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我犯了严重错误，被下放到派出所去工作，由于没干过基层，我决定去当社区民警。正如我母亲所说的，从市局到分局再到派出所警务站，我的工作在９年里下了三个台阶，从此我就陷入了婆婆妈妈中。

当社区民警，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在工作不很多的时候，可以支配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那天，我信步踱到社区办公室，社区主任正在和一对老夫妻谈话，见我进来，两位老人站起来向我问好，我一下子觉得不好意思，赶紧请两位老人坐下并给他们续了杯水。

他们离开后，社区主任告诉我，这个老先生本来是一个小学教师，大概是六几年的事吧，他被指控犯了强奸幼女罪、猥亵幼女罪，判了17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他一直在奔走翻案，现在，他差不多已经集齐了当年他的案子中所有当事人的翻案材料，但是有一个他当初的女学生对提供材料有点疑惑，因为她已经是为人祖母在含饴弄孙，不愿再扯入是非中去，这老先生希望居民主任能帮助他做一点工作。

过几天，这对老夫妻又到了社区，社区主任不在，他们站在门口等。那天，我正好在警务站做台帐，于是请他们进来坐坐，他们态度很谨慎，有点拘束，老先生偶而还会说个“报告领导”。我试着问问他们的情况，原来老太太也是小学教师，而且还是我就读的那所小学的教师，难怪我觉得有点面熟。有了这层师生关系，他们开始慢慢地变得随意起来，那老先生就跟我谈了他的案子。

他说他是1948年参加革命的，后来又到朝鲜打过仗，转业以后他被分配到小学里当老师，由于小学教师文化普遍不高，当时高中毕业的他算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从部队下来的，又是党员，所以他在学校的地位很特殊，许多人有事都跟他说。这样就引起了自诩“核心”的领导不满。慢慢地，他和领导的不和就公开化了。按他的说法，他的领导就开始企图陷害他，而这种陷害居然成功了，他被指控强奸两名幼女，猥亵十四名幼女，被判处有期徒刑１7年。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他的“罪行”，也没有放弃过申诉。他投劳后，金华的管教干部对他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可以在农场里做一些教育的工作，但必须老老实实，如果你不申诉，农场可以负责为你减刑，如果你要申诉，你就必须服刑到底。他的回答是四个字:：“我要申诉”

后来农场方面也派人为他进行了调查，看起来调查的结果对他很有利，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案件并没有得到改正。而他服完了刑，又留在农场劳动了近10年。后来……后来……后来，象是个故事，他终于回了家，他的妻子一直在等他，努力地把他们的一双儿女拉扯大，他说他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只是希望教育部门能够恢复他的工资，给他退休待遇。然而教育部门要求他先翻案，别的以后再说，于是他请了律师为他翻案。

我觉得很有意思，便拿他的材料看了起来，看起来这个律师也很努力，当初调查这个案件的公安方面人员已经死了。负责起诉的检察官已经是70岁的老人，他说他记得案件，却记不得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个检察官还提供一份证词，说当初他们一个人一天要起诉5、6个案件，所以根本没怎么查证。判案的法官得了老年痴呆症在家中休养。所谓“猥亵幼女罪”中的受害人全都做了绝无此事的保证。那两名所谓被强奸的幼女，一个也作了这样的保证，并且说当时农场派人来调查的时候她就反映过这是冤案。唯一剩下的那一名女学生住在我们的社区，她说没有这样的事情，但却不肯站出来作证。由于这个人是当初判决书上提到过的，所以这个证据很关键，他们就是希望这个学生能站出来。

我告诉老先生，按我的看法，主要事实被推翻的，这样的申诉案件应该也能够成立，缺一份证词问题也不是很大。他说他曾经去原判法院申诉过，但是法院的申诉庭驳回了他的申诉。我觉得很奇怪，就说我可以试着帮他问问，因为法院的申诉庭长是我的亲戚，老夫妻两个千恩万谢地走了。

其实那个的法院的申诉庭长就是我姐姐的丈夫，晚上我们一起在我母亲家吃饭时，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案件的确实冤枉，然而按照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法律，这不能算冤假错案，比如说以前曾经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为此还枪毙了许多人，现在看来这些人当然冤枉，但是按照当时的法律、当时情况，却是合法的。难道说这些人都要给他们翻案？再说当初的女学生现在都是老太婆了，几十年后的翻案证词，很难推翻当年的判决。他又说，还是找一下中级法院，可能，还有点希望。

过了几天，老先生又坐公交车来找我，我犯了难，觉得很难跟他说。于是我再次把材料仔细地看了一遍。他的控诉书很有特色,里面全是指名道姓说某人某人如何冤枉他陷害他。我告诉老先生，这不能这样写，你这里指名道姓，人家就会觉得你不是为了翻案而是为了整人，再说如果核查的人和当初办案的人有关系怎么办？而在公检法机关，近亲繁殖的事情是很多的。这样事情也不好办，应该什么名字都不提，只说自己当初是被冤枉的，是时代的悲剧，这样对解决问题也许会好一点，老先生咧着嘴半信半疑。

随后我们拉拉杂杂的又谈了许多话，这个老先生当初所在部队还活着的战友现在都是离休干部，只有他生活无着，70多的人靠妻子儿女过日子。说着说着他又说起了抗美援朝,他说他所在的那个连大部分人都战死了，有几个受伤的后来得了精神病。也有判刑的，他说：“那就是我。”

朝鲜停战的时候，他还担任过前线的联络员，与对方联络员进行停火事项的联络。我问他联络些什么东西呢？他说就是通报一些情况，避免双方走火磨擦。这时候他忽然眼睛一亮，对我说，他们还想对我进行策反，要我“投奔自由”呢！！我忍不住问他，那你想过跑过去吗？他愣了半天，直直地看着我说：那时候哪会想过这个？就恨不得把对方策反过来。我又问：那你现在想起来会后悔吗？他想了想说：后悔？有什么好后悔的？

我为他联系了我在中级法院的同学，让他再去申诉，过几天，他打电话告诉我，材料中院的申诉庭已经收了。其实我很想告诉他，翻案的希望并不大，实在不行可以想办法找找大赦国际或别的什么地方，但话到嘴边没有出口，一来我毕竟是警察，二来，我如何能让这个当初拒绝“投奔自由”的老战士为难呢？

7月27日，是朝鲜战争的停战日，可是谁，或者说有多少人又记得这一场战争呢？从政治上讲，我们并没有胜利，我们当时所提的朝鲜自由选举、美军撤出台湾、中国进入联合国、中日签订合约等等条件基本都没有实现。只有在军事上，我们在付出了人力上的巨大牺牲后，把战线固定在38线附近，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美国人用他们一贯的傲慢说这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战争，并在华盛顿的韩战纪念碑上刻着“自由，不是毫无代价的”。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７日,星期三，晴，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朝鲜战争和那个不断申诉的老兵。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９日下班时，我匆匆写下了这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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