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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后，阿瑟·伯格又干掉了一群大众传播学者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虽然书中尸横遍地，但是你并不会感到毛骨悚然，相反常常乐得腮帮子疼，因为谋杀只是羊头，真正卖的狗肉是把各种学术理论的所谓“高雅”移至“通俗”的平面。

　　两本书有着相似的结构，《学术会议上的惨案》描述了五位大众传播理论教授，出席一个专题研讨会。五位教授在阐释了各自的传播理论之后，一个接一个地被害。警察进行调查取证时，临时审讯室变成了研讨会的演讲会，教授们大谈各自的理论。如果你最后也没有被这些教授絮叨死，那你基本上就能知道点关于大众传播abc了。

　　《哈姆雷特谋杀案》一开始是《莎士比亚研究》杂志的主编宴请其他编委，吃了最后的晚餐，编委一个接一个神秘地死去。侦探很容易用排除法找到了凶手:所有编委成员中，只有主编没有死，主编因为怀疑其他编委想把自己拉下马，痛下杀手。在探案的过程中，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拉拉杂杂谈论自己的理论，有人说哈姆雷特是一个女人，有人说哈姆雷特有恋母情结，有人说哈姆雷特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英雄，有人说哈姆雷特是个业余侦探，有人说哈姆雷特有抑郁症，还有一个女性主义评论家认为《哈姆雷特》刻画了对女性的压迫，结果一把小斧子让她一劳永逸地摆脱了男性的统治。作者以夸张的手法揭示了各种批评流派的局限，让我们联想起《红楼梦》衍生出来的无穷无尽的评论和千奇百怪的解说。

　　能把枯燥的理论写得这么好玩，阿瑟·伯格真是一个不简单的老头儿。他学生时代主修文学和哲学，媒体传播学又是他大学执教的学科。难怪能举重若轻地对学术界的荒谬、腐败进行戏谑的“谋杀”，完成一种不着痕迹的刻骨讥讽，甚至包括他自己。在两本新书中，他都捎带刺了一下自己的成名作《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根本不值一读”、“一本怪诞的教科书”、“什么情节也没有，有个乏味的侦探知识和那些家伙谈话，他们只知道喋喋不休谈论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理论”。

　　阿瑟·伯格几年前来过中国，他对上海的印象大概是后现代的“大工地”。如果他对中国“红学”、“三国学”有所涉猎，不知道会不会写一本新的谋杀小说，让各位专家学者互相辩难、揭短、扔刀子使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