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农民工”调查：没有退路的城市新群体  
  　来源：半月谈  

    “打死也不再当农民”，一个第二代农民工的心声

    近日来，记者在重庆市江北区劳动力市场走访时发现，前来找工作的大多数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不少人能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应答，身上已经没有了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等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子，个别背包上挂有小饰物的女孩还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疑问：他们还是原先的民工吗？

    有关专家指出，“民工潮”持续20多年来，这一特殊群体的总数已经超过1.2亿人，且数量还在增长，其流动的范围也在继续扩大。“与此同时，在这一群体内部，基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初次流动时间、就业类型、社会资本等因素的不同而发生的二次社会分化也在不断扩大，从而使民工群体的差异性不断增强，相应的使民工问题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变数。”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王渝陵告诉记者，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前开始外出的第一代民工，第二代农民工除了年轻之外，往往还具有以下群体性特征：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大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二是绝大多数未婚，没有或较少家庭负担。三是基本没有过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四是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契机。他们不但在城市挣钱，更希望在城市的洗礼中，逐渐更新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打破城里人和农民生活观念和方式上的壁垒，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

    “哎，现在的娃儿太不懂事了，家里好好的地不种，偏偏跑到大城市来，每个月不往家里交钱，还总得给他贴钱！”在重庆一家小企业做搬运工的张宏伟无奈地向记者感叹道。4年前，张宏伟和妻子从数百公里外的城口县来到城里打工，因为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只能干些体力活，妻子在社区给居民做保洁工作。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能有1200元钱，比起在老家种地的收入要高了不少。他们唯一的儿子张思路从老家的初中毕业后也来到了城里和父母一起打工，现在一家超市做装卸工。

    坐在记者对面的老张和小张俨然是新老农民工的典型对比。老张穿着一身已经洗得发黄、带着好几处补丁的工作服，脚上踩着一双破旧的布鞋，黝黑的脸庞上印着深深的皱纹。而旁边的小张和父亲蓬头垢面的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染着黄色的头发，戴了一副眼镜，身上穿的从头到脚都是名牌运动服，如果不说没有人会相信他是老张的儿子，更没人相信他也是农民工。

    “从我到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我这辈子打死也不会当农民，当然也不会再回到农村去。”小张向记者说道。

    当记者问他原因时，小张说道：“我们村和重庆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村太穷，没有电影院，没有网吧，没有超市，连电视也只能收到很少几个台，谁愿意待在那种地方啊！”他的口气中甚至带着些许的轻视。

    “这小子花钱可厉害了，我都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哪里去了。”老张无奈地插话道。

    小张告诉记者，他不是不想攒钱，因为自己一个月1000元的工资真的只能够勉强养活自己，上个月好不容易发了点加班费，就又换了个彩屏拍照手机，说话间他还不忘向记者展示一下。

    他们频频“跳槽”，却无法规划真正的人生

    一位小餐馆老板向记者抱怨：“如今招工比原来难多了！以前来应聘的只要求能解决吃和住、工资两三百就满意了，可现在应聘的人不光要求工资起码400块，还对吃住条件挑三拣四，就这样还留不住人呢！”

    记者在和老板聊天时恰逢一名打工者前来应聘，应聘者是个20岁左右的年轻农村姑娘，和老板谈好工资后又提出了想去住宿地看看条件的要求。当她得知自己住的地方没有空调时扭头就走，这令老板显得很无奈。

    “这种情况太常见了！现在的年轻人要求高得很，我这里的员工位置都空缺好几个了，可一个多星期来竟然一个都没招到。而且对他们的管理也越来越难，如果哪句话说的不对就有可能炒我的鱿鱼。”老板向记者诉苦。

    其实，这种现象不难理解：第二代农民工基本都是从学校出来的，家庭条件也好了很多，家里只有一两个孩子的不在少数。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人的工作耐心不如第一代，选择性更强，吃苦能力差一些。而且他们希望边工作边学习，掌握一些技能。这就决定了工作时间不能过长，不能无限制加班。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是廉价劳动力的"底线"在提高，是社会的进步和提升。

    然而，农民工在频频“跳槽”之余，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新老两代农民工有着显著的差异。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中的"过客"，他们的归宿仍然在农村。

对于第二代民工来说，他们却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彻底告别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才发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在他们中间，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

面对第二代农民工，打破城乡壁垒刻不容缓

尽管农民工群体已经"更新换代"，但城市的环境并无太大变化：即使有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第二代民工遭遇的依然是没有足够的福利保障，依然是政策和情感歧视，依然是城乡差别。

专家指出，缺乏与时俱进的眼光，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政府部门传统观念已不能适应农民工群体的客观需要。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结果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两栖人"。第二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有专家警告说，如果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

专家认为，政府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为第二代农民工创造一个改善自己物质境遇的公平、开放的环境，使他们能够通过诚实合法劳动，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梦想。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全面调整在特殊治理体制下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城乡分割、城市优先的利益结构。调整的方向就是从以前的"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以前的城市优先走向城乡统筹兼顾，消除市民和农民之间基于身份的不平等。无论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作为国家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法定的权利，享受政府提供的普遍的无差别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其实，面对农民工群体的进城需求，解决的思路一直是相似的，然而我们的解决进程太过缓慢。如今，第二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发出了不容置疑的信号：政府打破城乡壁垒的进程必须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