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会议”中的胡适
邵　建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属于直系吴佩孚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倒吴，乘夜班师回京，发动了著名的“首都革命”（其实是政变），扣押了贿选总统曹锟。由于冯是二流军阀，无以取代，国家权力出现真空。等到奉系大举入关，张作霖与冯玉祥商讨善后，决定公推隐居天津的段祺瑞出来主持国政。段氏于1924年11月24日在北京就职，由于非国会选举，不能称“大总统”，他组织的政府便称为“临时执政府”，而他自己则以“临时执政”代行国家元首职权。段氏就任，宣称“革新政治，与民更始”，他首先要做的事便是解决各种时局中的争端，于是宣布筹备召开“善后会议”。但这个会议和已经北上的孙中山意见相反，孙则主张立即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国民会议”。于是，国民会议，还是善后会议，便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政治角逐。
　　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会议，“善后”主要解决刻下时局问题，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军阀割据，因此它提出的口号是“废督裁兵”，而参与这个会议的也都是些中央和地方的实力派，比如各路军阀等。国民会议则不然，它是一个有关国体性质的大会，与会者必须是全国各地民选出来的代表，通过这个会议，使得中华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治国。两种不同的会议，加上两个不同的人物：段祺瑞和孙中山，他们各具符号意义。前者是军阀班头，后者是革命领袖。胡适何去何从，俨然就成了问题。两个会议都在拉胡适。段祺瑞和许世英（善后会议筹备处秘书长）先后电胡，邀其与会。这是一月份。次月，北京国民会议促进会亦致函胡适，敦请胡适为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国民会议始终未能召开，而胡适已经先此答应了“善后会议”。他写给许世英的信，是他“踌躇了几天后”做出的决定：“……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同为清宫辩护一样，胡适参加“善后会议”是他二十年代又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个会议不仅是军阀包办，而且是军阀分赃。胡适说他是“尝试”，可别人眼里却是给军阀“帮忙”。“帮忙”这个词并非中性，它是贬义的，后来它更和“帮凶”、“帮闲”联系在一起，构成所谓“三帮”。当时舆论对胡适极为不利，京报的邵飘萍收到两封有关胡适的信，他转给了胡适。其中一封来自名叫董秋芳的年轻人，此人以前不仅在《努力》上和胡适讨论过“好政府主义”，而且到过胡家，和胡适当面谈论问题。他对胡适的态度，就一般青年而言，颇有代表性：“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的分赃的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最后，这位青年说：“我们读过先生近来的言论，知道‘胡适之’三个字上，已沾满了灰色的尘点，我们只好盼望先生努力向这黑暗的处所去‘干！干！干’！”半是警告，也半是希望，尽管后者已是残存。
　　胡适接信后，给邵飘萍回了信。他表示了这样的态度：
　　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之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倒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的人格里，还不算老朽。
　　《努力》之后的胡适已经渐渐失去了青年的拥戴，特别是这连续发生的两件事（辩护清室和参加善后），使胡适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声望指数下降到最低点。非但如此，北大一院的厕所墙壁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骂胡适“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祺瑞为父”。自此以后，胡适和学生相疏不相得，再也没有抓住青年过。如果说青年总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激情与进步，那么，青年离他而去，适足以见出在那个喧嚣突进的时代大潮中，胡适不务激进，本身就显得保守、落伍，乃至反动。
　　反者，道之动。胡适并非不知道舆论的情形和青年的态度，同时也有很多好友劝他慎重对待，不要和军阀坐到一起，不要去对牛弹琴。但胡适发言行事，常有独立特行的一面，他总是依凭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行事，并不轻易为外界左右。那些“爱惜羽毛”的好意，胡适心领了，但会议还是仍旧参加。1925年1月17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披露了自己的心迹：“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三为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
　　国民会议的动议来自国民党，积极赞助它的则是年轻的共产党。这两党正处于合作阶段，它们代表的是国内激进的乃至革命的政治力量。可是，它们的某些声音，在胡适看来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时髦，并不乐意闻见。比如他们主张国民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帝，而胡适对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压根就不买账，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时髦话语，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另外，在军阀战争没有止息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召开一个和平会议，这样的会议可以让军阀讨价还价，而不至于在战场上对打。至于以民众代表为组织的国民会议，它的诉求因其高远而无以解决刻下的和平问题。在时局问题上，可以看到，胡适不是理想的，而是务实的。他出于他自己的务实考虑，在一片讥评、反对、咒骂声中，于1925年2月1日出席了这个国民党宣布退出的善后会。
　　染缸里抽不出白丝绦，进去就等于自取其辱。同流合污这个污点直到今天，还高悬在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其实，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当时，在高调谴责之外，还是有不同声音存在的。由北大教授为主体创办的《现代评论》，对于善后会就有着和胡适颇为接近的思路。《现代评论》出刊之初，就碰上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善后会。北大教授周甦生在该刊第二期即以“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于现在的执政府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于他的解决时局的诚意和能力也是怀疑的。但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准备召集的、而我们认为有召集的必要和成功的可能之‘善后会议’，也一概的反对或冷视。反过来，我们认为对于这种会议应当予以充分的注意和督责。”在国民党因为不满而宣布退出后，周甦生又题以“善后会议是否应当参加”，表示了不同意见：“现今这样的善后会议的前途，已经令人怀疑，如果民党和名流等不去参加，那个会议之无信用，无结果，是可以断定的，而时局的解决更是无希望的了……所以为使责任明了起见，民党分子和负时望的名流也应参加善后会议，把他们正大的主张正式的提出来。”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国民会议，北大教授王世杰认为尚不具备条件，他在“国民会议的基本地盘”中，认为国民会议目下还没有现成的地盘帮助它实现。这个地盘包括两项内容：“第一便是赋有政治自由的省会；第二便是有代表资格的法团。”王世杰和国民党是有联系的，由他和他的同仁创办的这份《现代评论》也有国民党的暗中资助。但，这拨人（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在政治上持论稳健，不趋极端。他们的言论不以激动人心为务，而务求于事有补。如果胡适是以学界名流的身份与会，《现代评论》这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善后的态度则自取为“督责”。
　　按：据胡适1925年1月17日日记：“通伯说，昨夜他们（现代评论社）请精卫、稚晖等国民党领袖吃饭，席上力劝国民党加入善后会议。精卫说，他自己是如此主张，‘先生’（孙文）也有此意。但到后来精卫倒在椅子上睡着了。”这个“通伯”即陈西滢。
胡适参加善后，中间有这样一个插曲。胡适虽然不认同国民会议的主张，但在会上也提交了一个“国民会议组织法草案”。此草案公布后，又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反对。特别是其中第十一条：“凡不能解说日用通行之文字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更是招致国共两党的批判。国民党方面在上海《民国日报》发布“中国国民党反对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宣言”，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和瞿秋白都专门撰文批判胡适这项条款。陈独秀的题目就是“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条例”，其愚弄要点之一，就是“以教育、性别、宗教限制人民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在陈独秀看来：“工人、农民是全国人的衣食父母，其数量又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大半不能解说并写作本国日用通行之文字，现在一概被摈在国民以外”，这不是愚弄是什么。瞿秋白亦持此看法：“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不识字国’，轻轻的这样一条条文，便可以剥夺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公民之选举权。其实这大多数不识字的民，大半都是工人、农民、小商人、女子，他们的工作和劳力是中国全社会生命的基础，他们何以不应参与选举及政治呢？”瞿并质问：“胡适之，你是不是政治上的柏拉图派──要使识字的统治不识字的呢？”
　　按照陈、瞿的单边批判，胡适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治主义者，或者是一个伪民治主义者。但我们可以知道，在这批判的后面，其实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分歧。还是在1922年，胡适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就选举制，他就提出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当时陈独秀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则提出“采用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并批评胡适他们是“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当时，胡适一边莫名惊诧：“我们竟不知道我们现在居然成了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一种第Ｘ阶级，叫做什么小资产阶级！”一边就选举的有限与无限表示：“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我们重在‘现在’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故事事只从‘现在第一步’着手。即如我们的第五条主张‘废止复选，采用直接选举’，而他们主张‘无限制的普通选举’。我们自然也会谈无限制的普通选举，不过我们斟酌现在的情形，不能不把这个主张留作第二步。”因此，胡适最后表态：
　　我们对于这种宣言者的唯一的答案是：“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
　　近三年过去，胡陈看法都没有变化，但当年胡适认为这种分歧只是步骤先后，到了此时陈独秀这里，却严峻为“愚弄”。
　　胡适是“愚弄”民众吗？其实，留美的胡适比没出过西洋但却崇拜法国大革命的某些人更懂什么是民治，而且更懂得在一个没有民治基础的国家如何逐步推行民治。此刻，胡适预留地步地把不识字置于全国性的国民会议之外，本不是剥夺国民资格，而是他试图把他所习得的美国经验本土化。美国作为民治样板，并非一开始就是无限制的普选。不仅当时没有财产的人没有选举权，就是妇女选举权也不过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正如当初美国人认为，一个人没有财产很可能就不负责任；那么，一个不识字的人，如果被选进国民会议，你说他在议事时又如何能够负责任？至于选举权，如果地方选举尚可，直接的全国选举，他们其实也是无从负责的。让其滞后，至少是一种可以讨论的主张。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提出有关民治的幼稚园理论，即民治必须从“最低限度”的幼稚园水平开始，一步步提高。然而，高调的民治口号尽管做不到，但却比稳健的民治主张更吸引人，尤其是年轻人。设若把胡适上述的办法和陈独秀、瞿秋白的振振有辞放在容易激动的学生面前，则不难想像他们的好恶去从。从这一方面看，我们也可以明白，二十年代以后的胡适为什么会一步步地失去年轻人。
　　“善后会议”的首要并不是国民会议组织法之类，而是军事善后。胡适所以参加，不过是要贯彻和平主张从而止息战祸。但就此点而言，胡适无所作为。入会之前，他就向章士钊等人表示：敌国交战尚且先要停战，然后议和；今政府不能制止各省战争，则不配谈善后。然而，善后期间，江浙战争一触即发，河南战事则日益加剧。2月24日，胡适连同马君武致信善后会议主席赵尔巽：“若本会议不能作局部军人争执的仲裁机关，更有何面目高谈全国的军事善后？所以我们主张，当此战祸重开之时，善后会议应停止开会。若在战事中继续开会，我们只好不出席了。”这是典型的胡适方式，态度非常明朗，语气却平和如此。停止开会不由胡适意志为转移，胡适所能做的，便是自己不出席。3月4日，胡适直接致信段祺瑞，公开声明退出会议。
　　侯门一入深如海，厕身善后便失身。尽管胡适中途退出，但在名节上为时已晚。面对各种不利于自己的言论，胡适将会如何评估自己呢？对此，胡适并没有说过什么，但我们也未必就不能知道胡适的态度。这不妨是一个参照。1922年，胡适提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标榜“好政府”，结果签名中的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三人组阁，组成所谓的好人政府。其中新任教育次长的汤尔和因争取教育经费未果而辞职，只做了个“五日次长”。有些人怪其性急，但胡适却在《努力》上给予这样的赞同：“为了一个主张而来，为了主张的失败而去：这是很正当的行为。我们对他表示同情的敬意。”放在这里，胡适未必不会用它来自指。
　　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望参加善后的胡适，虽然未克事功，但毕竟“质本洁来还洁去”。
    《书屋》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