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看起来是一个两难处境。

　　以手机为例。假如真的实施实名制，首先将会有超过两亿的用户面临重新登记的问题。这是很大的工作量。其次，这并不是一次性的工作。因为手机资费的调整及用户的个人需要等原因，未来将不断会有用户更换手机号码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日常的销售中，用户资料的登记、更新将成为经常性的工作。而且，这种繁琐的手续将直接影响到经销商的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手机实名制很难不成为虚设。经销商甚至会主动帮助顾客避免繁琐的手续。至于核查经销商是否遵守实名制，这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作。

　　另一方面，在匿名的掩护下，确实发生着大量欺诈行为；而在实名制下，这些欺诈行为应该会大大减少，至少其发生频率将下降到与其他欺诈行为大致相当。如果拒绝实名制，怎么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呢？放任这种匿名掩护下的欺诈行为吗？

　　面临两难处境对于有的人来说，也许是一件令人沮丧和为难的事情。但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来说，却正好为从经济角度分析问题提供了思路。因为所谓经济分析，就是指成本收益分析，而成本收益正是一种典型的两难。换句话说，处理两难问题，是经济学的长项。

　　实名制的问题，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信任的成本收益问题。在人际交往中，尤其是在商业交往中，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是保证交往正常进行的基础性因素。假如人人都彻底互不信任，即使有再多的合同条款，也无法进行任何交易，甚至无法进行基本的人际往来。而假如信任卓著，就会直接促成许多交易合作关系，也就是说，维持信任是可以带来收益的。不过，维持信任也是需要支付费用的。无论是在交往中证明自己的身份，还是平时保持经常性的往来，都不是免费的。这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

　　这样说来，似乎实名制是应该得到支持的。因为实名制可以提供建立信任的基础。但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信任固然是必须的，但关键在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所需要的信任强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在路边买一瓶矿泉水，你可能只需要自己看看店铺的大致情况和矿泉水的外表，就可以决定是买还是不买。可是如果想在股市中收购一家公司，恐怕你就要拿出一笔钱来，聘请专业人员来调查分析那家公司方方面面的详细情况，才可以决定收购与否。只是和某人临时合乘一辆出租车，你甚至都不必知道对方姓字名谁。可如果你想和某人谈恋爱，他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脾气秉性、收入状况等等，恐怕都会成为你努力了解的内容。

　　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信任强度，于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建立和维持信任而愿意支付的费用也是各不相同的。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是因为需要更强的信任。如果不需要那么强的信任，在这上面多耗费金钱和精力，无异于浪费。信任固然是个不错的东西，但和其他任何有限资源一样，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合适就好。换句话说，人们总是根据交往和交易的需要，建立维持相应的信任，并支付相应的费用。

　　临时合乘一辆出租车，却对对方的私人信息刨根问底，这是在追求多余的信任。即使真有这样无礼的人，对方一般也不会有问必答，因为没必要只是为了保证这次合乘出租车能够顺利进行而支付这样高的交易费用。而只收到一条短信，就给不知名的人寄去成千上万的钱，则是没有支付应有的调查费用。这样的交易当然值得用一些交易费用去调查对方的信息是否真实。不这样做只能说明当事人缺乏经验。

　　关于信任的另一个要点是，相应的费用是由双方共同承担的，具体的比例多少根据双方对交易的需要程度决定。如果你很想进入某家公司工作，那你就会主动制作简历，向公司详细介绍自己的个人情况。假如某家公司很想雇用你，则那家公司就会主动支付费用，了解你各个方面的情况。“猎头”公司并不需要求职者主动上门。

　　实名制无疑是一种建立维持信任关系的手段。它会有一定的收益，但也需要一定的成本。问题在于，实名制所带来的信任强度对于某些人来说太强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又可能还不够。但不管是过强还是不够，实名制的强制实施要求所有的人都承担这笔费用。对于过强的人来说，这是浪费，他们会极力避免支付这笔费用。这造成了实名制被规避，不能真正落实。而假如因此就不实行任何实名制，对那些需要这种信任关系的人来说，又是供给不足，造成了相应的社会问题，比如短信诈骗。于是便产生了所谓的两难局面。显然，这种两难局面不是实名制本身带来的，而是要求全社会接受同一种水平的信任关系及其交易费用造成的。

　　所以说，一刀切的实名制应该被层级信用制取代。所谓层级信用制就是提供多层次的信任强度，不同的层次所需要的费用也各不相同。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信任层次，并支付相应的费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一刀切”所带来的非此即彼的两难局面。

　　仍以手机为例。运营商可以提供不同级别的身份登记手续。同时在接听电话的一方那里显示主叫方的相应信息。假如打算用自己的手机进行重要的商业交往，不妨在运营商那里登记详细的个人和单位信息，供潜在的合作伙伴方便地查询。这实际上是号码持有者在主动支付建立维护信任关系所需的费用。假如手机只是供自己私用，就可以不登记任何个人信息，不过这样一来，接听你电话和收到短信的人也会得知，这是一个完全无法信任的电话号码。由这个号码发来的任何信息都是需要另外验证的。如果仅仅根据这样无法认证的号码发来的信息，就贸然交易，汇出钱去，造成的后果也就只好自己负责。

　　这种层级信用制实际上是运营商把“通过手机建立和维护信任关系”这件事作为一项服务来销售。运营商不难于其中找到获得收入的办法。这样一来，当然就不会存在运营商消极抵触的现象。而对用户来说，则是各取所需，各付其费，同样没什么可抱怨的。而那些想在匿名掩护下为非作歹的人将无计可施。他们面临着这样的局面：要么公开身份，要么没人把他的话当真。

　　市场、自由交易的力量经常被低估，这首先是因为市场的作用范围往往被限制。限制的结果是政府代替了市场。政府遵循的是多数通吃的规则。手机的实名制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要么为了降低成本而不实施实名制，那样不能避免匿名行骗；要么为了加强信用而实施实名制，那样必然使得不需要的人也要支付费用；总会有人不满意。而市场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比例代表制”。多层级的供应对应着多层次的需要。多数人和少数人的需要都有机会得到满足，只要付费即可。所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实行市场所带来的“比例代表制”，而不是强制所带来的多数通吃规则。

　　当然，实名制的范围不仅仅包括移动通讯，还包括银行、网络、就医等多方面。银行能够成功实施实名制的原因在于银行的垄断造成银行的数量很少，政府可以实行有效的管制。假如银行像手机销售商那样众多，账户实名制也将同样面临难以落实的问题，也需要层级信用制来解决。在层级信用制下，要想交易，请提供大银行的经过认证的高信用账户。现在统一实行实名制，提供同样的信用等级，并没有能够制止不法分子利用银行账户诈骗。银行确证储户身份并不是无成本的，显然，强制实施实名制并没有确保银行一定支付这笔费用。总有规避的办法。

　　至于其他领域，理论上同样适用于层级信用制，比如网络。由于网络领域的放开程度较高，人们可以自由发展出合适的交易方式，这里实际上已出现了层级信用制。比如，有些网站需要详细的注册程序，不提供个人信息就不能进入；有些网站甚至是封闭的，只对特定人群开放。涉及电子商务的网站都有各自的身份确认的办法。不过，大部分网络世界都在实际中发现，他们不需要实名制这样的信任级别。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强制推行实名制，带来的后果只能是负面的，将极大地抑制网络的发展。不过，也许有人正需要这样的结果。谁知道呢？

《权衡》2006年10月号

可以更进一步，中国文化中没有“容错”的理念，而我们应该认识到即便是犯罪也有其进步意义，譬如当年的投机倒把，现在的权钱交易。

如果因为个别人的错误行为而限制所有人的自由，那与其说是对犯罪的惩罚，不如说是自我虐待。

譬如，有限公司制下必然存在合同诈骗，是不是我们就该都搞无限责任公司呢？

再进一步，是男人就可能犯强奸罪，是不是中国人都该被阉割呢？

请从始作俑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