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余杰，焦国标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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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以前鄢先生在《南方周末》主持《时事纵横谈》，一时洛阳纸贵。现在鄢先生当时让人替他捏把汗的言论观点已经深入人心。1995年以后余杰的书问世，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没几年。余杰对言论限制的冲击，大大超过了鄢烈山。焦国标《讨伐》檄文一出，余杰过去对言论限制的冲击为之失色。
       现在再看鄢烈山1990年代中早期的文章，可能已经没有意义，但在当时我一拿到《南方周末》，首先找鄢先生的文章。1990年代中期和后期余杰的文章风靡大学校园。但是我外文水平提高以后，已经很少看，几乎不再看他们的文章了。焦国标的文章，我只是把《讨伐》等几篇从头到尾看了，但总而言之看的不多。能够看外文原著以后觉得他们的文章新意不多。
       但是他们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冲击了言论限制的禁区，为言论自由开道。正是他们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那一句僵死的毫无意义的话，一点一点的鲜活起来。曾经在蒋经国时代担任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长，负责媒体审查的宋楚瑜在2000年接受媒体采访问他对一同参加总统大选的李敖有何评论时，他说：”李敖对推动台湾的言论自由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上高中时非常迷恋李敖，但他的文章我早已经不看了。但宋楚瑜的话说的确实很中肯，很公允。李敖在电视大骂陈水扁，大骂台湾当局其实是在变相地替台湾当局替陈水扁做正面宣传。李敖反陈，反台湾主流言论的话越多，越说明言论自由在台湾不是梦。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不会在乎鄢烈山，余杰，焦国标到底写过什么，而只在乎他们曾经冲击过言论限制，为言论自由开道。与其说他们有智慧，不如说他们有勇气。不过想想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今天几乎没有人看了，而且也不值得看。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伯里克利在纪念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时说：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是的，鄢烈山，余杰，焦国标就是真正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