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对一篇当代史回忆文本的解读

（修订全本）*

高  华

载《领导者》2006年10月号（总第12期）

*此文为《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的修订本，全文27000字，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2006年年2月号（总第93期）发表的《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一文是19000字删节本。文章发表后，原在贵州工作过的老同志向我赠送了汪小川先生的未刊遗稿《我所目及的贵州大四清》，又就贵州的历史问题和我进行了讨论，我根据自己的分析，对原文的个别内容做了修改，并引用了汪小川先生的未刊遗稿，谨致谢意！

一，“高干回忆文体”中的“另类”

中国当代史回忆录是一种很特别又饶有意味的叙述资料，不管是昔日的军政要人，还是文化名流，甚或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群众，当他们展笔写下回忆录，那些距今不远的人和事，由作者一一道来，不仅能钩起同处一个时代的读者的回忆和联想，也为后人留下一份私人化的记录和思考，或多或少都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信息和线索。

但是当代史回忆录并不那么可靠，任何时期的回忆录都不尽然可靠，这主要是因为回忆录写作一般容易出现客观性误差（记忆模糊，张冠李戴等）和主观性误差（回避某些问题，突出自我等）的问题。那些经正式出版的回忆录还会遇到另一些问题，某些出版社的编辑会因为某些原因，执意要对作者加以“引导”，他们往往要求回忆录的作者在叙述中强化或弱化、回避某些问题。因此在阅读回忆录时需要加以鉴别。                                                        

和回忆录的客观性误差相比,制约回忆录作者的主观性因素则更复杂一些，尤其是那些在新中国成立后做过党政军大员的高级干部，即便离休下台，也要遵守某些写作的“潜规则”，诸如为“圣人”和“大人”避讳，对某些敏感的人和事或模糊表述，或干脆回避之，这就是所谓“高干回忆文体”。当然这里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作者写回忆录的时候就是为了发表的，因此和“上面”的“口径”就“对”得比较紧；也有人写的回忆录是准备藏之名山，留给后人的，言说就坦率直接的多；还有人写回忆录是要为自己所受的怨屈作申辩，对某些故去的人或事就很自然地做起了并非不合理的缺位的“审判”，而对自己的功绩多有张扬，如此等等皆属可以理解的“人性之弱点”。

笔者近来读到的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则属于比较“另类”的一种回忆文本，说来它只是一篇回忆文章，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回忆录。周林的这篇回忆文章刊载于1999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林纪念文集》，此书出版时周林已去世四年，依笔者的判断，在周林的生前，这篇回忆文章没有公开发表过，  个中原因有二：一是周林在文章中用许多篇幅点名批评了已离世多年的“老革命家”，在1964年下半年—1965年春主持贵州“四清”的原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大章，这是比较罕见的，完全不合“高干回忆文体”；二是，周林的这篇文章带有“辩诬”的性质，涉及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分歧或“恩怨”，由于该文有上述两个特点，虽然周林属于“老同志”，他的这篇文章在生前也没有地方可以发表。

贵州“四清运动”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很大的事件，在当时被认为是“第二次解放贵州” [1]，牵涉到中央最高领导间的分歧，但是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对贵州“四清”都知之甚少，有关档案没有开放，学界几乎没有任何研究，笔者在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围绕周林的这个回忆文本，尽量扩展材料，将当年这个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北京高层的分歧勾勒出来，希望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贵州历史上这个重大事件以及当代史回忆文本的价值和局限性的问题。

二，周林治黔的“功”与“过”

周林和被他在文中批评的李大章都是毛时代的地方大员，但是两人在党内的地位相差很大：李大章是元老级的老干部，20年代初曾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在法国勤工俭学，以后又和邓小平等一起离法转俄国学习，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 1949年后长期任四川省省长，是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中央委员。李大章除了在“四清”运动期间短期代理过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建国后长期位居李井泉之下，是四川的第二号人物。周林则是30年代中期入党的年轻干部，抗战时期是陈毅的部下，建国初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因为是黔籍，1951年被调回贵州工作，1954年升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党政双肩挑，一干就是十年。贵州省的重要性固然不能和四川省相比，可是在贵州, 周林却是说一不二的“第一把手”。但是，周林主管的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处偏僻的省份；他甚至不是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直到80年代才担任中顾委委员），和其它重要省份的第一书记相比，周林的知名度不高。

周林在贵州主政十多年，有功有过，他的“功”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改善了贵州交通不便的状况，先后改建了黔桂、黔滇两条公路，1964年，全省81个县市都通了汽车；在铁路建设方面，1959年，黔桂铁路修到贵阳，结束了贵阳不通火车的历史。第二，周林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态度较为务实。1956年，贵州发生“群众性骚乱事件”——“麻山事件”，波及望谟、紫云、罗佃三个县的九个区八十九个乡的苗族和布依族群众，前后历时八个月。以周林为首的贵州省委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方法，而是坚持“稳慎”的方针，在冷静分析后做出判断，认为事件的起因主要是：“农业合作化搞得过急”，“统购统销太紧”，“干部违反政策”，“未照顾少数民族的特点等”。在周林和贵州省委的影响下，贵州省军区向驻黔部队发出指示，要求部队坚决执行省委“和平解决”的方针，贵州省委还召开各种座谈会，向群众发放贷款，最终使事件得以平息。

周林治黔十多年，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周林在干部和组织政策方面有较为浓厚的“地籍情结”或“地域观念”，然而这种看法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大军南下后，贵州省和其它南方各省一样，干部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由于当时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全局性的在干部和组织政策方面歧视地下党干部的导向，南方各省大多是南下干部当家，贵州的情况也不例外，来自于冀鲁豫根据地的南下干部大多身居要津，而原地下党干部担任的多是较为次要的工作，并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较多冲击。在贵州省，还有一特殊情况，这就是担任第一书记的周林是派回原籍工作的新四军干部，周林在年轻时代就离开家乡投奔革命，在贵州没有盘根错节的人脉基础，而贵州也没有像古大存、冯白驹这样的当地籍的元老干部，更没有一支像广东那样庞大的地下党干部群体，也许在北京看来，在贵州就不存在如同广东那样的“地方主义”势力了，所以北京对周林是支持的。正是因为得到北京的信任，周林既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又兼了省长，这种情况在毛时代是不多见的。

50年代后，受到全国大环境的影响，中央发生的重大政治斗争一般都会波及到地方，加之传统上的“一把手说了算”的决策和领导体制，各省的第一书记在所在省份都享有很高的权威，与第一书记意见不和或反对第一书记的意见，轻则被批判，重则就会被打成“反党分子”，领导机关内部的一般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很容易就被上升到所谓“思想和路线斗争”的高度，而中央为了稳定地方工作，一般都维护各省第一书记的权威，批准或支持各省第一书记对那些 “反党分子”或“反党集团”的处理。

有资料显示，周林在贵州处理干部问题时曾表现出某种第一书记乾纲独断、不容冒犯的特点，而这又和当时的全国性的“党内斗争”、“路线斗争”纠缠在一起。50年代初发生的“高饶事件”在当时是一个震动全局的事件，高、饶罪名之一，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向党伸手要权”。 “高饶事件”后，周林把在省委会议上向他提出意见，希望周林卸下省长的担子专做省委第一书记的原南下干部，省委副书记申云浦和省委宣传部长刘钊打下去，把申云浦贬到基层农场当副场长，刘钊则被开除党籍，贬为安顺师范学校的校长。[2] 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极左思想急速漫延，省委副书记常颂因分管农村工作，熟悉农民情况，他直言批评当时的政策是：“条 条鞭子打在农民身上”，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林将常颂等几个主张“反左”，和他意见不和的省委主要领导打成“反党集团”（“常颂、夏德义、李庭桂反党集团”），其时常颂已病逝半年，全省共打了四十多个“反党集团”，[3] 常颂等恰又是南下干部, 这就给不少人留下周林有“地籍情结”的看法。

周林治黔十余年，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是在大跃进中头脑发热，大办“公社食堂”，大搞“反瞒产”，造成贵州众多民众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8月，贵州在全国放了一个“大卫星”，出了一个长顺县大办公社食堂的“十大优点”，1959年，贵州又搞了“捉鬼拿粮”（“反瞒产”），“打击迫害基层干部，越是执行得坚决的地方，死人越多。” [4] 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受到毛的表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5] 贵州省还被毛誉为“红旗省”，号召各省向贵州学习。[6] 其实1959年冬，遵义、湄潭、金沙等县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仅金沙县在困难时期就“非正常死亡”5。5万人。[7] 据人口学学者新近的研究，在困难时期，贵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 [8] 对此，周林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然而，周林对贵州的灾情并没有隐匿不报，但上报情况是“缩水”的。周林自陈，1960年5月初，周恩来总理到贵阳视察，周林向周汇报了贵州“非正常死亡”的情况，[9] 据知情者回忆，当时，周林领导的省委“极力向中央隐瞒真相，把大事化小”，[10]  刚刚被周林提拔的新任省委副秘书长的汪行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贵州饿死人情况向中央写报告，他“不能不听第一书记的话，参与写这样的假报告，帮省委过了关”。[11]

1960年5月16日，贵州省委正式向中央报告了遵义、湄潭、金沙事件，并自请处分。5月21日，中央批复贵州省委报告，“免于处分”，提出要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查清原因，吸取教训，不要过于追究事件的责任。[12]

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北京真正意识到全国出了大问题，并陆续调整政策。但是对造成大饥荒的原因，还是坚持过去的那套思路，1960年11月，毛泽东将大饥荒归之于“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13] 由于毛对农村形势的判断已经形成， 1960年12月6日，周恩来代中央草拟文电，  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14] 至于导致大批农民死亡的真正的祸首——公社食堂体制，则继续坚持不动摇，一直到1961年5月，毛发话后，全国各地的公社食堂才予以解散。

1960年底至1961年冬春，大饥荒的灾难已达到顶点，尤其是几个原来的大跃进红旗省的情况极为严重，贵州省自然是榜上有名。在这种情况下，就如2004年田纪云所写：“安徽、贵州、甘肃、河南、湖南等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迫于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窘境，悄悄地搞起“包产到户”即责任田的办法”，[15]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该省的“包产到户”是明确支持的，可是 周林就比较隐晦，他对“包产到户”说得很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下面去搞。和许多高干一样，大饥荒给周林很大的刺激，使其对过去几年自己的作为作出了反省。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更进一步，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周林曾两次去发生严重“非正常死亡”的 湄潭县。在该县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小组会上，当他听说该县“广大干部和农村群众，没有粮食，饿着肚子，也不去开仓拿粮”，很受感动，周林说：中国的农民太老实了。[16] 在当时和周林有类似感受的领导干部不在少数，据1961年陪同刘少奇视察东北林区的吴江回忆，刘少奇在和东北地方领导人谈话时也曾说过：“中国农民就是好，遭受这样大的灾祸也不起来造反”。 [17]贵州省委新政策推出后，形势迅速好转，“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被扭转。

三，贵州“四清”和刘少奇

周林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撤，公开的理由有三：贵州的建党根子不正；镇反、土改不彻底；肃反、审干、“清理中内层”未把好关。又称：“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贵州城乡资本主义泛滥”，贵州“四清”的重点是贵阳市，中共中央西南局认为，“贵州已烂掉了”，“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贵阳市被宣布是“小台湾”，[18] 进而再扩大，使“一向没没无闻的贵州省，一下成为“第二台湾”、“第二香港”在全国名噪起来”。 [19]

“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为刘少奇所独创，以后又被正式使用于《后十条修正草案》。1964年9月18日，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此文件经过毛的修改，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改变了原《后十条》草案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首先要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还提出全国完成这场运动需要五、六年或更长时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各地大员都在1964年10月大作报告，动员清除“反革命两面政权”。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一时全国各地都在查找“小台湾”，甚至连武汉大学哲学系一个小小的单位，也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两面政权”。[20]

主持贵州“四清”的工作团是李井泉派出的，西南局常务书记兼新任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大章被任命为西南局工作总团团长，在李大章背后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中央并派出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予以协助，李大章还带上了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196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和国家机关、4个大区和军队抽调2000名工作队员，其中有100多名师局级干部前往贵州，对全省区以上的领导实行层层夺权，[21] 外派去贵州的“四清”工作团的阵容和规模如此之大，这在全国是唯一的。

在李井泉和李大章背后的是刘少奇，刘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贵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22] 此时，贵阳市“气氛相当紧张，省委领导空无一人” [23]；不仅各市、州委书记都去了昆明，连各部办委的头头也都去了。当晚，李井泉和李大章向刘少奇汇报贵州“四清”情况，却有意不通知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参加。[24]

李大章大约在1964年9月2日或3日到达贵阳市上任，周林说，李大章向刘汇报，获得“上方宝剑”[25]，回贵州后就召开全省三级干部大会，大干了起来。用李大章自己的话说，他来贵州的使命就是：“使贵州一千七百万各族人民重见天日” [26]。在周林的回忆中，没有具体交待刘少奇对贵州“四清”的指示，即“上方宝剑”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从李大章的说辞中还是可以清楚看到刘少奇的意见。例如，李大章说，贵州前一阶段的“四清”是失败的，是走了“过场”，[27] 此话完全是刘少奇的口吻，1964年夏刘少奇在南京，对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也说过同样的话。[28] 只是江渭清比较有办法，后台也硬些，让刘少奇碰了一个软钉子，江渭清也就没有落下像周林那样的下场和全省干部的大换班。

西南局对贵州省委的指控不是实事求是的。1949年底，苏振华率二野五兵团解放贵州，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雷霆手段肃清国民党残余分子，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前政权时代贵州的81个县长“全部被处决”。 [29] 50年代初，贵州对地富的“管制”大面积超标。[30]至于“包产到户”也不是如李大章所指称的占全省农户的百分之七十，经“工作团”派大批干部下乡调查，1964年贵州农村的单干户只占全省农户的百分之五。[31] 有材料显示，就是在“包产到户”达到高峰的1962-1963年，贵州全省包产到户只占到百份之四十，只有个别边远地区达到百分之八十。[32] 在贵州，可以说建国后的15年，除了在60年代初对濒临饿死的农民实行过缓和的政策，从没见过什么时候“右”了。

然而，四清工作团对贵州一些领导干部的指控也并非空穴来风，例如，和周林关系密切的贵阳市委某主要领导被揭发犯有“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一些干部揭发周林等在花溪等风景区给自己安排很好的休养环境；[33] 在大饥荒时期，一些干部欺上瞒下，打击群众，尤其是贵州作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四大名旦”（河南、安徽、甘肃、贵州）之一的省份，竟然未被处理而“滑”了过去（其实四川等省的情况也极为严重，但李井泉全力封锁消息，山东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则在1960年就暴露了）,引起许多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周林治黔十余年间，地方干部和南下的原冀鲁豫干部，矛盾长期积累，现在利用四清全面批周林，来了一个总爆发，只是用的是“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些词汇来做包装，而把这深一层的矛盾掩盖了起来。

贵州省的“四清”在全国是非常特别的，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 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周林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职也被免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候补书记一人，及四个省委常委被停职反省。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在整个大四清过程中，除反复地播放“桃园经验”录音之外”，就是要干部们学习李大章的报告[34]。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35]。毕节、安顺、铜仁等三个地委书记和遵义地委副书记均遭免职被批斗。几年前才从东北调往贵州工作，担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的汪小川，虽然是老红军，也被斗争了近四十天[36]。仅晴隆县1,875名党员受各种处分就达430人，新划地主、富农164户，四类份子129人，新定「暗藏反革命份子和反动党团骨干份子」217人。“顷刻之间,贵州的大批干部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有的遭到停职，革职，有的遭到开除党籍，工作籍，有的甚至遭到逮捕，关进监牢”。[37]

贵州的特殊性在于“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已不是一个个“烂掉”的基层单位，而是扩大到一个省会城市。事情的起因是贵州省公安厅“个别人”诬告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包庇贵阳市公安局贪污黄金，并咬定原贵阳市市长秦天真是“叛徒”。虽然几经调查，上述指控都没有事实凭据，但公安部门还是查抄了伍嘉谟的家，此时伍已被隔离审查，在伍的家里没有人在的情况下，据说在伍家的字纸篓的一张报纸的边上中发现了“反动文字”——“中华民国万岁”。伍随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贵阳市公安局长孙登善也被逮捕。贵阳委副书记夏页文被戴上“修正主义”帽子，贵阳市市长紫龙被撤换、批斗，贵阳市委宣传部长朱厚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下放劳动。贵阳市南明区区委书记李增贤也被捕入狱。[38]

贵阳市的情况正好印证刘少奇的“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新概念，李大章认为,“贵阳市的问题就是贵州省的缩影”,“只要伸手去摸，没有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不是烂透了的” [39]。伍嘉谟的“现行反革命”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出了一个从上到下都“烂掉”的市委，从此可以“典型引路”，在更大的范围内全面推广。

刘少奇为什么在1962年不拿下周林？而是推迟了两年？周林和曾希圣的性质一样，都是先期紧跟毛，后来搞了“责任田”，1962年初，刘拿曾开刀，曾希圣和河南的吴芝圃，还有1960年下台的山东的舒同，都先后被刘少奇拿下，转而做不安排具体工作的各中央局的空头书记。甘肃省原第一书记张仲良的运气稍好些，被调到江苏做了排名第五、第六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可是周林却没事，照样做他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大跃进的急先锋王任重和李井泉的情况相类似。可能的原因是：和曾希圣（安徽）、吴芝圃（河南）、张仲良（甘肃）、高峰（青海）、舒同（山东）等人相比，周林的错误还不是特别大，再者，一次拿下太多的封疆大吏也会刺激毛。

刘少奇跟随毛的时间长了，早学来毛的一套，搞运动总要先拿几个人开刀，以壮声威，刘少奇事隔两年后拿周林开刀，就是要为他的“四清”在全国开道。与此同时，刘少奇也拿江渭清的一份讲话说事，又是当面批评，又是写信批评，还把自己写给江渭清的信批转全党，[40] 都是出于同一的目的。由于江渭清没搞过“责任田”，刘不能抓他“右”的小辫子，于是就批江渭清是“教条主义”。刘少奇拿周林祭旗，借“包产到户”之事批周林，谁都不能说一个“不”字。况且和王任重、李井泉相比，周林和毛的关系也很远，份量最轻；李井泉、王任重都是毛的爱将，一直就左，没有“小辫子”好抓，周林在1961年搞过“责任田”，头上有“小辫子”，于是被刘选上。

在这个过程中，西南局起什么作用？李大章是西南局派出的，但派李大章不可能仅由李井泉决定，这时的李井泉跟刘少奇很紧。李井泉在四川从没“右”过，大可以不惧刘少奇，但也得小心，就像华东局的柯庆施，1964年不也是逼江渭清向刘少奇认错吗？[41] 在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柯庆施也是顺着刘的有关“四清”意见，没有表示异议。 [42]

李大章不是一般的第二把手，他有着雄厚的革命资历，又是西南局常务书记，其人对李井泉在大跃进时期搞的极左一直有保留看法，对李的霸道也多有不满，李井泉对李大章不能向对其它书记那样颐指气使。李大章这次为什么这么左？这不符合他的一惯的风格，一个线索可能多少说明一些问题，李大章虽然是“老资格”，但除了在建国初短期任过西康省省委书记，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成为主持全面工作的一个省的代书记，而这是刘少奇给他的，李大章要做出成绩给刘少奇看。

钱瑛起什么作用？中央派她去贵州，一定是刘、邓的决定。在新四军时期，刘少奇就认识钱瑛，建国后，钱瑛和刘少奇也有较好的上下级的工作关系，钱瑛为人正派，是公认的优秀的领导干部。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 钱瑛在安徽做了大量的调查，回北京后向刘少奇等做了汇报，才揭开了曾希圣的“盖子”。1962年上半年，钱瑛在安徽为正在“劳改”的两位高级干部：被曾希圣打成“右派”的前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和被曾希圣被打成“右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也在“劳改”的前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平了反。钱瑛还顶住压力，“改正”了安徽“一大批”1957年的“右派”，钱瑛有如此胆略，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43] 钱瑛去贵州的时间要早于李大章，1964年6月左右，中央监委的工作组就已到达贵阳市，钱瑛去贵州后，“分管城市四清”，重点是在贵阳市，具体任务就是“揭开贵阳市的盖子” [44]，从1965年8月她在一次会议上的谈话看，在贵州期间，钱瑛是按照四清工作总团的布署工作的，但是到了在1965年8月，钱瑛也遵照该年初中央颁发的《二十三条》的口径，不再说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而是改口说：“贵阳的绝大多数干部，是拥护革命、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45]

四， 在“四清运动”中高涨的刘少奇的权威

贵阳市的“四清”颇有点像上世纪30年代苏联“大肃反”期间侦破的那些层出不穷的“间谍破坏案”，都是由“契卡”人员率先“揭发”，然后由“契卡”部门介入，扩大侦察，再对主要领导干部实行逮捕。和苏联的“肃反”不同的是，60年代贵阳的 “四清”和全国各地的“四清”一样，还穿插了一个“群众运动”，也就是多了一个在党委或工作队领导下的宣讲中央文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交待问题、批斗大会、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宽严结合”、“戴帽”、“逮捕”的过程。贵阳的“四清”带动了全省运动，一时间，贵州到处弥漫紧张、肃杀的气氛。周林对贵州的“四清”很有意见，也不同意对他的指控，在1964年底，周林向中央和毛写了申诉报告，通过省委机要室直送北京中南海。[46]

从表面看，在1964年12月前，毛是支持刘少奇有关“四清”的布署的。8月底，毛同意中央批转 “桃园经验”，又同意刘少奇对江渭清的批评信，还亲自参与了刘的批评信的修改。毛也同意刘主持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也对其做了修改。“民主革命补课”，“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等，都是毛最先提出的。1964年，毛还同意在城市街道“划阶级成份”，成立“劳动人民协会”。[47]

毛的极左，是实实在在的，但他在1964年下半年对刘的“同意”，却是表象。毛批准下发“桃园经验”，是很勉强的。毛同意下发《后十条修正早案》，也是有保留的。毛對劉的一些看法持有异议，而刘少奇8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又严重刺激、伤害了毛，从而导致毛刘矛盾的激化。

刘少奇在1964年已走向权力高峰， 6--8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从北方走到南方，在十四个省市作巡回报告。刘少奇返回北京后， 8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又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刘少奇在大会上说：搞运动，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不蹲点，就不能做领导工作。刘还在报告中用较大的篇幅批评了毛批发的《后十条》，他说，现在敌人利用这个《后十条》来顶工作队，第二个十条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以后不要强调了”。 [48]

刘的这天的报告“出轨”之处太多，本来彭真是要把刘的这次讲话整理下发的，陈伯达、王力等“秀才”已遵照彭真的指示对刘的讲话做了整理，把讲话中明显涉及毛的内容全部删除，但后来，刘少奇“突然”决定不下发了。[49] 刘为什么不同意下发他的这次报告？是事后觉得讲话不妥，或干脆就是对删去他的讲话不满，又不便明说？这些都不得而知。

在8月1日大会上，刘少奇显现了他的“领袖权威”正在上升的气势。据出席了这次大会的李新回忆，在刘没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50]

在现场的周恩来只能对刘少奇予以配合，据李新说，周“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很快即将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王光美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嘛。然后对台下的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作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51]

刘少奇这天的报告震动很大，一些干部对刘的报告很反感，乃是因为刘在这天的报告大会上显摆出的“气势”和他对王光美的“吹捧”，他的报告中对毛的不恭之词反而没被听众捕获到。那一天北京气温很高，“这个会议，连头到尾，总共不到一个钟头”，刘少奇毕竟还不是毛，“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意的”。刘少奇可能也没想到自己对王光美的几句赞词造成的后果是如此严重。李新说：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 “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52] 联想到两年多后，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地方大员批刘不多，军队将帅则集中对刘开火，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

刘少奇在1964年夏确实不够谨慎，他带着夫人四处巡讲“桃园经验”，又在报告中高调宣传王光美，已严重“破”了党的高层政治生活的“潜规则”，在中共党内，由中央领导同志和夫人一起巡回做报告，这是第一次。邓颖超是党的元老，但是周恩来从来不会出面宣传他的夫人，更不会带着邓颖超周游四方，去谈什么“妇女工作的经验”。毛支持江青是无可置疑的，但在1964年，他的公开的行动也就是出席观看江青搞的几个“现代革命京剧”，然而刘少奇却完全忘记了这些。

江青没有参加8月1日的刘少奇报告大会，但是她了解一切情况。据《王力反思录》披露，江青为此事专门找到毛哭诉：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53] 从李新对这天会场气氛的描述，军队干部，包括像李新这样的文职高干对刘的讲话都是这样的不满，江青有如此之反映，是完全有可能的，王力的这段叙述应是可靠的。

五，毛对贵州“四清”的干预

8月后，毛对刘的态度已有变化，但他还是对刘采“退避三舍”的策略，一是刘的势头太大；二是刘的不少话也是从他那儿搬来的，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让毛有苦说不出；第三，毛还要看刘走多远。所以毛对“桃园经验”和刘主持制定的几件文件都批转了。但是，毛在对刘作妥协时，对刘的不满还是一步步表露了。

8月5日，刘少奇作为全国“四清”总指挥的角色进一步明确化了。陈伯达晚年说，是他向毛建议让刘少奇总抓“四清”，被毛接受的。[54] 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决定，中央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又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刘少奇一时位高权重，对毛的意见竟也置之不理了。就在刘少奇前往武汉的前一天，8月4日，预定随同刘前往广州修改《后十条》的田家英向毛请示对修改《后十条》还有什么意见时，毛提到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的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然而，当田家英在专机上向刘汇报毛的意见时，刘“紧皱眉头，没有说话”。[55]

刘少奇虽然知道毛对他的“四清”设想有不同意见，但并不准备按毛的意见进行修正，他反而要进一步压毛同意他的主张。8月16日，刘在广州给毛写信，他把中南局和其下属的几个省委拉出来，来壮大自己的声音。他在信中说，湖北、湖南省委同志都同意他的意见，中南局也赞成他的建议，并准备在中南五省推行，这就是改变原来“四清”以县委为主的方法，而是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先搞一个县，此即以后在全国各地推广的以“四清工作总团”，“四清工作分总团”取代地委和县委的方法。[56] 显而易见，刘的这个方法和毛的“不要把大量的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是不一致的。

在刘少奇的压力下，毛不得不作出退让，他在18日给刘复信，表示 “完全赞成”刘的意见。[57] 8月19日，刘又给毛写信，这一次他拉上的是陈伯达，刘把陈伯达推到前面，说陈伯达“极力主张”把王光美的报告下发各地，刘直接要求毛批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刘甚至把批语也写好，他在为中央代拟的批语中写道：王光美的报告是有“普遍意义的”。[58] 刘少奇志在必得，举荐“桃园经验”的力度如此之大，连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以为，王光美报告的下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周恩来在8月1日刘少奇的报告大会上就宣称，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很快要下发，[59] 这种情况使毛不得不再次作出退让。但是这一次，毛不愿意做得那么干脆，他把刘的报告先压下来，8月27日，毛就下发王光美的报告写下了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60] 而在中央批转王光美报告的前一天，1964年的8月31日，在新华社编发的供党内地委级以上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上，已用《一场伟大革命的实践》的题目，分十一个小标题，以三十页的篇幅，详细摘要发表了“桃园经验”报告。[61]

显然，毛对刘的“同意”不是出自本意，因而他在对刘作妥协时，非常希望从地方大员那儿听到对刘的不同意见。1964年8月下旬，当毛了解到李雪峰的华北局的一些负责干部对刘搞的《后十条修正草案》持有异议时，十分振奋，他马上下令，暂缓下发刘的《后十条修正草案》，“立刻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毛明确提出：“华北有不同意见”。[62] 毛有意压一下刘少奇的气焰，来声援李雪峰，毛说，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李雪峰。[63] 毛的此番话，颇似游戏之言，确也不尽然，本来刘少奇的“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中共七大上确定的，那时毛对刘少奇是满意的，现在毛对刘少奇不满意了，改授给也曾在白区工作过的李雪峰，仍在情理之中。

8月后，毛对刘的基本策略也逐步清晰了，这就是在表面上继续支持刘的同时，断断续续，似正式，又非正式地表达他对刘的“四清”的保留，他通常是先说几句肯定刘少奇的话，绕了一圈后，就对派出“四清工作团”取代县委、“集中一万个工作队员在一个县搞大兵团作战”，表示疑问。就在毛批转王光美报告的前两天，在8月30日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毛还作了一个“自我批评”，毛说，他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没有先征求华北的意见，“这是一个缺点”，[64] 毛甚至在这次讲话中公开了他对王光美的不满，向各地大员表明心迹了，他说，“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一人能指挥”。可是，各路大员没一人接他的话碴，刘少奇对毛的这些话，却故作不知，依然故我。各路诸侯也都顺着刘，甚至当刘主持会议，重申其意见后，李雪峰就检讨了，连当年毛的两员大将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赞同刘少奇的意见。[65] 李雪峰为了不和王光美争风头，把他的工作重心放到了城市的“四清”，还提供了一个“城市要普遍地划阶级”的经验。[66]

更严重的是，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在各地视察时的讲话已成为“真经”在各省市传达，并在全国各地开始贯彻落实。北京市委抽调11695名工作队员，“集中力量到通县打歼灭战”。[67] 1964年8月初，山东省委举行工作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少奇同志的指示和王光美同志蹲点经验的介绍”。[68] 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一致拥护少奇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开展四清运动”。[69] 1964年7月17日到8月12日，福建省委举行省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刘的讲话，刘的几个核心概念：“蹲点”，“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依靠群众是团结干部的前题”，在干部中得到普及。在福建省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对照刘的讲话，检查“在运动中总是束手束足，怕字当头，怕干部躺倒，怕影响生产，怕后遗症，怕平反，怕告状”，“许多同志对运动中发生的一些缺点错误，那怕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顾虑重重”，“对目前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种严重情况估计不足，有的甚至发生怀疑”。福建省的干部还把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由于他们不敢发动群众，他们“在运动中不知不觉地做了资产阶级革命家”。[70] 显然，福建同志没有创造这个概念的水平，它也是来自刘少奇，只是两年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又把这个称号还给了刘少奇，他在1966年11月接见群众时说，少奇同志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地方大员沿着刘少奇掌管的党机器的巨大惯性，全面落实刘的方针，毛一时成了局外人。1964年10月----11月，刘澜涛、陶铸、张平化、王任重等各地大员纷纷在党内做报告，大谈他们如何通过“学习少奇同志指示”，创造出的指导“四清运动”的“经验”。他们所做的报告既有理论色彩，又有阶级斗争如何尖锐激烈的生动实例。[71] 王任重在11月15日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还说：“少奇同志给江渭清同志信里面提出的批评，对我们也完全适合”，而他本人则经过蹲点，找到了“为什么会出现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原因。[72] 这种情况逼迫毛只有走到前台和刘“单挑”了。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对刘的不满已在上层的小圈子里爆发，毛开始对刘作不点名的连续性的批评，周林的申诉恰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又是原西南局的第一把手，他接到周林的申诉信后就批转给所有政治局委员。而贺龙的态度就非常明确，他也是西南局的老领导之一，1964年底，李大章率贵州省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会议，在李大章前去看望贺龙时，他就明确反对否定前贵州省委，他说，你们这样做，把老西南局放在什么地位？周恩来则是从侧面批评了李大章。当周得知三届人大会议没有安排贵州代表发言，就向李大章讯问，得到的回答是：贵州已“烂掉了”，不必发言了。李大章的这番话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周说：全国的形势都大好，怎么你们贵州就不一样呢？大会最后还是安排了贵州省的代表发了言。[73] 周、邓、贺都知道1964年12月-1965年1月在毛、刘之间就“四清”问题发生的争执，在1965年1月为刘少奇开的中央层“民主生活会”上，贺龙还“批评帮助”过刘少奇。

毛对贵州的“四清”作出反映是在1965年的1月，这和他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发布《二十三条》在同一时候。周林提到的一个细节，不明就里的读者是看不明白的，这就是毛对陈刚的反感。 1965年1月，毛找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局几个负责人谈话，毛问李大章带了些什么人去贵州搞“四清”？当李大章回答说有陈刚等人时，毛当即对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贵州省委周林复职”。 [74] 为什么毛一听到陈刚的名字就有如此大的反映？周林在文中没有一字说明，也没有交待陈刚的背景。陈刚又名易尔士，原名刘作抚，和毛是老相识，是30年代初上海中央派往赣南苏区的“提款委员”，“富田事变”爆发时一度被起事的部队所抓，后被释放回到上海中央。刘作抚于1935年去莫斯科，抗战爆发后回到延安，改名陈刚，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是康生和李克农的副手，1945年任中社部副部长，60年代初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75] 毛对陈刚如此敏感，是过去历史上的原因吗？还是毛认为他的长期的“契卡”背景不适合担任一个省的第三把手？这些都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毛从不喜欢任用有“契卡”背景的干部做地方的封疆大吏。建国后，毛可以任用李克农、孔原来管“契卡”系统，以后又让杨尚昆代表中央分管“契卡”系统的工作，但绝不许“契卡”干部染指地方党政工作。1965年初，毛虽然没说陈刚一句“坏话”，但讨厌他的意思已很明确，李井泉、李大章心领神会，1965年2月9日，中共中央首先免去陈刚的贵州省委代理第三书记的职务，任命李井泉的老部下贾启允任贵州省委第三书记， 1965年4月26日，中央任命贾启允做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取代了李大章，钱瑛也被调回了北京，算是给了毛一个交代。

在毛时代，通常情况下，不管是大干部，还是小干部，被毛惦记都是好事，但对有些人来说，被老人家惦记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和陈刚情况相类似，也是在1965年1月毛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在北京突然向陈伯达问起邓力群。毛问：邓力群现在何处？干什么？毛还提起邓力群一个曾在国民党中任要职的哥哥的名字。毛甚至 “冲着陈伯达”问，1960年他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是不是陈伯达把邓力群拉来做记录的？ “陈伯达闻言大惊失色”，回来和康生商量后，打发邓力群走人，将他从《红旗》杂志社调到桂林地委任副书记，让毛看不到他。邓力群不解为何突然调动他的工作，“为此几次找陈伯达和康生，但他们都回避不见”。[76]

毛对周林则一向是关照的，1962年周林受过毛的保护，“七千人大会”期间，毛请几个灾情最严重，正在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河南、安徽、山东、甘肃、贵州等省的第一书记一桌吃饭，当周林向毛检讨时，毛说自己也有责任，对周林抚慰有加，[77] 周林和李井泉、王任重等一样，都没因大跃进期间犯下的严重错误而受到责罚。1965年1月，毛发话，要周林立即复职，李井泉竟以“周林在贵州已被搞臭了，不宜再回去”，把毛的话挡了回去。其实李井泉所言不虚，经数月批判，周林在贵州的声誉已严重受损，和周林关系密切的大批干部也被冠以“周林的爪牙”受到批判和处理，如果周林复辟回黔，贵州再一次“翻烧饼”，该省的政局将发生严重动荡，西南局的威信将被严重损害。李井泉依照老例，把周林调回成都的西南局，和刚从上海调到成都的，也是长期赋闲的原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一样，做了西南局一个不管事的空头书记。

六，刘少奇“四清”模式的失败

周林虽没复职，但贵州“四清”的方向已被扭转了过来。“桃园经验”还只是“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现在又来了一个省会城市贵阳的 “反革命两面政权”的典型，接下去，难保不会扩大到一个省的“反革命两面政权”。毛适时作出反击，几句话，就让刘少奇的计划泡汤了，尽管毛没有救下周林。

贵州的“四清”高潮是在1964年8月到12月，起初，雷厉风行，批判、斗争、撤职、逮捕，10月31日，贵州省委发文，要求「坚决打击反革命份子的现行破坏活动」，全省风声鹤唳，一時「因捕、拘过多」，甚至「造成监所拥挤」[78]；之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1965年虽然还有余波，李大章和李井泉到3月份还压周林承认“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但那已是强弩之末了。周林有了《二十三条》撑腰，拒不接受二李的结论，李井泉和李大章也毫无办法。[79] 此时刘少奇虽然还全面管事，但说到底毛才是真正的主宰，在毛发话后，李井泉调整了和周林的关系，1965年7月中旬，他告诉周林，“贵州的四清问题，小平同志说不做结论了”，李井泉又说，坚持要给贵州四清做结论，“这是大章同志搞的，他对贵州的四清运动不做结论，耿耿于怀，食不下咽”，[80] 现在李井泉摇身一变，俨然贵州的四清和他没有关系了。

刘少奇是受挫了，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大饥荒时期贵州的问题确实极为严重，大批群众因绝粮而“非正常死亡”，干部违法乱纪非常普遍，理应依法严肃处理，有资料说，死人“最严重的湄潭县，后来枪毙了一个违法乱纪的副县长”。[81] 刘少奇在治国方面，有非常务实和理性的一面，在1961-1962年，刘顶住巨大的压力，站出来领头，和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携手，全力挽救经济，拯救人民生命，为国家、民族和百姓作出巨大贡献，其功绩永载史册。但是，刘又有“走偏锋”的特点，1962年下半年后，在毛一手营造的极左大气候下，刘不愿或无力抵挡，他快步跟上毛的步调，顺风扯帆，到了1964年甚至比毛还要左。在“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大棒下，不仅许多无辜干部受难，已在社会底层的前国民党时代的留用的人员也一再受到严厉打击，一些被处理的干部，特别是在城镇工作的干部，和大饥荒时期的违法乱纪并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出身不好，被打成“阶级异己份子”。刘在1964年的这些举措，很难说没有他的个人的目的，许多情况都表明，刘想藉“四清”真正树立起他“号令天下”的权威。

由于毛对刘进行了强力干预，刘没成功，否则贵州经验就会在全国其它省份推广，“反革命两面政权”会遍于国中，全国难免不会洪水滔天，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国民党特务案”、“美国间谍案”、“反革命暗杀案”肯定会随影而来。刘少奇虽没搞一个像毛那样的文革，但也差不多了。从贵州的情况看，在刘的理论的指导下，是用党机关加上公安系统作为推动运动的动力，这可能就是刘少奇有别于毛的搞运动的基本形式，他同意派出有“契卡”背景的陈刚做贵州省委代理第三书记，不应只是一种巧合，这可能和刘少奇过去搞地下斗争的经历有关。既然贵阳市已成了“小台湾”了，那就须要派“红色特工”深入“敌营”，摸清“敌情”，去解决问题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刘少奇指导的四清工作队，就像战争年代的“敌后武工队”，这一百多万工作队员，先集中学文件 “反右倾”，在工作队中查找“坏人”，继之“侦察敌情”，“排查线索”，再以“秘密工作”的方式进驻乡村，大搞“扎根串联”，难怪被毛批评为“神秘主义”！

无独有偶，1964年6月，在刘少奇夫妇来南京开讲“桃园经验”回到北京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修改《后十条》小型座谈会，在会上又抓住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社队干部打击报复社教积极份子的事件，强调要对“高沟事件”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而在会议之前的7 月29日，王光美直接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定性：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82]

与此同时，由刘少奇的老部下，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指导的陕西省四清，也是以抓人、捕人开道，数月间全省就逮捕了6470人、扣留5000多人，长安县新划地富4,558户，查出所谓四类份子3,492人。该省还用“隔离审查”的名义把一批中层干部投人变相监狱。在地区和县一级，则用办“集训班”的形式，“对一批干部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审查”。1964年11月上任的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对此持有异议，刚刚着手纠偏，就遭到刘澜涛等的严重打击，被扣上反对刘少奇的帽子，受到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持续批判。[83]

由此可见，用抓“现行反革命”来推动运动，已成为1964年刘少奇领导“四清”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方法。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层层抓人，人人胆寒，这种方法既省事，又省力，干脆明快，震慑力大，马上就可以打开运动的局面，所以贵州的“四清”既可以说成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可以说它是新形式下的“肃反运动”。刘的这一套既有毛氏特色，更带有颇为浓厚的斯大林色彩，一旦全面铺开，不比毛策动的“群众造反”逊色。这就是中国60年代政治的复杂性，哪是局外的书生所能理解的？海外的唐德刚教授居然说，刘少奇的《后十条》是要“修正”毛的极左的《前十条》，还说，若不是刘的举措，“一定又是数十百万人头落地”。[84] 唐德刚分不清《后十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的区别，前者是邓小平和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后者才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后十条修正草案》是一个比毛的《前十条》更加极左的文件，1964年10月下发后各地发生一系列自杀，斗死人的严重事件，陕西省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陕西高校在“四清”中联系实际批判学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仅西安市就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陕西省有些中小学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小富农”、“小资本家”，致使一些中小学生也被逼得“自杀或逃亡”。[85] 这真的是让许多人的“人头落地”了！唐德刚说刘少奇在1964年要纠毛的左，真不知从何说起！

七，在回忆文本后的“权势关系”和“人情”

周林的“运气”没李大章好，李大章一直是“不倒翁”，虽然在对贵州四清的态度上，李大章比李井泉还要僵硬，但是毛很清楚，李大章在贵州搞极左有复杂的背景，李大章并不像李井泉那样了解当时中央上层毛刘间的分歧，而且李大章只是在1936-1937年间在北方局和刘少奇有过工作关系，不是刘少奇的人。加之，李大章对李井泉一直有意见，文革期间还揭发李井泉的错误，所以李大章在中共九大之前即复出，不管哪个人做四川的第一书记，李大章都是在四川做他的第二把手，1975年李大章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一职，1976年5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李大章在文革中没有受多少罪，不能归结于他个人的聪明和机智，在毛时代的中晚期，政治斗争中的无序性和任意性是一普遍现象，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许多高干都是在瞬间沉没的。那是毛一个人说了算的年代，毛有乱来的时刻，但“无序”中有“有序”，“任意”中有“计算”。 平心而论，毛对他所任用的地方大员还是“讲原则、讲渊源、讲人情”的，如果在政治上和自己对着干，毛绝对是 “憎其所憎，恶其所恶”；但是只要不和毛的政治对立面搞在一起，又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就会“放他们一马”。李大章在文革中很快复出就是这个道理。

毛对李井泉的态度就稍许复杂一些。1965年初，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李井泉知道刘少奇已被毛批评，《二十三条》就是纠刘的“偏”的，可是他在指导贵州“四清”时，并没有立即停止执行刘的政策。毛要他给周林复职，李井泉居然找理由顶着不办。在当时，像李井泉这样，在毛刘之间观云测雨，不是个别人，1965年的11月16日，毛去南京视察工作，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明明知道毛在他和刘少奇的争执中，明确支持他而当面批评了刘， 但是，江渭清还是一口一声的表示要学习刘少奇批评他的信。[86] 一年后，文革爆发，“李政委”治川十数年，在大饥荒中欠账太多，四川苦李久也，造反派以“刘邓走狗”的罪名对李井泉一阵乱斗，其妻也被整死，毛对李却没有像对江渭清、江华、叶飞等人那样迅速伸出援手，而是让李在火上“烤”了几年。

然而毛对李井泉毕竟是知根知底的。抗战期间，李井泉和贺龙、林枫搭挡，使晋绥边区成了卫护延安的坚固的屏障，大军入川后，又成为西南局老书记邓小平的部下，在历史上，李井泉和刘少奇一点都不沾边，对毛一向忠心耿耿，在关键的时刻，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时，是最早站出来反对彭德怀，旗帜鲜明支持他的几个地方大员之一。1965年11月，彭德怀被放逐到四川后，李井泉对彭德怀更是严加监管，在1966年6月`还亲自主持对彭的小型斗争会，要彭交待反毛的“罪行”。[87] 在困难时期，四川省“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极为严重，但李井泉非常“顾全大局”，从四川调出大量粮食支持中央。[88] 毛和一些中央领导在文革前抽的手工制作的雪茄烟，也是由李井泉在四川什邡卷烟厂秘密安排监制的。[89] 毛心里明白，李井泉、江渭清等地方大员对刘少奇并非没有意见，他们就是做大官做“油”了，只要毛不公开抛弃刘少奇，他们就按部就班，一切听中央的，少奇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们就听少奇的。而李井泉等都太了解毛出尔反尔的特点，或许一个早上，毛就改变了主意，跟着他老人家反刘的人就会被无情的抛出去，落个当年高岗下场。所以，毛讲刘少奇的闲话，他们就装聋作哑，从不插嘴帮腔，毛知道，李井泉等这样做并非对他不敬，或是反对他。李井泉不让周林复职，还是出于工作的考虑，李大章坚持极左观点，也是事出有因，都不是有意和自己作对。错来错去，只怪自己给刘少奇的权力太大，已让刘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在“火烧”李井泉几年后，毛还是“解放”了他，中共十大就让他重新做了中央委员，1975年还做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林在文革后期也被重新起用，1975年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1977年由邓小平指名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教育部副部长，邓小平复出后先管教育，周林给邓许多配合。80年代，周林转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古委会”）副主任，算起来只是副部长，以文革前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做这份闲差，是属于低位安排了，但他安于其位，工作勤勤恳恳，受到许多老先生的尊敬， 1995年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

今日观之，在那个时代，真不能用“好官”、“坏官”的标准来识别人，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标准，都要听北京的话，但总有一条，就是看在执行北京命令和和保护地方百姓之间怎么搞平衡？就是要看他对百姓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以这样的标准看，周林在1958-1960年做了非常严重的错事，有愧于贵州百姓，但他在1961年后又做了许多好事，说起来是“过”和“功”相抵。苦的是贵州的百姓，被折腾不停，较之其它省份，更有过之。“四清”还没消停下，文革又开始，“四清连文革”是贵州文革的一个特色， 1966年5月，由贾启允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把四清时就遭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主动抛出来，作为贵州文革开刀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 “四清”中被打下的干部和群众再一次受到残酷打击，[90]直到1984年6月24日，中央才对贵州的“四清”冤案作出平反。[91]

如今，贵州“四清”的历史差不多完全被堙没了，周林在回忆文章中就是集中批评了李大章，对刘少奇就是点到为止，而钱瑛、陈刚都成了和贵州四清不相干的人了。周林的文章透露了一些情况，但也回避了许多问题，他对自己比较大的过错，如贵州大跃进的错误谈了一些，并表示了反省的态度，但对自己其它方面的过错，例如向北京隐瞒灾情规模，就一字不谈了。

周林对当年他的顶头上司李井泉也有意见，因为在李大章的背后就是李井泉，可是他在回忆文章中对李井泉 却“手下留情”，乃是当毛在1965年初发话后，李井泉对李大章在贵州厉行极左“四清”，也表示了一些保留看法。在1965年2月，李井泉带领贾启允到贵阳上任时，对被打击的原省委常委有一些安抚，李井泉说：“我今天把你们（指在座的原省委各常委）都解放了，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讲。”在李井泉讲话后，“有的人感动得涕泪交流，有的竟放声大哭，差不多都表示感谢李政委的高恩厚德。” [92] 到1975年，周林和李井泉在广东从化温泉相遇时，李井泉又当面就当年的“四清”之事向周林道了歉，周林也就原谅了李井泉。 [93]

由此看来，期待高干回忆录的作者做到完全的客观确实是一个很难企及的目标，依笔者的看法，读当代史回忆录，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回忆录，还得抽丝剥茧，须要下一番“考古学”、“校勘学”的功夫，把阅读的“路线图”查找出来。因为从那个时代走来的不少领导干部早炼就了一身本领，很知道在说写之间，应突出什么，遮蔽什么。研究者肯定须要延伸和扩大阅读，而不能仅凭一种回忆资料说话，只有同时参照相关的其他资料，尤其是那些在观点和内容上互相冲突和对立的资料，才能穿越回忆录的作者在有意或无意间给我们设置的各种障碍，以求尽可能的去接近那个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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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19] [23] [26] [34] [35] [36] [39] [44] [92]  汪小川：《我所目及的贵州大四清》（1983年6月），未刊遗稿。

[2] 参见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回忆实录》「三联贵阳联谊丛书之十二」（贵阳：黔新出版图书，2001），内资准字第002号，页176-177。

[3]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页706；另参见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回忆实录》，页177。

[4] 参见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回忆实录》，页202-203。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页44，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页44-45。

[7] [8]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页159；167，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6月出版。

[9]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中共仁怀市委员会、仁怀市人民政府编：《周林纪念文集》，页205，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10] [11] 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回忆实录》，页209；209。

[12]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5-206。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页356及注释4。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页29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

[15]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页4、5。

[16] 箴元：《周林传略》，《周林纪念文集》，页62。

[17] 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页102，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18] 箴元：《周林传略》，载《周林纪念文集》，页63-64；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4；另参见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页353、360。

[20]段启威：《鞠躬尽瘁 铁骨铮铮——怀念余志宏主任》http://www.philosophy.whu.edu.cn/forSchoolfellow/memoir/duan。

[21]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4。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页60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3。

[24]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3。

[25]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3。

[27]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页353、362；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3。

[28] 江渭清：《江渭清回忆录》，页48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29] 参见袁晞：《一蓑烟雨任平生：冯兰瑞传》，页103，气象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冯兰瑞的父亲在国民党统治的末期担任过炉山县县长，解放军临近时弃城逃往贵阳，向新政权投诚，被宽大处理安排在贵阳救济院工作，后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

[30] 1953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兴乡二村共有330户，人口1627人，却管制了23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30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条件。参见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3年4月13日，第83号，页262。

[31]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5。

[32]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页378；胡一民：《人生四部曲》，页214、225。

[33] 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回忆实录》，页224--225。

[37]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4；另参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党派群团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页138。

[38]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4; 箴元：《周林传略》，载《周林纪念文集》，页64。

[40] 196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以中发（64）672号文件发至县团级党委，同时附有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及江渭清1964年9月8日给刘少奇的信。参见《江渭清回忆录》，页488，494-496，497。

[41]《江渭清回忆录》，页491。

[4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5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43] 王从吾等：《刚正无私的共产党员钱瑛同志》，载《忆钱瑛》，页7，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另参见丁群：《刘顺元传》，页340-34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

[45] 《钱瑛同志在中央局监察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1965年8月21日上午，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22（省委监委）长期卷，卷宗号：206。

[46]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4。

[47] 《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42。

[48] 《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50-1351。

[49] 参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页573，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0] 李新：《“四清”记》，载《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页120-12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51] 李新：《“四清”记》，载《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页120-121。

[52] 李新：《“四清”记》，载《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页120-121。

[53] 参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页573。

[54] 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页79，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

[55]《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52。

[56]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52-1353页。

[5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页132；《毛传》（下），页135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58] 《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54-1355。

[59] 李新：《“四清”记》，载《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页121。

[6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文稿》，第11册，页144。

[61]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8月31日，第3655期，页2-31。

[62]《毛传》（下），页1355。

[63] 参见《王力反思录》（下），页574。

[64] 《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56-1357。

[65] 《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56。

[66]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9月28日，第3664期，页2、6。

[67]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9月22日，第3663期，页2。

[68]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8月7日，第3648期，页2。

[69]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8月28日，第3654期，页2。

[70] 中宣部编：《宣教动态》 1964年第63期，总第1095期，1964年9月17日编印，页2，江苏省档案馆藏，编号：C35.2-80。

[71]《陶铸同志关于工作队进村后的一些体会》，载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10月30日，第3670期，页2-10；《张平化同志谈入队四十天后的工作体会》，载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10月30日，第3670期，页11-18；《刘澜涛同志在西北局书记处听取长安公社社教工作团工作汇报会议上的发言》，《陶铸同志对当前花县“四清”运动的意见》，载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11月26日，第3679期，页1-15，16-30。

[72]《王任重同志关于农村社教工作问题的讲话》，载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12月3日，第3682期，页3、5。

[73]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4。

[74]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5。

[75] 参见拙著：《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页21、31、109、513、598-59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76] 吴江说，这是陈伯达亲口告诉他的，参见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页121-122；另据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编篡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称，毛说邓力群的哥哥邓飞黄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要陈伯达不要用邓力群，陈伯达就让邓力群到南方去锻炼一段时间。参见该书，页258，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

[77]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6。

[78]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页359、361。

[79]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6-207。

[80]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7。

[81] 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回忆实录》，页209。

[82]《江渭清回忆录》，页490；另参见《在社教运动中需要注意挖上面的根子》，载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64年8月28日，第3654期，页5-10。

[83] 参见林牧：《胡耀邦100天的超前改革》，载萧克等:《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页246，1998年出版；另参见中共西安市委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委员会志》（西安：陕内资图批字2004〔AX〕012号，2004），页555。

[84] 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页171-172，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5年1月出版。

[85] 参见《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胡耀邦》，五柳村网站http://www.taosl.net/hyb0056.htm

[86] 1964年9 月25日、10月18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写下批语。毛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毛泽东并对刘少奇的信作了亲笔修改，参见毛泽东：《对刘少奇给江渭清复信的批语和修改》，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页169、168。但是，随着毛对刘少奇意见的加深，毛改变了看法，在1964年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误的。”参见《江渭清回忆录》，页501。

[87] 王春才：《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页205-206，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页796，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林杰、王乃英：《盖世英雄彭德怀》，页298-299，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88] 参见廖伯康（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六十年代初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四川“萧李廖事件”（上）》，载当代四川史编辑部：《当代史资料》，2004年第1期，页8、15、17。

[89]  劳尔：《为毛泽东秘制雪茄烟》，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mao-cigar.htm

[90] 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回忆实录》，页247。

[91] 参见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7-208。

[93]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7。

这个竟然没有人回.

这个贴子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一切都是狗咬狗.

周即毛也,刘亦毛也,毛亦周刘也,毛周刘本为一体.

在一个自由的政治架构建立起来之前,不可能有什么好坏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