帽。马上下文为二哥把坏份子帽子摘了。不多久，二哥和妈妈带着小鸽子还有新找的嫂子回矿了。妈妈的地主份子帽子也不了了之，不过嫂子没有户口。二哥刚回矿时，也帮一些比较困难的人看过伤，同样不收一分钱。政策开放后，他成了第一个万元户。不过在79、80、81那几年二哥还是很穷，他后来的命运，有可能以后我还会写。

  二哥政策落实后不久，刘书记就带着他的一班人马调走了，贵州汞矿原来的一班人马又上了任。79年的高考，妹妹参加了，可是没有她的录取通知，我们也没有想到去查分，巧的是招生办一个负责人，曾经是妹妹的小学班主任，他对妹妹印象很深，因为四清运动时妹妹刚读完一年级，就听说我家要被遣送，不让读书了，可65年我家没有走。妹妹在家休了一年学，后来妹妹想跟班再读，学校不同意，要让妹妹再从一年级读起。妹妹要求考试，结果语文和算术全是双百分。这样几个班的老师都来争，要妹妹在自己的班，最后妹妹就进了杨老师的班。再说，我家走时，妹妹是在他手上开的转学证，回矿时我们姐妹又闹得满城风雨。他对我们家的情况也比较熟习。他看到没有妹妹的录通知书，很是怀疑，自己跑到铜仁地区去为妹妹查了分，原来是汞矿有一个姓罗的领导，也是前矿长的心腹，在政企合一时进了特区教委。是他把妹妹给卡下来了。

  幸亏有了杨老师的帮助，妹妹才得以上了中专。

  汞矿技校招生，上至25岁的都有权报考。最低分才七分的也被录取了，其实技校招生，也是给汞矿待业青年的一个就业机会。我也报考了，但是没有被录取，因第一位矿长走的时候对其他人打了招呼：“尤云集的三个女儿绝不能给她们解决工作。” 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留下了这样的话，是很多年后一些领导退下来，才告诉了我们。

  一大家子人，全靠爸爸那点工资养活，生活还是很困难。我和姐姐不停的去找活干，到了1979年年底，汞矿开始搞自然减员，一些困难户和大龄青年都在这时解决了工作。可没有我们姐妹的份，按说哪一条我们都是符合条件的，可矿里就是不给我们解决，还说我们不是知青。姐姐去要求享受知青待遇，汞矿说姐姐是被学校开除的，不能算知青。姐姐马上找公安局和法院，原来档案里真有姐姐被开除的资料。资料里就两句话：“坚持家庭反动立场，拒不接受改造。” 公安局和法院马上给姐姐下文平反，可是汞矿还是不予理睬，直到1980年，姐姐只好接爸爸的班。

  我走投无路，只好又去四处打工，79年的冬天，我又一次进了贵阳烟叶复烤厂做了季节工。1980年的春天。这天春光明媚，大哥比平常下班早，回来表情很愉快。到晚上吃饭时，大哥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爸爸和二弟补发工资了。” 嫂子兴奋的问：“补了多少？” “够还人情账了。”大哥也高兴的答道。是啊！这么多年来，家里没有亲朋好友的帮助，不知道会是怎么样。虽然没有欠条，没有借据，可是这份人情债也时时沉甸甸地压在一家人的心里。大哥拿出爸爸寄来的五百元钱，让嫂子买东西，星期天一起去走访该看望的人家。

  爸爸在账上是补了不少的钱，可是被矿里扣去了在农村的收入，再扣去回乡时的安家费，到手的只剩了三千多元。不过在当时，三千多元还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了，这笔钱，妈妈除了添了一些家里的必须用品外，基本全还了人情账。二哥用补的工资给我们姐妹一人买了一块手表，我记得我带上那块宝石花表时心是甜滋滋的。

  我的同龄人都结婚了，我也有不少的追求者，可是我不敢找对象，就是找也找不到理想的，在当时，没有工作的人就比有工作的人低一等。条件好的男孩谁会找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呢？找个没有工作的女人做老婆自己都要比人低一等。

我不甘心永远过着比别人低一等的生活。只好再一次和命运抗争，从此又过上漂泊动荡的日子。

二、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个很有尊严和独立特行的人，他是读古书的，所以对子女的教育也很守旧，我最记得清的是我们姐妹天性都爱笑，就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姐妹几人在一起也常常大笑。有一次我在田里插秧，和一个比我大三岁多的堂哥打起架来，他当时在院子里也是一个最淘气最喜欢恶作剧的孩子。堂哥不打我，我用手打他一个耳光，他就用秧苗在稀泥里裹一下往我头上涂一下，我把他的脸打红了，他还是边往我脸上身上涂泥，边笑，我小时候打架从来没哭过，可那一次我气哭了。爸爸来了，看到我连鼻子眼睛都看不到了，实在是忍不住笑，可他还是用力的忍住，只是抿着嘴。打完架也正好收工了，我跑到池塘里把身上的泥洗了。全身是水地回到家，吃午饭时，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噗的一下笑了出来，爸爸也笑了，我觉得委屈，忍不住的掉眼泪，全家人又大笑起来，爸爸平日很少哈哈大笑，他给我的印象，是在儿女面前永远保持着一种尊严。姐姐和妹妹及二哥笑得前仰后合，妈妈过来问：“干嘛这么笑？一家人笑得这么开心？兰妹子是不是又闹笑话了？” 爸爸边笑边对妈妈说：“她和桥打架了，让人家给涂得只能看到两个眼珠子了，丢死人了。” 妈妈有点心痛我，责备爸爸说：“那你们还笑？” 二哥告诉妈妈，“她把别人的脸给打肿了。” 可我还是觉得委屈，又哭了，姐姐和妹妹又笑，我有些生气又有些难为情，冲爸爸说到：“你成天教育我们说笑不露齿，现在你们都没露齿吗？”我家姊妹从来没哪一个敢冲爸爸发过火，我冲着爸爸这样的大声吼叫，连妈妈也忍不住笑了，姐姐妹妹二哥笑得不住的抱肚子，爸爸想忍又忍不住笑，可笑得很尴尬。

我在20岁前走路一直是一蹦一跳的，没少挨爸爸骂，他说行不摆身。还有常常对我们说的四句话，后来我在《水浒》上也见过，那就是“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爸爸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很多年后，我很多朋友还说你爸爸真是一付当大官的样子。现在想想爸爸这一生真是生不逢时。他是个典型的古代的正人君子作风。

  说到这里，就要说前面一个故事了。那是刚回去才两年，1968年也就是文革最高潮时期，那时一天到晚都在闹哪里又发现了敌台，哪里又发现了特务，三天两头的搜山，弄得人心惶惶的。一天夜里突然家里闯进了很多的红卫兵，把爸爸五花大绑地绑了起来，接着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连装红薯的地窖里也用电筒照过好几遍，接着爸爸就被带走了。紧接着几天都到处戒严，原来是离我们家只有 6里路的界岭，发现了一个黑杀团。黑杀团的头头是妈妈娘家的一个远房叔叔，说是爸爸也是里面的成员。妈妈16岁就嫁给了爸爸，妈妈从小是孤儿，没有双亲，是舅舅把妈妈养大的，所以爸妈和远房堂叔从小就没有过往来，可是正是那时为了姐姐的婚事，上面的当权者就把爸爸给扯进去了。其实妈妈的远房堂叔，也是因为家有一女孩子，被他们大队的造反派家看中，只因为了女方不答应，就给安了一个罪名把人给抓起来了。妈妈的这个远房堂叔和我们又不是一个县，真是八杆子都打不着，可还是被我们大队的造反派给扯到了一块，把爸爸给抓了。由于妈妈远房的堂叔被诬蔑为黑杀团头头，还没等批斗就直接进了监狱，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这样他就没受多少苦，后来刑满释放他还不愿出来。可爸爸和其他受牵连的就太多了，因为我们是邻近县，所以我们大队和公社就抓得特别的多，在那样的年月，造反派只要想报复谁就马上把罪名加给谁。可是这一次被抓的人挨打的特别地惨，爸爸算是最好的，只是陪跪。有些人被打得受不了直接寻了短见，其中有一个姓刘的，也是家里成份不好，他当时也是上万山让爸爸给找的工作，后因成份问题被遣送回乡。他看到斗黑杀团的情景，造反派用两条凳子合拢来把人的手指放中间，再一头坐个人来磨，这在当时叫快活凳，还有吊半边猪等等刑法，这个人吓得半夜扯了自己的被子给吊死了。不过后来这人还是平了反，可人已死去多年。因这个事件爸爸被关押了近 3个月，当时爸爸还不上五十岁，可放出来的时候看上去象60岁的人了，胡子很长，路也不能走了，我都不记得爸爸最后出狱时，是二哥还是三哥给背回来的了。

由这里我就要说爸爸的一个姓贺的朋友了（正确的说应该叫老乡，也是从外地遣送回来了），当时在万山也是爸爸给他找的工作。可以这样说，只要是湖南人，找到爸爸，爸爸就没有不帮忙的，所以爸爸帮助过的人很多。可此人在我家离开万山时他还混得不错，也悄悄的来看过爸爸，爸爸和妈妈为了不连累别人，和他并无多大的往来。后来这人也被遣送回来了，爸爸知道了这个消息要去看他，当时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那时我小还不是很懂事，只是心里为这事感到奇怪。我听爸爸和妈妈说那个姓刘的死得太冤，其实只要坚持两个月就没事了，所以担心姓贺的朋友受不了打击也做傻事。但是爸爸找不到借口出门，听说三塘铺收麦杆，爸爸就叫我第二天和他担麦杆去卖。

  当时我家没有钟，也不知道几点了，只记得睡得正香，爸爸来叫我，说是鸡叫几遍了，一会就天亮了，不然要排很长的队，听说麦杆的价钱很不错，我也很兴奋，一下子就爬了起来。头天晚上爸爸就把麦杆草捆好了，我用两头都尖的尖担插在麦杆的中间，麦杆高高的盖过我的头。这天月亮很明，小路照得清清楚楚，爸爸一边走一边不停的对我说：“注意！这里有个坑，”因为我矮，麦杆挡着了我的视线，有些地方我看不到。

  我们家离收麦杆的地方有十来里路，走着走着天反而黑了，爸爸对我说，这是要天亮了，月亮落山了。我有些怕，就找爸爸说话，我问爸爸：“你今天要去看贺叔叔吗？”爸爸说是，看能不能找到，我问：“以前都没来往为什么要去看他呢？”爸爸说做人要雪中送炭，不能锦上添花，我说我们都这么穷怎么帮他，爸爸很认真的叫了我的名字，并且让我以后做人都要记住，他说：“君子贫不能济物者，遇人痴迷处，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难处，出一言解救之，亦是无量功德，”当时我不懂，爸爸又给我解释道：“一个高尚的人，如果穷得无法用物质去接济别人，当别人遇到某种执迷不悟时，你能去指点提醒别人，当别人遇到危险和困难时，能为他说几句公道话和安慰话，能让他解脱困苦也算是无限的功德。”爸爸是怕贺叔叔走刘的老路，想不开自杀，所以要去抚慰贺。不久贺就回了原单位。很久以后他还感谢爸爸，说没有爸爸去给他打气，他可能也会做了傻事。

  卖麦杆的人很多，天还没亮就排了很长的队，好在我和爸爸在天亮前也赶到了，那时没有什么计算机，都是用算盘算账，我的麦杆只有36斤，那人给我算了63斤，可爸爸把钱给退了，回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爸爸死脑筋。爸爸笑着对我说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然后认真的给我解释了什么是君子。就君子二字爸爸给我们姊妹解释过很多次，还是长篇大论的。爸爸对我们的教育是严谨的，还常常说宁为小人所忌毀，毋为小人所媚悦，宁为君子所责备，毋为君子所包容。可是他一生做事情太过于执着，不懂得变化，所以他教育出来的子女也象他一样，时时都在碰壁。可爸爸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是伟大可敬的，我常常这样认为，我对父亲的爱超过一般子女对父亲的爱，直到现在他去世已20多年了，可我只要一想到他就泪流满脸。他那疲惫无奈的面容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三、我的妈妈

  这两天我看了几篇写母亲的文章，里面的内容时时感动得我哽咽，有时我感觉别人写的母亲事迹，与自己的母亲很相像，于是我也想写一篇关于妈妈的文字。

  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爸爸去世那一年，妈妈一直为我们兄妹 6人中，没有一个人给爸爸写悼词而难过，因为除三哥被伯父领养后，其他五姊妹中只有我没有读上书，其他几个都受过高等教育。但爸爸去世时正逢提倡火化，爸爸又是在城里去世的，大哥当时不想让父亲火化，只好悄悄的找人土葬，那时大哥虽是单位的一把手，可是给爸爸土葬也不敢大胆操办。所以没有举行仪式，只是少数知道的亲友来陪了夜，我离父亲有些远，我接到父亲死讯的电报时正是我的新婚之夜。我连夜兼程赶到贵阳时，只看到露在土外的一点棺材盖了。二十天的婚假我一直陪在妈妈的身边，妈妈每天重复着一句话：“你爸爸这么多的儿女，没有一个人写一篇悼词。” 当时我的心隐隐作痛，当我写这个回忆录时我就有个愿望，希望妈妈能够看到。幸运的是我妈妈真的看到了，今天我再写下这篇 ‘我的妈妈’，原来是在回忆里没有写到的，我不会承诺妈妈死后我会给她写悼词，可我想让妈妈在活着时知道，父母的爱点点滴滴都在儿女的心里。

  妈妈从小父母双亡，是好心的家族让她吃百家饭，后来舅舅发达了，可妈妈已大了，在当时的社会十五六岁就是大姑娘了，妈妈17岁就和爸爸成了亲。妈妈从小聪颖过人，虽没上过学，可因一个堂外祖父是教书的，妈妈常常在窗外偷听。嫁给爸爸后，爷爷也是教书匠，妈妈还不满18岁就生下了我的大哥，她常常抱着儿子去听爷爷讲课，至今妈妈85岁了，很多爷爷教过的书，妈妈还能全文都背下来。

  妈妈不但聪颖而且贤淑，爸爸的一个伯母无儿无女，又是一双小脚，还无田无土，是妈妈为老人养老，对老人的关怀无微不至。在我的记事里，爸爸除了工作，把工资交给妈妈，从未做过家务。母亲继承了中国女性三从四德的传统，父亲在家里是至高无上的。家里这么多人，一日三餐四季衣裳都靠妈妈一双手做，在我的记忆里，我儿时的冬季，常常晚上睡一觉醒来，都能听到妈妈用针在头发上划的沙沙声。我曾问过妈妈，为什么要用针在头发里划呢？妈妈说这样针会好用一些，滑一些。妈妈做的千层底鞋是人见人夸。我们姊妹小时候所穿的衣服全是妈妈手工做的，包括爸爸里面穿的内衣内裤。

  妈妈成了全家所有人的依恋，也是爸爸的依恋，爸爸只要回家见不到妈妈，就要四处寻找，我也是，在离开农村之前都是这样，我18岁时，妈妈上大姨母家住了一个晚上，我一个晚上心慌得睡不着觉，心里象丢了什么似的。

  妈妈从来没和邻居红过脸，她的为人是大家公认的，记得我小的时候和邻居的孩子打架了，邻居姐姐比我大两岁，那时我还没有上学，其实是邻居姐姐先打的我，后来她哭了。邻居阿姨是个性格刚烈暴燥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就骂开了，领着孩子上我家来了。妈妈对她很客气，她却不听，连妈妈一起数落起来，妈妈只好把满脸是指甲抓烂的我牵出来给她看，我记得我把头深深的埋着，不想让人看到，因为回家后妈妈给我脸上涂满了紫药水。邻居阿姨看到我，很不好意思牵着女儿走了，晚上阿姨来了，向妈妈赔理道歉，阿姨说自己一生从来没向人道过歉的，还说要向妈妈学习。在以后的生活中，妈妈总是教育我们要以德去感化人，不要什么都要争个输赢。

  在后来闹文革后那些荒诞的日子里，妈妈和爸爸常常要去接受批斗，每到这时妈妈总要为爸爸用旧布或棉花缝上一个 ‘护膝’ ，在接到通知上大队或公社时，妈妈总是先给爸爸的膝盖上套上厚厚的 ‘护膝’ ，然后自己再套，在这时我们姐妹总是要流泪，可妈妈总是微笑着，样子很轻松的对我们说：“这有什么啊！批斗会上又不是只有我和你爸爸，挨斗的人多着呢，再说一会就回来了，你们这样反而让我不放心。” 可有时候也一去几天不回来，但回来时妈妈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在那样的日子里妈妈也是爸爸的精神支柱。

  家里再一次一贫如洗，妈妈常常因营养不良而昏到，可是她还是坚持把所有的食物一份份分给丈夫和孩子，自己最后剩下少许的清汤寡水。妈妈总是最后一个上桌吃饭，可是在爸爸未动筷子之前，我们兄妹谁也不准先吃，有好一点的菜都会放在爸爸的跟前。

我虽生活在一个贫瘠的家庭里，可我却在一个有着浓浓的亲情，浓浓母爱的氛围里长大。

  妈妈受过不少的苦，她从来没有为自己受苦流过泪，但是，只要说到爷爷或爸爸，特别是他的儿女受苦时，她总是泣不成声。妈妈的苦太多太多，不是我能写完的。

  爸爸没有享到福，63岁就去世了，那时家境刚好一些。爸爸走了，妈妈一下子老了很多，就是我们兄妹陪在她身边，我还是能感觉到她的孤寂。

我生下女儿后就失去了原来的工作，我更能理解母亲这一生承担着多重的生活担子。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过得苦，我想在生活中闯出一条路来，那时的社会已经开放，由于我是一个女人，在我做出‘闯世界’的决定时妈妈给了我几个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当时在我的意识中，这些话是给中国男儿的，和我做生意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我以后的生活里，特别是面对金钱和权势的诱惑时，我感谢我的妈妈给我的这句话，使我没有在商海中迷失自己，保持了做人的清白。

四、跋——一个苦涩的话题-

（见前）

                                            ——全文已发完——

[此贴子已经被杜雅萍于2006-10-6 11:23:47编辑过]

感谢ys1937！

我很早就想转这个贴，一直没有能够整理好格式。

这是社会史、家庭史的绝好资料。

文件太大，无法上传，木匠兄（或其他网友）如需下载，可发短信给我，我由信箱传给你们。

此文作者当年处于一种‘奇特’的地位：一方面，不论从何种角度看，她的一家和‘地富反坏右’毫不相干；另一方面，却由于那种奇特的‘阶级斗争’形势，她一家却有幸成为‘地主’，从而‘享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无限威力。

困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一家的遭遇是很有说服力的，是对那种‘阶级斗争’理论的很有意义的‘注解’。

山妹（山里人）本来已经开始接下去写续篇了，偶相信，把她的前后的经历连起来看，确实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前一段时间，山妹突然发病，住院开刀，现在正在恢复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6 11:29:44编辑过]

字字血，声声泪。

真诚地向山妹子致敬，向ys1937 致谢

感谢杜先生的劳动。

作者山妹还写过一些短篇，其中一些后来已经编在《苦涩的回忆》里（如第一章的“雪花”，最后一章的“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还有两个短篇没有能放进去，但它们的时间和长篇是同期的。

这里也放进来，供读者阅读。

黑汉

作者：山妹
 
  黑汉是老家堂叔家养的一条黑狗，全身上下没一根杂毛，是个高大英俊的“男子汉”我刚到农村的第一天，婶子就领着黑汉上我家里来认人了，婶子对黑汉一一的介绍着我家的每一个人，并对黑汉说“这一家都是好人，谁也不准咬”，还问黑汉记住没，黑汉抬着头看看婶子又看看婶子介绍的人，象真的听得懂似的。爸爸对婶子取笑道：“你把他当人了？”婶子却对爸爸说：“你以为它听不懂啊？它句句能懂，全村十来条狗都听它的呢！”我从小就喜欢动物，便拿了点吃的给黑汉，黑汉看着婶子不敢接，婶子对黑汉吼道：“吃吧，但是不准黄眼。”黑汉对我摆着尾巴高兴地把东西吃了。就这样我和黑汉认识了，走到哪里都要叫上黑汉，黑汉也很喜欢跟着我，热天时常常蜷着身子躺在我脚下，伸着长长的舌头喘着气，黑汉的舌头上有很多的黑色花纹，人们都说舌头上有黑色花纹的狗是狩猎的好狗。这也真的不错，黑汉就很会狩猎，常常一个“人”上山把猎物咬死拉回家来。最出色的是有一次它在山上咬到一只五斤重的野兔，( 狗在发现猎物时都会发出短而急的尖叫声，和平日里叫声不一样。 )正好碰上邻近生产队的人们在山下做农活，人们看到黑汉得手了都一哄而上，黑汉看事不对，又把猎物拖进了树林里，过了一会再看到黑汉时，它却在另一个山头出现了，很安然地坐在山头上望着为找野兔而忙碌的人们。人们忙了很久什么也没找到，各自回去干活了，黑汉一直等到大家都离去后才回家，很快地跑到家里咬着堂哥的裤脚往外拉，堂哥跟着黑汉来到了山上，黑汉从剌丛中把野兔叼了出来，后来听堂哥说黑汉还用树叶把野兔埋了起来。吃野兔肉时，叔家也把黑汉当家中的一员，分上一份子。
  黑汉的知名度越来越大了，一天来了一个有钱人要买黑汉，出价很高，堂叔家虽舍不得黑汉，可是又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再说婶婶说黑汉也太老了，希望它能到有钱人家去过上几天好日子，买狗的人为了能把黑汉带走，特地到堂叔家住了三天，比我大两岁的堂哥天天哭，可是第四天黑汉还是被带走了。
  十多天过去了，黑汉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回来了，毛也掉了很多，瘦的走路都打蹒跚，猛一眼看去都认不出来了，后来才知道，黑汉到了新主人家就开始绝食，饿了很多天了，主人决定解开它脖子上的铁链，给它一些自由来感化它，没想到它就这样跑了回来，从它的新家到老家可是有一百多里路啊！黑汉腿上的伤一定是沿路想吃狗肉的人们所为，堂兄抱着可怜的黑汉哭了起来。叔叔上山去找来草药用嘴嚼烂给黑汉治伤。
  我都不记得是那一年了，正是文革高潮时，年满十八岁的地富子女都得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一天爸妈和哥姐都被抓走了，晚上我得去给他们送饭，我还很小啊，一人要走三里路的山路，没人敢陪我，因为造反派头头就在我们院子，还是本家族，人人都怕连累。我只好叫上黑汉，堂婶流着泪对黑汉说：“你别进村啊！不然那些馋狗肉的人要打你，你在回家的路上等着，不准先回来哦。”说完了，婶婶又对我说；“它万一回来了，我就让它再去找你，你别怕啊，在山那边等着，别一人进山，蛇多，怕咬着。”天全黑了，回家的路上我好怕黑汉不在啊，可我走到山边正要叫它，它却从树林里钻了出来，我心里很难受，没见到爸妈和哥姐，饭是造反派送进去的，便抱着黑汉轻声的哭了起来。黑汉很通人性，它在前面慢慢地走着，走走停停，突然黑汉不走了，还呜呜的叫了起来，我知道它一定看到什么了，我吓的不停的叫着它的名字，就着一点月色我看到路上躺着一条很大的蛇，黑汉边叫边敏捷的用前掌拍打着蛇尾，拍一下跳开，拍一下再跳开，这样把蛇赶跑。
  黑汉老了，三天没进食了，婶婶还为它做了白米饭，那样的年月人也难的吃上不掺杂粮的饭啊！可是它只用鼻子嗅了一下。第四天一大早黑汉歪歪倒倒的上我家来了，我以为它好些了，爸爸从来都骂我玩物丧志，不让我摸它，可这天爸爸却破例的找了点东西给它吃，黑汉也只是嗅嗅就走了，爸妈都说它是来‘辞路’了，从那以后我知道了人们说的‘辞路’就是在要死之前再去自己常去的地方走一趟。
  黑汉死了，叔婶一家在深夜偷偷地把它埋到了山上，怕饥饿的人们把它给吃了，我为黑汉的死哭了好些天，所以我一生都不吃狗肉。
  就是现在我在生活中看到一些势利小人的变脸时，也会常常想起黑汉这条不嫌贫爱富，不见风驶舵，不捧红踩绿，不卖主求荣的忠实的狗。

“坏女人”

作者：山妹
               
  我不会写什么文章，只是象记流水账一样记下一些真实的回忆。下面要说的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伯父是个书呆子，在过粮食关时饿死了，留下伯母和三个儿女，伯母一生不能干，所以堂哥姐都吃过不少的苦，也没得到过什么父爱和母爱，堂姐很小就嫁人了，两个堂哥十三四岁就没人管，就这样饥寒交迫的拖到大。大哥叫‘伟’，‘伟’在二十岁时好不容易由人介绍接了一房亲，对方也是没了父亲、母亲又改嫁了的孤儿，比‘伟’小九岁，结婚哪年才十一岁，听说由她妈妈领到‘伟’这里来的。来时还交代了最好当妹妹待，她妈妈吃了一餐饭就走了，算是给没人管的女儿找到了着落，等她走没两天‘伟’嫂就跑了，于是家族们都管上了事，兴师动众的一队人马上了‘伟’嫂的娘家，问她要人，‘伟’嫂的妈妈一时半会上哪去找人啊！只好应承只要看到‘伟’嫂一定给抓回来。没过几天十一岁的女儿在外面实在没法过下去了，只好投奔了自己的母亲，她母亲二话没说就五花大绑给她送了回来，于是院子的男女老少都围了过来，责罚这不守妇道的小女人，‘伟’嫂名‘玉’，她妈妈当着全院男女老少的面表态，要是女儿再做这丢人的事任凭家族怎么处置，但她母亲前脚刚走，后脚她又跑了。
  我回家见她的第一次是1966年的冬天，她被她妈妈抓到了用绳索捆绑着、一路推搡着来到了我们院子，于是看热闹的人们蜂踊而上，那次正好碰上伯母也在家，有的人就对伯母说这样子会带坏样。非得把她用楼梯绑上插到池塘里淹死不可。在我们这地方，旧社会有过这样的先例，不守贞节的女子就是这样捆到楼梯上，倒插进池塘里淹死。说着还真有人去搬梯子，也有几个伯母悄声说：“也别怪她，太小了。”大人们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明白，只知道他们说‘玉’不是个好女人，要把她弄死，她妈妈一边流泪一边说：“她不听话，我也没法子了，你们想怎么处置她，就怎么好了，我也管不了了。”
  我有些害怕，紧紧的抓着妈妈的衣服，心里很可怜‘玉’，她比我才大两岁啊！我听明白了，就是她不回家要往外面跑，犯了错该责罚，但是怎么能让一个这么小小年纪的人去死呢？我不想看到她死，她的样子太可怜了，我心里多么希望爸爸妈妈能救她啊！
  楼梯搬来了，‘伟’哥也很气愤，嘴里也不停地骂着，手里拿着绳索，做着要动手的样子，但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你们这事还得亲房的老人出面啊！这事提醒了大家，于是就有老人帮唤着爸爸的名字，因伯父不在了就只有爸爸是长辈了。当地的风俗，是女的不能理家族的事，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些害人的风俗还没能全破除。
  爸爸来了，这次爸爸不象平日里说话小心怕事的样子，他拨开人群，大声的责骂着伟：“你别犯傻啊，你们有什么权处死人？共产党的天下是有政策的，谁敢处死她，谁就得陪命，你们以为是旧社会啊！”边说边把‘玉’身上的绳子解了，叫上‘伟’一起回到我家里。
  说也怪，刚还很气愤的人们，被爸爸一顿训斥都悄悄的散了。‘伟’哥娶上这房亲也很不容易。那会真的舍的让‘玉’去死，只是没法子，管不住‘玉’而恼怒，‘伟’也是个老实人，只是受的教育不一样，不能真正的去关心和爱护‘玉’，只是按传统意识觉的‘玉’是他老婆就得尽妻子的义务。
  ‘玉’回到我家全身瑟缩着、头低着，一句话不说，象个犯了大错的罪人，爸爸把‘伟’叫到了‘伟’自己的屋里去。‘伟’的房子和我家接檐挨室，他们出进都得过我家的一条小巷。爸爸叫走了‘伟’，伯母也跟着骂骂咧咧的走了。妈妈摸摸‘玉’的脸，看看没外人，马上装了一碗饭把‘玉’叫到里屋，‘玉’掉着泪把饭吃了，我感到奇怪的是妈妈没说‘玉’的不对，只是抓着‘玉’的手放手心里紧紧地握着，用慈爱的目光望着‘玉’，轻声的问：“玉宝，你在外面都怎么过的？上那些地方了？外面的日子也不好过吧？你回来好吗？婶子说说他让他好好的待你。”‘玉’只是点头不停的擦眼泪，过了一会爸爸和‘伟’一起来了，‘伟’掉着脸把‘玉’带走了。但没几天‘玉’又跑了。
  过了快一年了，人们很少再提起这‘坏女人’了。突然有一天‘玉’的妈妈又把‘玉’给抓着了，还是用绳索把‘玉’给捆了回来，当着众人的面给‘玉’狠狠的打了一顿。于是有些人对着‘玉’吐唾沫，孩子们用东西砸她。‘玉’只是抱着头小声的抽泣着。
  这次看到的‘玉’要比原来高一点，但是更瘦了。‘玉’的唇一直都象抹了口红一样红，白白的皮肤很好看。她每一次的到来都能让平静而沉寂的人们好些天处于兴奋之中，人们饭前茶后的话题总是围着这不守妇道的小女人转。只有妈妈总会在没人注意时把她叫到里屋，关上门，偷偷的盛上一碗吃的，让她躲着吃了。
  那时没有人能吃上饱饭，我家刚回去那年还没有怎么挨饿，但这次‘玉’回来，我们家也和别的家一样半饥半饱。我没事也上‘伟’哥家去陪‘玉’玩，和她说话，哪时的我已经一口的当地话了，反而‘玉’的口音因在外面久了有些南腔北调。‘玉’告诉我说，她在外面天刚亮看到谁家开门，就跑进去给别人倒马桶，那时城里也都是公厕，家里没卫生间，家家都有过夜马桶之类的便具。这样别人就会给她一碗饭吃，我说：“还不如在这里了，为什么要到处去跑，还要被人骂，你妈妈抓着你还要打你！”‘玉’告诉我太痛了，我就不明白，在家好好的怎么会痛呢，我问她：“怎么回来就会痛，那你出去就没病了吗？”她说不是病，我不明白她那里痛，就不停的追问她，想了解后告诉大人，但‘玉’说：“你千万不能对人说啊！这是最丑的事了，你不能问别人，谁都不能问，问了别人要骂你不要脸的。”她说这话时可认真了，我被她说话的样子吓着了，一直把这疑团埋在心里。
  ‘玉’这次回来没两天‘伟’哥就被队上派去外省搞副业了，‘玉’也就一直在家没跑出去，但她生活上很苦，‘伟’出去也没给她留下些什么粮食，伯母更不可能管她，一天我碰上她在吃饭，饭里面全是沙子，我问她怎么不把沙子弄干净，她说怎么也洗不净了，现在想想那时的她，的确太小，哪弄的干净？那是打谷后有些谷草上还留下些打不掉的谷粒，就由人们担到公路上由过往的汽车压，再把压碎的稻草担回给牛吃，路上压碎的谷粒每家分些，可喂鸡鸭，因里面全是小石子，‘玉’年龄小，更是洗不干净，看上去石子和米差不多的比例，我问她怎么吃，她还很好笑的说我傻，完了吃给我看，把饭一放嘴里两眼一闭不用牙咬就吞咽下去了。那年她在家呆了近三个月。  
  冬天正好邻院有一个会武术的说要带学徒，我们院子的几个堂哥都报了名，那时没女生去学，哪里的女孩子都没人学这些的，我很想去学，就给爸爸妈妈说了。爸爸当时很反对，但教武术的这‘代’哥却很喜欢我，就上门给爸爸说好话了，并说她女儿比我大一岁，也可和我一起去学。就这样我就跟着院子里的几个男孩一起去学武术，快过春节了，‘伟’哥又回来了，‘伟’回来才两三天，正好碰上另一个院子有一老人过80岁生日，她家又是贫下中农，又遇年关，儿孙就给老人办了酒，全大队的人都去了，那晚还组织了狮子队。我们一群人也参加了表演。‘玉’想和我一起去，但又怕骂，就由我给‘伟’和爸爸妈妈说了。‘玉’就和我一起去了，那晚很热闹，武术队的每人都打一套拳，我也打了，把老太太乐坏了，她说活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女孩打拳的，拉着我的手进了她的睡房，打开了箱子拿了一个布袋子装了20个用模子做成各种不同花色的米粑，老太太一直拉着我到晚会结束，在回家的路上‘玉’一句话不说，我拉着她问她怎么不高兴了，她说她看狮子时别人骂了她不要脸，我很为她难过，但又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谁知到了半夜‘伟’大声的叫我，问‘玉’回来没，我回答早和我一起回来了，这会我才意识到‘玉’又跑了，那晚把我吓坏了。全家人都起来了，瞎忙了一通‘玉’也没找着。还好，我本想一定会捱打或受骂的，谁知爸妈和‘伟’都没过多的责备我。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玉’。  
  三年后‘玉’回来了，已是个高高大大的大姑娘了，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嘴唇，长的象个城里姑娘。比我高出一头。这时的‘伟’也出去搞了两年副业，刚回来搞完双抢还没走，到过外面的人穿着都不象天天猫在乡下的土。‘伟’也长的威威武武，是个个出色的帅小伙，‘伟’哥知道是‘玉’回来了不愿见她，爸爸妈妈做‘伟’的工作：“这次既然是‘玉’自己回来的，想必‘玉’也不会再跑了。”从哪以后‘伟’哥和‘玉’还真的如胶是漆的过上了日子。‘玉’很会勤俭持家，很爱‘伟’，规规矩矩的过日子，可是只要与人口角时，总会被人骂做‘坏女人’，连‘伟’也要矮人半栽。我离开农村时他们的孩子都好几岁了，但是人们还没忘记用白眼看她，哎…………！

敬告读者：《苦涩的回忆》续集《岁月留痕》正在写作中，已开始在“凯迪”的“猫眼”分段发出，今日已发一段。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513503&page=4

偶将在作者山妹完成一章后，陆续成章地发在真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