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美元的出路——外汇储备窘况谈之三

一万亿美元，触目的数字使得视听惊心。数字的前提是，迄今为了出口而进口的物品已经用掉了大量美元外而结余的外汇，或者说，在竭尽出口的同时，也竭尽为了出口而做了进口。可以说，如果处置这些结余的巨额美元，以出口为主要成分的方式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注意，沉积下来的美元，相对来讲，对国民生产简直没有什么好处。若以国民生产的追求判断，甚至销毁掉这些美元会来得更有意义。否则，当美元以低价回流到交易市场，则意味着一些产业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现在，出国旅游的管理比较放开了，为的是消耗掉美元。如果全国民众都周游一把两把列国，且不说列国们能否承受乘桴浮于海或乘机漂于空那数以亿计的中华儿女，仅就汇率抬起来的旅游价格来讲，这都会是到天方聊夜谭。即使如此，每个国民旅游消费一万美金，一个亿的国人出国旅游，这个数字也超过了当下国内航空港现有的吞吐能力，而且这些航空港的出入密度也很到了饱和。而要新增进出口空港，建设期没有十年八年不成。到那时候，外汇结余恐怕会是五万亿美元。

或者“一截遗欧，一截赠美”地将这万亿结余赠送回，于是受惠国会更加奋力地从中国采购，也就当然会“一截还中国”了。如此这样，出口势头会更健壮，国民生产会更旺盛，国民产值也就一定会更猛涨。而且，没有低汇率的国外商品入侵国民经济，产业保护或者经济壁垒也就可以坚实可靠。这个道理就在于，倘若不愿意国民消费进口产品，而且还要继续依靠出口来推进经济发展，馈赠一定是比存留或者放贷来得更有动力。就本质而言，将汇率攀高，目的就是节俭外国商品的进入，遏制对外国商品的消费。

高攀的汇率，其目的就是使得进口商品从开放的竞争性领域淘汰出局。这个逻辑决定了在这个汇率和汇率机制条件下，外国商品无法在自由的市场条件下充分进入中国的消费市场，除非那些国产商品不足与之竞争的商品。延伸这个判断，我们无疑明晓到，只有那些垄断的领域才会宽松地使用这些外汇，比如当下军事装备和军需物资，再比如大型和超大型客机，当然还有为我们所称谓的“高端产品”等等，其实还有石油等资源性商品。

事实上，美国自1960年代中期以后，在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出口导向的经济冲击下，其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就绝大多数商品而言，中国现有的出口并没有构成对美国经济结构的冲击。比如电视机、洗衣机、空调器等电器产品，在中国这类商品进入之前，美国就已经不再生产这些商品了。而在日本商品有效摧毁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后，恰恰是我们对“高端产品”的集中需求，持续地支持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还能相当程度地容忍和理解中国的汇率的原因。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纯出口的企业，中小规模的私人资本占据几乎全部份额，而纯粹进口的企业，当下几乎全部都是国家垄断的大型企业。这很清楚地显示，强制汇率对经济结构的制作作用。可以讲，与其说是“血汗工厂”享有强制汇率的好处，莫若说是垄断企业在尽收强制汇率的便宜。与世界各国情形作比照，但凡强制汇率的国家，大多和国家垄断或权力背景下的寡头垄断有关，而且越是产业的国有化欲望或分量强烈，其汇率管制来得越是露骨与坚硬。

在这个意义上讲，维持强制汇率的条件下，寄望有序地节制外汇存留的积累，其结果就是强化内在的经济垄断，强化所谓的国有企业，强化权力干预和控制经济。更背后的逻辑是，正是那些转身就可以轻松挣到十块钱人民币的权力垄断利益，才对强制汇率有刻骨铭心的打算，也才使得强制汇率高悬在万亿美金的陡壁上。随着势不可挡的市场化，垄断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且出口越来越强势，即使胃口依然很大，但实在消化不了如此肥美的外汇，这就是强制汇率的窘况。

否则呢，十年前，派出高级别的政府采购团，欧洲走一遭买上几十架空中客车，再到美洲走一遭，买下几十架波音或麦道，外汇积存就削减下来，而且还可以将采购当作政治牌来敲打，动一动都能给点脸色看看。不管是别不拿企业不当政府，还是别不拿政府不当企业，总之，肚皮是商务，腰板绝对是政治。如果谁人觉不出这个道理，眼睁睁的麻烦就是，倘若美元跌到五块钱人民币，当下的所有国内航空公司就立马破产一半儿。

一些人设想，通过人民币对内贬值，其实也就是通货膨胀的办法软化人民币的硬度。这样的想法，基本上不明白人民币上印刷的码洋仅仅是货币符号，决定其硬度并非是符号的大小，而是经济结构。若舍弃通货膨胀的过程对经济结构和信用结构摧残这个问题，也就是全结构地降低经济体系价格，那么，不过如同在钱币的码洋后面再加上一个“0”相似。也就是，8：1的汇率，比如高估30%；80：1的关系，依然还是高估30%。而根本的灾难在于，通货膨胀的过程所必然的灾难是避免不了地在劫难逃，当明天的10元钱才等于今天的一块钱的时候，一切既有的信用关系都要断裂，国民的储蓄要遭受劫难，不均衡和时滞传递的逻辑关系将使得一些资本灰飞烟灭，而投机资本快速猖獗。

人民币被低估了多少？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其一：这和国民经济的结构有关，既有的强制性不仅固定了汇率，而且变构了产业关系，使得经济结构朝着出口方向扭转；其二：正是这个扭转是一个过程才能完成并继续强化，所以汇率本身就是一个变动的数字，而且是日益升值，这个道理在于其三：可出口贸易和非可出口贸易两个不同类别范畴里，资源要素是共同的和可互换的。在参与国际竞争进程中，可出口贸易行业的效率会得到提高，并最终带动非可出口贸易领域的效率，进而使得国民经济整体效率获得提高。这样，综合效率有了多大提高，简单说来，货币也就应当得到多大的升值。

这样，越来越有效率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能力，会使得经济资源更有效地汇集向出口产业；反过来，更多的资源进入竞争性领域，会使得经济结构和能力更加富有效率。这和强制汇率的驱动作用有关，强制汇率紧缩了国内的消费。这个意思是，保持强制汇率的方式消减贸易顺差的设想，在经济实务中无法实现其打算。另外一个重要侧面是，非面向出口的产业尤其那些受强制汇率保护的垄断行业和产业，其内在结构愈发非效率地畸形，会越来越迟滞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样的经济状态和产业保护目的，传统的经济学说法就是“重商主义”。注意，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并非是相对于“重农”思想而言的东西，而是比照开放的自由贸易而言的一种相对的经济模式。过去三百多年的人类发展历程证明，重商主义可能在一个阶段具有强有力的竞争势态，长期而言，重商主义没有出路，并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全面失败。在白银经济时代，对白银这个货币，重商主义同“重农主义”的理解几乎完全相同，将其视作“财富”和财富的占有，关切在贮存，并最终导致国内价格对国际价格的背离。如今，巨额的美元积存面前，人们也是更倾向认为是一笔不得了的财富，而宁愿忽略货币的本质依然还是货币，是赋予价格意义的一堆符号，其作用就在于流通。而且所赋予的价格含义，能够变动、需要变动，而且必然变动。

重商主义追求的是生产，尤其是产业状态的物质商品的生产和竞争，按照当下的术语，也就是所谓的“综合国力”什么的追逐目标。亚当 斯密就敏锐地察觉其对消费的漠视，并在《国富论》中指出消费对社会对经济结构的根本意义，并提及，在国民并未能享受产业进步的巨大好处的同时，力图追逐全面优势的代价就是丧失真正的竞争性优势，在未来的国际合作中失却分工的立足之处。比照那个时代，白银是比当今的美元更硬朗的通货，囤积白银的另一个结果是国际贸易的货币日益紧缩，但所有的重商主义国家依然没有找到出路。美元通量是完全人为控制的，美联储的管理方式和理念，使得美元一路走低的同时避免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以及紧接而来的萧条。这分明与白银时代全然不同。白银时代意味着战争之类的问题，在如今这个正在转型向电子货币的时代，意味着什么呢？人类似乎还没有什么更多的经验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