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有一位叫辛德勒的德国实业家，救助了大批面临屠杀命运的犹太人，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举世震撼。
　　而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辛德勒”，他就是何凤山。在1930年代担任国民党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的时候，他冒着生命危险，给成千上万名犹太人带来生的希望。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何凤山的义举无人知晓，一直湮没60余载。直到上世纪末，才在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和美国“犹太人救命签证组织”的联合努力下，发掘出来。
　　2000年7月，何凤山被以色列授予“国际义人”称号，他的名字被刻入犹太人纪念馆的“国际义人园”里。欧洲历史学家指出，何凤山是解救犹太人最多的“义人”。

　　外滩记者王杰/报道李志茵/摄

　　在国内，潘光是发现何凤山的第一人。潘是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早在1990年，黯熟二战期间犹太人的上海避难史的潘光就开始寻找中国的“辛德勒”。全世界已经有一万多人因为解救过犹太人，而被以色列授予“国际义人”称号，其中没有一位是中国人。同时，二战期间，中国的上海，因为接纳了几万名犹太难民，而被称为“诺亚方舟”，这也是广为人知的事实。难道当年就没有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给纳粹血腥统治下的犹太人提供重生的机会？从1990年到1999年，潘光寻找了整整9年。9年里，潘光接待了数不清的各方人士造访，他早已平静下来，2003年5月31日，他同样平静地接过记者手中的录音机，开始讲述“中国的辛德勒”的发现历程。
　　寻找
　　“最初，我们没有想过中国外交官。这是个误区。”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的租界就变成一个开放的领土。任何外籍人士，不需要签证和护照就可以进入。大量的犹太人就是在这期间涌入上海。按照潘光的统计，1937年至1939年，到过上海的犹太人，接近三万人。有的到了上海之后，又转道去了第三国，最后留在上海的，将近两万人。
　　大量的犹太人涌入，必定会有人帮助他们。这些人是谁呢？
　　潘光和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同事，开始着手搜集资料。
　　“最初，我们没有想过中国外交官。”潘光说，“因为当时进入上海不要签证。这是个误区。”
　　他们首先到上海虹口区，了解到很多感人的史实。当时中国人自己就是难民，结果还帮助来避难的犹太人。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王发良，到今天还在摩西会堂住着。王发良老人当年的确资助了犹太人，但他手中既无有迹可寻的证据，又没有那些称得上可歌可泣的大事，他们只好作罢。
　　找来找去，倒是找到了日本的一个名叫杉原千亩的外交官。二战时，他是日本驻立陶宛的领事，很多犹太难民通过他拿到了中转签证，辗转千里到了上海。日本政府警告他：我们跟德国是盟国，不要给犹太人发放签证，破坏和柏林的关系。但杉原千亩照发不误，他一下子签了2000多份签证。杉原千亩的举动让东京大怒，东京勒令他立刻到柏林报到。
　　杉原千亩知道，他这一去，肯定会丢官，所以直到坐上火车，他还在不停他发放签证。火车开动了，他还在把签了名的签证往窗外扔。十几份签证，就是十几条人命啊。
　　战争结束几十年后，杉原千亩被称作“日本的辛德勒”，受到了犹太人推崇，并被授予“国际义人”奖。
　　这样的调查结果，让潘光等人觉得很不平衡。两三万犹太人跑到中国来了，而且在这之前已经有1.5万人得到这个奖，甚至连战败国日本都有了。为什么中国人就没有得到这个奖？
　　当时潘光他们能够设想到的原因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有些档案后来被国民党运到了台湾。很多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也由于害怕被扣上海外关系的帽子，不得不装聋作哑。历史就此无处可寻。
　　发现
　　“我的父母是何凤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1995年10月，潘光突然接到了来自奥地利的邀请，请他参加“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上海纪念”活动。当时，全世界都在纪念二战中救助过犹太人的勇士，但没有中国的事，这次不仅有，而且是上海，这又让他看到了希望。果然，有些犹太人听说潘光是上海来的，马上改用上海话说：侬好侬好。我们在那里生活过。
　　他们说：尽管进入上海不要签证，但是我们离开奥地利要签证啊。
　　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
　　再问，有人说离开奥地利的签证，是中国驻奥地利的总领事何凤山签发的。
　　潘光心中高兴啊。可是，没有人知道何凤山是否还活着，线索又断了。
　　潘光开始向犹太组织求助。他首先找到了温哥华大屠杀教育中心，接着又找到了“救命签证组织”。后者专门寻找那些当年签发了救命签证的外交官，他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寻找散落于各国的“辛德勒先生”们。
　　1997年9月28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刊登的一则讣告，引起了美国犹太历史学家埃里克·索尔的注意。讣告是该报记者何曼礼写的，其中提到一句：她的父亲曾经在维也纳担任总领事期间，为犹太人颁发过签证。
　　埃里克·索尔给许多纪念大屠杀的博物馆打电话询问,所有答复者的口气都非常坚决,否定有一位中国外交官帮助过犹太人。在埃里克·索尔的努力下，一位持有何凤山颁发的签证的幸存者，被发现了。
　　这位幸存者又联系了其他幸存者。随后，越来越多的人跟埃里克·索尔取得了联系，其中包括美国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现任世界犹太人大会的秘书长伊斯雷尔·辛格。
　　辛格说：“我的父母是何凤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在此后的寻找过程中，潘光一直和索尔先生保持联系。
　　1998年，潘光终于在美国的缅因州见到了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
　　何家存放着何凤山本人撰写的回忆录《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据记者了解，时光进入1980年代后，何凤山已经80多岁了，他决定写回忆录。1990年，这本书正式出版，全书长达290页，但只有10页简单地记录了战时那段难忘的岁月。
　　而关于为犹太人避难发放签证这段历史，何凤山在回忆录中写道：
　　“自从奥地利被德国兼并后，恶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便变本加厉，奥地利犹太人的命运非常悲惨，迫害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当时美国一些宗教和慈善组织开始紧急救助犹太人，我一直与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帮助犹太人，大量犹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来。”
　　至此，中国的“辛德勒”终于浮出水面。
　　义举
　　“我是中国外交官。他们所持的签证是合法的。如果你不让走，就是不尊重我们中国。”
　　在何曼礼的印象中，父亲进入晚年后，一直郁郁寡欢，很少言及当年。直到他80多岁出版回忆录时，她才了解到一点父亲当年的那段历史。
　　此后，女儿又从父亲的嘴里，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吞并了奥地利，奥地利的犹太人口居欧洲第三位，而90%的犹太人又居住在首都维也纳，他们异常恐慌。
　　奥地利沦陷后的1938年5月，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将奥地利大使馆降为总领事馆，年仅37岁的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
　　在维也纳的大街上，何凤山亲眼目睹了留着一撇小胡子的希特勒，在人群集会前狂妄地叫嚣着要“消灭”犹太人。
　　何凤山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街头每天都在上演着残杀的悲剧。甚至一些在奥地利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犹太人，也难以逃脱被迫害的命运。
　　当时，犹太人籍难民进入中国的上海，虽不需签证，但离开奥地利，却需有前往目的地的签证证明。何凤山决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救人——只要有犹太人提出申请，他就向他们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
　　这一消息迅速在犹太人中间传开，许多奔波了若干个国家大使馆的犹太人，就像捞到了救命草。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前，很快排起了长队。
　　有一个小伙子一下子拿来11份申请表。按说申请者本人不来，不能签发，但是，何凤山还是当场全签了。
　　潘光说：“从这就可以看出，何凤山当时的目的就是救人。”
　　何凤山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事，很快被国民党政府驻柏林的大使陈杰知道了，他给何凤山打电话，发出严重警告。
　　因为国民党政府还想跟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当时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也正在德国读军校。
　　远在维也纳的何凤山没有理会陈杰的警告，继续将面向犹太人的签证签下去。陈杰以为何凤山此举是想赚钱，就悄悄派了一名部下去维也纳探听情况，结果发现这只是猜疑。
　　此后，犹太人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但他们遭受的苦难越深，何凤山救助的人也就越多。他亲眼看到了第一手的纳粹德国和奥地利“碎玻璃之夜”计划。这个计划执行时间是从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约有200多座犹太人教堂被毁，7500个犹太人商店被抢，3万名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
　　就在10日早晨，何凤山突然接到了犹太朋友罗森堡家的电话，说是家里有情况，不让他来送行了。
　　何凤山隐约听出了意外。他马上赶过去，结果发现朋友罗森堡已经被抓走。尽管他们持有何凤山颁发的签证，盖世太保依然不让走。
　　盖世太保刚开始没有把何凤山放在眼里，气势汹汹地用枪对着何凤山质问，你是什么人？
　　何凤山沉着以对：我是中国外交官。他们所持的签证是合法的。如果你不让走，就是不尊重我们中国。
　　盖世太保很吃惊，后来把罗森堡放了回来。何凤山亲自把他们一家送上了火车。让人意外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国际战士罗生特医生，竟然也是拿到何凤山的签证过来的。
　　1939年，身为左翼人士的罗生特医生，先于父母拿到了签证，来到上海，参加了新四军，并在上海开了诊所。后来他成了四野一纵的卫生部长，被称作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解放后，罗生特从上海乘船回到以色列，1952年因心脏病去世。他的一个侄女，最近向潘光透露，在罗生特的护照上发现，当年的签证也是何凤山签发的。1939年年初，何凤山栖身的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被纳粹当局以犹太人房产的理由没收。何凤山向国民党政府申请租房资金，未获批准。
　　最后，何凤山自己掏钱，租了一处小房子，他继续给犹太人发放签证。
　　1940年5月，国民党当局把何凤山调离维也纳。至此，何凤山已经签发了近两年“救命”签证。
　　两年里，究竟有多少犹太人因此而免遭纳粹毒手，何凤山本人从没作过统计，至今，这个数字仍然是个未知数。但是，据后来幸存者手中的签证号码表明，到1938年7月20日，签证号已经超过1200号；而至3个月后的10月，也就是何凤山来到维也纳后的第5个月，他已经发出了1900份签证。
　　缅怀
　　“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
　　调离维也纳的何凤山，后来又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埃及、土耳其等国家大使，一直到退休。
　　他退休后，一直住在美国，从来没有回去过台湾。
　　他的女儿何曼礼说，父亲和台湾方面关系不好，退休后没有退休金。原因是台湾当局说他有经济问题，一笔200美元的账，找不到单据。
　　这或许是老人郁郁不乐的原因之一。
　　何曼礼说：“父亲到晚年一直不开心，确实不愿讲自己的这段经历。在家讲也都是断断续续的。但是，历史终究还是浮出了水面。”
　　在和何曼礼女士会晤之后，潘光他们决定向外界公布。为了慎重起见，他把电话打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询问何凤山是怎样的人。
　　潘光说：“外交部的答复是，1997年何凤山去世时，台湾没有去人，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还专门送了花圈。”
　　1999年10月，以“犹太人在上海”为主题的图片史料展在温哥华举办。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犹太人大屠杀教育中心两个组织，决定正式公布他们和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共同发现的何凤山事迹。
　　展览会上，何曼礼和潘光将何凤山营救犹太人的功绩公之于众：他是当年一位驻奥地利的中国外交官，和辛德勒先生相比，这位中国外交官解救了更多的犹太人。
　　同时，展览会上第一次展出了何凤山的照片。
　　此举一下子引起世界众多媒体的关注。
　　以色列政府马上找到展览举办者，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应当为何凤山颁发“国际义人”奖。
　　因为以色列方面规定，颁发解救犹太人的“国际义人”奖，必须符合几个条件：非犹太人；没有伤害过犹太人；冒着危险帮助犹太人；未曾收受金钱报酬。如果是已有外交官身份，本身享有外交豁免权，面对的危险相对小些，但是如果能确定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其政府的训令，以致可能危及他们自己的事业的，则符合标准。
　　调查和审核由一位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所主持的委员会来实施，这一过程持续了很久。
　　2001年初，以色列政府正式宣布，二战期间中国驻奥地利外交官何凤山先生是解救犹太人的义士。
　　2001年1月23日，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颁奖仪式正式举行。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向“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博士授予“国际义人”称号。何凤山的名字被刻入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国际义人园”里。
　　2002年3月，《生命签证》图片展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何曼礼来了，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也来了。参加开展仪式的何曼礼说：“父亲1980年代几次回大陆，曾经路过上海。1986年那次回长沙，又经过上海，住在上海锦江饭店。有天晚上突然发病，是在华东医院就诊的。”
　　何曼礼说，经过父亲之手拿到生命签证的犹太人，在上海平安地生活了很多年。而几十年后，就在犹太人避难过的上海，父亲又得到了救护。这实在称得上善有善报的机缘。
　　“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这是一位犹太人幸存者对生命签证的发放者何凤山的由衷评价。
　　何凤山资料
　　何凤山，祖籍湖南益阳，生于1901年，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辞别了人世，母亲无力抚养他，只好把他送到挪威路德教会。1932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35年成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官员。1937年他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工作，到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为止，后移居美国，战时回到重庆，帮助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1973年何凤山退休，在美国加州定居。1997年9月28日去世，享年96岁。
　　从1938年5月到10月仅仅5个月的时间里，何凤山向奥地利的犹太人发放了1900份前往中国的签证。
　　2001年3月28日起至4月28日，联合国展览大厅艺廊举办了一次特别的大型展览，展出二战期间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的幕后英雄的事迹，而他们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原中国国民党政府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因为据考证，他救助的欧洲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人救得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