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文史’文：‘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中的一件往事’（作者：朱健伯）

  在海峡两岸一些热心朋友的帮助下，两岸科技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往事，历经三十多年后，终于有了真实的证据，可以公之于世了。
  当事者，一为罗宗洛教授，1946年去台湾大学（简称‘台大’）任第一任校长（代），大陆解放后（劭注：应为前）回大陆，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简称‘植生所’）所长；一为台大植物系的于景让（字师竹）教授，祖藉昆山，1946年与罗宗洛一起去台大，曾任台大图书馆馆长，台大植物系主任。两位教授是先后留学日本的同学，于先生在1977年因脑溢血去世于台北，罗先生于1978年因病在上海去世。
  六十年代初期，罗宗洛先生曾经收到两批水稻种子，第一批是一位日本妇女带给他的，当时她没有说出托交人的姓名，只说，罗先生一定清楚是谁。第二批是由一个日本代表团的一位友人亲手交给罗先生的。之后，罗先生曾多次与植生所有关人员谈及这些稻种是于景让托人带回祖国大陆的。罗先生理解到这是寄物人的一片赤子之心，故而在收到第一批稻种后，即转交给当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教授丁颖先生，在海南试种，结果如何，情况不明。罗先生接到第二批稻种后，为了不负友人之托，就在植生所龙华农场进行繁殖。1966年文革开始前，在植生所工作的唐锡华，倪晋山两位先生，受罗宗洛教授和植生所党委书记程国藩的委托，将繁殖的品种（不是一个稻种）暂定名为‘植生1-22号’，分送几个大区农科院或水稻所利用。据唐锡华先生说，这批种子在台湾能作第一季稻又能作后季稻种植，亩产量约可达一千斤以上。当时因文革开始，无法了解‘植生’系列推广利用的情况，后来从资料上曾看到‘植生14号’等在云南等地有一定面积的种植，究竟发展到如何程度则不大清楚。
  文革期间，罗宗洛先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72年处境才有所好转。其后，于景让教授之子于劭去看望他时，每次都要向于劭提起稻种的事。1978年初，罗先生得知于教授去世噩耗后，曾向于劭表示，一待恢复植生所所长职务，他会写一亲笔材料并加盖公章，说明此事。不久，罗先生病重住院，于同年10月去世，这一证明材料因此而未能留世。1990年，于景让在台大的友人给于劭寄来两篇记念于教授的文章，其中一文提到，六十年代初，于教授在台大培育了‘台大一号’水稻良种。这样，可以肯定，于景让先生寄来的种子中，一定有‘台大一号’在内。
  昆山农业局高级农艺师何兆熊先生曾经说起一件事，六十年代，他在江苏省农林厅工作时，曾经听到有一批引进稻种的事，据说定名为‘科情3号’，但已无法查实。如此事属实，这‘科情3号’很可能是由丁颖教授经手的第一批种子中的编号吧。
  从‘台大 1号’到‘植生 *号’（可能还有‘科情 3号’等），可说是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大陆，台湾本是一家，两岸人民同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在培育出水稻良种后，总希望能得到更多推广，造福于民族，和朋友们分享这份快乐。这大概是于景让教授所以能甘冒一定风险，从台湾寄来祖国大陆以自已辛勤培育的水稻良种的原因吧。当时，因和台湾科技学术界有联系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罗宗洛教授，在处境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为两批种子的培育，推广作了很大努力，这也是因有一颗忠于科技学术研究和朋友委托的学者之心，因而促使他这样做的吧。

  劭注：稻种一事，文革前罗先生已与我母亲提起过，文革中，自罗先生1972年出狱到1978年，我每年一次去沪看望罗先生，罗先生总要提到此事。据罗先生说，他早已将此事告诉上海警备司令部（当时管对台工作）。
  文革结束后，罗先生去世。此事苦无线索。1988年，我去北大，遇高中同学石四维，石在上海台办工作，允代查此事，不久，苏州台办某付主任来昆询问此事，而问的是是否还有线索，我无法应对，一走了之。
  1990年，我与台大毕中本教授联系上，来往信函中问及毕是否知道此事，毕回函（见1993年12月21日贺卡）。我即去信倪，唐两位，承两次复信谈及情况。
  事情弄清后，无法公开此事，承朱健伯（退休前为昆山市委统战部长）同志盛情，以他名义发表此文。
  呜呼，‘出口转内销’，‘人走茶凉’，悲夫，此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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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锡华先生来信

于劭先生：
  收到你30/12/93写的信，知道你想知道令尊生前托人带回稻种后的一些情况，根据我与倪晋山先生一起回忆，答复如下：
  一。第一批稻种据倪先生从罗宗洛先生生前告知，在从一位日本妇女手中收到后，是交给当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先生（他当时也是华南农学院教授）利用，以后情况不明。是否就是以后的‘科情三号’等，则不了解。
  二。第二批稻种似乎是罗宗洛先生从一个日本代表团的一位日本友人手中拿到，后来这批种子曾在本所龙华农场繁殖。后来在66年初大四清前夕，我受罗宗洛所长及当时的党委书记（程国藩同志）的委托将它们整理编号（植生1-22号）后，分送几个大区农科院或水稻所利用，后来由于运动开展，无法照顾或了解，只知道它们在云南省有一定面积推广利用（大概是二个编号），后来究竟发展到如何则不大了解，这些稻种的特性与‘科情3号’等有一定的相似处，只是由于杆较高，沿海地区有台风，难予直接利用，可能作为育种时的亲本。
  三。当时罗宗洛先生也曾推测到这两批稻种是你的父亲于景让先生托人带回国的，而且也理解到于教授的一片赤子之心，因为这些话罗宗洛先生曾与倪晋山先生等道及，但当时迫于形势未公开说明。我是为了保存这批种子，所以才设法编号后发送各水稻研究机关利用，做了一点具体工作。
  胡兆熊先生不知是否尚在川大（还是川农？），不知他如何知道‘科情’系列稻种就是你父亲托人送回的？
  你的经历有些曲折，但愿你能在昆山教育界发挥你的数学专长，承继令尊服务教育事业的精神。
           祝
新年隹吉 
                                                                 唐锡华 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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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劭先生：
  春节前收到来信（12/ 1/94）后，曾将该信（及附来你记念罗宗洛先生文章稿）交给倪晋山先生看过，对你的遭遇及为令尊生前曾将他育的稻种辗转托人带回上海的事费了不少调研时间和精力，为了记念令尊和罗宗洛先生尽了不少力。附来的文章中，第 2页第 3行‘定名为植生 *号’，我经手这第二次令尊托日本友人带回的种子是22个，我繁殖后暂定为植生1-22号，不是一个稻种。至于第一次我没有经手，是否‘科情3 号’则不得而知。当时第二次我只知这批种子在台湾既能作第一季稻又能作后季稻种植，亩产量均可达到一千斤以上。我在大四清运动前散至各大区农业育种机关，后来从资料上曾看到‘植生14号’等在云南等地有一定面积种植，因为他们似属中杆类型（不是矮杆型 ），所以沿海地区可能不宜直接利用。至于第3页中提到令尊在重庆大学时的同事。。。，我与倪先生均记得令尊是在广西大学工作过，没有在重庆大学做过事，可能是何兆熊先生记忆有误。
  何兆熊先生处请代为问候，你们在昆山是否常谋面？我在重庆时知道他曾与我父亲一起工作过，我姊姊在杭州大学生物系（教授），哥哥在上海冶金局（高级工程师），他们均已退休或离休，承关注，请先代致谢。可能何兆熊先生是在重庆青木关教育部实验农场与家父曾一起工作过，详情记忆不清。以后有暇当再写信给他。余不一一。即祝
春安 
                                                                  唐锡华启 9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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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何兆熊先生的叙述
  景让老校友由台湾寄回稻种一事，曾在省农林厅种子工作的同志处耳闻过，定为‘科情 1号’，其来龙去脉则不清楚。                                                    何兆熊 90。8。8。

台湾大学前身是由日本人创办于1928年的台北帝国大学，1945年日本战败后由国民政府接收并改建为国立台湾大学，罗宗洛教授参与接收并在接收完毕后担任代理校长，时间是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初，之后调回上海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校长一职先由教务长戴运轨暂代，后由陆志鸿接任。

谢‘土豆炖牛肉’兄指教。

抗战胜利时，罗宗洛先生与家父自内地回沪，据我母亲后来说起，其形像真可用‘叫化子’来说的了。其时，我还很小，不懂事。

两岸分离数十年，资料收集艰难，其中苦辛，唯个中人可知。

                                                                                           ——昆山于劭

是的。当年‘其父现在台湾’（‘结论’中语）一句话够‘重’的了。其实，只是‘居漩涡之中’，我们那个年级是‘风暴’的中心地带，好友中不少人站出来了，我不愿划清界线，主张‘和和气气’而已，惭愧惭愧。

昆山是我老家。

土豆炖牛肉兄在上海吧？看来也是北大出身的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17 15:31:4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