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愚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爱好者，我曾经和很多人一样，对中国社会开始“向左转”——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注重分配的平均程度感到担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喋喋不休地引用自由主义的语言说：平均主义将会断送社会的创新力。

     从表面上看，哈耶克是支持这种观点的，比如他在谈到平等问题时说：“如果在现代文明兴起的过程中，有一个世界性的权威机构不许某些地区领先其他地区太多，并确使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物质利益能平均分配给世界各国，那么世界的发展前景显然回因为如此安排而比世纪发展进程糟糕得多。”

      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始终反对统一的计划，他认为，将整个社会都纳入根据一项统一计划建构起来并受这种计划指导的一个单一组织系统之中，无疑会扼杀那些型构个人心智的种种力量，甚至会扼杀那些计划出这种组织的个人心智。

      苏联计划经济的失败和中国转向改革开放，都验证了哈耶克的这个判断，因此，对于经历过计划经济或者对计划经济有记忆的中国智识分子，难免会对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向左转”的平均分配主义倾向心怀戒备。

      从某种程度上说，哈耶克甚至可以被归类为赞同“贫富分化”，反对平均主义的，他认为，在进步的任一阶段，富有者都是通过尝试贫困者尚无力企及的新的生活方式，从而为社会进步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因为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初期尝试时需要巨大的成本，这个成本只有富裕者才能承担，日后这种生活方式会向大众普及。比如彩电，如果一开始没有有钱人消费，则后来大众可能没办法享受低廉的彩电。）。哈耶克认为，没有富裕这的这种贡献，贫困者的进展将会大为延缓。

     实际上，哈耶克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国内的一些所谓经济学家拿来作为证据，用来反对中国目前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比如薛兆丰就认为，贫富分化不是坏事，言下之意就

是我们的经济进步要感谢贫富分化，当然还有一个署名叫做中国财经评论家的戴志罡的家伙更是放话说：“我们不应该抱怨贫富差距，而恰恰应该感谢它。”

      我不知道上述两位有没有读过哈耶克，不过我想他们的观点应该和上述所说的哈耶克的观点如出一辙。

     不过，且住，哈耶克在说上述观点的时候，还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自由竞争，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操握政治特权者发展，或者先行发展者能够获致政治权力，并且运用这一权力去阻碍他人的发展，那么它就不可能比平均主义社会更优。”

    这番话真是醍醐灌顶，薛兆丰和那位戴先生只知道平均主义会扼杀竞争力，却不知道，如果是特权阶层发展造成的不平均，还不如平均主义社会。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造成的贫富分化，还是特权优先发展造成的贫富分化，有目共睹，区区一个上海社保局长就可以动用十几亿的资金，用来帮助“民营企业家”收购高速公路，更不要说电力公司、国有银行、石油石化等垄断国企的高收入造成的社会贫富分化。

      很显然，中国这样的贫富分化显然不是哈耶克所说的贫富分化，经济学者生搬硬套，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只能理解为无知的书呆子，只看课本，不顾现实，后果重可误国误民，轻也是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