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wig von Mises

　　彭定鼎 译

　　I

　　欧洲在过去20年遭受的所有不幸都是过去50年里主宰了社会和经济哲学的理论的应用的必然结果。我们的麻烦是费力得多的思想的后果。德国通货大膨胀首先是多年来占据大学经济学教席的人们、制定帝国金融政策的人们以及有影响的报纸和期刊的编辑的头脑的金融和银行理论的产物。

　　这些错误理论的核心特征就是完全拒斥数量理论[1]和货币学派的所有学说[2]。不相信任何“理论”----特别是外国的理论----的empirisch-realistische Volkswirt[3]坚定地相信数量理论和货币学派的理论不过是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们犯下的不可理喻的错误。德国Kathedersozialisten[4]并不浪费时间学习英国政治经济学。因此他们并不知道银行学派（Banking School）和货币学派（Currency School）长期争论的那些问题。他们关于这个论题的知识的唯一来源是Adolph Wagner1862年出版的Theorie der Peel\'schen Bankakte。Wagner没有经济学推理的才能。他毫无批判地接受银行学派的一切陈述；在他的书里人们看不到货币学派对银行学派的理论提出的反驳。

　　另一位货币和银行问题的主要权威人物Wilhelm Lexis更加缺乏经济学推理能力。他和Wagner一样，完全拒绝理解李嘉图的外汇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他们都相信外汇是由收支状况决定的。

　　于是，受到这些人的教育的未来的经济学家就不加批判地准备接受Knapp和Bendixen的学说，这两位在大战爆发前主宰了德国的货币和银行理论。Knapp是Strasburg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是位训练有素的统计学家，曾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普鲁士农民政策。在他的著述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经读过李嘉图或者任何其它英国货币经济学家。人们在Knapp的著述中偶然看到的提及李嘉图之处所赋予李嘉图的观点都与我们在李嘉图的著作和小册子里读到的李嘉图观点正好相反。Knapp完全无视价格问题。在他看来，货币理论的任务不过是各种货币的纯形式分类。他根本不明白，政府对价格形成机制的干预受制于不能完全由政府法令控制的某些条件。

　　Bendixen的影响对于德国货币理论观点的形成同样有害。Bendixen是一家抵押公司的经理，他受到Knapp的激励，写了一些篇幅不大的书阐述银行学派的原理。Bendixen的著作的最引人瞩目的特点是，由于不熟悉货币理论文献，他真诚地以为他在阐述全新的内容！

　　回头审视战争爆发到1923年大灾难期间的德国货币和银行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无一例外地所有德国政治家、政客、银行家、记者和经济学学生对货币科学的最基本原理的彻底无知。外国人甚至无法意识到这种无知是多么彻底。由于此，在德国通货膨胀的最后三年，一些外国人开始相信德国人故意破坏自己的货币，以使其它国家也卷入其中，逃避赔偿。指责德国政策的隐秘的邪恶动机是错误的。德国政策的唯一秘密是：德国完全不了解经济学理论。

　　帝国银行行长Havenstein先生真诚地相信持续发行新的纸币与物价、工资和汇率的上涨无关。他将上涨归咎于投机者和获利者的诡计和国内外敌人的阴谋。这的确是人们普遍的信念。任何人只要胆敢反对这个信念就必然被指为叛变国家或者煽动投机倒把行径。在公众和统治者的眼里，货币状况不良的唯一原因是政府对待投机倒把的可悲的纵容。为了恢复坚实的货币，需要做的不过是强力打击不爱国的人们的自私自利。

　　表明这个态度是Schmoller学派的社会和经济哲学的整个体系的必然产物是很有意义的。根据这个学派的国家主义观点，权力（Macht）是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它从不承认这样一些论断：即便最强大的政府也不能为所欲为，存在一些不可改变的人类存在状况最强大的干预也无法影响。它说，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是没有用的，因为理论经济学的各个体系都无视了政府有能力改变一切境况的事实。它愿意承认李嘉图体系是对英国当时的状况的忠实描述，但它否认这个体系适用于德国。在勃兰登堡的选帝侯（Electors）和普鲁士王公的领土上，一切都不同。于是它在教学中用普鲁士统治史取代了经济学理论。它教导学生们说，在社会生活中只有权力是重要的，而且它的权力观念是十分具像的。在它的眼里权力就是士兵和枪。它从未理解休谟的发现：一切整复都是建立在观念上的。

　　但是叙述这个演变就得叙述德国精神从歌德、席勒和洪堡的自由主义思想向Treitschke、Schmoller和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军国主义观念的转变的全部历史；还得叙述这个曾经被称为是人和思想家的国度里普鲁士霸权主义的历史，以及俾斯麦建立的威廉二世丧失的帝国的历史。显然这些超出了本文的主题。

　　II

　　在这些情况下，容易理解论述通货膨胀时期的历史的德国著作大多数没什么价值。它们充斥着先入之见，常常完全没有必然先于一切历史描述的理论洞见，甚至无法恰当地叙述重大这个历史事件。出于这个原因，一位博学的美国人的著作好得多。在《特大通货膨胀中的交换、价格和生产：德国，1920－1923》（Exchange, Prices and Production in Hyper-Inflation: Germany, 1920-1923）中，普林斯顿大学的格雷厄姆（F. D. Graham）教授艰苦地给出了一个可靠的叙述。

　　在评判这本价值巨大的著作时，我们必须明白，德国通货膨胀的所有经验没有带来任何能够使理论经济学家困惑的东西。有许多事情是Schmoller类型的étatiste Volkswirt[5]无法解释的，不如说，一切都是他们无法解释的，但是没有什么没有被前几次通货膨胀时的理论家观察到并令人满意地给予说明。

　　在阅读Graham教授的历史评述时，甚至那些见证了通货膨胀的人也必然一再困惑于德意志民族的所有行业关于货币问题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无能。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最震惊的事实就是帝国银行贴现政策的失误。Graham教授的看法是这样的：“从战争初期到1922年6月末，帝国银行贴现率维持4%不变；1922年7月份调高到6%，8月份7%，9月份8%，11月份10%，1923年1月份12%，4月份19%，8月份30%，9月份90%。但是这些增长与这一时期债务负担的累进减轻相比算不上什么。虽然1923年9月后，银行或者个人必须为帝国银行的贷款支付900%的年息，这也阻挡不住借贷。支付每年百分之几千甚至百分之几百万的所谓的利息----实际上是保险金----也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偿付借贷的钱贬值的速度会把这些利率远远甩在后面。按照1923年9月份的900%的利息率，帝国银行其实是在送钱，前几个月贬值过程还不那么凶猛时按照较低的利率也是如此。帝国银行当局鼓励商业票据贴现以缓解信用稀缺的政策不过是这家机构的董事们继续加速货币贬值以维持信用的荒诞决心的进一步证据而已。信用的稀缺就是由于货币贬值，而人们提出的对策是“增加支付手段的数量！”[6]

　　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帝国银行在这一愚蠢行径中并不孤单。私人银行也向提供附属担保（collateral security）的投机者放贷。用银行贷款购买股票发财非常容易。一些人就这样在很短时间里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财富。随后所有这些很受羡慕和妒嫉的的投机商们丧失了他们获得的一切，许多人甚至损失得还要多----这证明了他们没有经营才能。的确，哄骗任何一家德国大银行都不需要什么经营才能。这些银行的经理们和董事们实在无能，这一点被这些银行随后的失败所证明。

　　德国工商业主们花了几年才明白马克不再是经济核算的合适单位了。很长时间以来他们真心地相信用马克计的会计账目显示的利润是真实所得。他们不明白用更加稳定的货币实行的计算会导致颇为不同的结果。当然了，工商业主比普通公众更早发现这个真相。于是他们用黄金会计（Goldrechnung）取代了马克会计（Markrechnung）。这就是毁灭的开始。当马克货币的不受限制的贬值不再能够被视而不见时，它就必然崩溃了。

　　通货膨胀起作用的时候，社会主义劳工领袖们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就都支持它并且声称引起马克贬值的原因不是货币数量的增加而是投机倒把分子的不爱国行为。现在他们指责“资本家”有意实行通货膨胀借以发财。对于德国公众来说，一切不幸都是由于“剥削阶级”的阴谋诡计。

　　III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德国通货膨胀给他的理论原理带来了一些有意思的例证，但是没有任何与原理不一致的经验。在这个例子中，货币和经济学理论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学。当然了，Schmoller-Knapp类型的德国政治-经济科学从中什么都可以学。但是，除了一些年轻人之外，他们已经倾向于得出结论。他们不可理喻，仍然相信把货币价值的变动归因为国际收支变动的理论。他们把通货膨胀政策的失败归因为政府的软弱和人民缺乏爱国精神。

　　德国政客们从通货膨胀中也没有学到更多。政府和帝国银行都相信货币问题出自国际收支赤字、投机和资产阶级的不爱国行为。于是，它们试图通过控制外汇交易和冻结德国拥有的外国资产对付帝国马克贬值的危险。它们不明白防止货币价值下跌的唯一保障是严格限制的政策。但是尽管政府和教授们什么也没学到，人民却学到了。战争通货膨胀到来时，德国没有人明白货币单位价值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工商业主和工人都相信收入的马克数量的增加是收入的真实上涨。他们继续以马克作为计价单位而不考虑其下跌的价值。商品价格的上涨他们归咎于封锁导致的稀缺。政府发行额外纸币时，它还能够用这些纸币购买商品支付工资，因为在增发货币和对应的价格上涨之间存在时间滞后。公众同意接受并保留纸币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纸币正在不断丧失购买力。这情况持续了几年。但是当他们明白政府决计不停止增发纸币，而且纸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价格的累进上涨，他们的行为就改变了。每个人都急于把钱花出去。货币的用处体现在它是随时可售出的商品。只要保留货币，任何人都能够以最方便的方式购买某一天他可能想要的任何商品。但是当货币一天一天丧失购买力时，持有货币就意味着损失。因此，任何得到货币的人都立即花掉它----甚至购买一些他没有当下用处甚至也没有未来用处的东西。在这次通货膨胀的最后日子里，雇员们按日开支。他们立即把钱交给妻子们，妻子们急忙尽快把钱花掉，以随便什么加个购买随便什么东西。没有人愿意持有货币，所有人都嫌它烫手。这个在股票交易上被称为Flucht in die Sachwerte----一切投资立即转换为实物----的趋势成为普遍趋势，甚至根本不做生意的人也这么做，末日也就到了。马克崩溃了。政府印发纸币不再获得收益，因为贬值超过了货币数量的增加。

　　一个经历了通货膨胀直至最后崩溃的国家在对上次通货膨胀的记忆消逝之前是不会做第二次这类实验的。只要1923年通货膨胀的见证人和受害者的人们仍然活着，就没有哪个德国政府能够成功地通过财政部发行使货币通货膨胀。人们被他们遭受的苦难折磨得过于谨慎，通货膨胀一开始他们就会恐慌。物价的上涨与纸币数量的增加不成任何比例；它会提前于纸币的预期增加而发生。政府发行的货币越多，它能够买的东西就越少。公务员和军人们得到的工资越高，他们能够买的东西越少。于是政府通过发行纸币改善其财政处境的努力必将失败。从官方的立场看，通货膨胀将是无用的。

　　经家可能会说，这个教训本来可以以较低的代价从理论而不是经验中学到。要是德国人民多注重经济学理论，他们本来能够不必付出那么惨重代价就学到这一切。这是时候悲哀的感慨。

　　但是无论如何，德国和许多其它欧洲国家过去十五年间的经验表明，没有那个国家能够付得起轻视经济学理论的代价。

　　[本文是对Frank D. Graham的著作Exchange, Prices and Production in Hyper-Inflation: Germany 1920-2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0)的书评。本书评重印自Economica (May 1932)—编者注]

　　[1] [数量理论声称一般价格水平主要由货币供应量决定—编者注]

　　[2] [在Mises看来，英国货币学派和英国银行学派大体上都主张中央银行制。然而，货币学派主张对货币和信贷的扩张加以限制，一些理论家甚至支持100%硬币准备（specie reserves）。银行学派主张中央银行自由处置政策，对货币和信用扩张没有或者很少限制—编者注]

　　[3] [译为经验主义--相对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编者注]

　　[4] [借助他们的大学职位倡导政治干预和经济改革的“年轻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成员。这些教授们被称为“学院社会主义者”或者“空想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5] [译为主张全面控制一切经济计划是政府职能的政治经济学家—编者注]

　　[6] 参阅Graham著作p.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