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高 华

  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

长征作为英雄史诗，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却少为人知，

什么叫“历史的叙述”？就是随着人们对某一事件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察视角，对某一历史事件反复进行追忆、回味、体会，发现，挖掘新的史实，再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载体，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史实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尤如“英雄创世纪”，如果没有“长征”这一段，不仅是难以想像的，而且有关中国共产革命的叙述就褪色许多。“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连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早在三十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行，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所幸共产国际来了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迅速调整政策，经过红军东征、西征和建立与张学良、杨虎诚的统一战线，才缓解了陕北苏区的危机，打开了新局面，一年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中共的力量得到大发展，“长征”就此天下闻名。

现在我们知道，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毛在批判王明路线时称之为：从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而国民党从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

一直到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是红四方面军先用的。与此同时，陈云到达莫斯科，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这个词，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刊物，传到了中国。

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 也应了毛的一句名言：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1936年下半年，毛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十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約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二， 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 “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 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做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　到达迪化（今乌鲁木奇）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 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建国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 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　　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 “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讫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1，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确实是长征的灵魂；

2，“路线斗争”和党内斗争也是事实，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在长征中或他们写作的1936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离核心层较远，而这方面的内容又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大多数红军干部并不了解详情；

3，最重要的领导同志没有参加写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罗迈（李维汉）、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邓颖超等；他们才是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但他们知道“内外有别”，不会把这方面内容向外界（国统区和外国）去展示，即如毛在1936年和斯诺谈话时，也没有去展现他和博古、张国焘等的分歧，而是尽量表达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为什么在很长的时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对其它红军长征的历史却很少了解呢？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中央、中央军委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在战时状态下，是几块牌子，一个“单位”，中央红军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上有共产国际的承认，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员，是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所谓“正宗”和“名正而顺”，加之红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生也多，写史或写传，就很自然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

其次，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历经艰难险阻，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取得过许多重大战绩，但其将士多为不识字或识字少的贫苦农民出身，由于张国焘长期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厉行极左的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识字者常是极左肃反的对象，故而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识字不多的一般红军干部更难在短期内写出有关四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本。

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 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间一度出现扩大化的倾向，波及和伤害了许多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加之红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时也没有心绪来写自己的长征经历。随之，有关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结论，成为认识和评价这些事件的有着巨大约束性的前提和标准，这样，为了维护党和军队的高度团结和统一，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全貌和更复杂、更细致的长征历程，也就无从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叙述就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体了，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四， 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这个时候国人对中共和红军的认识受到国民党或国内中产阶级报章的很大的影响，国民党方面曾组织新闻界人士去江西“共区”参观，《大公报》等一些报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单独前往采访，国民党军队的长年军事围剿，战争的严重破坏和极左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难，《大公报》、《逸经》杂志等对此都有报道，使得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对中共和红军畏之如虎。

这样，对国统区的民众宣传红军长征就得面对这个现实，直接歌颂之，必定受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不能通过，只能转换角度，以旁观者的视角，向国人介绍长征。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 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 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关长征的叙述越来越丰富。

五，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的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建国后，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通过建立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戏剧，电影（《万水千山》），歌曲，舞蹈、美术，年画，宣传画，连环画、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并深入人心，那就是：红军战士为革命，为抗日，冲破敌人封锁线，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翻越夹金山，穿过六盘山，突破腊子口，奠基直罗镇，胜利会师在陕北，奔向抗日最前线。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党内参考资料。这一次的刊印，对1942年版的错字做了校订，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其最重要的变化是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

1954年被删去的几篇的主要的原因，是依着50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竟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这就是1936年写回忆录的红军干部的认识，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可是在50年代，人们对长征的认知已逐渐程式化，删去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似乎也顺理成章。

六，长征叙述的转变

195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开始出版，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纷纷发表了自己的长征回忆，写作者包括原一、四、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各个方面的老同志，基本格调是多侧面反映长征的历程，突出红军将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1959年，刘伯承元帅发表《回顾长征》一文，成为建国后领导同志撰写的第一篇有关长征回忆的重量级文章。到了60年代初，特别是在1963年之后，对长征的叙述在继续过去的主题的同时，更加突出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强调毛领导长征的丰功伟绩和党内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 “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 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 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粤军有部分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曾和红军发生过激战）。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1934年11月28日---12月1日，红军强渡湘江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联，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在90年代也得到了平反。

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对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七，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和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1935年9月12日，毛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留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长征结束后，毛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在他们的带动下，革命力量大发展。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 1969年4月，毛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身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 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的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最后，《红军长征记》在今年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七十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李玉南　跌宕一生爱与恨

采访时间：2004年6月1日、2日
采写人：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　本报记者　甄颖
李玉南简历

　　1916年出生，1932年参加红军，三年后参加长征，曾任川陕少共妇女部长、中央剧社团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指导员等。1937年春在延安与双腿截肢的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结婚，并陪同徐到苏联治病，经历过莫斯科保卫战。1942年4月，军阀盛世才叛变，正在新疆的李玉南与徐梦秋一起被捕入狱。1949年回到家乡四川通江，任通江县民政科科长等职。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通江是红军入川第一站，川陕苏区首府。当年，通江人口23万，有6.8万人参加了红军和支前组织，5万人牺牲。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通江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有农民饿死在送粮路上。
　　李玉南是我们在川北采访的最后一位老红军。全白的头发，笑起来弯弯的眼睛，88岁的李玉南仿佛只是邻家的慈祥老奶奶，与当年的轰轰烈烈无关，与几十年人生跌宕无关。想起父亲讲过的《西游记》里有个“女儿国”，她报名参了军；过雪山草地不敢睡觉，喝酒吃辣椒御寒，抽叶子烟提神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来到通江。当红军队伍从小镇沙溪坝走过，街边围观的人群中一个叫李玉南的放牛女娃动了心，“咦，红军还有女兵呢！”想起父亲讲过的《西游记》里有个“女儿国”，她新奇不已。
　　她当即报名参军，换下竹壳做的“尖尖鞋”，穿上了圆口布鞋。“真的像个女儿国！”红四方面军有不少女战士，与李玉南过去大多成为童养媳的女伴们不一样，她们都特别独立，同男兵一起训练、打仗。在第一次领到了部队发的布票子军饷后，李玉南也像别的女兵那样，把交完团费后剩下的钱用来买了牙膏和肥皂。这是她第一次用这样的“奢侈品”，“第一回刷牙没啥好味道，怪怪的”。
　　李玉南没有文化，但嗓门大，记性好，胆子大。半年后，17岁的她已是川陕少共妇女部长和少年先锋队总指挥。“那个时候没有电喇叭哦，但每回我一讲话，大家都听得到！”李玉南说自己很厉害，到县里检查工作的时候，如果工作没做好，她会毫不犹豫地给对方严厉批评。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还乡团”把李玉南的父母赶出家门，屋檐下露宿的父亲一夜大雨后活活冻死，母亲只好四处乞讨为生。这些不幸，李玉南直到解放后回到老家才知道。
    “爬雪山过草地又累又困，但不敢睡觉，害怕一睡着就醒不来了。”于是李玉南向战友要来了烟酒———喝酒吃辣椒御寒，抽叶子烟提神，以至于后来患上了咽炎。“喝酒抽烟都是没办法的办法，我其实根本就不行的。”李玉南说，在她解放后回到通江当民政科长的时候，有一次陪同前来瞻仰烈士陵园的客人吃饭，才喝了一点酒就醉了，晕乎乎的像在空中一样，“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也是在三过草地的途中，李玉南落下了妇科病。行军累了，战士们就背靠着背、垫一把草坐在地上。“水很快就渗出地面把草打湿了，不管你怎么换地方，都是坐在水里。”环境的艰苦破坏了女性的生理周期，一年多的长征中，李玉南的例假停止了，直到抵达延安一段时间后才恢复。“我们好多女兵都是这样的，那个年代，很正常！”
　　长征路上，李玉南还学会了跳舞，而且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拉在一起”的那种交谊舞。“我们学苏联，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宣传队的任务中，唱歌跳舞同打仗一样重要。她还是个好枪手，手枪、长枪都用过，到现在看电视也总喜欢看激烈枪战的镜头。
　　长征结束后，李玉南幸运地留在了延安，并且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我是6个月的大学生！”老人骄傲地说。组织上派了不少人来劝说，李玉南嫁给了轮椅上的徐梦秋；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在莫斯科保卫战的炮火声中，小时候耳朵不太好是被炮声、枪声震坏的
　　1937年春，从延安抗大毕业的李玉南进入军事训练班继续学习。这期间，她极不情愿地结了婚。
　　徐梦秋，安徽人，曾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留学苏联，1930年秘密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是索尔茨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红色历史学家”。
　　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有人告诉她，徐梦秋“是文学家、历史学家，上海大学的高才生，还留过苏”，李玉南仍然不愿意：一来徐梦秋比自己年长近20岁，二来那时女兵都不愿意结婚，怕有了孩子增加负担。更重要的是，徐梦秋是个残疾人———长征爬雪山时他双腿严重冻伤，到达延安后实施了截肢手术。“周恩来在手术单上签的字！”李玉南说。
　　组织上派了不少人来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做更大贡献”。于是，没有一滴眼泪，在延安一个小饭馆里举行的仪式上，李玉南嫁给了轮椅上的徐梦秋。
    “您当时有自己喜欢的人吗？”我们小心翼翼地问。李玉南不置可否：“不敢说这个！那个时候一不小心就给‘戴帽子’，哪里敢吱声……”
　　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曾经在川陕苏区和长征路上作为领导发号施令的李玉南成了纯粹的家庭妇女。“母亲的厨艺不错，每个周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有空就会来家里好好吃一顿。”儿子徐维陶从前常听李玉南提起。
　　1938年，作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中央派一些干部到新疆军阀盛世才部工作，徐梦秋担任政府教育厅副厅长等职，李玉南也随夫去了新疆。“在家待烦了，我就去新兵营学医。”新兵营是兵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余部在新疆组成的部队，所属400多名战士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学习航空、汽车等特种技术。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没想到，两个月后，苏德战争就爆发了。“本来是要到德国配腿的，走到边境上，仗就打了起来，只好回到苏联。”同年9月，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留给李玉南印象最深的是莫斯科天空中密密麻麻的气球，那是苏军为阻拦德国低空飞机空袭而放置的阻塞气球。
　　一次，空袭警报响起，李玉南急忙一只手扶着徐梦秋、一只手抱着孩子躲进地下室。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被外面的炮声吓得哇哇大哭，李玉南也不由哭了起来。“我这辈子就哭过那么一回。”李玉南说。
　　李玉南的第二个孩子徐维陶于1941年5月出生在莫斯科保卫战的炮火声中。“我小时候耳朵不太好，就是在苏联被大炮声、枪声震坏的。”徐维陶说。
　　63岁的徐维陶小名“了了”，是通江县城里颇有名气的“了了”照相馆的老板。“波兰医生给我接的生，我生下来皮肤特别白，医生边打我屁股边说‘了哇其克’（波兰语‘很白’），父母就叫我‘了了’。”
　　1941年冬天，全家经哈萨克回国。尽管蒙上了战争的硝烟，李玉南对于苏联生活的记忆还是挺美好。在她厚厚的一本老照片中，有好几张在莫斯科的留影，照片上的她穿着呢子长大衣和红色高跟鞋，神态安详而优雅。“早上好！晚安！”李玉南还记得不少常用的俄语，说到兴致处，她唱起了一首旋律欢畅的苏联歌曲。“我也不知道歌词究竟是啥意思，反正是开拖拉机的人唱的歌。”
　　李玉南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徐维陶对父亲几乎没什么印象，却记住了父亲写的两句诗,“出世才千日，幽禁已两年”
    李玉南已经记不起徐梦秋的模样了。她所有的老照片都是单人照，即使是两个人的合影，也早就剪去了另一半。
　　60多年前嫁给徐梦秋的时候，李玉南以为自己要忍受的只是一段因为徐的残疾而不够幸福的婚姻，她并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婚姻改变了她的一生。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盛世才开始向蒋介石靠拢。1942年春，盛世才捏造说“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密谋要推翻政府”，把包括陈潭秋、毛泽民等领导人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人抓进了监狱,徐梦秋和李玉南也在其中。狱中生活的苦对于走过长征的李玉南来说不算什么，但刚满一岁的孩子吃不下监狱里的饭，整天饿得哭，她特别心疼。陈潭秋、毛泽民被杀害了，徐梦秋却活了下来，“他后来才告诉我，他在敌人写的假材料上签了字，已经不是党的人了。”
　　“其实当时他对我没什么不好，还教我读书认字，但我不能跟叛徒在一起啊。”李玉南同徐梦秋立下了离婚字据。“但是，那种情况下，离不离婚有啥区别呢？何况跟我们一起坐牢的还有两个孩子。”在辗转新疆、重庆、南京的牢狱和软禁过程中，国民党并不理会他们的离婚声明，李玉南仍然作为徐梦秋的妻子同徐一起继续关押，是囚犯，也是伺候徐生活起居的佣人。
　　“出世才千日，幽禁已两年。”徐维陶对父亲几乎没什么印象，却记住了父亲写的两句诗，那是全家软禁在重庆时徐梦秋教孩子背下来的。
　　徐维陶记得，在重庆、南京的那些日子里，父母经常吵架。
　　李玉南试过逃跑。一天，她听见负责监视的几个看守闲聊说：“通江的筏子到了，我们快去买山货。”李玉南记得自己家中有个兄弟就是划竹筏跑生意的，“即使他没来，也可以求求通江老乡把我带回去。”她没有对徐梦秋说些什么，径直带上孩子，瞅了个机会从软禁全家的张家花园跑了出去。通过一条小街，刚甩掉跟踪而来的特务，却又碰上了另一队特务。
　　“他们把妈妈按在地下打，要她跪在玻璃碴上。”徐维陶对多年前的那一幕记忆犹新，“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打妈妈，只能轻轻摸她的伤口，拉着她的手哭。”
　　在国民党军统部门任职的徐梦秋解放后向政府自首，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通江老家。李玉南再次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徐维陶说，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好像是从作业本上随便撕下一页写的，感觉无所谓，因为在自己的记忆中父亲“本来就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结一次婚已经够伤人，不能再结了。”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在这个家庭里，所有关于徐梦秋的话题，都是禁区；徐维陶把父亲已死的消息告诉母亲，李玉南怔了半天，没有说话，然后下楼散步
　　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的单身母亲，日子过得艰难。
　　政府给的钱在路上就用完了，李玉南回到母亲家，行李中只剩下一堆“不能当饭吃的新鲜玩意”———从苏联带回的军刀、铁壳表、温水瓶、体温计，以及一块蓝色布料，被母亲摆放在院子里给乡亲们看。
　　一连十几天，李玉南的母亲夜里睡在门背后，她总担心女儿出事。果然，不到一个月，李玉南和孩子们就被抓去了。那时四川已经解放，但在通江，掌权的还是旧乡保甲，他们把李玉南母子4人绑在山崖下要杀。族里的大爷出面保他们，说“孤儿寡母的，放了吧”，土匪内部也盛传“这家人不一般，杀了他们可能会把大部队引来”，李玉南和孩子们才得以躲过此劫。
　　后来的运动同样让全家不得安宁。成绩优秀的徐维陶1960年初中毕业，被告知因为家庭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李玉南被撤职审查，尽管她回到家中总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教育孩子们“不能拿公家一针一线”；“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
　　徐维陶直到上了中学才开始“对政治敏感”，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叛徒。“叛徒”，这个结论是他从“文革”期间的书报上看来的。但他不敢问母亲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这个家庭里，所有关于徐梦秋的话题，都是禁区。他说，有一次电视台来采访，记者提起了徐梦秋，李玉南立马翻脸把记者赶出了家门。
　　徐维陶用同样的方式教育下一代。当儿子徐安恒回家问他“有人说爷爷是坏人，咋回事”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们说不清，这个与你们读书没关系”。对于自己名字中的“安”字，徐安恒认为是对祖籍安徽的爷爷的一种纪念，但当我们问到徐维陶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儿子同自己的交流太少，名字其实是随意取的，没有任何意思。
　　全家至今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徐维陶今年5月份看到一篇文章，终于确认父亲已经死了。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李玉南“怔了半天，没有说话”，然后下楼散步。散步是她的最爱，因为“闲逛也有意思，自由”。我们脑海中已深深地刻下了她的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记者手记

　　记者职业中的残忍一面，在对李玉南老人的采访中尽显无遗。徐梦秋是李玉南最不愿意谈及的话题，我们一面艰难地让她打开了话匣子讲出不少甚至连儿孙们也不知道的东西，一面在心底强烈地谴责自己揭开老人的伤口。
　　李玉南或许恨徐梦秋，她说，如果不是因为徐，自己没准能成为女将军，而她的昔日战友王定国、王新兰“嫁对了人”的好运气，也让她感慨“人的命运不一样”。
　　然而，当我们谈到徐梦秋作为一个学者的成就时，老人的眼里有了些许笑意。“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一首老歌在心里悠悠唱响。或许那些爱或恨都已不重要了，毕竟，今天的李玉南与世无争地生活在这个小县城里，平静着，快乐着。

江西老乡、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执意要方志纯把工作队员们搬到公安局招待所去住，随后便与方志纯天南海北地聊起来，在这次谈话中，方志纯得知了在新疆监狱出卖毛泽民、叛变革命的徐梦秋的下落，徐梦秋还想通过周兴重新混入革命队伍。周兴一边稳住他，一边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很快回电，将徐犯立即逮捕归案，这对方志纯来说，确是个意外收获。

——纪辉福：《1949年贺子珍姐妹南下轶闻》，《党史博采》2004年第8期

徐梦秋自述（1937年于延安）
张士义

    徐梦秋在他36岁时曾追忆说：“我断定当教师用处不大，因为只有富人雇得起我，而我却不能帮助穷人。”
　　韦尔斯：我在延安见到徐梦秋时，他是后方的政治部主任。另外，他还是官方认定的苏区历史学家。虽然徐梦秋是个瘦高个，还带着一副高度近视镜，看上去是一位典型的学者，但他本人却一直倾心于搞军事。他对我说：他曾想上黄埔军校，当一名军事指挥官。但自从他在长征快结束时双腿截肢后，他想搞军事的全部希望都破灭了。与我所见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徐梦秋也喜欢“倒叙”。可以说，他总是把结果放在开头来说。但是，在他讲到长征时却不见了这种表达习惯。他讲得很直率。我认为，他这种讲法很有意思。
　　徐梦秋：我的家庭属于旧式封建家庭。祖父是地主，但没有文化。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受过教育。我生于1901年，安徽寿县人。家有弟兄四人，我排行老三。我还有两个姊妹。
　　从中国传统道德的观点看，我父亲是个好人。他善待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说他坏话的。由于他生性慷慨，分家产时，他分毫不取，全都给了他的弟弟们。他把祖父留下来的300亩地平分给了他的三个弟弟，并且说自己受过很好的教育，靠做教书先生足以谋生。教过一段时间的书后，他开始经商。不过，因为他太诚实和好心肠，他在生意场上没能成功。到我10岁大的时候，我们家就变穷了。相对来说，我的叔叔和姑姑家这时则比较富裕。
　　他们都嫌我们这个家穷，瞧不起我们。
　　求学经历
　　我小时候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但我的长兄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1911年夏天，我进入一家由我兄长任教的学校，但三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就停课了。后来在1912年，我们村建了一所小学，我得以继续上学。1913年，这所学校也停办了，我又一次辍学。1914年，我又到一家私人开办、我的一位叔叔在那里任教的学校就读。这所学校共有30名学生，都是沾亲带故家的孩子，我弟弟也来这里上学。我们每天要走两里路，中午在学校就餐。我们弟兄俩的学费是每年20元。在这里没有宽容和施舍可言———我们的富亲戚们坚持要我们交学费。我们学的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古典经文。父母送我上学的目的是让我将来从商。然而，由于我进步很快，父亲改变了主意，他希望我将来也去当教书先生。
　　但是，上了三年学后，我发现自己的想法也在逐步改变。我的长兄在外工作，常给家里寄些报纸，由此我们获悉外面发生的事情。叔叔对我不错，但我认为他是个伪君子，假装对我好，因为一旦我不能按时交学费，他就会立马让我退学。这位叔叔富得很，但他从不对我们这个家伸出援手。三叔和四叔家都富有，但二叔死得早，他们家也变穷了，所以，我们家和二叔家关系处得好，而和另外两个叔叔家关系处得不好。因此，我老早就意识到，朋友是以财产多少来划分的。我觉得自己是穷人中的一分子，对穷人充满了同情心。所以，我断定当教书先生用处不大，因为只有富人雇得起我，而我却不能帮助穷人。
　　1919年，我的两个哥哥和三叔家的儿子合伙开办了一所学校，要我去那里教书。我在那里勤勤恳恳地干了一年，但我感到并不满意，于是决定辞职。在那里，我除了吃住之外得不到任何报酬。另外三位教师都有坏习惯，还常常缺课，所以大多数课程不得不由我来上。那三位风流倜傥，喜酗酒、玩麻将，而我喜欢安静、守规矩、做事认真。
　　我所以想离开，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想学习新知识。当时，外面已经有官办的学校，穷学生可以免交学费。另一个原因是，在1920年的时候，家里逼我和一位没有文化的旧式女子成婚，而我不想要那样的人做妻子。1920年春，我跟弟弟借了20元钱去北京投靠大哥。然而，我发现自己还是上不了学，因为上学虽然免交学费，但是生活仍然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而我却无法赚钱养活自己。在大哥那里住了三个月后，我又被打发回家。我这时呆在家里已不比从前，感到十分痛苦，因为在北京开了眼，发现大城市里的生活条件比内地好多了。
　　这时，我听说本省有个地方开办了一所养蚕技术培训学校。我去了那里，虽然自然科学教得不够好，但我学习还是很用功。我还当上了学生领袖，因为我的举止很像是一位指挥官，尽管当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喜欢这里的校长和教员，所以我就与他们作对，还发动了一场造反活动。有几名教员被赶走了，但校方控制着学生的食宿，这次造反以失败告终。此后，校方对学生管得更严了。学生内部也不够团结，结果使校方有机可乘。造反失败后，校方秋后算账，开除了十名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导致这次造反的原因是：学校圈定140名学生当学徒———有的穷，有的富———以便获取政府资助免交学费，但其中绝大多数都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否则他们是不会得到这种特殊照顾的。学校的负责人和教员都是由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的，他们才疏学浅，行为不端。我们学生希望赶走他们，换成进步的和受过专门培训的教员。
　　政府下令逮捕学生领袖，理由是他们动手打了警察局长。县长和警察局长也受到惩戒，因为他们未能阻止造反行动的发生。我们十名被开除的学生逃到芜湖。芜湖是一个商业化的港口城市，在那里，我们到一个基督教堂去学习英语和数学，每月交2元钱的学费。传教士想让我们入教，但我们什么教都不想入。
　　在这一年的年底，家里寄信来叫我回家过年。我回去了，但在家里又无事可做。到了1921年的夏天，我本想去一所师范学校，但我的教育背景达不到入学条件，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懂得太少，并且又没有毕业证书。因此，我被迫去正阳关的一所商业学校就读，不是去学习经商，而是学习英文和数学。在这所学校，我又成了学生领袖。我们不喜欢无能又虚伪的校长，举行了一次罢课，想把他赶走。但是，有些学生倒向了校长一边，结果又是我们失败。我和另外三名学生被学校开除。我们所以仇视这个校长，是因为他把政府给学校的钱统统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只有学生能够检查和制止这种腐败行为，而且我们觉得有责任去揭发它。
　　我回家呆了一段时间。1922年又出去闯了。这次，我联合几位老同学，一起去了芜湖一所免费的农校。在这里，我感到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因为在全校四百多名学生中，多数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我组织了一个由20人组成的小团队，借以影响其他学生。我们不参加学生会，但可以领导学生的一切活动。我们和腐败的学校官僚开展斗争，并且对抗与他们合作的高年级学生。学校的管理极差，当时的大多数学校都管理得不好。
　　“新村”试验
　　我们这20名学生组织了一个读书协会，目的是一起研究社会问题，并制定一项改造乡村生活的计划。我们想在新村运动中一试身手。就我们当时的想法来说，是属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就像傅立叶和欧文所主张的那样。我们买了各种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大多数我都记不得了，不过有一本叫《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研究》，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中的观点并不正确，但我们当时都对这本书很感兴趣，读得津津有味。
　　我们筹集了200元钱，于1922年冬天在安徽买了一座小荒山，由一个人去那里生活。当时我不住学校里的宿舍，而是和另一位同学到校外租房子住，以免别人干扰。我们开始阅读新的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如《向导》、《新青年》等。到1923年的时候，我就因为阅读这些杂志而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我开始想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读书协会的一些会员表示反对，因为他们仍然打算按照乌托邦式的“新村”幻想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我们这些会员都是清一色的男生。直到这个时候，我对革命还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五四运动不论是对我还是我的兄弟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不过，我这时对它的感受比以前深刻了，并且开始选择一些进步书籍来读。最终，我们于1923年春天又在学校里造了一次反。我们这个团队与另一个小团伙发生了肉搏战。有10人被开除，当然也包括我，因为是我带的头。
　　暑假里，我听说有一批进步人士要创办上海大学，这些人士包括：于右任（任校长），邓中夏（任教务长），还有瞿秋白、蔡和森及一位社会学家叫施存统。除校长外，其他人都是共产党员。我和另外七位同学迫不及待地赶往上海，到那以后就租了两间房子，同吃同住。不久，我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又加入了党组织。在上海大学成立了党支部，我参加支部的工作。这是1923年的事。
　　当时，国民党正在上海重建自己的组织。国民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到了上海，比如：廖仲恺、胡汉民和戴季陶。我们学生都加入了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改组后变得进步了，并且能够公开活动。这年冬天，黄埔军校从上海选拔优秀学生，但我错过了这次机会。原因是家里来信说父亲病危，我必须回家。我的七位老同学去了黄埔军校，其中六人是共产党员。
　　在家里作短暂停留后，我打算报考保定军校，于是去张家口找大哥———当时他在那里的盐务局做官———希望由他介绍到军校去。我的希望又落空了，军校因内部发生分裂停止招生。当时军阀内部分裂为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吴佩孚和曹锟为首的“直系”，另一派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
　　我不得不再回老家。我劝说弟弟和许多朋友帮助我建一所学校，并为此借了50元钱。但是，筹钱不易，地方当局也不支持办学。他们掌管着用于教育的公共资金，如果要开办一所新的学校，他们就不能再从政府那里得到对原有学校的资助。我曾办了一所免费学校，让学生只负担买书的费用，但因无法筹集必要的资金，仅坚持了一年时间。这一年，我在当地组织了共青团，有10人参加。我还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有80人参加。
　　1925年，我又离家去了上海。在上海呆了两个月后，又受党组织委派去了安徽省首府安庆，在那里组建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这时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在安庆，我组织了共青团，有20名学生参加，其中不少人后来牺牲了。一名姓吴的学生和另一名姓杨的学生在1928年被国民党杀害。
　　同年7月，我从安庆去了上海，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工作了一个月。8月，又去了广州，打算进黄埔军校学习。
　　在政治部工作：1925年至1927年
　　事与愿违。抵达广州以后，党组织没有让我进黄埔军校，而是让我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做政治工作。我为此感到失望。第一军是惟一由蒋介石直接指挥的部队。第一师的师长是何应钦。我担任了第一师政治部的主任，主管宣传。当时，我们学生都把蒋介石看成是进步的，因为他还没有暴露自己的本色。我参加了东征陈炯明的战斗。1925年底，我又被调到十四师。后来（1926年）发生了“三·二?”事件。蒋介石逮捕了在广州能够抓到的所有共产党员，我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估计至少有三四百人。我也被抓起来，但几天后就被释放了。这是国共分裂的开端。蒋介石发动事变的借口是，“有些军人企图发动由共产党人策划的兵变”。这完全是谎言。蒋介石此举的真正目的是给共产党人一个下马威，并借以削弱共产党的力量。
　　国共两党是在一个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我们加入国民党也是为了促使他朝着更加进步的方向前进。但是，在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总是有摩擦。1925年，国民党右派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用来专门对付共产党人。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有一个湖南人叫胡宗南，现在是蒋介石手下的一个法西斯头目。另一个叫冯惕（音译），黄埔生，现任驻德国使馆武官。还有一个成为法西斯分子的叫曾扩情，现在北京何应钦麾下担任要职，并且兼陕西省党部主任（在西安事变中被抓了起来）。不过，他是爱国的，后来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表示同情。
　　“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分子不停地与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进行争论，并且编造种种谎言恶意中伤他们。其目的是要诋毁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正是这些人促使蒋介石制造了“三·二?”事件。蒋介石现在已经成为这帮人的首领，与他为伍的还有戴季陶等人。起初，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亲自掌管着学会，目的是缓和左右两派之间的争论。后来，廖仲恺被右派分子暗杀，右翼势力抬头并为所欲为。
　　我继续留在驻广东梅县的第十四师工作，成为那里惟一的共产党员。但是，我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很好地开展工作了，因为有人知道我的共产党员身份。我想请假去广州。还有另外两位共产党员在第一军工作，其中一位是在第三师。我们三人找何应钦谈话，但他不准我们去广州。当时，他的部队正向福建开进。不过，最后何应钦同意了我和在第三师的那位的请求，于是我们俩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停留不久，就和另外10名共产党员一起去了上海，然后又从上海去武汉。
在武汉，我受命到十二师政治部去做张发奎的秘书。他当时非常进步。这是国民党的一支最精锐的部队，是有名的“铁甲军”。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也非常出色。部队的战斗力强，组织严密，人才济济。
　　1926年冬，这支部队开赴江西与孙传芳作战，获胜后又回到武昌。1927年春，我们又开赴河南与张学良交战。当时贺龙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攻占了开封，停留数日后，又回到武汉。这时，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公开与武汉政府对抗。这样，在国民党内部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府，并产生了新的党内斗争。
　　在武昌，我因病住进医院。张发奎的第四军开到了南昌。1927年8月1日，我们的部队发动了南昌起义。我因病未能参加这一壮举。铁甲军共有四个师，分别是：第十、十二、二十四、二十五师，个个都骁勇善战。叶挺是第二十四师师长，参加了南昌起义。贺龙的部队非常出色，因为共产党人在那里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他当时已同张发奎分道扬镳。
　　1927年4月，在上海、广州和广西等地都发生了屠杀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的事变。我的几位密友在广州遇难。但是，大屠杀没有扩展到河南。我去了那里，继续治病。
　　留学苏联：1927年至1930年
　　病愈后，党派我去苏联学习。我于1927年9月出发，先是进东方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有300名学生，分别来自80个国家或民族，包括日本人、土耳其人、波斯人、蒙古人，还有些人来自新疆。最大的一支队伍是80名中国学生。起初，我们这些学员无法进行交流，后来学会了俄语，有了共同语言。学校的课程主要是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学生们对这些课都很感兴趣。东方大学还有一个分校，专门讲授军事。有200名中国学生在分校学习。
　　劳动者大学是专门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办的，共有400名学员，多数是工人和学生。１９２７年以前叫中山大学，来自国共两党的学员各占一半。国共分裂后，来自国民党的学员被遣送回国，只剩下共产党人在这里学习，学校也改了名。这时，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仍然留在该校。除他之外，还有冯玉祥的儿子和邵力子的儿子。邵的儿子后来叛党，去了意大利并在那里度过余生。我认识蒋经国。他当时是共产党员，并且写了一份声明，宣布和他父亲断绝关系。
　　秘密回国，1930年
　　我在苏联一直呆到1930年8月。随后，我乔装打扮，秘密回国。与我同行的还有五位回国学生，三男两女，但我们一路上假装互不认识。下火车后，我们沿着一条小道向边境线走去，但是被边防军发现，带到了车站。
　　在边境线上有一个小车站，很少有陌生人来这里。这里的警戒很严，从苏联那边过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严格检查。张学良下属的警察确认我们从那边过来但没有行李。我们承认是从苏联来的但否认自己是学生。我们说自己是商人，因生意不好做打算回国。我还说两位女士一个是我的弟妹，一个是我朋友的妻子。恰在这个时候，我听到车站上有个工人师傅讲安徽的家乡话，于是就和他套近乎。警察相信了我们编的故事，给我们放行。但是，警察与我们一起上了火车。他还和我攀谈，给我茶用，问了许多关于俄国的问题。我在火车上看报纸，还察看哈尔滨市的地图，了解这里最近发生的事情，以便能装成是本地人。我在车上还分别和一对师生进行了交谈，但又担心他们是特务。不过，在哈尔滨下车后，我打黄包车时没发现有人跟踪。
　　我装作在哈尔滨下车，实际上是转乘去大连的火车。在大连，我不得不按照警方的要求登记住宿。我说家在哈尔滨，现在要送两位妹妹去上海上学。
　　在当时的满洲，虽然有许多在当地活动的共产党员曾被抓起来过，但总的来说，张学良还是比较开明的。有些人被抓并关一段时间的禁闭，但只要他们离开满洲，就不会有事。
　　进入江西苏区
　　安全抵达上海后，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然后，党安排我去江西苏区工作。我经香港先到广东汕头。附近就有一个面积不大的苏区，还有一支武装力量在那里活动。我们搭乘小气船离开汕头，然后转乘汽车，接着又改为步行——总是在夜间走路。用了三天时间才到达那个苏区。由于我们的身份已被告知，所以游击队员接待了我们。我们刚刚到达，天还没亮，敌人就开始发动袭击。我们迅速转移，藏到一个山洞里。他们没能追上我们，结果无功而返。我们又回到原地。第二天早晨，他们又来，我们就再藏。后来，武装的游击队员赶来，把他们打退了。
　　敌人处于有利位置。他们在对面山头上可以俯瞰我们这里的一切。我决定绕到山后隐蔽起来，尽管这样也有危险。两位女士和另一位男士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四位找到了安全的地方。但另外两位拒绝往山后转移的同志则被敌人打死了。
　　我在这个地方呆了没几天，随后就和另一位同志在几个游击队员的保护下撤离了。我们昼伏夜出。当我们走到距普宁五里远——不是苏区但在我们的影响之下——的一个村庄时，村里的农民报告说，敌人要派30人来抢粮，他们准备用现有的10杆枪进行自卫，甚至想缴获敌人的30支枪。在战斗中，敌人被打败了，但他们携枪而逃，所以村民们没能得到这些枪支。后来，敌人又派出一支20人的小分队。这一次，农民们未能取胜。我们被迫撤到一座山上。敌军紧追不舍，并不停地向我们开火。
　　在敌人追逐下连续爬了三座山之后，我有些支撑不住了。因为我的心脏有问题，是小时候得肺结核留下的后遗症。夜里，敌人停止追击，我得到了休息。这时有几百人和我们在一起。当敌人停止追击时，这些人又都回到村里，不过，他们的家畜已被国民党士兵抢走。
　　然而，就在同一天夜里，我和我的朋友不得不继续赶路。我们扮成商人，先向东江苏区行进，然后再去福建，继而去江西。有五天的时间，我们除了在果园里或大山上打盹休息一下，基本上没有睡觉。
　　在闽粤边界，我们误入了一个土匪出没的地方。不过，那些土匪对我们还不错。一周后，我们到了福建的一个苏区，这个苏区的领导人是邓发。
　　在福建和江西苏区之间，还有一个敌占区。过这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有10位党的工作者要去江西，所以，福建苏区的领导人派出80名红军战士护送我们。同行者中有徐特立和曹川（音译）等人。
　　我们过敌占区时与敌人进行了两次战斗，用了三天时间。前两天，我们各走了100里。第三天走了１40里。第三天相当危险。我们被一条很深的河流阻隔，没有船只，并且四周有民团向我们开火。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农民走了过来，他从红军战士的服装看出我们是自己人，就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的人告诉他说：“去江西苏区。”他笑了笑，说：“那还远着呢。”他把我们带到河水较浅的地段过了河。然后，我们又绕过一座山，安全地脱了险。
　　第四天，我们抵达江西苏区的边境地带，并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我离开上海时，是1930年的10月份。现在，我见到江西苏区领导人，已是1931年的1月了。
　　我终于可以正式投入工作了。这时，红军正在组建军事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军委秘书。在1931年，国民党向我们发动了三次“围剿”，但都被我们给粉碎了。这一年的年底，我们又开始组建红军总政治部，我在该部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军委秘书长。1933年底，我调换了工作，到红军大学讲授政治课。
　　1934年2月，我又改任红军学校政治委员。同年7月，在准备长征的过程中，我又被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这个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它是长征的开路先锋。

《百年潮》2004年第4期

徐梦秋忆长征
张士义

    编者按：本刊今年第四期刊出两篇关于徐梦秋的文章后，引起一些读者的关注和思考。更有读者致函编辑部称：作为红军的一名高级干部，徐梦秋在长征期间曾一直坚持写日记并保存完好（共计约有10万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徐梦秋的长征日记，我们暂时无法找到原稿，但在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记载的徐梦秋自述中，有不少内容是描写长征的。为帮助读者了解有关徐梦秋的长征日记的内容，我们现将徐梦秋自述中有关长征部分的译文刊载于此。通过阅读这些文字，我们不仅可以“窥斑知豹”，对徐梦秋的长征日记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而且能够从中获知许多有关长征的重要信息。
　　开始长征
　　有关长征的准备工作是严格保密的，仅限于最高决策层知道。首次向外界披露这个计划的是洛甫，即张闻天。他在10月1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是“有紧急情况”。
　　虽然参加长征的有12万到13万人，但是，上面只给了一周的时间做动员和出发准备。这一周的主要任务就是开会、备粮。人们只知道红军要转移，但谁也不清楚究竟要去哪里。大家并不担心红军会打败仗，都相信红军是战无不胜的。由于苏区受到封锁，周围全是敌人的碉堡，所以，红军的这次行动看上去像是要抄敌人的后路，借以打破敌人的封锁——因为苏区物资缺乏，甚至连食盐都没得用了。许多江西籍的战士从家里取钱带上，准备打出去以后从外面买些日常用品回来。在组织动员的这一周里，大家都兴高采烈，没有一丝的被动或压抑感，也没有一个人开小差。
　　原定的计划是冲出敌人封锁，到湘西去与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会合。我们于1934年10月15日离开瑞金，几乎所有的红军都离开了江西。为了避免敌机侦察轰炸或走漏风声，我们在长征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直是夜行军。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的部队开始与粤军交战，并且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他们。随后，我们每前进四个小时，接着就休息四个小时，白天夜里都是这样。我们连续三天急行军，每小时走十里路，只在吃饭时稍事休息。这一下就把敌人给甩掉了。这时已进入11月份，我们到了湘赣交界地区，在这里我们停下来休息了两天。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沿着湘粤交界处的五岭山脉前进，夜里爬山。这一路险象环生，走得非常艰难。每天都要作战，因为有湘军和粤军从两边夹击我们。
　　 到了湘南以后，红军相继占领了六座县城。湘军散落在湖南各地，一时无法集中起来，所以我们很轻松地就拿下了这些县城。后来，湘军完成集结，蒋介石也派出几个师的兵力向我们压过来。白崇禧的桂军也从桂林开过来对付我们。面对敌军的重重包围，我们被迫放弃原定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决定沿湘桂边界一线杀出重围。蒋介石的军队紧追不舍。我们的处境极度危险，不得不又来了一个昼伏夜出。前进途中又屡屡遭遇敌军，为突出重围，我们又连续作战五天。
　　过湘江时，我们走的是浮桥。后来，浮桥被炸毁，有一个师（第三十四师）未能过江，被迫返回湘南。这期间，有不少队伍走失，但除了第三十四师，后来大都找到了主力。第三十四师后来留在湘南打游击。
　　通过急行军，我们再次甩掉敌人。后来进入贵州山区，这里是苗民聚居的地方。红军一出现，那里的苗民都逃走了。我们就在他们的房子里做饭，离开的时候，给他们留下钱和宣传单。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被争取过来，都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不论是在广西，还是在贵州，从没有发生过苗民袭击我们的事。他们都极端痛恨李宗仁，得知我们正在和李宗仁打仗，他们同意为我们提供方便。在广西边境地区，曾有一个不大的苗民部落派代表来向红军示好，并表示要参加红军。红军给他们枪和旗帜，但他们拿去自己用了，并没有真正加入。
　　这时，广西当局耍了一个阴谋。在广西和贵州交界地区，他们雇了一批地痞流氓，让他们装扮成贫民和红军游击队员，给他们钱去偷偷地放火焚烧当地群众的房屋，然后嫁祸于红军，以便煽动当地群众反对我们。同时，还强迫当地群众迁移他乡。所以，在这些村庄，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一开始，红军感到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沿途房屋会被焚毁。后来，在一个空房子里发现有人并把他们抓了起来，经过盘问，他们供出了事实真相。在整个长征路上，红军没有干过一件焚烧民房的事。
　　离开桂、贵两省交界地区，我们开始进入贵州省腹地，并和王家烈的军队作战。王是贵州省的主席，他的部队战斗力很弱，所以很容易就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
　　随后，蒋介石的中央军从湖南尾追过来。红军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夺取贵阳”。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蒋介石的部队继续奔西去占领了贵阳，而红军则掉头去了西北方向。
　　接下来，我们渡过乌江，夺取了一些小城镇，如湄潭、桐梓、遵义。红军在遵义呆了一个星期。当地学生组织了“红军之友”，群众则组织了“革命委员会”。
　　这时，也就是1935年的1月，我们计划过长江北进四川，去和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但是，到了江边我们发现，蒋介石在江对岸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江面又宽、水流湍急，很难过江。于是，我们又掉头返回贵州境内，并决定实施另一种行动方案。如果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去与贺龙会合，我不知道后来我们会是呆在湖南还是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
　　 我们第一次走出贵州省境的时候，王家烈的部队曾经占领过桐梓和遵义，并且王本人就在遵义驻守。现在，遵义又回到红军手中，我们消灭了王家烈的八个团，其中一部分士兵加入了红军。但这些人几乎都抽大烟，所以，我们并不喜欢他们。
　　就在我们再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早上，蒋介石用三个师的兵力向我们发起猛攻。当时负责指挥这些部队的是吴奇伟，他是国民党的一员骁将，现在任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的司令。我们打退了他们，并歼灭了其中的一个师。
　　在长征路上，蒋介石的部队一路尾追我们，将领换了一个又一个，其中包括万耀煌、吴奇伟、薛岳等人。薛岳现任贵州省主席，当时是蒋介石手下最高级别的军事将领。对国民党的这些追兵来说，这可不是件容易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害怕红军，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停地改变进军方向和行动策略借以迷惑他们，或是绕来绕去消耗他们的体力。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会去哪里，更想不到我们的目的地会选在西北。这个时候，蒋介石踌躇满志地说一定能彻底消灭红军，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又是孤立无援，是消灭我们的绝好机会。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我们。他手下的将领不能自主行事，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奉命开到各省地域并占领一些要地，就像占领贵阳那样。蒋介石为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不停地调动沿途各地军阀的军队，以便收到一石两鸟的效果。我们每经过一个省，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当地军阀的势力，既靠宣传，也靠实战。长征对于国民党的中央军来说要比红军困难得多，因为沿途群众痛恨他们，不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其士气也十分低落。
　　在贵州，我们没收了地主家的财产，把它们分给当地群众。群众被我们组织起来。在这里，有四千多名志愿者加入红军。但贵州的教育十分落后，人们都很迷信。他们说：“红军战士都有三大魔法：一是长着飞毛腿，走起路来快得很；二是有一对顺风耳，能够听到远处的一切动静；三是个个都是水上漂，过河不用船。”他们都以为红军是百战百胜，实际上是我们的战士这样向他们宣传的。其实，战士说得也没错，因为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各部队决不打无把握之仗。还有，红军总是能够遇难呈祥，化险为夷。
　　我们重返贵州后，蒋介石料定红军会东进与贺龙会合。所以，他在沿途和北面四川的沿江地带布置了重兵。我们却迅即改变路线，去了云南。不过，我们先向南进，制造了一个进攻贵阳的假象。这一举动把蒋介石给吓傻了，因为他当时就在贵阳城内，而且他的部队根本无法及时赶到。贵阳城眼看不保，蒋介石感到左右为难：如果离开贵阳，他的部队就会丧失斗志；如果留在这里，他本人就有性命之忧。他决定先躲到附近山上的一座庙里，还在那里赶修了一个停机坪。一旦贵阳失陷，他就乘飞机逃走。而实际上，我们在走到离贵阳不足50里远的地方后，就又转向北去了。
　　这时，蒋介石又判定我们要去广西。广西军阀也大为震惊，以为我们是要去广西西部的一个苏区进行休整和得到补给。而当我们朝西北方向行进去云南时，蒋介石和广西军阀又吃了一惊。
　　所有这些军事调动，都是由中央军委安排的。当时军委的成员主要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和刘伯承。长征之初，德国人李德全权负责，因为军事指挥方面屡屡出错，所以在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马。
　　过长江
　　到了云南，因为当地军阀实力不强，部队又分散在各地，所以，省府昆明实际上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红军行动神速，当敌人开始布防的时候，已差不多赶到离昆明城不足60里远的地方。这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慌。
　　红军出现在云南以后，龙云和蒋介石都看出红军打算从云南过长江的意图。江北面的四川沿岸，已有刘文辉的部队设防。但他的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江南岸也部署了一些军队，战斗力同样很弱。因此，龙云很是担心。他下令烧毁上游的全部船只，以防止红军过江。
　　红军这时兵分三路：左路是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右路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中路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军委纵队。有一个团的红军学校的学员也在中路。中路走在前面，因为人数较少，又有刘伯承率领的军校学员这支最优秀的队伍。在奔长江去的途中，我们截获了敌县长派去烧船的传令兵。他受到优待，被我们争取过来，同意给中路的军委纵队作向导。当我们来到江边时，却发现只剩下一条小船了。这条船每次只能上10个人，而且划一个来回需要三四十分钟。江对岸有一个小小的税务所，有20 个卫兵把守。我们第一批战士过江时，夜幕已经降临。税务所里的人正在抽大烟、打麻将。战士们敲门，里面的人问他们是谁。他们回答说是中央军，被请来喝茶的。因为红军战士都摘下了军帽上的红五星，所以后来把敌军卫兵的枪收走时，都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因为他们以为和这些“中央军”成了朋友。不过，我们的战士也没有伤害他们。
　　这里的长江江面有两里宽。虽然后来又找到四条船，但整个部队过江还是用了整整八个昼夜。先行过江的是在刘伯承的军校学员引导下的中路军委纵队，然后才是左右两翼的部队。罗炳辉的第九军团被敌人切断。他们被迫另寻别处过江。
　　我们原打算在1月份过江，而现在却已经过了五一劳动节。我们根本没时间搞庆祝仪式，只能边行军边唱歌、喊口号，还有人发表演说。有时如果形势许可，我们就庆祝一下节日。一路上，我们总是不停地唱歌，还即兴编了一些新歌。我作了一首《遵义之歌》，是关于夺取遵义城的。彭加仑编了一首关于“金沙江”的歌。还有一首歌是关于红军在贵州迂回穿梭、突破敌人封锁的。
　　我们几次过江都是在5月份，包括长江、金沙江和大渡河。
　　蒋介石的部队在昆明。他们行动迟缓，根本追不上我们，更无法阻止我们过江。他们到达长江沿岸时，正赶上我们最后一支部队准备过江，并且被我们的部队给打退了。龙云的部队也跟踪我们，同样被打败了。红军过江后把船只烧掉，防止敌军追过江来。敌军不得不返回云南——贵州——四川，然后，再次跟踪。我们下一次遇到蒋介石的部队（薛岳任总指挥）是在成都附近。
　　金沙江附近的山区，是彝民聚居地。红军派信使去向他们表示友好，并宣传我们关于“民族自决”的政策。最后，我们的交涉获得成功。后来，彝民都拥护我们党和我们党的政策，但在和他们友好相处之前，也曾一度关系紧张。
　　彝民区和大渡河，1935年5月
　　我们过金沙江的时间是1935年5月15日。过了金沙江，我们继续北上，朝大渡河方向前进。这一段的距离大约有600华里，对我们来说可谓是困难重重。后面的金沙江已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控制。前面的大渡河又有川军严防死守。东西两翼是高山原野和彝族的原始部落。因有敌机追踪，我们只能在夜间行军。道路崎岖狭窄，行军难度，难以形容。
　　我们一连走了几个晚上，在距离大渡河约有200里的地方遇到彝民伏击。我们被迫绕行，于5月22日到达冕宁县城。这是一个彝民区的边境小镇，有许多彝民因抗税或侵犯汉人住地被川军关押在这里。他们都被判了死罪。红军来到这里后，全部释放了他们，大约有200人，其中还有人会讲汉话。他们心存感激，主动提出要给我们引路，带我们通过彝民区。要不是这些人出面与有关部落交涉，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这一带有两大部族，就社会形态而言，都还处于奴隶制时代。这两大部族相互敌视，如果有一方对我们友好，另一方就会仇视我们。每个部族都由酋长控制，谁拥有的奴隶多，谁就当酋长。彝民们过着简单的原始生活，住的是木屋，睡的是地板，上身穿羊毛毡子，下身穿长裤子，都不戴帽子。虽然他们有不少牲畜，但农业生产却十分落后。他们主要靠狩猎维持生计。附近的汉人被他们抓来当奴隶，所有的手工活都是这些汉人来做。
    以前，很少有汉人来过这里。过往此地的一般都是商人，并且他们要对部落首领慷慨解囊。
　　红军进驻冕宁县城时，县长、军阀和商人共有七百多人带着家眷逃往彝民区。结果全被彝民俘虏，县长还被砍了头。说来也怪，这些人竟然如此害怕红军，甚至不惜向他们的仇人送命。有钱的地主大多被释放，但他们的财物、衣服（裤子除外）甚至鞋子却被彝民留下。这是我们在路上遇到他们时看到的情景。
　　 红军继续赶路，到达位于汉人区和彝民区交界的一个小镇。此前，镇里的人听说彝民要下山抢人，所以全都逃离。他们恳求红军保护，出面对付彝人。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把彝人打退。
　　 第二天一早，红军离开这个小镇，开始翻山越岭。这里是彝族聚居地，一片荒凉。有一个排的勇士在前面开路，一个连的工程兵紧随其后。彝人抓住他们，挡住去路。打前站的那一个排与大部队失去联络。这时，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既不知道该干什么，也无法与彝人交涉。不过，我们遇到一个彝民的首领，给他送去美酒和钱物。刘伯承还设法与他和平交涉。那个彝民首领要求按照他们的仪式进行谈判，并结下生死之交。他令仆人抓来一只活鸡，在一块木板上放血。然后，他和刘伯承各自喝下，并对天盟誓。红军送给他们红旗和许多枪支、马匹，最后，他们带领我们通过了这一地区。这些彝人打仗用的是旧式的伏击战，但他们有枪，且行动神速。
　　过彝民区仅用了两天时间，但我们都感到呼吸不畅。沿途成千上万的彝民都被动员组织起来。
　　过了彝民区，我们又遇到了不少川军士兵。他们看到我们的战士后大声叫喊：“你们是哪一路的？”在前面开路的红一军团第一师的战士答道：“我们是中央军。”走近以后，他们就把川军士兵解除了武装。他们还发现了为这支部队准备的大批粮食。我们的部队用了一部分，其余的分给了当地群众。
　　这个地方离大渡河已经很近了。当地人告诉我们，有400名川军士兵在河对岸把守，川军军官早就下令让沿河两岸方圆20里内的群众撤离，并要求他们带走粮食、烧毁房屋。但是，在我们到来之前，敌军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实施。离河不远处有一个叫安顺场的小村庄，我们的部队打算从这里渡河。这里正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被俘的地方。川军军官住在这里，但他的士兵都在河的对岸。他曾打算坐船返回。
　　天还没亮，红军就突然出现在这个村子里，缴获了川军卫兵的枪和船。但那个川军军官却逃掉了。这里的水流湍急、响声震天，老远就能听到河水的咆哮声。若是站在岸边说话，即便是面对面也根本听不见。红军只有一条船，并且需要16个当地船夫才能划过河去，因为其他人根本驾驭不了。过了不久，我们找到16个当地的船夫。他们带着17名红军战士上船过河。
　　为掩护他们过河，我们集中了最好的机枪来控制对岸（大约有100米远）的敌军火力。河对岸是悬崖峭壁，过去的船很难停靠，我们用密集炮火封锁住着岸地点。过去的17名战士带了一百颗手榴弹，全部掷向敌军战壕。就这样，他们在敌人防线中打开了缺口。我们的战士占领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并且把200名川军士兵赶跑。这17人中，只有一死一伤。他们都很勇敢，听到首长说“这是一个生死关头，如果不能过河，我们就会全军覆没”后，个个主动请缨。
　　在河对岸，我们又找到一条船。第一师就是靠这两条船过去的。因为第一师过河用了两天时间，所以，红军主力转移到了别处。
　　大部队沿着大渡河岸走到泸定桥，发现桥已被敌人控制。我们还发现桥是由12（应为13）条摇摇晃晃的铁链搭起来的，铁链上面本来铺着一些木板，但敌人早已把木板拆掉。
　　形势极其危险。要从这些铁链上过去，不仅要有强壮的体魄，而且要有顽强的意志。但是，我们必须从这上面过去而且越快越好，因为只有第一师在河对岸，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吃掉。
　　首长下令找20名突击手（后选定22人——译者），大家都争先恐后。对岸有敌人机枪封锁，在敌人的火力压迫下，突击英雄们爬着铁链过河，他们身上只带了手枪和大刀。这些战士没有一个在铁链上被击中。敌人为了阻止他们上岸，放火烧了岸边的房子，想用大火和热气阻止他们。尽管如此，这些突击手全都冲进了起火的房子。敌人被我们的机枪和突击勇士的手枪打退，其中，有三名突击手在与敌人交火时牺牲。
　　过了大渡河以后，我们被分割的两支部队在对岸会师，并向距成都几百里的雅安开进。红军东进佯攻成都，得知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消息后就转向北去了。我们通过无线电或电话一直与红军其他部队保持着联系。每一个师都有一部电台，并一直在使用电话联络。我们在长征路上使用的“老话机”，现在在延安还可以看得到，并且还在使用，也很好用。
　　过草地
　　红军继续北上，相继夺取了天全和芦山，然后继续过海拔几千米、积雪覆盖的夹金山，又叫雪山。过雪山时没有打过仗，因为那里是无人区。天气骤变，寒气逼人。早上还是大晴天，到了晚上可能就会下雪。因为当时正是夏天，我们的人都没有棉衣，也没有事先准备。爬山之前，曾有很多人告诉我们，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他们还提出忠告，说困乏的时候也要站着休息，千万不能坐下，否则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们还说，一定不能喝雪水，会把身子弄垮的，因为雪水太凉了。后来我们发现，他们说的都没错。有许多红军战士把命丢在了雪山上。
　　在懋功，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然后，继续北上到达藏民区。这里的藏民给了我们很大麻烦。他们神出鬼没，不断地袭击我们的队伍。他们还把所有的粮食都运到别处或是藏起来，使我们面临严重的饥荒。藏民的首领还向川军通风报信，陷害我们。一开始，红军派信使去向他们买粮食，把信和钱留在他们的房里。但后来我们发现，钱被过路人给拿走了。最后，有一些藏民态度有所改变，不再敌视我们。我们就在这些人中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并用我们带的茶向他们换吃的东西。他们的麦子不能多吃，否则胃受不了。我曾亲眼看到有两名战士吃了他们给的倮麦（青稞）后死掉了。由于他们人都跑了，又没有留下可吃的东西，我们不得不沿路拣青稞来煮，这是很令人头疼的事。
　　过了松潘（国民党将领胡宗南驻守在这儿）附近的毛儿盖以后，我们打算向甘肃进军，但因为没有地图，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我们不得不从藏民寻找向导。这些藏民不会讲汉话，我们又不得不从汉藏交界地区找翻译。这些人中有一些同情我们，并愿意加入红军。
　　这时，我们开始准备穿过那可怕的“草地”了。藏民告诉我们，走这段路不可能再找到吃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人带了可够吃15天的20斤粮食。而我们所能带的粮食只有青稞。
　　沼泽密布的草地，都是些深深的流沙、软软的泥巴和杂草、深洞。许多战士和马匹陷进去被淹死了。这里是整个长征路上人员损失最多的地方。这里既没有岩石，也没有树木，山坡上总是湿漉漉的，要想找一块干地躺下来睡觉是不可能的。天气也很糟糕，每天夜里都下雨，无法睡觉。草虽多，但都潮湿得很，无法用来烧饭或烘烤衣物。人人都背了生火用的干柴，但两天时间就用完了，以后再也不能生火了。那里荒无人烟——因为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红军指挥部预计过草地要用15天的时间，但在第六天，我们又发现了一条新的通道。沿着这条路往下走，我们见到一个小村庄。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吃的东西，个个欣喜若狂。这条路是向东通往潘州的，在那里我们遭遇到胡宗南的部队，与他的第四十九师发生了激战，消灭了其中的两个团。胡的士兵往草地方向追我们，但走了不多远就退回去了。
　　红四方面军向草地的西部开进，但走到半路发现到处是汪洋一片，就不得不掉过头来再向北走。后来，红四方面军又南下去了西康，我们则继续北上。
　　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川甘交界地区。在腊子口，我们和鲁大昌指挥的甘军打了一仗。我们沿着一条河流继续前进。河的两边是悬崖峭壁，两边的岸上是敌人修建的堡垒，戒备森严。两边的悬崖拔地而起，陡峭得很，根本找不到可以爬上去的地方。我们想出的办法是，用绳子的一头拴上石块，然后朝着上面有树的地方使劲向上抛，以便缠到树上固定绳子。这样，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抓住绳子往上攀登。有一个连的战士爬了上去，在上面向敌人发起攻击，并打败了他们。因为在甘肃并没有多少国民党的中央军，所以上面的战斗只能算是小打小闹，我们在下面听起来像是在吵架一般。胡宗南的部队在松潘被红军打败后，拒绝执行蒋介石要求他继续追击红军的命令，还抱怨说:“我已损兵过半，如再追击，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红军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骑兵，是在与国民党中央军第六骑兵师的一次战斗之后。我们消灭了他们一个团，缴获了一百匹马。打完这一仗，红军开始向陕北挺进。有三支骑兵队伍追击我们：分别是马鸿逵、马鸿宾和蒋介石的。因为骑兵跑得快，走在后面的红军队伍有不少被截断。
　　到达陕北，1935年10月20日
　　五天后，我们到达陕北边境地区的吴起镇。在这里，我们停了下来。我们在这里发现了红旗，因此断定已经离刘志丹创建的陕北苏区不远了。有人说：“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现在又回到家了。”战士们还说：“我们不能空着手去见我们的同志。我们得给他们带些马过去。”所以，他们又去和敌人的骑兵作战，缴获了几十匹马，并把其余的骑兵打退。
　　我们离开江西瑞金是在1934年10月15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是在1935年10月20日。长征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不久，我们又继续向保安前进。有一部分部队去了南边的甘泉。从那里，战士们又继续向南，去与从鄂豫皖来的徐海东的部队会合。政府机关的人员经永平去了北面的瓦窑堡。9月18日这一天，徐海东的部队到达永平，我们拍了许多照片，以示庆祝。
　　与徐海东会师后，红军开始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作战。我们歼灭了东北军的一个师，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品。这一仗使所有的红军战士兴奋不已，整个陕北一片沸腾。东北军的一个团长叫高福源，被我们活捉。1935年11月11日或12日，我们开始与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的谈判。
　　1936年6月，我们将大本营从瓦窑堡迁到保安。次年1月，又迁到延安。我们迁都的原因是，东北军的将领王以哲正秘密商谈停止内战，并且已经获悉南京方面在两个月内就会向他下达与红军作战的命令。南京派驻东北军司令部的官员下令进攻瓦窑堡，所以他们（东北军）建议我们转移到保安。当时延安由东北军控制着，后来主动让给我们。从1935年冬到1936年春，红军曾围困过延安。当时张学良还在南京。
　　在渡江和过草地时，我们丢失了几乎所有的正式文件。负责搬运文件的战士，要么被淹死，要么被急行军拖累致死。我们也烧毁了一部分不便携带的文件。现在我们几乎没留下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字记录。
　　我们从江西带出了一些缝纫机，每个团都有一到两台，这些珍贵的缝纫机多数都带到了陕北，并且完好无损。我们还从江西带上了一些印刷厂和兵工厂的机器，但这些东西绝大多数都给丢或毁了。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运输队。光是搬运军委和中央政府机关机器设备的就有五六千人。
　　1935年9月我们到达甘肃时，我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改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
　　在红军进入陕北开始作战的时候，我因双腿冻僵截肢——在我走了2万多里路之后！我一直想做军事工作，而实际上却总是做政治工作。我现在后方任政治部主任。

    《百年潮》2004年第7期

“红色历史学家”沦为大叛徒
王炳毅

    美国著名记者兼专栏作家索尔兹伯里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于1986年出版后，在国际上颇有影响，一版再版，并译成多国文字出版。该书中提到延安时代的“红色历史学家”徐梦秋，说他参加过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有不少交往。读者往往因为对徐梦秋的生平了解甚少而感到困惑。虽说徐梦秋在1976年5月才病死于南京的监狱，但他的政治生命早在1943年，即他在新疆叛变时就已结束了……
　　当上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历史学家
　　徐梦秋，安徽寿县人，1896年生，自小聪颖，记忆力特别好，用乡里私塾先生的话说，他生来就是“做学问读书的料”。徐梦秋在中学时代就喜欢阅读进步书籍、报刊，在安庆（当时的安徽省会）、芜湖参加过反帝爱国斗争和五四运动，他的思想受到科学民主精神的洗礼。1922年，徐梦秋怀着“济世救国”之志和弟弟徐梦周离开安徽家乡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进入设在渔阳里7号的上海大学。这所社会大学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创办，负责人杨明斋，是山东平度人，早年去东北，后经海参崴去苏俄，在西伯利亚当过劳工组织的工会干部，内战时当过红军中中国支队的翻译，几次见过列宁，成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上海的骨干，协助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开展工作。上海大学的教员有瞿秋白、沈玄庐、恽代英、陈望道、邵力子等。学生有好几百人。著名的如匡亚明、杨尚昆、刘少奇、贺衷寒、邓文仪、柯庆施、杨之华等。来自安徽的学生似乎特别多，除徐梦秋、徐梦周兄弟外，还有胡允恭、柯庆施，胡宏浪、陶良、王步文、吴云、薛卓汉等。徐梦秋体质不佳，又不喜锻炼，常生些小病，其表现也不引人注目。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喜读中外历史书籍，且喜作笔记和卡片，相当认真。这一点给师生们留下了较深印象。瞿秋白在课堂上就几次表扬过他。1924年，上海大学抽调大批学生去大革命气势正高涨的广东，参加黄埔军校、海军、后勤部、公安局、省政府等部门的工作。名单中有徐梦秋，他因生病，没能与胡允恭等同学一块南下，遂留在上海工作。曾在国民党江苏省（那时上海隶属于江苏）党部教育科工作。
　　1926年，徐梦秋经彭述之（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助手，《向导》主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周恩来、陈延年领导下，从事过工运工作。
　　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清党反共的腥风血雨中，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乃至国民党左派人士惨遭杀害。徐梦秋隐藏于法租界内，隐姓埋名，因得到王亚樵领导的安徽帮的保护而幸免于难。以后，他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为谋生计，他化名孟明进入商务印书馆当过校对员和编辑。利用相对安静的工作环境，徐梦秋读了不少书。他着重研究明史，以好几个化名撰写文章，还出版过几本通俗型的书，如大孚公司出版的《朱元璋评传》、《南明哀史》，广益书局出版的《中国抗倭史》、《戚继光》等。这些书深入浅出，文笔较生动、清新，拥有不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徐梦秋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引起创造社的进步作家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注意。在接触中，成仿吾才知道徐梦秋是自己的同志。经过成的帮助，徐梦秋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30年秋，徐梦秋奉命离开上海，进入江西苏区搞文化宣传工作。一年后，徐梦秋当上苏区政府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他工作勤奋，有些魄力，能放得开，讲求效率。1932年，徐梦秋调入红军大学工作，主讲《民国政治史》、《马列主义辩证法》等课。苏振华、刘震、李志民、刘亚楼等红军高级将领都曾听过他授课。毛泽东在征战闲暇与他时有接触，谈论时政、历史，每每谈到深夜。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陆定一等红军领导人与徐梦秋的关系也都不错。1933年，徐梦秋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第三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结束后，他曾升任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又名西施学校，以纪念先烈贺西施将军）政委、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还随同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战争年代，徐梦秋失去左脚，不良于行。到达延安后，他因有残疾，又常生病，就没担任什么具体领导工作，但常去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授课，与丁玲、周扬、成仿吾等文化界人士交往较多，还与他们操办过庆祝徐特立６０大寿的活动。徐梦秋还常在延安报刊上发表文史文章。组织上对他很爱护，居住的窑洞较好，还为他配备了一名叫王义福的勤务员（王当过红军战士，安徽人，当过红四方面军政委张国焘的警卫员）。当时，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奉蒋介石密令封锁陕甘宁边区，延安物资供应紧张，缺医少粮。而徐梦秋却享受着相当高的优待，每月能得到一斤猪肉、半斤鸡蛋、两斤黄豆，还获准开小灶。中央卫生部的医生定期上他住所为他检查身体。1936年徐梦秋在延安结婚，妻子李玉南是机关干部，在生活上也担负起照顾残疾丈夫的职责。而李克农、康生、罗瑞卿、徐特立等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也不过如此，甚至还略差点。党的领袖毛泽东、张闻天不止一次登门看望徐梦秋。毛泽东还多次邀徐梦秋、成仿吾上他的住所谈论历史、时政，留他们吃饭，每每谈至深夜。从那时起，徐梦秋就有了“红色历史学家”的称号。对此，他是甚感荣耀的。
　　为边疆教育事业作出过贡献
　　1937年至1939年，中共中央有一部分干部去苏联或从苏联返回延安，路经新疆时，应新疆省主席兼边务督办盛世才之邀，经中共中央同意，暂留在新疆工作。其中毛泽民（化名周彬），赴苏治病，1938年2月1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被委任为财政厅副厅长，后任代厅长，以后又调任民政厅代厅长。徐梦秋（化名孟一鸣）赴苏治病，1937年10月25日到迪化，被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后任代厅长，新疆省编译委员会委员长。韩光（化名韩明光）任督办公署上校副官、县长等职。他们与奉中央之命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等机构工作的邓发（化名方林）、滕代远、周小舟等同志汇合，开展工作。不久，陈潭秋又到新疆接替邓发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力量。
　　几百名共产党军政、文化干部办教育、办报纸、整理财政、抓生产、学习航空……他们把延安精神、抗大作风带到新疆，发扬光大。天山南北，瀚海边城，到处可以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形成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当然，新疆的问题没那么简单，表面上的进步清明气氛并不能掩盖复杂阴暗而深邃的背景。
　　新疆的铁腕人物盛世才，1930年尚不过是南京陆军参谋部的上校参谋。他是个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人物。盛在调任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后，施展阴谋扳倒督办金树仁，取而代之。为了打败马仲英、张培元等拥有武力的实权派人物，他伪装民主进步，有意向共产党靠拢，施展手腕骗取苏联领袖斯大林的信任，派出一支红军机械化部队进入新疆扮成盛世才的部队，协助他打垮了马仲英等人的部队，巩固了政权。盛当上新疆督办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限制国民党中央的力量进入新疆，而对共产党力量只是尽量利用而已，骨子里他是反共的。他阴险狡猾，玩弄权术得心应手。他在大量安排共产党员在新疆各部门工作时并不忘实行暗中监视。抗战初期，徐梦秋在新疆的共产党员中地位相当高，仅次于陈潭秋，与毛泽民大体相当。林基路、方志纯等同志都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应该说，徐梦秋为新疆发展教育，启迪民智，做了不少工作。他是新疆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也授课，主讲《中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林基路（新疆学院教务长）主讲政治经济学，毛泽民主讲新疆财政和战时经济。
　　徐梦秋还经盛世才批准，聘请了知名进步人士杜重远来新疆学院工作。又由杜重远出面邀请茅盾、张仲实、史枚等著名作家、学者授课。赵丹、徐韬、朱令明、叶露茜等电影明星、导演也应邀迢迢千里从陪都重庆来新疆工作，宣传抗日。
　　为改变新疆严重落后闭塞的面貌，许多革命同志都作出了努力。在徐梦秋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报告新疆当时的教育状况时说：“……到1938年初全疆只有一个最高的学校———新疆学院。现有经济系、教育系、语文部、高中部，学生只有百余人。因为课程不系统，无中心，学生质量简直不如口内各地的高中。……各区教育局是学校直接领导者。但现在六个局长都只知道拿薪水，对下级学习，除了照转公文外，不起任何领导作用……这里简直是一片沙漠，一切新的书报都不易见到，就连教科书都没有，旧的东西，是极盛的流行着。希望指定人代收集陕公等学校的讲义、参考书以及剧本、歌本交人带来，这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毛泽东在延安接到信后，很重视，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紧急调运陕北公学300套讲义教科书和延安《解放日报》社、中央图书室等机关凑出的几百本文化书刊派人搭车送往新疆，以支持徐梦秋的工作。中共中央派驻新疆的干部分到教育部门的除了徐梦秋、林基路外，还有伍乃茵（伍尚明，曾任疏勒小学校长）、陈茵素（陈文英，曾任库车汉小校长）、娄曼文（崔少文，曾任迪化女中教师）。这些人怎么也想不到她们敬重的革命前辈、红色历史学家徐梦秋在后来的严峻斗争中竟然会变节……
　　被拘捕后变节出卖陈潭秋、毛泽民等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无心抗日，掀起反共高潮。新疆军阀盛世才窥测风向，向重庆的蒋介石靠拢。1941年6月，德国大举进攻苏联。卫国战争初期，苏军丧师失地，损失惨重。盛世才判断苏联已自顾不暇，政治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他与重庆当局拉关系，表示愿意接受领导，推行反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日益疏远。
　　“山雨欲来风满楼”。1942年5月，陈潭秋按延安中央指示，在新疆中共干部中实行整风，成立了以陈潭秋为主任委员，徐梦秋、刘希平为副主任委员的整风领导小组，进行党性与革命气节教育。这时，盛世才撕下了伪装面具，搞起残酷的政治清洗。他捏造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受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的指使，要搞阴谋暴动，以推翻盛世才的政府。警、宪、特工四出，一批批捕人。陈潭秋、毛泽民、方志纯、林基路等几十人被扣押起来。中统特务头目季源博奉蒋介石密令赶往新疆，主持秘密审讯，严刑拷打、软硬兼施，诱供逼供。陈潭秋等同志英勇不屈，据理力争，拒不认罪，开展了可歌可泣的反迫害斗争。徐梦秋和妻子李玉南、公务员王义福以及潘同、刘希平等几十人也被关押。在刑讯中，潘同、刘希平两人先变节，写出脱党声明。他们昧着良心，承认新疆中共组织确有个“阴谋暴动”计划。第三个变节的便是徐梦秋。在季源博下令用刑后，他动摇了。过了一天，他在监狱中写下亲笔供词及脱党书，给自己同志栽赃，污蔑自己以苟全生命，咬定陈潭秋、毛泽民确实暗中策划搞暴动，推翻盛世才的政府，还泄露了党内的许多机密。而在不久前，他被软禁于八道梁仓库（一临时拘押所）时，还与陈潭秋商议如何开展争取自由、撤返延安的斗争，起草了致盛世才的抗议信。徐梦秋等三人的叛变是盛世才、季源博等反动头目求之不得的事。他们权衡再三，未张扬此事，只是加紧对陈潭秋等被捕同志的野蛮迫害，使用上老虎凳、灌辣椒水、铁钉钉手掌等种种酷刑。1943年7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领导同志被盛世才下令秘密杀害。
　　1943年1月，中共中央从共产国际得悉，在新疆的全体中共人员被盛世才扣押（当时是软禁，尚未入狱）的消息后，即设法营救。但由于盛世才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一直情况不明。直到1944年，中共中央还不知道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已壮烈牺牲，也不知道徐梦秋、刘希平等三人已自首叛变。1944年5月，中共代表林祖涵（林伯渠）赴重庆，再三与国民党当局严正交涉，“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请政府下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既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等……”。国民党当局只是敷衍而已。
　　1944年秋，盛世才被迫同意离开新疆，出任重庆政府的农林部长。这个刽子手大势已去，再没有了旧日威风，不能不依附于并不欣赏他的蒋介石。重庆当局另调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1945年4月，吴忠信批准了新疆警务处长胡国振（军统特务）《关于徐梦秋、潘同、刘希平三人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将徐梦秋送往内地，潘同留在警务处试用，刘希平分发民政厅录用。徐梦秋还受到吴忠信的召见，客气地叙述了同乡之谊，吴忠信对他“好言慰勉”，还送了一笔旅费，令徐梦秋很感激。
　　1945年9月，徐梦秋被送到重庆，为人身安全计，住进磁器口军统局干部宿舍区。他郁郁寡欢，闭门不出。读读书，练练书法，饮饮酒，打发苦闷，寂寞度日。半年后，徐梦秋随军统局返回南京，挂了个政治研究员空衔，处境与另一大叛徒张国焘相似。在南京，徐梦秋极少参加社会交际。研究历史，天天读读书报，打发时光。住所在市中心新街口广场附近的青石街的一旧式洋楼里。不久，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
　　1948年11月，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西北、华北、华东各战场人民解放军节节取胜，蒋介石被迫引退下野，遥控政局，负隅顽抗。保密局撤逃台湾途中，局长毛人凤命徐梦秋转去福建，不必去台湾。这主要是看他已没有利用价值，视同累赘。徐梦秋失魂落魄，凄凄惶惶。他设法乘海轮经福建去上海，避居于一旧日友人家。不久，又经南京逃往皖南屯溪，在一山村隐姓埋名。他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1949年6月，徐梦秋走投无路去南京投案，要求见见昔日战友，任过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现为二野司令员兼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刘伯承，被拒绝。旋被市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判处无期徒刑。1976年5月22日，徐梦秋在狱中病死，结束了他的一生。

《百年潮》2004年第4期

台湾报纸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阐述

    引言： ［长征］：是指上个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的、由一群七拼八凑的、没有工作的工人和没有土地的农民所组成的、反叛国民政府的武装叛军——［红军］在强大的国军五次精心组织的围剿下，从盘据的江西山区有组织的狼狈逃窜过程。

    内文： 从1934年10月开始，英勇强大的国军对溃逃的［红军］进行了致命的追击，通过［湘江歼灭战］、［四堵赤水逼迫战］、［乌江拦截战］、［铁索桥以少胜多之战］、［追敌入草地之策略战］、［赶匪上雪山之巧计战］、［六盘山阻击战］等大小战役，范围包括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众多省份，国军转战征程将近两万五千里，历时两年，直至1936年10月将共党［红军］从江西赶到陕西境地。［红军］死伤惨重，大部被歼，一路病死、饿死、被捕者人众。最终，号称三十万人之众［红军］被消灭至仅剩数万老弱残兵。

    续言： 国军并未因［红军］仅余不堪一击的数万残部而作罢，继续对其进行剿灭。 数百万精良装备的国军对用小米加步枪武装的剩余［红军］（后称之为：“共军”）组织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精彩围歼战役。经过了近13年（包括[八年抗战]的被迫合作期）的成功奋斗，国军围剿共军从大陆一路追杀至台湾，最终将共军困在大陆将近六十年之久。

    终言： 围剿尚未成功，国军还需努力。我们一定要为实现将共军赶入台湾岛的最终目标而奋斗！

旧苗10楼真是妙文，害俺笑出声来了都。

主楼文章《读书文摘》2007年1月号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