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亚明

对于都市研究的日趋重视，显然是世界范围内加速度推进的都市化进程的直接后果。"都市化"，按照《布莱克威尔社会学词典》的定义，是指在以非农业性为特征的社区（即城市）人口集中的过程，在这些城市中，生产主要是围绕服务和商品而设置的。都市化进程最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开始，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劳动分工变化的必然产物，当时农业生产已经能够提供超出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和其他食物，这就使得人口中的一部分人能从事其他非农业劳动的工作。但是在4000多年的人类历史中，城市发展速度和数量增长都一直非常缓慢，这种格局直到"18世纪末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工业革命使得都市化的浪潮几乎触及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市化以一种爆炸性现象呈现了出来。据估计，1800年，世界人口兄挥?%的人生活在城市；1900年，上升到14%，到1975年，上升到41%；预计到2025年将有60%的人生活在城市。除了都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外，都市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所产生的作用也越来越巨大，因为空间及都市社区资源都可以用来产生利润"。[1]
　　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19至20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开创者虽然都没有预见到这种惊人的都市化发展速度，但他们依然将西方文明的本质看成是都市文明，认为正是在西方都市中产生了政党与政治家、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了西方艺术史上所有独特的现象、孕育了近代文明的承担者--市民阶级与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从城市现象入手探索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罪恶最生动的体现，又是社会进步力量最充分发展的空间。与马克思相反，韦伯关注的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是部分而不是整体，但他同样认为城市的核心问题是它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换句话说，首先城市就是一个市场，城市可以通过已经建成的市场体系而得到了解，其次城市必须被理解为部分自治机构，部分政治自治是城市的一个关键标准。涂尔干既反对从现象透视本质的研究路径，也拒绝对局部现实进行概念抽象的必要性，而强调必须以观察作为认识城市的基础，他认为城市对于某种社会力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就是说，城市造成了刺激社会分工的社会集中，这有助于打破传统道德纽带，同时涂尔干也观察到了现代城市中这些力量的反常发展。齐美尔则富有创造力地将都市看成是"货币经济"的根据地，他认为都市生活既提供也阻碍了个人创造性的实现，在都市中个人虽然变得孤独、冷漠，却也因而增加并发挥了自治自主能力，并提升了个人自由与发展自我意志的机会。都市一方面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舞台，使个人人格有了许多不同层面的成长空间，但另一方面都市又强调效率、理性与自我利益，这不仅淡化了人际交往的亲密性，而且将所有人格和品质都化约成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值多少钱？"，齐美尔还提出了"四种在都市里特征性明显的、相互关联的文化形式：1.理智性强，都市居住者用理智而非感情来处理日常或工作事物；2.精于计算，都市居住者对于自己的行动要权衡利弊得失，考虑再三；3.厌倦享乐；4.人情淡漠，都市居住者大多躲藏在自我保护的幕墙后面，很少显露感情或直接向他人表达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淡漠疏远。"[2]
　　彼得·桑德斯在《社会理论与都市问题》一书中，一方面高度强调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对于都市社会学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著作中的方法论原则，以及这些原则在分析都市问题时所造成的结果。桑德斯认为，大多数关于城市的研究，都把理论资源上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芝加哥学派，而偏离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都市社会学创始者所聚焦的核心问题。在桑德斯看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是，首先是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本身的研究工作，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很少论及城市，而是因为：所有这些理论创始者的中心内容都不外乎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政治内涵，城市的迅速生长以及由此带来的都市问题。但是，从他们的著作来看，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都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一种专门的都市理论来加以解释，相比之下，关于社会关系变化根源的理论显得更有必要。他们谈论城市，只不过取以下两种方式之一：第一，城市固然是西欧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值得注意和分析的重要对象，但它的重要意义仅仅体现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而已，无论是古代城市还是现代城市都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分析；第二，城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说，是其重要的环境条件而不是动因。[3]
　　桑德斯关于都市研究的起点不应该仅仅上溯到芝加哥学派、而应该回归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理论起点的看法，无疑是具有洞见性的，但是，桑德斯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值得商榷的：他认定在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著作中不存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都市生活的理论基础。其实，马克思不仅仅单纯关注城市本身，而是把城市看成资本主义最清晰地表现自身的空间。这正是马克思超越一般都市社会学的深刻之处，因为脱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进程，并不能真正突现城市问题。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确对于都市现象兴趣不大，而更注重分析19世纪新兴工业社会的其他主要特征。不过，以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齐美尔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仍然深刻地影响了早期发展主义对于现代化和人类生态学的假定，这种结构功能与发展主义的假定，直接影响了20世纪初兴盛一时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最宝贵的遗产是把社会学看作与当代城市中各种交互形式相互关联的学科，把社会学家看作是促进合作性关系的人。
　　都市社会学的创立是与芝加哥学派这一名称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叶堪称都市社会学的"黄金年代"，此时，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主要关注的是都市生活的本质，着重分析的是所谓的"都市问题"，如失业、贫困、社会动荡、拥挤、无根飘泊等等问题。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对城市的研究都是社会学中最主要、占统治地位的工作。芝加哥大学虽然创建的时间不算早，它建校于1892年，但它的社会学系却很快在全美国产生了导向性影响，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这一学科的权威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是以芝加哥大学为基地的。芝加哥学派对都市发展的动力以及都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在这两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芝加哥学派的灵魂人物罗伯特· 帕克（Robert Park）发表了著名的"城市"一文，他认为城市"是一个实验室，或诊所，在其中，人类本性和社会过程可以被有利地进行研究"。这篇文章使得对都市生活的关注变得重要起来，它同时也为都市社会学开列了详尽的研究计划。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193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这是一篇具有重要影响的都市研究文献，沃思认为都市环境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他把这种社会生活称为都市主义。在沃思看来，城市中的社会生产较明显地表现出没有个性特征，这是建立在某种正式关系和由不同成分组成的人口构成复杂的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因为这个原因，都市中的社会生活更具刺激性同时也更异化[4]。
　　沃思的理论灵感来自于齐美尔35年前发表一篇都市文化的经典性论文"都市与精神生活"，齐美尔主要想确立的是都市文化是现代性的文化这样一个思想，他在"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提到了很多日后在沃思文章中出现的主题，如都市作为孤独、隔裂的个人的居住场所，它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契约。齐美尔与沃思的文篇文章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沃思对齐美尔的思想所作的阐述与系统分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仍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沃思在很重要的方面误读了齐美尔的文章。[5]
　　继芝加哥学派之后，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理论及其新马克思主义倾向，在他发展一门更为严谨的、理论性很强的"新都市社会学"的努力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曼纽尔·卡斯特与彼得· 桑德斯都受到了阿尔都塞的影响。卡斯特对于像沃思这样从文化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的方法作过猛烈的抨击，他认为一个科学性的学科需要一个适当的"理论对象"， 他认为城市空间是不能直接被了解或解释的，而必须从一个由理论性所产生的对象的角度来分析。如果说，帕克的理论对象是整合（integration），沃思的理论对象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内容，那么，卡斯特的理论对象则是集体消费，这是他为了解决都市社会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而锁定的理论对象，他试图通过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融入都市社会学以重建这一学科。在卡斯特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城市的一个明显作用不是在于它的生产过程（像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那样），而是在于它作为"集体消费"的中心这一特性上。集体消费指的是通常由国家集体性提供的服务形式，如大众住房、交通、医疗设施等等。因为集体消费是适应于居住在某一个空间区域中的人的，因此它就有了一个空间的所指对象。而且，提供这种服务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动员，因为它会引发旨在通过对集体消费的现存模式进行抗议来改善都市条件的都市社会运动、抗议团体等。卡斯特认为，因为这些抗议与劳动力在生产联系在一起，所以如果它们与工人阶级运动联系起来，可能会具有革命性的潜在力量。"[6]
　　卡斯特对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主流都市社会学的批判，造成了都市社会学范型的转变，并深刻地影响了都市研究的格局。不过，卡斯特对于芝加哥学派的工作并没有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他曾称赞沃思的作品是社会学中为了确立都市社会学的理论对象所作的最严肃的理论尝试，认为帕克与沃思的意义在于他们不仅避免了从人类主体的角度来解释问题，而且试图通过发展一种关于决定过程的理论来解释都市现实。卡斯特发表的《都市问题》、《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城市与基础》、《信息化城市》、《世界技术城市》（与彼得· 霍尔合著）等著作，都对都市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近期的信息时代三卷本巨著的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崛起》已有中译本问世。
　　虽然早在70年代后期，卡斯特就宣布脱离了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但他依照阿尔都塞的思路对列斐伏尔所作的批判，却长期影响了英语世界对于列斐伏尔的都市研究理论的正确评价，这一局面直到90年代列斐伏尔的英文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法文本发表于1974年）和《亨利·列斐伏尔城市论文集》发表以后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阿尔都塞曾经说过："当我说，人道主义的概念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是科学的概念）时，我指的是，当它真正指明（标示）一套现存关系时，它与科学概念不同，它不向我们提供了解它们（现存关系）的方式或途径"[7]。卡斯特正是运用这一点来反对列斐伏尔的。
　　彼得·桑德斯认为："卡斯特对列斐伏尔的分析提出了不少批评，其中大多数是针对他的都市社会的概念的，认为他的都市社会已经超越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经典时期，卡斯特很想推翻这一概念。然而，卡斯文特作批评的主要动力来自认识论而非理论性，因为他不同意列斐伏尔关于空间所作的假定，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通过人类主体（资本家、政客或其他人）的有意识活动产生的"[8]。在卡斯特看来，列斐伏尔这种分析"表明空间，就像整个社会，是作为人类特性以及人类欲望自然表达的创造自由的原创性工作。只有接受列斐伏尔这种绝对的人道主义，研究分析工作才可能朝着这一方向进行：它将始终依赖它的形而上学的基础"[9]。
　　其实，卡斯特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的深刻内涵，列斐伏尔在1974年法文版的著作《空间的生产》中，力图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于空间的简单和错误的看法，他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相反，当代的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性地互相重叠，彼此渗透。"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社会空间。确实，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空间消失。"[10]因此，在列斐伏尔看来，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而空间的重组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他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列斐伏尔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人物，早在80年代，列斐伏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之一，已经受到了高度关注，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已经早就被介绍到国内，他的著作《论国家》也被翻译成了中文。但是，列斐伏尔对于都市研究的巨大贡献，却一直是国内思想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盲点，这与英语世界对于列斐伏尔思想的隔膜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在列斐伏尔的著作《空间的生产》发表后不久，福柯作了《地理学问题》的访谈，他同样注意到了空间的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命运，空间长期以来一直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辨证的、静止的。显然，空间和时间观念在西方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空间成为了与时间及其所代表的丰裕性、辨证性、富饶性、生命活力等相对立的观念。福柯1984年发表的《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一文，这原出于他1976年的一次演讲，在这篇文章中，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这与19世纪的特征恰好对立，后者一直为与时间相关的主题所纠缠，比如对历史的迷恋，对发展、悬置、危机、循环、过去、人的死亡等的关注。在福柯看来，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网络，而更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经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11]
　　列斐伏尔则进一步强调："社会空间并非众多事物中的一种，亦非众多产品中的一种……它是连续的和一系列操作的结果，因而不能降格成为某种简单的物体……它本身是过去行为的结果，社会空间允许某些行为发生，暗示另一些行为，但同时禁止其他一些行为。"[12]事实上，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了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因为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如个人主义、商品化等）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逻辑。控制生产的群体也控制着空间的生产，并进而控制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被分段，被降为同质性，被分成碎片，成为了权力的活动中心。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地，那么它也已经成了巨大对抗的场所。"[13]同时，消费主义也开启了"全球性空间"的生产的可能性，于是，对于差异性的普遍性压抑转化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
　　列斐伏尔的分析无疑是理论性的，但并不是一种理论性意识形态。卡斯特则认为既然列斐伏尔的分析以理论（或形而上学）范畴为基础，这导致了它无法认识社会生活的决定性条件，从而阻止了它向科学的突破。他认为虽然列斐伏尔的分析是激进的，但它仍然有效地阻止而不是帮助了科学批评。在卡斯特看来："这一新都市意识形态也许能这样服务于崇高事业……而同时掩盖了理论实践仍然很难把握的那些根本现象"[14]。
　　卡斯特还批评了激进程度低于列斐伏尔、但同样试图用个体的行为来解释都市过程的都市理论。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社区力量理论。这种理论旨在寻找出哪些个人或团体在社区层面享有最大的决定政策的权力，卡斯特认为权力概念不能从个人特征或个人关系的角度来定义。
　　与卡斯特一样，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也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试图在都市研究领域发展出一门政治经济学，不过，大卫·哈维与卡斯特不同，他的研究深受列菲伏尔的影响。大卫·哈维对于他所居住的城市--巴尔的摩的精彩分析，已经成为了都市研究的典范之作。大卫·哈维的著作《资本的限度》、《资本的都市化》、《都市经验》、《后现代性的条件》、《公正、自然与差异的地理学》、《希望的空间》等也已经成为了都市研究的必读书目。《希望的空间》是大卫·哈维2000年出版的近作，从地理学的发展、全球空间时代的身体化与政治化的个体、乌托邦的空间和建筑与人性等四个角度讨论了当代都市研究问题。
　　另外，爱德华·索哈（Edward W. Soja）和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等人，从分析洛杉矶着手所进行的都市研究也非常重要。索哈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市规划系教授，也是以代表都市研究的后现代取向的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后现代地理学》一书曾产生过重大的理论影响。索哈的《第三空间》以洛杉矶的都市研究为分析背景，讨论了后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与都市问题；他2000年发表的最新力作《后大都市》，则从城市与区域的批判研究角度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重新界定城市空间的历史地理、后大都市的六种话语、重新思考1992洛杉矶的都市空间。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并不是一位学院式的专家，而是一位具有敏锐意识的学术边缘人，曾经当过屠夫和卡车司机的戴维斯在《水晶之城》等著作中关于洛杉矶的研究，已经成为了都市研究的经典著作。戴维斯的《恐惧的生态学》同样是以洛杉矶为分析对象的，它从对于灾难的想象这一独特角度来讨论都市研究问题，本书举证文学、电脑游戏等众多方面的例子，其中关于《银翼杀手》（Blade Runner）的分析，堪称经典之作，《银翼杀手》是美国已故著名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的一部小说，它以未来的洛杉矶为背景描写人类对于克隆人的追杀，已经被好莱圬拍成了电影，同名的经典电脑游戏也已经发行了中文版，而且北京大学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供玩家之用的"游戏功略"。《银翼杀手》不仅在欧美和中国造就了大量的发烧友，而且也成为了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一个著名个案。
　　 说到都市文化，不能不提到沙朗·佐京（Sharon Zukin）的名字，她的《城市文化》一书因为极具原创性，已经成为都市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都市文化研究的分析深度，而且提供了其他研究著作所缺乏的许多崭新的细节性资料，它的出版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有关城市文化的整个话语环境。沙朗·佐京也因此成为了这一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权威人物。本书深刻、细致、入木三分地描绘了美国城市由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化过程中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分析了美国城市扩展的方式与它们越来越依赖的文化的种种"自动化"的方面，沙朗·佐京的突出贡献在于揭穿了这种"自动化"的文化的欺骗性与虚构性，沙朗·佐京深刻地指出：这种欺骗性的、不合逻辑的文化已经成了美国向全世界推销的最重要的产品。本书最为难得是作者详细记录了这些文化因素在街道上的各种体现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反映方式，并且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文化的不同方面是如何强加在人们真实生活中的情景，以及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如何深受这种象征性经济与公共空间的合作蹂躏。
　　 与卡斯特一起被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从欧洲挖来的彼得·霍尔（Peter Hall），也是一位值得一提的都市研究重量级人物，他的《明日的城市》一书从1880到1987年许多城市的发展历史出发，讨论了城市规划实践及其意识形态的演变，其中还有专门论述香港的章节。霍尔的《都市与区域规划》一书则论述了从1800年到1990年近200年间的都市规划的演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讨论了英国规划理论与实践是如何回应都市社会的特殊挑战的。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也许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都市研究学者，但是她的《全球城市》一书却在都市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在书中考察了巴黎、纽约和东京三个典型的全球城市，萨森认为与其把一些现象分别归入全球性的或地域性的领域，还不如把这些现象看成是既具全球性又具地方性，萨森对于全球城市的分析强调了全球性与地域性的互补关系，她认为全球城市恰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重合的地方。萨斯基娅·萨森的另一部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也值得一提，萨森从人员和金钱的新流动性这一全新的视角，对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极富启发性的阐释。
　　在勾勒了西方都市研究理论的一个粗略的发展线索以后，我必须强调的是，当代都市研究的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从历史角度看，最迅猛的都市化过程是与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但如今的都市问题已经超越了西方文明或资本主义的分析范畴，而且这一前所未有的都市化进程主要正发生在最难以控制的第三世界里，第三世界正在卷入一场"都市革命"，这场革命正在改变着第三世界原来以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的结构。尤其是195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都市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城市总人口所占的比率已经翻了一倍，而且许多大都市每年人口的增长率都超过了5%。从城市增长的平均率和居民增加的绝对数字两方面来看，当代第三世界的都市化已经很轻易地超过了19世纪欧洲和北美城市的增长。更何况如今的世界已经如此相互关联，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能躲避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所带来的巨大震惊。对于非工业化社会所作的研究表明，像墨西哥、埃及、印度等国家，因为农业人口的极端贫困，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因而这些国家也正经历着快速的都市化过程，一些人口学家称之为过度都市化。[15]
　　大卫·史密斯在《全球视野中的第三世界城市》一书中，进一步认为：第三世界都市化进程的非西方化，事实上构成了7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发展主义模式遭受猛烈攻击的现实背景，因为第三世界的经验性现实与发展主义的理论不相吻合，无论是都市化的结构形式方面，还是社会后果或城市增长的轨迹方面，第三世界的都市化都与发达国家大不相同，而且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增长的不平等与持续的经济停滞，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城市之中。到了80年代初，即使是受雇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正统的发展规划者也不得不开始怀疑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增长中那种被假定的生产力。到了90年代，都市研究中的比较政治经济理论或"新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开始趋于成熟，第三世界都市化背后的政治经济问题被提升到了前台，而全球性的不平等与依赖性也被看作是第三世界城市增长的具体语境。如果说，传统的生态学视角假定了一种平衡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第三世界快速的城市增长与各种都市不平衡发展都被看成是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过渡阶段；那么，比较政治经济理论则与之相反，它把第三世界的不平衡发展与不平等看作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同样地，在传统生态学理论中人口的增长、运输和通讯技术都被看成是主要因素，而比较政治经济理论则强调人口动力学或基础结构供应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毕竟，个人和家庭迁徙，以及生育决定都是一些复杂过程的结果，这些过程毫无例外地深受政治政策与经济现实的大结构语境的影响。至于基础结构的关键则在于，通讯、运输网络在空间的分布是不平等的，因此一个地区的精英能够调动道路、电话、电力资源而另一地区的精英则往往不能，比较政治经济理论感兴趣的是，寻找不同地区的行为者中间或之间的统治与从属的关系，以便解释那些差异的形成与影响，同时比较政治经济理论也高度重视统治与依赖的全球联系所起的重要作用。[16]
　　大卫·史密斯的观点，对于当代中国都市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它提醒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资源的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第三世界立场，必须具有中国的问题意识，因为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都市化进程的独特性，是欧洲和北美模式难以充分解释的，而且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即便在同一个大城市的内部，中心城区的发展与其郊区的城镇化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反映在发展规模与发展模式等方面，而且也同样反映在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上，更何况，随着人口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原本不相关联的社会群体会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发生着各种意想不到的联系。因此，正如大卫·史密斯所说，关于城市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和图表看似毫无生气，但实际上却隐含了成千上万个迁徙的人们与贫穷作斗争的故事。大都市除了意味着人类的痛苦与绝望外，同时也意味着巨大财富的聚集之地和豪华消费的场所，城市一方面有棚户区与穷人，另一方面也有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豪华的富人住宅区、五星级宾馆为跨国精英们提供工作、娱乐和休息场所。更重要的是，棚户区通常是处在豪华、富裕的丰碑所产生的阴影里。因此，不平衡增长与不平等是第三世界都市化的显著特征，而都市研究中的比较政治理论则提醒我们：第三世界必须重视这一特征带来的过度都市化的负面效应，因为这一特征往往会打通快速都市化与经济、社会停滞的联系通道。这一特征将会在下列三个层面困扰第三世界都市化的进程：一是城市生活机遇与农村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二是有限的资源都集中在主要城市中，三是在城市内部人民大众与一小部分富裕精英之间经济上的差距。[17]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都市化的不平衡增长与不平等，不仅具有上述内部固有的弊端，而且还会阻碍国家经济效率和增长的前景。总之，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不发达"与"过于发达"往往是共存的。
　　（本文为《都市与文化》丛书总序，丛书第1辑《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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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Allan G. Johnson, Blackwell, 1999, P307.
[2]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110.
[3] cf.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Peter Saunders, Hutchinson, 1984. pp12-13.
[4] cf.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8;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Allan G. Johnson, Blackwell, 1999, P306
[5] cf.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110.
[6]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28.
[7] For Marx, Althusser, L. London: Allen Lane, 1969, P223.
[8]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Peter Saunders, Hutchinson, 1984. P165.
[9] The Urban Question, Castells,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P92.
[10] The Production of Space，Henri Lefebvre，Blackwell，1991，P86.
[11] 参见《都市与文化》第一辑《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
[12] The Production of Space，Henri Lefebvre，Blackwell，1991，, P73, P85.
[13]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Henri Lefebvre,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P85
[14] The Urban Question, Castells,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P94
[15] cf. Third World Citi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David A. Smith, Westview Press, 1996, P3.
[16] cf. Third World Citi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David A. Smith, Westview Press, 1996, PP.5-8.
[17] cf. Third World Citi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David A. Smith, Westview Press, 1996, P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