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和谐”,寻求妥协
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实际上比追求高福利社会的难度还要高。这在于“和谐”本身包容了极其广泛的内容,而并非福利这一单项指标。实现“和谐社会”,需要更全面的资源条件和支持,即使这样,关于“和谐”,这个从未见诸真实社会中的想象,其定义和内涵与外延都是歧义的,就概念而言,自身都不能达到“共识”。这是我读
仅就经济而言,社会之所以发生经济行为和现象,就在于资源有限。这里,“资源”是一个更宽泛的词汇,包括一切在经济理论中认为“稀缺”的那些物质和精神物品,而不仅仅是自然资源或者物质资源。这是因为只有处于“稀缺”,才会造就社会经济,有了经济,才有了效率。于是,对“稀缺”的分配就是社会利益的机制表现。即使单纯的经济活动,也无法逃避社会人和群体的利益差别,遑论当下制度性问题对经济环境的侵扰与损害。
逻辑上判断可以启迪思维。“和谐社会”之后是什么社会?如果并不存在那样的社会,毫无疑问,“和谐社会”就是人类的终极社会。“终极社会”,这个术语本身意味着什么?那肯定是个最极致的社会,理想的社会。至少说,在中国尚未进入一个发达社会前,我们根本无法瞭望到那个社会。即使依然可以用逻辑证明,那是个将来也根本不存在的社会。
如果“和谐社会”并不需要发达的经济支持,其含义就是教养“安贫乐道,是一个教化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世俗社会。教化的社会是很灾难和可畏的社会,西方社会中世纪的黑暗就在于用宗教教化社会,教皇提供原教旨的真谛,牧师和神父操纵心灵的仪轨。就本质而言,哪一门宗教不是追求终极的和谐社会呢?以人类社会终极目标为其社会实践的准则,就目力所及的古今中外,全可以理解这意味着什么。
经济也发达,人的社会性也就越发达,利益半径也就越大;人们的私有权利越强化,公共物品的效用就越增加,公共物品的支配就越受到利益牵制。所有这些都不以人们善良与否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社会是否教化为条件。还是回到经济命题,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目标都是产生和创造需求,也就是不断产生和创造“稀缺”而不是发展“多余”。这个机制决定了财富分配的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均衡。不均衡就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和逻辑上的不公,从而决定了社会矛盾与冲突。
争论,关于究竟是“结果的公平”还是“过程的公平”,抑或“起点的公平”,就已经令社会震动不安了,而这一切都回避了“能力差别”这个致命效应。表决机制上的多数对少数可能的蔑视与忽略,或者个人的偏好与选择等,从根本上否定了“共识”发生的可能。没有“共识”,就有委屈和不满。此时的社会需要的是正当且受保护的表达渠道和机制,而不是出现“和谐”。社会要听得不和谐的声音,也要容得不和谐的行为,根本的就是要保护不和谐的权利。
政府公共政策的推出与实施,在符合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肯定伤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甜酸辣咸,有各自利益取向,不要相信混在一起就可以一并满足苏晋蜀辽的捆绑。很多公共政策选择并非是简单多数可以实现,不仅需要不同意见的表达,还要透明地争论,让非专业人士明晓事务的机制和规则道理,廓清被损害或者被丧失的可能或必然,并最终达成妥协与救助。
世俗社会的本质就是保护和维系人身和其民事权利的社会。所有民事纷争,都是民众行使其民事权利的真实体现。所以世俗社会需要的是法官按照法律作出判决,而并非制作和谐。对认为不公的判决,民众还有上诉的权利,并以此抵抗权力不法。这分明是对天然正义的不和谐,而人们的所有权利都是经由这样的不和谐的举止而得到保护和尊重。毫无疑问,在社会渐变的进程中,面对历史沉疴,无论是宁愿还是需要,社会需要的是妥协。
社会,无论如何,是其机制在起作用。妥协是其机制,和谐从来不是其机制,也没有实现和谐的机制。漠视或蔑视社会机制的任何追求,社会民众必然反受其害。比如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收入问题,如果以政治或道德姿态来强迫地涨工资,其最终要受到通货膨胀的惩罚,他们的状态不仅不能得到提高,还会在通货膨胀中遭受更大的损害。当然,当下给政府官员涨工资,也必然导致全社会承担这个惩罚。
就经济而言,可以说根本没有一边倒的好处,这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本应该明白的事理。也就是说,经济事务毫无和谐可言,总有一部分民众受益,另一部分民众不受益或者受损。所有受益和受损都是具体的问题,在具体的事件或具体的过程中,而并非大而化之地社会,也更和和谐没有什么关系。
和谐社会:难得的全民共识 南方周末 2006-10-12 14:25:26 |
方舟评论 □秦晖 “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关键词”。这无疑是一大进步:有那么几十年我们言必“斗争”,言必“你死我活”,谈“和”色变。其实,先人早就有言“和为贵”,又说“和而不同”。前者指出妥协、合作的可贵,后者标示多元、共存的价值。现在上下齐为“和谐社会”努力,看来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时代应该是过去了。 那么什么是和谐社会呢?高层定义为六个具体的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赫然居首,显系人心所向。民间则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拆字”解释:有“禾”入“口”是为“和”,人“皆”能“言”谓之“谐”。前者讲的是民生和社会保障,后者讲的是民主和言论自由,二者具则“和谐”达矣。这与前述的六个目标是相通的,无疑体现了一种上下共识。 当然,如今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有“共识”。“和谐社会”作为有待“建构”的目标也显示了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少不够“和谐”之处。近来不断强调“和谐社会”,恰恰是改革深入到如今这个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增多的体现。这应当不难理解。这两年出现了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以“郎旋风”为标志的国企改革争论,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都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 但是,古今中外,难道真的有什么重大改革是在全无异议的状态下进行的吗?应该看到,1980年代改革初期那种全社会的高度“共识”是罕见的特例。它的背景,一是此前十年浩劫这另一桩罕见的特例几乎伤害了从上到下所有人,从而促成了一种“走出‘文革’”的共识。二是改革前夜的旧体制不仅缺乏自由,而且福利极低,走出这种状态很少有所谓“自由还是福利”的两难困境,也很少有“自由竞争还是福利国家”的冲突。 然而,“走出‘文革’”这一罕见的共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逐渐解体,“走向何处”的歧见则逐渐凸显。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由和福利的诉求在提高,“为更多自由而降低保障”与“为更高福利而减少竞争”的分歧开始显现。而那些失去了保障却未增加机会、损失了自由却未享有福利的人们,面对那些利用体制缺陷既垄断市场“机会”又掌握计划特权“保障”的人们,更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觉。 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升高,更重要的是因垄断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甚。不仅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且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之前,高收入者公共福利愈高,低收入者公共福利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旧体制的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克服,反有加剧趋势;而靠单纯恢复“大政府”来增加公共品供应,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古今中外的一个事实:真正的福利国家首先必须具备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框架,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并不能带来可以追问的责任。 上述这一切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有的是市场经济中难以完全消除的,只能通过公共政策来调节缓解。但更多的却是公共治理不充分的结果,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不到位的结果。对于前一类弊病,我们应当意识到市场经济既然承认竞争,就难免有输赢之别和风险运气之别,但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赢家通吃”。而对于后一类弊病,唯有通过推行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来消除“权家通赢”。我们尤其要防止借矫正“赢家通吃”之名在缺少民主制约的情况下单纯强化权力、扩大垄断,而使“权家通赢”的弊病更趋恶化,甚至造成“权家通赢”与“赢家通吃”的恶性循环。 无论对上述哪一类弊病,走向和谐一个共同之道是:加强协商、沟通、妥协和平等博弈的机制。和谐社会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无矛盾社会,当然也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社会,那它就只能意味着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一个公民基本权利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能够进行理性谈判、讨价还价的社会。改革也许无法在所有方面都形成共识,古往今来的成功改革也不乏在歧见中进展的例子。但是共识或难求全,底线必须持守。共识不足,可以谋求妥协;没有底线,社会就会乱套。如今高层所确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民间所流传的“有‘禾’入‘口’,人‘皆’能‘言’”,在追求设立这样的底线上显然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陈敏)(P1183221) |
愿李大苗的文章越写越流畅。
[此贴子已经被侧评于2006-10-16 12:17:36编辑过]
大苗上语文课还是逻辑课,这事我们村里头明白。
口号而已。
行动是这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SKINNER的灵魂还是有用的.
[em04]李先生的文章好像更合理一些,秦先生还忘了指出一点:均贫富的传统与主义的结合。
不过,李先生既发“重要通知”,又在“经济观察”发政论,是不是有点州官放火的味道,“一般网友”更无从知道什么不犯禁了。
批评版主至少不危及论坛吧?
秦晖上文中也写得清楚啊:
“走向和谐一个共同之道是:加强协商、沟通、妥协和平等博弈的机制。和谐社会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无矛盾社会,当然也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社会,那它就只能意味着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一个公民基本权利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能够进行理性谈判、讨价还价的社会。”
所以,“妥协”与“和谐”是手段与目标的相辅相成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
我理解,秦晖的意思是说,和谐与他一贯主张的民主和正义是一回事。不实现“民主法治(非法制),公平正义”,和谐难成。
都说的这么深啊
其实和谐很简单啊
就是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就行了啊
至少要让大家都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可能过上好日子
老百姓闲着没事干啊
才不会去管那么多事啊
其实,妥协也好和谐也罢,只不过是提法不同,我想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如何处理那些不能妥协和不能与之和谐的东东,比如权力体系及其对于社会太多的干预和腐害,比如经过拆字之后的“和”与“谐”的矛盾,再比如非经济因素造成的社会财富不公,等等。
现在都不会再希望回到阶级斗争的年代,但是,现在又有一种怀旧的思潮,认为从前阶级斗争的年代没有现在这么多贪腐现象。问题是如果从权力体系对于社会的干预和腐害来讲,现在因为有一个与权力体系不一体的经济运行体系从而使得人们更关注金权结合带来的贪腐和社会不公,这并不能就可以否认从前阶级斗争年代权力体系对于社会的干预和腐害实际远远超过现在。
和谐思想的提出在这一点上无疑是进步的,至少我认为这个和谐口号比“稳定压倒一切”要进步,稳定口号关注的是权力体系的稳定,统治的稳定,实际就是不加掩饰地要体现一种权力体系对于社会的毫无限制的干预。和谐口号虽然包括了这些“稳定”的功利性需要,但是他把这种稳定理解成不只是统治的稳定,因而也就希望从社会的和谐面上来体现权力体系与社会的和谐或妥协,虽然如何妥协的“度”还很难掌握,但是,一,已经多少有点要跳出统治稳定高于一切的旧框框的倾向,这就意味着权力体系可以毫无限制地干预社会的理念可以受到挑战;二,和谐还可以说是一方面希望权力体系在干预方面的收敛和在腐害方面的减除,另一方面则希望社会对权力体系有一种妥协;三,这也就是说,和谐口号面对了整个社会,稳定口号只是牵挂着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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