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璐

《繁盛之阴》取材于大量的医书、纪闻、方志、文学作品，甚至家传的小册子，展现了一幅中国古代宋至明末时期中医妇科学发展的历史长卷。作者费侠莉是一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她的研究兴趣一直在性别与文化领域。写作这本书，缘起于１９８０年代在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无意中看到的一本指导受孕与分娩的小册子，正是这本小册子，将她引入了中国妇科学。然而作为一名女性主义学者，费侠莉更倾向于以女性主义视角看待中国古代妇科理论与实践中的诸种问题，这些思考集中体现在对女性身体的探讨之上。

本书由三条线索贯穿，也即作者在三个学术领域的长期探索：中国医学史、女性主义对中国性别问题的解释以及身体的文化史。作者从对“黄帝之身”的建构入手，首先介绍了阴阳互补的身体理论，其次详细梳理了由宋朝至明近７００年间中医妇科发展的理论脉络，再次以大量医案为基础，分析女性作为病人和治疗者在具体医疗实践中作用和地位。

作者在开篇介绍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将气、阴阳、水火、五行建构的身体取名为“黄帝之身”。与西方生物学完全不同，中医理论与中国古典哲学一脉相通，“天人合一”的思想被中医学家们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医看来，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与自然的大宇宙相通。例如：怀孕时上天所馈赠的一点气进入人体作为“元气”，维持着人的生命。人的五脏分别与五行相对应，同时象征五颗天星。黄帝之身犹如一幅太极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补。这些玄妙的天才的想象的确与基于解剖结构的生物学相异甚远。中国的性别差异正是建立在玄妙而充满哲思的阴阳之上。总的来说，阴阳并非实指，而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主”，在血气关系中，血被认为是气的阴的方面，因而女为阴，男为阳。本书以“阴”作题目，意指探讨的是女性问题。

接下来，作者精心梳理了宋至明末中国妇科史发展的理论脉络，也溯及到东汉张机与唐代孙思邈、巢元方等人的妇科思想。宋代强调女性以血为统帅，妇女许多疾病都是由血功能失调所致，从理论上阐述了月经调节对女子健康状况和生育功能的重要性；认为“寒邪”与“风邪”等外因能够激起血气不稳；对妇女使用不同于男性处方的“别方”。引人注意的是，现存的宋朝产科著作将怀孕和分娩高度哲学化，将其隐喻为宇宙创生的过程。而现实中，分娩又被看成是一件危险的会带来污秽的事情，需要隔离与诸多禁忌，与之相应产生一套复杂的分娩仪式，包括分娩历法与方位。这种悖论显示出女性的悲哀。

在费侠莉的论述中，明代妇科临床水平有所下降，原因在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使得男医生与女病人之间的社会屏障日益加深，影响了医生的正确诊断。因而医学理论转向男女同治，妇女“别方”的范围缩小。疾病根源由“气”“风”外因转向情志内因，“心火”“肝火”被更多地用来解释病因。这与新儒家伦理提倡颐养寡欲，加强妇女贞节观的理念相应。至于分娩，医生不再重视仪式转而强调产后气血双虚，表现出摆脱宇宙论的趋势。

在该书的最后部分，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医案，以程茂先和谈允贤的医案为代表，分别描述了男医生与女病人的冲突和女医的社会地位与分类，以及掌握话语权力的男医与稳婆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同于生物医学依赖于标准的物理测量，中医中病人的自诉是重要的。而问诊时性别障碍产生的冲突，限制了医生获取信息。这种情况下，女病人更倾向于求助女医。在男性权威话语之下，“稳婆”“产婆”成为处理分娩或提供江湖医术的女性的称谓。费侠莉则倾向于将这些拥有或高或低治疗技能的人统称为“女医”。通过大量的医案说明这些女医的存在价值与存在的合理性，但也指出这些被俗称“婆”的女医与谈允贤那样的儒医之间的地位差别。

费侠莉的创新之处可分别从她论述的三条路径体现出来。从医学史的路径看，不同于传统医史注重精英著述，费侠莉格外注重医案的研究，一是如她自己所说，作为一位讲英语的美国人，正是大量的医案阅读帮助她“从生物学系统中解脱出来，而真正进入中医宇宙观的系统”。二是基于对社会性别的考察，医案可以帮助她在具体的医疗实践当中还原历史情境，倾听女性作为病人和治疗者的声音。在对妇科史进行梳理的过程中，费侠莉反对以西方生物学为标准衡量之，突破了将中医二元化为传统与现代、科学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的东方主义话语模式，而是给予其充分的历史肯定。例如在对待宋朝分娩时的种种禁忌措施与历法方位的描述上，一般医学史将其评价为巫医不分，而费侠莉只是中性地将其称为带有宗教色彩的“分娩仪式”，而不将其作为巫术进行贬斥性的批判。

从性别史的路径看，费侠莉分析了医学中的性别观念。基于男女皆为阴阳互补的“黄帝之身”，女性的不同在于“以血为主”，怀孕与分娩造成了女性身体的虚弱和不洁，因女性的柔弱而强化了男权。而对女性生育的唯一回报便是“母亲”的家庭角色。这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等级造成的性别差异是相对应的。另外，作为一名女性主义学者，费侠莉力图恢复妇女在历史上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有着不同经历的鲜活的女性个体。例如对广大稳婆的生动的描述，弥补了女性史和医学史中对此领域的缺口。虽然她们并未像谈允贤那样的才女留下自己的医案，然而从男性话语对她们形象的攻击中，我们足以感觉到稳婆对男医构成的紧张关系，由此判断稳婆有其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功用。

从身体史的路径看，费侠莉强调从中国医学史自身透视对身体的文化建构。费侠莉批评高罗佩以佛洛伊德性心理学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体是一种误读，因为那些问题不是中医理论体系所关心的对象。而儒家的医学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将身体看作表彰孝行的场所。道家理论则将身体置于养生术的框架之下，也就是将身体作为上流男性自身修炼的场所。

这三条路径相互交汇，相互融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费侠莉的研究除女性主义之外同时具有后殖民主义倾向，即关注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尽管如此，本书仍旧具有可商榷之处。例如费侠莉贯穿全书的“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ｙ”一词，本身是生物学用语，指身体中同时具有男女的器官，在解剖学语境中，它着眼于长在身上的男女生殖器。康正果先生已经指出了这点，然而康正果先生也这样写道：与西方医学那种“单性”的身体形成明显的对比，费侠莉称“黄帝之身”为双性身体。这里似乎混淆了中西思维。因为从西方医学发展脉络来看，按照拉奎尔的观点，文艺复兴之前是单性（ｏｎｅ－ｓｅｘ）的身体观，那时的理论为男性的身体是理想标准的结构，女体或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结构不完美（ｌｏｓｔ），或者如盖仑认为的男体的变体?ｏｔｈｅｒ?；文艺复兴之后，基于解剖学的发展，发现了男女身体结构的根本不同，因此可称为双性的身体观。然而在中医理论中，男女皆为阴阳互补的身体，这既不同于同时具有男女器官的“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ｙ”?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双性身体。可见尽管费侠莉力图摆脱生物学的语境来探讨“黄帝之身”，但是因为用英文写作，所以仍免不了因为语言而使人发生误读的问题。

其次，作者力图反映女病人和女医的真实面貌，可是书中对女病人、女医和广大稳婆的描述，大部分仍然是从男性口中叙述出来的，并不能反映她们自己的声音。这当然是受材料所限，却也成为一种遗憾，实际上，这不仅是费侠莉的，更是历史的遗憾。

总而言之，费侠莉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她将人类学对身体的关注，及社会学对性别的思考与医学史对妇科的论述融为一体，给我们研究历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视角与问题。或许，本书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结论，而在于那些别开生面的问题的提出，它们必将会促进人们进一步的思索并提出更多的问题。

费侠丽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Ｆｕｒｔｈ

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著名的汉学家和医学理论研究专家。主要从事妇女史、文化史及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剑桥晚清史》的撰写人之一。主要著作有：《繁盛之阴》及《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