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通知》打开暴力魔盒，剥夺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北京市长彭真言论与人身自由，更掀起全党全国范围的恐怖浪潮。刘、彭过去违背良知，营造毛泽东个人迷信神话，文革中自食其果，但留下珍贵教训。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中国学界与民间强烈要求纪念，认为「遗忘历史的民族，必然丧失前途」；「中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应该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而中共宣传部门发出禁令，媒体鸦雀无声，连「空谈」也不允许。但是，在民间、在学者个人研究领域，探索文革始终是炙手可热的显学，对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五一六通知」）的思考更是从未有过间断。
    当年，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的「五一六通知」是一尊「黑碑」，剥夺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北京市长彭真思想与表达的自由，称他们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略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安在彭真及后来刘少奇头上「一旦……就会……」的可怕罪名，是缺少事实支撑的推论，在「虚拟」的逻辑上也说不通。正如解放军大将许光达文革中被刑讯时所称：「有何必要参与『政变』？我已是国防部副部长，那不是太划不来了吗？」
    对广大民众而言，「五一六通知」也是一尊「黑碑」，宣告中国进入政治暴力非常时期。从五十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到红卫兵兴起、到上海一月风暴、到全国性武斗、到抓「五一六」、到屠杀地富反坏及其子弟，再到「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和镇压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政治暴力此起彼伏，侮辱、抄家、示众、囚禁和私刑席卷全国每一角落，延续整整十年。
    红色恐怖成家常便饭
    其中，最惨不忍睹的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在江青等人出席的中南海批斗会上，刘少奇夫妇的脸和嘴被人用毛泽东语录小红书打肿，继而是残忍的拳脚交加，被迫到现场「接受教育」的刘少奇六岁小女儿潇潇哭声震天，从会场门口爬了出去。
    中共向来标榜自身的政治文明高于任何团体，在革命年代，红军及解放军的军纪都有「不可虐待俘虏」的规定；但在建政十七年后的文革，在全党全国范围，「红色恐怖」反而成为家常便饭、时髦标签及社会的主旋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暴力效应。
    《通知》也是地地道道恩怨的产物。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一意孤行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数千万民众饿死，一些地区出现「人吃人」现象。毛泽东具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情怀，满不在乎地宣称主要是气候反常、天灾不断造成的，加上「不争气」的基层干部犯了错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多年后，学者据气象数据告诉人民，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也是杜撰的，当时那几年倒是历史上难得的风调雨顺的三年。
    刘少奇则对这场罕见的「人祸」难以释怀，他站在毛泽东的私人游泳池边上，直言相告「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不满刘少奇的「动摇」，讥诮他「顶不住了」。而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刘少奇在公开场合不让毛泽东诿过，将「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之说，纠正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人祸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错误」。
    毛与刘四年前已结怨
    刘少奇还警告党内，总结教训绝不能再以「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说法来开脱。「指头之说」专属毛泽东政治术语。在毛泽东看来，刘的「告诫」分明把矛头指向了他，也侮辱了毛氏辩证法的神来之笔。
    更让毛泽东吃惊的是，一九六二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彭真指名道姓批评毛泽东，「我们的错误……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在刘少奇、彭真的压力下，毛泽东终于向党内做了检讨。毛在中共党内拥有「皇权」、具备「神性」，从来都是毛下令别人认罪，从无别人要他反省，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更是如此。
    问题是，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是「集体创作」，除自己苦心经营外，刘少奇、彭真等人当初也曾立下汗马功劳。刘第一个倡导「毛泽东思想」，而彭第一个高呼「毛主席万岁」。所以，毛泽东有「理由」把刘少奇、彭真一九六二年的表现视为「叛变」，而自己不幸地「大权旁落」。
    学界都注意到，文革中死于非命的刘少奇，迟至四人帮覆灭四年之后才获平反，而且悼文中罕见而瞩目地添有一句「刘少奇同志在工作中也有某些缺点和错误」。由此可见刘少奇过去离谱地吹嘘毛泽东，对中共、国家与人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大错特错的「造神」行为，不仅践踏了马克思主义与《国际歌》，也亵渎了成千上万牺牲宝贵生命的先烈；对个人遭遇而言，也无异于「朝自己家的井里吐痰」。
    但是，刘少奇和彭真，跟早前的彭德怀一样，毕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批评了毛泽东一意孤行的乌托邦试验，又是多么难能可贵！数千万人饿死的惨剧，令刘少奇与彭真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产生道德上的罪恶感。刘少奇表示，封建皇帝尚能「罪己诏」以示天下，中共岂可连光明磊落认错都做不到？他甚至提议立碑，让子子孙孙牢记中共当政时期的这场饿殍枕藉、人相食的全民大灾难。刘少奇向人民反省了包括自己在内的耻辱与罪恶。
    刘少奇、彭真遇到「忠于领袖还是忠于党性」的选择，也是良知挣扎的感人篇章。在组织性、纪律性的观念里，领袖也属于党，党性高于领袖。但在中共党内，却有另一种力量逼迫刘、彭作出「领袖高于党性」的抉择。这是冷酷而邪恶的「现实」，是暴力思维的叫嚣。「昨天的功臣、座上宾，今天的祸首、阶下囚」，他们见得难道还少吗？
    就算历史上刘、彭与毛同属酿造左祸的「共犯」，就算刘、彭一九六二年后重归软弱或藉自我诽谤乞求毛泽东的宽恕，但他们到底有过勇敢正直的表现，比周恩来的忍辱负重、逆来顺受，更值得肯定与同情。文革四十周年祭，刘少奇冤灵理应受到告慰。
    《五一六通知》问世三年后，刘少奇去世，白发一尺多长，裸身裹着破被，由人抬出黑暗冤狱，终获「自由」。他以非凡的痛苦控诉了文革与毛泽东的无法无天，也留下「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遗言。不知道刘少奇当时有没有想过：人民倘若不享有思想与表达的自由，又如何书写历史的真相？含泪透血的遗言，仍可能是一场徒托空言的尴尬。
    不过，刘少奇的遗言却是一份活灵活现的见证：在无神论的中国，无论是国家元首，还是平民百姓，当蒙受冤屈、备受孤寂煎熬时，一双泪眼仰望的不是上帝或佛祖，而是未来，是历史黎明的微光。在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深处，历史感是多么地强烈而厚重啊，俨然是另一种宗教！

此文比较客观，如果以更多的实据和制度分析，会更有力量。遗憾的是，这里似乎透出了太平天国内讧－－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翻脸、血战的味道。

一点提问：刘少奇和彭真等人的悲剧，仅仅是个人的颖悟、良知和勇气么？如果是这样，改革开放就未必有必要，“五 .一六”和文革就可能多少年后又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