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周其仁
2006年11月14日 星期二
 
六年以前，三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中国同学，问了他们老师一个问题：与日本或欧洲相比，美国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这位老师叫Lester Thurow，回答了一句话，“我们能够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快的速度创立公司并把它们变成大公司”。这位曾任斯隆商学院院长的经济学教授举证，“如果你看看美国25个最大的公司，其中有8个在1960年根本就不存在”——英特尔不存在！微软不存在！沃尔玛不存在！但“如果你看看今天欧洲最大的25个公司，它们在1960年早就是大公司了。”*  听的出来，这位教授对美国经济的这个特点颇感自豪。

这就带出了本文的主题——成长。受到上述对话的启发，我们不妨思考经济成长与公司成长的关系。在经验上，似乎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一个经济主要就是靠一家大公司支撑着。比如芬兰，当然那里也有不少好公司。但达到国际级的，可能就是Nokia一支独秀。国内有的地区也有这种现象，方圆几百里就是一座高山，靠那一家公司支撑着当地的财政、税收、就业和繁荣。这种类型有某种脆弱性，就是一旦这个支柱性公司发生什么问题，整个经济就摇晃。

第二种就是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靠一批百年老店支撑大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韩国经济差不多也是这个特征。谈起最大的好公司，多少年来就是这么几家。早先还是不断地推陈出新、后来举上，可是一旦形成一个顶端结构，多少年就超稳定。这同样符合Thurow说的特征，最大的公司，20年前就有了，少有大的变化。

第三种类型，从经济看是高速增长，但从公司看则是前仆后继，一排排起来，又一排排倒下去。通过一批又一批公司的死亡，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一个角度看，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为就是在最发达的经济里，公司成活率也不一定比最落后经济里的婴儿成活率高。但是仔细比较，不同国家的差别还是很大。有的大浪淘沙，总还淘出金子来——出了一批好公司；另外一些地方呢，来回折腾，所剩无几。经济高速增长，但没有在公司组织方面留下家业。

最后一类就是令美国教授颇感自豪的那个类型，不断从小公司中成长出最大的、世界级的公司来。不是说老公司全都垮了，许多百年老店还在，比如IBM、福特汽车、JP摩根等等，都还在，也还有实力和活力；但又不断冒出微软、沃尔玛这样在25年内就迅速成长为最大公司的新锐。就是中国老话讲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推过了前浪，但是前浪并没有消失，前浪后浪一起组成了滚滚东流的大江。

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后一个类型才支持了最持久的经济增长，才从中长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前两个类型，或者过于脆弱，或者结构僵硬。当然它们总比前仆后继型的好很多。经济增长没有落下组织成果的，可以一时间很热闹，可是代价太大，消耗太多，难以持久，最后不能支持持续的经济成长。

看中国经济，连续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是不是一定意味着她的公司和公司群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健康、持续、高速成长？答案是不一定，因为在国家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之间，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组合。这样看，讨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公司成长”，是一个重要的题目。

公司成长，环境条件当然重要，不可或缺。但我们也观察到，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企业自身的状态有决定意义。这里，要集中谈一谈企业家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看法，就是在当前和今后保持和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但似乎也更加困难。

这里说的是“企业家精神”，而没有使用流行的“创新”——最早由熊彼特（J.A. Schumpeter）定义的作为企业家的最重要的特质。创新当然很不容易，可是创新究竟难在何处，人们并没有做很多探究。我的看法，难就难在绝大多数的创新——技术、产品、商务模式等等——在市场上可能一钱不值！

是的，标新立异固然不易，可是比起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受到市场欢迎的标新立异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说到底，脱离市场需要的“创新”，不但不是公司成长的源泉，而且常常是商业活动的灾难。这是所有创新性活动的共同困难——艺术创新最难的是打动人们的心灵，学术创新呢？贵在启迪人们的思想。要是只讲新颖和独到，不论是否满足他人的需要，不断搞怪的“创新”，又有何难？

在商业上，受市场欢迎的创新才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并不能轻而易举就知道什么是“市场需求”。不要以为消费者会把他们的需求清楚地说出来，在许多时候，甚至连消费者自己也不完全知道。举一个例，川菜似乎谁都知道，但如果不是“俏江南”开发出带有文化格调的川菜，人们从何知道居然还有如此独到的对川菜的“市场需求”？

这类故事是讲不完的。要点就是有人对人们尚未满足的需要很在意，在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支持下，判断、决策、尝试、行动。不是关起门来的创新，而是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把创新作为满足市场需求的手段，组合各种资源，把产品和服务做出来，把市场做出来。所以，我还是习惯把“对潜在市场需求的敏感”，作为企业家最重要的特质。I.Kirzer讲的好，脱离市场需求的“创新”，可能给商业带来灾难。

仅从这一点看，现在更需要激发企业家精神，因为发现潜在的市场需求比过去困难多了。到处都是所谓的“买方市场”，再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普遍的短缺，找一个产品生产出来就可以卖钱。另外，全球化扩大了市场规模，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一个人想到的商业点子全球有很多人都想，而且强手如云，很容易把商业点子变成产品。

从另外一面看，企业家精神的“供给”难度又发生了变化。回头看，贫穷似乎是一个超级强大的发动机，因为穷则思变，逼人奋进。中国一大批草根企业家，就是在穷的没办法的情况下，左闯右闯杀出一条路来。今天经济增长这么快，收入和享受比过去大大提升，反过来就是创业的成本迅速增加了。另外，过去我们国家还有一种造就企业家的特殊历史力量，那就是体制的错误和耽误，许多人多少年也没有干一番事业的机会。改革开放好不容易带来机会，就拼死也不放弃。我知道的柳传志，差不多40岁才有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就是货币报酬再低，工作难度再大，柳总那代人也要干。现在不容易了，找一条坚持做下去的理由，很难；找一百条放弃的理由，容易。

社会舆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少年的官本位传统，企业家——商人——的社会地位本来就低。再加上长期乱批资本主义，企业家/资本家连头也抬不起来。只不过因为长期贫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在一个时期内被舆论接受，先富者包括企业家也还受到一点尊敬。但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有一些先富者的钱财来的不清不白，结果导致“疑富”、甚至“仇富”情绪的蔓延。这不能不降低对人们在市场上苦斗的精神奖励和鼓励。不止一次听人说，“何苦来者，现在又不是没饭吃”！

实际的经济环境变化也很快。前年我讲过“成本激升的挑战”，就是中国靠低成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但近年产业成本升得凶——人工、土地，能源，材料，以及政府服务之价全面上涨。怎么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我也讲过，与发达经济相比，中国还有很强的成本优势。但是全球都在开放，印度、俄罗斯、越南，追兵四起，谁也不会客气的。一片“中国世纪”的乐观浪潮里，新的挑战早就逼近了。市场上的挑战主要对着谁来的？当然对着企业家。从这方面看，难度也加大了。

最后，成长、特别是高速成长，本身就是极大的麻烦。我们来看“成长”这个词怎么用。一幢大楼从九层盖到十层，我们不叫“成长”，因为大楼没有生命。成长总是指有生命的主体，比如说孩子在成长，或者一颗树在成长。要感谢上苍——多少万年的进化，凡有生命主体的成长差不多都是自动实现各方面的配合和适应。比如孩子的个头和体重增加了，心脏、血管和神经系统也响应得到发育，否则就要出毛病。但是“企业成长”没有那么远久的进化。到今天不少人讲到企业，还是“做大做强”——完全都是物理概念，而不是生物的成长。可是在实践上，企业属于有生命的主体——销售和利润的增加，一定引起内外部一连串的变化。疯长身高，内脏器官或调控系统没有得到相应的发育，很危险。

小结一下。现在比过去更需要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但也比过去更困难。于是问：英雄何在？很难的事情，才需要英雄的。在深圳调查的时候，很多年轻的企业家不断讲到任正非，讲到任总当年如何困难，而今天的华为让世人刮目相看。到浙江台州，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总讲当年的李书福。这说明一个地方、一个经济里只要出几位英雄，对后人就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最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讲多了没有用，做得出来才算数。

*见廖理、汪韧、陈璐著《探求智慧之旅——哈佛、麻省理工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5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