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作者简介
贝文・亚历山大（Bevin Alexander）朝鲜战争期间为美陆军部派驻前线的战史分遣队队长，后长期为美国陆军及美国政府撰写专题报告，同时兼任某些大报的自由撰稿人。曾长期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

第一章

第一节 1950年6月25日

1950年6月25日凌晨，北朝鲜共产党军队侵入南朝鲜，自此之后世界便发生了变化。这场进攻使得两年前因苏联封锁柏林而引起的对共产主义直接入侵西方的担心成为现实。它似乎证实，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共产主义征服的阴谋。这一广泛流传的阴谋不论是真是假，但其引起的忧惧却会使很多人支持麦卡锡时代对赤色分子及其支持者进行的政治迫害。这一恐慌使欧洲减轻了对德国军队的担心，并允许西德作为一个西方盟友重新武装起来。美国对这场进攻的反应确定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共产主义世界实施的对抗外交手段，而这种对抗外交一直影响到美国在越南战争年代里所采取的政策。朝鲜战争为美国军事史上一位卓越的，但也是最有争议的领袖人物――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开辟了一个达到其事业顶峰的机会，也导致了麦克阿瑟突然一落千丈，过快地跌入其人生的低谷。朝鲜战争使美国人民历经了数周之久的参议院听证会，对美国该如何对待这场战争和共产主义进行审议。然而到朝鲜战争结束时，有关全面胜利和多年来一直支配着美国政策的善恶之间的冲突的简单事实，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虽然决不是对全体美国人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令人沮丧的世界里，依然缺乏足够的了解。
　　北朝鲜军队最初投入进攻的部队有7个师和3个独立分队，计8.9万人。他们分成6个密集的纵队，沿与三八线平行的边界攻击南方。他们在战略和战术上完全实现了突然袭击。面对他们的是4个兵员不足的韩国师和一个团，总计3.8万人，而且这些人并不都在前线。一些韩国部队作为后备军驻扎在三八线以南远近不等的地方。由于没有人事前预料到这场进攻，许多南朝鲜士兵离队过周末假期去了。南朝鲜的另外4个师则分散驻扎在南部不同的地方。
　　北朝鲜人数量上占据优势，在战线上他们集中兵力，在一些关键作战地点其优势为五或六比一。北朝鲜人拥有的大炮是韩国人的3倍，并且几乎所有的大炮都比韩国人的大炮射程远。北朝鲜人可以站在反击炮火远远达不到的地方任意轰击韩国阵地。
　　但是数量和炮火上的优势对于北朝鲜人来说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他们还拥有一种绝对武器：坦克。二次世界大战就已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坦克突破敌人防御的突袭能力，但是在二战结束5年之后，由美国装备起来的南朝鲜人却没有任何阻挡坦克的武器――既没有一辆自己的坦克，也没有穿甲炮弹、作战飞机和反坦克地雷。这种情况实在异常。
　　北朝鲜人自己仅拥有150辆坦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所动用的数以千计的坦克相比，这个数字显得荒唐可笑。但是由于很少受到阻挡，这些坦克便形成了一种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的力量。不论南朝鲜军队表现出什么样的勇气、献身和顽强的精神，在坦克面前都毫无作用。坦克本身是苏制T34型的庞然大物，重32吨，装有厚厚的钢板，外形轮廓低矮，携带有85毫米高速火炮。德国装甲部队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认为，正是这种坦克挡住了1941年对莫斯科发起的进攻，而当时坦克上只装备有一门76毫米火炮。
　　南朝鲜人拥有的唯一具有一点点抵御T34坦克潜力的武器是美式57毫米低平弹道反坦克炮和2.36英寸火箭筒。57毫米反坦克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弃不用的遗物，只有靠偶尔侥幸的射击才能阻止身披重甲的T34坦克。坦克上易受攻击的部位不多，其中之一是后部引擎上方的格栅。火箭筒打到北朝鲜坦克的两侧要么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要么就弹飞到一边。只有新近研制但尚未试验的、在最初几周匆忙空运到朝鲜的3.5英寸超级火箭筒，有些情况下才起作用，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管用。
　　北朝鲜人显然知道南朝鲜人没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因为他们采取了在通常战争情况下会招致灭顶之灾的战术：他们将坦克车排成纵队，一辆接着一辆，在宽度为18英尺的狭窄的朝鲜土路上向南部进发；其步兵亦排成一行，紧随在坦克之后。
　　哪怕在路基表面的合适地方埋上几颗反坦克地雷，就可以阻挡住整个纵队。南朝鲜人拥有89门野战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步兵火炮连使用的近程105毫米M3轻型榴弹炮)，从其中一些发射出的炮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摧毁受阻的坦克纵队，从攻击机上投下的凝固汽油弹也能将其摧毁。但是由于南朝鲜人最初根本没有这些武器，北朝鲜人便在白天肆无忌惮地沿路南下，一路摧毁南朝鲜人的阵地，击溃任何卤莽向他们进攻的部队，为紧随其后的步兵开辟了实际上没有什么反抗的行进通道。
　　北朝鲜人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战术，不仅是因为南朝鲜人无法与之抗衡，而且还因为朝鲜的地形促使坦克只能呆在道路上。朝鲜的国土约有四分之三是山脉，这对坦克来说十分不利，甚至是致命的。大部分相对平坦的陆地在1950年夏天也都是小块的潮湿稻田，其间被隆起的狭窄走道和路堤分开。在很多稻田里，坦克行动都有困难。正是基于对朝鲜地形作出这样的评价，再加上如下一种判断(该判断被证明大体上是错误的)，即：朝鲜小溪上的单车道桥梁十分单薄，支撑不住坦克的重负，因而美国的军事顾问才在1949年拒绝了南朝鲜人对坦克的要求。也许那些顾问推论，苏联和北朝鲜人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从北朝鲜的武库中撤掉坦克。更有可能的是，美国人用地形作为一种借口，拒绝南朝鲜人对坦克的要求，因为他们担心好战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一如他曾威胁要做的那样，会用坦克进攻北方。虽然美国有意只给南朝鲜提供防御性武器，但正是出于这种独特的美国式思维，美国顾问才未能提供任何足以抵御坦克的防御性手段。首批反坦克地雷是在6月30日，即入侵的第6天，才从日本空运至朝鲜的。当时南朝鲜军队状况混乱不堪，地雷的分发及使用方面的训练又花了许多时间。而这时，T34坦克却在滚滚推进之中。
　　北朝鲜人在许多方面很像他们的南朝鲜兄弟。两国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他们对艰辛劳作、忍耐与贫困已习以为常，并不以胜败为意，对他们信奉的东西则坚贞不渝，而且对上司大都唯命是从。双方的士兵都能够在给养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的艰苦行军，并且在行军结束后仍能进行战斗。他们可以翻山越岭，又不会因精疲力竭或用力过度而倒下。在这方面，他们不像大多数美国士兵那样，多半属于守备部队，习惯于乘坐机动车辆，很少进行体能训练，几乎没有长途行军和翻山越岭的经历。
　　尽管三八线南北的朝鲜人大体上一样，但他们的军队却大不相同，因为每支军队都各自反映出了他们的缔造者――即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的军事学说。
　　北朝鲜军队的压倒性力量(8.9万人)分布在7个突击步兵师，一个坦克旅和两个独立步兵团。除此之外，部队还有3个后备师，计2.3万人，另有大约1.8万人的边境保安队。只有5000人分配在指挥和后勤部门。相比之下，南朝鲜军队8个兵员不足的战斗师里，仅有6.5万人，而在指挥和后勤部门工作的就有3.3万人。南朝鲜军队反映了美国的军事编制：与作战人员相比，大量的是支援人员。而在另一方面，北朝鲜军队完全展现了苏联军队的简练学说：将每个人都尽可能地推到前线，给他一件武器去战斗。
　　从短期来看，北朝鲜人还具有一种额外的人力优势：他们的军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曾在中国共产党部队中服过役，在国民党人逃到台湾前后，他们退伍复员回到了朝鲜。这些人给北朝鲜军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作战经验和战斗勇气，而南朝鲜军队在开始时却不具备这些。
　　在战术方面，北朝鲜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采用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他们向固定的敌军阵地直接发起正面进攻或发射火力，然后派部队从两翼包抄；如果可能，就按计划把敌军包围起来，将其挤进一个小小的环形防线内歼灭之，或者迫使敌人投降；倘若不能形成包围，就在敌军身后设置路障，以此切断敌军的退路或敌人的援军。
　　这种方法在1950年夏季的流动形式下十分奏效。当时，在难以从侧翼包抄的长达数英里的战线上，根本没有兵员充足的主要防线。T34坦克能够直接对着敌军设在道路上的阵地运动，用炮火牵制住敌人，而同时北朝鲜的步兵便悄悄绕过阵地两侧，抵达敌军后方。在这种战术下，上述方法尤其成功。即便一场包围不能奏效，其他包围也往往能成功。
　　双重包围对北朝鲜人来说也是惯常的战术。千百年来翼侧包围一直是战争的基本打法，但是一些士兵运用起来就比其他士兵获取的成功多。当北朝鲜人能够采用此种打法时，他们就仿效擅长包围战术的最伟大的军队的榜样，即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统率下的蒙古人。蒙古式的进攻方法是以其狩猎方法为基础的。成吉思汗在和平时期，每年冬季都通过大型狩猎这样一种手段训练他的军队。通常由一支队伍开始把猎物往后驱赶，然后侧翼的队伍就运动到中心队伍的前头，绕过猎物来到后方，将越来越惊恐的猎物包围起来，接着从四面八方把它们挤到一起。对蒙古士兵开展的训练，主要是教他们在收缩包围圈时，不让哪怕一只兔子或一头鹿逃掉。这需要对所有实施包围的部队进行难以置信的高度控制。这种方法奏效时，实际上没有一只猎物能够自行逃脱掉。对于那些在大型狩猎中善于包围动物的士兵来说，猎起人来就变得容易了。
　　当包围战术对北朝鲜人产生作用之时，而情况常常如此，事实上没有一支有组织的队伍，并且通常没有几个人能从陷阱中逃离出来。对于南朝鲜来说，幸运的是北朝鲜没有像成吉思汗那样的军事天才，能够将这一有限的战术观念扩展成一项深远的战略方案，在一场大的协同战役中征服南朝鲜。

第二，三节  朝鲜沿三八线被分割开来

朝鲜沿三八线被分割开来，由此引出了许多事端。但奇怪的是，这种分割却是漫不经心的安排，任何一方都没有进行认真计算。最初的意图只是在进入朝鲜接受日军投降的美苏军队之间划一条线。尽管盟军曾经答应朝鲜最终实现独立，但在战争结束时，朝鲜半岛仍被看作是敌占领土，因为朝鲜在1910年被日本并吞。而在那之前，朝鲜已经有了将近两千年的或多或少的独立史，不过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处在中国封建帝国宗主权力的保护之下。
　　在波茨坦会议上，尚没有出现俄国和美国之间的分界线问题。如果出现的话，美国官员已准备提出一条十分接近最终选择的分界线。时任陆军作战训练处处长，并且出席波茨坦会议的约翰・C・赫尔中将与他的参谋人员决定，美国在其区域内至少需要两个主要港口。他们选中了韩国首都汉城的港市仁川和位于该国东南角的主要深水港釜山。
　　这两个港口5年之后对韩国人和美国所具有的那种命运攸关的重要性，陆军作战训练处的军官无疑是一无所知的。朝鲜战争即将表明他们的直觉是对的，因为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果取决于对仁川和釜山的占领。
　　实际行动是由美国军官C・H・波恩斯蒂尔第三上校于1945年8月11日采取的。他协助起草了发给时任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号通令，并就有关日本投降和占领日本方面给麦克阿瑟下达指示。作为一条便于确定的分界线，波恩斯蒂尔上校将其定在三八线上，该线距汉城和仁川以北大约25空里 [ 译者注：“空里”(air mile)是用英里计算的直线距离。 ] 。波恩斯蒂尔的建议在最终草稿上得以保留，并得到了俄国人的同意，而且随着冷战的进展，变成了两个朝鲜之间的边界线。三八线作为一条行政管理分界线，而不是一条政治上的分界线，其本身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该条线从朝鲜最宽阔的地方穿过，跟任何地理特征都没有丝毫联系。另外，它还把西部的瓮津半岛从南朝鲜的其余部分划了出去。选定三八线作为一条分界线，立即引起了朝鲜人的愤怒。它将这个国家不自然地分割开来，这使三八线两边的朝鲜人群情激愤，他们都强烈希望将其清除掉，把国家统一起来。
　　 1945年，苏联人迅速着手巩固其对北朝鲜的控制，并开始粉碎任何一种成立统一国家的可能，除非它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1945年后期，四大国(俄国、美国、英国、中国)联合委员会同意成立一个隶属于该委员会的全朝鲜托管的政府，俄国人却暗中对此进行破坏。俄国坚持，委员会只跟支持托管制度的朝鲜政治团体打交道――实际上只是少数共产党团体和亲共产党团体，因为所有其他的朝鲜政治派别都反对托管制，并要求尽快独立。俄国人还在三八线上封锁了边界，对出入北朝鲜的车辆进行严格限制。这就有效地制造了两个朝鲜国家。美国无法克服苏联的不妥协立场，便于1947年在联合国提出了这个问题。1947年11月14日，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同意进行一次全朝鲜选举，并任命了一个九国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UNTCOK)，对选举进行监督。该委员会于1948年1月8日在汉城的德寿宫召开会议。不过，该委员会少了一位成员，因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拒绝参加；但是俄国却在北部禁止选举，并拒不允许委员会进入北朝鲜。这一失败在委员会内部引起了有关其合法地位的疑虑，委员会主席要求再作出一项联合国决议。1948年2月26日，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决定，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在其尽可能到达的朝鲜地方继续进行选举。当然，这意味着仅仅在三八线以南的那一部分，即由美国军政府统治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个南朝鲜的极端右翼党派赞同联合国的选举，即李承晚的“迅速实现朝鲜独立的国民协会”和“朝鲜民主党”。
　　朝鲜人很少相信，在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将会最终产生一个统一的朝鲜，即使它得到联合国的支持，并标榜为全朝鲜的政府。大多数朝鲜人担心，这样的选举将会使朝鲜永远分裂，因为俄国人会在北部很快建立一个与之相匹敌的共产党国家。温和派和左翼党派对这一前景感到极不高兴，他们敦促人们联合抵制定于1948年5月9日举行的联合国选举。
　　在过渡期间(1948年4月22-23日)，北朝鲜共产党掌管的人民委员会邀请三八线两边的朝鲜团体，到北朝鲜未来的首都平壤参加一个大型的有关祖国统一的会议。与会代表545人，其中360人来自南方。参加会议的唯一一位有知名度的朝鲜右翼代表人物是流亡的前韩国临时政府(1919年在上海成立)主席金九，但是南方的许多温和派和左派组织参加了会议。驻朝美军司令官约翰.R.霍奇中将谴责这次会议是共产党分子的一个政治阴谋。大约在此时，俄国提议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离，朝鲜的事情由朝鲜人民自己去办。这一建议与平壤会议公报中的要点相似。
　　平壤会议是苏联和北朝鲜共产党分子阻挠联合国选举的最后一次努力，其结果是使朝鲜的政治形势两极分化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由于南朝鲜所有的温和派领袖都反对联合国选举，在朝鲜境外逃亡40年之久的李承晚在南部便没有任何有力的挑战者。因而，联合国选举就意味着在南部建立一个右翼政府；而俄国就会在北部成立一个共产党政府与之相抗衡。无疑代表着三八线两边大多数人的温和派因此便被小小的伎俩彻底战胜，朝鲜也一举被分裂为两个极端的政治阵营，而且这两个阵营被三八线分割成了两块领土。这样一来，朝鲜在1948年5月便发现自身已在地理和意识形态上明显分裂开来，恰如1860年美国南北两方的分裂那样显而易见。因而内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朝鲜的温和派在联合国选举之前，面对俄国的不妥协和美国对共产党动机的怀疑，曾希望和平地缔造一个统一而又民主的国家，而内战的重大损失使那种希望十分渺茫。此时，在一个分裂的家庭里，唯一赢得统一的手段将是战争。
　　如果世界在1948年没有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如果朝鲜不是处在这两个阵营的中间，那么发生在这个“晨静之乡”的冲突可能会是严重的，也许会是激烈的，但它最终会在朝鲜范围内，以朝鲜的方式得以解决。可是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偶然因素，朝鲜将成为美国和苏联之间力量竞赛中的一名小卒，而双方的目的则跟朝鲜半岛毫无关系，朝鲜人本身也已沦为牺牲品。
　　如果美国和苏联愿意在选举问题上冒险，让所有党派进行一次真正民主的全朝鲜选举，那么就不会产生右翼的南朝鲜，也不会产生共产党的北朝鲜，而会选出一个对共产党分子和右翼地主都不利的温和政府。但是美国对共产党在东欧的颠覆活动仍记忆犹新，因此并不相信俄国。而对西方抱有偏执性反感的苏联人也不相信美国。
　　也许更重要的是，俄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妄图控制朝鲜，不愿仅仅为了满足朝鲜人民的民族愿望，而从自己所占据的地位上撤下来。
　　因此，朝鲜发现其本身在双重地奉行一种一千年前就曾经采取的“和议”政策，即依靠一个大国以保护自身的独立。这一政策使得朝鲜能够脱离中国独立存在达数百年之久，从而对两国都有好处：朝鲜几近独立，中国对朝鲜加以保护，并把朝鲜当作一个缓冲国，以抵御日本人和其他来自东方的可能入侵者。
　　和议政策在李氏王朝统治朝鲜时期达到了顶峰。该王朝的缔造者李成桂国王甘愿作中国的“开化的进贡国”。他在1392年说道：“吾等区区小国，可充作围栏与墙壁，以报效皇上浩荡天恩。”
　　然而在1948年，朝鲜发现自己不得不同两个对立的大国，而不是一个大国，玩弄和议手法。在南方，出现了一个由美国支持、联合国认可的韩国，并由73岁的李承晚担任独裁总统。在北方，苏联则创立了朝鲜人民共和国，选举30岁的共产党人金日成作首相，金日成以前曾在苏联军队里做过军官。
　　至于说李承晚对和议政策的依赖程度，也就是说，如果他向北朝鲜挑起公开冲突，他是否期望美国前来帮忙，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很大分歧。美国在支持联合国选举之时，自己也不清楚这是否是在获得一个“开化的进贡国”韩国，是否是在像以前的中国封建帝国那样，同南朝鲜确立一种“老大哥”与“小弟弟”般的关系。然而李却经常鼓吹动用武力使朝鲜统一。可是知情的军界人士都很清楚，李并没有这样一支兵力。李把和平统一的观点当作异端邪说来对待。至迟在1951年3月1日，他曾说道：“尽管大洋彼岸的朋友建议，不要攻打北朝鲜的外国傀儡，但是北方处在苦难中的兄弟的呼声却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应对这一呼声作出反应。”
人们也不清楚苏联是否开始有意充当北朝鲜的老大哥这一角色。俄国的战略意图已经越过朝鲜，指向了美国。但是，北方的金日成却已摆出咄咄逼人的姿态，跟李承晚的架势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到1948年底之时，两个敌对的朝鲜政府在三八线上形成了对峙之势，每个都声称自己代表整个朝鲜，而且每个都努力要把对方消灭。双方都发动过边界袭击，有些袭击还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北朝鲜游击队还渗透到南部的山区，在那里进行恐怖活动。三八线上以及南方内部的这些暴力行动，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战争开始。
　　北朝鲜尽管面积较大(4.8万平方英里，比英格兰和纽约州稍小一点)，由日本人建造的为数不多的工厂大部分也都归北朝鲜所有，但它大部分都是山区，不那么富饶多产，而且1950年时也才只有900万人。南朝鲜(面积3.7万平方英里，略大于葡萄牙，略小于弗吉尼亚州)有2100万人，并拥有最肥沃的农田、大部分轻工业和大多数大城市。
　　在这两个国家里，大多数人是农民(在北方农民占62%，在南方占70%)，他们耕种着小块的稻田或高低田，多半是靠手工劳动，间或借助于牛或水牛。农民们群集在小村庄里，住的是茅草屋顶的房子，每天外出到附近的田野里劳作。在一个自然秀美的国度里，完全用当地材料建起的村庄好像是从大地上自然长出来似的，它们常常是最优美的景观。在低地和较低的山区，几乎所有的农业都在那里开展，村与村之间通常只隔一英里左右。这些村庄宛如未经雕琢的璞玉一样，散布在修整过的一块块绿色的田野风景线上，与荒凉的、布满灌丛或林木的高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边的士兵都把村庄用做方便而又易于识别的目标，也把它们当作集结点和防御点来使用。因此，村庄常常遭到战争的一般性破坏。尽管如此，很少有人不被它们那种质朴无华的美所感动。
　　村庄是乡村人生活的中心。村民们很少主动地远离村子。正如朝鲜作家姜泳诘(音译)在谈起他的故乡松树村时所说的那样，“千百年来，人们的衣食居住和风俗都没有改变，村民们一直过着愉快的生活”，从山上流下的溪水穿过田野，流到河里，然后注入大海。这道山水“是他们中唯一走得较远的漫游者”。
　　除了战争本身外，朝鲜还有两个方面跟嗅觉有关，使得这个国家看上去不像是一座伊甸园，至少对美国人和欧洲人来说是如此。其一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牛拉“粪车”，车上装着简朴农民收集起来的撒在自家田里的自己的粪便，散发出一种极为浓烈而刺鼻的气味，简直能把西方人熏得头晕目眩。其二是朝鲜那种民族风味的菜蔬，由白菜、大蒜、辣椒、萝卜和其他物料混在一起腌制而成，通常叫做“泡菜”。碰到这种菜的时候，比如，一位可爱的朝鲜姑娘呼出的气，一般都会对西方士兵产生一种极强的影响，使他对她的兴趣顿时消失，他的性欲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片外国士兵横行的国土上，朝鲜的许多姑娘得以保住贞操，她们的母亲无疑会感谢泡菜。

第四节 不许干涉台湾和朝鲜
从长远看，人口方面的优势将会使南朝鲜在这个半岛上占有优势。但是从短期来看，北朝鲜却占有军事优势。他们拥有一支俄国缔造的陆军和空军，这支队伍比南朝鲜的要强大得多。金日成和其他北朝鲜领导人显然推想，他们如果要发动攻击，那就必须尽快动手。
　　在远东地区，对于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来说，进行挑衅性冒险的条件也是再合适不过了。1949年后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内战中，已经在大陆取得了最后胜利，并且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北平)。只有国民党的领导者和一部分国民党军残余撤到了中国岛屿省份台湾。1950年初，红色中国人正积极准备侵入台湾，这一行动将会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并将最终结束旷日持久的内战。美国没有必要干涉红色中国。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人被打垮这一灾难，却使美国的“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和保守的共和党人坐不住了，他们紧急呼吁支援蒋介石，阻止红色中国接管台湾。
　　中国共产党人自身也使这个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1950年1月8日，北京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发了一封电报，坚决要求联合国接纳红色中国，驱逐国民党中国。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雅可夫・马立克提出了一项驱逐国民党中国的决议案。
　　在接着进行的辩论中，美国反对苏联的决议案，但却宣布说，美国愿意让安理会成员国进行投票表决，并且不使用否决权，若有7票赞成，美国就接受表决结果。马立克遭到了失败：1月13日的投票结果是6比3，英国和挪威弃权。虽然马立克仅差一票，但他却立即退出安理会会场，并宣布只要国民党代表不走，苏联就将抵制联合国。
　　这是一次难以置信的极端行动，因为已经有26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15个是联合国成员国)，如果苏联再耐心随和一点，这个问题也许很快就会解决。尽管在美国保守派给予蒋介石很多支持，但是杜鲁门政府还是决心不把这个问题推到摊牌的地步。马立克的行动激怒了其他联合国成员，使他们更加反对接纳红色中国。
　　不久，英国驻联合国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对苏联引发的这一危机的真正动机提出了质疑。他怀疑苏联不是要帮助红色中国进入这一世界机构，而是要阻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以便使北京“更为有效地同西方隔离开来，而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按照克里姆林宫拜占庭式的想法，这样的政策是很合乎情理的，因为苏联不大想跟另外一个具有潜在力量和影响的共产党国家――红色中国分享这一重要的世界舞台以及其作为共产党世界卓越领袖的地位。
　　对于警觉的西方人来说，马立克的行动本应该是一种提示，告诉他们存在着打破共产党团结的可能性，至少有可能着手把红色中国从俄国脱离开来。遗憾的是，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坚如磐石、不可分割的威胁性力量。直到1951年春天举行的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时任国防部长的乔治・C・马歇尔还举证说，中国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种看法在美国广为接受，很少有人注意到埃德加・斯诺这样的人的声音。斯诺是红色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相识，《西行漫记》的作者。他在1949年4月9日的《星期六晚邮报》上撰文写道：“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不受莫斯科支配的共产党掌管的大国。”
　　大约就在苏联代表走出安理会会场之时，美国在华盛顿发表了两个声明，一个声明很可能使北朝鲜人下定了侵略的决心，而另一个则减轻了红色中国对美国的担心。两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对两个声明都信以为真，而且对随后的美国行动作出了大错特错的评价，这使他们对变化不定的美国政治舞台的误解变得更加可悲了。
　　第一个声明是由杜鲁门总统于1月5日发表的。杜鲁门说，美国不想在台湾建立基地，也根本“不打算动用其武装力量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其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不会给福摩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出谋划策”。
　　第二个声明是由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1月12日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艾奇逊说美国的“防御半径”沿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冲绳岛)和菲律宾群岛，如有必要，这些阵地将由美国以武力来保卫。朝鲜和台湾都没有被艾奇逊包括在防御半径之内。在他讲话中的其他地方，他谈到了太平洋的“其他地区”：“必须清楚，谁也不能保证这些地区不会遭到军事袭击……如果发生这样的袭击……最初必须依靠遭受袭击的人民来抗击袭击，然后要依赖整个文明世界按照联合国宪章所给予的支持。”
　　这两个声明反映出一种忧虑，即对美国军队在亚洲的陆上战争所承担的义务放心不下，也反映出美国人对整个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国民党人的幻想已严重破灭。早在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杜鲁门政府的默许下就已决定，美国对在朝鲜保留地面部队没有多少战略兴趣，美国可以通过空中打击对付任何共产党人在那里的侵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则更加复杂，但是到了1950年，美国领导人已经得出结论，即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应用在支持蒋介石上。这一决定则是在经过很长一段极为痛苦的深刻反省后作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美国就付出了非凡而又认真的努力，以避免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发生内战。杜鲁门总统派遣陆军五星上将、战时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去从事一项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友好政府的领导人和致力于推翻该政府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间进行调解”。消除双方间二十多年的斗争和不可调和的分歧，这样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马歇尔于1947年1月无功而返，对双方均不妥协表示谴责。到了1948年，国民党人尽管有美国的有力支持，却显然正在输掉那场战争，杜鲁门政府于是便开始逐步从中国摆脱出来。但由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敦促给予中国更多的援助，在中国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不是减少援助和努力，再加上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加紧施加压力，从中国脱身的进程因而就慢了下来。但在1949年8月5日，杜鲁门政府却坚定地表示要撤离中国，以减少在中国的损失。
　　这一举动是由迪安・艾奇逊以国务院白皮书的形式作出的。白皮书既遭到了美国右派的严厉谴责，也遭到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本人的严厉谴责。
　　编写白皮书的目的是澄清杜鲁门政府的立场，为政府赢得更多的支持。白皮书叙述了中国过去5年中事态的进展情况，力图说明美国为什么不能再从军事上援助国民党中国人，并力图解释美国别无他择，只能作壁上观的原因。
　　白皮书说，国民党人已使美国提供给他们的许多军事装备落入了共产党人的手中，即使给予更多的援助，也不能挽救蒋介石政权。艾奇逊说，美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将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并将使美国的历史政策改弦易辙。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艾奇逊最后说，“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一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美国的批评家很快便指责艾奇逊是出于一己私利为美国的政策进行辩护，力图掩盖国务院方面的错误。然而，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却认为，白皮书中披露的资料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已经陷得那么深。
　　在国会内部，白皮书激起了共和党人的愤怒。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H・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说，白皮书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中国战争是输在了华盛顿，而不是输在中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威廉・F・诺兰、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肯尼思・S・惠里，以及内华达州参议员帕特里克・麦卡伦(其人是一位与保守的共和党人保持密切联系的民主党人)与布里奇斯参议员一道宣称，长达1052页的白皮书是“在粉饰一项无所作为、一厢情愿的政策，这项政策只能促使亚洲置于被苏联征服的危险之中”。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实际上也把白皮书称作是一种粉饰，不过他说这种掩盖是在推卸美国政府失败的责任，它未能“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1948年8月，毛为红色中国的新华社撰写了四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他在其中一篇评论中说，白皮书透露“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来。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
　　毛也许比杜鲁门或艾奇逊想要承认的还要正确。不过，美国不干涉台湾的保证尽管遭到共和党人的谴责，但若不是爆发了朝鲜战争，人们还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会信守诺言。虽然一些共和党人极力反对，但是美国不干涉亚洲的基调直到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抗击共产主义的圣战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才发生了变化。
　　尽管后来艾奇逊因向新闻俱乐部发表的那一篇“放弃”南朝鲜的声明而遭到许多批评，但他只不过是明确表达了一项美国既定的政策决定，而其他国家若是仔细注意，也许已经明白了这项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所作的一项研究与此尤其相关，该项研究概述了美国在远东――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完全相同的“防线”。而且几乎在艾奇逊向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一年之前，麦克阿瑟在会见一位英国记者时就已划定了同样的防线。
　　北朝鲜人无疑对美国的这些声明完全理解，他们犯下的错误是相信了这些声明。
　　从表面来看，北朝鲜把宝押在了美国身上，美国可能会对发生在朝鲜的入侵行动置之不理，这种预测只能被看做是掷骰子式的预测。即便是在受制的情况下，人的反应也很少是可以预言的。在当时，不论五角大楼的领导人作出了什么冷静的战略预测，制定出了什么政策，美国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几乎完全是敌对的，并且是受突然的主观情绪上的反应支配的。
　　美国人普遍认为，是俄国人在怂恿北朝鲜人发动进攻，而俄国人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反应。虽然这一揣测出自一种一般的看法，即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在一道密谋反对西方，但其中却蕴涵着一种逻辑要素。对于北朝鲜人来说，他们如果没有潜藏不露的优势，仅仅因为美国所表白的不干涉政策，就独自冒险去搞一场风险很大的游戏，那是十分愚蠢的。华盛顿以及其他西方首都的大部分忧虑和疑惑不决的原因即在于此：西方领导人认为，若是美国人真的出面干预，而北朝鲜人如果得不到俄国或红色中国，或者两者共同的援助保证，就绝不会悍然发动进攻。对于西方领导人来说，1950年的朝鲜进攻似乎跟1914年的萨拉热窝进攻差不多。北朝鲜人敢于蔑视美国，跟1914年塞尔维亚敢于小瞧奥匈帝国一样，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保证：如果对抗失败，俄国肯定会来帮助。
　　当然，即便北朝鲜得到了这样的保证，对方也从来没有兑现过。更有可能的是，北朝鲜领导人认为，如果他们遇到了麻烦，苏联或者红色中国将不得不前来援助他们。事实上，苏联从来没有付出任何努力伸出援助之手，甚至在美国空军对西伯利亚的一座机场(飞行员错误地以为该机场是在北朝鲜境内)进行袭击的情况下，苏联仍置之不理。红色中国的动因也跟挽救北朝鲜领导人的生命无关，而是要保护中国免遭美国的可能侵略。
　　根本没有证据表明苏联政府的确煽动了这次入侵行动。相反地，却有重要的证据证实北朝鲜人策划了此次入侵。并且证实俄国人在得到消息之后，跟北朝鲜人一起期望美国人不要介入。
　　在赫鲁晓夫(后来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回忆录中，据说金日成在1949年年底及以后的时间里，曾跟约瑟夫・斯大林讨论过北朝鲜的进攻计划。根据赫鲁晓夫的叙述，“北朝鲜人想用刺刀尖捅一下南朝鲜。金日成说，这一捅会在南朝鲜内部引发一次爆炸”，那将导致李承晚下台。赫鲁晓夫说，这个主意引起了斯大林的兴趣，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要好好想一想，回头拿出一个具体方案。过了一段时间后，金回来了。此时斯大林又迟疑起来，原因是美国可能会干预。回忆录中说，斯大林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朝鲜的内部问题。
　　赫鲁晓夫对战争过程本身的记忆事实上存有错误。他对斯大林与金以及与毛的谈话的记忆是否更为准确，很难确定。如果斯大林果真和金日成一起密谋策划，那么他并没有认识到这场进攻在全世界将产生的影响，他应对此感到愧疚。当时，苏联仍在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以抗议安理会拒绝接纳中国共产党人。这使美国得以通过安理会匆匆对北朝鲜表示谴责，并号召联合国成员国对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结果是，美国在朝鲜的行动堂而皇之地得到了认可，而北朝鲜人却被作为侵略者遭到了强烈谴责。
　　在这场宣传战上，美国赢得了没有异议的重大胜利。如果俄国人事先知道北朝鲜的进攻，他们本该提前返回安理会，以否决任何针对其同盟国和附属国的惩罚行动。俄国人没有回到安理会，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变化太慢，无论发生什么事件，其应变速度仍旧缓缓若冰河流动一般。即便如此，苏联也没有再犯这一错误。从1950年8月1日起，其代表便回到了安理会，对苏联不喜欢的任何提议行使否决权。
　　然而，有迹象表明俄国大大地卷入了，或者至少是默许了北朝鲜的进攻。其一是北朝鲜军队中有俄国的顾问。即使苏联自身没有参与备战，但这些军官应该觉察到了备战的情况，并提醒他们的上司注意此事。詹姆斯・F・施纳贝尔和罗伯特・J・沃森在其撰写的《朝鲜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史》中就持这一极端立场。他们认为，苏联对北朝鲜的军队控制很严，进攻必然需要斯大林本人的同意。苏联参与的第二个线索，是1950年10月美国军队在汉城发现的两道用俄文书写的进攻命令，这两道命令是在进攻前3天的1950年6月22日由北朝鲜军方官员发布给北朝鲜第4师参谋长的。第三个线索是，1950年春季从苏联往北朝鲜运送了大批重炮、自动武器和螺旋桨式飞机。运送了这么多物资，苏联不可能不问一问北朝鲜打算用它做些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介入进攻的情况完全停留在赫鲁晓夫的说法上，他说在进攻之前斯大林曾经征询过毛的意见。事实上，红色中国人在征服台湾之前，不可能有任何理由鼓励他们在远东冒险。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的干扰，共产党人也许在1950年夏天就对台湾岛发动了进攻。因此，如果问及中国人的意见，十有八九将会是否定的。
　　关于战争的根源，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一说法不是指责共产党人，而是指责南朝鲜的总统李承晚。该论点是由I・F・斯通于1952年提出的。斯通论述说，李本人可能挑起了战争，也或者是他故意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好让美国军队介入进来给他以支持，并以此作为挽救其政权的唯一方法。
　　 1950年5月30日，南朝鲜国民议会的选举对李承晚来说是令人泄气的。曾经联合抵制1948年选举的温和派和无党派人士在1950年的选举中显得强大有力。人们对李的专横跋扈的工作方法感到愤慨(他试图将选举推迟到11月份，但是没有成功)，在此情绪的帮助下，温和派和无党派人士获得了议会中的大部分议席。这意味着李已成为一位跛脚鸭总统，他之所以还留在任上，只是因为他的任期为4年。在已发生变化的国民议会中，显然李是不会重新当选的。
　　斯通发问，进攻是从北方开始的，还是如北朝鲜人声称的那样，是由南方通过小的袭击故意挑起的？斯通详细叙述了北朝鲜的说法：南朝鲜首先发动了攻击，北朝鲜赶走了入侵者，然后转入进攻。北朝鲜人试图将罪责推到南朝鲜人身上，这种做法经不起调查的考验。一支防御漫长边界的部队，会把兵力分散开来，以承受对各个薄弱地点的攻击，因为如存在一条没有设防的通道，就会给入侵军队提供突人到后方的路线。北朝鲜军队并不是沿三八线分散部署在防御阵地之上。正相反，它是沿一条小的和三条大的接近敌人的通道集中纵深部署的，而且沿每一条大的通道都有两个师的兵力，以传统的防御阵式梯次加以部署。另一方面，在攻击发生之时，南朝鲜的8个师中只有4个师驻扎在三八线附近，这表明南朝鲜根本没有进攻的意图。
　　如果北朝鲜发动进攻，李承晚就指望美国前来帮忙，这种论点也同样值得怀疑。该论点假定，李对美国的态度和情感比美国国会议员和大多数美国的行政长官本人还要了解――因为在美国，根本没有出现高涨的支援南朝鲜的呼声。倘若不是杜鲁门决定果断地采取行动，美国很可能不会进行干预。例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N・布莱德雷将军，起初就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美国会完全改变自己的不干涉政策，为挽救南朝鲜而战斗。
　　就美国对南朝鲜的意图来说，李承晚还有另外一个小心谨慎的原因：尽管南朝鲜要求美国向韩国军队提供进攻性武器，但却遭到了美国的拒绝。李的逻辑信条和大概看法是，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美国不会前来帮忙，反而会将他抛弃。美国不仅公开宣布南朝鲜不在美国的环形防线之内，而且故意缩减南朝鲜的军事要求，因为美国领导人担心，李会动用强大的进攻力量入侵北朝鲜。美国更害怕南朝鲜对北朝鲜采取侵略性行动，而不是相反。李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意识到，美国正在设法从朝鲜脱身，而不是将自己卷入进去。
　　李要从这些现实情况中作出推断，或者谋划一次对北朝鲜的虚假攻击，或者为了把美国牵扯进来，故意招引北朝鲜人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李应具备预测美国人的态度和反应的能力，但李在以前和以后，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能力，而且也没有一位美国领导人，包括突然完全改变美国政策的杜鲁门总统本人，曾经展示过这样的能力。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不是别人，正是杜鲁门使美国在朝鲜进行了干预，是他在未经考虑的情况下突然作出了这一决定。虽然计划是由艾奇逊带头制定的，但决定却是杜鲁门作的。其原因不是要挽救李承晚政权，而是要对突然臆想出的苏联的征服阴谋进行打击。这跟一位牛仔意外地发现一条响尾蛇盘卧在他的脚旁，便出于盲目的本能和怒火朝蛇打去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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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节 跨越三八线的攻击

北朝鲜人在迅速抵达汉城的行动中，大大加强了他们在西边的侧翼军队(参见图1)。北朝鲜指挥官蔡应峻将军将他的7个进攻师中的4个师投入到西边的两条接近敌人的通道中，又把他们的150辆坦克中的120辆投了进去。他还把另外两个师派到中间防区，一个师从华川向紧靠三八线南边的十字路口春川推进，另一个师(配备有其余的30辆坦克)从麟蹄向春川以南20英里的洪川压去。太白山脉沿东海岸形成了一段高高的难以克服的隆起地带，而在太白山脉那边，北朝鲜人将其最后的一个师(即第5师)和一个独立的团级规模的步兵队伍(第766支队)投入行动。他们沿着东海岸狭窄的道路推进，企图到达南朝鲜军队的后方。最后的进攻是一场旅级规模的进攻，矛头指向韩国驻扎在孤立的无法防御的瓮津半岛上的一个团。韩国军队在损失了一个营之后从海上撤离了瓮津。
　　进攻的直接后果是，北朝鲜除了在春川受挫外，到处都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在春川，北朝鲜第2师的1.1万人在没有坦克帮助的情况下，遭遇到了韩国第6师2400人的第7团(没有给他们中的任何人放周末假)。韩国军队部署在该镇北边一道山岭上的混凝土掩体里，他们完全击败了北朝鲜两个团的进攻。到了下午晚些时候，北朝鲜的师指挥官又将他的最后一个团，即第3团，投入了战斗。但那时韩国第6师的后备团已从原州赶来，北朝鲜人便一事无成了。
　　春川之战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韩国部队抵御一般的没有装甲部队支援的步兵进攻的能力。
　　北朝鲜人只有命令正向洪川挺进的第7师及其坦克车辆掉转头来逼向春川，才能夺取春川。
　　他们和北朝鲜的第2师在6月28日拿下了春川，韩国人向南撤去。

　　西边的钳形进攻与此完全不同。面对北朝鲜4个进攻师和第105装甲旅的120辆坦克，南朝鲜人有一个师(第1师)驻扎在距三八线以南2英里的朝鲜古都――开城附近，另有一个师(第7师)守卫着通往议政府走廊的北方通道，这条走廊是千百年来从北方南下的历史入侵路线。
　　韩国第1师在开城周围的部署对于承受北朝鲜第1和第6师以及40辆坦克的进攻来说是很糟糕的。它直接沿平壤至汉城的主要公路和铁路线部署兵力。在进攻之前，美国顾问和韩国的军官就已决定，第1师唯一可守住的防线是开城南面和东面的临津江。但是在进攻的当日早上，该师的两个团(第12和第13团)却从开城以西15空里的永安分散部署到距开城以东15空里之遥的高浪浦，而其第三个团(第11团)仍在汉城以北留作后备部队来用。
　　北朝鲜人以坦克作先导，沿公路和铁路向开城挺进，他们打垮了第12团，该团的残部向东南方向临津江边的汶山逃去。第1师师长白善烨上校急忙把留作后备队用的第11团派往汶山，从左翼掩护高浪浦的第13团，并保护临津江公路大桥，直到第12团的幸存者逃过江之后，再把桥毁掉。但是，北朝鲜人紧跟在第12团残部后面穷追不舍，只有两个连逃脱追击，大桥却完好地落到了北朝鲜人的手中。
　　第13团的一些南朝鲜人意识到北朝鲜的坦克是一种决定性武器，便试图将高爆弹、炸药包或爆破筒投掷到坦克下面。他们倒也摧毁或击伤了几辆坦克，但大部分自告奋勇的南朝鲜人都在行动过程中被打死，于是，此种日本神风敢死队式的攻击很快就停止了。即便是这样，第1师仍在其阵地上坚守了3天，直到不久之后在议政府走廊发生的溃败才迫使它撤离，以免遭到敌人的包围。
　　议政府走廊是朝鲜铁原和汉城之间山岭中的一道几乎是南北走向的隘口(即所谓的东豆川路)。另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低地走廊(即所谓的抱川路)在议政府处跟这条走廊相会。北朝鲜人派遣了一个兵员为1.1万人的师，在40辆坦克的援助下沿着这两条走廊向前挺进。阻挡两个北朝鲜师(第3和第4师)的是韩国的第7师，有兵员9700人，其中一个团驻扎在三八线上，另一个团部署在两条走廊上。第7师是所有南朝鲜部队中遭受打击最严重的队伍，不仅蒙受了80辆T34坦克的攻击，而且遭到了24门苏制SU-76型自行平射火炮的打击，该种火炮可以发射76毫米的高速炮弹。北朝鲜人在两条走廊上都取得了稳步进展。
　　到6月25日上午9点半，汉城的韩军最高司令部已判定，北朝鲜的攻击不是一次常见的“大米袭击”，而是一场真正的进攻。议政府走廊必须要保住，否则汉城就会门户洞开，被敌人占领。韩军最高司令部立即命令分散在南朝鲜内地的各师部队开往前线。驻扎在大田(距议政府以南大约140英里)的第2师(8000人)是第一支开拔的队伍，其部队于下午两点半离开了驻地。
　　韩军参谋长蔡炳德(“肥仔”)少将想让第7师于次日(6月26日)早上在左翼的东豆川路上发动反击，让尚未到达的第2师在右翼的抱川路上进行反攻。这就要求第7师将其派到抱川路上投入战斗的兵力脱离战斗，到东豆川路上集结，而夜间仍在议政府集结的第2师，必须在黎明时分部署到抱川路上。显然，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第2师师长李永君准将和蔡将军的美国顾问詹姆斯・W・豪斯曼上尉都告诉他说，这样是不可能的，但蔡将军置之不理，仍旧命令反攻。
　　第7师的部队大约在子夜时分从抱川路上撤离，于次日早上在议政府北边的东豆川路上集结，并发动了反攻。该师的反攻一时间取得了进展，这给军官们很大鼓舞，他们迅即把这一消息传到了汉城、东京和华盛顿。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因为在右翼的抱川路上一场灾难正在发生。第2师的指挥官李将军到6月26日早上仅仅把师指挥部和两个步兵营部署妥当，他显然判定反攻将是徒劳无益的――他也根本没有发动反攻。到上午8点，一队由坦克开路的北朝鲜人出现在大路上，正在向南挺进。韩国大炮朝坦克射击，一些炮弹打中了目标，但却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北朝鲜的坦克停了不大一会儿，然后又隆隆地穿过第2师的阵地，开进了议政府。紧随其后的北朝鲜步兵与韩国部队交上了火。韩国部队担心被围，便撤到了周围的小山里。
　　此时第7师的右翼已经敞开，因此它不得不停止反攻，撤退到议政府以南的地方。此刻，议政府周围有效的协调防守已经停止，仍在高浪浦周围坚守的第1师发现侧翼受到了威胁，于是不得不撤了下来。
　　前线的溃败在汉城引起一片恐慌。次日(6月27日)早上，韩国部队司令部撤离汉城，搬到了距首都以南汉江彼岸大约7英里的始兴里，连美国驻韩军事顾问团司令部和司令官威廉・H・S・赖特上校都没有通知。赖特上校在韩国发出命令之后，从驻韩军事顾问团的车载无线电上收到了东京发来的直接电讯：“麦克阿瑟个人致赖特：回到你们原来的地方。重要决定即将作出。不要懊伤。”赖特手里有了这纸电文，就可以说服蔡在当晚将韩军司令部搬回汉城去。毫无疑问，当时的情形是，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官员感到，他们常常在十分危险的形势下被迫代人受过；美国人于是戏言，驻韩军事顾问团真正代表的是“马屁精”。
　　韩国政府决定6月27日搬到大田。在走之前，国民议会正式请求美国和联合国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抗击北朝鲜的侵略。
　　美国大使约翰・J・穆乔及其工作人员转移到了汉城以南大约20英里的水原。在此之前，穆乔已经开始组织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妇女、儿童和非军事人员从朝鲜撤离，这一进程在穆乔和美国大使馆撤至水原时仍在全面进行。按照几乎一年前就制定出的应付此类紧急情况的行动计划，穆乔在6月25日上午10点钟时开始组织平民撤离。到6月26日凌晨1点钟，美国人正从他们在汉城的住宅里向一艘停泊在仁川码头的匆忙征用来的挪威化肥船上转移；到下午6点钟时，共计682名妇女和儿童上了船，轮船离岸向日本驶去。在同一天，另一艘停泊在釜山的轮船，运载了从朝鲜南部撤离的美国人的家属。第二天(6月27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侨民，继续以更快的速度从水原机场和汉城西南几英里之遥的金浦机场乘飞机撤离。
　　从日本飞来的美国战斗机为了保护撤离行动，执行了无数次的护航和警戒任务。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也为两艘载满家属的船只护航。正是在这次撤离行动期间，美国人和北朝鲜人发生了第一次冲突：6月27日上午，3架北朝鲜雅克-3型活塞驱动式战斗机，大胆地向正在保护从金浦和水原进行空中撤离的4架美国喷气式战斗机开火。美国人立即将这3架雅克飞机全部击落，当天晚些时候又击落了4架。这样，在一天之内，美国喷气式战斗机就把北朝鲜整个空军战斗力量的六分之一摧毁了。
　　撤离工作在没有遭受任何伤亡的情况下顺利结束了。在4天之内，美国从朝鲜向日本转移了2001人――其中1527人是美国侨民。英国驻南朝鲜的公使及其工作人员，还有一些英国侨民，决定留在汉城，并提出外交豁免。他们非但没有得到豁免，反而在北朝鲜坐了差不多3年牢。
　　 6月27日大约子夜时分，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获悉，南朝鲜人准备将汉城汉江上的几座先前已埋好炸药的桥梁炸掉。这一举动对仍在江北的成千上万的韩国部队来说将会是灾难性的，更不用说为数众多的试图逃到南方的难民和那些堆满汉城街道、行将被抛弃的大量设备和给养了。
　　驻韩军事顾问团早些时候曾经从蔡将军那里得到过承诺：等到北朝鲜坦克到达韩国部队司令部所在的街道之后再把那几座桥炸掉。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急忙赶往韩国司令部。在那里，他们从韩军副参谋长金白日将军口中了解到，蔡将军先前已乘坐吉普车撤过了汉江，南朝鲜的国防部副部长已下令在6月28日凌晨1点30分炸桥，因此必须立即将桥炸掉。金将军是仍然留在韩国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另一位请求保住大桥的军官是第2师师长李将军，他想推迟一下，至少等到他的部队和装备能够过江后再炸。金将军在强大的压力下，转身面对韩国军队作战训练处的张昌鞠少将，告诉他驱车赶往江边阻止炸桥。张将军在挤满了行人和车辆的街道上狂乱行驶，试图到达公路大桥北端附近的一座警用电话亭跟前。那是最近的地点，在那里他可以跟江南边担任爆破任务的一方通话。张将军走到距大桥约摸150码处时，巨大的桔黄色火焰便照亮了天空，接着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表明那座公路大桥和三座铁路桥同时被炸掉了。
　　时间是6月28日凌晨2点15分。巨大的爆炸将公路大桥的两孔桥身掀翻到了下方的汉江里。桥面三个车道上挤满了士兵、平民和车辆。炸前根本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当时在汉城的消息灵通的美国军官们估计，那两孔桥身陷落时，有500至800人被炸死或淹死。在没有塌下去的水面上方的那段桥上的人数，也许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江北面通过大桥的宽阔的八车道公路上，塞满了平民、行军的士兵和一辆接一辆的车辆，其中包括军用卡车和炮车。
　　炸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不必要的灾难，不仅因为无辜的人们死于非命，而且因为，正如罗伊・阿普尔曼在他的朝鲜战争初期官方陆军史中所说的那样：“它全然不顾作战形势，当时韩国军队仍在城郊阻击敌人，如果桥梁被毁，必然会损失成千上万的士兵、运输工具和几乎所有的重型武器。”
　　在北朝鲜人接近桥梁之前，南朝鲜人至少还有6到8个小时时间。在这期间里，江北三个韩国师的众多士兵和他们的大部分装备完全可能通过。驻韩军事顾问团一帮人，在早上6点钟乘坐征用的渡船渡过了汉江(和顾问团在一起的一名韩国军官一枪打穿了一名船工的衬衫，强迫他把渡船靠上了码头)。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报告，战斗仍在离江一段距离的地方进行。北朝鲜提供消息的人士说，他们的部队直到中午才到达市中心。
　　可以说，炸桥是一场军事灾难。部队不得不抛弃他们几乎所有的运输工具、大部分物资和大多数重型武器。得以逃脱的大部分队伍是涉水过江，或者乘坐小船和木筏过江的。桥梁的破坏也开始瓦解了韩国的军队。6月25日那天，韩国军队中有9.8万人；一星期之后，可以计算在内的人数只有5.4万人，许多人成了落伍者；有些数字甚至更为悲观，因为三分之一的韩国军队是由司令部和勤务部队组成的；作战部队当时也蒙受了重大损失。张将军估计，7月1日受韩国组织指挥的部队仅有4万人。麦克阿瑟将军还要悲观：他在6月29日估计，实际可以作战的士兵只有2.5万名。不论是什么数字，曾在汉城以北投入战斗的几个师的战斗潜力已十分可怜：他们保留下来的武器还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第二节 华盛顿的抉择

华盛顿和东京的美国领导人所面临的形势是：韩国军队和政府即将解体，整个朝鲜瞬间将被吞并，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担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并以其“战争边缘政策”而臭名远扬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 译者注：杜勒斯竭力主张反共，他一再鼓吹“与共产党已到战争边缘”，并以此来吓唬人。 ] ，为美国指明了最初行动方针。为维护两党外交政策的利益，共和党人杜勒斯最近被任命为国务卿艾奇逊的特别顾问。北朝鲜发动攻击时，杜勒斯恰在东京。他急电艾奇逊说，如韩国守不住时，“即使要冒苏联采取对应行动的风险”，美国也应该出兵。他还说：“在韩国遭受武装进攻，被无缘无故蹂躏之时，如坐视不管，就要引发一系列灾难性事件，甚至极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返回华盛顿后，杜勒斯说他的意思是，美国只出动海军和空军，而不派地面部队。
　　杜靳斯认为美国如不干预，将会引起世界大战，这一观点并不那么符合逻辑。尽管如此，杜靳斯的话仍然是耸人听闻的。尤其是只要他一谈到共产党威胁，就会在国会的共和党人中引起共鸣，掀起轩然大波。可是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在开始时并不这样担心。他曾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同行们说过：如果朝鲜陷落，我们或许就要建议采取更为强烈的行动，来对待福摩萨(台湾)，以抵消韩国陷落在东亚造成的影响。”但是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超越了布莱德雷的不干预主张，也超越了杜勒斯只派海、空军干预的观点。
　　入侵的消息刚刚传到，艾奇逊便马上临时决定美国把这件事提交联合国，他给在密苏里家乡度周末的杜鲁门总统打去了电话，并获得他的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挪威的赖伊要在星期天下午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于是，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与其同行们星期六晚上通宵未眠，赶着为安理会起草一项拟议中的决议。
　　星期天上午，即华盛顿第一次接到关于进攻的急电14小时后(华盛顿时间比汉城和东京时间晚14小时)，国务院和陆军部官员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人员有艾奇逊和陆军参谋长J・劳顿・柯林斯将军。与会者同意，在征得杜鲁门总统批准后，建立汉城、金浦机场和仁川空中保护区，以保证安全撤出美国家属，并向韩国军队运送武器装备。另外，如果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在朝鲜采取直接行动，就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动用他所指挥的部队和美国第7舰队，以稳定战斗形势。
　　杜鲁门总统于星期日下午飞返华盛顿，并于当晚在其住地――布莱尔大厦，召集了晚餐会，因当时白宫正在修葺。参加晚餐会的是总统的军事和外交顾问。
　　在飞返华盛顿的途中，杜鲁门在思想上已倾向于进行干预，他后来写到：“如果自由世界不加干预，允许共产党强行进入大韩民国，那么在强大的共产党邻国面前，就没有敢反抗侵略和威胁的小国了。”
　　艾奇逊也同样突然改变主张，放弃了1月12日他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发表的声明――即把朝鲜置于美国战略利益防线以外。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显而易见，这次进攻并不足以构成向苏联宣战的理由；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次进攻是对我们所拥有的国际公认的地位提出了明目张胆的挑战，我们是韩国的保护者，而韩国这一地区对美国占领的日本的安全又非常重要。看起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来使用武力。”
　　在杜鲁门飞抵华盛顿时，纽约成功湖的联合国安理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这时苏联代表雅可夫・马立克因红色中国未被联合国接纳，尚在抵制安理会。这样美国就没有苏联使用否决权的干扰。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后，只对决议作了少许修改，安理会就以9票同意，0票反对通过了美国的决议(南斯拉夫弃权，因为他们说其首席代表正在度假，无法赶来开会)。这项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到三八线。虽然如此，但消息灵通人士几乎没有人认为北朝鲜人会理睬这项决议。
　　杜鲁门的布莱尔会议几乎进行了整整一晚上。这次会议产生了许多严重后果。出席会议的有艾奇逊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还有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三军部长(即陆军部长小弗兰克・佩斯、海军部长弗兰西斯・・马修斯、空军部长K・托马斯・芬勒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及其他三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即陆军的J・劳顿・柯林斯将军，海军的福里斯特・・谢尔曼上将，空军的霍伊特・S・范登堡上将等。饭后，杜鲁门要艾奇逊就朝鲜危机发表意见，艾奇逊谈了当天早些时候在国务院和陆军部召开的会议上所起草的建议要点。不过由于当时安理会尚未号召联合国成员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艾奇逊并没有建议授权麦克阿瑟动用美国武装力量来稳定局势。
　　杜鲁门批准立即将库存在日本的武器装备运送到韩国，并动用美国部队来保护美侨撤出。
　　艾奇逊这时突然放了一炮。他提议，应命令美国第7舰队由菲律宾北移，并承担一项任务，即阻止大陆进攻台湾，或者台湾进攻大陆。此前，国防部长约翰逊也曾提出过讨论台湾问题。他后来说：“台湾对我们的安全比朝鲜还重要。”饭前他曾要求布莱德雷读一读他们两人访问东京时麦克阿瑟交给他们的一份备忘录。这项备忘录敦促授权麦克阿瑟派出一个调查组到台湾，以确定国民党在防卫共产党攻击时所需援助的数量。艾奇逊发言后，杜鲁门授权第7舰队开往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佐世保，但又约定该舰队的任务还有待审议。很显然，他当时尚未最后下定决心。经柯林斯将军提醒，杜鲁门也授权麦克阿瑟向台湾派出调查组。但谁也没有料到麦克阿瑟会亲赴台湾，并进行了大肆张扬。这样一来，不但使美国十分尴尬，而且还引起了中共政府深深的猜疑。
　　尽管6月25日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的会议并没有作出不可更改的决定，但它却启动了美国在军事上干预朝鲜的进程。而且从长远看，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还把台湾继续作为国民党的堡垒，与制止北朝鲜侵略相提并论。其实这两者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次会议不仅预示着杜鲁门放弃了1月5日的声明，突然改变了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而且还暗示共产党中国卷入了北朝鲜的侵略，因而把第7舰队插到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就将抵消中国大陆的卷入，并有助于保护韩国。如说当晚布莱尔大厦的与会者都处于惊人的压力之下，是不错的；他们把北朝鲜的进攻看做是共产党总体征服阴谋的一部分，而且中共由于是共产党，因此也是有罪的。这一点也是真的。
　　第二天(华盛顿6月26日，星期一；汉城6月27日，一个恐慌不安的日子)事态变得更明朗化了：北朝鲜人将不理睬安理会决议，很快就将占领汉城。晚上7点半左右，艾奇逊打电话给杜鲁门，要他于当晚晚些时候在布莱尔大厦再召集一次会议。大多数参加过头一天晚上会议的人都于晚间9时左右汇集到布莱尔大厦，在这次会议上，杜鲁门批准了一些决定性步骤。
　　杜鲁门接受艾奇逊的建议，取消了对美国海、空军的限制。他们可以随意攻击北朝鲜的部队，包括装甲兵和炮兵。杜鲁门规定，这种攻击，至少在当前阶段，只限于三八线以南各点上。杜鲁门同时批准了艾奇逊的建议，即由美国向第二天开会的安理会递交一份决议，以寻求对这种公开军事侵犯的国际制裁。杜鲁门还批准了艾奇逊的第三条建议，责令第7舰队阻止台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敌对行动。

第三节 出兵朝鲜与隔离台湾

美国使台湾“中立”的决定，是与出兵朝鲜进行军事干预同时采取的步骤。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这两件事的指令，就是在安理会开会前，通过与麦克阿瑟的一次电话会议下达给他的。其实，只要苏联继续抵制安理会，这两件事取得安理会的同意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天，即6月27日的早上，杜鲁门总统便向全国宣布了他的决定。关于美国武装部队的任务，他只用一句话概括道：“我已命令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向韩国政府军提供保护和支持。”其理由是北朝鲜人藐视安理会原来的决议。在台湾问题上，他说的要周详得多。他的声明为华盛顿当时的想法做了指导性的注解。
　　他说：“对韩国的进攻使人们一眼看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用武装入侵和战争手段了。它蔑视联合国安理会发出的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产党占领福摩萨(台湾)，就会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在这一地区履行必要而合法职责的美国部队构成直接威胁。”
　　 “因此，我已命令第7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也会呼吁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作战行动。第7舰队将确保做到这一点。至于台湾将来的地位问题，必须等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得以恢复，日本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才予以确定，或者由联合国来考虑。”
　　正像这一声明所证实的那样，杜鲁门当时要把台湾和朝鲜问题的联系说得合乎逻辑并不容易，但他的确下了一番苦工夫。他的说法并不成立，这一点倒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起到了烟幕弹的作用。
　　即便认定红色中国是北朝鲜人的同谋，执意从事侵略活动(其实他们根本不会那样做)，台湾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理想的进攻基地。如果第7舰队能阻止红色中国进攻台湾，那么它就能阻止红色中国利用台湾来征服其他独立国家。用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所控制的一座海岛作为进攻基地，比用舰船根本无法包围、分割的大陆要糟糕得多。
　　但杜鲁门却把台湾描绘成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纠缠他的人摸清他的真正意图。有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发表声明前，曾与国会中的两党领袖讨论过朝鲜和台湾问题，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杜鲁门已下决心援助韩国，但他不愿自己的后院受到共和党人和中国院外活动集团成员 [ 译者注：此处指受国民党收买的一批政客。 ] 的攻击。这些人极力主张援助蒋介石，并曾批评过杜鲁门1月5日发表的不干涉台湾的政策。倘若中共趁美国军队在朝鲜作战之机，出兵占领台湾，而美国对此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从政治上讲，杜鲁门承受不起这样的攻击。 [ 译者注：指共和党及拥蒋的院外活动集团所发起的进攻。 ] 杜鲁门将第7舰队插入台湾海峡，乃是先发制人之举，可以消除红色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从而亦可避免在国内发生政治灾难。
　　促使杜鲁门骤然改变对台湾政策的另一因素是麦克阿瑟的说服工作。麦克阿瑟已经改变了对这座岛屿的战略重要性的看法。1950年5月29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封长信，信中认为共产党占领台湾将会威胁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他极力主张，绝不容许发生这种情况。他还说，台湾如在共产党控制下，“就等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950年6月14日，麦克阿瑟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也包含有同样的观点。6月11-24日布莱德雷和国防部长约翰逊访问远东期间，他将这份备忘录交给了他们二人。根据布莱德雷自传，这份备忘录惹恼了国防部长约翰逊。他全力以赴发起了一场彻底扭转美国政策的运动。结果，布莱德雷也为总统起草了一份相同意义的备忘录。
　　其实杜鲁门就台湾问题所作的决定也不足为怪。美国当时的一般公众意见是，既反对美国在朝鲜同共产党作战，也反对美国对共产党进攻台湾无动于衷――尽管这两个问题事实上并不相干。两者的区别在于，朝鲜问题代表着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而台湾则是中国人内部的争端，这一点尤其不错，因为许多美国人对共产党组成合法的中国政府这一概念也接受不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政府还是应由国民党来组建。因此，许多美国人无视远东的现实，分不清(“不合法”的)北朝鲜和(“不合法”的)共产党中国在概念上的千差万别。他们觉得如果美国要反对其中一个，那就应该同时反对另一个。
　　杜鲁门是一个老练的政客。毫无疑问，他能摸准美国人的心态。不论是他还是任何别的美国主要领导人，都不愿在公众思想上澄清中国和朝鲜形势之间的基本差别。那样做会冒政治上自寻灭亡的风险。在这方面，杜鲁门遵循的是很久以前就已立下的那条规矩。阿利克赛斯・德・托克维尔 [ 译者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queville 1805-1859)：法国作家、政治家。著有《论美国民主》一书，对美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有精辟论述和独到见解。 ] 在18世纪30年代对美国的经典性研究中就集中注意到了美国的现实。他写道：“在美国，被推选为公务领导人者，也许时常会不讲信用，或常犯错误，但他们却不敢与大多数人故意为敌。”
　　而托克维尔也看出美国还有一种倾向：不是谨言慎行，而是感情用事，常把成熟的计划弃之一边，而听任一时之冲动。托克维尔特别指出，只有乔治・华盛顿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声望，才能使美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时虽与英国开战，却不与法国结盟。而在1950年夏，杜鲁门既没有华盛顿的坚定信念，也没有华盛顿的威望，因而使台湾中立便是必然结果。
　　更为中肯的是，托克维尔还指出了美国的另一倾向――即不论我们要做什么，不论这件事有多么严酷，多么不公正，或多么前后矛盾，却总要设法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杜鲁门关于台湾的声明可能是由艾奇逊代为捉刀，堪称这种类型的大手笔。声明开宗明义，在第一段中就偷天换日，把一国的“侵略”行为转换为抽象而又全面的共产党进攻。言外之意，就是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在共同致力于“武装入侵和战争”。但声明中却不具体点名哪个国家，因为美国不愿意与俄国直接对抗。接着声明便用“它”这个既抽象，却又无所不包的先行词作主语，借以泛指共产主义。声明说“它”蔑视安理会谋求和平与安全的指令。这两句给所有共产党定性的话就为打击红色中国确立了合法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把臆想中的真正罪犯――苏联――干净利落地放了过去，因为觉得直接向它挑战太危险。这不仅是由于红色中国相对较弱，而且因为美国国内要求援助国民党的势力把中国视为明确的对抗目标。这样一来，杜鲁门便为中立台湾制造了合法借口，同时，也抵消了共和党人和援蒋院外集团的潜在对立。在最后一句中，这份声明又耍弄了另一个合法的花招。既然在第一段中就已裁定中共蔑视安理会，这就意味着红色中国是无法无天、不负责任的国家。于是，声明不仅不声不响地把杜鲁门1月5日关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的那项声明一笔勾销，而且又将台湾的法律地位抛到了国际舞台，由国际社会来处理。该项声明硬性规定，台湾的地位要等到太平洋地区恢复安全，与日本签订和约后再定，或由联合国来考虑(而当时红色中国甚至还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像托克维尔那样洞察美国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因此，也不理解美国有何必要来为伤害他国人民制造合法口实。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中国的领袖们一定会感到，他们所面对的国家是一个既无信用，又不可靠的国家。这难道还有什么奇怪吗？本来红色中国就没有派出过一兵一卒，中国共产党政府也没有说过一声威胁的话，然而共产党中国却被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而且第7舰队又被安插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省之间。红色中国人非但没有把杜鲁门这一举动看做是转移国内困难所必需的政治行动，而是把它看做是对中国主权的直接挑衅，并且担心，这只是美国帮助国民党阴谋重新夺回大陆的第一步。
　　在杜鲁门发表声明后的24小时内，中国的外交部长周恩来便在一次运动中发出了第一个信号，提醒美国政府注意中国政府的立场。几天以后，毛泽东再次发出信号。这两个信号率直而又清晰，倘若华盛顿在细心倾听，两个信号早已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维护他们所视的重大民族利益将要采取的立场。周恩来部长谴责杜鲁门的行动是“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毛说美国自食其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他号召中国人民“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
　　美国突然改变政策，对红色中国产生了恶劣影响。艾奇逊不但不考虑如何消除这一影响，反而要把周恩来的声明解释为宣战。如果美国执意继续与红色中国对抗，那么这当然就是宣战。当美国拒绝将台湾交给红色中国之时，红色中国已成为美国的敌人。即便如此，若美国愿意在三八线上恢复两个朝鲜，而不再向朝鲜和满洲间的边界鸭绿江进军，直接威胁红色中国，事情也许会以不流血的方式就此了结。美国国内政治形势把台湾和朝鲜并列起来，本是暂时性的，在朝鲜恢复和平后，本可向全体选民澄清。可是美国国务院却完全不在这个框架内行事，而要决定在朝鲜进行侵略――企图摧毁北朝鲜，创立一个由李承晚统治的统一的朝鲜。这就不得不把美国军队部署在鸭绿江畔。“中立台湾”之后，再加上这一行动，共产党中国人便深信美国是要一心直接侵略中国大陆。
　　事实上，假如美国政府在发表1月5日和1月12日声明之前能够确定一项从台湾和朝鲜脱身的战略，美国就完全可以避免朝鲜战争。而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此。显然北朝鲜人将这两项声明，再加上美国又拒绝向韩国大量运送武器，看做是搞掉南方的大好时机。
　　不过，杜鲁门不干涉台湾的声明，仍是美国愿意同中国缓和关系的重大尝试。这一尝试是在国内付出巨大牺牲后作出的，因为它可作为一个有影响的问题被共和党拿来跟政府作对。这种形势雄辩地说明，应努力找到一项与红色中国相交换的东西：作为美国撤离台湾的交换条件，红色中国要在共产党阵营内尽力维持朝鲜和平。美国应向中共领袖们强调，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台湾和朝鲜问题是相关联的。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人就会力劝北朝鲜人不要刻意进攻(这自然要在红色中国稳稳拿到台湾之后)，同时还会敦促俄国人不要向北朝鲜提供进攻性武器。

第四节 联合国军

虽然杜鲁门只是动用了空军和海军，但他的这一行动却根本改变了美国对朝鲜(和台湾)的态度。此举离今后派遣地面部队仅仅一步之遥。杜鲁门的决定无疑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意愿。尽管(美国人)尚不清楚国家在远东的目标，但绝大部分人都对遏制共产党扩张的思想表示赞同。
　　在6月27日杜鲁门宣布进行干预的同一天，国会讨论了这场危机和总统的反应，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支持总统。众议院以315比4的投票结果批准将服役期延长一年，这一措施也使总统有权征召各军种的后备役军人。第二天，参议院以70比0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该项议案。杜鲁门为其行动赢得了国会的支持，但他却不愿像宪法所要求的那样到国会那里去，要求国会把朝鲜冲突宣布为一场战争。他不愿背上将国家引入战争这一沉重的政治包袱。他倒乐意把这场冲突看做是一次“警察行动”。这样总统便开创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先例，即避免由国会正式宣战，以此来尽力消除并缩小美国军事行动产生的不良影响。自杜鲁门起，这一方针无不为每一位美国总统所遵循。
联合国安理会于6月27日再次开会，这为俄国人在宣传上遭到惨败创造了条件。杜鲁门上午发表的通告已向世界清楚地表明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安理会成员事先已经知道这种情况。中立国印度和埃及感到惊慌失措，他们将会议推迟到下午召开，以便其代表能够跟他们的政府进行磋商。唯一能够阻止美国决议的方法是五大国之一的苏联行使否决权。人们不知道那天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代表雅可夫・马立克之间究竟传递了什么消息！如果苏联代表匆忙返回安理会行使否决权，那会引起人们的谴责，指责苏联滥用其权力，并且马上会把苏联列为北朝鲜的同谋。但不这样做又会给北朝鲜打上侵略者的烙印，并使民主国家有机会对共产党人的扩张行径和不妥协态度表示愤慨。投票反对北朝鲜，在西方世界无疑会被看做是反对苏联。虽然如此，但谴责北朝鲜也是避免直接向苏联挑战的一个步骤。另外，苏联已经通过自己的沉默发出了信号，它要把这场危机当作朝鲜的内部事务来看待。不久苏联就正式采取了这一立场。国务卿艾奇逊将此视为克里姆林宫又一次故意作出的模棱两可的回答，因而他在6月29日便断定：苏联的真正用意是不想把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投到朝鲜去。
　　这样一来，苏联就面临两种前景暗淡的选择。一种是动用其否决权，引起世界的责骂，并将北朝鲜的入侵打上俄国人授意的标记，从而将俄国人更加直接、更加深重地拖入朝鲜半岛。另一种选择是把整个事件当作派系之间的一种小小的内部争吵来对待(而不论其中一派得到的苏制大型坦克的援助有多么多)，并将厚着脸皮将整个事件拖下去。俄国人选择了后者。那天在安理会上，马立克的座位上仍然空无一人。
　　美国在安理会上取得了一大胜利。美国要求俄国表态，而苏联非但没有支持共产党的蓄意入侵行动，反而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尽管在此之后，神经紧张的美国领导人表现出不少忧虑并出了一些偏差，但却从来没有出现苏联将在朝鲜进行干预的严重威胁。
　　美国提出决议案，敦促联合国成员国“向韩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在该地区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尽管大家知道该决议案会被提出，但一些安理会成员国却在决议案的严酷含义面前踟蹰不前――决议案意味着联合国向北朝鲜宣战，所有成员国，至少在道义上，都有义务成为交战国。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里，辩论一直在进行，直到子夜前安理会才通过了该项决议案。当然，美国知道它会获得通过的：美国代表团事先已个别征求了安理会成员对该决议案的意见，并且十拿九稳会获得7票。只有南斯拉夫(没有否决权)投了反对票，印度和埃及弃权。美国为其将要采取的行动获得了国际组织的正式批准。
　　美国还在7月7日那天基本上左右了安理会的全部工作，安理会于当天建议：联合国成员国派出的部队应由美国来指挥，并要求美国指定一名联合国军司令官。杜鲁门立即任命了麦克阿瑟。联合国没有作出任何监督战争行为的规定，只是要求美国“在适当时候”对统一指挥下所采取的行动进行报告。7月1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建立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与他的远东司令部设在了一处)；7月14日，南朝鲜的李承晚总统将韩国的军队置于该司令部的指挥之下。
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的先遣队司令官约翰・H・丘奇准将于6月27日下午7点钟，即在南朝鲜人炸掉汉江上的桥梁之前的那个傍晚到达了水原机场。丘奇将军很快就意识到，韩国军队已处于即将瓦解的状态，次日他便向麦克阿瑟发了无线电报。他说，若要想把北朝鲜的军队赶回三八线，就必须投入美国的地面部队。
　　丘奇的电文促使麦克阿瑟采取了行动。第二天上午，麦克阿瑟本人乘坐他个人的四引擎C-54型运输机(巴丹号)，在4架喷气式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水原。麦克阿瑟的驾驶员在因一架正在燃烧的C-54型飞机(该机是当日早些时候被一架北朝鲜战斗机扫射击中的)而缩短的跑道上降落。李承晚总统、美国大使穆乔和丘奇将军前来迎接麦克阿瑟。陪同麦将军的有他的7名高级参谋军官，另外还有几位新闻记者。麦克阿瑟的驾驶员立即起飞飞往九州加油，并在那里待命返回。这一举动实在高明：因为当天下午北朝鲜的飞机轰炸了机场，并摧毁了一架不久前抵达的双引擎C-47型运输机。
麦克阿瑟坚持乘车穿过川流不息的难民和杂乱无章的士兵朝北边的汉江开去，当时汉江仍是横在北朝鲜人面前的一道屏障。显然，正是这次旅行使麦克阿瑟相信丘奇的话是对的：单靠舰艇和飞机无法挽救局势，尽管美国海军在海上无与伦比，远东空军350架作好战斗准备的飞机(其中许多都是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在战事爆发时也立即从北朝鲜人拥有的110架涡轮式战斗机那里夺取了空中优势。
　　那天夜里麦克阿瑟回到东京，在华盛顿方面的紧急建议下，为华盛顿起草了一份电文。但奇怪的是，他却等了将近12个小时还没有将电文发出。那是一份悲观的评论。“韩国军队完全没有能力进行抵抗，而且存在着被进一步突破的严重威胁”，他说道，“如果敌人继续向前推进，就会使共和国垮台。”
　　麦克阿瑟要求得到权力，从日本派出一个美国团战斗队投入作战，以后也可能组建成两个满员师。杜鲁门总统在6月30日凌晨5点钟(此时他已起床)收到了麦克阿瑟的请求，他同意派遣一个团战斗队，但却对组建两个师迟迟没有做出决定。那一决定要等待当天下午9点钟在白宫举行的会议的结果。
　　杜鲁门召来了艾奇逊、约翰逊、三军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总统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建议要他们考虑：蒋介石表示愿意派遣3.3万人的中国国民党部队，而杜鲁门则倾向于接受这一提议。也许再也找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证明杜鲁门对当时中国的形势十分无知，或者说存有很大的误解。他把第7舰队安插到大陆和台湾之间，这一决定是基于美国国内的问题，而不是基于此举对中国人的影响做出的。而他提议将蒋介石的部队派到朝鲜，只能会被红色中国人看做是一种证据，表明美国打算支持国民党人反攻大陆。
　　幸亏艾奇逊国务卿深明此举的含义，他断言，派遣国民党人会激发红色中国人在朝鲜进行干预。几位联席会议参谋长也随声附和，他们指出，国民党人当时几乎成了台湾岛上的军事难民，其装备并不比南朝鲜人强，而且将他们运往朝鲜所需的运输设施，若用来运送美国的军队和物资，也可能会更为有效。
　　杜鲁门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拒绝蒋的提议，然后又作了一个令人惊诧的决定：他不仅仅要给麦克阿瑟两个师，而且要授权麦克阿瑟无限制地全权动用他所统帅的任何地面部队。他还同意了海军上将谢尔曼提出的对北朝鲜进行海上封锁的建议。这次使美国明确卷入战争的会议持续了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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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节 告别美好时光

驻日美军那种养尊处优的舒适生活就这样突然结束了，在许多情况下而且是以血腥的方式结束了。普通的年轻士兵，还有军官和他们的眷属，只能在梦中重温往日的惬意生活：只须花上一名少尉二十分之一的军饷即可雇到一个不断点头哈腰、俯首听命的日本“女佣”或“男仆”，为自己干各种擦擦洗洗、打扫卫生之类的脏活；美军的工作轻松自在，闲暇时间很多；还有从日本人那里征用的十分像样的夜总会，供军士和军官们消遣――那里有水平很高的日本职业乐队和歌舞伎，一天到晚地表演；鸡尾酒格外便宜(有些只有10美分一杯)，真可谓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当时曾流行一个笑话，说人们的头脑再也清醒不起来了；另外还有免费乘坐火车的制度，包括从东京开往北方和南方的两条线路，往北的那条官方称作“美国佬专列”，往南的那条称作“迪克西专列”。 [ 译者注：迪克西(Dixie)，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组成南部邦联的美国南部各州。 ]
　　战争头几天里影响美军的那种不现实的感觉、义愤和震惊，现在几乎不可能再现。在国会拨款委员会和五角大楼作战计划室那种安全、干净而又崇高的气氛中，人们也许会天经地义地期望“代价不菲的士兵”始终体魄健壮、作战顽强、坚守阵地，在敌人面前决不溃逃。但大部分年轻而且缺乏战斗经验的美军士兵，在事先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一下子被推到朝鲜的大漩涡当中；而对这一场几乎不可思议的战火考验，无论在情感、心理或是体力上，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连武器也没有。一些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包括军官在内，也被生理和思想上的极度紧张以及朝鲜的危险压垮了。长期以来，美国军队信奉的教条一直是，执勤士兵随时都应做好准备，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无疑也是其他军队的信条。然而每一位曾跟士兵一起服过役的军官都知道，在二战刚刚结束的岁月里，那更是不切实际的。尽管跟俄国人存在冲突，但大多数美国人都对本国的原子垄断充满信心，无法想到会突然回到战场上去。朝鲜战争本身便成了结束此种欣快症的催化剂。自那以后，世界就一直没有宁日，总是预计某种危机会在某个地方爆发出暴力行为；由于人们一直预计会发生暴力行为，这种行为也就发生得过于经常了。但朝鲜之战却是第一场危机：它急剧而出乎预料地打破了大多数美国人所认为的稳固的和平。
　　结果，美国士兵从一开始就在一些情况下表现出了顽强和勇气；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并非如此。当军官们后来寻找其中的原因时，他们在两条最古老而又最普通的军事理论戒律的长处和弱点中发现了根由。这两条戒律就是统帅和训练。士兵的表现如何跟他们所面临的危险或困难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相互联系。但是士兵的优良表现却跟以下几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互联系：他们须拥有英明而信心十足的指挥，懂得如何保养和使用手中的武器，爱护身体和装备，并能在野外环境下获得适度的慰藉。
士兵个人能否发挥作用是其中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则是4个驻日美军师的实际战斗力。除了第24团外，每个师中的3个建制团都只有两个普通步兵营，而不是3个步兵营。其他战斗部队中兵力也相应短缺：例如，炮兵营中仅有两个射击连，而不是3个连。由于兵力短缺，4个师的平均作战能力仅仅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尽管这4个师如此虚弱，但它们却代表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四分之一以上的全部地面力量。因此，杜鲁门允许麦克阿瑟动用任何以及全部远东军队的决定表明，美国就其整个军事力量来说，在朝鲜的投入已是令人敬畏的。随着麦克阿瑟要求给予越来越多的支持，以满足战斗的需要，美国在朝鲜的军力投入就更大了。
　　在二战之后的若干年里，美国有条不紊地蓄意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虚弱状态，部分原因是战后人们迫切要求“将孩子带回家园”，这一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原子弹带来的虚假安全。1949年9月，美国消息人士证实苏联已爆炸了一种核装置，此时，这种安全便被证明是短暂的。第三个原因是许多美国人的那种传统孤立主义。跟苏联展开的谈判以及一种早已过时的看法强化了这一态度。许多美国人认为，再次退回到美国的两大洋之后，就可以某种方式避免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北朝鲜人是躲在美国的核盾牌之下，来打击美国的最薄弱之点――常规地面部队。所以北朝鲜的行动，尽管显然是一场危险的豪赌，却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狂妄――一个900万人口的国家，跟地球上最强大的美国对抗，而美国所拥有的核能力，足可以将朝鲜的大部分人和几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摧毁。北朝鲜人并不知道美国将会断然放弃使用原子弹，不过他们可以有理由地相信美国会那样做。
　　迪安・艾奇逊1949年成为国务卿之时，就意识到美国过于依赖原子武器，而在“常规武器”方面，尤其是普通地面力量，却虚弱到了危险的地步。1950年初，他曾通过杜鲁门作出一项决定，下令对美国过分依赖核武器进行全面检查。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比较均衡的军事编制。但是直到1950年6月，情况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那时美国拥有10个战斗师，另有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驻扎在德国，还有9个独立的团级战斗队。这些部队大部分都达不到规定的兵员。除此之外，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舰载部队中还有不到一个海军师的作战兵力。
　　最初投入战斗的几个师兵员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导致五角大楼开始大肆重新调配军官，并从非戒备状态的部队中征调兵力，补充到准备战斗的队伍中去。与此同时，无数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部队，以及成千上万尚未分配到预备役队伍中的预备役军人都被召集起来，匆匆派往世界各地补缺，但大部分是去补朝鲜的空缺。许多曾在二战期间服过役的军官和未受任命的军官也都重新披上了军衣。他们很快就得到了“再服兵役者”的绰号。显而易见，对于那些曾经服过兵役的人来说，再服兵役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大多数从未服过兵役的成年男子，此时要么在重新征兵中推迟服役，要么已经超过了应征年龄。而“再服兵役者”却不能这样。成千上万的退伍军官和军士都已三十多岁，许多已经四十出头，他们被强行从各自的平民职业中征调出来，投入到了第二次战争之中。这些人中有很多死在了疆场。然而作为一个群体，这批再服兵役者显示出了职业军人的品格和能力，而这种品格和能力靠训练新人是决不会如此迅速地获得的。
另一种不公平现象来自美国的以下做法，他们把一支支军事分遣队当作一艘艘轮船来看待，里面装一些军官和士兵，使数量、技能和军阶达到一定水准即算完事。而不是让临时组织到一起的群体，经过长时期的合作交往，以产生同志间的友谊、忠诚、亲密和相互依赖之感。正如传统的军队用语所言(用以解释任何有悖逻辑的军事实践)，这种做法是“军务之急需”，从而不得采用其他任何兵员补充制度。然而这一做法在朝鲜战争中削弱了美国的军事组织，部队中的士兵几乎没有什么持久感，也常常缺乏身份感，对一同服役而不认识的士兵也没有忠诚可言。这种局面在战争初期尤为严重，因为许多部队中的兵员被调拨出去，以充实其他仓促做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分配到一支队伍中的士兵，也许会在几小时之内被匆匆派遣到数百或数千英里之外的另一支队伍中，而他在那里可能连一个人都不认识。
　　在朝鲜的这种兵员补充制度被官方称作“管道”制，这一名称说明了此种制度缺乏感情、丧失人性的本质。然而“管道”制仅仅是各个兵种当中存在的一种深刻得多的观念的外在表现：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轮船或部队，而不是其中的士兵。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制度跟英国军队的传统做法正好形成了对照。英军是在一个团里为官兵营造一个家园，团中各营都尽可能地保持完整。在实践中，美国制度意味着一支部队在作战条件下也许会存在数周或数月之久，而部队中的士兵则可以轮换调进调出。英国的做法是整营整营的轮换，而各营中的士兵则始终呆在一起。
　　美国制度的唯一好处是可以迅速创建一支队伍(而其他部队的兵员就要被调拨出去)。这一制度也可使那些在战斗中蒙受重大损失，或者因兵员被调拨而缺乏战斗力的部队得以迅速重建。“管道”可以直接对准部队，直到其兵力被重新补足，然后再转向另一支需要补充的部队。但是，一群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并不能形成一个紧密团结、具有活力的战斗实体：要创立这样一支队伍需要时间，也需要成员之间的亲近和共同的目标意识。而美国制度并不能促成这种东西，也不能帮助士兵产生安全感。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新补充的兵员被派到一支部队投入战斗，并在战斗中被打死，或负伤撤到医院，而在此之前，部队中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这种制度对单个队伍的战斗力和士兵的士气产生的影响是无法计算的。部队的作战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官和士兵的品质和素质，取决于他们的训练水平，也取决于他们所获得并带到部队中的整个陆军或海军的行动和行为标准。但是，单兵本人，尤其是刚刚接受过基础训练的年轻士兵，被派到一支匆忙补充起来的队伍中，由素不相识的军士和军官们来指挥，而这些军士和军官由于肩负重任，对年轻的新兵要求很高而又很急切，新兵常常感到困惑，并缺乏安全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战争中，最初被派遣到一支作战部队的士兵数量因伤亡会不断减少，这就需要用补充的兵员来弥补空缺。在朝鲜频繁参战的部队因而开始迅速发生变化。
　　尽管如此，但人对群体的需求十分强烈；军官和士兵只要有一点机会，便很快在部队内部形成密切的联系。仗打得最多的部队里，如步兵、炮兵、装甲兵和工兵，这种联系也最紧密。有时在连和排里还建立了一种类似于家庭的极好的相互支援体系。感觉敏锐的指挥官不仅以同情之心体察士兵的焦虑和恐惧，而且要求及时为士兵供应热饭，给他们提供回营冲澡和洗衣的短暂机会，把家信和现有的少量生活福利品，诸如香烟、糖果、书籍、杂志、啤酒(每人每月供应12听――而国内的禁酒主义者甚至还对此大作文章)及时地送到他们手中，以此来鼓励建立此种联系。结果在战争中出现了如下现象：条件最恶劣的前线步兵部队常常会得到最好的食品，而条件不错的后勤部队得到的食品却质量很差。
　　倘若人力问题是美国军方的唯一缺陷，陆军和海军倒可以完全依靠美国的传统军事力量――充足而又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很快解决这一问题。二战期间的大部分战斗中，正是惊人的强大炮火以及机动灵活性才使美军那样令人敬畏。但是朝鲜战争初期却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军地面力量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装备和弹药缺乏。由于预算不足，二次大战后军用物资的采办大都仅限于食品、服装和医药物品。陆军几乎全靠陈旧的渐渐废弃的二战中遗留下来的贮存弹药维持运转。这样就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机关枪和牵引炮供应充足，但是重型机械装备、新研制的无线电、自行火炮、新式坦克、高射炮和某些弹药却极其稀缺。像无线电电池这样简单的物品结果却成了重要的必需品：大部分电池都已陈旧，常常毫无用处；或者用不了多久就电能尽失，给作战条件下的通讯带来了破坏性后果。
　　在日本的4个师的占领军分散驻守在海岛上。第7师驻在北部；第1骑兵师(实际上是一支步兵师，但因怀旧之情保留了过去的骑兵师称号――一些军官的衣领和军上衣上佩戴的标志仍然是交叉马刀，而不是交叉步枪)驻守在东京周围；第25师驻在南部的本州；第24师占据着日本最南部的九州，这里距朝鲜最近。
　　时间成了最大的问题：韩国军队几乎无法阻滞北朝鲜人，唯一能够遏制他们力量的是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军队。几乎在战争之初，麦克阿瑟就已拟定出了挫败北朝鲜人的计划；但若要使他或其他人的计划奏效，就必须挡住北朝鲜人，就地控制住他们，否则，防御者就将逃离南朝鲜，失去南部的釜山港，而釜山又是援军和物资的依托之地。如果发生那种情况，韩国军队和韩国都将消亡，美国要么接受“既成事实”，要么发动一场代价高昂的大规模入侵。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现有的屈指可数的几支部队阻滞北朝鲜人的能力。而他们只有几天时间。
　　战争爆发后，美国后勤军官便以极快的速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开始发疯似的从空中和海上将部队、装备和物资运过朝鲜海峡。尽管如此，但要在最初几天里将大量部队运送到前线，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不可能的事。
　　其结果是，首批投入战斗的美国军队实际上全都来自第24师。他们不得不首先承受强有力的打击，然后阻挡敌人的进军。这意味着把相对弱小的部队――营甚至连――投到阻击阵地上，去跟整团整师的敌人对抗。这是一场只有靠时间才能度过的极其严重的危机，而第一批部队正是出于赢得时间这一目的才被派往前线的。几周之后，美国陆、海、空军具有压倒之势的后勤保障就将显示出强大的威力，而美军将被驱赶到大海里的机会也不复存在。然而在最初的几周里，可用于避免灾难发生的军力只有第24师几支兵员不足的小部队，他们几乎一到达前线就投入了战斗。

第二节 第一场阻击战

首都沦陷的同一天，即6月28日，一些北朝鲜士兵悄悄越过汉城西边的汉江，占领了金浦机场。这一行动关闭了韩国军队和美国先遣部队指挥部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物资与援军空中补给点。另一座机场在水原，位于汉城以南大约20英里处，距韩国军队和美国先遣部队指挥部不远。
　　然而直到6月30日上午，大量的北朝鲜人才从被炸毁的汉城大桥上游不远处乘船渡过了汉江。在此同一天，从东京抵达的“肥仔”蔡将军(体重近250磅)被丁一权中将解除了韩国军队参谋长的职务。
　　尽管美国后勤军官通过海上和空中成功地为韩国军队补充了弹药武器，但他们显然无法守住战线。
　　美军干预的时间已经确定。但是从何处下手呢？汉江防线虽已动摇，但仍未被突破，因此美军的部署越往北越好。那天晚上，麦克阿瑟的先遣队司令官丘奇将军，决定驱车前往水原以南12英里处的乌山指挥所，通过那里的商务电话中继站跟东京方面商谈。他要通了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爱德华・M・(内德)・阿尔蒙德少将。阿尔蒙德表示，假如丘奇能够守住机场，他同意于次日(7月1日)将两个美国步兵营空运到水原机场。丘奇表示同意，然后返回水原。
　　与此同时，在丘奇的水原指挥所里，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那里的军官和士兵被一种后来称之为“逃跑热病”的现象所缠，而这类因疑惑和恐惧引发的事件在战争之初将会给许多士兵带来打击。
　　首先，一架美国飞机用无线电播发了一条错误信息，说是有一队敌军正从东边向水原逼近。然后在大约500码外的铁路上升起了一颗红色照明弹。有人高喊敌人正在包围城镇，“我们最好离开这里！”在接下来的一片混乱中，指挥所的通讯人员开始用铝热剂手榴弹破坏他们的设备；手榴弹引燃了指挥所所在的学校，房屋也给烧塌了。美国人很快制止住了混乱局面，并以“西部”的最佳传统方式(“将马车围成一圈！”)在水原机场形成一个环形防线。经过仓促考虑之后，机场上的军人决定最好还是撤到南边90英里开外的大田。这群人跟机场上的一支美国防空小分队以及美国使馆人员一道做好了准备，正要动身时，丘奇将军驱车从乌山赶了回来。他铁青着脸，立即命令指挥所的一群人返回水原。回到水原时，他发现学校还在冒烟。
丘奇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守住水原机场。但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又对自己保护机场免遭敌人炮火袭击，从而可以让部队着陆的能力表示怀疑。最后在滂沱大雨之中，他凄凉地带着这一小队垂头丧气的人马朝南边的乌山退去。第二天(7月1日)他又继续撤往大田。
　　北朝鲜人在汉江以南的工业郊区城镇永登浦跟韩国军队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在没有坦克的情况下，他们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直到7月3日，北朝鲜人才突破了汉江防线。7月4日，北朝鲜人修复了其中一座铁路大桥，终于将坦克运过了汉江。也只是在这一天，他们才有能力大举向南运动。直到这一天，韩国军队司令部一直呆在水原。
　　坦克的冲击打乱了韩国第2师阻滞北朝鲜人前进的企图，并使妄图逃跑的韩国军队遭到了重大伤亡。7月4日那天下午和晚上，从水原经乌山通往平泽的道路上几乎塞满了韩国南撤的士兵和车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飞机(澳大利亚投入了一个F-51空军中队)试图阻滞北朝鲜人，但那天却犯了错误，在乌山附近曾几次对韩国军队进行扫射。韩国军队再次四散奔逃。
　　必须把美军空运到水原，从而给仍在坚守汉江防线的南朝鲜人以实际和精神上的支持。但美国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7月1日把第一批美军派到了釜山。这批美军数量不多，指定名称为“史密斯特遣队”。他们要从朝鲜最靠东南的这座港口启程，乘坐火车和卡车，踏上前往乌山北边某一地点的漫长征程。经过4天的艰苦跋涉，他们于7月5日到达了水原机场南边的一个地方，这里距离机场仅仅6英里之遥。正是在这个地方，美军第一次在地面战斗中遭遇到了北朝鲜人。
　　当时，这支小小的战斗部队将这次艰苦的跋涉看做是一场战斗。南朝鲜设在汉江上的防线已经崩溃，其军队也在混乱不堪地向南退却。
　　在美国军事史上，史密斯特遣队的官兵占有特殊的位置。他们不仅是第一支在陆地上与北朝鲜人进行战斗的美国部队，而且其作战条件也几乎跟美国军队习惯上所期望的条件完全相反。也就是说，他们在人数和火力上都远远比不上对手，又处在漫长而极为脆弱的补给线的尽头，并且完全是孤军作战，两翼根本没有任何援军。他们原在九州过着舒适的军营生活，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被投进了战火之中。这一事实对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都没有好处。史密斯特遣队集中体现了美军在战争初期的经历，其本身就是一篇不同凡响的传奇。
在乌山以北3英里处，有几架北朝鲜的战斗机从他们头上飞过，却没有发现他们。史密斯中校和他的几位军官找到了他们所要寻找的地方：一个极好的步兵防御阵地，俯临公路和汉(城)釜(山)双线铁路，一道蜿蜒的山脊呈直角横跨在大路上，其制高点比下面延伸到水原的低地高出300英尺。从这道山脊上，史密斯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北面8英里之遥的水原城。
　　 7月2日夜里，史密斯用火车将他的人马分别运到北边的平泽和安城。平泽地处主干公路和铁路线上，距乌山以南大约15英里；安城位于乌山东南20英里处，以此构成阻击阵地。7月3日这天是个疯狂的日子：一列北上的给韩国部队运送弹药的火车中途驶进平泽车站听候指示，不久便遭遇到4架澳大利亚F-51型野马式战斗机的袭击。这几架飞机用机关枪和火箭向火车进行了六次扫射，引起火车爆炸，把车站和一部分城镇都炸毁了。军火的爆炸持续了整整一夜，许多平民被炸死或炸伤。当天下午，友军的空军也袭击了仍在韩国手中的水原城(一位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军官说发动了五次袭击)，并向离城不远的南朝鲜的一个卡车纵队进行扫射。韩国军队的炮火迫使一架飞机降落在水原机场，机场上的军事顾问团和韩国的军官“俘获”了一名狼狈不堪的美国驾驶员。这天下午，4架友军的喷气式飞机还向水原发动了攻击，并沿公路向南进攻，致使水原的火车站起火燃烧，摧毁了一些房屋，并使平民受伤。他们向公路上的韩国卡车扫射，烧毁了30辆卡车，打死了200名南朝鲜士兵。由于这些事件，丘奇将军向远东空军发出了强烈抗议。他要求必须把空军的行动控制在汉江大桥或汉江以北的地区。
　　 7月4日，史密斯的两个独立分遣队在平泽相会，并在那里同来自第52野战炮兵营的134名军人会合在一起。这批军人携带有6门105毫米榴弹炮，他们是在7月2日乘坐登陆艇抵达釜山，并立即开到北方的。这支炮兵分遣队由米勒・O・佩里中校指挥，隶属于史密斯特遣队。

   7月5日午夜过后不久，这支联合部队开出平泽，进驻史密斯选定的乌山以北的防御阵地。步兵乘坐征用的韩国车辆前往。韩国的驾驶员发现车辆行驶的方向后，马上弃车而去。
　　 7月5日凌晨（梦游人按：原文如此，应该是7月6日凌晨）大约3点钟，史密斯的这支小部队进入阻击阵地。佩里中校将5门大炮部署在步兵身后大约一英里的位置(参见图2)。炮兵拥有1200发105毫米的炮弹，但只有6发是高爆反坦克炮弹。这种特殊的锥形装药的炮弹在远东极为罕见，因为陆军部把此种为数不多的炮弹优先配给了欧洲。佩里中校将反坦克炮弹配备给了第6门榴弹炮，他将这门反坦克大炮部署在步兵和其余几门榴弹炮阵地中间的公路一侧。
这天是阴雨天，但史密斯几乎仍可一眼看见水原。大约早晨7点钟时，他觉察到了敌军的行动。半个小时之后，他清楚地看见一支坦克车队沿着公路直开过来。打头的有8辆坦克。8点钟左右，跟步兵在一起的炮兵前沿观察员要求向暴露无遗的坦克开火，当时坦克位于美军步兵正前方大约2000码处。于是，105毫米炮弹开始在T34坦克周围爆炸。但它并没有被炮火吓住，仍继续顺着公路朝前开，显然也没有受到影响。
　　史密斯指示那两个75毫米无后坐力炮队等到T34坦克距离700码时再进行射击，在这一距离几乎可以弹无虚发。75毫米炮队立即直接命中目标，但显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T34坦克继续隆隆地顺路朝山岭和美军阵地开去。敌人的坦克找不到向它们射击的炮火的位置，于是便漫无目的地用85毫米高速炮弹和机关枪向周围乱扫。正当坦克挺进到几乎与步兵平行的位置之时，处在路边一条沟中的奥利・D・康纳上尉从15码外用2.36英寸反坦克火箭向坦克甲板最薄弱的后部发射了几发炮弹，但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可是，领头的两辆坦克正行进到道路最高处的关口之时，却被迫停了下来，原来是早已部署好的那门105毫米反坦克榴弹炮发射了反坦克炮弹。这两辆受伤的坦克开到路的一边，为后面的坦克让路。其中一辆着火燃烧，两名坦克兵举着手从炮塔口钻了出来，第三名士兵手握一支小型冲锋枪跳出坦克，直接对准机枪阵地开枪射击，并打中了一名机枪手。美军的炮火迅疾将三名北朝鲜人击毙。
 到了此时，6发反坦克炮弹已经打完，那门105毫米火炮便改打高爆炮弹，而这些炮弹只是打到坦克上就跳飞到一边。第三辆坦克冲过关口，击毁了前方的那门105毫米火炮，并打伤了一名炮手。
　　坦克并没有着力向步兵攻击，只是在经过时朝他们打了几炮，毫不犹豫地越过美军阵地，沿着公路朝其余的几门大炮开去，并把沿路布下的一条通到后面炮兵阵地的电话线轧断了。尽管炮兵只有高爆炮弹，但仍不停地朝坦克射击。T34坦克的反击炮火毫无章法，因为大部分北朝鲜人并没有找到炮兵的位置。在距离美军炮兵阵地几百码远的一座小山丘后面，T34坦克停了下来。那座山丘使它们避开了炮火的直接打击。然后，北朝鲜人将坦克隐蔽得只露出炮塔，一辆一辆地冲过，轰轰隆隆地朝南边的乌山开去。坦克驶过时，105毫米榴弹炮从150至300码远的地方朝它们射去，但炮弹只是使坦克震动一下，或者跳飞到了一边。
炮兵连的反坦克火箭分队试图阻挡住坦克，但他们发射的炮弹也跳飞到了一边。一发105毫米榴弹炮炮弹终于击中了一辆坦克的履带，那辆坦克停了下来。佩里中校力图使坦克手投降，但却没有得到响应。佩里命令105毫米大炮朝它射击，打了三发炮弹后，两名坦克手跳出坦克，撒腿就跑，但是一班士兵追了上去，并打死了他们。在战斗当中，轻兵器的火力打中了佩里中校的右腿，但他却拒绝撤离阵地。
　　第一组坦克通过阵地向南驶去大约10分钟之后，第二拨T34坦克又开了过来。它们一辆或二三辆紧挨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组织或间隔。眼见还有更多的坦克开来，一些炮兵感到恐慌，一种“逃跑热病”突然袭来，他们慌慌张张地离开了阵地。军官们不得不抱起炮弹，由高级军士来操炮射击。恐慌很快被平息，受到惩戒的士兵又回到他们的阵地上。
第二批坦克大部分对美军的炮火全然不当回事，尽管105毫米火炮对准它们展开了近距离平射。不过，美军的炮火倒也击中了一辆T34坦克的履带，使它瘫痪在炮兵阵地的前方；有些坦克的甲板上还坐有一二个步兵，他们不是被炮火打落下来，就是被炮火打死。T34坦克的炮火打中了附近的一个弹药堆集处，大约有300发105毫米炮弹开始爆炸起来。
　　在一小时之内，总计有33辆北朝鲜坦克通过了美军的阵地。佩里中校说，他的每一门榴弹炮都对每辆坦克发射了几发炮弹。而坦克也进行了反击，平均每辆坦克打了一炮。这场战斗的结果是：前方那门发射反坦克炮弹的105毫米火炮击毁了一辆坦克，并使它起火燃烧，还将另一辆坦克打得动弹不得；同时，炮兵连在前方阻挡住了另外两辆坦克。此外，还有3辆T34坦克被击伤，但仍能跟其余的坦克一道继续向南边的乌山挺进。T34坦克摧毁了前方反坦克阵地上的那门105毫米榴弹炮，打死打伤23名士兵，并将步兵停在其阵地后边的车辆全部击毁。
　　当最后一辆坦克通过并在南边消失之后，美军阵地变得异常平静，让人感到惊恐不安。天还在下雨，但能见度仍很不错，美国人可以看见，没有任何敌人向他们走来。他们趁机将掩体加深，并在那里等待。
一小时之后，史密斯中校看见水原附近有了动静。慢慢地他看清是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卡车车队和一支步兵队伍，头前由3辆坦克开道，前后有6英里长。正如美国人后来所发现的那样，这是一支数千人的队伍，整整两个团的兵力。除了坦克和卡车之外，这一场面若在飞机和大炮问世之前的19世纪，简直就像是一次重大的军队调动。北朝鲜人显然不知道美国人已在他们的前方布好了阵地。他们以行军队列簇拥着前进。显而易见，他们根本不害怕空袭，显然反正也用不着担心，因为在7月3日发生那场灾难之后，丘奇将军已要求把联合国军的空中打击限制在汉江以北；也由于史密斯中校的电话线被切断，他的无线电被淋湿而难以发挥作用，即便可以提供空中打击，他也无法提出此种要求。
　　毫无戒心的北朝鲜人以密集队形向前挺进，而此时美国人正等在阵地里。美军知道他们在数量上远不及敌人。无论用突然袭击获得什么样的优势，都将很快被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敌军所打消。但他们并没有逃跑：这400名美国人，其中大部分还是些十几岁的孩子，而且只是在5天之前从他们舒适的和平时期的部队宿舍里被召唤出来，又刚刚被战争中最可怕的一种武器――几乎完全可以抵御炮火攻击的坦克――所蹂躏和阻断，但他们并没有逃跑。美军士兵在等待指挥官的命令――向5000名前进中的敌军攻击。麦克阿瑟后来称这次战斗为精心计划的一次骄傲的“力量显示”，目的在于蒙蔽北朝鲜人，让他们以为美国人手中掌握有一支强大得多的队伍。北朝鲜人并没有上当受骗，或者说没有注意到。但是，作为美国“骄傲”力量前锋的这支微小队伍中的士兵倒是知道，他们不过是虚张声势，身后一无所有。然而他们仍守在阵地上战斗。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没有哪一批士兵比史密斯特遣队中这些大多未曾经受过考验的年轻人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献身精神。
　　直到上午11点45分，北朝鲜纵队的尖兵行进到距美军1000码远的地方时，史密斯中校才命令士兵开火。此时他们手中所有的武器――迫击炮、机关枪、大炮和步枪，都一齐射击起来。一辆辆卡车着火燃烧，一个又一个士兵倒了下去。北朝鲜纵队顿时乱作一团，士兵们四散开来，跳进了路沟中。那3辆开路的坦克推进到距离美军阵地大约300码的地方，开始用大炮和机关枪直接对准山梁轰击起来。约有1000名北朝鲜步兵开始迅速向路东边的一座指状山岭上运动，他们在那里建起一个火力点，并派出两队人马，试图包围美军阵地。史密斯特遣队挡住了他们。但是在公路西侧，他们又在组织另一次包围行动。大约过了45分钟，一支强大的队伍对驻守在那边居高临下的一座山丘上的美军排构成了威胁。史密斯迅疾将那个排撤到了公路东侧。
　　可是不久，北朝鲜的迫击炮和大炮发现了特遣队的阵地位置，于是开始向他们轰击起来。北朝鲜人还从右翼居高临下的几座山丘上用机关枪进行射击。难以置信的是，史密斯特遣队在阵地上几乎坚守了3个小时。但在下午2点半左右，随着数量众多的北朝鲜人从两翼向特遣队的后方运动，史密斯中校决定，撤退的时间到了。轻兵器的子弹几乎已经打光；他的通讯系统已被打坏，甚至跟身后一英里的炮兵也断了联系。史密斯很快拟定出一个蛙跳式撤退方案，每支部队在其他队伍撤退时都要担任掩护，然后自己撤退时也受到保护。首先撤出的是C连，然后是医务人员，接着是指挥部人员，最后是B连。但该连的二排除外，他们根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一名排通讯员从连指挥所跑来向排长卡尔・F・伯纳德中尉报告说：指挥所已空无一人。此时排长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排已是在孤军作战。二排的幸存者只能自行撤离，并帮助受了轻伤的人撤退：他们不得不撇下阵亡者和25名左右的伤员。
 特遣队在撤退中蒙受了最惨重的损失，士兵们不得不走出散兵坑，来到开阔地面。此时机关枪已被移到附近，他们跟其他暴露无遗的美国兵一道遭受了伤亡。
　　炮手们抛弃了他们的武器，但在往炮车前撤退时，他们拆下了观测器和炮闩，并带走了刻有度盘的瞄准仪。大炮大体上仍完好无损，被丢弃在乌山的北郊。史密斯和佩里以为，北朝鲜的坦克已沿着大路朝平泽开去，于是就想走一条通往东南安城方向的道路。可是就在乌山城内，他们却碰到了3辆北朝鲜坦克。坦克停在街上，坦克手们站在一旁抽烟。北朝鲜人和美国人都吃了一惊，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会儿，然后美国人转回身去，找到一条通往东边的小土路。双方一枪也没有打。
美军的车辆发现特遣队的幸存者，就让他们搭上车，许多人都是翻过了山丘，或者穿过稻田走过来的。北朝鲜人并没有追赶。美军车辆在半夜之后回到了平泽，以后又朝平泽以南大约14英里处的天安开去。
　　夜幕降临之前，约有250名史密斯特遣队的步兵返回，伤亡或失踪者大约150人。另外，还有31名军官和炮兵分队的士兵失踪。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尚有一些幸存者分别在平泽、天安、大田和南朝鲜的其他地方辗转进入美国的战斗部队。伯纳德中尉和他排里的12名士兵，在那场战斗两天之后到达天安；他们不得不绕过5道北朝鲜人设置的路障，并且仅仅在北朝鲜人抵达天安之前半小时才赶到。

第三 四节 一次走运，多次倒霉

现在唯一能够阻挡住北朝鲜人的防线就是锦江了。这是一条穿越朝鲜西南部、多少有点向西流动的主要河流。它从天安南边流过，距天安的最近点约有25英里，在重要的大田通讯中心前边形成了一道潜在的屏障。而大田则位于天安东南大约40空里处。(见图1)
　　锦江一线的防守比较麻烦，不仅因为朝鲜南部的疆土在天安处向西边伸展开去，可以进行充分的侧翼运动，而且因为两条通往大田的道路都要通过锦江，这就要投入大量的美国兵力来防守这两个渡口。
　　天安和大田之间的那条主要道路沿铁路线通往东南，穿过鸟致院，而另一条道路则在天安以南几英里处岔开，几乎向正南方通到公州地段的锦江，并在公州转向东南，通往大田。
　　此时此刻，驻日美军司令官、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H・沃克中将已飞抵大田，告诉迪安将军说他很快就会得到更多的援助：第8集团军司令部本身和增派的战斗部队一道，正在向朝鲜开拔。沃克将军同时强调说，迪安必须设法用他的第24师应付局面，这支队伍仍在一小队一小队地向前艰难地挺进。
　　迪安只得立即将他的这支微弱力量分开行动。他命令现已上来的第21步兵团，即史密斯特遣队的原在单位，沿着东南方向向鸟致院那条通往大田的道路阻滞北朝鲜人，并给已遭重创、士气低落的第34团下达了同样的任务，让他们到南边(公州)那条道路上阻滞敌人。
　　幸运的是，几支美军炮兵队伍正朝这里开来，其中包括一些155毫米榴弹炮，这便大大增强了火力。另一个工兵战斗营(第3营)也已抵达，并被立即派到通往锦江的两条道路上去设置路障。到目前为止，唯一开到前线的美国坦克是几辆M24轻型查菲坦克，上面配有75毫米火炮，但其炮速和装甲都不及T34型坦克。所幸的是天气晴朗，空军可以对敌人的坦克和运动中的北朝鲜部队进行攻击。可空军一直感到十分懊恼，因为最初几天里曾误对韩国军队和美军进行了袭击，并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空军很快成立了战术空中指挥特遣队。每支特遣队里都配备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一名无线电操作员，一名无线电修理员和一名吉普车司机。这些特遣队开到前线附近，指挥空军对目标进行打击。空军给第24师派遣了6支战术空中指挥特遣队。7月3日那天，空军还在九州的板付成立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对在朝鲜参战的所有战斗机――包括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澳大利亚的战斗机――进行指挥。最后，空军开始派遣绰号为“蚊子”的慢速F6教练机，侦察敌军后方战线的目标，指挥空中打击。这些蚊式飞机跟战斗机和前线的地面部队都保持有无线电联系。
这一体系在7月9日收到了效果。当天下午3点左右，第21团第1营的将士们已进入他们构筑的前沿阻击阵地。该阵地位于鸟致院公路上的全义一带，在天安以南12公里处。观察员发现在他们的前方有11辆坦克和数百名步兵，于是请求空中打击。几分钟后，空军战机便呼啸而至，炮击了5辆坦克和几辆卡车。同时美军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又对平泽和全义之间的那条道路进行了狂轰滥炸。黄昏时分，空中观察员报告：那天在路上发现的200台车辆中，有100辆被摧毁或起火燃烧。
　　第二天为空中力量带来了朝鲜战争中的一个辉煌时刻。当天下午晚些时候，F-80喷气式战斗机在平泽上空穿过阴云低空飞行时发现，一大队坦克和其他车辆一辆接一辆地停在第34团7月6日撤退时所炸毁的那座桥梁的北边。这真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幸事。第5航空队迅速调集所有可以飞行的作战飞机，有B-26轻型轰炸机、F-80战斗机和F-51双引擎野马式战斗机，直奔那队停滞不前的车辆。观察员报告说，这次攻击摧毁了38辆坦克，7台半履带式车辆和117辆卡车，另外还击毙了大量士兵。无疑这些数字言过其实，但这次袭击和前天在全义发动的那场攻击，也许是在朝鲜战争中给北朝鲜装甲部队带来的最大破坏。
更为重要的是，T34坦克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于当天破灭。美国的军需供应部门仍未搞到充足的反坦克炮弹、反坦克地雷、坦克或大型火箭炮，以投入到战争中，但美国的制空权却改变了这一劣势。高速飞行的飞机，尤其是喷气式飞机，即便发现了坦克，也并不总是能够用5英寸口径火箭弹、110加仑凝固汽油桶或炸弹击中单独一辆坦克或车辆。况且，坦克还可以在夜间行动，避开空中打击。但是，北朝鲜人却再也无法将T34坦克集结起来，在狭窄的道路上列成长长的一排，不受任何阻碍地向南运动了。不过北朝鲜人机动灵活，足智多谋。他们很快就把坦克和其他车辆伪装起来，开始让车队在夜间行驶，白天把火车隐藏在隧道中，并将坦克和卡车分散隐蔽起来。但是一种新的因素――美国的空中力量――却在大量增长。除非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北朝鲜人在飞机可以飞行的白天不再敢动用坦克车队或其他车队。北朝鲜军队的力量和效率大减。
　　然而，单凭空中力量并不能够阻挡住敌人的飞速前进。要挡住敌人，必须依靠地面部队。接下来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刚刚到达、缺乏经验的第21团。这支队伍也只有两个营的兵力，进入全义的阵地后显得更为虚弱，因为第1营的两个连先前曾被抽调出去组建史密斯特遣队的步兵队。此时此刻，特遣队的幸存者正在领取新的装备，两个连队亦正在鸟致院补充兵员，直到7月11日他们才能重返第21团。
　　在全义对坦克进行成功打击之后的第二天，即7月10日，早上黎明时分，地面上一场大雾从稻田升起，翻腾着向部署在通往全义南边的公路和铁路两侧山丘上的美国部队卷去。美国人透过浓雾听见了北朝鲜人的说话声。15分钟之后响起了一声哨子，紧接着便枪声大作。忐忑不安的第21团开始盲目地向雾中射击起来，直到团长理查德・W・ 斯蒂芬斯上校制止他们时才停止了射击。然后，敌人的迫击炮开始向山岭上轰击；又过了一会儿，位于山岭左边的A连雷・比克斯勒中尉率领的那个排，遭到了来自岭后一座高地上北朝鲜人的猛烈攻击。美军4.2英寸的迫击炮火挡住了北朝鲜人直接朝山岭推进，他们却从该营的右翼绕过，向位于山岭后边低凹地带的重型迫击炮发动了攻击。大约在同一时刻，坦克穿过全义，沿着公路越过了该营设在山丘两边的阵地，一起向迫击炮进攻。美国人可以听到坦克的轰鸣，但由于浓雾弥漫却看不到射击。上午8点钟时雾气散去，斯蒂芬斯上校看见另外4辆坦克呆在村子里，他请求空中打击。与此同时，迫击炮声静了下来。
　　上午9时，直接从全义涌出来的北朝鲜步兵向美军山岭阵地的中央发动了攻击。一名炮兵前沿观测员指挥炮火朝他们轰击，并将他们赶了回去。全义的T34坦克此时从村庄里开了出来，开始用机关枪向美国人扫射。上午11点时，左侧比克斯勒中尉的那个排受到了轻兵器火力的猛烈攻击，并遭到了北朝鲜步兵的一次直接进攻。比克斯勒通过无线电向斯蒂芬斯报告说，他的士兵伤亡惨重，需要更多的人手，并请求撤退。斯蒂芬斯说援兵已在途中。5分钟之后来了两架美军喷气式飞机，它们朝着坦克发射了火箭炮弹，但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作用，然后又朝涌到比克斯勒阵地的北朝鲜步兵开枪扫射。之后不久，弹药耗尽的两架喷气式飞机飞离战场，北朝鲜人于是又恢复了进攻。坦克的炮火摧毁了该排炮兵的通讯线路，而此时那位前沿观测员的无线电已失灵。美军的炮弹开始向山岭上倾泻。显然，由于炮兵的炮火指挥中心以为前方的步兵阵地已经陷落，而他们是在向北朝鲜人轰击呢。斯蒂芬斯上校跑到散兵坑后面他的吉普车上的无线电跟前，下达了停止炮击的命令。但炮火仍在不停地猛烈倾泻着。3分钟后，比克斯勒报告说，敌人已经将他包围，他的大部分战士都已阵亡。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报告。比克斯勒的大部分士兵都死在了散兵坑内。
 与此同时，山岭右端的一些美国军人已经逃走。大约在比克斯勒那一排人被打垮之时，其他人也已经开始临阵脱逃。斯蒂芬斯上校号召军士们“把那些高价士兵弄回到阵地去”，但是什么也制止不住这种恐慌，只有几个士兵在坚持战斗。
　　午后不久，斯蒂芬斯意识到那些仍然呆在山岭上的士兵若想活着出去，就不得不撤出阵地。他发出了信号，士兵们便跑下山脊，穿过开阔地，朝着一片果园和果园后边的稻田跑去。他们在那里发现，要想在狭窄而又光滑的田埂和小路上穿过灌满水的稻田极为困难，尤其在当时还有两架美国喷气式飞机向他们俯冲扫射。那两架飞机将他们当成了北朝鲜人。美军士兵跳进稻田里，没有被击中。但是有过这次经历的人没有一个说哪怕一句空军的好话。
　　参加这次短暂战斗的第1营损失了五分之一的人马：33人被打死，35人受伤；而重型迫击炮连则失去了14名士兵。
　　斯蒂芬斯上校命令第1营身后留作预备队的第3营向北朝鲜人发动反攻。这场反攻打得十分艰苦。他们夺回了山岭，但没有夺回比克斯勒的阵地。北朝鲜人防守得非常凶狠。在这场反攻中，第3营救出了10名炮火之下没有撤出的士兵。
　　几辆M24查菲式轻型坦克支援了第3营的反攻。这是美军首次在朝鲜战争中动用装甲部队。一辆M24坦克向一辆T34坦克首先开火，并使之失去了战斗能力。但美军却损失了两辆M24坦克。
　　将近子夜时分，第3营的指挥官卡尔・C・詹森中校将该营从山岭上撤了下来，返回他们原先的预备阵地。3营的士兵吃了一惊：北朝鲜人已经渗透过来，进入了他们原来的散兵坑。又经过夜间一小时战斗才赶走了北朝鲜的队伍。与此同时，第1营已沿着公路运动到鸟致院以北两英里远的新的阻击阵地。
　　次日(7月11日)早上6点30分，第3营的士兵们听见，在他们前方的一片雷区(这是美军先前布下的)的另一侧有坦克的声音，但因为有雾却无法看到。几分钟工夫便有4辆T34坦克穿过了雷区，突然出现在该营的防区。要么是北朝鲜人在夜间排除了地雷，或者坦克没有碰上地雷；要么是地雷埋设不当或是哑雷。
　　与此同时，敌人的迫击炮集中火力，猛烈地轰击该营的指挥所，炸飞了通讯中心，并打中了弹药点，造成了严重伤亡。约有1000名北朝鲜步兵迅速从该营阵地的两翼绕过；而其他敌军则在南边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以防止伤员撤离，并阻止弹药的补给。
　　这几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双层包围圈。头天夜里从阵地上被赶走的那些北朝鲜人一定提供了有关第3营战斗部署情况的详细情报，因为敌人的第一阵炮火就摧毁了通讯系统，使得该营乱了阵脚。美国人在被打垮之前战斗得非常顽强，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交手仗。美军伤亡惨重：该营667名军人中，一半以上阵亡，其中包括营长詹森中校。那些幸存下来的人经过数天的跋涉，穿过丘陵和敌占区，辗转返回到了部队。有些士兵疲惫不堪、垂头丧气到了极点，不愿再往前走了。他们干脆停下脚步，等待北朝鲜人的到来。
　　史密斯上校率领的第21团第1营，那天夜里在鸟致院以北两英里处公路和铁路两侧的阻击阵地里，忐忑不安地休息了一个晚上，他们知道北朝鲜人正在到来。(7月12日)黎明时分，一支北朝鲜巡逻队走了过来，美国人看见他们的两翼也有敌人在运动。上午9点30分，北朝鲜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向第1营的左翼发动进攻。之后不久，大约2000名敌人在炮火的支援下发起了总攻。斯蒂芬斯上校当即决定，将这个兵员不足、并且大部分都是补充来的新兵的第1营撤离阵地。史密斯上校让这个营一次撤下一个连，并叫士兵往卡车跟前运动。北朝鲜人并没有紧追上来，所以撤退是有条不紊的。到夜幕降临时，第21团正在大坪里的另一阻击阵地处渡过锦江。用官方陆军编史家罗伊・阿普尔曼的话说：“兵员不足、仅有两个营建制的第21团，将北朝鲜两个精锐之师(第3师和第4师)拖了3天之久。这是美军在朝鲜迄今创下的最感人的战绩，但该团也在人员和装备方面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天安以南通往西边的公州公路上，拥有4辆M24型坦克和一个工兵连的第34团，跟北朝鲜第4师的几支先头小分队进行了几次小小的拖延战斗。第4师已离开了鸟致院公路。7月11日，敌人的大炮摧毁了两辆M24型坦克，一支在附近埋伏的步兵队伍又把第3辆坦克干掉了。7月12日，第34团的大部分人马和增援部队都已渡过了锦江，只留下一个连镇守桥梁和锦江北岸。
　　美国人一星期来一直沿着汉(城)大(田)公路撤退，最后来到了锦江休整。与此同时，余下的韩国部队也穿越朝鲜的其余地域，向南撤退了差不多同样远的距离。(参见图1)到了7月13日，主力第1师和第2师的残部在鸟致院东南12英里的定州遭遇到了北朝鲜第2师。该师是在拿下镇川后向西运动的。这次战斗对于北朝鲜第2师来说是一场恶战。韩国主力师和南朝鲜警方曾于7月9日在春川埋伏了一个营的兵力，并在那里苦战了3天。结果由于美国人从天安和全义撤退下来，那一营人马被敌人从侧翼所围歼。而北朝鲜第2师也是因人困马乏、兵员伤亡，被迫前往定州的。7月11日那天，韩国炮兵在定州北边的旷野里捕捉到了北朝鲜第2师，使该师遭受了数百人的伤亡。韩国人只是在美国人丢掉鸟致院之后才撤离了定州。
　　在东部，北朝鲜第7师在春川战斗之后沿着朝鲜中心走廊向洪川运动，继而又开往原州。韩国第6师则在他们的前面缓慢地向后退去。7月5日攻克原州之后，北朝鲜最高指挥部解除了第7师师长的职务，原因是他没有如期完成推进的计划。最高指挥部将第7师更名为第12师，并正式组建了一个新7师。
　　北朝鲜第15师跟在第7师后面也来到原州，该师的大部分兵员只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才招募起来。第15师改变行军方向，向西南进发。到7月13日，他们已抵达定州东北20空里处的槐山，行进在通往东南20英里处的闻庆公路上。在该师的后面跟着来了北朝鲜的第13师，这是北朝鲜为入侵行动而调动的最后一支部队，其兵员也是在开战之后才招募而来。
　　曾经参加过攻打汉城战斗的北朝鲜第1师向东南运动，增援第7师，力图把南朝鲜军队赶出中部走廊。在忠州，第1师在一个坦克团的支援下，掉头向南挺进，把韩国第6师逼到了闻庆。闻庆是一要地，因为它是太白山脉伸向西南的高大支脉上的一个关隘，绵延60英里。太白山脉是南北走向，屹立于朝鲜东海岸一带，该支脉上的另一关隘位于闻庆东北大约20空里处的丹阳。从原州向南运动的北朝鲜第12师，在丹阳遭到了韩国第8师的阻击。第8师是从东海岸翻过太白山脉到达此地的。原先不曾参战的北朝鲜第8师也来增援第12师。太白山这一支脉将汉江(流经汉城)流域和洛东江(在釜山注入朝鲜海峡)流域分为两半。因而，沿此支脉挡住北朝鲜人极为重要；不然的话，北朝鲜军队就可长驱直入洛东江流域，推进到闻庆东南65空里处的大邱。大邱位于韩国军队和美军的后方，也是一个铁路和公路交通枢纽。失去大邱就意味着失去了一个适当的、可以建立环行防线的地方。大邱以南60空里便是釜山港。
　　守住这一支脉之所以重要，其中还有第二个原因：洛东江流域北部那一边有一座安东城，该城的一个关口开辟了一条通向东海岸盈德港的通道，而从盈德向南，还有一条途经浦项洞直通釜山的道路。
　　北朝鲜第5师和第766独立支队(其规模相当于一个旅)正沿着东海岸狭窄的山边公路向前推进，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7月13日那天，他们已抵达盈德以北25英里处的平海里。
　　美国的注意力自然是集中在锦江一线，抵御两个北朝鲜师(第3师和第4师)。虽然如此，大批的北朝鲜军队(6个师)却开往东边，为一场潜在的、席卷洛东江流域北部的大规模进攻做好了准备，其目的不是要攻下大邱，而是要长驱直入，直取釜山。第7个北朝鲜师(第2师)已陈兵定州，既可与其他部队会聚一起，参与进攻防守锦江的美国部队，亦可开往大邱，支援在那个方向发起的进攻。
　　对于南朝鲜人和美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北朝鲜在中线上的战略过于简单化。虽然北朝鲜人最初在力量和武器上占有很大优势，但他们却从整个中部走廊全面推进，压向敌人。这一战略虽将美国和韩国军队封锁在一个严密的作战圈内，但却将美韩军队一步步逼回到了他们的给养供应地，使他们得以集中力量进行抵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7 21:23:34编辑过]

这个是大陆翻译过来的，供愤青老左YY的东东哩！

网上流传了有年头了。

第四章

第一节 锦江之战

北朝鲜对锦江防线上美国人的打击尽管是可以预见到的，但仍是毁灭性的。7月14日开始进攻之时，美军到朝鲜才仅有两星期时间，而地面战斗的经历也不过10天。在此期间内，美国人的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原来的从容自信变成了惊恐万分。锦江的进攻造成了新的不安：迄今已登陆的少量美国军队也许遏制不住北朝鲜人，他们也许会占领朝鲜半岛。在锦江一线，双方在争取时间上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朝鲜的军事介入也迈出了一大步：7月12日，第8集团军正式将其司令部从日本移到了大邱的一所学校大院内(该校原先曾是日本的一个兵站)。次日，该军司令官沃尔顿・H・沃克中将便来到大邱领兵挂帅。7月14日，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将韩国军队置于麦克阿瑟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官的统帅之下。麦克阿瑟又委任沃克为所有在朝联合国军的陆军司令官。
　　朝鲜已不再是一个附带事件：对于远东司令部和整个美国军界来说，朝鲜已成为主要事件。美国开始往远东紧急空运急需的装备和人员。军事空运部队在加拿大和比利时的帮助下，已扩大到了原来的4倍。加拿大派出了一个中队，共6架运输机，比利时也支援了几架运输机。空运部队从原来的60架四引擎运输机增加到了250架。美国西海岸的港口开始堆积起为朝鲜紧急征用的各种各样的装备。凡能调集的船只也统统被征用。麦克阿瑟根据北朝鲜所取得的惊人成功，就所需援军的数量和种类问题，通过洲际电传打字电报，和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进行了详尽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讨论。美国大规模的军事集结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然而在锦江一线，7月13日那天，美国所能集结的用于抵御北朝鲜前进的兵力只有一个兵员不足的第24师。在这个饱受创伤、仅有1.14万名兵员的第24师身上寄托着守住联合国军防线的希望。然而该师是根本靠不住的，因为它的3个步兵团都以不同的方式被削弱了力量。第19团的兵员最多(2276人)，但却被立即投入到锦江一线的直接防守上，没有时间进行调整适应。第34团有2000人，但一星期前曾在锦江以北受到沉重打击，现已不堪一击。第21团在阻挡北朝鲜人的前进方面表现得相对较好，但它也为胜利付出了代价，其实力大为削弱。该团兵员现已减少到1100人(其第3营受到北朝鲜军队的重创，仅剩下132人，被重新改编为兵员不足的两个连)。
　　针对第24师，北朝鲜人投入了第3师和第4师。这两个师经过3星期的战斗，实力也大为下降，其兵力约为原来的百分之七十(每个师约有6000人)。等到他们抵达锦江之时，大约还剩下50辆坦克，其中第4师有20辆，第3师约有30辆。但是北朝鲜人占有主动权，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请求驻扎在定州的第2师前来助战。
　　第24师师长迪安将军将第34团部署在其中一条通往大田的公路上，将第19团部署在锦江上游、公州以东8空里处的大坪里(“里”在朝鲜语里意为村庄)。但是，从此地再往东边上游9空里，是汉(城)釜(山)铁路经过信川的一座桥梁。第19团也不得不负责此地到那座桥梁这一整段锦江战线的防守。另外，第19团在开往锦江途中，从鸟致院撤退下来的第21团的队伍旁边经过。在第19团那些既缺乏经验又易受影响的士兵看来，第21团混乱不堪的队伍状况，又使第19团丧失了信心。
　　迪安将第21团部署在玉井的后备阻击阵地上。玉井坐落在大田东边的汉釜公路上，距大田6英里(在大坪里东南12空里处)。第21团的任务是保证至关重要的公路和铁路线畅通无阻。同时，如果北朝鲜人决定将其第2师投入战斗，以图突破东边韩国军队的防线，并在美国防线后面进行扫荡，该团也要进行阻击。

7月12日夜至13日晨，工兵炸毁了位于公州和大坪里的锦江公路大桥的几段道路，并炸毁了信川的铁路大桥。侦察部队还把沿河一带所能发现的渡船付之一炬。
　　在公州，第34团新任团长罗伯特・L・沃德林顿中校将第3营的两个连(L连和I连)部署在公路左右两侧河边的高地上，其身后还部署有几门迫击炮(参见图3)。该团的K连是一支拥有40人的混合队伍，原先被部署在防线上，但该连的心理和身体状况欠佳，成了部队的累赘，于是被撤出阵地，送到大田接受医疗去了。与此同时，该团的情报和作战参谋也由于战斗疲劳撤出了阵地。
　　支援这两个步兵连的部队是第63野战炮营(105毫米榴弹炮)，部署在锦江南岸2英里半处一个叫做三桥里的小村庄里。沿着同一条土路再往南走3英里，便是该团的预备队――第1营。
　　公州前线上的第3营内，各支队伍的通讯联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主要原因是该营的SCR-300和SCR-536型无线电装置没有驱动电池，而电话线又无法找到。同样令人惊讶的是，第63炮兵营跟公州以南18英里外论山的团指挥所保持着联系，但跟沿河防线上的步兵部队和炮兵前沿观测员却没有通讯联系。这样就不可能把美军的炮火引向进攻步兵阵地的北朝鲜人的头上。
　　战斗是在7月13日拂晓之后不久打响的。北朝鲜第4师的士兵徒步走到被炸毁的锦江大桥的北侧，那里距对面美军阵地约有700码远。他们架起机枪，并开来了坦克。当天下午，北朝鲜的炮火开始轰击公州以及附近地区。美军便从公州听到江对岸村子里响起了坦克的轰鸣声。之后不久，低平弹道武器，可能是T34坦克上的火炮，开始向I连的防区轰击。与此同时，炮弹也开始在L连的上空爆炸(也许是远处敌人的榴弹炮)，不过爆炸离地面太高，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然后，L连的监视哨向连长阿奇・L・斯蒂斯中尉报告说，北朝鲜士兵正在下游大约两英里处乘坐两只驳船渡江，每只船上可载30人左右。哨兵估计，在上午9点半之前的一个半小时里，大约有500名北朝鲜人以此种方式渡过了锦江。由于跟第63炮兵营没有通讯联络，步兵无法请求炮火给予集中打击。但是该炮兵营上午派出了一架联络飞机，观察员发现了北朝鲜人的渡江行动。不过炮兵营的作战军官决定不打驳船，而要等着炮击更大的目标。部署在该营东边的第11野战炮兵营中的榴弹炮倒是对联络飞机的召唤作出了反应，但是北朝鲜人的雅克战斗机很快就把那架联络飞机赶跑了，炮火于是停了下来。
　　 L连连长斯蒂斯中尉一直无法找到支援他们的机枪小队和迫击炮小队。连里的士兵正在受到越来越准确的迫击炮和大炮的轰击。斯蒂斯判定，其阵地已难以守住，便向连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该连在上午近11点时撤出了阵地。斯蒂斯中尉前往寻找第3营的指挥所，当他把发生的情况向营长报告后，便立即被免去了职务。
　　此时灾难已经形成：第34团阵地的整个左翼都已被放弃，这为北朝鲜人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他们立即开了进来。
　　下午1点半左右，驻扎在三桥里的一支守卫炮兵营的警戒部队，看到有部队在朝他们运动。警戒部队得到指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不要开火，说不定来者是友军部队呢。结果来的却是北朝鲜人。他们打垮了那只警戒部队，并将缴获的机枪掉转枪口，向炮兵营的指挥部扫去。之后不久，弹无虚发的迫击炮又摧毁了美军的人员、榴弹炮和装备。在炮火的支援下，北朝鲜部队占领了营指挥所，并摧垮了两个炮兵连。炮兵营的10门榴弹炮全部损失殆尽，另外还失去了11名军官和125名士兵。
　　第34团的指挥官沃德林顿中校，在下午三四点之间才得知炮兵营受挫的有关情况。他立即命令待在南边3英里开外的第1营预备队进行反攻。1营营长说，这是他所得到的第一条有关进攻的消息。尽管炮兵营的一位通讯参谋报告说，他曾在下午2点左右到过1营的指挥所，并且报告了进攻的情况。1营营长说，这件事也许是他不在时发生的，而且他的参谋中没有一个人给他提过。
　　到了下午5点钟，第1营才以连为纵队向北开去。前进途中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直到次日打头的那支连队走近已被占领的炮兵营阵地时，才遭到敌人火力的阻击。敌军的几阵机枪和步枪火力挡住了连队的前进步伐。团长下命令说，如果到天黑时该营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就撤退回来。由于天近黄昏，营长便下令撤退。回到出发时的阵地后，该营便登上卡车，向南边的论山开去。
　　与此同时，在锦江岸边的阵地上，尽管左翼的L连早已撤走，但I连一整天都守在自己的阵地里，遭受敌人时断时续的炮火轰击。连长约瑟夫・E・希克斯中尉试图到达L连和营指挥所，但却没有成功；他在阵地里一直坚守到晚上9点半，才接到撤退命令，于是便穿过公州东南的山岭，回到了团里。

第二节 大坪里战斗

7月14日这一天对美军来说是一场灾难，对于第34团来说尤其是一场灾难。在一天之内，北朝鲜人就突破了锦江防线，并干净利落地吃掉了已经完全撤出战斗的第34团。该团的消失使得右翼第19团的侧翼门户洞开。
　　此刻，未经考验的第19团在难以防守的阵地上面对北朝鲜第3师的进攻，一切听天由命，全看自己的了。
　　 7月14日下午，北朝鲜的坦克和自行火炮从大坪里渡过锦江，开始炮轰美军阵地，对19团的炮火考验便随之而来。该团仅有两营兵力，而要防守近30英里长的沿江阵地，这种作战部署实质上必败无疑，但要加以改进也无能为力了。
　　该团派一个连(E连)在东边的信川防守那里的铁路渡口。在该连和大坪里周围的防守主阵地之间，有一个2英里宽的缺口，根本无人守护。在大坪里附近，沿江部署了3个连：C连守卫在200高地北坡的东部，A连和B连的一个排沿着江堤部署在东西两边，B连其余的人马则部署在由大坪里通向南方公路西面的一个高地上。第1营的指挥所设在大坪里南边一英里处的一个名叫加洞里的小村子里，距离迫击炮阵地不远。沿公路向南不到1英里远，有座名叫钵山里的小村子，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步兵身后部署了3个炮兵营：第52营安扎在钵山里南边2英梅洛伊上校里处的图们里，再往南大约2英里，部署了第13营和第11营。
　　这几个阵地西边没有什么防守力量。有几支侦察和分遣小队派人镇守在江边的几个前沿哨所。但是由于昨天第34团的退却，现已根本没有什么阻挡侧翼进攻的实际力量。因此，第19团团长小盖伊・S・派遣2营营长托马斯・M・麦格雷尔中校，率领G连并携带几挺机枪、2辆M24轻型坦克、2台四座50毫米口径高射机枪车辆，去执行侧翼守卫任务。麦格雷尔这队人马向西沿直线距离走了大约6英里路程(沿公路走的距离要远得多)。这支特遣队伍占了梅洛伊上校整个预备力量的三分之二，另外一支预备力量就是部署在B连后方的F连。
　　 19团的主要弱点是，若从村子的东西两边渡江――那里没有队伍防守，即可对美军主阵地发动侧翼进攻。这一弱点是显而易见的，而北朝鲜人所做的也正是这样。7月15日下午和晚上，他们从大坪里那座被炸毁的桥梁的一端和C连的前方发动了试探性进攻，但并没有竭尽全力。部署在江北的坦克和大炮也向美军阵地进行了零零星星的轰击。美军的B-29轰炸机下午向江北的敌军阵地投掷了炸弹。晚上7点45分，飞来了两架美军战斗机。8辆北朝鲜坦克躲进了树林里，但停在公路上的一辆坦克被飞机击中，一直燃烧了几个小时。
　　北朝鲜人乘木筏渡过锦江后，向美军阵地渗透。整个夜间，他们发动了几次试探性进攻。然而真正的攻击是在7月16日凌晨3点发起的。一架北朝鲜飞机飞临锦江上空，投下了一颗照明弹，这是发动总攻的信号。江北的坦克和大炮一起开火，其猛烈程度跟二次大战中的狂轰滥炸无出左右。在炮火的掩护下，北朝鲜人或驾起船只和木筏，或涉水游泳，开始渡江。美军的大炮、迫击炮和轻兵器给予了还击。
　　美军大炮和迫击炮的前沿观测员，需要照明来指引炮兵准确轰击奋勇渡江的北朝鲜人。第11炮兵营指定一门155毫米榴弹炮，要它奉召向锦江上空发射照明弹。在北朝鲜人渡江最关键的时刻，跟步兵在一起的那位观测员要求那门榴弹炮略微改变一下照明区域。通常这只需要一分钟左右，但是炮手却误解了观测员的要求，将榴弹炮置于另一个方位，而这需要移动炮架的沉重炮尾。结果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发射照明弹。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在接下来的黑暗中许多北朝鲜人安全到达了锦江南岸。
　　位于200高地前边斜坡上的C连，此刻成了主攻的目标。凌晨4点前，C连连长亨利・T・麦吉尔中尉给1排排长托马斯・A・马厄挂去电话，询问他的战斗情况。马厄回答说：“我们打得不错。我们吃掉了敌人。”30秒钟后，一颗冲锋枪子弹击中了马厄的头部，他被当场打死。北朝鲜人打垮了第1排，排里只有十几人得以逃脱。1排所守的阵地的西边是一狭长地带，那里驻有C连其余的兵力。麦吉尔连长加强了所余兵力，等待黎明的到来，以便观察发生的情况。该连很快发现，有4挺北朝鲜机枪在黎明时分射向该连，北朝鲜的82毫米以及120毫米迫击炮也开始轰击C连的阵地。
　　美军4.2英寸大型迫击炮的反击炮火由团指挥部的重型迫击炮连指挥员来控制，其目的只是轰击最有利的目标。指挥一个4.2英寸炮兵排的约瑟夫库克少校和营人事行政参谋艾伦・哈克特上尉身先士卒，统领了这次反攻。美国人收复那座高地之后不久，北朝鲜人就架起了机枪，打死了库克和哈克特。
　　 A连和B连的大部分人已被北朝鲜的一次进攻逐出了阵地。那次进攻是为了增援尝试突袭，沿着大坪里的正面防线发起的。但是，一些美国人却被牵制在江堤上的阵地里。上午8点左右，村西江堤上B连的一个排与北朝鲜人展开了激战。排长威廉・B・霍奇基斯中尉被打死。武器排排长约翰・H・英格利希中尉看到西南高地上B连多处阵地上的混乱状况，便泅过永所小河，带领14名士兵脱离了危险。
　　虽然团指挥部和营指挥所一起发起的反攻给部队带来了喜悦，但这只是暂时的胜利，因为从无人防守的左翼渡江而来的敌方部队已经运动到该团阵地的后边，并在第52炮兵营阵地南边公路上方的高地上筑起了阵地。北朝鲜人从那里发射的火力封锁了公路上的一切活动。一位名叫罗伯特・E・纳什的少尉正沿公路运送补给的弹药，他第一个发现了设置的障碍，即用电话向梅洛伊上校作了报告。上校交给他一项任务，并亲自跟团里的作战训练参谋爱德华・I・洛根少校一道动身前往路障跟前查看。
　　与此同时，一支北朝鲜部队向第52炮兵营的一个连发动了攻击。这次进攻只是在炮手将其105毫米榴弹炮掉转头来，直接对准敌军轰击，营长又临时调集人马，匆忙组织反击之后才停了下来。
　　当梅洛伊和洛根抵达路障北端时，他们发现情况明显让人不满。美军士兵看不见敌人的路障，只是朝路障的方向放枪，别的什么也不干。梅洛伊上校正试图组织一队人马向北朝鲜人攻击之时，小腿上却负了伤。于是，他便把锦江一线的所有部队交由1营营长温斯特德上校指挥。
　　下午1点左右，洛根少校通过无线电跟迪安将军取得了联系，他告诉将军19团的形势不妙。迪安说他正临时从南边组织一支救援力量，但19团应立即退却，并把人和装备尽可能多地撤出来。之后不久，敌人的炮火摧毁了团里的无线电通讯车，于是就中断了与师部的一切联系。
　　来到路障跟前的温斯特德上校命令洛根少校设法将路障除掉，并跟前来救援的队伍取得联系。然后上校便往回返，要回到从江边撤下的队伍中，但却死在了半路上。
　　 C连由于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整个上午都固守在自己的阵地上，蒙受着机枪和迫击炮的猛烈打击。他们的阵地就在一道狭窄的山脊之上，从200高地通向北方。此刻，该连已是孤军作战，实际上已被敌军包围。午后不久，切斯特范・W・奥尔曼中士从A连阵地返回到C连。他到A连阵地，是要设法跟营部取得联系的。他看到A连和B连正在撤退，而营部要求C连“如果可能也要跟着往后撤”。
　　下午12点30分左右，C连开始撤离高地。伤员跟两名连里的军官和补给人员首先撤离。迈吉尔中尉和排长奥古斯塔・B・斯奥尔中尉要把士兵从散兵坑中弄出来。这下他们遇到了麻烦，因为士兵都已吓得晕头转向，而敌人的炮火仍在不停地射击。迈吉尔告诉奥尔率领军队撤退，他要殿后，以确保所有的士兵都撤下高地。麦吉尔中尉没有回来，可能已经战死疆场。奥尔率领百十名幸存下来的士兵朝锦江走去。他们顺着江堤的北侧走，因为从江南(而不是从江北)有轻兵器向士兵们射击。在前往大坪里的半路上，奥尔让其士兵拐向南边，从稻田里穿过。他看见稻田的一条小沟里躺着一个北朝鲜人，手里握着一枚手榴弹，看上去已经死去。奥尔的脚步溅起的水花落在那人的脸上。奥尔还看到水面上在冒水泡，感到纳闷，就踢了一下那人的肋骨。见没有反应，奥尔就走了过去。跟在后面的人说道：“哎，中尉，这人的眼睛睁开了。”奥尔迅疾转过身来，用卡宾枪向那个朝鲜人打了一枪――然后又朝沟中另外6名可能没死的北朝鲜人开枪射击。奥尔带着他的人来到一个通往南边和钵山里的关口处，他们在那里遭到了迫击炮的轰击。这一帮人试图绕到关口东边，但也遇到了敌人的炮火。强行闯关与绕道过关都是灾难。奥尔决定闯关到钵山里，这样灾难会小一些。而当这一备受困扰的连队动身闯关时，关口两侧的小山上至少有6挺敌人的机枪向他们扫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设法闯了过去，来到了村子里。在村里，奥尔的一侧被机枪子弹打中，中尉一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C连的士兵于是便四散开来。原先留在村里的医护人员给奥尔包扎了伤口，但他仍然呆在原地，力图恢复神志。
　　 19团的队伍陆续来到路障跟前，他们做了各种进攻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士兵们挤在路旁的土沟里，躲避敌人的炮火袭击。此时美军的战斗机飞了过来，向北朝鲜的阵地扫射了一通，但并未能使敌人的三四挺机枪停火。在此期间，纳什少尉遵照梅洛伊上校的命令，正在执行一项难以置信的任务。梅洛伊上校认为，如果不将路障清除，就会给他的一团人马带来灭顶之灾。他命令纳什回头去寻找麦格雷尔上校和那支守卫左翼的特遣小队，要麦格雷尔把队伍开过来，从路障的南边把道路打通。
　　纳什少尉勇猛地驾车穿过路障向南驶去。他遇到了密集的炮火袭击。只见机枪子弹打在前方的公路上。此时一发子弹打中了吉普车的一只轮胎，车子冲出了公路，开到了稻田里。纳什并没有受伤，急忙隐蔽起来。他抬头看见一辆美军M24坦克的炮塔正转向敌人的机枪，试图对敌人进行交叉射击。突然，一发反坦克炮弹击中了坦克，坦克顿时燃烧起来。坦克手打开了所有出口，从坦克里跳了出来。那颗炮弹是从一门苏制14.5毫米反坦克炮射出的，这种炮是二次大战前就已经过时的遗物，可是今天却发挥了作用。纳什决定步行前往。他来到路障南边第13野战炮兵营，借了一辆吉普车，朝驻守在西边上旺里的麦格雷尔的阵地开去。野战炮兵营距麦格雷尔的阵地约有9英里的直线距离，但公路上绕的路程却要远多了。纳什向麦格雷尔上校说明了情况，上校回答说：“行，好吧。运送部队的汽车在哪儿？”
　　纳什又驾车回到勤务连，却被告知所有的汽车都到大田简易机场拉弹药去了。纳什便驱车来到机场，却找不到一辆19团的车辆。他的确看见了几辆空着的军需卡车，但是军需人员却卡住不放。纳什少尉是个固执的青年，他找到了第24师副师长帕森・梅诺尔准将，使将军下令立即派遣军需卡车，前往运送步行的特遣队士兵。与此同时，麦格雷尔的两辆M24坦克和两辆四炮架50炮车也在他的陪伴下向路障的南端开去。
　　位于路障北端的洛根少校没有取得任何进展。M24坦克的指挥员拒绝出动去摧毁北朝鲜的机枪。洛根亲自率领一小队人马转到东边，试图找到一条可供车辆通行的旁道，却未能找到。然而，洛根却赶在迪安将军和麦格雷尔上校之前，来到了路障南边第13炮兵营的阵地。之后不久，迪安将军便带着两辆M24坦克和一些防空武器赶来了。麦格雷尔上校也和他的装甲特遣队以及防空枪炮一起出现在阵地前。
　　此时，5辆吉普车在19团主任参谋霍默・B・钱德勒上校的率领下朝他们疾驶而来。钱德勒这支被护送的车队载着伤员飞速冲过了路障。在狂奔中，伤员们又被敌人的子弹个个击中，有的还不止挨了一枪。
　　麦格雷尔从南边组织援军发动了攻击。他派一辆轻型坦克开道，4台载有士兵的防空车辆跟在后面。他又派另一辆坦克殿后。这支增援部队走到第13炮兵营阵地北边大约一英里处时，绕过了一段弯道，之后便受到敌人重机枪和轻型反坦克炮火的袭击。此时，他们距北边第19团的部队和车辆已不足300码远。美军的炮火开始还击，而步兵则跳到了路边的壕沟里。北朝鲜人将四台防空车辆全部摧毁，并打死或打伤了百分之九十的防空枪炮手。那两辆M24坦克打光了弹药之后掉转头来，沿公路往回开去。麦格雷尔上校和大部分步兵都顺着路边的壕沟往回爬，最终脱离了敌人的火力。
　　帮助突破路障的麦格雷尔步兵特遣队在途中遇到了奇怪的转折，他们突如其来地听到了一些谣言，说是北朝鲜的坦克已经突破了防线。率领这支步兵队伍的是G连连长迈克尔・巴尔什奇上尉。他们乘坐卡车，来到路障南边大约7英里处时，梅诺尔将军截住了他们，并命令他们沿一条溪流构筑防线，因为担心T34坦克正在逼近。其实坦克并没有来。
　　后来巴尔什奇上尉接到命令，要他们开到路障的南端。该连人马在途中遇到一小队急速行进的车辆。一辆两吨半的卡车在头前开道，卡车的前防护板上站着一位宪兵军官。那位军官从步兵身旁经过时高声喊叫“坦克，坦克！”巴尔什奇迅速命令他的驾驶员将吉普车横在公路上，以阻塞道路，并指示他的队伍下车进人壕沟。巴尔什奇和士兵们焦急不安地朝前方寻望，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坦克。可是什么也没有来。几分钟之后，巴尔什奇把他的士兵叫起来，沿着公路步行前进。他们在路上遇到了迪安将军，迪安要他跟敌人交手，并要努力突破路障。
　　巴尔什奇的一连人马沿路行进到第13炮兵营阵地稍稍偏北的地方时，遭受了敌人远程火炮的袭击。此时第13炮兵营的炮手已经向南转移。巴尔什奇听说北朝鲜人是在西北约半英里开外的一座居高临下的小山之上，便将队伍撤离公路，朝着那座小山挺进，途中死了几名士兵。黄昏时分，连队来到北朝鲜人南边的一道山岭上。过了不久，一位通讯员来到巴尔什奇跟前，叫他把队伍拉到下面的公路上并撤回去，说是突破路障的尝试已告结束。
　　对于锦江一线溃败下来的19团的幸存者来说，这是漫长的一天。没有多少人从困境中挣脱出来。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来到了路障跟前，或者留在了路障后面。在路障跟前的许多人眼看无法通过，就扔下重武器弃车而去，溃散到山丛里。他们或单人独行，或结为小组，朝大田方向走去。其他美军士兵则完全避开公路，穿过座座山丘，试图寻找安全之地。曾在钵山里负伤的C连的奥尔中尉，此时已慢慢恢复了神志和体力。夜幕降临时，他和一位中士一道爬到跟南边那条公路大约平行的小河跟前，沿着小河向南走去。路上又不时碰到一些落伍的士兵。等到他们顺着河床走过了北朝鲜路障的时候，奥尔身边已聚集了30个人，他们来自不同的连队。这帮人继续向前行走，并脱离了危险。
　　下午6点钟左右，路障旁边的几位参谋决定动用他们拥有的最后一辆M24坦克，带上梅洛伊上校突破路障到南边去。坦克做了四次尝试，才将挡在路上的那一堆仍在冒烟的两吨半的卡车和其他装备推到了一边。然后那辆M24坦克隆隆地朝南开去，后面跟着大约20台车辆，其中有一辆卡车还拉着第52炮兵营的一门105毫米榴弹炮。他们冲过了路障，之后，路障又在他们身后封闭起来。
　　那辆M24坦克行驶到路障南边几英里远时，因为机械故障停了下来，但是没有人能够使后面跟上来的任何一部车辆停下，哪怕是停一会儿，好让梅洛伊上校搭上车去，或去寻求帮助。那些车辆从陷入瘫痪的坦克旁边疾驰而去，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它，要么就是有意对它熟视无睹。后来，还是沿路撤退下来的巴尔什奇和他的步兵连发现了这辆坦克。梅洛伊上校命人用一颗铝热剂燃烧手榴弹将坦克炸毁。一位军官终于带着一辆强行征用的卡车转了回来，载上梅洛伊和其余的伤员到达了安全地方。
　　就在那辆坦克率领车队通过路障大约一小时之后，仍然呆在路障北端的团作战训练助理参谋埃德・R・加芬斯特马赫上尉，命令余下的所有士兵(约有500人)做好越野的行动准备。他指挥着将那些身受重伤和无法行走的伤员躺在担架上，并要没有受伤的人抬着担架向南进军。然后，芬斯特马赫和其他一些人将路障旁边的百余台车辆浇上汽油，并放火使其燃烧起来。在这次行动中，芬斯特马赫上尉的颈部被枪弹击穿。
　　到了晚上9点钟，路障旁边的所有士兵都转移到东边的山丘里。有一支大约百人的队伍带着30名左右的伤员，其中还有几副担架。他们派遣40名士兵来抬担架，但是在攀登第一座山丘时就有许多人消失不见了。在山顶上，仍跟重伤员呆在一起的那拨人决定，他们不能再把伤员往前抬了。随军牧师赫尔曼・G・费尔赫尔特，主动提出跟伤员一起留下来。当他听见一股北朝鲜人朝他们这群束手无策的人逼上来时，他催促医疗军官林顿・T・巴特里上尉逃走。詹姆斯・W・R・哈斯金斯上士通过望远镜，看见一群看上去比较年轻的北朝鲜人，将伤员和那位正在祈祷的随军牧师杀死了。
　　对于第19团以及所属的炮兵营来说，这一天是灾难性的一天。整个夜晚和第二天(7月17日)里，掉队的士兵陆续来到儒城和大田城内。在参加战斗的3400名步兵和炮兵中，有650人丧命。第一营几乎损伤一半：785名军人中死伤或失踪的就有338人。该营的C连共计189人，死亡134人。团指挥部191人中伤亡57人，而第52炮兵营的393名军人中，也有55名阵亡。
　　该团的崩溃当然是由北朝鲜的路障引起的。他们从正面发动强大攻势，遏制住了沿江一线的美国军队，而其他北朝鲜部队则从两翼完成了对美军的双重包围，这样就可能堵住美军的退路。除了200高地东边C连的阵地被敌军渗透外，19团顶住了正面的全部进攻。但是该团仅有一个连的预备兵力，因而对付不了侧翼的攻击，尤其是敌军从左翼强行渗透，直逼美军后方，使路障的设置成为可能。在公州的第34团撤退之后，梅洛伊上校就感到，有必要派遣三分之二的预备队兵力，守卫19团的左翼阵地的边界，遗憾的是，梅洛伊未能想出其他的应急措施，因为他在当天一早就负了伤。
　　其余的预备队伍，即F连，被部署在B连身后的高地上。他们在那里原本可以运动到北朝鲜路障队伍的后方去，虽然F连在掩护着B连撤退，但在那之后，他们是能够向路障发动进攻的。即便他们不能摧毁北朝鲜的队伍，也可以中断敌人的弹药补给。而结果是，路障北边的部队，F连也好，或其他任何部队也好，没有一支进行持续不懈的努力。

第三节 大田之战

锦江防线已被突破。北朝鲜的第3和第4师已经越过防线，大田城的门户洞开。而大田是重要的公路交通中心，有5条公路通过该城。但是随着锦江屏障的丧失，迪安将军便不打算长期固守此城。这时候，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将军于7月18日飞抵大田简易机场，要跟迪安谈话。于是，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沃克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他必须很快找到一条能够守得住的防线，以阻止北朝鲜的前进。此前24小时内，沃克的参谋长尤金*M*兰德勒姆上校及其军官们，一直都对美国的军事地位给以狂热的评价。他们的建议导致沃克作出决定，洛东江的南北一线以及东海岸盈德东线，必须是不能退却的阵地。(参见图1)如果北朝鲜人像突破锦江那样越过洛东江，那么大邱作为至关重要的公路和铁路运输中心就将暴露无遗，落入敌手，而美军和韩国军队也将被迫退回釜山，陷入难以防守的境地。
　　美国的增援部队正大批到来。但是，他们进入阵地，在洛东江构筑防线需要时间。这意味着战线上唯一可以动用的饱经创伤的第24师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滞北朝鲜人的前进。
　　实际上，7月18日在大田简易机场举行的会议上，沃克对迪安所讲的正是这样。沃克说，坚守两天，他就会有时间把第1骑兵师部署到玉井的第24师身后沿锦江公路的阵地之中。那天，第1骑兵师正在东南海岸的浦项洞港口往下卸装备。只要第1骑兵师进入大田南边和东边的阵地，美军的退却就能够放慢速度。计划就是如此。迪安点点头，改变了他的命令：要守住大田。
　　在军事史上，将一支战斗部队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突破口中，去挽救绝望的局势，既没有援军，又没有喘息的时间，这种情况是罕见的。许多久经沙场的部队在此种要求下都将会畏缩不前。而装备不佳、基本上毫无准备的第24师，仅仅是由于驻扎在日本的缘故，就领受了这样一个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尽管该师多次蒙受惨败，但表现却比任何人所期望的都要好。然而到7月18日那天，第24师几乎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它的第19团在首次战斗之后已没有战斗能力，并已撤至大田东南大约30英里远的永同，即该师后方司令部所在地，进行重新装备。第21团经过锦江北面的几次战斗之后，其状况也不比第19团好多少。这两个团中，哪个团都很难凑足一个营的兵力。这意味着防守大田的主要任务落在了第34团的肩上。该团是从论山附近被迪安将军匆忙召来，进入小河沿岸新的防守阵地的，那条小河位于大田西北部，距大田3英里。(参见图5)第34团的指挥官是新来的，即刚从日本飞来任职的查尔斯比彻姆上校。
　　第24师的火炮极不充足，不仅因为各营只有两个射击连，而且因为第63营在公路以南已被打垮，第52营在大坪里附近被敌人切断，只带出了一门105毫米的榴弹炮。迪安将军把所有的105毫米榴弹炮合并起来，组成了一个混合营，部署在大田简易机场，以保卫大田城，并为第34团撑腰。那支混合部队以及装备有155毫米榴弹炮的第11营，是迪安将军仅有的两个炮兵营，这意味着他要以此迎战两个北朝鲜师的进攻。
　　 24师根本没有与T34坦克相匹敌的中型坦克。美军最精良的安装有90毫米高速火炮的M26坦克仍在供应途中，旧的二战时期的备用装备――高剪影谢尔曼M4A3s坦克也在供应途中，其中有许多现已重新装备了76毫米高速火炮。一些M4A3s坦克已在日本的军用器械车间里进行了整修。在远东司令部的任何地方，105毫米穿甲炮弹(高爆反坦克炮弹)都少得可怜。迪安将军提出紧急交货的要求，但是迄今未见货到。
　　 24师所拥有的与此种火炮最接近的武器就是3.5英寸火箭筒，这种火箭筒取代了令人失望却已被遗弃的2.36英寸火箭炮。3.5英寸“超级火箭筒”属于一种秘密武器，其秘密不在于口径的加大，而在于火药量的增多。这种大的火箭筒发射的是一枚锥形装药炸弹，即一个装满炸药的圆桶，其前端装有一个倒置的金属锥体。火药的爆炸推动金属锥体以每秒1万英尺的速度向前运动，恰如一只液态金属喷射器一般，这便大大地增强了穿透力。设计出的锥形装药炸弹可以穿透当时任何坦克的甲板。自二战结束以来，这种大的火箭筒一直在研制之中，但是军械设计人员在改进弹药库方面却遇到了很大困难。朝鲜战争爆发时，这种火箭筒才仅仅被标准化并投入生产15天之久。麦克阿瑟将军7月3日要求得到这种新式武器。7月8日，第一批武器和一个指导小组离开了加利福尼亚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7月11日，指导小组抵达大田。两天后，首批武器也运到大田。指导小组立即开始对选拔出的士兵进行训练，教他们使用火箭弹和铝制火箭筒，而火箭筒看上去很像一根5英尺长的锅炉烟囱管。当T34坦克进攻大田时，这些经过仓促训练的人员也多多少少做好了准备。
　　 24师战术方面的问题是，其整个左翼十分空虚，基本上没有美军和韩国军队守卫。如果北朝鲜第2师决定从定州向大田推进，右翼的韩国军队能否守得住阵地，沃克和迪安将军对此也没有把握。预计北朝鲜人会实施人们所熟知的两翼包围。其危险在于，敌人有可能已迂回到美军阵地的后方。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迪安已将第21团部署到大田以东6英里左右的那条至关重要的汉(城)釜(山)公路，以及通往玉井、永同和大邱以东的铁路上。如果24师以任何一种队形撤离，这条公路必须确保畅通。在这座阵地上，21团也可以对24师右翼的任何动向进行监视。
　　在大田南边通往锦山的公路上，迪安起初派遣了该师的机动侦察连前往守卫，并警戒该师后方的任何行动。尔后，迪安又经过考虑，将侦察连抽回，以支持大田的第34团。该团被部署在两条公路上。一条从西北的大坪里通出，另一条从西北的论山通出，其阵地拉得太长，十分危险。而眼下的结果是，第24师根本不知道南边各条通道上正在发生的情况。
　　饱经创伤的第19团尽管状态不佳，也不能对此危机袖手旁观。迪安将军命令该团的第2营退回大田，留作师的预备队。2营在大坪里的战斗中蒙受的创伤较少，但其兵力也很可怜：兵员尚不足700人。
　　 7月19日，争夺大田的战斗随着双方的空中打击开始打响。早上，雅克飞机对大田东边那座铁路桥梁进行轰炸，并造成了破坏。但是，到中午时分，美国的工兵已将桥梁修好。飞机还撒了传单，并对大田简易机场进行了扫射，但在下午，防空炮火就在大田西边击落了两架雅克飞机。美军飞机对所有已知或可疑的北朝鲜人集结区进行了轰炸，同时也观察到，北朝鲜人已将位于大坪里的那座锦江桥梁修复，他们的坦克和大炮正在渡江。当时美军的战斗飞机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朝鲜缺乏机场，大部分飞机不得不从日本起飞，这便大大缩短了他们在战场上所能逗留的时间。
　　北朝鲜人指派定州的疲惫之师第2师前往包抄美军右翼，但该师并没有按时到达，在战斗中也没有显出威风。北朝鲜继续依赖其第3师和第4师。第3师领命从北边直接通过大坪里向南进攻，而第4师已在公州越过锦江，分兵两路，由坦克开道。一路是由两个团组成的分遣队，携带大部分坦克和大炮，向南边的南山挺进，然后向东朝大田进发；另一路由一个团组成分遣队，翻山越岭，沿着一条从公州直通儒城的次要道路运动。这条路在加川河边第34团阵地的正西方与那条主要公路相连。
　　将两个团迂回派遣到论山，然后向东，这虽然看起来像是将一个师的三分之二兵力撤出了战斗，但北朝鲜人却已成竹在胸，而且所订计划还不失为一个良策。这支队伍的大部分力量直接从西边向34团防线发起进攻，那里很少有人预料得到。而北朝鲜指挥部又从这支步兵队伍中抽出一些人来，继续向南运动，并对大田南边的锦山公路进行攻击。这正是侦察连所撤离的那条公路。这样，第24师对南面的所有进展便一无所知。
　　第一个发现南山公路上运动情况的是侦察连的一个排。该排由第34团团长比彻姆上校于下午早些时候派到南山公路之外，前去寻找敌人。在加川河以西3英里处，该排遭到了公路两侧炮火的袭击。他们于是撤了回去，越过加川河，与第34团设置路障的L连合兵一处。没过多久，北朝鲜人便进逼上来。于是，双方在公路的交叉口处展开了战斗，该连开始节节败退。
此时此刻，作为师预备队的19团2营在麦格雷尔上校的率领下来到了大田。师部命令他们立即沿着南山公路进攻，重建西边的防线。麦格雷尔及其一行人马来到河边时，迪安将军已带着两辆轻型坦克到了那里，并正在指挥坦克射击。麦格雷尔立即组织进攻，两个连一起从南山公路两边推进，一举恢复了阵地。但是该营全天都处在紧张的战斗中。
　　再往北去，儒城附近的34团1营受到了猛烈攻击。侧翼的敌军切断了儒城北边B连的两个排；美国的空袭和密集的炮火阻滞了北朝鲜人的前进。但到了下午，比彻姆上校却命令B连撤到加川河后边比较安全的地方，该连在晚上就撤了回来。
　　快到中午时，北朝鲜的大炮开始从北边和西北面轰击大田简易机场，试图以反炮兵战的火力摧毁美军的炮兵。猛烈的北朝鲜炮火也对第34团的主阵地进行了攻击。
　　午后不久，1营营长哈罗德・B・艾尔斯中校坚信，北朝鲜人正在酝酿一场重大的进攻，于是建议比彻姆当晚将第34团撤出阵地。比彻姆没有同意，他认为还能够再坚持一天，将敌人拒于大田城外，并将此情报报告了迪安将军。即使这样，天黑之后比彻姆还是把团指挥所从机场搬到了大田城内；炮兵也撤到了城南较为安全的地方。
　　尽管不祥的事情正在发生，当天晚上却静得出奇。守卫论山公路的第19团的士兵听到北边响起了嘈杂声，表明北朝鲜人正在从19团和34团阵地之间的缺口处悄悄地越过加川河。晚上10点左右，艾尔斯中校在34团防区的营指挥所里，听到北边响起了坦克声。他派出了一支巡逻队，但巡逻队却一去无回。艾尔斯通报给了比彻姆。子夜之前，第34团指挥所得到报告，说是敌军已到了大田城南大约6英里的锦山公路上。如果此情是真，这就意味着大田已被三面包围。侦察连的9名军人分乘4辆吉普车前往调查。走到大田南边大约6英里处时，这支小分队被路障拦住。巡逻队通过无线电报告说战斗已经打响；随后又陷入一片沉寂。凌晨3点左右，侦察连一个排驱车沿公路南下，也被同一路障所拦阻。该排看见了几具尸体和4辆被毁的吉普车。与此同时，大田城内凌晨2点得到报告，一辆吉普车在汉釜公路上遭到了伏击，而汉釜要道可是第24师的安全之地。
　　令人震惊的是，迪安将军并没有得到有关锦山公路上路障的报告，也没有理会吉普车在汉釜公路上遭到袭击的报告，因为在那之后，公路看上去是畅通无阻的。
　　此时，北朝鲜的进攻开始了。7月20日凌晨3点钟，1营营长艾尔斯在34团的防区里得到消息，敌军已经渗透到了该营沿河设置的主要防线。敌人的步兵和装甲部队正从儒城沿着汉釜公路两侧进逼过来。他们很快就来到1营的侧翼，一个钟头内便开始向离河1英里之遥的营指挥所射击起来。艾尔斯用信号通知大田城内的团指挥部，敌人的坦克正朝城里挺进。有证据表明，进攻开始时第34团的火箭筒小分队放弃了他们沿公路构筑的阵地，步兵连在阵地上也没有坚持多长时间。
　　迷茫困惑之中，艾尔斯中校决定撤离指挥所。营主任参谋利兰・R・邓纳姆少校带领榴弹炮连队和营部200人左右的队伍走在前面，艾尔斯和他的作战训练参谋人员紧随其后，朝着离开敌人枪声的偏南方向退去。
　　在大田城内第34团指挥部里，同1营的电话联系已经中断。上校派出架线兵去检查线路，他们回来说，北朝鲜步兵已来到机场附近的公路上。团里的作战训练参谋不相信这一报告，比彻姆便决定亲自去查看情况，他驱车来到城西1英里处的公路交叉点，从大坪里和儒城通出的公路和从论山通出的公路在这里相汇。突然，就在这个交叉点上，一辆T34坦克隐现出来，并用机枪向比彻姆的吉普车射击，汽车被打得起火燃烧，上校也被枪弹擦伤。比彻姆匍匐着往回爬了几百码远。在那里他看见一支3.5英寸火箭筒小分队，便指引他们回到公路交叉口处。这支小分队用新式武器发射了第一枚火箭弹，马上就把那辆坦克打得起了火。坦克手跳了出来，并向美军投降。这支火箭筒小分队便在交叉口停留下来。随后，来自侦察连的另一支火箭筒小分队也来到这里。两支小分队一起又摧毁了两辆从飞机场方向开过来的T34坦克。对此种超级火箭筒来说，这是一个顺利的开端。
　　尽管比彻姆对于前线正在发生的情况并不完全清楚，但他却被有关敌军渗透的报告搅得心神不安。据报告说，敌人已沿着加川河从第19团和第34团阵地之间的空隙处渗透进来。因此，天亮之后他便命令部署在机场东边一道山岭上的团预备队，即第3营，向空隙地带进行攻击。这次进攻实际上并无建树：在从机场出来的公路上，该营遭遇到了6辆T34坦克和大约一个营的北朝鲜部队。北朝鲜人驱散了3营的一部分人马，第3营又退回到刚刚撤离的阵地。在那里，他们除了偶尔受到榴弹炮和大炮炮弹的轰击外，整个上午都没有受到骚扰。
　　随着加川河一线上34团第1营的溃败和第3营的撤退，北朝鲜人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西北方向美国人的防线。然而大部分北朝鲜队伍却停止了前进，只有小股渗透进来的人(多半还是坐在坦克车上)在天快亮之前进到了城里。这些人在城内进行了惊人的破坏。不过，他们的主力部队却在城西停了下来，等待着其他地方的进展。
　　渗透到大田城内的人很快就分散进入建筑物，开始打起了狙击战。这种狙击持续了一整天。载有狙击手的坦克车横冲直撞，有两辆坦克对着一间厨房和一个军用汽车集中调度场胡乱射击一通，打死了几个人，并摧毁了车辆。那里原来是34团和19团的卡车以及50名左右军人的所在地。然后坦克隆隆地开走了，一边走一边对各种目标进行射击。直到坦克开走之后，还没有人找到一个3.5英寸火箭筒。当时，士兵用一发白磷火箭弹将附近一幢房屋内的狙击手赶了出来，房子也燃起了火焰。火舌迅速扩展到其他木制结构的草房。后来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城内的大部分房屋也都燃烧起来。敌人的坦克在医务连指挥所打死打伤了一吉普车的人。坦克开走后，火箭筒小分队才从侦察连出发。一名侦察兵终于向其中一辆T34坦克打了一炮，击中坦克的一侧，坦克被打得弹离地面，但却继续向前开去，并对着火车站的物资开火，引起了一场大火。此时，那辆T34坦克的履带脱落，停了下来。步枪子弹打死了坦克的指挥员。另一门3.5英寸的火箭弹击中了第二辆坦克，把它的一块3平方英尺的前甲板都打落下来。另有一枚火箭弹击穿了第三辆T34坦克顶部的炮塔。到了此时，就连迪安将军也加入了这一追猎坦克的战斗。那天上午，他连一辆坦克也没有打到。即便如此，早上进入城中的5辆坦克中，有4辆被火箭筒摧毁。
　　中午前后，又有一辆坦克开进了城里，一枚大型的火箭弹将其摧毁。之后不久，另一辆坦克轰隆隆地从34团指挥部旁边驶过。迪安将军和火箭筒小分队一边追赶，一边躲避狙击手的火力。下午2点钟左右，迪安和一个火箭筒小分队进入一幢两层楼的窗户内，发现下面就有一辆T34坦克。小分队向坦克发射3发炮弹，摧毁了坦克，并打死了坦克手。
　　那天在大田被摧毁的T34坦克的数字并不准确，但大型火箭筒似乎是击毁了10辆坦克，大炮炮火又把另外2辆打得动弹不得。对于3.5英寸火箭筒来说，第一天就在战场上取得了如此的收获，真是令人惊讶。当然，北朝鲜人由于过分自信，又对这种新式武器一无所知，就把坦克一辆一辆地单独派到房屋稠密的城市里，反坦克小分队则可以走到距T34坦克几码远而又不被发现的地方。在开阔的乡间，这种大型火箭筒就不是打击坦克的绝对武器，因为小分队常常得从远得多的地方发射。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炮弹都能致命：侦察连的3个小分队在近距离内向3辆坦克发射了7发火箭弹，仅仅摧毁了其中的一辆。
　　并非每一个美国兵都清楚谁是敌人，也不清楚敌人在什么地方。这里有一个例子：一辆坦克在大田的一条胡同里停了几小时，大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朝鲜士兵靠在坦克上，后来又走到一名美国士兵跟前，并且从他那里要了10加仑柴油。下午某个时候，那辆坦克开走了。后来，美国人才意识到那是一辆北朝鲜的坦克。对于美国人来说，朝鲜的一切都是新的。他们无法分辨出南朝鲜人和北朝鲜人；新来的缺乏经验的士兵也分辨不出南朝鲜和北朝鲜的坦克。因此，一辆燃料显然已经耗尽的北朝鲜坦克，却利用奉送到手上的美国燃料逃之夭夭了。大田的这一天真是乱了套。
　　城内追猎坦克的行动正在进行时，防守论山公路的第19团的部队天亮之后也投入了猛烈的枪炮战。大约在此时，从加川河一线溃败下来的34团第1营的流亡者，从第19团一些队伍的后边走过，他们盼望走到论山公路，然后向东进入大田。从19团经过时，他们目睹了战斗的情况，并且看见19团的一些人开始撤离小山上的阵地。
　　率领第34团的邓纳姆少校跟指挥第19团的麦格雷尔上校简短交谈了几句。邓纳姆得知，北朝鲜坦克已经切断了他们身后那条出入大田城的公路。邓纳姆决定放弃进入大田的计划，转而率领人马向南边的山地走去。身后跟来的艾尔斯和他的那只小队伍亦步了他们的后尘。34团1营的其他幸存者也纷纷散开，大部分进入了大田南边的同一座山里。
　　麦格雷尔得到的关于坦克已将其身后的公路封锁的报告，实际上是有人看见了大田西边公路交叉口处已被打坏的3辆T34坦克。那3辆坦克是在上午早些时候被新式的3.5英寸火箭筒小分队摧毁的。观察员并没有走到近前细看，还以为坦克仍然完好无损呢。
　　这一错误的报告促使麦格雷尔采取了行动，他派罗伯特赫伯特中尉，带领49人的一个排前去重新疏通公路。该排来到那3辆已被摧毁的坦克前，跟两个火箭筒小分队合在一处，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把公路已经畅通的消息回传给麦格雷尔。
　　正在路障旁等待的时候，赫伯特中尉听见一辆坦克从城里开过来。有人喊道：“不要打，那是我们的坦克。”赫伯特已经听说，头天夜里有4辆美国坦克开进了大田。那辆坦克在距交叉路口30码的地方停了下来。舱口打开后，有人探头看了看仍在冒烟的T34坦克和公路上的几具尸体，然后砰地一声关上舱口，坦克继续沿着公路朝北朝鲜的战线开去。等它开过去几十码远时，赫伯特才意识到这是一辆T34坦克。之后不久，迪安将军驱车前来查看情况，离开的时候他告诉赫伯特，如果那辆T34坦克转回来，就把它干掉。没过多久，它真的轰轰隆隆朝着交叉路口开回来了。赫伯特冲到附近一个火箭筒小分队跟前大喊：“干掉它，干掉它，看在耶稣的面上！”这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一击，可是那名士兵的双手却在发抖。他打了一炮，但火箭弹打在坦克身后不远的地面上。坦克仍轰鸣着往前开去。那几个火箭筒手顺着公路在后面追赶，并又打了一发炮弹，这次击中了坦克的后部。但是坦克并没有受到损伤，仍继续往大田城里开去。
　　与此同时，麦格雷尔的指挥所跟比彻姆的指挥部失去了无线电联系。由于担心通往大田城内的公路被封锁，麦格雷尔便把他的一营人马撤到公路南边的山地。到下午1点钟，留在大田西边阵地上的步兵只剩下赫伯特中尉率领的一小队人马。他们呆在交叉路口，旁边就是那3辆被击毁的T34坦克。其余的队伍已撤退到大田西南的山中，不过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能够直接进入城内。
　　迪安将军和比彻姆上校在大田城内坐在一起共进午餐，吃起做好的C级食品之时，他们并不知道，本该阻滞从西北和西边过来的北朝鲜人前进步伐的那两个营，实际上已经撤到了大田南边的山地里。即便如此，迪安仍指挥比彻姆不要按先前计划的那样等到夜间再撤退，而是在白天撤退，因为车辆可以更加安全地行动。迪安指派大田东边的第21团在原地待命，但要保障公路、铁路和几条隧道畅通无阻。下午2点左右，比彻姆通知他的指挥部，用无线电和电话给各部队发出撤退的消息，并派遣通讯员到3个步兵营传达命令。师部跟34团1营和19团3营之间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系。由于他们已经撤退，通讯员自然没有跟这两支队伍联系上。但是迪安和比彻姆两人似乎都没有见到这一消息，仍然呆在简易机场东边的34团第3营没有接到命令，大田城内及周围的各种部队也没有接到命令。倒是第3营领到了率队撤退的任务。
　　下午某个时候，一位炮兵观测员给第34团指挥部打来紧急电话，并坚持要跟在场的高级指挥官讲话。比彻姆接过电话，观测员说，他看到一大队人马正从东边向大田靠近，并且肯定他们是敌人。比彻姆把“通往东边的公路”理解为通向沃川的那条主要的汉釜公路，他认为那些队伍是第21团的人马。比彻姆误解了迪安的指令，以为第21团不是在原地待命，而是朝大田开来，以便保护部队撤退。因此，比彻姆对那位炮兵观测员说，运动中的部队是美国部队。
　　事实证明，这支队伍并不是在通往东边的沃川公路上，而是在通往南边的锦山公路上。这一来，炮兵观测员的错误和比彻姆的误解致使北朝鲜部队挺进到了美军的后方，而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实际上，一些美国人看到了北朝鲜人在锦山公路上的行动，他们是身在大田和锦山公路以西山地之中的34团第1营的幸存者。艾尔斯上校在近距离内看见了北朝鲜人，但是由于没有无线电，他无法向大田通报消息。因此他便指挥邓纳姆少校及第1营的150名军人，运动到下面的锦山公路边，在那里筑起一道路障，阻挡北朝鲜人向北行进。与此同时，他跟一个小分队一起出发，去跟其他的美国队伍取得联系。
　　走到距锦山公路几百码远的地方时，艾尔斯和他的一行人在山丘边碰到了一队北朝鲜士兵。在接着发生的激烈战斗中，有4人得以脱身，其中包括艾尔斯上校，但其他人却被打死或被抓获。艾尔斯和另外3人躲在灌木丛中，直到天黑才得以逃脱。
　　与此同时，邓纳姆少校率领士兵朝锦山公路行进。他们在山里跟一股游击队交上了火，不过很快就摆脱了敌人，但在进入一洼地时，却受到了附近山岭上敌人的打击。邓纳姆的颈部挨了致命的一枪，别的人也被打中。其余众人都向西逃窜，离开锦山公路，放弃了构筑路障的使命。
　　此刻，北朝鲜人开始从三面包围大田，而到处都没有相当数量的美国部队去阻挡他们。不过，赫伯特中尉的那个排还在被打垮的T34坦克旁边的阵地里。下午早些时候，赫伯特就发现公路交叉口西边的高地上有一队北朝鲜人，约有一个营的兵力。那支北朝鲜部队停了下来，观察这只小小的美国阻击部队。北朝鲜人成了一个大目标。赫伯特中尉急忙往回跑了一小段距离，来到一个拥有4门155毫米榴弹炮的炮连阵地。炮手们躲在榴弹炮周围的散兵坑里，把拉火绳扯到散兵坑，这样就可以从坑里打炮。赫伯特要他们炮轰前方的敌人，由于没有营作战参谋的许可，炮连连长拒绝了他的要求。赫伯特通过战地电话跟那位参谋协商，但却没能得到他的批准。与此同时，北朝鲜人已经架起了迫击炮，开始向赫伯特的阵地和炮连攻击。迫击炮的炮火打死了几名炮手，也给赫伯特的队伍造成了一些伤亡。赫伯特派了一名通讯员到大田城内去领命，上司要他顶住，一直坚持到炮兵撤走，并告诉他说，已从第34团指挥部紧急调集了一支50人的队伍前来支援他。
　　此时此刻，第34团团长比彻姆上校正在进行一场冒险。就在他侦察从大田撤退的路线之时，他在城的东南边沿遇到了来自侦察连的4辆轻型M24坦克。比彻姆告诉坦克手都呆在阵地里，守住那条从大田通往沃川的公路。在他驱车返回城里的时候，比彻姆往后瞥了一眼，看见那几辆坦克正在离开阵地。他掉转头来并追上它们。然而就在他顺着沃川公路追赶M24坦克时，比彻姆遭到轻兵器火力的攻击――这是一次小小的骚扰，因为这条公路是该师唯一的安全路线。比彻姆爬到附近一处高地上向四下张望，看见许多北朝鲜队伍正在大田南边越野向沃川公路运动。
　　比彻姆知道美军队伍随时都会顺着这条公路撤退。因此，他决定带上M24坦克，到城东4英里处的一个隘口处，在撤退路线上的这一要害地点组成一道防线。他在隘口拦截了一些从大田开出的四炮架50型防空大炮，并把它们部署停当。他还打旗号让一个坐着卡车撤退的步兵连停下，但这一尝试失败了：那位步兵连长只是友好地向他招手致意，然后继续向前开去。
　　比彻姆仍然在想，第21团正朝大田开来掩护部队撤退，于是决定加紧行动。他驱车来到他所遇到的21团第一支队伍跟前，并从那里给设在沃川的21团指挥部打了个电话。第24师的副师长梅诺尔将军碰巧在那儿，他告诉比彻姆到沃川来一趟，向他作一详细报告。这样一来，这位团指挥官便完全脱离了大田的行动。这一情况在大田并无人知晓。
　　下午5点左右，迪安将军发现没有人知道比彻姆的下落，便把第34团交给副团长瓦德林顿上校指挥，并告诉他迅速组织撤退。
　　此时在大田城内，敌人的炮火正越来越猛烈，打伤了许多人，并在美国和韩国士兵中造成了恐慌。瓦德林顿上校将撤退的车队聚在一起，让迪安将军混杂在其中。他自己身先士卒走在前头，于下午6点钟之前开始出发。第34团第3营的L连留下来担当防守，他命令该连坚守阵地45分钟，以便让车队有机会脱身。
　　此刻，大田城已是一片火光。墙倒屋塌，瓦砾落在条条大街上。许多没有着火的房屋里藏有敌人的狙击手。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一部宪兵队的车辆被摧毁，方向盘后面躺着一名已经丧命的宪兵。另有两具北朝鲜人的尸体横卧在道路上。在一个街角处，一辆两吨半重的卡车转弯时开得太快，撞到了一座楼房上。卡车对面是一座正在燃烧的房屋，中间留下的空间勉强可以让撤退的车队通过。敌人轻兵器的火力时不时地射向撤退的队伍，坐在车上的士兵开枪予以还击。
　　车队涌进一条宽阔的街道时，遭到了重机枪和轻兵器火力的打击。瓦德林顿上校和坐在前头两辆吉普车上的士兵停下来。他们跳出汽车，开枪还击。过了一会儿，敌人的火力减弱下来，瓦德林顿便命令车队向前冲；他一看见队伍在移动，就重新加入到车队当中。可是当他开始动身时，却又无法超越卡车；他绕过一个街角，围着那一街区转了一圈儿，很快便在城内正在着火的迷宫式的街道上迷失了方向。最后，他的吉普车开到了一座校园里，前面已经无路可走。此时车队后部已被轻兵器的火力切断。于是，他便和同行的士兵毁掉了吉普车，跑到附近一座山上去了。
　　失去统帅的车队急匆匆地穿过大田城，一路上不断受到狙击手的袭击。车队的50台车辆转错了弯，跟瓦德林顿一样开进了同一座无路可走的校园里；卡车上的士兵也弃车而逃，穿过座座山丘，离开了枪声大作的战场。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回来了，有许多人却再也没有了消息。
　　队伍中余下的人继续顺着一条街道撤退，街道两边的房屋正在熊熊燃烧。迪安将军的汽车和一辆担任警卫的吉普车错误地开过了那条通往沃川公路的岔道。敌人的炮火使这两辆汽车无法停下，也无法调转方向，车子便沿着锦山公路继续向南开去。其他车辆也错过了那条不易察觉的岔道，跟在迪安的后面，顺着锦山公路往前开。担当殿后任务的L连在杰克・E・史密斯上尉的指挥下也步其后尘，往南边退却。
　　其余的队伍来到沃川公路上，可是刚一出城，敌人的一发迫击炮弹就击中了领头的车辆，那辆汽车开始燃烧起来。一辆半履带式车辆将着火的汽车推到一边。这时候，敌人的炮火打中了那部半履带式车辆，打死了驾驶员，车也被打得起了火。机关枪扫向了公路。美军一个个跑到路沟里隐蔽起来。一些美国兵看见北朝鲜人从稻田里跃起，用冲锋枪向美军射击。虽然一位中士架起了迫击炮，打了几发烟幕弹，使得北朝鲜人无法看清楚美军的车队，但却没有人设法将那部被摧毁的半履带式车辆清出公路；敌人的迫击炮很快就又击毁了3部车辆。坐在队伍前头的士兵于是用汽油将其余的汽车全部付之一炬，然后迅速步行，朝北边的高地跑去。这一举动实际上将公路堵死，后面的车辆已无路可走。
　　敌人的迫击炮顺着公路来回轰击，余下的车辆大部分被击毁。夜幕降临时，一位军需排排长，拉尔夫博伊德中尉发现，只有6部车辆还可以运行，其中包括两部半履带式车辆。他将身负重伤的人员和其他士兵弄上汽车，带领这支小小的车队开上一条通向北边的窄路。敌人的机关枪突然吐出了火舌，将正在驾车的博伊德从车上打翻下来。他的头部摔到了一块石头上，失去了知觉。当他醒过来时，汽车已经开走，他步行到第21团的防线上。
　　那天夜里，又涌现出了许多勇敢的人物。工兵二等兵查尔斯・T・齐默尔曼虽然被一发迫击炮炮弹的弹片擦伤，身上还中了11发子弹，但仍然打死了5名敌人，摧毁了两挺机关枪。工兵乔治・D・利比中士两次越过炮火纷飞的公路救护伤员，并拦住一辆大炮牵引车，将伤员装到车上，和驾驶员一道把伤员运走，自己身上几次负伤。牵引车冲了过去，可是利比却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死后他获得了由国会授予的荣誉勋章。
　　比彻姆上校遵照梅诺尔将军的命令，带着几辆轻型坦克和一队步兵(即先前从大田来的第34团I连)，从第21团的阵地返回到公路上，打算在隘口处将公路疏通。他们还没有走到隘口，一辆坦克就触到了敌人埋在公路上的一颗地雷。隐藏在附近的一名敌兵又用电钮引爆了其他地雷。步兵小心翼翼地向前运动，但始终没有控制那座隘口。等把弹药打完之后，他们就撤了回去。
　　当晚的幸存者全部来到第21团防线之内，他们中有许多人负了伤，其他人则翻山越岭，走了很长的路程，才到了美军设在东南20英里之外的防线。瓦德林顿上校便是其中之一，他于7月22日回到了美军阵地。爬到大田南面山地里的19团和34团的一些人，大都在几天之后绕道返回了部队。
　　现在，第21团成了阻挡北朝鲜人前进的唯一一支队伍，而这支部队必须于7月21日撤回到永同西北4英里处的一座阵地。
　　史密斯上尉率领的L连是最后一支撤离大田的部队。他们沿着锦山公路撤退，而敌人已在公路上等待了一天。史密斯看到，公路上散落着遗弃的美军车辆和装备。在敌人的一道路障跟前，史密斯组织起大约150名士兵，其中包括50来名伤员，又收拾好几台车辆，与他的连队合兵一处，然后率领这支队伍，穿过一连串小型的路障，赶在天黑之前又通过了最后一道路障。之后，他继续往前走，一路穿过锦山、安义，一直走到晋州，几乎到了朝鲜的最南端。史密斯将伤员留在釜山，然后又跟其余的队伍继续返回到大邱。7月23日，瓦德林顿上校在大邱聚集起300名第34团的士兵。
迪安将军的经历可没有那么愉快。在大田南面1公里的锦山公路上，一辆载有数名伤员的卡车坏在那里。迪安停下吉普车，让那些伤员坐到他的两辆吉普车上，并要他们继续赶路。他和另外两名士兵上了后面跟来的一辆半履带式炮车。他们沿着公路走了1英里，坐在其中一辆吉普车里的助手亚瑟・M・克拉克中尉的肩膀被轻兵器火力击中；再往前走了1英里，一辆已被打坏的卡车挡住了去路。这一队人马和紧随其后的那辆半履带式炮车停了下来。北朝鲜部队的步枪和机关枪一起向他们开火。迪安和其余的人匍匐前进，爬到公路两边大田河的河堤跟前。在那里，他们一直等到天黑下来。在此期间，史密斯一行人一边战斗，一边顺着公路冲了过去。天黑之后，迪安和他那一群人越过小河，来到河西边，开始往一座山上爬。
　　半夜过后不久，率队走在前面的克拉克中尉发现身后无人，便转了回去。他看见几个人在睡觉，但却没有看到迪安。克拉克不知道他的上司出了什么事。他等了两个小时，然后把那伙人叫醒，一起爬到了山顶。他们在山顶上等了一整天，盼望能见到迪安。那天夜里，克拉克带着那群人进入东面的山地，然后向南，最终于7月23日抵达美军设在永同的防线。
　　迪安实际上是到下面给伤员弄水去了。半路上他摔到一个陡坡下，失去了知觉。当他醒过来时，身体一侧的肩胛骨已被摔断，身上几处擦破了皮，头上也划了道口子。迪安将军在朝鲜游荡了36天，后来有两名假装帮忙的南朝鲜人将他出卖给了北朝鲜。迪安做了3年多北朝鲜人的俘虏。后来他获得了荣誉勋章。
　　对于第24师来说，大田不啻是另一场灾难。7月19日至20日，参加大田战斗的近4000人中，几乎有百分之三十(1150人)的人伤亡或失踪(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丧生)。7月22日中午，该师撤回到永同，将前线阵地移交给第一骑兵师。第24师当前的兵力为8660人。自从史密斯特遣队在乌山首次跟北朝鲜部队交战以来，北朝鲜的两个师在17天当中使第24师后撤了100英里。该师被派到朝鲜作战时有12200名士兵，而今已有四分之三的人伤亡或当了俘虏。其装备损失很多，军官的损失亦很惨重。7月22日，由于迪安将军仍下落不明，第8集团军命令约翰・H・丘奇少将统率该师。
　　朝鲜战争前5个月战史编者――了不起的罗伊・阿普尔曼――对第24师在17天中孤军作战的情况概述如下：
　　在朝鲜的最初几星期里，第24师的许多美国士兵都很英勇，但也有许多士兵行为卑劣，有失军人身份。军官要使士兵去冲锋陷阵，必须要有卓越的统帅才能。一些军官为此付出了生命，也有一些军官并不具备应有的素质。没有理由说，驻扎在日本的另外3个美军占领师中，有哪个师在1950年7月在朝鲜会比第24师做得更好。当他们投入战斗时，也暴露出了同样的弱点。

第四节 幽灵之师

美国和南朝鲜的军队此时正迅速接近大邱西面的洛东江防线。沃克将军决定，若要在朝鲜境内保住一个据点，就必须停止撤退。尽管第24师蒙受了种种灾难性打击，但这支队伍却阻滞了北朝鲜人的前进速度，为其他美国援军加强这条防线赢得了充足的时间，并使美韩军队获得了稳定前线的战机。
　　然而在日本海和黄海海岸，都有北朝鲜军队在进行极其危险的调动，他们威胁要摧毁第8集团军和韩国军队的所有工事。
　　当时，麦克阿瑟和沃克将军对此并不清楚，但是，北朝鲜指挥部已经制定了一个针对整个南朝鲜的宏大的双重包围圈战略――该战略跟北朝鲜部队所采用的局部战术规模的战场行动一样。左边的包围由北朝鲜第5师以及第766独立支队沿着日本海的那条东海岸公路来实施；右边的包围由方浩山少将指挥的北朝鲜第6师沿黄海海岸，并穿越朝鲜西南部来进行。两个师都把目标定在了釜山。
　　与此同时，其余的北朝鲜部队则压向中间战线，以便牵制美韩的主力部队；侧翼的两个师则可从他们的身后进行包抄。与1905年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制定的征服法国的著名德国计划不同，北朝鲜的战略不是用大量兵力压向侧翼，以绝对优势兵力推进到敌人的后方，而是恰恰相反：北朝鲜的战略实际上是围绕敌人缓缓推进，而不是围住他们大兵压上。因此，两翼的力量相对薄弱。他们这种行动的特点不是大张旗鼓，而是不动声色。他们试图从空虚无防，或者至少是防守薄弱的地方寻求突破。北朝鲜的战略是以强大的攻势将敌人的主力吸引到中线，这样就使侧翼兵力十分匮乏、空虚。
　　因而，意在引起美韩极大关注，并作出强烈反应的北朝鲜的主要挺进路线是汉城-大田-大邱轴线，即朝鲜的主要公路和铁路线。其辅助挺进路线是朝鲜的中心地带，大致穿越春川、原州，通向大邱。他们动用两个师的兵力(即第3师和第4师)，又动用北朝鲜150辆坦克中的120辆，沿着汉城-大田-大邱公路及铁路线向前推进。这次进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首批美国部队，因为进攻对美韩部队来说显然极其危险。然而在这条轴线以东的中线战场上，北朝鲜却投入了6个师和一个坦克团的兵力，与南朝鲜人相抗衡。他们在这里集结的兵力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集结的兵力都多。北朝鲜部队有可能穿过闻庆和丹阳附近的关隘，进入洛东江流域上游，这样便有可能攻到大邱。因此，这一防区不仅吸引了大量南朝鲜军队，而且迫使沃克将军将7月12日到达的美军第25师投入到了这一防区。
　　北朝鲜的战略效验如神：首批入朝的3个美国师都投了进来；韩国军队也几乎全部部署在中间战线，与北朝鲜部队的主力形成对峙之势。
　　高高的太白山脉将东海岸那条公路与朝鲜的其余疆土分隔开来。沿公路部署的北朝鲜第5师和第766独立支队的对手只有南朝鲜第3师的一个团。沿西海岸推进的北朝鲜第6师，只有南朝鲜第7师的几百名缺乏组织的幸存者和几支各种各样的警察混合队伍与之抗衡，这些队伍没有一支具有实际战斗力。
　　因此，北朝鲜大获全胜的一场戏剧即将上演，这是什么力量都无法阻止的。在中线战场上，美国和南朝鲜部队针对北朝鲜几个师的大力强攻进行了激烈抵抗。侧翼部队所必须做的，就是沿着外围的几条道路全力向釜山推进，而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抵抗力量。B.T.利德尔.哈特说过，绕道的远路也许就是离家最近的路，北朝鲜指挥部认为此言不谬，因此挺进釜山，他们要依靠两翼将帅全力以赴。
　　如果任何一侧拥有像乔治.巴顿或埃尔温.隆美尔这样的统帅，情况也许就不同了：巴顿将军1944年曾在类似的情况下促使精疲力竭的美国第3集团军穿越法国，而埃尔温.隆美尔统率的德国第7装甲师在1940年攻进法国时，运动速度极快，行动神出鬼没，对手称之为“幽灵之师”。
　　两翼的北朝鲜师中既没有巴顿，也没有隆美尔。相反地，在需要勇气的地方，这几个师却踟躇不前。
　　在东海岸沿线，北朝鲜部队由于担心敌人从后方攻击，面对荒无人烟的太白山脉进行刺探侦察，尽管山里几乎人迹罕至，也没有几条横穿山脉的道路，而且所有的道路都可轻而易举地加以封锁。北朝鲜的这种侦察既消耗了力量，也失去了很多时间。待到7月17日那天，北朝鲜人才推进到盈德南面；他们本可以在不遭受进一步抵抗的情况下，继续攻到浦项洞，然后横穿美韩防线的背后，经庆州穿过开阔的谷地，直抵釜山，但是时机已经错过。事实上，在美、英海军的炮火轰击以及联合国军的空中打击下，南朝鲜军在盈德重整旗鼓，补充了新的队伍；他们在3星期拉锯式的苦战中，将北朝鲜军牵制在原地。
　　在西海岸，局势更为奇特。7月11日那天，在朝鲜的美国部队只有第24师少数几个被紧紧追赶的步兵营和炮兵连，但北朝鲜第6师却从天安调头向西南开去。该师突人到无人防守的区域，完全从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的视野中穿了过去，其本身已成为一支幽灵之师，但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幽灵之师：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第6师跟南朝鲜警察部队以及其他队伍发生的种种轻微摩擦，并没有暴露出它的身份。第8集团军情报机构以为是在跟北朝鲜第4师疏散开的部队交手。这些部队可能先在锦江集结，然后到大田会合。第8集团军根本没有料到，北朝鲜人会通过朝鲜西南部发动进攻。
　　然而，北朝鲜第6师并没有全力以赴向釜山进军，而是花了几天宝贵时间占领了朝鲜南部所有的港口。此举既无必要，又令人费解，使得第6师的推进耽搁下来，却正好为慌乱不堪的第8集团军赢得了时间。该军终于在7月23日意识到，有一支北朝鲜主力部队正从西边向釜山挺进，于是急忙把第24师派往南部前去堵截。该师作为预备队仅仅休整了一天。即便是在这时，第8集团军仍然认为他们对付的是北朝鲜第4师。直到7月31日，情报机构才搞清了第6师的身份。
　　后来，沃克将军收到了情报机构的报告，说是北朝鲜人需要那些港口，以便通过水路为朝鲜西南部的北朝鲜军队运送给养。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联合国军拥有整个制海权。比较符合逻辑的是，北朝鲜指挥官不相信朝鲜西南部没有防守的部队，由于担心来自海上的联合国军的进攻，于是就踏遍西南的所有乡村，搜索防守队伍，并拿下了所有的港口。
　　后来，北朝鲜人在清算自己的错误时，第6师没有将后方置于脑后，没有全力以赴向釜山进军，便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倘若该师迅速而又果断地向釜山推进，他们就已拿下釜山。第8集团军在洛东江上那块不得退却的阵地就无从防守，美韩军队也已被迫从东海岸那些小小的港口仓皇登船，逃之夭夭。
　　 7月24日午夜之前，精疲力竭、兵员不足的24师19团开始向釜山以西55空里、马山以西27空里处的晋州运动。(参见图1)7月26日，蒙受同样创伤的第34团运动到了晋州以北35英里的居昌，那里位于洛东江西南，距洛东江仅27空里。这两个团都只有一个营多一点的兵力：每团大约1150人。24师的第三个团，即第21团，已被临时部署在韩国部队身后的一座阻击阵地上。当时韩国部队与北朝鲜人正为争夺东海岸上的盈德进行着浴血奋战，双方均伤亡惨重。
　　北朝鲜第6师尽管延误了进入阵地的时间，但士兵都非常清楚他们的使命。用他们的师长方将军的话来说，就是“解放晋州和马山”，最后一战是“切断敌人的咽喉”，即攻克釜山。
　　 24师这两个团均没有战斗力，显然无力阻挡北朝鲜人的冲击。不过，美军还有一个团，刚从冲绳抵达釜山。该团拥有两个营的兵力，刚一到达就投入了战斗。这就是第29团。在许多方面，该团都是1950年7月美国军方所处的那种近乎恐慌的紧张局面的缩影。其历史生动地体现了毫无准备的美国士兵不得不面对的那种始料不及的挑战。7月20日，美国“步行者号”军舰在冲绳靠岸，舰上载有在美国仓促招募而来的400名新兵。这批新兵被送往第29团的营区，并被安排到各个连队，发给武器和野战装备，然后便立即乘卡车回到那霸码头。次日，业已满员的29团的两个营便乘船驶向釜山。团指挥部仍留在冲绳，以便组成一支新的队伍。
　　这两个营于7月24日早上到达釜山，他们非但没有时间哪怕擦拭一下武器，试射一下枪炮，反而奉命立即开往晋州。次日下午，他们抵达晋州，分配到第19团。这两营人马发现自己正处在前沿阵地，而他们的步枪尚未擦拭好，迫击炮没有试射，崭新的0.50口径机关枪上的润滑油虽已擦去，但却没有擦拭干净。
　　他们刚一到达，第19团的指挥官内德.D.穆尔上校就告诉第29团的第3营开始行动，夺取晋州西南35英里处一个叫做河东的公路交叉口。据报那里约有500名北朝鲜士兵在运动。第3营营长哈罗德.莫特中校令其部队整装待命。7月26日子夜过后半小时，这一营缺乏训练、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人马肩负着孤军攻敌的使命出发了。
　　随同该营前往的人中，偏偏就有那位(“肥仔”)蔡秉德少将，这位南朝鲜军队的前参谋长在汉城陷落之后即被解除了职务，其地位已经一落千丈：此时的他仅仅是莫特中校的一位翻译、向导和顾问。
　　莫特中校原本希望在天亮之前赶到河东，但在那条直达河东的道路上，却有一处无法逾越的浅滩。蔡将军便带领这些美国人绕道昆阳，顺着一条狭窄曲折的道路前行。这一绕就花去了一整夜时间，并且还要时常让精疲力竭的士兵将陷在稻田里的车辆拖出。
　　天亮之后不久，该营遇到了一辆卡车，车上坐有15名左右的南朝鲜人。他们说自己是河东当地400名国民警卫队的幸存者，北朝鲜人已于头天晚上发动了进攻。此时第3营才清醒过来，莫特中校派遣主任参谋托尼丁.雷布尔少校回去通知穆尔上校，因为该营跟晋州没有无线电通信联络。雷布尔对3营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向穆尔建议，3营应该在晋州以西挖沟掘壕，以控制河东公路。穆尔上校一口回绝，他要3营继续前进，夺取河东。
　　雷布尔往返花了不少时间，等到3营到达河东以东3英里处的横川村，站在高高的河东关隘之时，已是黄昏时分了。莫特中校命令该营停下过夜。
　　次日(7月27日)上午8点45分，该营起身向关隘进发，由L连充当先锋。在距离关隘顶部大约1000码远时，L连连长乔治.F.沙拉上尉看见北朝鲜的一支巡逻队在关上走过，并朝他们这边走来。他命令两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开火，可是炮弹却从北朝鲜人头顶上飞过，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北朝鲜巡逻队向后退去。沙拉命令该连队冲上关口；在关口顶上，他的士兵部署在道路两侧，挖壕固守，等待着9点45分对西边1英里半之外的河东预计进行的空中打击。这座关口北面与一道更高的山岭相连，南面的地势陡然下降，跟蟾津江的稻田相接。
　　营指挥所的人员，包括莫特中校，大部分参谋以及蔡将军，匆忙赶到了前方关口。沙拉上尉觉得，这帮人形成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目标，便转移到左边，卧倒在地上。莫特中校将雷布尔少校的注意力引导到公路上，那里有一队敌军，约有一个连的兵力，正踏上公路向他们走来。沙拉也看到了那支队伍。他告诉枪手不要开火，等北朝鲜人走近时听他的命令再下手。那支北朝鲜队伍似乎没有意识到，美国人已经占领了关口。他们中有的人穿着美军的绿色劳动服，大部分人穿着北朝鲜军的黄褐色服装。当他们走到距阵地大约100码远时，蔡将军用朝鲜语向他们喊话，以便识别他们的身份。听到喊声他们并不答话，而是跑到了壕沟里。于是，L连的机关枪便对着此时已不大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射击起来。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北朝鲜的机关枪、迫击炮和轻兵器火力也从对面的那个高地上一齐向关口扫来。头一阵炮火就打死了蔡将军，并打伤了莫特中校、雷布尔少校、一名情报参谋和一名助理参谋。迫击炮还打坏了停放的车辆，其中包括那辆载有无线电的吉普车。那是空军的一支战术空中控制特遣队的汽车，是用来指挥空中打击的。就在战斗打响之后，两个分别由两架飞机组成的空军小队飞临战场上空，每个小队都在空中做了往返飞行，试图跟空中控制特遣队取得联系，但却没有成功；后来，这几架飞机没有实施任何打击便飞走了。
　　第3营已经步入了敌人预先设好的包围圈。敌人的第一阵炮火就正中目标便是证明。在头一分钟的炮火中，该营的参谋机构就几乎被消灭掉。雷布尔再次被迫击炮的弹片打伤，他到小山下寻求治疗去了。莫特中校只是让一颗子弹擦破，受了点轻伤，他也脱离了火线。就在他帮助卸弹药时，一个箱子掉了下来，砸断了他的一只脚。一名士兵为他挖了个散兵坑。
　　在关口，L连正和上面一座小山上的北朝鲜人进行激烈交火。位于北侧的第1排士兵隐蔽在散兵坑里，他们遭到了一次直接攻击，有两位美国兵被刺刀捅死。然而，L连却守住了阵地。
　　作战训练处参谋罗伯特.M.弗林上尉在对营参谋机构进行的攻击中没有受伤。他急忙跑到山下催促该营的支援部队。I连的一个排来到公路南侧的稻田里，试图掩护该连朝小山主体挺进。
　　大约中午时分，L连的一位中尉发现了莫特中校，把他背到了沙拉上尉的阵地上。莫特要沙拉担任指挥，并要他把第3营拉出去。沙拉传令给手下的3个排，命令他们撤到关口脚下的公路上。但是，派往关口北侧第1排的传令兵根本没有走到1排跟前。不过，弗林上尉却爬到了1排的阵地上。J.莫里西中尉和12名士兵以及营情报参谋威廉.米切尔上尉留了下来。米切尔虽然负伤，但却像一名步兵一样战斗了整整一个上午。空中控制特遣队的那位身份不明的上尉也用步枪展开战斗，但他的下落却不甚明了，不是阵亡就是失踪了。
　　第1排沿着公路退却之时，北朝鲜的一个营也开始从关口那座山上往下走。迫击炮和机关枪的火力朝着I连的一个排所在的那片稻田扫射。士兵不得不跃过一条宽20英尺的深深的小河向后退。有几位士兵淹死，其他人在过河时丢盔弃甲，连鞋子、衣服和武器都不要了。最大的一群幸存者(共97人)逃到了南边5英里处的鹭梁津小码头，那里有条渔船，将他们送到了一条南朝鲜巡逻艇上。在河东关这一仗中，该营损失了一多半兵力。第二天，能够执行任务的军官和士兵只剩下354人，其中包括一些可以走路的伤员。后来俘获的一名敌军士兵说，约有100名美国士兵在关口被俘。随后进行的搜索中又发现了313具美军尸体，其中大部分是在河边的稻田里找到的。
　　支离破碎的第29团第3营回到晋州加入第19团。与此同时，29团第1营已被派到晋州以北安义的阻击阵地，那里离晋州直线距离约35英里。北朝鲜第4师的部队向阻击阵地发动了攻击，将第1营赶回到南边，先是被赶到邑永里，然后又被赶到晋州以北20英里处的山清。
　　 7月28日，北朝鲜第4师也对高仓一带的第34团发动了进攻。第二天便把34团往南驱赶了15英里，把他们赶到了洛东江西面山亭里附近新的阻击阵地，那地方离洛东江只有18空里，距通往大邱的几处渡口也很近，对大邱构成了严重威胁。值此危急之际，沃克将军调动了拥有2000名兵员的南朝鲜第17团，前往增援第34团。17团是南朝鲜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当时驻在东海岸盈德、位于南朝鲜军队背后的美军21团第1营，也被派到陕川以西、距山亭里以南6英里的阵地里。
　　 7月31日，北朝鲜第6师在晋州向第19团和29团第3营的残部发动进攻。美军东撤10英里，退至晋州关口。此关口挡住了当时仍在山清的第29团第1营的退路，迫使该营沿一条山路退往晋州东南的美军阵地。
　　沃克将军对最南端所面临的危险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北朝鲜第6师仍有机会突破美军在晋州关口的脆弱防线，攻打马山和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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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第一次反攻

釜山防御圈仍有一段门户敞开的战线，它位于马山以西，距釜山不到33空里，因而是最危险的地段。为此，沃克在那里集结了一支拥有2万多人、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即第25师，一个海军陆战旅和第5团战斗队。两个中型坦克营，即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和第89营，也集结在那里。仅这一战区的坦克数量就是北朝鲜人发动战争时坦克数量的三分之二。此外，停泊在朝鲜海峡的两艘护航航空母舰“西西里号”和“培登海峡号”上，还有两个装备齐全的海盗式战斗轰炸机中队，也可随时增援。
　　沃克将军认为他在南部已拥有足够的兵力，完全可以发动一次大反攻，这也将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第一次反攻。攻击目标就是仍在向马山推进的北朝鲜幽灵之师第6师。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估计该师有生力量为7500人。这一估计并不准确：第6师业已减到6000人。然而北朝鲜第83摩托化团已并入第6师，第8集团军对此一无所知。该团有1500人。这样就使第6师的兵力与第8集团军情报部估计的7500人相差无几。北朝鲜拥有36门大炮，25辆坦克。
　　美军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人数是北朝鲜的两倍多，坦克是敌人的4倍，大炮是敌人的两倍还多。此外，美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除了那两艘轻航空母舰上的海盗式战斗轰炸机外，海军在朝鲜海域还有两艘快速航空母舰，即“福日谷号”和“菲律宾海号”可备临时需要。第5航空队的数百架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也可随时提供援助。由于美军强大的空中力量，到7月中旬，北朝鲜军队已停止了白天行军。7月底，美军和韩国军队在朝鲜得到的空中援助比二战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在欧洲的第12集团军群得到的还要多。
　　第8集团军的计划是向西进攻，在8月5日到10日之间夺回晋州，8月中旬继续西进，然后向北开赴锦江。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作战方案，不过其基础是整个第2师和另外三个坦克营要在8月15日之前赶到。进攻的第一阶段是夺回晋州。晋州在马山以西27空里，抄最近的公路则有40英里。凭借美军在武器和火力上的优势，夺回晋州相对说来似乎容易一些。(参见图6)另外，沃克将军想缓解一下大邱前线的压力。据报北朝鲜军队正奉命在那里集结，以加强第6师的队伍。
　　 8月7日，美军发起了进攻。担任反攻的是以25师师长名字命名的基恩特遣队。根据作战计划，部队沿着三条公路发动进攻，每条公路派一个团。北面是25师35团，从中安里附近的峡谷向西到穆春里，然后穿过晋州关隘直达晋州。第5团战斗队从马山西南海岸边的镇东里发起进攻，沿着一条二级内陆公路，越过古千里，在穆春里与35团会合。海军陆战队将跟随第5团战斗队，然后在古千里以东的海岸公路上岔开，拐向西南，穿过固城、泗川，从南边发起进攻，直取晋州。
　　第25师27团要回到马山再作后备军，该师的24团和南朝鲜“闵”特遣队受命清剿隐藏在镇东里西北山区的北朝鲜军队。
　　在朝鲜酷热干燥的夏季，又一场战斗正在酝酿之中。天气使双方士兵苦不堪言，尤其是习惯于驻防条件的美军。这年七八月份，南朝鲜降雨量只有往年同期20英寸降水量的四分之一。天空经常是万里无云，气温高达华氏105度，有时甚至更高。炎热的天气，再加上翻山越岭对体力的消耗，使许多刚刚到来的海军陆战队员和士兵掉队落伍。由此造成的损失比敌人炮火造成的还要大。
　　 35团2营于8月7日晨率先发起反攻。从峡谷一带向西推进，他们很快就遭遇到500名装备有几辆自行火炮的北朝鲜军队。双方激战达5个小时之久。最后，在空中打击的帮助下，35团拿下了峡谷以西的地区和北面的高地。北朝鲜阵地被捣毁，35团迅速向西运动，来到距离穆春里岔路口很近的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构筑工事，等候从中路向北推进的第5团战斗队。
　　但是第5团战斗队进展并不顺利。首先，8月6日晚进攻就要打响时出了乱子。该战斗队2营的一个排镇守在镇东里以西2英里，海岸公路以北仅1英里的342高地(狐狸高地)，从小北山一带出来的北朝鲜军队将该排逐出了阵地，北朝鲜军队于是占据了狐狸高地的一道山岭。从那里往下望去，可以看见第5团战斗队和海军陆战团的指挥部；炮兵阵地和镇东里的那条主补给线路也一目了然。
　　尽管如此，8月7日一大早，团战斗队在1营的带领下开始行动，没费什么周折就到了古千里东边的交叉路口，但是却犯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他们不是沿着那条经过古千里的公路继续向西前进，到穆春里与35团会合，而是掉头向左，沿着那条海岸公路走去，而那条路是分配给海军陆战队的行军路线。到中午时，队伍到达了公路交叉口以南3英里的一座小山前，并将继续沿着错误的路线前进。他们没有占领交叉路口西北方向的一个高地，该营应该占领那座高地，以便掩护团战斗队和海军陆战队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第5海军陆战团第2营于上午11点开始行动，以接替狐狸高地山岭上的第5团战斗队的第2营。这样，战斗队第2营就可随后发动进攻。不料，海军陆战队却捅了北朝鲜军队的马蜂窝，北朝鲜军队也在夜间到达高地周围。此外，另一部分北朝鲜士兵也已渗透到镇东里附近。8月7日早上，他们占领了城东北的255高地，控制了通往马山的公路。海军陆战队向狐狸高地上的敌人发起进攻的同时，24团2营和第5海军陆战团的第3营也试图突破马山公路上的255高地这道障碍。骤然升至华氏100度的气温使得进攻举步维艰，攀登狐狸高地的士兵有30人中暑，是战斗伤亡人数的6倍。海军陆战队进攻受挫，双方演变成了一场混战，本该作为后备军的27团也被牵涉进来。另外，美军的坦克履带轧断了扯在路边的电话线，导致通讯联络中断。向255高地发起的进攻也不顺利。炮兵对镇守在那里的北朝鲜军队发射了将近2000发炮弹，但海军陆战队和步兵经过3天顽强奋战才将敌人赶出阵地。8月7日早晨，海军陆战队再次进攻狐狸高地，这次2营取得了成功。
　　狐狸高地上的第5团战斗队第2营被替换下来后，就立即向西去夺取古千里附近道路岔路口西北的一个高地，第5团战斗队第1营本该在前一天就把它拿下的。面对北朝鲜的抵抗，2营无法夺取高地。快到傍晚的时候，基恩将军来到2营阵地，对营长约翰・L・斯罗克莫顿中校说：“我要你们今晚占领高地。”斯罗克莫顿派两个连去攻打高地，并派坦克和迫击炮前往增援。尽管士兵们几乎精疲力竭，但是他们还是拿下了高地。美军本以为凭借其战无不胜的装甲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岂料“易如反掌”的反攻却越来越糟。双方在山岭上你争我夺，打了一场恶仗。北朝鲜士兵单兵作战，用轻兵器、手榴弹和迫击炮给美军造成了破坏。尽管美军占有火力优势，但几乎没有多少援助的敌军单兵却有效地阻止了美军的前进。
　　不过到8月9日，敌军向狐狸高地和255高地的美军后方进行的颇为棘手的渗透已被粉碎。第5团战斗队和第5海军陆战团终于做好了两天前就该做好的进军准备。
　　 8月9日下午，第5海军陆战团沿着滨海公路，越过敌军整营人马，迅速向前推进。第1海军陆战团空军联队的海盗式飞机从停泊在近海的“西西里号”和“培登海峡号”航空母舰上起飞，不断巡视前方道路和附近的高地。一旦目标出现，几分钟内即可对目标实施打击。
　　距离朝鲜海峡如此近的海上袭击，对于为执行两栖作战任务而组建的海上攻击体系来说是再理想不过了。由于海军陆战队要靠小型船只登陆，就不可能指望得到建制炮兵部队的直接协助。在登陆初期，海军陆战队的战术要求近距离空中援助，以取代炮兵支援。因此，每个步兵营都跟有空中观察员，为了确保在5到10分钟内对敌人实施空中打击，海军陆战队的飞机要在位于地面的陆战队员的上空盘旋。这种体系尽管代价极高，却也极为有效，而且能在朝鲜发挥作用，不仅因为海军陆战队拥有战斗机，又想将其投入使用，而且因为北朝鲜完全缺乏空中力量。如果有敌对的战斗机进行还击，是可以阻止美国那两艘小航空母舰在目标区域附近作战，也可以防止海盗式飞机在战场上空长时间盘旋待命，开展空中打击的。
　　 8月11日，海军陆战队的步兵逼近固城时，陆战队强大的空中力量得到了充分展示。陆战队的支援炮兵对准城西一个十字路口修正射角时，碰巧将几发炮弹打在埋伏在那里的北朝鲜车辆附近。而北朝鲜则认为自己的阵地已被发现，于是就迅速启动车辆，沿着公路向泗川开去。完全出于偶然，海军陆战队支援炮兵的误射意外地惊起了北朝鲜前来援助第6师的第83摩托化团的主要兵力。
　　大约200辆北朝鲜卡车、吉普车和摩托车排着长队开上公路时，从“培登海峡号”航空母舰上飞来的4架海盗式飞机正在执行常规的引导地面陆战队员的侦察任务。他们发现了北朝鲜车队，便在车队上空低空盘旋，并向车队开枪扫射。卡车频频相撞，有的开进了沟里，还有一些企图驶离公路，开进了山里。北朝鲜士兵纷纷跳下车来寻求藏身之处。海盗式飞机对已遭袭击的车队又进行了一轮攻击。这一次，北朝鲜士兵用轻兵器和自动武器进行了回击，他们击中了两架飞机，一架被迫着陆，另一架坠毁。然而海盗式飞机的攻击却使北朝鲜40部车辆起火的起火，毁坏的毁坏。已注意到这一情况的美军又派出了一队海军陆战队海盗式飞机和空军F-51野马式战斗机，继续进行破坏性打击。当天晚些时候，地面部队到达那个地方时，发现31辆卡车、24辆吉普车和45辆摩托车以及大量弹药和装备被摧毁或遗弃。北朝鲜军队在这场短暂的交锋中，有大约200人伤亡。对于北朝鲜这支摩托化团来说这是一个沉重打击。
　　次日早晨，海军陆战队开始向晋州以南大约8英里的泗川快速运动。他们一连推进了11英里也没有遭到抵抗。当走到距泗川大约3英里的仓村时，美军闯进了北朝鲜的埋伏圈。值得陆战队员庆幸的是，北朝鲜人过早地暴露了自己。于是美军得以迅速停止前进，组成防御队列。双方展开了一场火力大战。这场战斗打了一个下午，并持续到了晚上。海盗式飞机一次又一次地攻击北朝鲜阵地，陆战队的步兵控制了公路北边的两座小山和路南的一座小山。8月13日天亮之前，一队北朝鲜士兵渗透到了路南那座小山，打垮了陆战队的一个排。天亮不久，海军陆战队接到撤退命令，返回到马山，因为防御圈其他地方告急，要求陆战队立即从南部反攻中撤下来。
　　与此同时，8月12日天亮之前，中路的第5团战斗队在风岩里遭到了毁灭性攻击。北朝鲜人使用了他们惯用的战术，即切断主补给线，从后方进攻目标。当封锁美军的坦克分队和步兵排撤离后，北朝鲜两辆坦克和几门反坦克火炮便从小北山出来，沿着山谷来到美军两个炮兵营(第555营和第90营)的近前。北朝鲜步兵也向凤岩里北部的高地渗透，并使用自动武器，居高临下，对这座村庄进行攻击。第555营的105毫米榴弹炮向敌人坦克射击，但却没有任何效果。第90营的155毫米榴弹炮的炮筒太高，无法调低到足以打击北朝鲜坦克和火炮的程度。最后，北朝鲜步兵占领了第555营的阵地。第90营也遭到了敌步兵的进攻，但却守住了阵地。天亮后，海盗式飞机开始对北朝鲜部队进行扫射和火箭攻击。他们虽与地面没有无线电联系，但却可以根据战斗中的曳光弹来确定北朝鲜武器的位置。
　　美军这次损失惨重，称此山谷为“流血之谷”，第555营两个炮兵连的8门105毫米榴弹炮全部损失殆尽，第90营的6门155毫米的榴弹炮也荡然无存，第555营约80人阵亡，另有80人负伤；第90营死10人，伤60人，另有30人失踪。
　　这真是一个令人扫兴的结局，不过，8月13日，第5团战斗队一个营沿着公路向穆春里推进，在指定地点与第35团会合。两支部队继续挺进到晋州关隘，并在那里俯视晋州。这便是美军反攻的最大成就。基恩特遣队差不多重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甚至连将敌人赶出小北山的企图也失败了。山中被人遗弃的煤矿区内到处都是北朝鲜部队，第24团和“闵”特遣队奋战了10天也没能把他们赶跑。
　　美军的第一次反攻被瓦解了。北朝鲜方面没有从其他方面调来一兵一卒。兵员严重不足的北朝鲜第6师和第83摩托化团，顶住了装备精良、兵力是其两倍的美军。显然，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美军未能扫清小北山。北朝鲜军队则从前进中的美军后方那片高地上，天天向美军的主补给线俯冲、封锁，或用地雷破坏美军的主补给线。这在美军心理上造成的忧虑与不安是无法估量的，更不用说“流血之谷”给美军造成的破坏了。从中得到的教训也是发人深省的：对于美军来说，拥有高度的机动性和极为强大的武器装备是远远不够的。机动性意味着对公路的依赖，公路两旁都是崇山峻岭，敌人轻易就可占领。美军指挥官得出如下结论：要战胜北朝鲜人，美军必须翻山越岭，用枪炮、手榴弹直接把敌人从阵地上赶出来，并要精心地指引迫击炮和大炮进行轰击。
　　残酷的战争岁月已经到来。
　　 8月后半月，第25师及附属的第5团战斗队，企图通过攻占小北山居高临下的陡峭山峰，夺取毕奉和毗邻的被美军称为“战斗山”的山头，使小北山失去作用。在这半个月里，他们亲身经历了这场严酷的战斗。
　　第24团尤其与这场长达两星期的战斗息息相关。就在第5团战斗队持续不断地在毕奉作战，以守卫“战斗山”以南小北山那一部分地区之时，第24师着手攻打“战斗山”。
　　 “战斗山”在敌对双方之间多次易手。确切易手的次数，双方从来说法不一，不过肯定会有19或20次。有些时候，一方会在一天中夺回二三次之多。北朝鲜部队往往在夜晚攻下山头，而第24团又常常在第二天将其夺回。第24团始终是以同样的方式攻取“战斗山”，即先用迫击炮和坦克猛轰山头，然后用飞机投掷凝固汽油弹，接着步兵沿着山坡往上攻打，同时支援的炮火不断向山头轰击，直到步兵快要攻到山顶，再停止炮击，而后步兵冲过最后一段路程，常常发现山顶上早已空无一人。
　　到8月底时，马山前线的美军和北朝鲜军队形成了一种僵持不下的危险局面：就像两名精疲力尽的拳击手一样，虽勉力坚持，相互殴打，但都在急切地盼望听到这一轮结束的锣声快些敲响。

第七节 洛东江岁月

焦躁不安的北朝鲜司令部深知，打败南朝鲜军队及其盟军的这场冒险已为时不多，于是，在8月和9月的大部分日子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日渐复原、愈来愈坚固的防线发起进攻。后来，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就把这一段共同度过的不可思议的日子称作“洛东江岁月”。虽然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始终认为北朝鲜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北朝鲜方面非常清楚，无论在人数还是在武器与火力方面，他们都处于劣势。然而，胆大的北朝鲜人，却凭着一股子蛮劲和拼命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重兵防守的美军和南朝鲜军(后来还有英军)阵地，勇敢地进行渗透，不时地取得一些胜利，尤其是在北部与装备不太精良的南朝鲜军队作战时，更是连连告捷。
　　对于大多数南朝鲜和联合国军士兵来说，北朝鲜兵力带来的错觉的确令人信服。自7月25日以来，北朝鲜军队就一直在进攻，而且通常都取得了胜利。他们所考虑的是前进，而美军与南朝鲜军队则总是在想着防守。虽然到了8月份，北朝鲜军队损失惨重，已元气大伤，但他们却能一直保持着攻势，尽管形势已变得对他们极为不利。8月初，美军已有3个师在朝鲜半岛登陆，另有第2骑兵团和海军陆战队一个旅的部分兵力，以及不计其数的独立作战部队，其中包括第5团战斗队，也来到了朝鲜。尽管其中一些部队兵员严重不足，一方面因为他们来朝鲜时就不满员，另一方面是不断有人伤亡，不过随着后备军和国民警卫队奉召待命，国内重又开始征兵，美军潜在的军事实力在日渐增强。这些人不仅补充了其他地方美军防御体系的空缺，而且很多人员及独立部队被直接派到了朝鲜，常常是紧急征召空运来的。
　　 7月，运输线上运来了5500多名官兵；8月运送人数为1.14万人，9月为1.3万人。到8月底，美军在朝鲜的4个陆军师已达到了战时满员编制数，即每师3个团，每团3个营。此外，每个师的4个炮兵营(3个105毫米榴弹炮营，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营)，实际上都获得了3个射击连；中型坦克的数量也已超过200辆，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此外，8月下旬，第一支盟军地面部队，而不是美军增援部队，也来到了朝鲜战场，开始了真正的联合国行动。早在战争初期，北朝鲜便同英国和荷兰的舰船在海上交战，同澳大利亚F-51战斗机在空中交火。自那时起，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一直在发挥作用。来到朝鲜的地面部队是英军第27旅，由米德尔塞克斯团的一个营和阿盖尔与萨瑟兰高地 [ 译者注：米德尔塞克斯、阿盖尔、萨瑟兰均为英国地名。 ] 联队士兵团的一个营组成，有1600人，相当于一个团的编制。该旅很快就被投入到大邱附近的战场上。
　　除了运送部队以外，美军后勤系统在运输武器装备和给养的数量方面也在创造奇迹。诸如海军战斗机所需的新式3.5英寸反坦克火箭弹，以及新式的5英寸锥形装药火箭弹等急需物资，纷纷从美国本土空运而来。从7月2日到31日，有30多万吨的物资在釜山港卸下。在7月的后半月里，就有230只船驶入釜山港。面对如此强大的军事集结，北朝鲜人从长远来看毫无取胜的机会。他们的领导人希望，不管怎样，也要在美军围绕防御圈设置的钢箍拉紧之前突破釜山，把可恨的美国佬及其南朝鲜奴才赶到大海里去。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北朝鲜人的伤亡日益增加，这个希望已成为梦想。然而，正是这一希望在支撑着北朝鲜的领导层。
　　 8月初，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北朝鲜开始围绕防御圈四处发起进攻。北朝鲜指挥部希望，即使一处受挫，别处也许会取得成功。(参见图1)北朝鲜第6师在南部马山以西的小北山企图打破僵局；北朝鲜第4师向灵山正西、洛东江突出的一个地方发起猛烈进攻，试图寻求突破。北朝鲜第3师在倭馆以南大约3英里的地方实施攻击。北朝鲜第10师企图向南越过高灵-大邱公路上的永浦协助攻击。在大邱以北和西北方向，北朝鲜第1、13和第15师发起了主攻，把南朝鲜军队赶到了距离大邱12英里的地方。与此同时，北朝鲜第12师和第766支队在东海岸突破太白山脉，对在盈德附近与北朝鲜第5师作战的南朝鲜第3师实施侧翼攻击。被逼到海边的第3师不得不从海上溃逃。北朝鲜部队于是占领了浦项洞。后来，在海军炮火的攻击下，他们又被赶了出去。北朝鲜部队已对附近的迎日机场构成威胁，迫使两个F-51中队撤离机场。但在关键的东北前线的激战中，南朝鲜军队守住了战线。到8月20日，他们把北朝鲜人赶进了浦项洞西北的大山里。
　　釜山防御圈的北面往里收缩了15到20英里，不过没有再向里收缩。在洛东江一线，尽管敌人暂时渗透到了纵深处，但防线并没有被突破。不过有段时间，美军指挥官的确担心会被攻破。美军和南朝鲜军队之所以取胜，主要原因在于防御圈内那条至关重要的釜山-庆州-大邱-釜山的铁路环线，在陆军运输部队列车员掌管下运转得极好，它成功地担起了运输给养的重任，最终使每支部队都得到了足够的武器弹药。铁路补给系统使炮兵得以猛攻北朝鲜军队的集结地点，也使沃克将军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将部队从防御圈的一个地方迅速调到另一个地方。在内线作战的部队要比在外线作战的部队更灵活，这一由来已久的说法在防御圈的战斗中得到了证实。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拥有足够的，甚至是丰富的补给品，而北朝鲜的补给一般说来很可怜。在东北山地战线作战的北朝鲜第12师，由于得不到弹药，不仅被迫把大炮送回到后方，而且在8月初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给养，部队只好在夜间到附近的村子里搜寻食物。
　　釜山防御圈首次使美军有机会建立起一条比较连续的战线，其左右两翼都有部队防守，后方也有预备队，这正是美军所熟悉的作战方式。这条战线的重建，为美军官兵提供了及时的安全保障，大大提高了美军的战斗力。
　　在洛东江一线，沃克将军所采取的战术就是在河东岸最高的山峰上，建立一系列据点。站在这些据点上，洛东江以及从洛东江到美军控制地带的所有道路都一览无遗。白天防守这些据点的人并不多，只把他们当作观察哨所来用。到了晚上，这些据点就成了监听站和小型防御圈。观察哨所的任务就是充当前沿监听站和前哨试探性防线，一旦发现敌人企图渗透，就立即提醒指挥官。洛东江一线的真正战斗要留给离江几英里远的后备部队来打，他们随时都在准备向渗透进来的敌人发起反攻。这是一个极好的体系，因为它可使美军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对任何危险的地方实施攻击。部署在江岸之后的大炮和迫击炮可以向探明的渡口以及其他渡口开火，也可在有限范围内将炮火集中使用。美军的轻兵器可以向北朝鲜人所能利用的一切通道扫射，大炮则可用来轰击。最重要的武器还是榴弹炮：自美国内战以来，数量众多、威力巨大的大炮已成为美军的标志；在洛东江沿线，美军炮兵已迅速恢复了传统的战争主宰地位。
　　 8月5日，北朝鲜军队曾三次渡过洛东江。两次是从倭馆以北的南朝鲜军防区，第三次是在倭馆以南30英里的地方，那里正对灵山，是第24师的防区。最后这一次渡江极其危险，对整个防御圈构成了威胁。如果敌人突人到灵山，就有可能将洛东江江湾以北的美军与马山周围的第25师切断，而且北朝鲜军队也有可能从灵山以东突破进入密阳，从而切断大邱至汉城的主要铁路和公路，给美军的补给带来灾难性后果。(参见图1)
　　此次进攻由当时已小有名气的第4师发起，该师曾与第3师一道沿着汉釜公路追击美军。这个师的进攻目标是所谓的“洛东江江湾”，此地距南江与洛东江交汇处以北3英里，由第34团防守。
　　 8月5日子夜时分，北朝鲜军队发起进攻，事先并没有实施炮轰。他们用筏子渡江，或者干脆脱掉衣服，淌过齐肩深的江水，来到江湾东边一道南北走向、长2.5英里的山岭上。那道岭距江岸约3英里远，叫“苜蓿叶式高地”，从南边叫“五峰里岭”，两边高地之间是一道低矮的关隘，有条小路直通灵山。第34团和19团的几个营全部过江，部队的大炮与辎重借助水下桥梁渡过了大江。二战中苏联人曾频繁使用这种桥梁，显然他们教会了北朝鲜人这一架桥技术。北朝鲜人在洛东江上广泛使用这种水下桥梁，它们是由沙袋、石头和圆木建成。桥基铺设在河床上，离水面1英尺左右。空中观察员很难透过浑浊的江水看到这些桥，因而它们在运送火炮及辎重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8月11日，由刚到不久的第2师第9步兵团，第19团和21团的一个营共同发起的进攻，也未能将苜蓿叶式高地和五峰里岭的敌军赶走，进攻遭到了失败。与此同时，北朝鲜军队围绕江湾的主战场采取行动，并向江湾以东5英里的灵山开炮。北朝鲜士兵还渗透到了灵山东部，并在通往密阳的公路上设置了一道坚固的路障。在灵山南边，北朝鲜军队在南旨里出其不意地干掉了防守洛东江上一座桥梁的一队美军士兵。如果不把北朝鲜军队赶走，洛东江以南的第25师就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面对这一危急情况，沃克将军命令马山的预备队，即第27团，向北发起进攻，夺回南旨里桥。27团一举将桥拿下，并在进攻过程中驱散了大约200人的北朝鲜队伍。与此同时，第9团团长约翰・G・希尔上校派兵突破密阳以东的路障；第24师指挥部临时组成的一支队伍向西行军，以阻止北朝鲜军队向师部后方进一步渗透。第二天，美军三支部队，即第27团，第9团和刚从密阳赶来的第2师23步兵团的一个营，在灵山东面敌人设置的路障前会合。这次进攻一举赶走了那里的北朝鲜守军，他们中一些人被打死，其余的则四散奔逃。
　　沃克将军采取果断行动，迅速从几处调集人马，消除了北朝鲜军队向密阳渗透的危险，第8集团军才得以将不断前进的北朝鲜第4师逼回到了洛东江彼岸。
　　第9团和24师组建的由希尔上校率领的一支特遣队一道，向江湾内的“苜蓿叶式高地”和五峰里岭上的敌军发起了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8月15日，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在一次遭遇战中，第34团的士兵每走几步，都要受到手榴弹和炮火的打击。向山岭冲锋的一个排，35人中有25人伤亡。北朝鲜第4师与希尔上校指挥的特遣队也形成了僵持局面。
　　美军对洛东江湾突出地带久攻不下，使沃克将军变得不耐烦起来。8月15日，他决定将海军陆战队投入战斗，以支援希尔特遣队，并将进攻日期推迟到8月17日。这样，“西西里号”和“培登海峡号”就有足够的时间到达预定位置，出动海盗式飞机预以支援。与此同时，北朝鲜部队于8月16日向希尔特遣队发起猛烈反攻，双方展开了一场肉搏战。这使美军更加疲惫，士气也更为低落。然而北朝鲜方面的情况还要糟糕。美军的大炮和空袭使北朝鲜军队在战场上陷于孤立境地，既没有食品，也得不到弹药补给。前来增援的士兵中有很多人都当了逃兵，许多伤员也因难以撤离而丧命。
　　对于北朝鲜第4师新一轮的进攻，警觉的沃克并没有投机用险。除了动用第5海军陆战团外，他又调集陆军第9、第34和第19团，并部署了54门105毫米榴弹炮和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营，海军陆战队则配备有黑色的海盗式飞机。
　　此次进攻由第24师师长丘奇将军指挥。他打算派第9团去夺取苜蓿叶式高地，让海军陆战队攻打五峰里岭。但是第5海军陆战团团长雷蒙德・L・默里中校却认为拿下五峰里岭易如反掌，因为他和丘奇将军都觉得北朝鲜的主攻目标是苜蓿叶式高地和五峰里岭以西靠近洛东江的一座更高的山岭。因此，丘奇将军同意先派海军陆战队去攻打五峰里岭。
　　 8月17日早上7点35分，海军陆战队向1.5英里长的五峰里岭进发。这里高出谷地300至450英尺。美军并没有先用大炮轰击山岭，而是出动了18架海盗式飞机，把五峰里岭炸得一塌糊涂。用丘奇将军的话说，五峰里岭好像是“飞了起来”。打头阵的是2营的两个连队，各有120人。另有4个排组成突击队。五峰里岭上的敌军并没有向美军开火。不过在北边靠近苜蓿叶式高地的地方，美军却遭到了敌人机枪、步枪和迫击炮的猛烈打击。迈克尔・J・欣克中尉率领的一个排，只有20名士兵登上了狭窄的岭顶。当陆战队员跳进北朝鲜部队遗弃的散兵坑时，敌人的机枪向他们扫来。在山坡另一面的一排散兵坑里，埋伏着的敌军跳出来，用手榴弹攻击海军陆战队员。很快，美军就有5人受伤。欣克命令全排撤退。他们退得很快，并用雨披将伤员拖回。
　　海盗式飞机又飞了回来。这一次向另一面山坡投了不少炸弹。等候在坡下的陆战队步兵沿山坡往上冲。一开始北朝鲜人没怎么反击，但是等海盗式飞机一走，北朝鲜士兵就爬回到前沿的散兵坑，向正在往上爬的美军射击，并向他们投掷手榴弹。这次，又是只有欣克率领的那个排登上了山顶。他们开始时共有15人，只有9人攻了上去，而且也不得不再次撤退，欣克本人两次受伤。2营发起进攻的240名陆战队员中，有23人阵亡，119人负伤。默里中校看到2营蒙受了沉重打击，便命令1营继续进攻。
　　海盗式飞机没能干掉深藏在另一面山坡上散步坑里的北朝鲜士兵。从苜蓿叶式高地及其周围打过来的炮火给海军陆战队员造成了很大伤亡。默里中校此时才相信，海军陆战队再次进攻五峰里岭时，第9团应当同时对苜蓿叶式高地发起进攻。
　　下午4点，两支部队开始联合进攻。第9团发起进攻之前，先由24师的炮兵向苜蓿叶式高地轰击一阵。所有大炮一起出动，包括定时引发空爆炮弹，这种炮弹在敌人散兵坑上方爆炸，弹片雨点般落到蜷缩在散兵坑里的敌兵身上。第9步兵团没费多大力气就拿下了苜蓿叶式高地，炮兵果真发挥了威力。侥幸活下来的北朝鲜士兵放弃高地，向后方逃去。然而在五峰里岭上的北朝鲜军队却再次挡住了海军陆战队，但是分遣队因未遭到苜蓿叶式高地上敌军炮火的攻击，这次得以迂回到山岭北侧，尽管南面的敌军仍在抵抗，但最终还是夺下了山头。
　　北朝鲜第4师此时已是危在旦夕，他们正在面对新型的战争。6天前，该师出人意料地突人到了灵山东面美军的后方，并在主要公路上设置了路障。若在几星期前，这一举动或许会使美军的防御土崩瓦解，迫使美军丢盔弃甲，扔下车辆与装备，惊慌失措地向山中的安全地带逃窜。然而眼下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美军三支强大的部队汇聚在一起，北朝鲜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设置的路障也被摧毁。此时此刻，猛烈的炮火和协调一致的步兵进攻正一步步地将第4师残余力量无情地逼向洛东江。绝望之中，北朝鲜人只得求助于曾经多次帮其化险为夷的T34坦克。然而这次他们却要充分认识到，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在天黑前，五峰里岭上的陆战队员看到3辆T34坦克从西边开来，后面跟着的第4辆当时还看不到。T34坦克从容自信地沿着公路向五峰里岭与苜蓿叶式高地之间的关隘开来。美军3辆潘兴式坦克也轰轰隆隆地迎上前去。75毫米无后坐力炮早已布置在关口，两支3.5英寸火箭炮小队也匆匆赶了过来。
　　 3架F-51野马式战斗机发现了敌人的坦克，并向坦克扫射，但没有取得什么明显效果。不过它们却将消息传了出去，美军战斗机很快便朝目标飞来。T34坦克轰鸣着驶向关口，当打头的坦克车身呈现在美军面前时，火箭炮小队在大约100码处向敌坦克开火，击中了那辆坦克的履带。敌坦克也开始开炮还击。另一个火箭炮小队又发射一枚火箭炮弹，也击中了那辆T34坦克。与此同时，75毫米无后坐力炮发射的一发炮弹在坦克身上打了个洞。那辆坦克停了下来，但其枪炮仍在继续射击。过了一会儿，打头的M26潘兴式坦克又直接命中那辆T34坦克，它一下子燃烧起来。第2辆T34坦克也开进了视野，火箭炮小队又一举将其打翻。第3辆T34坦克刚一出现，两辆M26潘兴式坦克就将其摧毁。第4辆T34坦克还没有开到关隘跟前，就被美军打掉了。
　　那天晚上，五峰里岭上的陆战队员打退了北朝鲜步兵的一次猛烈进攻。敌人在美军阵地前丢下了183具尸体，而陆战队也有数十名队员阵亡。第二天早上，陆战队员冒着北朝鲜人持续不断的抵抗，沿着五峰里岭向南推进。后来，一架海盗式战斗机的飞行员仔细瞄准了目标，将一颗500磅重的炸弹直接投到了北朝鲜人的机枪阵地上，一组机枪手全被炸死。
　　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北朝鲜第4师生还的士兵此时正纷纷向洛东江涌去。这情景被美军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刚好为美军炮兵前沿观察员提供了绝好的攻击目标。观察员很快调整好可变定时空爆炸弹和短引信炸弹，将其对准正在撤退的敌军。战斗机在各条道路上方轰鸣，击中了许多旷野上的敌军士兵。8月19日清晨，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在洛东江会师。第4师实际上已在夜晚逃之夭夭，留下了34门美军急需的大炮和数十挺机枪以及其他武器。战斗结束后，被俘的人报告说，第4师的3个步兵团都只剩下了三四百人。第4师作为一支战斗部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

第八节 我们要守住这条战线

第4师在洛东江江湾的遭遇证明了北朝鲜军队正在面临一场新的战争。这期间，针对大邱的集中行动中所发动的另外两次联合进攻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7月29日沃克将军发出的“死守”命令已被前线将士认真执行。
　　敌人对大邱的第一次进攻，是从大邱西北穿过洛东江，在倭馆以南不远的地方发起的。第二次进攻是从城西南高(灵)大(邱)与洛东江交汇处的一个名叫永普的小村庄发起的。
　　从大邱西北发起进攻的是当时已具传奇色彩的北朝鲜第3师。该师在战争一开始就第一个攻入汉城，曾与第4师联手在锦江和大邱打败过美军第24师，并从永同追击第1骑兵师。从西南的高(灵)大(邱)公路发起进攻的是刚刚组建、尚未投入过战斗的北朝鲜第10师。
　　 8月9日凌晨，北朝鲜3师7团在倭馆那座残桥以南2英里的一个渡口涉水过江，开始了集中进攻。第5骑兵团的士兵发现了北朝鲜人，迅速调用早已装备好的大炮进行集中轰击。然而一部分北朝鲜士兵已经过江，并向东边挺进。之后不久，北朝鲜第3师另外两个团企图在南边更远的地方过江。那时，对面的整个美军前沿防线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当两团人马走到河中间时，美军照明弹与照明灯将上空照得通亮。美军的大炮与自动武器雨点般倾泻在两团人身上。大部分北朝鲜幸存者逃到了西岸的安全地带，这次进攻瓦解了。但是，第7团约有1000人冲上了江东的268高地，那里距江岸不过10英里。268高地被称作三角形高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汉釜公路与铁路都从其下边通过。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将军立即派遣第7骑兵团的一个营前往消灭北朝鲜人。战斗持续了两天，在重炮、迫击炮和坦克的联合进攻下，该营将北朝鲜300名士兵赶回了江对岸；其余的700名敌军伤亡，大部分死在了迫击炮和浓密的炮火之下。
　　美军火力重又显示出了它在二战后期所拥有的雄威。在美军的频频进攻下，高傲的北朝鲜第3师沦为一支仅有2500人左右的溃散队伍，不得不彻底退出战场，重整旗鼓。
　　对于北朝鲜第10师在永普的进攻，美军也给予了同样致命的回击。8月12日凌晨，10师的一个团强行过江，但第7骑兵团一个营在大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拦住了他们的去路。8月10日，敌人又卷土重来，但在第一骑兵师空中和地面的重炮反击下又被赶了回去。第77野战炮营一连发射了1800多发炮弹，榴弹炮筒都给打坏了。在永普渡过洛东江的北朝鲜1700人中，有1500人被打死，而整个师的伤亡人数达2500人。
　　尽管北朝鲜军队在洛东江边的进攻十分凶猛，其主要攻击目标仍是从西面和北面向大邱方向推进。然而，麦克阿瑟却和其他指挥官一样，认为敌人主要是从西部发起进攻，并正在倭馆以北的洛东江西岸集结大批军队。根据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提供的一些报告，这一地区集结有4万名北朝鲜士兵，整个防御圈上北朝鲜的实际兵力已减至7万人以下。远东司令部所使用的有关北朝鲜兵力的数字带有很大水分。与其相比，这个数量仍然令人难以置信。
　　尽管如此，8月13日，麦克阿瑟将军把远东空军司令乔治・E・斯特拉特迈尔中将召到了他驻东京的办公室，向他布置了一项空军战史上最为惊人的战斗任务。麦克阿瑟说，他想动用空军的B-29轰炸机，对据说是北朝鲜军队集结的地方实施地毯式轰炸。
　　远东空军轰炸机指挥官小埃米特・(罗齐)・奥唐奈少将估计，他可用每枚500磅重的炸弹对3平方英里的地方进行饱和轰炸，但他却沮丧地发现，麦克阿瑟司令部选定的轰炸目标竟有26平方英里之大(3.5英里宽，7.5英里长，位于倭馆以北洛东江沿岸)。奥唐奈深知，即使动用轰炸机指挥部在冲绳的98架B-29超级堡垒式轰炸机，也不可能对那片26平方英里的地区实施饱和轰炸。那地方是山区，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再猛烈的轰炸也都会受到遏制。轰炸机指挥部的军官们将那片地区分成12个面积均等的区域，由12个B-29轰炸机分队分别对中心地带进行轰炸。
　　空袭于8月16日开始，在半小时内，98架轰炸机从5千到1万英尺的高空对指定目标进行了轰炸。超级堡垒投掷了500磅重的炸弹3084枚，1000磅重的炸弹150枚。这是自诺曼底进攻以来对地面部队直接援助中动用空中力量最多的一次，其重创效果相当于3万发重型炮弹。
　　没有丝毫证据证明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狂轰滥炸炸死或炸伤了一个北朝鲜士兵。沃克将军报告说，由于浓烟滚滚，尘土飞扬，空中观察无法进行，因此难以评价所造成的破坏；由于离得太远，也根本不知所发生的情况。派出去侦察的地面巡逻部队根本就没有到达那里。后来，从战俘那里得到的消息证实，北朝鲜的几个师早已渡过洛东江到了东岸，而不是像远东司令部所想的那样，还在洛东江西面集结。奥唐奈将军本人乘飞机在空中侦察了两个半小时，也没有发现任何活动的迹象――没有军队，没有车辆，没有装甲车，也没有防空炮火。他提出，今后如果不是地面形势危在旦夕，就不要再执行此类任务。后经斯特拉特迈尔将军出面斡旋，麦克阿瑟将军决定取消8月19日第二次对洛东江以东地区实施的地毯式轰炸。斯特拉特迈尔告诉麦克阿瑟，空军的战斗轰炸机和海军的俯冲轰炸机就可以给第8集团军提供最好的空中援助。在高级指挥部只限于小圈子内的一套礼仪中，精心表现出的礼貌斯文往往会把很大程度上的责难掩饰起来，有人告知远东最高司令官，他把一个本来很精确的器具当作大棒来用了。
　　在大邱以北和西北方面，美军防线转向东边，穿过崇山峻岭，直向日本海延伸过去。北朝鲜人在8月份的进攻中，在这里付出了很大努力，其矛头直指南朝鲜第1、第6和第8师。北朝鲜军队在这里取得了重大胜利。攻打南朝鲜人的有北朝鲜第15师，他们在倭馆以北几处地方分头渡过洛东江，并利用了水下桥梁运来了重型装备。第13师从洛东里东南直向大邱推进，第1师从军威沿南北公路进攻，另有第8师从义城南边向大邱东北的山区渗透。(参见图1)
　　进攻于8月5日开始。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战斗后，北朝鲜第13、15和第1师已直逼离大邱正北方向15英里的多宝洞。南朝鲜第1师封锁了那里的道路。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不迅速挡住北朝鲜军队，他们就很可能沿着多宝洞走廊一直推进到大邱，从而打乱整个环形防御圈的防线。
　　到8月16日，北朝鲜军队的渗透已危及大邱的安全。大邱城内人口骤增，除了平常的3万名居民外，又来了4万多难民。8月18日，北朝鲜的炮弹有7发落到了大邱火车站附近，造成1人死亡，8名平民受伤，立即引起了一阵惊慌。道政府下令撤离大邱，李承晚总统也把首都迁到了釜山。这一举动让成千上万的南朝鲜人惊慌失措，他们拼命向南逃难，这给部队提供给养带来了麻烦。北朝鲜炮手又两次炮轰了该城，最后一次是在8月20日。尽管如此，第8集团军还是采取了果断措施，遏制住了撤退的浪潮。
　　沃克将军针对北朝鲜对多宝洞走廊的威胁也采取了果断措施。8月18日，他将手下的“救火队”，即约翰・H・(迈克)・米凯利斯中校统率的第27团投入战斗，并给予坦克和大炮的支援。该团属第25师，前不久曾协助扫除了渗透到洛东江江湾以东灵山附近的北朝鲜人。而此时此刻，第5海军陆战团、陆军第9团和第24师正在激战之中，他们要把北朝鲜人从洛东江江湾内苜蓿叶式高地和五峰里岭上赶走。
　　北朝鲜指挥部兵力严重不足，便从多宝洞战区撤出第15师，将其火速派到北面战线。那里，北朝鲜第8师正被困在义城以南。在此时刻，迈克・米凯利斯统率的一团人马，再加上一个M26中型坦克连和两个炮兵营(第8营与第37营)，向多宝洞压来。与此同时，北朝鲜第1师正在北区向南挺进途中，尚未抵达多宝洞。
　　尽管北朝鲜指挥部在防御圈战斗中得到了唯一一次坦克的强大支援――共计21辆新T34坦克――在多宝洞一带进攻的北朝鲜第13师得到了其中的14辆，但北朝鲜第15师的撤离远远拉平了多宝洞走廊双方胜败的机会。
　　正是在多宝洞以北这块地方，朝鲜战争中最不寻常的一场战斗持续了7天7夜。这里的战场是一条1英里长的南北走向的公路，路两面是绵延数里高耸入云的山峦，山上根本无路可走，因而被称为“保龄球道”。如果北朝鲜军队想要突入到大邱，就不得不从这里通过。美军第27团扼守在路的南段，而南朝鲜第11师则镇守在公路两旁的山峦上。
　　头天晚上，即8月18日，天刚一黑，北朝鲜迫击炮和大炮一起开火，为发起进攻作好准备；接着，两辆T34坦克和一门76毫米自行式火炮头前开道，步兵紧随其后，有的徒步，有的乘坐卡车，浩浩荡荡沿着“球道”开来。走在前面的坦克轰鸣着驶向前去，并没有向敌人开火，跟在后面的那辆坦克却胡乱地向不同方向打炮。27团的火箭炮分队一直等到坦克靠近美军防线时才予以回击：一发火箭弹摧毁了第二辆坦克，有两枚火箭弹打到了打头的坦克上，但没有引爆，不过已被吓坏的坦克手却扔下坦克，掉头就跑。与此同时，第8炮兵营的穿甲弹摧毁了敌人的那门自行式火炮，打坏了两辆卡车，打死了100多名步兵。后来又有3辆T34坦克沿着“球道”开来，不过看到战友们的遭遇后，急忙掉过头向北开去。
　　接下来的6个晚上，双方之间的交战就这么持续着，紧张而富有戏剧性。先是由迫击炮和坦克轰击一阵，然后北朝鲜军队便沿着“走廊”向前推进，而美军等待有利时机向他们开火。感到畏惧的美军士兵眼瞧着T34坦克在走廊北段列成一线，并不断向路南端的美军阵地发射穿甲弹，企图摧毁那里的M26坦克。枪炮发出强烈闪光，高速炮弹像红色的圆球一样在黑夜里急速划过。炮弹落地时引起的爆炸声和枪炮的射击声在山中引起的回响震耳欲聋。一些美国士兵因此把这段公路比作1英里长的“保龄球道”，唯一不同的是，巨人掷出去的不是保龄球，而是具有爆炸力的巨大弹头，企图打翻公路那头的坦克。
　　这场奇特的战斗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花样。北朝鲜人运用照明弹来配合自己的行动，而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绿色的照明弹是个信号，标志着即将对某一地点实施进攻。因此，只要开始进攻，美军就在自己的阵地上方发射照明弹，经常让北朝鲜士兵摸不着头脑，稀里糊涂地进入到等候在那里的美军枪口下。美国人还在这狭长的“球道”中埋下了反坦克地雷，有效地阻挡了敌军坦克。当北朝鲜士兵企图清除地雷时，美军的照明弹就将那地方照得通亮，早已待命的大炮、迫击炮和瞄准好的自动武器一起开火，弹雨铺天盖地地落到不幸的北朝鲜人身上。双方的火力都很猛烈。8月21日夜，第8炮兵营的一个连就发射了1660发105毫米炮弹，4.2英寸迫击炮排发射了900发，81毫米迫击炮排打了1200发炮弹。而整个“球道”只不过几百码宽。在那一晚的战斗中，北朝鲜就伤亡了1300人。
　　白天的时候，北朝鲜军队也没有多少喘息的机会。美军的飞机反复向北朝鲜军队阵地进攻。8月20日，飞机对敌人的阵地进行扫射，由于离美军士兵太近，0.50口径的机枪乏弹竟落在了27团所构筑的散兵坑里。
　　北朝鲜第13师在这条“保龄球道”中被打得七零八落。北朝鲜指挥部好像迟迟意识不到，他们一直在按美国的规则玩这场游戏，而不是按自己的规则来玩。他们一次又一次进入美军布好的陷阱。美军阵地拥有强大的火力，而依靠北朝鲜的那点力量，根本无法突破阵地，况且他们每天还要受到美军炮火和飞机的骚扰。
　　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北朝鲜人于是又回到他们那种已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老套路，即侧翼包抄，并设法在美军阵地后方设置路障。到这时为止，北朝鲜第1师已到达“保龄球道”以东地带。8月21日深夜，北朝鲜一个团从东面山区峡谷向敌人阵地渗透，中午时已来到27团阵地后方6英里处。那地方在大邱的北面，距大邱仅有9英里。北朝鲜军队迅速以轻兵器火力控制住了一段5英里长的主补给线。当天下午，他们又进攻了第2师23团的一个营，该营几天前被派来执行保卫任务，以保护部署在大邱以北8英里的两个支援炮兵营。此后不久，密集的炮火便落在第8炮兵营阵地上。几分钟后，一枚炮弹正好击中该营火力指挥中心，炸死4名军官和两名军士。
　　然而，过去在锦江和大田那段被动挨打的日子对于美国人来说已一去不复返了。空军、海军和澳大利亚的飞机不断向路东北朝鲜人聚集的山岭发动攻击，B-26轰炸机的一次打击就投下了大约4.4万磅炸弹。第二天一早，第23团发起了对北朝鲜军队的进攻，一天时间便肃清了山岭上所有的敌军。
　　 “保龄球道”的战斗结束了。精疲力竭、士气低落的北朝鲜士兵停下来休整。第27团返回马山，回到了他们所属的第25师。

在釜山环形防御圈的恶战中，尽管双方都认为自己一方在这场军事戏剧中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但事实上，环形防御圈之战只不过是一场穿插表演――虽然是不可缺少的穿插表演，却算不上是压轴戏。一场决战正在酝酿之中，只是战斗将在别处打响。
　　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制订了一项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的计划，其中也包含彻底摧毁北朝鲜政府的打算，但是当时西方还没有人看出这一点。为了使他的计划奏效，他需要敌人全力以赴地朝着似乎是难以支撑的防线推进而丝毫不起疑心，这样会使北朝鲜军胆子更大，并诱使他们孤注一掷。如果和北朝鲜军处于势均力敌的消耗战中――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在8月和9月正是如此――那么，在只顾投入前方战斗的北朝鲜军队的后方便可以给它以致命的打击。
　　战争开始仅仅几天，麦克阿瑟便想到了这个主意，并且一开始就想到了在哪儿下手：仁川，通往首都汉城的港口城市。
　　这个计划之所以不同寻常，在于它实际上是为局势所迫，然而，麦克阿瑟却不得不和美军高层领导――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一番顽强斗争，以便使这个计划得以通过。在获得通过并成功实施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便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和许多影响力极大的政治领导人的心目中，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只要在仁川登陆一事上正确的人在别的的事情上也肯定是正确的。
　　身为陆军副总参谋长并且后来取代麦克阿瑟的马修・B・李奇微中将曾说：“仁川登陆的胜利带来的一个更加微妙的后果，是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就连他的上级也好像开始怀疑自己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定提出疑问是否应该了。”
　　这样一个根本的错误引发了一系列的灾难。
　　当一位军事历史学家审视1950年夏天朝鲜的军事行动时，一个不断在脑海中闪现的问题是，为什么军事指挥官竟然都没有看出麦克阿瑟的计划是一个既显而易见又可想而知的必然做法？北朝鲜指挥部显然没有看出来，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也没有看出来。对这样一件不言自明的事，麦克阿瑟得到的本该是随意的首肯，然而，他竟然由此获得了对战事无所不知的美誉。
　　当然，所有绝妙的主意都是简单的，关键在于要比任何人都先想得出来。在这个事件上，同代人中没有人想到，而麦克阿瑟却想到了。或许这是对天才的真正检验。不过，麦克阿瑟试图要上的这一课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并且在千百年来已经在无数场合中被人们利用过。仁川登陆的起因及实施是罕见的，因为使之成为可能的诸多事件表明，北朝鲜领导人一再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而当时的形势对于承担着人民的生命和利益以及国家的生存责任的人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
　　第一个错误在许多方面都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这就是在美国参战以后，北朝鲜领导人仍然不依不饶地发动进攻。起初他们决定开战或许可以解释为他们错误理解了美国关于共产党侵略的态度，尤其是国务卿艾奇逊1950年1月发表的把朝鲜置于美国战略防御圈之外的声明。但是，北朝鲜的进攻坚持得越久，取得的胜利越大，他们在战略上越是注定要失败。他们几乎倾注了所有的军队，力图把南朝鲜及美国的军队赶到朝鲜南端的大海里去，从而，无意地为坎尼之战更大规模的翻版创造了机会。
　　北朝鲜军向南渗透得越远，他们就在美国人从其身后任何地方所布的口袋里陷得越深。北朝鲜领导人已经把朝鲜的陆地看做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朝鲜半岛三面环水，而美国对这一水域具有绝对的控制权。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可以在北朝鲜军队后方的任何地方部署两栖部队。几乎可以绝对肯定，在空军和海军的轰炸下，北朝鲜根本不可能阻止两栖部队的陆上推进，也不可能阻挡随后向部队提供的给养和防护。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之战是历史上歼灭战的典范。1950年夏天的朝鲜和坎尼惊人的相似性简直令人称奇。迦太基的将军汉尼拔将大量步兵和骑兵部署在侧翼，而战线中间却用实力较弱的军队朝着对峙的罗马军队推进。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罗马军队简直喜不自胜，一举进攻便把中间战线又远远地推了回去，使汉尼拔的军队形成了凹面的半月状。于是，汉尼拔用重兵从侧翼向盲目推进的罗马军队发起猛攻，同时迦太基骑兵击溃了罗马骑兵，从罗马军队后方发动攻击并截断了他们的退路。只有大约3000罗马士兵逃出包围，多达7万人被歼灭。而迦太基和凯尔特盟军只损失了不到6000人。
　　北朝鲜军攻入南朝鲜纵深处和罗马军队从中部深入迦太基战线一模一样，而麦克阿瑟在仁川发起的背后进攻和汉尼拔的步兵与骑兵从罗马军队侧翼和后方扎紧口袋如出一辙。在洛东江的北朝鲜军没有直接受到攻击并不能说明它没有惨败，因为占领汉城就意味着摧毁了北朝鲜军队可能的后勤供应――而这足以使这支军队面临灭顶之灾。
　　战争几乎刚刚开始，麦克阿瑟就一眼看出北朝鲜的将领把他们的军队置于了危险境地。在7月初的几天里他便开始为仁川登陆做准备。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仁川登陆，因为那里潮水极高而且水道狭窄，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这两个因素不但使仁川登陆困难重重，而且还可能危机四伏。陆军参谋长J・劳顿・柯林斯上将和海军作战部长福里斯特・・谢尔曼上将竭力主张在群山登陆。那是一个港口小城，位于仁川以南100空里、洛东江防线以西70空里的地方。然而，在群山登陆根本不能切断北朝鲜的交通线。反过来，北朝鲜的指挥部却可以迅速从釜山环形防线中抽调兵力，组成一条新的横亘南朝鲜的防线。以后，美军任何沿这一条防线的进攻都将直接面对着严阵以待的阵地，那仅仅把北朝鲜人往后赶到了他们的后备军和给养线上，而不能切断北朝鲜军与其后备军和给养线的联系。
　　李奇微把仁川登陆称作是一场“5000比1的赌博”。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相反，这是一场十拿九稳的下注。更重要的是，在战略上，仁川可以是决定性的，而群山则仅仅起到骚扰作用。尽管风险这么大，李奇微最后还是支持仁川登陆。选择仁川的充分理由在于，它具有出其不意以及一举结束战争的潜在可能性。
　　军事史中已有多个利用了麦克阿瑟仁川策略的成功战例。相比较而言，由于传统上大多数指挥官思维僵化、肤浅，这样的战例显得极为罕见。在另一方面，英勇而又富有想象力的指挥官通常独辟蹊径，正如卓越的南部邦联将领“石墙”・杰克逊所说，“迷惑、蒙蔽并且突袭敌人”，而不是在正面和严阵以待的敌人拼得精疲力尽。
　　英国著名的军事作家B・H・利德尔・哈特用两个准则非常简明地表述了这种理论：第一，“纵使历史上有大量的证据，也绝不能认为一个将军让他的部队向严阵以待的敌人发动正面进攻是合乎情理的”；第二，“不是在进攻中打破敌人的平衡，而是在真正的进攻成功地发动或者能够发动之前就打破这种平衡。”
　　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计划是对背后制敌策略的又一诠释，而这种策略是拿破仑作战的一贯目标和主要方法。与其他战例相比较，麦克阿瑟的计划和公元前217年汉尼拔在特拉西梅诺湖击败罗马军，1800年拿破仑在马伦戈击败奥地利军以及1918年英国陆军元帅埃德蒙・亨利・H・艾伦比在巴勒斯坦粉碎土耳其军防线如出一辙。每一场胜利都是获胜的将军出其不意地在敌后发动袭击，然后在敌军和它的后勤供应以及援军之间建立战略阻击线，从而使敌人土崩瓦解。
　　仁川之战和汉尼拔在意大利中部的特拉西梅诺湖所取得的胜利简直是一模一样。汉尼拔没有朝着驻扎在阿尔勒提乌姆(阿雷佐)的罗马军队迎头挺进，而是选择了极为难行的穿越阿尔诺河上危险的、在春汛时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阿尔努斯沼泽地，然后在克卢西乌姆(丘西)如奇兵天降，从而插到了罗马军队和罗马城之间。罗马指挥官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意识到汉尼拔向罗马进军畅通无阻时已为时太晚，他放弃了坚固的防御阵地，迅速向南进发以寻机作战，结果中了埋伏，在湖边被汉尼拔打得一败涂地。
　　麦克阿瑟正是采用了汉尼拔的策略。他要求从背后进攻，这样既可以避开沿洛东江驻扎的北朝鲜军，又可以从侧翼发动进攻。因此，他计划沿着抵抗最小的阵线开战。另外，在选择易守难攻、危机四伏的仁川港时，他也选中了敌人最料想不到的地方。
　　北朝鲜为数不多的预备队也没有集中在仁川，因为北朝鲜的指挥官知道那里潮高水窄，没有想到敌人会在那里登陆。在战略上麦克阿瑟的计划可以说是精妙绝伦：在一个致命的地方发动突袭，不但在心理上使北朝鲜人晕头转向，而且由于是向一个基本毫无防御的目标进攻，这样就把北朝鲜人抵抗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限度。战略的真正要旨在于以最少的战斗、最低的伤亡取得胜利。正如中国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子在公元前500年的《孙子兵法》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麦克阿瑟也为利德尔・哈特用下述文字所阐述的精辟理念提供了又一佐证：“历史表明，一位出色的指挥官宁可采用最危险的迂回的方式，也不愿采用毫无把握的直接方式，……险要的地势，无论多么可怕，在实质上，也没有战斗所蕴涵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可怕。任何条件、任何障碍都比人的抵抗所制造的条件和障碍容易估计和克服。”
　　麦克阿瑟之所以选中仁川作为登陆点，在军事上还有一条最好的理由。该城距汉城仅仅20英里。作为韩国首都，汉城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它还是朝鲜的交通枢纽，能够为北朝鲜军有效提供补给的仅有的铁路和公路都从汉城或附近通过。在汉城切断这些交通线就等于切断了北朝鲜的命脉。另外，汉城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从此处向北，麦克阿瑟可以朝北朝鲜进军；向南，可以攻击北朝鲜军的后方；向东，则可穿越半岛，切断所有的二级道路和一切可能的退路。即使不考虑切断一切补给和援军这样的关键效果，仅上述威胁就足以迫使北朝鲜司令部下达紧急撤退的命令，这样至少可望挽救他们的军队。因此，仁川登陆既可在北朝鲜指挥官的心理上产生效果，又会对北朝鲜士兵的士气产生影响。要是命令军队坚守不动，指挥官就会担心其军事力量有可能被摧毁；要是不赶紧逃跑，士兵们会害怕丢掉性命。
　　在仁川成功地实施登陆并迅速占领汉城意味着一枪不发就可以摧毁洛东江战线上的北朝鲜军队。现代军队若没有食品和油料，尤其是没有弹药，就没有几天的生存时间。然而，比物质损失更重要的是一支被断了退路的军队会失去信心。无路可退的军队不会再无所畏惧地盯着前方的敌人，而是焦虑不安地向后张望。断了退路的士兵的基本动机不再是怎样坚决地打击敌人，而是如何使自己从困境中脱身。由这种心态的士兵组成的一支军队在短暂的时间里尚能保持完整，但要不了多久便会溃散成一帮拼命寻求安全的难民。攻击敌人的后方和交通线之所以是毁灭性的，原因就在于此。在坎尼，尽管罗马士兵一下子陷入了绝境，但直到他们意识到退路已被迦太基骑兵从身后切断，才惊慌失措、四散溃逃。北朝鲜军本身也把这个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不断在侧翼运动，并且刻意在美军和南朝鲜军的身后设置路障。他们在战术上运用纯熟，然而，麦克阿瑟却要在战略上给他们一个教训。
　　麦克阿瑟用在朝鲜的战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在太平洋战役中并取胜的战略极为相似。在那次出色的行动中，麦克阿瑟和太平洋中南部的指挥官切斯特・尼米兹上将以及小威廉姆・F・哈尔西上将一道，创造了著名的“越岛进攻”战略，他们绕过日军重兵驻守的岛屿或阵地，打击其余的单个目标，使孤立起来的日本驻军“憔悴而亡”。这些被绕过去的日本兵就好似被送进了战俘营一样束手无策，毫无用处。
　　麦克阿瑟的仁川计划是太平洋越岛进攻战略的变体。这个计划非常出色，当时没有人，甚至是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也没有看出和太平洋形势的相似性。在那里，日本部队战线拉得过长，战略两栖部队从其后方登陆便可将其截断。同样地，一直向南压的北朝鲜军队战线拉得也很长，战略两栖部队从其身后登陆也可将其切断。
　　麦克阿瑟和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之间的争论是现代最有趣的例子之一：同样一种形势，在一个军事家眼里是大胜的良机，而在其他军事家看来却是莫大的危险。由于麦克阿瑟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场争辩的结果使麦克阿瑟头上军事天才的光环更加灿烂夺目，但却使联席会议参谋长们黯然失色。于是便有了这样一种观点，麦克阿瑟事事不错，同时后来当他实施军事上最为冒险的行动时，这种观点也束缚住了联席会议参谋长们的手脚，以致不敢责备这位远东军司令官。许多人难以相信在麦克阿瑟身上依附着一个军事善恶两面人的特征。在美国人的眼里，英雄总该是英雄。然而，这位构想并坚定地实施了仁川登陆的将军，仅仅在几星期以后便不顾公开的警告，眼睁睁地跨进了中共军队的伏击圈。
　　这便显出麦克阿瑟是一位凡人，他和任何普通人一样，既有灵感也犯错误。然而，正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神，麦克阿瑟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就像身处阿尔努斯沼泽地的汉尼拔一样，他透过仁川恶劣的地理条件，把这些困难看做是以奇致胜的保证。除此之外，作为一位70岁高龄的武士，他那充沛的精力和毅力也令人敬佩，他不但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他的行动，还使他们提供了他认为发动进攻所需要的兵力。得到必需的部队决非易事，因为当时美国军方领导机构毫无准备，许多军方和政界领导人坚信，对美国的威胁不是来自突出于亚洲的一个半岛，而是来自欧洲，那里有数百万全副武装的俄国兵，只待克里姆林宫一声令下，便会倾巢而出。
　　尽管他认为“华盛顿的那帮人”只盯着欧洲，但他却感到亚洲才是决定西方世界命运的地方。他的努力所取得的最后成功是巨大的。仁川登陆实施之时，美国的每一支满员的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都交由麦克阿瑟指挥，只有第82空降师例外。同时，运送如此大量的兵力，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国军方领导机构也是一项光荣。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朝鲜战争开始仅仅两个半月后，他们就完成了部队的训练、组织和后勤工作。

第十节 战略之争

制定仁川登陆计划(代号“烙铁行动”)时在美国高层军事部门所引起的争论，突出显示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一个特别机构和麦克阿瑟这样一位独一无二的军事思想家和指挥官之间的分歧。设立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为了对军事力量进行统一、全面的指挥和调配，他们要对美国的安全进行通盘考虑，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参谋长们是考虑大事的，要他们也去从事创造性思维未免太苛求了。在朝鲜问题上，人们意料之中的最大的创造性思想家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而是麦克阿瑟。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很少会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创新举动。
　　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觉，他们对麦克阿瑟的提议要么表示赞成，要么表示反对，自己却提不出什么见解。当然，部分原因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区司令官所担当的角色：高度独立于华盛顿并具有极大的独自制定方针的权威，这种角色也被带到了朝鲜。
　　至于麦克阿瑟，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战争爆发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级别最高的官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那时他是四星上将，而麦克阿瑟却是五星上将。作为最后一位尚在军中服役的上将，麦克阿瑟的军衔实际上比他五角大楼的上司还高。在军队等级森严的气氛中，很少有人对陆军上将在事后说三道四，甚至连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会那样做。直到9月份，杜鲁门才决定把布莱德雷晋升为五星上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次迟到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集团军指挥官当之无愧的晋升是否有旨在压制麦克阿瑟的因素？自从布莱德雷之后再也没有五星上将。
　　美国军队投入朝鲜后不久，麦克阿瑟就有在北朝鲜军后方实施两栖登陆的计划。7月2日，他请求国防部派出一个海军团战斗队，以及协同作战的海军航空兵。尽管他们不清楚麦克阿瑟具体怎样使用这支海军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在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两天之后，即7月5日，麦克阿瑟又要求更多的兵力：整个第2步兵师，第2特种工兵旅，以及第82空降师的一个团，所有这些兵力都将在7月20日至8月20日之间投入使用。这些要求意味着要投入美国所有的战略后备兵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美国驻扎在日本之外的6个师中，其中一个在德国驻防，这样在美国只有5个普通后备师：第2和第3步兵师，第11和第82空降师，还有第2装甲师，所有这些都被军事专家认为不宜投入朝鲜战场，尤其是第11空降师，根本毫无准备。
　　参谋长联席会议经过短时间的权衡便在7月7日请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批准麦克阿瑟所要求的兵力部署。几天后，约翰逊和杜鲁门总统便批准了。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要各部队待命开拔。他们只做了一项变动：从第11空降师抽调了一个团战斗队，他们认为第82空降师弥足珍贵，所以舍不得将其拆开。这是美国仅有的一个满员的精锐之师，可以随时空投到任何发生危机的地方，是美军的秘密杀手锏。
　　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吃惊的事在7月9日和10日接踵而来。9日那天，麦克阿瑟提高了他的要求，提出再派4个师。他在发往华盛顿的电文中这样写到：“局势已经发展成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7月10日，他敦促国防部把驻防在远东的4个师扩充到满员编制(当时是70%)，而且要求已处于待命状态的海军团战斗队扩充为一个师并尽快给他派去。两天之内，麦克阿瑟就把他估计的朝鲜所需的兵力翻了一番，从4个师增加到8个师。对这一要求，美国当时难以满足。
　　参谋长联席会议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位深受尊重的战区指挥官，要求派兵前往一个本不是美国重大战略利益所在的国家去打仗，他的要求超出现有的兵力，而这一仗在刚开始时仅仅是一次有限的警察行动。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上将说，该是“澄清国家战略领域里几个基本问题的时候了：美国部队在亚洲的地面战场，要介入到何种程度；在世界其他地区，我们可以冒多大的风险。”
　　参谋长联席会议迅速采取了行动。首先，他们决定派两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前往东京，搞清麦克阿瑟需要这些部队的意图，因为他一直对他的计划闪烁其辞。其次，他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搜寻，看有没有可以迅速投入到朝鲜的部队，最终找到了两支，即驻扎在冲绳岛的第29步兵团和驻扎在夏威夷的第5团战斗队，并且迅速将他们运往朝鲜。最后，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扩充美国部队。
　　最后这一决定终于让美国人切身感受到了亚洲战争的现实。当初他们普遍赞同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参战的代价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刻得到了国防部长约翰逊和杜鲁门总统的支持。7月19日，总统对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宣布大量扩充美国军队(仅陆军就达20多万人)，并向国民警备队、预备役军人及个人发出动员令。到8月底，陆军已征召了9.3万人，组编为404个预备役分队，205个国民警备队分队(包括4个师)，再加上1.05万名预备役军官。同时，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征召了几乎10.4万名预备役军人(包括所有3.28万名海军陆战队预备役军官和士兵)，空军召回了近5万名军人，所有这些加起来，共计25万多人。
　　虽然国会还没有完全拨付这些军人所需的所有资金，总统却已经批准了由83.4万人组成的陆军，分编为11个师，12个独立团；由58万人和911艘舰艇组成的海军；由13.8万人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分编为两个师；由56.9万人和62个战斗联队组成的空军；再加上16个战斗航空队和20个独立运输航空队。
　　指派去会见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代表团于7月13日抵达东京。领队是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上将和空军参谋长霍伊特・S・范登堡。正是在这次会见中参谋长联席会议才首次获取了关于麦克阿瑟战略思想的实质内容。
　　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将军和参谋长阿尔蒙德分立在两旁，麦克阿瑟在两位参谋长和随后赶来参加会议的太平洋舰队司令亚瑟・雷德福上将的心目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柯林斯这样描述他：“麦克阿瑟依然是那副沉着冷静的样子。像往常那样，他一边信心十足地侃侃而谈，一边来回踱步。他总是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不只是对着眼前的听众讲话，而是对着不在眼前的一大批听众讲话。”
　　布莱德雷上将对麦克阿瑟的看法可不那么宽容。他在自传中这样描写麦克阿瑟：“他卓越的才华令人生畏。但作为统帅他又有几点不足：过分自命不凡，刚愎自用，对上司的判断不屑一顾。”布莱德雷还说道，他像美国将军乔治・巴顿和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一样，是个自大狂。
　　 “将军”(参谋长及其下属，不论军衔有多高，通常都称麦克阿瑟为“将军”)在柯林斯、范登堡和雷德福的面前摆出一副故作高深的模样。对于在何处、何时会阻止住北朝鲜人，他拒绝作出任何猜测，然而，正当北朝鲜大获全胜，美国和南朝鲜军一败涂地之时，他却流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他向他们保证，完全可以挡得住北朝鲜人，但是――为了用这种局势来更紧地钳制国防部――他警告说，美国还击的速度和成功取决于参谋长们把他所需要的部队和装备运来的速度。
　　将军毫不掩饰地争辩道，在战略意义上，美国应该给朝鲜而不是给别处以足够的重视。他坚持认为，冷战的结局是在远东。当柯林斯问及他需要多少军队才能恢复和稳定三八线这条分界线时，麦克阿瑟说道，他的用意不仅仅是击退北朝鲜军队，而是摧毁他们。
　　至此，麦克阿瑟在朝鲜的意图的轮廓才首次浮现出来：不是恢复联合国决议实际上所要求的战前状态，而是要摧毁北朝鲜的军队。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不入侵北朝鲜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是他们的指挥、给养和训练中心所在地。麦克阿瑟告诉参谋长们，敌对状态结束之后的任务将是“促成和解，统一朝鲜”，这就可能需要占领整个北朝鲜，尽管在当时这只是一种推测。
　　麦克阿瑟的目的已经孕育着比仅仅击退入侵之敌更宏大的目标。一旦获准，入侵北朝鲜将一发而不可收，直到将北朝鲜的军队和北朝鲜政权摧毁。在当时紧迫的情况下，麦克阿瑟这一激进的目的没有明确表述出来。然而，这是不言而喻的：麦克阿瑟想要联合国去做的正是北朝鲜为此而受惩罚的事――入侵邻国。
　　如果美国领导层在7月敢于正视麦克阿瑟所陈述的意图的真实寓意，它或许能够制定出既能缓解红色中国的恐惧又能消除金日成和北朝鲜司令部威胁的政策。尽管会有道义上的问题，但是人们还是十分赞同，至少沿着原已宣布的并清楚划定的界限入侵，给北朝鲜领导人以惩戒，或者将其推翻并粉碎其军事潜力，而不把北朝鲜并入李承晚的独裁统治之下。这些问题并没有充分加以讨论。于是，当需要有关北朝鲜的某种政策时，美国还没有把政策制定出来。联合国授权下的全国大选计划只不过是一个迟到的掩人耳目的举动，是对业已存在的麦克阿瑟实施的全部占领这一事实的掩盖。
　　在会谈中，麦克阿瑟简要地勾画了他的反攻战略：一旦阻止住北朝鲜的进攻势头，他将对北朝鲜的西海岸后方发动攻击。他认为，仁川是最好的攻击地点。离开华盛顿之前，柯林斯曾听取了有关西海岸一些可能登陆点的简要汇报。华盛顿的海军军官对仁川表示怀疑，因为那里水道狭窄，潮水极高(有时高达35英尺)。与麦克阿瑟会谈的第二天，柯林斯询问了仁川登陆的可行性。他与驻远东海军司令C・特纳・乔伊中将的助手、两栖作战专家詹姆斯・H・多伊尔少将进行了交谈。多伊尔告诉柯林斯，在仁川登陆是困难的，但也是可能办到的。
　　麦克阿瑟意识到，仅凭他一人之力说服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仁川登陆妙计中关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过，关于他所期望得到的部队的数量，在会谈以后，他放下心来，当然也有些失望。柯林斯私下告诉他，他认为整个第1海军陆战师可以归他指挥。要不然，麦克阿瑟就得用远东现有的几个师和已经启程的第2步兵师，第5团战斗队，第29团和第187空降团战斗队来应付了。
　　后来，柯林斯关于整个第1海军陆战师的私下保证被有关仁川的争论绊住了腿。陆军参谋长刚一回到华盛顿，便向其他参谋长谈了他对仁川的疑虑。布莱德雷上将在他的自传中写到，听了柯林斯的报告之后，“我得说这是我曾听说过的最冒险的军事计划”。布莱德雷称之为“空中楼阁方案”，并且说，“仁川很可能是进行两栖登陆的最糟糕的地方”。
　　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明确决定把海军陆战师交给麦克阿瑟，尽管雷德福上将和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司令勒缪尔・谢泼德中将敦促要这样做。7月19日，局面弄得无法收拾了。这一天，麦克阿瑟显然受了柯林斯私下保证的鼓动，他再次要求派出满员海军陆战师，再加上一个空军支援分队――然后，他又说道，他要求部队在9月10日到达。这是麦克阿瑟首次清晰地表明他要实施登陆的时间。而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这简直早得令人吃惊。
　　谢尔曼上将要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麦克阿瑟，在11月以前不可能调动第1海军陆战师，否则，大西洋舰队的海军陆战队就会被抽空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麦克阿瑟意识到，整个仁川登陆的成败就看能否调动海军陆战师了；这个师是美国现有的唯一一支用于两栖登陆作战行动的军队。陆军部队实施海上突击登陆，必须受过特殊训练并有特殊装备，而时间又如此短促。或许这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麦克阿瑟对由谢尔曼始作俑的信息的反应那么强烈。关于海军陆战师，麦克阿瑟说道：“就其潜在的用途而言，再也没有任何地方的需要能和眼下战斗任务的迫切性相比了。”
　　两天后，为了增大压力，麦克阿瑟向国防部发出下面的电报，其中精确概述了在仁川攻击敌人的理由：“我坚信，在敌人后方尽早实施有力的行动将会切断敌人的主要交通线，从而使我们得以对敌人发起决定性的、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样的行动中，任何物质上的延误都将使我们失去这一机会。另一选择是，在正面发起进攻，其必然结果是缓慢地把敌人驱逐到三八线以北，进程缓慢，代价惨重。”
　　这则电文传到华盛顿时适逢大田陷落，许多美国军事将领都在疑惑陆军能否在朝鲜挺得住。而这时却传来了在9月就可以摧毁敌人的完全乐观且要求迫切的计划！这便需要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之间进行一次电信会议，时间定于7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加者们态度冷静，并且到了近乎刻薄的程度：考虑到日益加剧的来自北朝鲜的压力和日渐升级的战斗，麦克阿瑟真的以为预计在9月实施两栖登陆是明智的？麦克阿瑟答道：是的。但是，将军附加了一个条件：他须得到满员的海军陆战师。然而，麦克阿瑟还是没有把仁川计划的细节透露出来，这表明他一贯对华盛顿的保密水平怀有疑虑。
　　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向已前往远东途中的第1暂编海军陆战旅(第5陆战团)增派两个海军陆战团战斗队。第1海军陆战团战斗队将从大西洋舰队陆战队和在美国的海军警备部队中抽调，而第7海军陆战团战斗队将从大西洋舰队陆战队的军官、海军陆战队预备役军人，以及从驻防在地中海克里特岛苏答湾的军队中抽调的一整营士兵组成，这些士兵经由苏伊士运河直接派往远东。即使如此，第7海军陆战团战斗队也未能及时到达仁川。不过，在随后不久进行的进攻汉城的战斗中，它也助了一臂之力。
　　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因准备不足未能调运，这迫使麦克阿瑟最终放弃了在登陆成功不久对“关键交通中心”实施空降袭击的计划，虽然在仁川登陆不久这个空降团战斗队实际上已经到达。
　　关于仁川的争论达到了高潮。麦克阿瑟和反对派(主要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分歧跟两栖登陆本身无关；问题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不想在仁川登陆。
　　在仁川，海潮由东面的朝鲜半岛和西面中国的山东半岛经狭窄的黄海汇集而来。冲进这些狭窄水域的海水形成极高的海潮，就像加拿大的芬迪湾，被北面的新布伦瑞克和南面的新斯科舍所环绕。另外，仁川附近的岛屿阻止了水流，从而导致潮水缓慢，在仁川海岸和通往港口的飞鱼水道两边产生大片的泥滩。这些浅滩既软且深，不足以承受在上面步行的士兵的重量。
　　海军和海军陆战专家认为，在这种泥滩上，小型登陆舰需要最低23英尺高的潮水，而坦克登陆舰则需要29英尺高的潮水才能进来。这就极大地束缚了登陆部队的手脚：海军只有从潮水达到23英尺起，到回落到23英尺止这段大约3个钟头的时间内，把士兵和装备送上岸去。上了岸的军队将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直到大约12小时后下一次高潮来临。
　　麦克阿瑟关于入侵时间的强硬立场是由潮水高度表的数值决定的，而不是由解除釜山环形防御圈的压力决定的。在仁川，5月到8月的海水通常处于低潮；9月是过渡期；从10月直到3月底一直是高潮。这样9月便是潮水条件适合进行两栖登陆的最早时期。下一次机会直到10月中旬才会到来，而到了那时，恶劣的天气将会降临朝鲜，极大地限制滩头突破的潜力发挥。即使在9月，合适的潮水条件也只有4天，即9月15日到18日。在这几天里，平均潮涌较高，足以覆盖泥滩，登陆舰只可以直达海岸。入侵只能在9月中旬，否则就要无限期地推迟。
　　麦克阿瑟选中了9月15日。那一天，早潮预计在上午6点50分来临，晚潮则在下午7点20分。
　　问题还不仅如此：把仁川和沿岸岛屿分割开的飞鱼水道即使是在白天也显得既窄又险；它蜿蜒曲折，从泥滩中穿过，只有从南面接近，因为北面是岛屿和泥滩之间的极其险恶的迷宫式弯道。如果北朝鲜军在这条水道中布上水雷，那就只有等清除了水雷才有可能靠近。另外，仁川面向大海的一面紧挨着泥滩，由防浪的海堤保护着；海堤高度从12到14英尺不等，必须由进攻的陆战队将其炸开或者攀援而上。紧靠海堤后面便是构筑坚固的城市，它足以给任何防御的部队提供极好的保护。最后，还有一座峰高350英尺的岛屿――月尾岛。它紧靠仁川，俯视着整个港湾和水道，由铺设的堤道和该城相连，估计那里有重兵防守。
　　海军和陆战队掂量了仁川所有不利的因素之后――高涨的潮水，宽阔的泥滩，狭窄的水道和有人防护的岛屿――难怪他们踌躇不前。当然他们说，肯定会有更好的登陆地点。

第五章

第一节 麦克阿瑟晤见蒋介石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麦克阿瑟和华盛顿之间产生了新的危机，这次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杜鲁门极为恼火，甚至认真地考虑要把麦克阿瑟就地免职。他们在两个层面上存在着分歧，一个是在政治层面，另一个是在军事层面，前者主要关于台湾问题，它使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跟麦克阿瑟形成对立；后者关于仁川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的同盟跟麦克阿瑟作对。这一双重分歧在7月末和8月间，使华盛顿领导层深感不安。这次危机证明，麦克阿瑟当时和整个对手旗鼓相当，在逐渐公开化的台湾问题上，他也成为共和党和“中华民国”说客的宠儿。正如戴维・麦克里兰在艾奇逊的传记中所写，它还把麦克阿瑟的地位提高到了“可以与总统及其在华盛顿的顾问们并驾齐驱的政策制定者”的地步。麦克阿瑟所寻求的目的与政府的全然不同，这为以后出现更大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6月27日，杜鲁门政府改变了不插手台湾的政策之后，台湾危机便从其对待蒋介石的逻辑谬误中显现了出来。虽然美国已正式让该岛“中立化”，但是单方面创造一个“远东的瑞士”，一个中立化的台湾和一个由强权保护下的台湾之间的差别用肉眼是难以看得出的，尤其是在北京看来。
　　另外，一旦台湾变成过去的19世纪式的帝国主义保护国，就难以限制对保护国讨人喜欢的统治者蒋介石提供直接军事援助。但是，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约翰逊一再催促，杜鲁门总统还是没有批准这样的援助。
　　显然，军事援助的事需要加以核查。6月25日，杜鲁门批准从麦克阿瑟司令部派出一个考察团前往执行此项使命。朝鲜局势的压力使得任何事情都无法立刻着手去做，但是，当柯林斯和范登堡在7月中旬访问东京时，麦克阿瑟告诉他们，一俟朝鲜局势许可，他便计划亲赴台湾一趟。
　　同时，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在台湾对面的大陆，中共军队有大量集结的迹象，他们集结了多达20万人的军队和4000艘舰船(当然大部分是舢板和帆船)。7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麦克阿瑟把第7舰队派往台湾水域示威，虽然这意味着从支援朝鲜的兵力中撤出军舰。在7月27日发给国务院的信件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立刻把蒋所急需的军事物资运送过去，并迅速把美国考察团派往台湾，以确定防御方面其他的需要。7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信国防部长约翰逊，如果红色中国执意进攻台湾，单靠第7舰队是难以完全抵挡住的，红色中国的一些士兵或许会突破进入该岛，危及蒋的政府并在国民党军中引发叛逃；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授权蒋的军队对大陆的两栖集中地实施空袭，并在台湾对面的大陆水域布雷。
　　国防部长约翰逊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但国务卿艾奇逊却坚决反对。艾奇逊说：如果提醒国际航运业，布雷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轰炸大陆，即使完全由中国国民党飞机去实施，也是不行的，因为显然美国要对此负责，这样便会激怒友邦(特别是英国)，甚至可能会挑起与红色中国的战端。
　　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向台湾提供援助及派出考察团的建议在7月27日获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但艾奇逊坚持不让麦克阿瑟本人前往台湾。然而，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谈及此事时，将军说他计划在7月31日对台湾进行一次个人的“短暂形势侦察”。尽管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试图让他另派别人，但却没有明确禁止麦克阿瑟前往。麦克阿瑟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到来自该岛的“许多自相矛盾的报告”，他认为亲自前往是明智之举。这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之间关系破裂的开端。
　　在当时正在保卫台湾的第7舰队司令亚瑟・杜威・斯特鲁布尔中将的陪同下，麦克阿瑟到达了台北，就像奥玛・布莱德雷在其自传中所写的那样，在两天的逗留期间，麦克阿瑟“像个造访的国家元首，并受到了与其相应的接待”。中国国民党官员发表的声明丝毫也不掩饰麦克阿瑟本人的暗示给人留下的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正日益寻求与国民党之间的共同利益。然而，麦克阿瑟回到东京后，却矢口否认他的访问具有任何政治意义。
　　麦克阿瑟的来访给了蒋一个让美国难堪的机会，他暗示他和麦克阿瑟之间存在一个秘密协议，并宣称“已经奠定了……中美军事合作的基础”。这使得杜鲁门和已经承认了红色中国政权的英国大为恼火。但是，最大的危害来自于对红色中国所产生的后果，红色中国很自然地把远东司令亲自访问台北看做是一个证据，证明蒋与美国之间结成了新的、可能是进攻性的联盟。
　　国防部长约翰逊还怀着这样天真的希望，麦克阿瑟以下犯上、不甘人下这件事会很快被淡忘，因为他请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一则电文，授予麦克阿瑟永久权力，任何时候情报部门发现中共攻台在即，他便可批准国民党进攻大陆。
　　结果却是，约翰逊的提议惹得杜鲁门怒火中烧，由此进一步削弱了约翰逊本人在总统心目中日益下降的地位。麦克阿瑟本人则惹得杜鲁门横下心来，禁止任何人越庖代行总统权力。8月5日，根据杜鲁门的命令，以约翰逊的名义发出一份电文，告知麦克阿瑟，杜鲁门7月27日发布的台湾中立的命令仍然有效，台湾的地位没有改变。电文中还说：“除了作为军队统帅的总统之外，任何人均无权命令或授权实施针对(中国)大陆集结的防御行动。你须及时急报有关此类集结的情报，并竭力提供最新侦察报告。根据所报事实如须采取适当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愿听高见。最高国家利益要求我们，不得采取任何引起全面战争的行动，也不得给他人以口实挑起全面战争。本电文已经总统和国务卿批准。”
　　麦克阿瑟很快便低头谢罪。第二天，他回电说：“本人彻悟总统27日之决定。本司令部一贯剖丝析缕据此照办……本人尽知身为战区司令官之权限，谨请毋虑会有任何僭越之举动。唯愿总统与您不致为源自任何官方或非官方之谎报及臆断所迷惑。”
　　麦克阿瑟小心翼翼，又回头扮演起唯命是从的下属的角色，此举平息了杜鲁门的怒气。为了彻底了结此事，总统派W・艾夫里尔・哈里曼为特别代表，前往东京详述政府关于台湾的立场，并力求与麦克阿瑟在意见上完全达成一致。在杜鲁门一方，这是宽宏大度的姿态。
　　借哈里曼此行之机，参谋长联席会议派了两名代表，陆军副参谋长马修・B・李奇微中将和空军代理副参谋长拉里・A・诺斯塔德中将一同前往，以便从将军那里了解入侵计划和部队需要的具体情况。
　　访问是在8月6日至8日进行的，将军简直让客人眼花缭乱。李奇微曾把仁川计划叫做“5000比1的赌博”，在听了麦克阿瑟两个半小时关于仁川的总体计划的讲解之后，他被麦克阿瑟的观点征服了。哈里曼和诺斯塔德也一样被征服了。他们甚至同意麦克阿瑟关于立即派出第3步兵师的意见，尽管李奇微承认在离开五角大楼时他也强烈反对把该师派给麦克阿瑟，因为该师“兵力极为匮乏，完全没有作好战斗准备，并且抽调该师将会使国家的总后备军减少兵力，只剩下第82空降师这一支队伍”。哈里曼大使也同意麦克阿瑟增兵的要求。他告诉李奇微：“应该摈弃政治因素和个人意见，政府应该把麦克阿瑟像国之瑰宝一样加以对待。”
　　但在返回华盛顿后，哈里曼对麦克阿瑟将军关于台湾的观点却流露出了许多疑虑。他对总统说：“由于难以言表的原因，我认为在处理福摩萨和委员长(蒋介石)关系的问题上，并未达到我们所相信的意见完全一致的程度。他接受了总统的意见，并将据此行动，但并不是全心全意。”
　　然而，杜鲁门认为意见已经达成一致，并在8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道：“我和麦克阿瑟将军意见完全一致，自从他担任现职以来也一直意见一致。”总统或许不该如此乐观，此后不到两个星期，两人远远不是“完全一致”。
　　麦克阿瑟与哈里曼会谈中提及的另一个话题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可是迪安・艾奇逊和杜鲁门总统本该看得出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麦克阿瑟打算在仁川登陆之后，将长驱直入北朝鲜，尽管美国官方的政策仅仅是将北朝鲜人驱回到三八线，而不是超过三八线。7月13日麦克阿瑟就曾告诉柯林斯和范登堡将军，他打算摧毁，而不是仅仅击败北朝鲜军队，这就意味着占领整个北朝鲜。哈里曼的报告引述了麦克阿瑟计划在战争之后举行全朝鲜大选的观点，并引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倘使北朝鲜人保证不受俄国人或共产党的干涉，他们也将投票支持非共党政府。”麦克阿瑟曾有两次吐露他心目中的美国政策：一次是在7月13日，另一次是在哈里曼访问的某个时候。在他看来，美国应该摧毁北朝鲜政府，并使之并入联合国主持选举的统一的朝鲜。
　　杜鲁门政府本该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立即着手处理并解决这一问题。麦克阿瑟的计划和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一样，都是侵略性的，并且潜藏着引发俄国和红色中国干预的危险。美国有可能在亚洲卷入一场大规模地面战争，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有责任对此可能的含义进行研究。结果是，政府直到9月27日才作出最后决定。这个决定不是基于对美国国家长期利益的严密推理和仔细判断，而是基于心存侥幸、一厢情愿的政治宣传。
　　麦克阿瑟向杜鲁门政府和美国政策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提出了挑战，在处理这种挑战中，迪安・艾奇逊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可悲的。不知道艾奇逊是否曾经实事求是地估量过，采取麦克阿瑟式的侵略而不再局限于旨在恢复战前局势的“警察行动”时美国将要面临的危险。然而，正如艾奇逊的传记作者戴维・麦克里兰所说，国务卿是“政府中唯一一位不遗余力地向麦克阿瑟提出挑战的人”。由于朝鲜战争是一场实质上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有限战争，艾奇逊拒绝干预。麦克里兰说，这“大大地贬低了政治家责任”。其结果是使麦克阿瑟处于无与伦比的境地，没有哪个美国领导人能够与他比肩并同他抗衡。将军在他的同代人面前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派往东京去说服麦克阿瑟的美国领导人反而一个个被他说服，有时甚至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就这样，麦克阿瑟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作为一个战区司令官所具有的影响。

第二节 决策仁川

8月9日李奇微回到华盛顿后，用不同凡响一词来称赞麦克阿瑟对仁川计划的阐述。哈里曼本人不是军人，但对总统却有极大的影响力，他大力支持这一计划，并使杜鲁门相信，仁川登陆可能会一举解决朝鲜战争。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参谋长们都与哈里曼、李奇微、诺斯塔德和国务卿艾奇逊一起讨论这一计划。但是正如布莱德雷在他的自传中所说的：“我们同意在北朝鲜军后方发起两栖攻击这一观念，不过，对选定仁川作为登陆点仍然疑虑重重。”
　　第二天，参谋长们亲自去见杜鲁门并获得了他的批准，把满员的海军陆战师调给麦克阿瑟。他们还获准派出第3步兵师。这样，美国就只剩下一支光杆主力部队，即第82空降师，去应付世界其他地方的突发事件。在与杜鲁门的会谈中，福里斯特・・谢尔曼上将评论说，他“确信麦克阿瑟将军将会妥善使用军队，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审查他的两栖登陆计划。”而参谋长们只要有半点疑虑，就不会不负责任。
　　现在麦克阿瑟得到了调给他的军队，但实际上，送往远东的一切东西几乎一到朝鲜的海岸线，就立即投入战斗。除了第1暂编海军陆战旅(第5陆战团)要作为入侵进攻部队之外，其他部队再也抽调不出来。这样，麦克阿瑟被迫指派他留在日本的唯一一支部队，即第7步兵师，作为仁川行动的后备队。这个师被拆解得只剩下大约9000人，只有半个师的兵力。于是，他只好在8月份的几个星期里把大部分的兵源都输送进去，并实施了一项美军军史上最奇特的实验：把南朝鲜的士兵补充进去以充实该师队伍。尽管这个方法被推广到其他美国陆军师，但是并不成功。语言上的困难极大，虽然实行了“帮对体制”，即一个南朝鲜人和一个美国人结成一对，由美国人来教南朝鲜人，但仍使训练和战斗行动大打折扣。美国人和南朝鲜人不同的习惯和特点造成很大的误会。训练活动逐渐结束了，还算让人满意。第7师补充了8600名南朝鲜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从大街上被稀里糊涂拉过来的平民。由于补充了南朝鲜人和新兵，当这个师投入入侵行动时，兵力已经接近2.5万人。
　　 8月21日，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麦克阿瑟在远东军司令部内创立了一个新的军司令部(第10军)，以指挥入侵行动中的两个突击师。他指派远东军司令部参谋长内德・阿尔蒙德任军长，这让阿尔蒙德感到十分惊讶。但是，麦克阿瑟以“缺席”保留了阿尔蒙德参谋长一职。他向迷惑不解的阿尔蒙德保证，战争几个星期即可结束，他很快即可回东京担任原职。
　　尽管登陆的时间很快就要到来，但麦克阿瑟仍未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进一步提供其计划中值得注意的信息。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决定自己去弄个明白。8月19日，他们把柯林斯上将和谢尔曼上将以及其他几名军官一道派往远东，其中还包括代表范登堡上将的空军副参谋长伊德沃尔・H・爱德华兹中将。
　　 8月21日，一行人抵达东京，受到了麦克阿瑟真诚的欢迎。第二天，柯林斯和谢尔曼飞往朝鲜与沃克会谈，然后又飞回东京，参加麦克阿瑟准备在23日举行的关于仁川计划的全面情况通报会。
　　这期间，第1陆战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少将也来到东京，向负责仁川登陆的两栖作战第1集团司令詹姆斯・H・道尔海军少将报到。史密斯将军比他的部队先到一步，他是来制订入侵计划的，他发现道尔对仁川极为怀疑。道尔曾派出侦察小分队沿朝鲜西海岸寻找更好的登陆地点，并且找到了一个令他满意的地方，即在仁川以南大约50英里的乌山西南的釜城面。这地方有几个小镇和一些村子。海军潜水队在釜城面进行了实验性登陆，发现那里海滨条件更好，并且在任何一天、任何时刻都可登陆，时间上没有限制。另外，乡村地区建筑物不多，而且汉城以南的北朝鲜人的交通线也在打击距离以内。
　　同一天，史密斯拜会了阿尔蒙德，对选择仁川表示反对。阿尔蒙德没有理会史密斯的不同意见：在仁川没有有组织的北朝鲜军队，陆战队面临的唯一困难是机械和地形方面。于是史密斯也被领进了麦克阿瑟的办公室。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心里也更有了把握：仁川之战将是决定性的，战争将在一个月内结束；北朝鲜人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到进攻釜山环形防御圈去了；9月15日，尽管有些早，但却是唯一可以考虑的日子。就这样，史密斯改变了主意，但并不是心服口服。
　　第二天，就在详尽的情况介绍会之前，史密斯将军又去找阿尔蒙德将军，这次是去和他探讨在釜城面而不是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阿尔蒙德以毋庸置疑的言词告诉史密斯，他对在釜城面登陆不感兴趣。他告诉史密斯将军，两栖作战的真正目的是尽早光复汉城――这样，也就切断了北朝鲜人的交通补给线。而釜城面距离汉城太远，远东军司令部策划者认为，釜城面缺乏必要的道路网，以支持突袭中的重型车辆。
　　整个仁川行动都取决于柯林斯和谢尔曼带回华盛顿的报告，麦克阿瑟对此并不抱任何幻想。很明显，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一个整体一点也不积极。因此，8月23日在“第一大厦”麦克阿瑟的简况通报室举行的情况介绍会至关重要。所有头面人物都到场了：麦克阿瑟、柯林斯、谢尔曼、阿尔蒙德、远东海军司令C・特纳・乔伊中将、第7舰队司令兼两栖部队首领亚瑟・D・(杜威)・斯特鲁布尔中将、远东司令部作战训练处的埃德温・K・莱特少将、道尔上将以及其他军官。
　　莱特将军概述了基本计划：由第1陆战师直接对仁川港发起登陆攻击，并一举占领位于仁川正东、汉江和永登浦南面的金浦机场；然后越过江去，占领汉城及其北面的高地。第7师随陆战队之后登陆，前去保护陆战队的右翼，然后与南面而来的第8集团军会合。
　　之后，道尔上将的几位参谋提出了海军将要面临的问题，他们强调了极端的困难和极大的风险，其悲观的语气非常明显。于是，道尔的结论是：仁川行动并非不可能，但他并不推崇。
　　柯林斯将军在道尔的陈述之后作出了如下评论报告：“我对第8集团军迅速与第10军在仁川会合的能力提出质疑，尤其是第1海军陆战旅撤出后沃克将军的兵力将被削弱。他们如果不能会合一处，第10军将面临灾难。我建议，应考虑在群山登陆，而不是在仁川登陆。群山没有仁川自然条件上的缺陷，穿过群山和大田便接近敌人的主要补给线，并且可以确保在大田附近与第8集团军迅速会合。谢尔曼将军也赞成我的建议。”
　　再也没有比柯林斯的观点更能清楚地反映麦克阿瑟和柯林斯在战争观念上的根本分歧了。首先，柯林斯认为第10军处于潜在的危险之中。他在《和平时期的战争》一书的另一个地方说道：“第8集团军是否能够突破北朝鲜的洛东江防线，并在敌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两栖部队之前迅速向仁川推进，在这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战略问题。在军事史上，有许多由于兵力分散，增援不及而导致灾难性失败的战例。”其次，柯林斯建议在较为靠近南江、洛东江一线正西的群山登陆，那不是在敌人后方进行的战略行动，而是直接向敌人发动的主力进攻。麦克阿瑟用有力的论据反驳了这两个观点。柯林斯在他的书中勇敢地承认，麦克阿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
　　麦克阿瑟放下他的玉米穗芯烟斗，滔滔不绝地讲了45分钟。他雄辩的口才和清晰的表述在在场的将军心目中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他们在关于情况通报会的大多数报告中，都用敬佩的措辞描述了麦克阿瑟的话对他们个人及他们的观点所产生的影响。这次通报毋庸置疑地使人们接受了麦克阿瑟的计划，并为朝鲜战场上麦克阿瑟无所不知的传奇奠定了基础。
　　麦克阿瑟使用日常谈话的口气，而不用夸夸其谈的言辞，这更加强了他说话的效果。他阐明了一系列要点：敌人忽视了他们的后方，而且完全依赖于一条纤弱的后勤补给线；迅速占领汉城，夺取那条穿过汉城或汉城附近的交通线，即可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北朝鲜军几乎把所有的兵力都放在了攻击南部的第8集团军上，根本没有受过训练的后备部队来抵御登陆，也难以从他们面对的第8集团军的打击中缓过气来；汉城是朝鲜的政治及心理中枢，迅速拿下汉城将会顿然改变亚洲的看法；在仁川以南100英里处的群山登陆，那未免过于浅薄，难以切断北朝鲜的补给线，也不能将其军队摧毁；两栖登陆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具有的最强大的军事手段，运用得当就意味着在敌占区纵深处狠狠打击敌人，而在群山则不成，北朝鲜军很快就会形成新的战线跟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对峙，那就需要向敌人直接进攻，将会是一场严酷的冬季战役。
　　柯林斯承认他对麦克阿瑟的陈述产生了好感，但还是有一些保留意见。在他看来，尚未澄清的最大的问题，是仁川地区北朝鲜的兵力及其迅速集中的能力。
　　这是一个最为奇特的反应。柯林斯担心，一支“势不可挡的军队”会集中起来抗击登陆部队。这支“势不可挡的军队”会来自何处？那里的北朝鲜军又会怎样对付集结起来攻击仁川的美国及盟军舰队？这支远征军人数接近7万(第1陆战师及附属部队2.5万人；第7师及附属南朝鲜军2.5万人；还有工兵和坦克部队)。在海上，这是一支真正势不可挡的军队：230艘舰艇，其中包括巡洋舰、驱逐舰和扫雷舰，及两艘陆战队护卫航空母舰，舰上配备海盗支援飞机，还有三艘美国攻击航空母舰和一艘英国轻型航空母舰；这些航空母舰所具有的支援战机将使仁川的空域趋于饱和。战机以及来自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支援火力完全可以隔断北朝鲜的增援。不过，北朝鲜进行实质性反抗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据情报部门估计，北朝鲜大部分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南部，与第8集团军对抗。情报处计算出北朝鲜在汉城的兵力为5000人，金浦机场500人，仁川地区大约为1800到2500人。情报处认为，北朝鲜司令部迅速增援仁川地区的能力微不足道；只有小股的后方游击队、交通线支队和新近成立、缺乏训练的小股部队散布在釜山环形防御圈的后部。北朝鲜几乎没有海军力量，而空军只有19架战机。
　　美军情报处对北朝鲜在釜山环形防御圈之战中的兵力一直估计过高，即使这样，北朝鲜也没有足够的兵力既抵抗仁川登陆的部队，同时又要防御第8集团军。到1950年9月中旬，联合国军的兵力已经超过了北朝鲜军的数量。第8集团军情报处在9月中旬认为，面对的环形防御圈的北朝鲜兵力为10.1万人。实际上，北朝鲜军已经消耗得只剩大约7万人，其中很可能还有四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是强征入伍的南朝鲜人，根本没有受过或很少受到过训练，常常连武器也没有就匆忙上了前线。其士气低落，食品短缺；各师中的原班士兵不足百分之三十，在这时候，老兵常常击毙那些听到命令不愿向前或试图逃跑的士兵。
　　另一方面，第8集团军的4个师中，每个师的兵力都已增加，平均有1.5万人(另有附属的“帮对体制”中的9000名南朝鲜兵)；南朝鲜的5个师人数约达5万人，英国第27旅大约有1600人。因此，第8集团军的战斗兵力大约为12万人，火力是北朝鲜人的1到6倍。到9月中旬，美国投入到釜山环形防御圈内的中型坦克已超过500辆，是北朝鲜的5倍多。即使按照情报处过高估计的数字，联合国军队在兵力上也占有很大优势。
　　据情报处的估计，北朝鲜没有许多其他受过训练的部队。柯林斯将军估计会有足够的北朝鲜军队影响到仁川-汉城之役，不知道他是怎样作出这一估计的。第8集团军情报处估计，只能够从环形防御圈抽出三个北朝鲜师(大约2.4万人)去攻击仁川登陆部队。这个数字本身就高得难以置信，因为这样就抽空了洛东江一线许多区域的兵力。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军绝对的制空权排除了这些部队白天运动的可能性，这样，就极大地延长了他们到达仁-汉地区的时间。
　　事实上，无论北朝鲜军队是向仁川运动，还是留下来和第8集团军作战，都无多大差别；关键是不让北朝鲜部队得到军火、油料和食品，这样也就使他们丧失了战斗力。切断交通线就可保证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也有人担心，北朝鲜军会利用汉城以东的公路支线和铁路线，并通过东部山区为固守环形防御圈的北朝鲜军提供给养。然而，这样的道路根本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给养，以确保其战斗力。即使使用汉城走廊主要的双线铁路和公路也几乎难以为洛东江、线的北朝鲜军提供足够的给养。截断这个走廊将会产生毁灭性后果。
　　虽然如此，麦克阿瑟卓越的陈述也没有能够完全说服海军和陆战队的军官。第二天早晨，即8月24日，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到会者包括谢尔曼和乔伊中将以及驻夏威夷太平洋舰队陆战队司令谢泼德将军。所有与会者都认为麦克阿瑟应该给釜城面更多的考虑。他们挑出对麦克阿瑟颇有影响的谢泼德将军去私下请求在釜城面登陆。谢泼德拜会了麦克阿瑟，但毫无结果。从那时起，海军和陆战队军官便放弃了在釜城面登陆的想法，开始集中在仁川计划上。
　　柯林斯和谢尔曼回到华盛顿后，向其他参谋长陈述了他们的疑虑。参谋长联席会议倾向于推迟仁川登陆，直到他们确保第8集团军能够守得住正处于新一轮进攻的釜山环形防御圈。但是，杜鲁门和约翰逊却被说服了。杜鲁门把仁川计划称为大胆的战略构想，并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像杜鲁门、约翰逊、哈里曼这些文职人员竟极力支持麦克阿瑟的计划，而国内的高级军事将领――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却疑虑重重，这真是令人称奇。甚至在仁川问题上作出最后决定时，尽管杜鲁门对麦克阿瑟在台湾问题上的犯上举动心怀不悦，但他仍然支持他的计划。虽然总统怒火中烧，但他没有让自己的怒气影响到他对麦克阿瑟军事策略的判断，这确实值得称道。

哈里曼大使从东京谋和之行回国后不到两个星期，杜鲁门便疏远了同麦克阿瑟的关系，而且这是不可挽回的。起因是将军发给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一篇电文，该协会将于8月底在芝加哥举行年度露营会。由于不能应邀前往，麦克阿瑟要求在8月28日宣读他的电文。
　　这份电文主要重复了麦克阿瑟7月14日给布莱德雷将军和约翰逊部长的备忘录的内容，强调台湾在战略上十分重要，不能落入共党之手。但是，他又加了一小段文字，持中立态度的人一看便知，这是攻击杜鲁门在处理台湾地位问题上所持的谨慎态度：“有些人在太平洋地区鼓吹绥靖主义和失败主义。他们认为，我们如果保卫福摩萨，就会疏远亚洲大陆。再也没有什么论点比这种陈词滥调更荒唐的了。说这种话的人不了解东方。东方的心理模式是尊敬并听从勇武、果断而又强悍的领袖，而对胆小懦弱或犹豫不决的领导会很快反目成仇；他们不承认这种心理模式，他们低估了东方人的心智。在过去的5年中，再也没有比这一决心更让远东感到鼓舞了，因为这里的人民无不对此决心给他们的自由制度所带来的保证作出了准确的评价。”
　　这份电文被提前发表，并通过无线电播出，后又刊登在8月25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
　　不管美国人如何理解这几句话，中共领导层决不会把它理解为要使台湾中立化。恰恰相反，正如柯林斯将军后来所说，它意味着美国要把这座岛屿当作军事基地。
　　麦克阿瑟的这篇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讲话稿在8月26日由远东军司令部公共关系处发布，但在前一天就已经引起了国务卿艾奇逊的注意。他对“如此的厚颜无耻以及在国内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深感震怒。同一天，哈里曼大使告诉了杜鲁门，杜鲁门立即认为它“只会让世人对我们关于福摩萨的政策感到扑朔迷离”。
　　麦克阿瑟有意强行改变美国政策的这一企图，或者他的笨拙，他对当时美国所面临的政治形势表现出的那种迟钝(这是可能的)，以及其选择的时机和表现的方式，再也没有比抛出这枚炸弹更好更恰当了。在这之前，他无论是公开还是在私下都没有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总统打过任何招呼。
　　仅仅在一个月以前的7月19日，杜鲁门在给国会的一封关于远东形势的信中强调指出，美国不在台湾寻求任何“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目前福摩萨的军事中立无损于影响该岛的政治问题”，杜鲁门说道，“我们的愿望是，福摩萨不应卷入扰乱太平洋地区和平的敌对行动中，影响福摩萨的所有问题都应以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8月25日，中共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一封信件，指责美国“公然侵蚀”中国领土，并要求“从台湾及其他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撤出侵略军”。后者可能是指大陆附近仍然由国民党占领的澎湖列岛和其他小岛。杜鲁门立即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R・奥斯汀，要他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交一封信，信中重申杜鲁门在7月19日向国会提交的信的内容，否认美国对中国的任何侵略，并向红色中国保证，台湾的中立“并非因美国有获取特殊地位的任何意图而引起”。
　　如果不对麦克阿瑟在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发表的电文表示异议，全世界，尤其是红色中国，便会把它理解为对奥斯汀大使所作保证的驳斥。美国为了安抚世界舆论，精心拼凑了一幢勉强立得住的大厦：美国即使公然阻止中共进入中国一个不可分割的省份，但对红色中国却没有侵略意图；这一点，大家也都承认，包括国民党在内，而麦克阿瑟的电文则损害了这幢大厦的基础。不仅仅是红色中国看到了这幢摇摇欲坠的大厦很容易被摧毁，因为它根本不合逻辑；毕竟说来，美-中-台所处的局势与一外来大国要求美国不得染指夏威夷，英国不要涉足海峡群岛，或者法国不要占据科西嘉本质上又有什么两样呢？
　　杜鲁门怒不可遏。8月26日，星期六，上午9点15分，他召集艾奇逊、约翰逊、哈里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开会，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将军由于正从远东返回而没有到会。杜鲁门“紧绷着发白的嘴唇”，把麦克阿瑟的电文读了一遍，然后问在座各位事先是否知道此事。大家都说不知道。艾奇逊感到“这种犯上行径无法容忍”；布莱德雷说他感到极为震惊，认为该电文狂妄至极。杜鲁门指示国防部长约翰逊，要他命令麦克阿瑟收回这一声明。
　　显而易见，麦克阿瑟的电文是无法收回的，它早传播到了全世界的新闻界，而印刷机也正在不停地运转。收回电文只能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针对麦克阿瑟将军采取的一个严厉而直接的处分行动。约翰逊部长不愿意带头在太岁头上动土，据布莱德雷说，他“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试图推掉这一差事上了”。最后怒火中烧的杜鲁门打电话给约翰逊，亲自口授了发给麦克阿瑟的命令。
　　电文如下：“鉴于你发给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全国露营会的电文中关于福摩萨的许多要点与美国政策及美国在联合国的立场相抵触，美国总统指示你收回这一电文。”
　　虽然杜鲁门和约翰逊讨论过，并且也认真考虑过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是他并没有在一怒之下就这么做。杜鲁门后来写道，他无意去伤害麦克阿瑟个人。毋庸置疑，正是将军领导下的蓄势待发的仁川登陆才使他罢了手。
　　对麦克阿瑟的申斥并没有产生杜鲁门和约翰逊所希望的效果。考虑到麦克阿瑟的电文所包含的明确的含义，他的反应不同凡响。麦克阿瑟立刻向约翰逊部长发出抗议，声称他的电文是经过精心拟定的，是支持总统7月27日发布的中立台湾的命令的。他还补充说，全世界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在自由地讨论台湾问题，他在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表达的观点“纯粹是个人观点”，作为美国政府委派的承担维护台湾中立职责的美国军官，似乎可以发表与中立相反的个人观点，并且不会在国际上激起轩然大波。要么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之态的实例，要么这是一个旨在改变美国对红色中国和台湾政策的苦心孤诣的举动。不管麦克阿瑟的动机是什么，其结果是激起了共和党和麦克阿瑟的对立，正如戴维・麦克里兰在艾奇逊传中所写的那样，它“进一步强化了他狂妄白大、桀骜不驯的形象”。
　　麦克阿瑟收回了他给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电文，杜鲁门试图对他加以安抚，便在8月29日直接写信给他，并把奥斯汀写给赖伊的信的文本寄给他。杜鲁门写道：“我确信当你细读此信时……你便会理解我26日指示你收回你的电文之举”是必要的。在结尾，杜鲁门就8月23日仁川登陆会议的结果向将军表示祝贺。这封信建议摈弃前嫌，携手共进。遗憾的是，麦克阿瑟心里想的可不是这样。
　　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使红色中国更加怀疑美国有入侵大陆的目的，使俄国人在宣传上占据了上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一次发言中说：“不是别人，而是麦克阿瑟将军近来大言不惭地向全世界宣告了美国领导层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的决定。”
　　在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之战中倒下的士兵是约翰逊部长。杜鲁门通过哈里曼得知约翰逊在和共和党议员密谋罢黜艾奇逊，于是，他不愿执行命令去申斥麦克阿瑟这一抗命行为终于使杜鲁门忍无可忍。杜鲁门要求约翰逊辞职(9月12日约翰逊辞职)，然后立即要求陆军上将乔治・C・马歇尔接受这一职务。在参议院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这位著名的军人(陆军参谋长，1939-1945年)，前国务卿(1947-1949年)获得通过，但他却不得不受到台湾院外活动成员和一些共和党极端分子的野蛮攻击。他们计划在11月即将到来的非大选年的选举中，利用政府“失去中国”和“对共产主义软弱”问题大做文章，拉开选举的序幕。

尽管让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事件给弄得焦头烂额，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能容忍在仁川的决策上再久拖不决。几乎有7万人的进攻部队和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以及大量的战斗机群正在集结。而距离进攻的日子只有两周多一点的时间。由于总统继续支持在仁川登陆，他们作为一个机构仍然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28日给麦克阿瑟发去一封电报，这则电报可以说得上是模棱两可的华盛顿式措辞的杰作。尽管参谋长们大体上同意作战方案，但是行文谨慎，没有明确确定任何地点，其意图不言自明，他们希望对登陆地点在最后时刻给予重新考虑。这则电文如下：
　　在审核了柯林斯上将和谢尔曼上将带回的资料之后，我们同意着手准备，在确保敌人在仁川附近没有有效防御的情况下，同意由两栖部队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或者在仁川以南有利的海岸(如果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的话)，发起一次转折性作战行动。此外，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如有此意，我们同意为两栖部队在群山附近进行包抄作好准备。我们理解为了充分利用战局的发展而正在制订的预备方案。我们期望获得与可能的目标区域有关的情况以及与您的进攻意图和计划有关的及时情报。 www.6park.com

　　即使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放弃仁川的念头已经让麦克阿瑟起了疑心，但他仍然不动声色。事实上，麦克阿瑟一直在继续为仁川方案做准备，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来电理都没理。
　　 8月30日，他发布了攻击仁川的行动命令，庞大而又极其复杂的人员、船只和飞机的调动便开始进行，分别向各自的攻击位置运动。但是，他却没有立即把命令的副本给参谋长联席会议送去。
　　恰在此时，北朝鲜指挥部看到突破到釜山的机会日渐消失，便在釜山防御圈周围发起了孤注一掷的总攻。
　　北朝鲜为发起9月攻势，集结了大约9.8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新兵，而新兵中大部分是在南朝鲜境内征召的。这些士兵几乎没有经过训练，常常连武器也没有，便匆匆上了前线。而对付这些军队，联合国军司令部却有大约12万人的战斗部队，另外还有6万人的支援队伍。
　　联合国军对北朝鲜漫长的交通线的空袭并没有能够挡住铁路运输，不过也极大地削弱了它的运输能力。补给品中重中之重的弹药和油料仍持续不断地运送到前线，但是数量已经减少。他们还补充了相当数量的坦克、大炮和迫击炮，但是都不足以和联合国军占压倒优势的武器相抗衡。到了8月中旬，轻武器开始短缺，并且一星期比一星期严重。事实上，他们已经无法获得新卡车，衣物也已经断绝了供应。然而，北朝鲜军最缺乏的还是食品；由于弹药和燃料优先，运来的食品定量分配只够一天吃一两顿饭。到9月1日，食品供应情况极为糟糕，大部分北朝鲜人已经显得体力不支，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
　　虽然处于食不果腹、敌众我寡的境地，北朝鲜士兵仍然发动了攻击。他们在几个地方打开了缺口，并在9月初通过这些缺口涌入美国和南朝鲜军队的后方。北朝鲜军在5个地方发起了猛攻：两个师朝着南面的马山向美国第25师攻击；两个师沿着洛东江中段朝着密阳、釜山-大邱的铁路和公路方向攻击美军第2师；三个师试图在大邱突破美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的防守；两个师朝着永川和大邱东边的侧向走廊突破了南朝鲜第6和第8师的防线；还有两个师试图突破驻防在东海岸的南朝鲜首都师和第3师的防线以便从此打通直达釜山的庆州走廊。(见图1)
　　在随后的激烈战斗中，北朝鲜人取得了重大战果。到9月3日，沃克将军已在5个地方面临险境：北朝鲜军在浦项洞的突破；在大邱和浦项洞之间的永川，侧面走廊被分割；在大邱以北的山区北朝鲜军占据要地；在洛东江下游突破洛东江江湾以及在马山附近最南端向第25师主力的后部发起猛攻。
　　北朝鲜人的努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正是北朝鲜指挥部意识到成败在此一举才这样破釜沉舟，但这已经无关紧要。在战术上北朝鲜指挥部也作了改进，从某种程度上使美国空军和炮兵的破坏性轰击效果打了折扣。在白天，只要联合国军的战斗机或轰炸机一飞来，或者前方炮兵观察员能够看得见，北朝鲜人在前线就根本别想动弹。在8月的战俘审问中，发现了北朝鲜第6师师长潘何森对战术变化所作的解释：“从现在起，白天进行战斗准备，日落不久即发起进攻。把大部分战斗行动集中在夜间进行，夺取敌人的基本阵地。从午夜起接近敌人，从距敌100米到150米的地方，发起近战。即使在拂晓，敌机也分不清敌我，这样便可避免重大伤亡。”
　　在崇山峻岭的中线战场和浦项洞的东海岸一线，南朝鲜军和北朝鲜军之间残酷的战斗持续了两周，双方损失都极为惨重。由于美第24师的协助和几个炮兵营与联合国空军及海军的狂轰滥炸，南朝鲜军最后才把北朝鲜人赶回到了大山里。在这一战区，北朝鲜司令部最大的失败在于，它无法为推进的部队提供足够的补给。其进攻实际上就夭折在后勤大动脉的末梢，从这里，后勤动脉在无路可行的大山里渐渐萎缩成了毛细血管。就连这些毛细血管也常常被空军的截击所割断，根本无法为前线提供充足的给养。
　　在大邱的北面西北方向，第8集团军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9月2日，3个北朝鲜师向第1骑兵师发起了进攻。尽管美军多次反击，北朝鲜军仍然朝着大邱推进，使美军防线从西部的倭馆到靠近北部大阜洞的那条老的“保龄球道”形成弧圈。9月3日，第1骑兵师防守的大阜洞和佳山失守。佳山是一座古城，四周有城墙环绕，数百年前修建的堡垒的废墟和石砌的城墙俯视着902高地。从这座山峰往西几英里就是大阜洞，往南仅10英里就是大邱。
　　在南江和洛东江交汇处以北的洛东江江湾一带，形势更加危急。9月1日，北朝鲜军队在江湾处以及江湾南北江面的无数个地点渡过洛东江，向刚到这一线的第2师发动攻击。在江湾的南端，北朝鲜第9师用照明弹和哨声发出信号，以非同寻常的兵力打击了第9团的C连。该连仅仅在阵地上守了不多久便溃不成军，其中大多数人一直逃到洛东江下游第25师的阵地。在江湾西部边沿，北朝鲜第9师的余部以惨重的代价把第9团的B连击溃。C连的不战而逃和B连的一败涂地，使防线上留下了很宽的缺口，数以千计的北朝鲜军队蜂拥穿过缺口，经过曾在8月激烈争夺过的苜蓿叶式高地和五峰里岭，直驱龙山。同时，北朝鲜的第2师在江湾以北，占领了第23团C连的阵地，该连大部被歼，仅有20人得以生还。部署在稍稍靠北一些的第23团B连也损失惨重，往东面退去。到9月1日上午，北朝鲜人已经渗透到南北走向的长连-龙山公路，把第2师分割成了两段――第23团和第38团在北边，第9团以及师部在南边。敌人在第2师的防线中部冲出了一个6英里宽、8英里纵深的缺口，第9和第23团的前线各营都被打得晕头转向。
　　 8月31日夜，在马山以西的南方战线上，北朝鲜第6和第7师向驻扎在南江一线的第25师的第35团和驻扎咸安以西、战斗山和笔洞以北的第24团的第2营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支大约300人的南朝鲜警察部队在南江渡口以南驻防，距南边的一个村庄约两英里。9月1日午夜过后半小时，北朝鲜军向这支警察特遣队发起了攻击，并迅速将其击溃。这样，北朝鲜军源源不断地从缺口穿过，运动到仍然驻防在南江一线的第35团的背后。同时，北朝鲜第6师攻击了部署在咸安以西小北山的第24团第2营。该营大部分士兵四散奔逃。北朝鲜人猛冲过来，包围了咸安。第24团团长亚瑟・S・钱普尼上校命令部署在咸安以南3英里用作预备队的第1营发起反攻，堵上缺口。9月1日早上，大约7点30分，第1营开始发动反击。但是，和北朝鲜人刚一交手，该营便溃不成军，往后方逃去。这样拂晓刚过，第24团的两个营作为作战部队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北朝鲜人向东迅速大举推进。(见图6)
　　釜山环形防御圈的形势危在旦夕。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认为，最大的危险在洛东江江湾一带，北朝鲜军在那里的突破最严重，渗透得也最深。他要求空军攻击北朝鲜人的补给队伍和洛东江以西江湾地区的援军，以便最大限度地把敌人从战场上孤立起来。远东司令部指示海军加入战斗。第7舰队迅速掉头，从攻击仁川和汉城的预定位置撤出，全速向南航行以便使舰载飞机进入作战区域，协助防御洛东江江湾一带。沃克将军还命令已经准备开往釜山发起仁川登陆(当然，尽管军队并不知道这一点)的海军陆战队(第5陆战团)处于待命状态。他命令陆战队返回防线，支援部署在洛东江江湾上的第2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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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参谋长联席会议临阵退缩

在遥远的国防部，人们极为担心第8集团军的安全，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沃克将军所面临的实际局势。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看来，北朝鲜人把联合国军赶出环形防御圈的危险似乎确实存在，布莱德雷主席隐隐感到，麦克阿瑟命令第5陆战团撤出，更大大增加了这种危险。
　　 8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给麦克阿瑟发去电报，同意仁川登陆的计划，但要求他提供更多的信息，然而，他却只字未回。读了关于北朝鲜人的推进以及联合国军有可能撤退到戴维森防线的报告后，参谋长们大为震惊。9月5日，他们向麦克阿瑟发出信号，示意他提供消息：“依据要求……期待着您告知就9月中旬的两栖行动计划所作的修改。”麦克阿瑟用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就打发了这一提示：“该计划的整体轮廓一如对您所述。”然后，他答应于9月11日前派特使将详细的行动计划送给他们。
　　在参谋长们看来，这样的答复显然不够。9月7日，他们决定给麦克阿瑟发去最后警告，如果仁川登陆失败，或者不能速胜，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参谋长们的电文内容是：
　　虽然我们同意在朝鲜尽早发动反攻，但是我们十分关切地注意到那里最近事态的发展趋势。我们要求您依据所有因素，包括投入第8集团军现有的所有预备队，在按计划发起作战行动的情况下，对于该行动的可行性以及成功的概率做出估计。我们肯定，您一定了解，除第82空降师外，美国现有的受过训练的陆军部队已经悉数由您指挥。您也明白，万一第8集团军的主力无法迅速和第10军以及远东司令部现有的兵力会师，第一批部分受过训练的国民警备师最短也需要4个月方可抵达朝鲜。 www.6park.com

　　后来，麦克阿瑟声称，这份电报“简直使我心寒至极”，因为它极力暗示“整个行动都应该放弃”。然而，从麦克阿瑟当即作出的答复中，丝毫也看不出他感到的寒心：
　　在我看来，作战行动的可行性毫无问题，而且我认为成功的概率极大。我进而相信，这是从敌人手中夺取主动权唯一的希望所在，因此，也是给予敌人决定性打击的一次机会。任何别的做法，都会把我们拖进遥遥无期的战事中，日益消耗、胜负难料，因为敌人增援和集结的潜力远远高于我们……环形防御圈之内的局势并未到千钧一发的程度。采取局部收缩和阵地防御以应付突发事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可能会从釜山的滩头阵地中给驱逐出来。北部的包抄立即可以解除南部环形防御圈的压力，而且，这是解除压力的唯一途径……北部包抄的成功并不取决于第10军和第8集团军的迅速会师。夺取敌人在汉城地区供应体系的中心地带将会使在南朝鲜作战的敌人的后勤供应彻底陷入混乱，由此可使他们最终土崩瓦解……由于我军拥有绝对的空军和海军优势，我军完全可以维持。在我军的南北夹击之下，再加上敌人后勤补给的崩溃，敌人必将土崩瓦解。虽然我方两支队伍的迅速会师对于彻底击溃敌人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但在整个作战行动中，这并不是胜负攸关的一环。由于以上所述原因，已经拟订并已经向你们报告的作战行动并无实质性的变动。部队的调动，空军和海军的战前准备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我重申，我与我所有的指挥官以及参谋人员，均对包抄行动的成功充满热情和信心，无一例外。 www.6park.com

　　麦克阿瑟所说的所有参与仁川行动的军官都一致同意，这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布莱德雷在自传中对他颇有微词。他写道，海军，尤其是陆战队军官对行动持有很大的保留意见。但麦克阿瑟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的信号，却是对仁川登陆以及必将取胜的理由精彩而又具有说服力的总结。这该会打消他们的担心了吧？没有。
　　 9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仁川行动进行了最后讨论，早上，还和杜鲁门总统一起详细审核了麦克阿瑟的回复。“参谋长联席会议要对仁川计划正式表示不同意，已经为时太晚。”布莱德雷说。他们曾对总统说，他们同意仁川计划，同一天，他们还迅速电告麦克阿瑟：“我们赞同您的计划，并已把此意告诉了总统。”
　　麦克阿瑟的精心安排，没有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留下任何否决他的计划的余地。直到离部队向海滩发动攻击只有几个小时的时候，他才把计划送到他们的手上。林恩・D・史密斯中校这位携带仁川行动命令详细内容的特使，直到9月10日早上才从东京动身前往华盛顿。麦克阿瑟可能是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不要到得太早。”将军还叮嘱史密斯中校，把这句话也捎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是他们认为风险太大，就说，我说过，这是十拿九稳的事。最大的冒险是华盛顿把美国军队部署到亚洲大陆。”
　　 9月13日晚上11点，史密斯中校抵达华盛顿，9月14日上午11点才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面前露面。等史密斯陈述完毕，回答过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要取消计划已经来不及了。攻击时间是远东时间9月15日早上6点30分，华盛顿时间9月14日下午4点30分。
　　正当高级将领们还在讨论仁川登陆是否会发生时，执行作战行动的陆战队队员、水手、步兵和航空兵已经登上军舰、飞机，朝着仁川浩浩荡荡地进发。不过当时除了策划参与者之外，并没有人知道目的地。当时倒有不少传言，但却得不到确切的消息。
　　与此同时，坚守釜山环形防御圈的战斗还在进行着。沃克将军用不着再为第8集团军的安全担忧了。在第5陆战团和第9团的手里，北朝鲜第9师在洛东江江湾遭受了灭顶之灾。尽管北朝鲜实力不济的第4师渡过洛东江前往增援第9师，可他们谁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朝第9团方向推进，只有孤零零地呆在苜蓿叶式山和五峰里岭。尽管在环形防御圈的其他地方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情况和这里也一模一样。美军的反攻把已经渗透到洛东江江湾以北第23团阵地上的北朝鲜第2师逼了回去。英国第27旅也首次投入了战斗。沃克将军把它部署在第2师的北边，以阻止北朝鲜军沿高灵-大邱公路从永浦桥跨过洛东江。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职业军人表现顽强。令该地区的英军和美军感到庆幸的是，尽管通往洛东江东边的无路可走的山地，向北可取大邱，向南可攻第2师的后方，而且通道大开，但是，北朝鲜第10师竟然没有朝英军或美军的阵地发动有力的攻击。
　　大邱的北面，连续几天情况都很糟。美军试图夺回佳山(902高地)，却未能得手，且伤亡惨重(用作步兵的工兵连几乎伤亡过半)。北朝鲜人向前推进，越过佳山，在距大阜洞南边两英里处设置路障，并在距大邱只有8英里的地方，占领了570高地，居高临下，直逼大邱。9月8日，第1骑兵师的反攻战斗正酣，当时北朝鲜人已威胁到距大邱更近的314高地和660高地。第1骑兵师于是集中攻击314高地，经过这场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斗之后，于9月12日夺取了高地。第7骑兵团第3营8月底才到达朝鲜，在这次攻击行动的头两个小时中就有229人阵亡；整个营才只有535人。314高地的战斗结束之后，北朝鲜人缓慢地且战且退，对大邱的压力终于解除了。
　　在马山以西的南部前线，第27团的一个加强营于9月1日下午被派往咸安美军防线，去堵住由于第24团的两个营溃散而留下的巨大缺口。200英里开外，“福日谷号”和“菲律宾海号”正开足马力，以27节的航速朝着战场驶来，从舰上起飞的海军飞机和空军战机一道发起了轮番轰炸，以协助第27团的进攻。9月1日，到夜幕降临时，第27团的部队已经夺回了当天早些时候第24团失守的大部分阵地。上午，在浓雾的掩护下，北朝鲜军进行了反扑，但是，第27团的士兵激战了整整一个上午。雾散以后，凝固汽油弹帮了他们的大忙，许多北朝鲜人被活活烧死。第二天，北朝鲜人再次反扑，却遭到了重炮、迫击炮、坦克密集炮火的迎头痛击和由营指挥部指挥的空军及时准确的空中打击。进攻被击退以后，该营阵地前留下了数百具北朝鲜人的尸体。同时，北朝鲜军绕到第35团背后，把它与其他部队分割开来，但是，该团坚守阵地。先是第27团的一个营，后来是两个营，从后面向3000名左右的北朝鲜人进行攻击。尽管在混战中美国人遭受了极大的伤亡，但美军的火力最终把敌人压了下去。到9月7日，北朝鲜第7师的残部越过南江撤退。第25师在其战线后面掩埋了2000多具北朝鲜人留下的尸体，这还不算在该师阵地前被打死的士兵。就这样，尽管出现了严峻的恐慌，南部美国人的防线还是挺了过来。
　　在南部战场上，发生了一次颇具讽刺意味的事件。南旨里的洛东江大桥是第25师和江北各师直接联系的必由之路，因此，在“防守洛东江的日日夜夜里”，这座桥一直被忠心耿耿地守卫着。北朝鲜军试图夺取这座桥以便向釜山推进，但是，几乎每夜的突击都被守卫该桥的第35团F连第1排击退。有一次，在靠近大桥的北面，北朝鲜人留下了100多具尸体。战斗结束了，南旨里大桥完好无损。可是，9月9日，一群美国F-82战机从云里钻了出来，发现了这座桥。这些飞行员为何要和自己人反目成仇，没有人知道。F-82战机俯冲而下，一颗500磅的炸弹落在桥的正中间跨度为80英尺的桥孔上面，随即轰的一声，桥被炸飞，落进了江里。

第六节 仁川之战

仁川之战是美国实施的最后一次声势浩大的两栖入侵。该入侵是在美国的盟友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荷兰协助下，为了一个宏大的共同目的而实施的。士兵举袖如云，飞机、舰只铺天盖地，整个事件极富刺激和戏剧性。数百艘舰艇林立海面，上百架战机遮天蔽日。仁川入侵，这一幅呈现在严酷、恶劣、代价高昂的朝鲜战场上的画面，唤醒了人们对理想主义时代的回忆：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此情此景，固然令人心潮激荡，但它自然而然引发的结果却无疑是个不合时代的错误，逝者若斯，恍然如梦。仁川之战既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入侵，也不像太平洋岛屿之战，它只不过是旨在击退入侵之敌这一有限战略目标的军事行动。虽然麦克阿瑟把他的计划远远扩大到了军事胜利之外，意欲摧毁整个北朝鲜，而对于即将在那里登陆的将士来说，这样一副景象却无法超越仁川的泥滩显现在他们的脑海里。纵使他们真的知悉麦克阿瑟的计划，要灭掉一个缓冲国，并把它纳入到李承晚独裁统治的国度里，也不见得就足以激起他们民主与自由的理想，仁川行动也不见得就会从一次只不过是必须的，但毫无新意的军事行动摇身一变而成为伟大而崇高的壮举。不论是在半岛内外的人士看来，抑或是在大多数美国人以及他们的盟友看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一场为了有限的国家目标而战的有限战争；无论参加仁川行动的舰队多么庞大，也难以唤起曾经在二战中激励过同盟国各国人民的那种使命感。
　　虽然如此，仁川行动仍显示了美国强大的国力和美国海军卓越的见识。与美国和北朝鲜在釜山环形防御圈进行的几乎势均力敌，且与令人心力交瘁的地面战不同，仁川入侵充分展示了美国和有天壤之别的北朝鲜之间极大的力量悬殊。就好像是世界重量级冠军上了拳击场，要和一名轻量级高中学生较量。联席会议参谋长们的担忧之所以令人感到惊讶，原因正在于此：一旦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力量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两栖攻击部队联合作战，对入侵的成功就不该有一丝的疑虑。以下例子就足以说明双方的兵力多么不成比例：北朝鲜人只有19架活塞式飞机，而美国的喷气式和活塞式飞机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战场上空竟没有足够的空域容纳它们。在仁川集结的二百多艘船只中，可供斯特鲁布尔上将调遣的有：两艘有陆战队支援的护卫航空母舰，“培登海峡号”和“西西里号”；攻击型航空母舰“拳师号”，载着110架战机正急速从加利福尼亚驶来；攻击型航空母舰“菲律宾海号”和“福日谷号”，如果需要的话，还有数百架战斗机和轰炸机。斯特鲁布尔上将还有英国轻型航空母舰“胜利号”，它是用于封锁的一只铁拳，还有掩护舰队，由两艘英国轻型巡洋舰(“锡兰号”和“帽徽号”)和来自英国、荷兰各一艘，加拿大、澳大利亚各两艘的驱逐舰组成。掩护部队中还有来自英国和新西兰的护卫舰各两艘。
　　为了侦察仁川港及其通道的情况，8月31日，海军尤金・F・克拉克上尉被派上了仁川港附近的灵兴岛。他和他的两个翻译从日本九州的佐世保登上英国的驱逐舰“博爱号”，“博爱号”又把他们送上南朝鲜的护卫舰。尤金上尉征用了这座6英里长、3英里宽的岛上的唯一一只机动船，他还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分成小组监视小岛沿岸。面对相邻的北朝鲜人占据的大阜岛，他还架起了两挺机枪。就在这危若累卵的境地，他呆了两个星期，不断地和来自附近岛屿的北朝鲜的船只进行战斗，俘获在低潮时从大阜岛渗透来的敌人。夜间，他把南朝鲜年轻人派到仁川港去测量泥滩、水深和防浪堤的高度，刺探北朝鲜人的兵力和防御工事。在他的冒险经历中，克拉克和他的助手俘获了30只船只，其中几只船上还有警察和士兵。克拉克的行动有两点非同寻常：南朝鲜人中没有人出卖他；他的行动说不上秘密，竟然没有引起北朝鲜人的警觉，为仁川入侵做应对准备。
　　入侵舰队进入海峡时，克拉克仍然呆在那里。事实上，克拉克还修好了一只重要的导航灯，给舰队导航，因为通往仁川的飞鱼海峡，危机四伏。9月14日午夜，克拉克点亮了八尾岛这座小岛上一只至关重要的导航灯，帮助舰队进入海峡。克拉克上尉因其英勇而出色的表现，获得了海军十字勋章。
　　仁川进攻成功的关键是压制住只有1000英尺宽的月尾岛。这个小岛紧靠仁川，据说上面很深的堑壕里埋伏着高速火炮。为了不把入侵地点暴露给北朝鲜人，海军策划者考虑，要到发起入侵的那天早晨的最后时刻再轰炸这座小岛。但是，专家断然反对这一意见：在进攻日本本土前，对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的轰炸经历记忆犹新；指望在一个上午就能压制住月尾岛未免过于乐观，这样的乐观情绪将是十分危险的。
　　这就迫使海军采取一系列迷惑敌人的举动，用斯特鲁布尔的话说，其用意在于防止敌人怀疑的探针指向仁川。“密苏里号”战舰炮击了东海岸，包括三陟的铁路中枢和港口。另外，航空母舰不但轰炸月尾岛，还轰炸了南边100英里处的群山以及北部北朝鲜首都平壤附近可能的登陆地点。然后在9月7日，斯特鲁布尔又命令对群山发动佯攻。佯攻由英国护卫舰“白沙湾号”和一批美国陆军和皇家陆战突击队执行。
　　 9月10日，对月尾岛摧枯拉朽的炮击开始了。从“培登海峡号”和“西西里号”上起飞的F4U海盗式轰炸机用凝固汽油弹把这座岛烧成了焦土。海盗式轰炸机投下了95颗凝固汽油弹，岛上的大部分建筑和几乎所有的植物荡然无存。在以后的两天里，飞机再次轰炸了这座小岛。
　　日本本州岛上的神户港和横滨港与九州岛上的佐世保港是入侵装备中心，在8月底就紧张地忙碌起来。正当人们焦头烂额地做着准备的时候，简号台风9月3日扫过神户，风速高达每小时110英里，掀起的海浪高达40英尺。7艘美国军舰的缆绳被刮断，一座200吨的起重机的钢缆喀嚓一声断裂。尽管遭受了损失，神户港和装船的陆战队在9月11日的最后期限内完成了任务。9月10日，47艘为陆战队护航的坦克登陆舰驶离神户港(其中37艘由日本船员驾驶)。到第二天，66艘货运船全部驶离港口，开往仁川。与此同时，第7师驶离横滨，于9月12日和从釜山出发的第5陆战团在海上会合。
　　这时候，第二次台风凯齐亚号正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形成，预计9月12日到13日从朝鲜海峡经过，船队刚好赶在了台风的前面。美国的指挥官们希望凯齐亚号台风按通常方式转向北去。因此，斯特鲁布尔上将命令舰队在台风到来前出海。9月11日，斯特鲁布尔本人乘坐他的旗舰――重型巡洋舰“罗切斯特号”驶离横须贺港。同一天，进攻部队司令多伊尔少将登上旗舰“麦金莱山号”，和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将军及其参谋人员一道离开神户。麦克阿瑟选中了“麦金莱山号”来观察攻击的进程，因为这比从“罗切斯特号”上观察更靠近前沿。陪同麦克阿瑟的有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远东司令部作战训练处的莱特将军，阿朗索・・福克斯少将和他的参谋长考特尼・惠特尼，以及麦克阿瑟邀请的顾问太平洋舰队陆战队司令莱缪尔・C・谢泼德中将。他们先飞到板付空军基地，然后驱车到佐世保。9月12日大约午夜时分，麦金莱山号冲破狂浪(海浪之大是多伊尔上将从来没有见过的)驶进佐世保港。麦克阿瑟一行登上舰船，半小时后船便起航向仁川驶去。
　　 9月13日一大早，舰队的部分船只在九州南端遭遇了狂风恶浪，那里的风速高达每小时60英里，巨大的浪峰扑上船头。但是，就在这一天，凯齐亚号台风向东北刮去，当舰队经过朝鲜南端的济州岛时，前面的黄海则显得相对平静。
　　尽管会暴露迫在眉睫的攻击，麦克阿瑟和斯特鲁布尔还是决定在9月13日派预备炮兵(炮火支援大队)，把部署在月尾岛上护坡后面的75毫米火炮炸成哑巴。海军最担心的莫过于这些火炮了。倘若不把这些高速火炮炸掉，在甲板单薄的攻击舰接近海滩时，它们便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经斯特鲁布尔同意后，炮火支援大队司令J・M・希金斯少将决定走一着险棋：他要在大白天低潮时进入仁川，而不是在夜里。他之所以这样做，保守的理由是避免夜间接近时发生的危险：船只可能相互碰撞，可能在那两条浅水道(30到36英尺)里搁浅。但是，在敌人眼皮底下驶入他们占领的海岸，不能说没有一点儿耀武扬威的样子：美国海军自信的神气和嚣张的意识被显示得淋漓尽致；他们认为，有往日的盟友皇家海军一道作战，美国海军不但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而且敢于面对任何胆敢跟它较量的三流对手。在上将们的眼里，部下偶尔流露出的自大显得不成体统，而他们自己潜藏在心里的张狂也不无夸耀地从其举止和金色丝带上显露出来。他们似乎在说，谁也别想朝他们的大洋里吐一口唾沫。(见图7)
　　事实上，斯特鲁布尔和希金斯是想吸引坚守不动的75毫米火炮开火，好让它们暴露目标，以便将其彻底消灭。9月13日上午半晌时分，由两艘美国重型巡洋舰“托利多号”和“罗切斯特号”，两艘英国轻型巡洋舰“肯尼亚号”和“牙买加号”，以及6艘美国驱逐舰组成的行动大队进入仁川水道，沿着飞鱼海峡航行。接近中午时分，舰队发现了北朝鲜布下的水雷区。雷区靠近月尾岛，在水道变窄的地方于低潮时暴露了出来。这个发现对于在白天低潮时行动是个意外收获。驱逐舰和巡洋舰朝着水雷一齐开火，然后，“亨德森号”暂时留在后面继续搜寻并摧毁漏下的水雷。
　　巡洋舰在离海岸7到10英里的地方抛锚，其余的5艘驱逐舰“曼斯菲尔德号”、“狄海文号”、“斯文森号”、“科利特号”和“格克号”沿水道一直向前航行。在距离月尾岛只有800码远时，“格克号”抛锚停船，其他船分布在后面的水面上。一阵可怕的寂静笼罩着四周。每一位水手的眼睛都机警地在月尾岛上扫来扫去，搜寻在凶险的峰丘下隐藏着的北朝鲜人的炮兵阵地。寂静持续了15分钟，岛上没有一丝儿动静。下午1点，中队队长，哈利・C・艾伦上尉终于发出信号：“执行预定任务。”
　　驱逐舰对着月尾岛众炮齐发，巡洋舰上的6英寸和8英寸口径的大炮也发出一阵阵怒吼。这震天动地的重炮打了3分钟之久，月尾岛上的5门大炮还是一声不响。人们闹不明白北朝鲜的炮兵指挥官心里是怎么想的：5艘美国驱逐舰就在眼皮底下，在炮兵的射程之内等着挨打呢。然而，如果他开火，也就注定了他的大炮和士兵覆灭的命运。北朝鲜指挥官掂量着这一抉择和肩负的责任――他终于开火了。
　　 75毫米高速火炮4次击中了“科利特号”。一颗穿甲弹裂成了两半，其中一半穿进了引擎舱，炸烂了一条蒸汽管；另一半飞进了作战控制室，损坏了火力控制设备，炸伤了5个人。“格克号”两处被击中，不过损失不大。“斯文森号”几乎得以幸免，只是大卫・S・斯文森上尉遇难。他是本次行动中遇难的唯一一人。
　　驱逐舰达到了目的：搞清了敌人的75毫米火炮的位置。炮兵军官迅速作出调整。驱逐舰的大炮转动炮口。就像冷静而细心的神枪手，炮手们确定仰角和方位，分毫不差。北朝鲜的大炮仅仅又放了几炮，驱逐舰上排山倒海般的炮弹便越过深远的护坡，像长了眼睛似的落在了北朝鲜的炮兵阵地上。月尾岛上的大炮变成了哑巴。
　　驱逐舰沿着飞鱼海峡撤了出来。撤出的途中，他们又发现了8颗水雷并一一将其摧毁；这些是布在仁川水道上余下的仅有的水雷。第二天(9月14日)，对月尾岛的攻击仍在继续。但是，在静静的飞鱼海峡，先头部队下半旗迎风停泊，在“托利多号”上为斯文森上尉举行葬礼，他的尸体沉入了大海。 www.6park.com

　　上午11点，海军飞机对月尾岛开始进行猛烈轰炸。16分钟后，巡洋舰又发起第二次炮击。这一次，仁川城内的目标也受到了打击。飞机留下的裹尸布一样的烟幕还没有飘散，驱逐舰又发起了新一轮炮击，1700发5英寸的炮弹倾泻在月尾岛上和仁川城内。还击的炮声一声也没有。月尾岛已经成为一片焦土，只剩下骷髅架一样的树木。
　　根据计划，第5陆战团第3营应在9月15日早上6点30分趁高潮时登上月尾岛。人们希望该营迅速拿下该岛，因为正处于退潮，直到下午援军才会到来。在下一次高潮时，大约下午5点30分，第5陆战团的余部将在红滩登陆――那里坚固的灰石防浪堤高15英尺，正好保护着城中心。同时，第1陆战团攻击蓝滩――那是一片半开阔的泥滩区，位于仁川城南部边沿地带，也是由防浪堤保护着。红滩和蓝滩一样，在第二天早上高潮到来以前，都与增援部队隔离开来。与此同时，登陆舰艇也几乎会陷在泥中。因此，在海军的大炮和飞机完全把北朝鲜的援军与战场阻断的时候，陆战团必须取得战术上的胜利。
　　将第5陆战团直接派进高楼林立的城内，目的是要夺取距海岸1000码的嘹望台山和公墓山。公墓山位于登陆区的左侧，高130英尺，据报告上面部署着3门大炮。陆战团认为，要占领仁川，必须迅速拿下这两个制高点。派第1陆战团在蓝滩冲过泥滩的主要好处是，汉城和仁川之间的铁路和公路干线距海岸仅1英里，迅速攻占这些地方便可以截断敌人逃跑和增援的通道。
　　陆战师占领滩头阵地后的初期目标是位于仁川东北地面距离16英里的金浦机场。按照计划，拿下机场后，部队将渡过汉江，直驱汉城。麦克阿瑟想尽快达到这两个目的。金浦机场至关重要，因为这里有6000英尺长的跑道，可以起降重型飞机，这将大大增加对汉城的空中打击力度；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将用做粉碎北朝鲜军队补给线的基地。当然，占领汉城，将会切断北朝鲜军队在南方的主要补给线。
　　 9月15日凌晨2点，先头攻击团在海军上尉诺曼・W・西尔斯的率领下，凭借雷达、月尾岛仍然燃烧着的火光和八尾岛上的导航灯的指引，沿着蜿蜒曲折的水道穿过飞鱼海峡。这时候，克拉克上尉坐在八尾岛顶上，望着入侵的军舰从水面穿过。他身上裹着一条毛毯，正冷得瑟瑟发抖。3艘快速运输船上载着罗勃特・D・塔普利特中校率领的第5陆战团第3营，一艘船坞登陆舰上载着9辆M26潘兴坦克，还有3艘火箭发射舰。这些舰艇组成了一个小型护航船队。船队悄悄地停泊下来，以便把月尾岛和北朝鲜沿滨水区部署的炮兵群(如果有的话)隔离开来。
　　早上5点钟，8架陆战队海盗式轰炸机从护卫航空母舰上起飞，对月尾岛发起攻击。头两架飞机发现一辆装甲车正从仁川穿过堤道，随即把它击毁了。海盗式轰炸机沿着岛的脊线一路炸过去，一个人影也没有看到。5点50分，陆战队队员分别登上17艘登陆艇；坦克装进了3艘登陆舰。海军炮火和空军轰炸像过筛一样把月尾岛炸了个遍。然后，3艘低矮的火箭发射舰驶向近处，瞄准这个倒霉的小岛发起了弹幕射击。正在水面上盘旋航行以等待进攻的登陆艇立即排成一条线，向小岛扑去。“麦金莱山号”上的喇叭刚刚宣布“登陆部队越过出发线”，麦克阿瑟将军就来到舰桥，观看一英里以外的登陆艇向月尾岛接近的情形。
　　岛上没有一声枪响。6点33分，第一梯队陆战队队员到达月尾岛北湾的海滨浴场。海盗式飞机在他们前方50码的地方，用密集的机枪火力扫过地面。第二梯队登上海滨时，步兵急速前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随后，登陆舰赶到；3辆坦克上装着推土铲，用来扯破铁丝网，填平战壕，封死洞口；另3辆坦克上装着火焰喷射器。陆战队迅速越过小岛，封锁了通往仁川的堤道，占领了制高点。上午7点50分，他们占领了这座岛。随后不久，塔普利特中校派了一个班和3辆坦克，从月尾岛沿着堤道登上了近旁的一座泪滴形小岛。他们在那里击溃了一排北朝鲜军。这排人有的投降，有的跳海，其余的都被消灭。
　　整个战斗使北朝鲜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08人阵亡，136人被俘。另外，还有100多人拒不投降，被坦克推土机封死在洞里。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大致准确：北朝鲜的俘虏交待说，有400名士兵守卫着该岛，其中大部分是新近征召的新兵，没有受过多少训练，也没有作战经验。陆战队的损失不大：仅17人受伤，无一人阵亡。
　　这时候，令人焦虑的时刻到了。潮水已退去。直到下午援兵才会到来。敌人占领的海岸在前面时隐时现。自从两天前希金斯上将的轰炸大队一到，北朝鲜司令部对联合国军动向的疑虑便一扫而空。“密苏里号”在日本海的牵制行动和群山的佯攻发挥了作用；而真正的攻击目标是仁川。要想阻止入侵，北朝鲜必须把强大的兵力调至仁川，而且要快。正在此时，令人望而生畏的庞大军队云集仁川，麦克阿瑟直插敌后的战术清晰地展现出来：海军连续不断的猛烈炮火覆盖了所有接近仁川的通道。尽管下午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海军和陆战队的飞机仍在该城后面纵深25英里的乡间道路上空范围内往来游弋，即使北朝鲜司令部在附近有军队，他们也不可能增援仁川。虽说月尾岛上陆战队孤立无援，他们感到紧张不安，其实，他们的紧张是多余的：仁川被围得如铁桶一般，里面只有1600人的北朝鲜守城部队。而他们面对的是几乎7万人的美国和南朝鲜入侵部队。9月15日拂晓前，一些士兵从汉城前来增援仁川，但是天黑后又缩回了都城。显然，北朝鲜司令部已经断定，仁川守不住了，于是决定把现有的少量兵力集中在汉城。
　　下午3点30分，第1和第5陆战团的进攻部队跨过运输船，上了登陆艇。海军军舰对登陆区域和登陆区域后面又进行了炮击。然后，火箭发射舰开到红滩和蓝滩近旁，朝着登陆区域发射了2000发火箭弹。下午4点45分，登陆艇越过出发线，45分钟后，登上了海岸――第1陆战团和第5陆战团分别在下午5点32分和5点33分登陆。
　　红滩上，第5陆战团借助伸缩梯爬过防浪堤。几只小船穿过海军炮兵在堤上炸出的洞口，把士兵送上岸去。对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说，这是破天荒的一次行动：第一次攻入城市中心，第一次在防浪堤上登陆。在左翼，一个排与北朝鲜人遭遇，他们缩在战壕里和一个防浪堤里侧的碉堡里。陆战队发起冲锋，展开了一场恶战。陆战队8人战死，28人负伤，但是，他们消灭了北朝鲜守军，向内陆长驱直入。A连到达公墓山山顶，上面的北朝鲜人扔下武器，举手投降。登陆22分钟后，该连发射了一颗信号弹，告诉指挥部他们已经占领了公墓山。到午夜时分，第1营的其他分队朝着嘹望台山山顶渗透，途中遇到零星的抵抗。
　　在蓝滩，大多数人必须从高高的防浪堤上爬过才能上到陆地上。当时浓烟滚滚，混乱不堪，陆战队的一个小分队迷了路，在海岸左边登上了防浪堤。在有些地方，陆战队不得不用炸药在防浪堤上炸出洞口。斯特鲁布尔上将和阿尔蒙德将军观察着进攻的进展情况。登陆还在进行的时候，他们乘一只驳船靠近了蓝滩。正当驳船靠近防浪堤之时，一位岸上的陆战队军士大声吼道：“那只船！快滚到一边去！”斯特鲁布尔上将一下便听出这是专对他们这条船的命令，立刻命令舵手全速把驳船掉头。驳船刚掉过头来，轰隆一声巨响，堤墙被炸出了一个洞口，驳船和乘员却平安无事。
　　第1陆战团迅速向内陆推进。艾伦・萨特中校率领着第2营到达一英里开外的仁(川)汉(城)公路。他们1人阵亡，19人负伤。午夜刚过，第1陆战团也达到了总攻日的目标。
　　由于夜间低潮时援军不可能到达，海军便紧跟着攻击部队，派出8艘特殊装备的坦克登陆舰，在高潮到来前登上了红滩。卸下第二天进军所需的装备花了整整一夜。令人痛心的是，把坦克登陆舰开上岸导致了一个悲剧。下午6点30分，已冲上海岸的登陆舰受到敌人迫击炮和机枪的射击。于是，3艘登陆舰上的炮手便用20和40毫米的加农炮发疯一般射击起来。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他们，他们就已打死第5陆战团第2营1人，打伤23人。
　　 9月16日上午7点30分，登上岸的两个陆战团取得了联系，仁川已被彻底包围。城内残存的北朝鲜人都不可能逃出去。跟入侵部队一起上来的一个南朝鲜陆战团接到任务，去扫清城内的敌人。他们干得非常卖力，在任务结束之前，不管是对朋友还是敌人，仁川都不是安全之地。
　　 9月16日一大早，一个空军小队的8架海盗式飞机从西西里号上起飞，在仁川以东3英里处的公路上发现6辆T34坦克正朝仁川开来。海盗式飞机立刻用凝固汽油弹和500磅重的炸弹进行轰炸，击中了3辆，跟在后面的步兵也四散逃窜。北朝鲜人发起还击，击落了一架海盗式飞机，飞行员也被打死。第二小队的海盗式飞机也对坦克发起攻击。据陆战队的飞行员说，他们已经把坦克摧毁了，但是，当一个先头排的陆战步兵靠近的时候，6辆T34坦克中的3辆又开动起来。后来，M26潘兴坦克把他们炸飞了。
　　北朝鲜人的反击不过如此。陆战队迅速向前挺进，路上仅遇到轻微的抵抗。晚上，他们已经深入陆地6英里，到达滩头阵地防线。仁川登陆的成功已成定局。北朝鲜炮兵的炮弹已经够不到登陆的海岸和码头，从那里，物资和人员正源源不断涌上岸去。同样地，陆战队也已进入阵地，攻击金浦机场和永登浦。永登浦是汉江南岸汉城市郊的一个大工业区。雷蒙德・L・默里中校率第5陆战团朝金浦进军，刘易斯・B・(切斯特)・普勒的第1陆战团向永登浦进军。
　　 9月17日早上5点45分，第5陆战团C连的一个先头排，占领了一个前沿路障。他们望见6辆北朝鲜T34坦克从旁边开了过去，随行的还有步兵，有些步兵就坐在坦克上。在朦胧的早晨，北朝鲜人没有看见陆战队队员。到了75码的距离时，火箭分队朝一辆坦克发射了一枚火箭弹，坦克燃烧起来。M26坦克和无后坐力炮一齐开火。不到5分钟，6辆T34坦克被摧毁，250名北朝鲜步兵中200名被打死。陆战队只有1人轻伤。
　　随后不久，麦克阿瑟将军在一长串高级将领――斯特鲁布尔上将、阿尔蒙德、莱特、福克斯、惠特尼等将领的陪同下，后面还跟着一群记者和摄影师，来到了陆战队的前沿阵地。他们从前一天被摧毁的6辆T34坦克和另外6辆在上午攻击中起火，现仍在燃烧的T34坦克旁经过。麦克阿瑟的吉普车在一个涵洞旁停下，其他车辆也随后停下。将军下了车，看了看被击毁的T34坦克，又查看了一下北朝鲜人的尸体，然后，兴致勃勃地说，他心满意足了。麦克阿瑟一行退走以后，陆战队长舒了一口气。这时，他们听到了可疑的声音，6个北朝鲜人从刚才麦克阿瑟的吉普车停靠处下方的涵洞里冲了出来。几声枪响后，他们赶紧举手投降。
　　第5陆战团在下午6点到达金浦边沿，不到两个小时，他们已经夺取了机场的南部。据守金浦的近400名北朝鲜人好像被陆战队的出现惊呆了。他们甚至没有在跑道上埋雷。然而，那天夜里，好几个连的北朝鲜人仅仅靠着步枪和冲锋枪的火力向陆战队的外围发起了进攻。他们的进攻被击退并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北朝鲜人向东北退去。9月18日上午，陆战队占领了金浦机场。同一天，第5陆战团到达汉江。下午2点9分，一架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在金浦机场降落，支援入侵的陆战队第33空军大队的先头小队从日本起飞，先后到达金浦。金浦机场运转起来；到9月20日，海盗式飞机以金浦为基地，开始对敌人进行空中打击。
　　 9月17日上午，两架北朝鲜雅克飞机对停泊在仁川港的“罗切斯特号”巡洋舰进行了两次大胆的俯冲轰炸。第一批投下的4枚100磅重的炸弹落在了舰后远远的地方，尽管有一颗落在巡洋舰的飞机起重机上弹起，但没有爆炸。第二批投弹只造成轻微的损坏。其中一架雅克飞机用机枪对英国皇家军舰“牙买加号”猛烈扫射，被军舰击落，但是，军舰上有3人死亡。
　　北朝鲜人对仁川入侵的反应非常迅速，但是，麦克阿瑟的战略和美国空军力量对北朝鲜司令部所施加的限制也立即体现出来。北朝鲜军司令做出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他没有告诉在釜山环形防御圈作战的军队说美国军队已经在他们的后方登陆，但是在登陆后3到4天，他开始从防御圈调出部分军队。其结果是，第8集团军没能按计划于9月16日从防御圈突出去，因为面对美国军队的北朝鲜人并没有回顾身后，而是还在向前看。所以，他们仍在激烈抵抗。几乎一周过后，登陆的消息才传到前方部队。崩溃随之相继发生。北朝鲜军队像潮水一样往后退去。然而在此之前，北朝鲜司令部仍有一点时间挽回这一绝望的局势。
　　仁川进攻发生时，北朝鲜第18师碰巧正从汉城调往洛东江前线。北朝鲜司令部立即命令这个毫无作战经验的师去夺回仁川。9月17日，该师的先头部队在仁川和永登浦之间，距素砂不到3英里的山头遏制了第1陆战团的前进。汉城以南大约20英里的水原还有一个北朝鲜团(第70团)也前来参战。
　　除了已经在那里的守军和碰巧呆在附近的兵力外，北朝鲜人要想向仁川-汉城前线派出援兵，将遇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北朝鲜第9师第87团位于洛东江防线以西、汉城以南大约150英里的金川附近。该团接受增援汉城的命令后，于9月16日乘火车从金川出发，但是，过了4天才到达那里；因为白天要躲避联合国军的飞机，他们只好藏在隧道里。由2500人组成的北朝鲜第25旅，一个月前才在距汉城55英里的铁原成立。9月15日入侵发起的当天就乘火车开始出发，但也花了4天才到达汉城。
　　 9月18日，北朝鲜人对第1陆战团的抵抗终于开始加强，抵抗主要是来自第18师。上午过半时，陆战队从素砂周围和中间穿过。无论从地面还是空中都无法确定躲在村东的北朝鲜炮兵的位置。下午，他们使陆战队付出了严重的伤亡。北朝鲜人还在公路上埋了地雷。9月19日，地雷炸毁了两辆坦克，陆战队的坦克先头部队只好停止前进。工兵不得不开始缓慢地排除地雷。没有坦克的支援，步兵的推进慢了下来。到夜幕降临时，先头步兵只推进到永登浦的西边。
　　 9月18日，第7步兵师开始在仁川下船，并迅速向第1陆战师的右翼移动，以便占领右翼，在通往南方的路上建立阻击阵地，提防北朝鲜司令部从釜山环形防御圈腾出兵力，向北调动。9月19日，“密苏里号”战舰完成了东海岸的牵制任务后到达仁川。它那巨大的16英寸大炮直指陆上，以支援第7师。
　　 9月19日，第5陆战团占据了金浦北面的汉江南岸，拉开架势准备在9月20日渡江。进攻汉城的战斗就要开始了。夺取这座城市至关重要，对此，麦克阿瑟深信不疑。他对阿尔蒙德将军预言说，登陆后5天，第10军就会拿下汉城。阿尔蒙德并不那么乐观，他比较现实。他反驳道：“5天我做不到，但是我可以在两星期内拿下它。”阿尔蒙德的预计更为准确。
　　美军要从两个方向向汉城推进：第5陆战团渡过金浦北边的汉江，然后沿江边折向东去，从侧翼进攻汉城。第1陆战团夺取永登浦，然后，在郊区北边立即渡江，加入第5陆战团的侧翼进攻。与此同时，将要加入第5陆战团北边战线的第7陆战团于9月21日到达仁川。(见图8)
　　第5陆战团横渡汉江的进攻在9月20日打响。他们遭到来自江北一座小山上的自动武器和轻兵器的激烈射击。到9点40分，I连在遭受惨重的伤亡后才夺下小山。不过，这就冲破了北朝鲜防守部队的后部。陆战队仍然乘着渡江时用的履带式登陆车，迅速向内陆移动了1英里，切断了汉城至开城的铁路和公路，这样就截断了来自那个方向的补给和援军。然后，第5陆战团转向东去，遇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抵抗。他们沿着大致南北走向的一连串山丘，到达汉城的西边，并决定在这儿过夜；而北朝鲜人却选中了这里作为控制西部通道的立足点。
　　同时，第1陆战团沿着通道向永登浦前进。第1营夺取(85)高地时遭受了大量伤亡，这座高地雄踞在通往汉城郊区的一条通道上。第2和第3营在南边，堵住了沿仁川公路、配有5辆坦克的一个营规模的北朝鲜军的进攻。其中两辆坦克被火箭筒击毁，陆战队的火力几乎把北朝鲜的整营士兵消灭：在陆战队的阵地前，横七竖八躺下了将近300具北朝鲜人尸体。
　　阿尔蒙德将军看出夺取永登浦必有一场恶战，于是批准对郊区实施炮击和轰炸。轰炸持续了一整天。要接近永登浦，最好沿江岸的北边走，也可走南边沿仁川方向的公路。在中心部分，郊区的边缘是稻田和葛川河的河堤。葛川河较宽，自北向南流淌。9月21日，第1营在北面运动，第2营沿仁川公路进攻。两个营伤亡都很惨重，经过的道路路况极差。下午，第3营穿过第2营阵地，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继续进攻。
　　这一天，第1营的一个连长，罗伯特・巴罗上尉采取了一次极为高明的行动。在战术上，这一行动跟仁川入侵在战略上一样出其不意，并一样具有决定意义。巴罗上尉的A连部署在永登浦西面的一座山头上。为了出奇制胜，营长杰克・霍金斯中校让他们穿插到战线的中央。凭借低矮小山的掩护，A连到达了战线中央近旁的一个高堤。他们的前面是几乎没有设防的稻田和葛川河的淤泥，看上去似乎是不可逾越的屏障。
　　由于不知道前面的情况，A连便在河堤后面组成一条长长的攻击队列。他们爬过河堤，跳进葛川河一侧的稻田里。该连从齐胸深的水稻中走到河边，奋力趟过河水，走过水道里深深的淤泥，在另一侧河堤的保护下重新编队。敌人一枪也没朝该连射击。北朝鲜人根本就没有看见他们在接近。巴罗的一连人长驱直入，一下子到了永登浦的中心。他们正好突入到空空荡荡、完全没有设防的区域。陆战队队员可以听得见南北两边的枪声，而他们的周围和前方却是一片寂静。换了另一个指挥官，他若发现自己已深入敌阵，同时又和其他部队失去了联系，并且援军无望，他也许会给吓坏；他可能会让孤立无援、遭到包围的部队赶紧离开。而巴罗上尉却把这看做是天赐良机。他意识到，他可以一直推进到北朝鲜人的后方而不会遭到任何抵抗。他用无线电和营指挥部联系，请求指示。霍金斯中校告诉他继续向前。
　　 A连一直穿过永登浦，大约正午时，他命令士兵在郊区的东侧停下。从那里他们看见一队北朝鲜士兵正朝防线行军；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着歌，根本不知道陆战队就在其眼皮底下。A连一个排的所有武器对着敌人纵队一齐开火，敌人四下散去。同时，其他排对着逃散的士兵和街上三三两两的小股士兵射击。这些人看见在他们的阵地正中出现了大量美国兵，惊恐地拔腿就跑。最后，陆战队到达了永登浦东端的开阔地带。在那里，30英尺高的大堤上一条铺过路面的大路和汉城至仁川的主干公路相接。巴罗上尉就在大堤上建立了100码长的防御圈。从战术上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阵地。巴罗向北一看，只见一大帮北朝鲜人正从前线往后撤退。他立刻命令机枪瞄准敌人开火。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散开，找到藏身之处，便已死伤惨重。
　　整个下午，小股的北朝鲜人一再对大堤发起袭击，都没有成功。A连稳稳地把守着北朝鲜人从城里退出的最佳出口。由于SCR-300无线电的电池耗尽，该连与营指挥部的联系中断了。这意味着这支孤军作战的陆战队必须完全依靠自己了。黄昏时分，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来临：5辆T34坦克开出永登浦，向该连发动猛烈攻击。火箭筒击毁了一辆坦克，又击伤了另外两辆，但是，另两辆完好无损的T34坦克的机枪和大炮吼叫着，沿着河堤下的一条路，在30码的范围内，往返发动了5次冲击。机枪子弹嗖嗖飞过，陆战队队员藏在深深的散兵坑里，躲过了飞来的机枪子弹；85毫米高速炮弹深深钻进大堤的泥土，然后才爆炸，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坦克无法把陆战队队员驱赶出来，便退回到永登浦。晚上9点，北朝鲜军一个连的兵力攻击了防御圈的北端。到午夜前，北朝鲜人已经进行了四次类似的单独攻击。但都无功而返。巴罗上尉的士兵尽管弹药越来越少，但仍然坚守阵地。第二天上午，已经有275具北朝鲜士兵的尸体躺在陆战队阵地前。
　　北朝鲜人让突然出现在他们后面的这个连给弄得不知所措，无法突入该连的阵地也使得他们垂头丧气。于是，9月21日到22日的夜里，他们彻底放弃永登浦，退到了汉江以北，并把4辆T34坦克留在了城里。永登浦的主力守城部队是北朝鲜第9师第87团。当陆战队包围这座城时，他们刚刚从洛东江前线到达这里。在战斗中，第87团被击溃。俘虏透露说有个营遭受了80%的伤亡。
　　同时，第7师向陆战队的南部运动，以便保护他们的两翼，阻挡从洛东江前线赶来的北朝鲜军队。该师第32团进攻到距永登浦大约7英里的安养里时，被地雷阵拦住了去路，但是到了9月21日下午，该师小分队攻下了安养里。这样，加上已经占领的永登浦，就切断了通往南部北朝鲜军队的主要补给线。自那之后，敌人往东就只剩下二级道路可走，通行不便，数量亦不足。当所发生的事情透露过去时，北朝鲜军队已经惊慌失措，他们的命脉被切断，离失败也就不远了。
　　到9月22日，第7师的部队在和北朝鲜的坦克几次交火以后，攻占了水原机场。水原机场位于汉城以南21英里处，备有长达5200英尺的跑道。随着C-54飞机在此降落，美军获得了充裕的给养。

9月22日晨，陆战队从汉江北岸向通往汉城的西边通道发起了进攻。阿尔蒙德将军想尽快占领该城，又派了一个南朝鲜陆战营参加战斗。攻击沿着一条极为狭窄的地带向前进行：该地带不足3英里宽，这是一次正面进攻。(见图8)
　　已经进入阵地的第5陆战团担任主攻任务，第1和第7陆战团在以后的阶段里亦陆续投入战斗。面对陆战队和南朝鲜军的是新近组建、刚刚赶到这里的北朝鲜第25旅，外加第78独立团，加起来可能有5000人。北朝鲜人匆匆调兵，沿汉城西边的山头布防。他们挖了战壕和散兵坑，用50多挺机枪建立了协调火力区，并且部署了大炮和迫击炮。
　　第5陆战团第3营奉命夺取北边的296高地。中部由南朝鲜陆战队自西向东分别占领56、88高地和105中心区。这几座小山头就像章鱼的触须，从296高地向南伸去。在南部，第5陆战团第1营将夺取靠近汉江附近的南105高地。
　　在北部，第3营仅仅遇到了微弱的抵抗便占领了296高地，但是，敌人兵力集中的南坡却没有拿下。在中部，北朝鲜军的猛烈火力拦住了南朝鲜陆战队的去路，美国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对北朝鲜的阵地进行了一整天的轮番轰炸，试图将其摧毁，但却毫无效果。后来据战俘交待，北朝鲜第25旅那天遭受了百分之四十的伤亡。在南部，第3营只被拦住了一会儿，当天稍晚些时候，该营便占领了南105高地。
　　第二天，即9月23日，南朝鲜陆战队对56高地发起攻击，但是再次遭受严重伤亡，并未取得多大进展。下午半晌时，美军第5陆战团第2营接替了南朝鲜陆战队，不过，该营也同样伤亡严重，进展不大。夜间，进攻部队(D连和F连)就地掘壕过夜，他们距敌人占领的山脊还有一段距离。该团在汉江北边其余的进攻前线被困了整整一天。同时，第7陆战团从第5陆战团的背后接续上来。
　　西部大门极为顽固的防守挡住了第10军，阿尔蒙德将军越发急于攻克这座城市。汉城已经被完全包围，连接从洛东江后撤的北朝鲜军队的交通线被切断。但是，汉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麦克阿瑟一心想把它拿下来。同样重要的是，余下的北朝鲜人在城里修筑工事的时间越久，要把他们驱赶出来就越难，代价就越高。
　　阿尔蒙德对陆战队的进展很不满意。9月23日，他告诉史密斯将军，他在正面继续进攻，不过他认为，史密斯应该利用汉江南岸的开阔地带包围敌人的防线，然后从背后直插城内。史密斯将军不愿这么干。他说，他肯定北朝鲜人为了守住城市，会一条街一条街地开展巷战，而不会顾及侧翼的行动。他想把整个师联合部署在汉江以北，而不想分开部署在汉江两岸。
　　阿尔蒙德对史密斯尖锐地说，再给陆战队一天时间，对北朝鲜进行正面攻击；要是还没有进展，他就把第7步兵师拉上去，从南边对北朝鲜的防御阵地进行包抄。
　　 9月24日早上天刚一放亮，第5陆战团的D连和F连便在浓雾中跃出阵地，对56高地的脊线发起进攻。F连到达一块高地，在高地的掩护下和敌人轮番对射；然而连续两个小时，D连被敌人的猛烈火力压住。双方在投掷范围内，互相投掷手榴弹，都试图靠侧翼的运动打破僵局。双方都有很大伤亡。罗伯特・史密斯军士率领一个班的陆战队队员从宽阔的边缘地带向北迅速推进，几乎全歼了那里的敌人，只有3人负伤而逃。为了打破僵局，陆战队的海盗轰炸机深入北朝鲜军的阵地，进行反复轰炸。在两次海盗式飞机的轰炸中，10架参战的飞机中有5架被北朝鲜的防空火力击伤。战场变成了屠场。
　　 9月24日下午，阿尔蒙德将军同史密斯将军、第7师师长戴维・G・巴尔少将和其他军官一道，在永登浦举行了一次露天会议。他指示第7师第32团，再加上南朝鲜第17团，于第二天，即9月25日早上6点，攻越汉江，进入汉城。会议很简短，指挥官们很快便分头制订计划去了。
　　午后不久，正对56高地的第5陆战团D连的步枪排只剩下30名有效作战人员，火力排只剩下14名。连长H・J・史密斯中尉决定孤注一掷：33人向最后150码的斜坡发起冲击，其余11人携机枪和弹药随后跟进。海盗式飞机最后俯冲扫射，在北朝鲜人的阵地上投下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按照事先安排的信号，海盗式飞机进行了一次模拟投弹俯冲，没有开火，而这时，陆战队队员一跃而起，在100码宽的战线上向前冲去。领头冲在前面的史密斯中尉饮弹而亡，但其余的继续往上冲。26人冲到了顶峰。海盗式飞机模拟投弹这一招儿大获全胜。陆战队的出现完全出乎北朝鲜人的意料。有些人朝着山坡的另一面跑了下去，也有一部分进行抵抗。不过，没多久战斗就结束了。北朝鲜兵的尸体堆在散兵坑和掩体里，也有些散布在山坡各处。D连206人当中，伤亡176人，其中36人战死，其余负伤。
　　在这一系列的殊死战斗中，D连对56高地的攻击是决定性的一战，这一战突破了北朝鲜人在汉江以北的防线。从夺取的山头上，陆战队向北，向南，向东出击，都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大部分北朝鲜守军非死即伤，阵地上横七竖八躺有1200具北朝鲜人的尸体。据陆战队估计，北朝鲜军被打死的总人数有1750人。敌人的伤亡大部分是由空中打击、大炮和迫击炮造成的。
　　当第5陆战团的殊死决战还在进行的时候，第1陆战团于9月24日渡过汉江，形成攻城部队的右翼。第7陆战团在第5陆战团的左翼向前运动，他们的任务是突破汉城北部的界限，封锁敌人向北撤退的路线。到达日本的第187空降团战斗队的一个营被空运到金浦，担任防守机场的任务，虽然附近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北朝鲜军队进攻机场。
　　第32团和南朝鲜第17团将在距铁路和公路主桥以东3英里的山水里渡口渡过汉江。第一个目标是南山。南山高900英尺，是城里最高的山峰，从汉江江岸绵延两英里，直到城中心。城里的高楼在西边、北边和东边，把南山下部都遮蔽住了。这座山就像一把匕首，直刺汉城的心脏。
　　美国和南朝鲜士兵的其他目标是汉城以东2到5英里处的山头，这些山头从东面居高临下，俯视着通往城内的铁路和公路。
　　一阵猛烈的大炮和迫击炮的轰击之后，第32团第2营登上专为渡江而运来的陆战队两栖车。他们在江面上东摇西摆，随波翻腾，不过人员和装备都完好无损。步兵战士迅速登上并占领了南山，伤亡不大。北朝鲜人完全没有料到第10军这一手，在南山只部署了少量的防守兵力。
　　第32团第1和第3营紧跟着攻击部队渡过汉江，然后调头向东，朝着最近的小山目标冲去，同时，南朝鲜一个团的兵力随后向更远一点的小山目标挺进。经过一夜的进攻，该团占领了那座小山。
　　当第7师和南朝鲜第17团从南面向汉城进攻的时候，第1陆战师正从西面向城内移动。在右翼的第1陆战团向北一拐，进入城内，直插主要商业区，而第5陆战团则从西北进城，大致朝着两英里远的政府大楼方向前进，从政府大楼再往里是长岛宫和皇家花园。
　　显然北朝鲜军指挥官已经得出结论，西部通道防御的削弱以及南山的失守已注定汉城即将失陷。他命令9月25日晚上开始撤退，把他的主力部队，即只剩下5000人的北朝鲜第18师，调往北方。他让其他小分队留下，迟滞陆战队队员和步兵的前进。
　　一位空军观察员在夜幕降临前显然看到了北朝鲜人向北撤退的迹象，因为他报告说北朝鲜人正涌出城外。阿尔蒙德将军立即发电给远东空军，请求他们投掷照明弹照亮公路，以便陆战队的夜战队员能够攻击这些溃逃的军队。一架B-29迅速升空，在几个小时里投掷照明弹，陆战队的飞机在夜里对北朝鲜的两个纵队进行了轰炸。
　　阿尔蒙德还发电给陆战师，命令他们“立即进攻”，尽量在北朝鲜军逃跑时将其一举歼灭。史密斯将军提出异议，但是被告知要执行命令。然而，陆战队的进攻还没有动手，派去迟滞陆战队的北朝鲜军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对第1陆战团展开攻击，并派一个加强连对第5陆战团展开攻击。
　　陆战队员粉碎了这些进攻，并让北朝鲜人遭受了严重伤亡(第1陆战团俘虏了83人，并清点到250具北朝鲜人的尸体)。但是，北朝鲜人的进攻阻止了陆战队的前进，在天亮时，陆战队的阵地还是昨天天黑前的阵地，几乎是原地未动。
　　北朝鲜人在南山对第32团的反攻比对陆战队的反攻稍晚一点儿。但是，在凌晨5点，北朝鲜人用坦克和大约1000名步兵发起了凶狠而猛烈的进攻。在南山西边较高的地方，G连还能够固守阵地，但在东边较低的山丘上，北朝鲜人把F连打垮了。该营营长查尔斯・W・芒特中校把他能拿得出的每一个预备队员都叫了过来，拼命向东边的山丘进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美国兵才得以成功；北朝鲜残余士兵逃下了山坡。敌人付出的代价令人惊愕：394人死亡，受伤数目不详，174人投降。
　　第32团第3营从汉城向东行进，前往夺取制高点。在行进途中，他们在公路上与离开汉城向这个方向逃跑的一大队北朝鲜人遭遇。L连连长哈里・J・小麦卡弗里中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这么幸运，于是立即命令发起攻击。北朝鲜军几乎被全歼：L连打死了500名敌人，击毁5辆坦克，击毁或缴获40台车辆，3门大炮，7挺机枪，以及大量弹药、油料和衣物。麦卡弗里很可能摧毁了北朝鲜的一个军一级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一直在指挥汉城防御战。麦卡弗里因此获得了银星奖章。
　　到了9月26日下午半晌的时候，南朝鲜第17团已夺取了汉城东边的山头，这样就截断了从汉城往东去的铁路和公路。现在，这座城市从西边、南边和东边都被堵死，第7陆战团正往北边运动，去堵住剩下的这个缺口。
　　虽然北朝鲜的主力部队已经撤出了汉城，而且麦克阿瑟将军声称汉城已于9月28日收复，但是争夺这座城市的战斗并没有结束。尽管美国在城内外部署有两个师的兵力，外加一个南朝鲜团，但躲在街垒后面的北朝鲜小分队是收复这座城市的巨大障碍。除了小股的渗透外，汉城内的北朝鲜人与城外已经隔绝开来。毫无疑问，联合国军对汉城的占领已成定局。但是攻陷汉城的战斗转而成为一系列残酷的小规模战斗，双方互有伤亡。在市中心的许多地方，通常是在十字路口，北朝鲜人用路障把街道拦腰堵住。大多数路障有齐胸高，用装满泥土的稻草袋和纤维袋筑成。从路障后面和两边，北朝鲜人架起了反坦克炮和机枪，向街面扫射，使美国人的行动险象环生。其他北朝鲜士兵躲在附近的大楼里，从门和窗户里朝外开火。在路障前，敌人已经埋设了反坦克地雷。
　　陆战队和步兵战士很快就找到了攻破路障的办法。这个办法似乎是一个毁灭城市的方案。在摧毁路障的过程中，他们也一起摧毁了附近的建筑。当他们遇见路障的时候，美国军队就召来陆战队和海军的飞机，对敌人的阵地进行剧烈扫射，并发射火箭弹。随后，以迫击炮和大炮为主的火力把敌人压得抬不起头，掩护工兵引爆地雷。然后，由2到3辆中型坦克，通常是M26潘兴坦克，迎着路障开去，摧毁反坦克炮和机枪，突破路障。随后而来的步兵对坦克提供保护，并消灭狙击手。有时候，突破一个路障要花上一个小时。战斗结束后，留下的是一片废墟，尸体遍地，烟火升腾。
　　 9月27日下午3点零8分，第5陆战团G连沿着半英里长的光复门大道向北行进，到达政府大厦和国会大厦。他们迅速从大楼前狮子厅的两边摘下飘扬着的北朝鲜的国旗，升起了一面美国国旗。除了零星的狙击手外，最后一伙北朝鲜军队乘着9月27日晚到28日晨的夜色潜出城外。到9月28日晚上，第1陆战团已经占领了一些山头，控制了向北通往议政府和铁原的道路。声势浩大的仁川入侵以彻底胜利而告终。北朝鲜军的幸存者沿着没有布兵的大小道路向北一路撤去。
　　麦克阿瑟的预见被证明是准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疑虑则是毫无根据的。麦克阿瑟的威望急剧上升。杜鲁门总统发给将军一份电报，电文洋溢着真诚的祝贺。参谋长联席会议承认：“您从防御到反攻的转变，计划周密、时机成熟、实施得力。”
　　 9月29日，麦克阿瑟领着李承晚穿过欢呼的人群，向政府大厦走去。在那里，在挑选出的南朝鲜名流和美国高级军官面前，麦克阿瑟把李承晚领到讲台上，讲台的一边挂着美国国旗，一边挂着韩国国旗。麦克阿瑟看起来完全像个要给他宠幸的新王加冕的太上皇，亲自使李承晚回归到南朝鲜的权力中心。“我代表联合国军司令部，”麦克阿瑟用大嗓门不紧不慢地说，“很高兴把您，总统先生，送回到您的政府所在地。在此，您可以更好地履行宪法赋予您的职责。”麦克阿瑟还表达了他的祝愿，祝愿仁慈的上帝赐予李及其下属以智慧和力量。他还请全体人员和他一起背诵祈祷文。显然，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朝鲜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也不管是信儒教，还是信天道教，大家都背诵了祷文。国务院和国防部对此都提出了异议，因为美国国旗的位置那么显眼，突出了这是美国的军事行动，而不是联合国的行动。但是，麦克阿瑟由于使李复位而备受世界瞩目，而华盛顿的抱怨则被对仁川胜利如潮的祝贺所淹没。
　　后来证明，入侵前对北朝鲜可以投入反入侵的军队人数的估计太低了。北朝鲜司令部在汉城有8000人，而不是估计的5000人；在永登浦地区还有5000人。急速赶到的增援部队使汉城及周围士兵的总人数最终增加到至少2万人，北朝鲜司令部在汉江和往南21英里的水原之间还能够召集1万人。
　　尽管这些兵力还不到所部署的第10军兵力的一半，而且大多是没有受过多少训练的新兵，但是，这要比美国的决策者们所预想的要多。即使这样，北朝鲜人也从未能够在任何一个地方集中兵力，以与美国势均力敌，更不要说占优势了。其原因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入侵地点搞得北朝鲜司令部手忙脚乱，判断失误，被迫把临时凑起来的部队投入到阻击美国和南朝鲜军队的战斗行动中，结果，在每个地方都让对方占尽了优势。
　　尽管他们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但是，能够到达新辟前线的北朝鲜人不足以对战斗结果产生影响。为了补救毫无希望的局势，北朝鲜指挥官不断地命令部队发起自杀性反攻，眼睁睁地朝着美国人和南朝鲜人的枪口上撞。面对着美国杀伤性极大的空中打击和大炮的弹幕轰炸，他们让军队顽强地据守汉城西边的通道。
　　北朝鲜人一股一股地不断被击败，再也不能把部队集结起来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反击。就这样，在月尾岛，海军、空军的力量和陆战队的突击营在人数上完全压倒了400名守军。在仁川，一个团在互不相连的两个地点发起进攻，包围了1600名守军，把他们留给南朝鲜军，而后被彻底消灭。在金浦，一整团的兵力打垮了500名晕头转向的守军。在永登浦，罗伯特・巴罗上尉的连队深入敌后发起的奇袭扰乱了守军，而北朝鲜人却拼命让一队队士兵去死撑着岌岌可危的防线；他们也是身不由己。只是在汉江北岸通往汉城的西边通道上，北朝鲜人才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与敌人相抗衡的程度。这是由于史密斯将军决定朝着正面极为狭窄的防线进攻，因而，才使北朝鲜司令部集中了它的兵力。阿尔蒙德将军派了一个军和一个南朝鲜团从南面进入汉城，攻击西部阵地的侧翼，这一手打破了北朝鲜阵地的平衡，致使敌方指挥官立即撤出了这座城市。决心固守汉城路障的北朝鲜人与其说是出于战术目的，不如说是一种对抗行为。每个路障的兵力大体上都跟其他地方的兵力互不相连。这样，美国人就可以一个一个地清除路障，而不必担心敌人会发起协调一致的反攻，或者对占领整个城市构成威胁。
　　为了彻底清除北朝鲜人的任何可能的危险反应，麦克阿瑟真可谓苦心孤诣。面对这些证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仍然把仁川登陆称做“历史上最为幸运的军事行动”，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了。几乎没有任何军事行动不是靠着运气加上一丝不苟的周密筹划以杜绝偶然性才得以取胜的。至少布莱德雷还坦率地承认：“事后看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好像一群小题大做、疑神疑鬼的女教师一样。”

第8集团军打破釜山防御圈的计划要求第5团战斗队和第1骑兵师在9月16日，即仁川入侵的第2天，夺取位于倭馆的洛东江上的桥头堡，然后第24师突破至金川，再向前推进到大田，并继续向北推进。第8集团军的其他部队将对北朝鲜人发起攻击，使他们不能动弹，直到第24师彻底突破北朝鲜人的防线。防御圈一线的美国人、南朝鲜人和英国人几乎立即就得知了仁川登陆的消息，而“山头另一侧的”北朝鲜人的上级指挥部却没有把仁川的消息告诉下属，所以他们仍在继续战斗，勇猛顽强，一如既往。
　　远东司令部和第8集团军没有想到，北朝鲜司令部能够隐瞒或者有意隐瞒如此惊人的消息而不让他们的军队知道。沃克将军曾要部队在仁川入侵的第2天突破防御圈，这样不但把敌人的主力在南部牵制住，阻止其援军向仁川-汉城调遣，而且又可利用入侵对北朝鲜产生的效果而取得进展。然而，有足够的迹象表明，直到登陆后三四天，汉城已被包围，通往南方的交通也被切断，混乱的北朝鲜司令部甚至根本就没有作出从防御圈最终撤退的决定，因此，第8集团军攻击的直接结果，就像撞到了北朝鲜人筑起的一道石墙一样，伤亡惨重。朝着倭馆的进攻是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在头两天里几乎毫无进展。仅有的实质性进展是由第2师取得的，该师两个团在洛东江下游突破了实力微弱、精疲力尽的北朝鲜军的防守。北朝鲜人对仁川登陆的消息作出反应的唯一线索是，9月18日至19日的夜里，布防在最南端马山西边暴露于最危险境地的北朝鲜第6、第7师开始撤退。然而直到9月19日，其他各处的北朝鲜人仍在坚决抵抗，根本没有一点主动撤离的迹象，所以，美国、南朝鲜以及英国军队的推进收效甚微，而且损失极大。
　　 9月19日，倭馆落入第5团战斗队的手中。同一天，南朝鲜第1师从大邱北边的山岭中渗透到北朝鲜第1和第13师背后的阵地。于是，这两个师开始撤退。第2天，南朝鲜第3师又夺回了东海岸的浦项洞，北朝鲜第5师开始迅速向北回缩。与此同时，在西海岸的崇山峻岭中，南朝鲜军队开始发动势不可挡的推进。但是，直到9月21日，第1骑兵师还没有能够攻占老保龄球道战场的大浦洞，而在洛东江以西，到了9月22日，第2师还在和顽强抵抗的敌人作战。
　　英国第27旅陷入了悲剧之中，但并不完全是由于北朝鲜人的作战行动。9月22日，英国第27旅在拂晓前横渡洛东江，朝星州进军。它的行军路线正好是北朝鲜第10师的主要撤退路线。拂晓时分，英国米德尔塞克斯营占领了一个距星州不到3英里的山脊(英军称它为李子布丁山)；于是，9月23日，该营向更高的地方(325峰，又叫米德尔塞克斯高地)进攻，并在天黑前占领了这个地方。与此同时，苏格兰阿盖尔营在拂晓前攻击相邻的282高地，他们出其不意地攻了上去，在早饭时杀得北朝鲜人措手不及。在西南方近1英里的388高地上的另一支北朝鲜军，开始穿过一个马鞍形地带，在密集的大炮和迫击炮的支援下，朝阿盖尔营发起攻击。中午前不久，阻击北朝鲜人推进的美国炮兵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竟撤了下来，而同时用于支援的坦克炮火却够不到发动进攻的北朝鲜人。阿盖尔营于是请求对北朝鲜人占据的388高地发动空中打击。不久，3架F-51野马式飞机起飞，在阿盖尔营占领的282高地上空盘旋。苏格兰人展开了他们白色的信号识别板，388高地上的北朝鲜人也展开了白色信号板。空军战术指挥官的无线电和F51飞机联系不上。突然，野马式飞机用凝固汽油弹和机枪朝着错误的高地发动了攻击。悲剧在两分钟内就结束了：282高地顿时陷入一片火海；幸存者朝山坡下冲去，以逃离燃烧的凝固汽油弹。几个负伤的士兵仍然守卫着高地，副营长肯尼斯・缪尔少校迅速集合起30名士兵，率领他们穿过快要熄灭的火焰，赶在从另一面接近顶峰的北朝鲜人的前面到达顶峰。一阵自动武器的扫射击中了缪尔少校。他伤势严重。其他人意识到局势已经无可挽回，便退回了山脚。阿盖尔营遭受了90人的伤亡，其中60人是由于飞机误炸而造成的。
　　到9月23日，仁川登陆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各部向北退却。很快，各种惊慌失措、土崩瓦解的迹象便显露出来。
　　第8集团军现在配备有两个新的军司令部，第1和第9军，依次从洛东江一线开拔――第9军在南边，下辖第2和第25师；第1军在北边，下辖第24师，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
　　这些追兵沿着几乎每一条从防御圈延伸出去的公路全速前进。有些地方，北朝鲜人形成阻击队进行顽强的截击，让他们的同志从包围网中逃脱。在其他地方，由于桥被炸掉，路上埋有反坦克地雷，美国人的速度慢了下来(美国在朝鲜损失的坦克有70%是被反坦克地雷击毁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战场上，只有20%是地雷击毁的)。还有一些情况，北朝鲜人放下武器，顺从地走进了战俘营，有些则消失在高山密林之中，躲避战斗，试图返回北朝鲜。有些人成功了。北朝鲜各师作为有组织的军事单位转眼便消失了，它们的成员，或孤身一人，或三五成群，千方百计逃命而去。可以料想，其间肯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冲突和剧烈的骚乱。有时候，北朝鲜后卫队就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进行了勇猛的战斗；有时候，北朝鲜人只是眼睁睁地望着美国人乘坐坦克和汽车驶过，根本不打算阻止他们。有一次，在西海岸的群山东北方，一架空军蚊式侦察机的飞行员看见一队北朝鲜人，大约有200名。他抛下了一张纸条，要他们放下武器，到附近一个山头集合，他们便顺从地遵命执行。飞行员把一支地面巡逻队领了过去，而北朝鲜人还在那里耐心地等着。不过，这件事发生在10月1日，当时，北朝鲜的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
　　现在美国人可谓是适得其所：要么开着汽车，要么驾着坦克，经第8集团军正式批准，他们不必顾及侧翼，只管朝着远方的地平线进发。军队各部就像巴顿的第3集团军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后穿越法国时那样进展神速，留下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是其中最吸引人的也许就是第1骑兵师的尖刀部队――林奇特遣队的传奇经历了。
　　这支特遣队是以第7骑兵团第3营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又补充了一个工兵连，7辆M4A3坦克，一个侦察排，一个指挥飞机进行空中打击的空军战术指挥队，还配有大炮和迫击炮。特遣队由詹姆斯・H・林奇中校指挥。
　　第1骑兵师师长霍巴特・盖伊命令特遣队于9月22日上午8点从大邱北边，保龄球道和大浦洞附近出发。盖伊将军亲自随队行动，由5辆坦克在前面开路，林奇特遣队对小股溃散奔逃的北朝鲜人置之不理，只是朝着西北方向的洛东江进军。在纵队的前方，战机在空中战术指挥队的指引下，顺着道路来回飞行，看到什么就打什么。
　　在江边洛顺洞附近，道路绕往一座山顶，又从另一侧顺势而下。过去的第一辆M4A3谢尔曼坦克被一枚北朝鲜反坦克炮弹击中，停了下来。由于谁也找不到反坦克炮的具体位置，盖伊将军命令其余的4辆坦克全速冲过山顶，一齐射击。这一招儿果然奏效：坦克打垮了两门反坦克炮。部队原本是要从洛东里以南10英里处的一个渡口渡过洛东江，但命令作了改变。晚上7点，林奇中校同盖伊将军道别后，在明亮的月光下，向北朝着洛东里进军。北朝鲜人在洛东里搭了一座水下暗桥。渡江地点能换到此处，再幸运不过了。
　　一路上，村子在燃烧，撤退的北朝鲜人无意抵抗便交枪投降。林奇特遣队于晚上10点30分抵达洛东里。打头的坦克在一座陡峭的山崖上停下，俯视着暗桥边的江面。坦克手一眼看见前面有一门反坦克炮正对着他们，便立即开火。炮弹打在一辆隐藏的弹药车上，卡车随即爆炸起火，把周围一切东西都引着了。火光照亮了北朝鲜人遗弃的坦克、卡车，还有几百名正在从暗桥上过江的北朝鲜士兵。特遣队对着这些倒霉的北朝鲜人一顿扫射，其中大约200名被打死。
　　一名巡逻兵报告说，水深齐腰，可以涉江而过，并且对岸也没有北朝鲜人部署。9月23日凌晨4点30分，林奇中校派两个连的步兵从冰凉的江水中趟了过去，占据了西岸。同时，工兵利用渡口和筏子，把坦克和卡车送过江去。第二天，400名劳工也对暗桥进行了改造。中午前，坦克渡过江去，立即往前开拔，追赶特遣队的队伍，这时，他们已经到达了尚州。
　　由于第1军的一道命令，第1骑兵师在洛东江西边滞留了一天；不过就在9月25日午夜前，盖伊将军赶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获准全力以赴，与第10军会合(如果他能做到的话)。9月26日一大早，盖伊召集指挥官开会，命令全师中午开拔，日夜兼程，直到赶上第7师。第7师已经行进到汉城以南27英里、乌山以北大约3英里的一个地方。
　　领头的部队又是林奇特遣队，这时他们已经赶到了庞恩，超过其他各部30英里。坦克在前面开路，部队奉命开拔：坦克全速前进，除非受到攻击，否则不得开火。特遣队向前推进了一程又一程，所过之处，每个村子的南朝鲜人都欢呼着向他们招手。罗伯特・W・贝克中尉率领坦克排过了定州，于下午6点来到距庞恩64英里的一个地方。坦克耗尽了燃料，因为加油车没有参加到纵队中，也没有人想到把加油车派来。军官们把纵队中的车辆搜了个遍，找到足够加满3辆坦克的汽油。突然，北朝鲜的3辆卡车在渐渐暗淡的暮色中开了过来，其中一辆撞到了一辆侦察排的吉普车上。北朝鲜人迅速溜走了，美国人在卡车上发现了汽油，足够加满其他3辆坦克。
　　晚上8点，坦克和车辆开着灯，又向前出发了。贝克中尉率领的3辆坦克走在前面，其他3辆坦克殿后。8点30分，纵队的先头部队到达紧挨天安南边的汉釜主干公路，他们沿着公路向北开去。这时，林奇特遣队距离第7师的阵地大约30英里。
　　天安城里尽是北朝鲜士兵。在一个十字路口，贝克中尉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拐，便停了下来。他从炮塔里探出头来，看见一个站岗的北朝鲜士兵。贝克用手指着一条大街，问道：“乌山？”那个士兵懒洋洋地点着头说是，这时，他大吃一惊，认出贝克是个美国人，于是拔腿就跑。纵队的各部跟着贝克穿过天安，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北朝鲜士兵只是站在一边儿，眼睁睁地望着美国坦克隆隆开过。
　　在天安北边，贝克的坦克追上了一股正向北行军的北朝鲜人，他一边不停地前进，一边向北朝鲜人开火。他们不断从两旁的北朝鲜人的车辆旁边经过，片刻也没有停留。不久，贝克的3辆坦克远远跑到了纵队的前边，林奇中校的无线电无法跟他们联系上，没有办法让他们慢下来。此时，贝克超过了林奇特遣队其他各部好几英里远。在乌山以北大约3英里的地方，他们遭遇到敌人的火力袭击。贝克的坦克冲了过去，但不久，又遇到了更加猛烈的火力。一发反坦克炮弹掀掉了第三辆坦克上的机枪座架，炸死了一名乘员。贝克的坦克队正在接近美军的防线，不断地受到美国轻兵器和75毫米无后坐力炮的攻击。由于贝克坦克队亮着头灯，马达轰响，而且速度很高，守卫路口的第7师的坦克手没有开火，他们弄不清这是否是北朝鲜人的装甲车。第7师的一个坦克手把贝克坦克队的第一辆坦克放了过去，打算朝第二辆开火。就在这时，一颗白磷照明弹爆炸了，照亮了贝克坦克一侧的白色美国星标志。这样，一场美国人自相残杀的悲剧避免了。晚上10点26分，贝克在第31团的防线中停了下来。这一天，他和他的坦克队行进了106英里。
　　然而，贝克并不知道，他和他的3辆坦克与驻扎在乌山以南几英里处河风里的一支强大的北朝鲜坦克部队擦肩而过。北朝鲜的坦克手显然把贝克的谢尔曼坦克当作了北朝鲜的装甲车，没有向他们开火。但是，林奇特遣队的其他各部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林奇特遣队在没有开灯的条件下行军，大约午夜时接近河风里。这时，两辆T34坦克用大炮和机枪朝他们开火。火箭筒小队击毁了一辆北朝鲜坦克，但另一辆却沿着挤满美国部队的道路开了过来，它对着车辆猛烈扫射，并撞翻了其中几台。最后，这辆坦克从路上开了下去，进了稻田，但是还在继续朝纵队扫射，甚至当一颗美国75毫米无后坐力炮弹炸得它动弹不得时，它还在射击。随特遣队行动的第7骑兵团作战训练处处长詹姆斯・B・韦伯尔上尉爬到坦克的顶上，把一桶5加仑的汽油浇到坦克后部和引擎舱口里。结果爆炸的气浪把韦伯尔冲到20英尺开外，所幸的是他只受到轻微的烧伤，两根肋骨断裂，坦克和里面的乘员却被炸飞上了天。
　　就在此时，又有两辆T34坦克从北边朝着林奇特遣队的前部隆隆开了过来。坦克停了下来，有人用朝鲜语喊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北朝鲜指挥官的声音被美国人雨点般的轻兵器射击声淹没了。这两辆T34坦克立即砰的一声关上了舱盖，开始用大炮和机枪射击。挡在路中的特遣队卡车燃起了熊熊大火。与此同时，和林奇特遣队一起的3辆M4A3坦克开到了纵队的前面，与T34坦克交上了火。但是，北朝鲜人很快又调来了8辆T34坦克。美国的谢尔曼坦克击毁了一辆北朝鲜坦克，然而，美国的两辆坦克也被北朝鲜的火力摧毁。韦伯尔上尉冲上前去，拿起一支美国兵携带的3.5英寸火箭筒，把两辆坦克打得瘫痪在地。在这次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坦克对步兵大战中，威拉德・H・霍普金斯军士偷偷爬上一辆T34坦克，把一颗手榴弹丢进了开着的舱口，顿时，轰的一声，里面便鸦雀无声了。然后，他组织起火箭筒小队，又击毁或者协助击毁了4辆坦克。有一辆T34坦克在特遣队纵队中横冲直撞，一边射击，一边撞毁汽车，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杀到了纵队的南头。炮手赶紧把一门105毫米榴弹炮从牵引车上卸下，在只有25码远的射程里，摧毁了敌坦克。但是，坦克和榴弹炮的对射也夺去了霍普金斯军士的性命，他当时单枪匹马，正向那辆T34坦克进攻。后来，韦伯尔上尉和霍普金斯军士被授予优异服务十字勋章。
　　 3辆幸存的T34坦克从猛烈的对射中退了出去。在这次战斗中，两个美国人被打死，28人负伤，两辆坦克和15辆汽车被击毁。9月27日早上7点，特遣队徒步行进，随时准备战斗。他们不久就撞上了一辆T34坦克。坦克被火箭筒小队一举击毁。这时，北朝鲜的机枪又响了起来，威廉姆・W・伍德赛德中尉和两个士兵冲进敌人阵地，击毙了北朝鲜的机枪手。上午8点26分，特遣队和第7师第31团的一个连相遇。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会合终于完成。
　　在整个南朝鲜，大约3000名北朝鲜人，其中大多是第6和第7师的士兵，慌不择路，撤进了晋州以西和河东以北朝鲜最南端的智异山中，那里几乎无路可走。另一股北朝鲜步兵大约60名，利用反坦克地雷和空包雷在金川西北15英里处的汉釜主干公路上建立了路障。他们守卫了10个小时，让大约2000名第6师的士兵从这里撤往北部。他们仍然带着迫击炮和机枪，但重武器已经扔掉了。第6师中的许多人都成功地到达了北方。然而，在9月底，到了庞恩北边的时候，北朝鲜第2师只有大约200人跟随在师长左右，其余的士兵都逃进了山里。北朝鲜第3师大约1000到1800人得以逃到北朝鲜的中部大山里；北朝鲜第1师大约2000余人也通过原州和麟蹄逃了出来。10月1日夜间，在东部山里的侧翼受到包抄的一支1000余人的北朝鲜军队突围而出，企图撤往北方，并摧毁设在原州的南朝鲜第2军军部。北朝鲜人杀死了许多南朝鲜士兵。

9月上半月，北朝鲜军队试图打垮釜山环形防御圈，却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那之后，他们开始突围，当时约剩下7万名士兵和第8集团军对峙。其中的2.5万到3万人最终撤回到北朝鲜。这些北朝鲜军各部几乎都丢掉了所有的重武器和车辆(大部分是因耗尽了燃料)。在有些情况下，士兵携带着轻兵器，少数人保留着自动武器和迫击炮，而大部分回到北方的北朝鲜人则像一盘散沙，他们情绪低落，手无寸铁。
　　尽管北朝鲜军队大败而归，但是他们并没有遭受坎尼之战那样的灭顶之灾。之所以没有出现那样的结局，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们决心要逃脱；许多北朝鲜人，尤其是东部山里和附近的北朝鲜人，穿过崎岖不平的山地，跋涉数天、有时数星期才回到北方。另一个原因是，尽管仁川入侵堪称辉煌之举，但是，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并没有制定乘胜追击、直捣北朝鲜后方的计划。在坎尼之战中，汉尼拔把大量迦太基骑兵部署在整个罗马军队的后部，切断了他们的退路。而占领汉城后，第1陆战师和第7步兵师却基本上停止了前进，因为麦克阿瑟没有努力一举打到东海岸，把试图撤往安全地带的北朝鲜剩余军队拦腰截断。其结果是，在汉城以东的道路上没有部署部队拦截，北还的北朝鲜军沿着这些道路得以逃脱。尽管入侵部队被汉城的街垒阻滞了好几天，但是，这里的战斗本可以交给陆战队去展开，第7师则可以抽出身来，从汉城向全朝鲜挺进，北朝鲜已经没有几支组织像样的队伍能够阻挡这样的进军。
　　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本就没有制定一个在仁川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的计划。或许部分原因可以用围绕仁川本身的争论加以解释，这一争论十分耗费精力，以至于没有详细考虑在仁川登陆后接着该做什么。尽管早在7月中旬国家安全委员会即着手此事，但有证据表明，直到9月27日，麦克阿瑟才得到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授权，可以越过三八线追击北朝鲜的部队。而此时，仁川登陆后已经过去12天了。所有像仁川这样大规模的入侵本来都应该包括突破之后一鼓作气，继续追击、包围溃败的敌军这样的应变措施。由于汉城距三八线只有25英里，在仁川计划中应该考虑到，可能需要越过三八线，以摧毁敌人残部，而不应该在仁川胜利后，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总之，应该在仁川登陆之前，而不是之后，做出是否跨过三八线的决定。如果这个决定早在登陆前就已做出，许多政治问题就会变得简单得多了。
　　暂时撇开政治问题不谈，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恪守原来的目的，在不越过三八线的前提下把北朝鲜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北去，那么，要摧毁北朝鲜军队就会更加困难。然而，如果早在仁川登陆前做出到三八线收兵的政治决定，那么，便可以提早制定计划，在三八线以南，把北朝鲜幸存下来的部队最大限度地一网打尽。只要制定出计划，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把第7师的快速突击部队派到春川和洪川，再从那里穿过往东的山路，截断敌人的退路，就完全可以全歼残敌。如果在围困汉城后立即实施这样的计划，即使不能切断所有北朝鲜军队的退路，突击部队也将会俘获其大部。如其不然，假如做出了到北朝鲜境内追击北朝鲜残余军队的政治决定(不管北朝鲜政权最终命运如何)，那么，就可以沿着汉城-铁原-平康走廊向北迅速推进，直达东海岸的元山，架起一张天罗地网。在汉城刚刚被围以后，这条线上基本没有实力较强的北朝鲜军队(第18师溃不成军，已经往北撤去)。美国坦克和机械化突击队沿着这条走廊迅速推进，将会突破后来被称之为“铁三角”的地区，这个地区与楚原、金化和平康(不是北朝鲜的首都平壤)搭界。北朝鲜士兵在撤退后正是在铁三角和以南的华川-麟蹄地区大量集结的。这样的话，沿着汉城-元山一线穿插，将堵死大批北朝鲜剩余军队的退路和来自北朝鲜其余地区的援助。
　　结果是，本来可以成为坎尼之战的战役只不过变成了一次重大胜利而已(与本可以取得的胜利相比，当然是“只不过”而已)。就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职责而言，没有利用美军在汉城战略位置上的绝对优势，向东海岸迅速推进，以完成对北朝鲜军队的包围，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如果没有这个错误，就会在三八线以南或附近把溃不成军的北朝鲜军队拦腰截断，这样，北朝鲜司令部就没有多少有经验的士兵可供其组织起一支军事力量。从而，那些主张占领北朝鲜以防备其对南朝鲜进攻的人也就没有了多少口实。
　　由于在仁川登陆前没有解决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随后便出现了三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令领导层和公众大惑不解。
　　第一个问题是，由于仁川出乎意料的胜利，便随之产生了要把北朝鲜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朝鲜中去的姗姗来迟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朝鲜当然是由李承晚及其右翼追随者统治下的朝鲜。其二是麦克阿瑟要占领北朝鲜以便摧毁敌人军队的军事计划。其三是红色中国和苏联作何反应――当然，这是个关键问题。如果能够阻止俄国人和红色中国人的干预，那么，其余两个问题――建立美国控制的、覆盖整个半岛的政权以及摧毁残余的北朝鲜军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十拿九稳。正是在第三个问题上美国人铸成了大错。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甚至到了局面无法挽回的地步，还相信干涉的危险来自俄国人。他们分析，俄国人不大可能干预，而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政权也不会独自做出反应。
　　例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当时评论说，红色中国是被莫斯科牢牢控制着的一个卫星国，“俄国人尚不准备在朝鲜问题上去冒全球战争的危险”，而红色中国单方面的行动根本不可能，因为它缺乏军事实力。“因此，”布莱德雷说，“苏联或者中国共产党人根本不会介入朝鲜问题。”
　　布莱德雷还说，即使红色中国要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其目标很可能是台湾。“我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冒冒失失地跑到北朝鲜来，帮助解决俄国的问题……”
　　这充分反映出美国人完全误解了红色中国在朝鲜的真正利益。它并不是要替苏联火中取栗，而是要保护北京心目中和中国生死攸关的利益。这些利益可以概括为避免在中朝边界――鸭绿江和图们江畔，出现敌对世界的军队。在鸭绿江畔部署的军队将会轻而易举地把华北平原置于打击距离之内。
　　当考虑入侵北朝鲜的时候，美国未能向北京充分保证它无意给红色中国以任何伤害。但是，即使美国坦诚以告，红色中国也未必能同意一支具有潜在危险的外国军队屯守在它的边界附近。
　　美国内战后，当法国占领了墨西哥并屯兵于格兰德河畔的时候，美国所面临的局势和中国相似，但其危险却要小得多。即使如此，这样的局势也引起了华盛顿的强烈反应，并导致法国抛弃了它在墨西哥的傀儡皇帝，使他最后上了断头台。
　　人们指责麦克阿瑟一边气势汹汹地朝着满洲边界推进，一边向华盛顿保证说，红色中国不会进入朝鲜；即使进入，也只有几千人能够进得来。但是，纵使如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政府――尤其是国务卿艾奇逊，也难逃其咎。
　　甚至迟至10月12日，中央情报局还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人的威胁上，声称中国共产党人在1950年不可能全面介入朝鲜争端，并且断言说“干预将很可能局限于不断为北朝鲜人偷偷摸摸提供援助上”。这个结论显然被政府所接受，在东京也没有受到质疑，尽管有大量的与之相矛盾的情报。
　　从布莱德雷那里也透露出华盛顿曲解红色中国的关键因素：假如共产党中国要动手的话，他们也是为了恢复北朝鲜，而不会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直接安全考虑。而当时，布莱德雷认为，恢复北朝鲜已经不大可能，因为美国人和南朝鲜人在釜山环形防御圈苦苦支撑时的“军事干预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因而，在美国人的思想中，中国人对自己边界的关注便无足轻重了。他们固执地认为，俄国人和红色中国人所能给予北朝鲜的仅仅是援助而已。
　　美国人在逻辑上的缺陷，再加上对实际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了日后发生的悲剧。
　　 “我固然很乐意这样写，”布莱德雷说道，“军事机构已经看出了这种逻辑上的缺陷，并且持有不同观点。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军事情报对中央情报局的结论完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错误地过度强调敌人的意图，而没有对它的实力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果从红色中国的角度对朝鲜局势作一个分析，美国人就会意识到，要北京默许对南北朝鲜的武力统一该是多么荒唐。由联合国支持的任何同类政府都会由美国所把持，并且可以肯定地说，将会敌视共产党中国。由于美国对台湾实施封锁保护，在红色中国的眼里，美国已经是不共戴天之敌。对此，红色中国之所以没有在军事上作出反应，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海军，但是从逻辑上讲，不可能指望他们会同意美国人屯兵鸭绿江畔，因为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人和中国国民党人将有可能沿着这条路线入侵中国大陆。
　　至少早在与基督同时代的汉朝，中国的皇帝就致力于把朝鲜当作华北平原的一道屏障。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可以表明中国在朝鲜的战略亘古未变，那就是，早在大约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就把中国对朝鲜的统治延伸到了几乎和现代的三八线相吻合的地带。
　　美国和联合国军向北推进，占领整个北朝鲜，那将彻底消除这一战略缓冲国。因此，重新统一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选举这一貌似合理的计划，在北京看来却是个极大的挑衅。
　　对美国人来说，正视这个问题，并确定美国的利益所在，倒是现实得多。占领一个共产党国家，这一前景对西方来说不管是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美国的战略防御都不会因此有可观的改善，并且如果红色中国加以抵抗，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根本得不到维护。考虑到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巨大利益，美国也根本没有必要卷入一场恰如奥马尔・布莱德雷所精辟表述的“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展开的错误的战争”。因此，审时度势，当时完全应该遵从美国原来的意图，仅仅恢复南北朝鲜之间三八线或附近的边界。虽然红色中国无疑会抗议几声，但是，纵使联合国军暂时越过三八线，进行短时的惩罚性入侵或者围剿北朝鲜军的残部，红色中国很可能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即使联合国军无视三八线本身，在三八线邻近地区建立起更为牢靠的防御边界，红色中国除了抗议之外，是否还会采取什么进一步的行动也值得怀疑。
　

第六章

第一节 红色中国的警告

9月29日，麦克阿瑟把入侵北朝鲜的计划向华盛顿作了报告。他打算在10月15到30日之间发动进攻，而事实上，10月9日进攻就已开始了。尽管麦克阿瑟从未承认，他无疑还是等到联合国的决议通过后才调遣军队的。东海岸的南朝鲜军队9月30日就越过了三八线，并不断向前推进。南朝鲜军听命于李承晚，而李承晚在9月19日说过，不管联合国军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决不会止步不前。”在战争中，李承晚多次无视联合国的政策，这是其中的第一次。
　　麦克阿瑟想出的占领整个北朝鲜并摧毁北朝鲜残余军队的计划蹩脚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麦克阿瑟没有派军队紧迫不舍，直逼北朝鲜的首都平壤，也没有调遣强大的兵力跨越陆地，向东北元山进军，以封锁集结在铁三角和华川-麟蹄一带的北朝鲜军队，而是把已经集结在汉城的唯一一支士气正旺的部队，即第10军，撤了出来，让他们兜了一个大圈子，经过旷日持久的航行，到元山去发动一次两栖登陆。北上攻击平壤的任务却落在了第8集团军的头上，而第8集团军自洛东江防线突进以后已经筋疲力尽，并缺乏给养。
　　就这样，麦克阿瑟没有迅速派第10军去消灭南部士气低落、装备不良、已经处于崩溃状态的北朝鲜残余部队，而是命令第1陆战师和第7步兵师撤往仁川和釜山，然后从这两个港口乘船出发，发起两栖入侵。而这两个港口是仅有的能够为进攻输送必备给养的港口。结果是，这两个师有好几周置身于战斗之外，和仁川、釜山相连的公路、铁路也被堵得水泄不通，而这个时候它们恰恰应该用来为进攻输送补给才对。
　　由于在决定是否入侵北朝鲜的问题上耽搁了时间，攻势发动得太晚了。元山的两栖登陆则更晚：10月10日，陆战队的进攻部队甚至还没有登上船，南朝鲜的士兵就已经步行到了元山。麦克阿瑟原来打算让第10军从元山出发，第8集团军从汉城出发，发动巨大的钳形攻势，夺取平壤并把铁三角和华川-麟蹄一带的北朝鲜军残余牢牢地封锁住。他的计划彻底流产了。早在第10军在元山登陆之前，第8集团军就已攻占了平壤。这时，北朝鲜军为数不多的受过训练的残余部队得以脱身，并重整旗鼓，重组了北朝鲜军队。
　　奥马尔・布莱德雷后来说，要是指挥参谋学院里有个校官就这个问题交上一份这样的方案，他会被嘲笑得无地自容。虽然如此，由他担任主席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的计划竟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9月29日，马歇尔部长和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份计划。
　　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了三八线，美国和英联邦的军队正着手入侵，西方领导人和联合国军的指挥官们此时把目光投向了苏联和红色中国，猜测着他们会怎样行动。
　　谢天谢地，情报部门发现西伯利亚的苏联军队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虽然红色中国在7月和8月初把11.5万人的常规部队和36万人的民兵调到了满洲，但仔细的观察却显示，他们对朝鲜不大感兴趣，北京的兴趣似乎都集中在台湾上。
　　然而，8月中旬，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大使奥斯汀发表的敦促南北朝鲜统一的声明显然起了催化作用。8月10日奥斯汀第一次发表关于朝鲜的声明，几乎与之巧合的是，据8月17日《纽约时报》发自香港的报道，毛泽东会见了苏联副总理V・M・莫洛托夫。该报道说，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在苏联提供物资援助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参战。8月20日，奥斯汀在联合国发表他的“‘一半奴隶制’、‘一半自由制’”的讲话之后三天，红色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给联合国发了一份电报：
　　 “朝鲜是中国的邻邦，中国人民不能不特别关注朝鲜问题的解决。朝鲜问题必须并且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周恩来的电报从北京用英语在电台播出，同时也刊登在北京出版的英文《人民中国》杂志上。
　　 8月22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警告说，这场战争的持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的扩大，“其责任将完全由美国政府来承担”。马立克的声明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此时起，中国的报刊和官方声明开始隐隐约约地暗示人民共和国将保卫鸭绿江。
　　 8月中旬以后，中国军队开始调往满洲。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国的焦虑显得更加明显。远东司令部的军事情报部门估计，到8月31日，红色中国的人民解放军在满洲的正规部队已增至24.6万人，9月21日，达到45万人。美国情报机构也开始收到具体的报告，说是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正考虑介入北朝鲜，或者中国的军队已经进入北朝鲜。
　　越来越多的有关人民解放军在满洲集结的证据在远东司令部情报处和陆军部之间以远程电传会议的形式传送过去；联合国司令部的《每日情报综述》每天都派专人送往陆军部，并在几天后送达五角大楼。9月8日，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情报概要中有如下报告：“如果北朝鲜的军队不能在适当长的时间内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或者，北朝鲜军队的胜利显得没有把握的话，林彪将军的第4(野战)军很可能投入作战。”
　　虽然如此，五角大楼并不完全相信红色中国可能进行干预。不过，杜鲁门政府还是通过印度政府，试图弄清红色中国的意图。据迪安・艾奇逊说，印度驻中国大使卡瓦拉姆・马达范・潘尼迦起初报告说，周恩来强调了中国的和平意图。这个报告似乎有些奇怪，因为潘尼迦大使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有谣传说，仁川登陆后不久，大批军队从北京向北调动。9月25日，潘尼迦还说，中国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对他说，中国不会“袖手旁观，让美国打到他们的边境”。奥马尔・布莱德雷报告说，华盛顿于9月27日从英国人那里收到了关于此次和其他谈话的报告，但是却不以为然，因为英国人认为潘尼迦是个“反复无常、很不可靠的报告者”，并且在过去有亲共和反美倾向。
　　 10月1日，麦克阿瑟得到进兵北朝鲜的授权4天以后，红色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在北京发表正式讲话，说越过三八线可能引发战争。在此之前的9月24日，联合国收到一封电报，其中抗议一次新的所谓的美国飞机扫射事件，此前，美国飞机曾在满洲出现(所有这些可能都是偶然的，但却惹得中国人大动肝火)。周恩来在10月1日的讲话中公开谴责了“这种美帝国主义疯狂的暴力侵略行径”，并宣称，美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周恩来警告说，中国人民“决不会允许外国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邻国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2日到3日间的午夜刚过不久，就传出了红色中国最强烈的警告。印度大使潘尼迦被召到周恩来的府邸，周恩来铿锵有力地告诉这位印度人，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入朝干预；但是，如果南朝鲜军独自越过，中国则不会干预。潘尼迦立即向他本国的政府汇报。在第二天，潘尼迦还通知了英国和缅甸的外交代表。
　　 10月3日上午，周恩来的警告通过英国渠道传到华盛顿。国务院把它转给了马歇尔部长，随后陆军部又通知了麦克阿瑟。
　　潘尼迦转达的警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杜鲁门对印度人的话半信半疑，因为他评论说，潘尼迦“曾时不时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效力”。杜鲁门反而怀疑周恩来的警告可能是一种宣传策略，或者是企图阻止联合国大会通过干预北朝鲜的决议，此时决议正在辩论之中。国务院远东问题专家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却对此作出反应说，虽然周恩来发出的信息“无疑含有极大的虚张声势的成分”，但他觉得美国不能完全以为这是虚张声势，并建议在北朝鲜只使用南朝鲜军队，联合国的空军和海军可提供支援。但是，国务卿艾奇逊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是苏中试图迫使联合国撤军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艾奇逊和杜鲁门二人都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影响，该机构到10月12日还在建议说，尽管周恩来发了声明，并有军队调往满洲，“但尚未有充分的迹象表明中共有大规模干预朝鲜的意图”。
　　 10月14日，远东司令部《每日情报综述》(其中很可能反映的是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查尔斯・A・威洛比少将的官方观点)认为，红色中国在满洲共有38个师(每师大约1万人)。然而，综述却这样说道，中共最近发出的一旦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即入朝参战的威胁“很可能是一种外交讹诈”。不过，综述也说，这些师中有24个师部署在鸭绿江一线的渡口处。
　　美国根据潘尼迦的信息所采取的唯一直接行动是，经总统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了一份通知。通知说，万一“在朝鲜的任何地方发现中共公开或秘密部署的主力部队”，只要“有获胜的机会”，他仍可以继续行动；但是，除非得到华盛顿的授权，否则不得对中国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
　　现在回顾起来，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间接交流中产生的误解令人悲哀。红色中国领导人无疑感到，他们完全是以负责而正式的态度和美国打交道，因为双方都没有在对方首都派驻外交代表。印度是一个主要的中立国，并且大家公认，通过它与英国的密切联系，可以直接和美国官方的高层取得联系。周恩来之所以选中潘尼迦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朝鲜问题来说，印度试图保持不介入态度并由此受到双方的尊重。然而，华盛顿之所以注意潘尼迦却是由于他的亲共名声，而不是由于他是一个主要中立国的大使这一官方职位，正是这一点才使他的影响尽失。
　　自8月20日始，红色中国持续不断敲响警钟，再加上情报人员看到的大批军队调动，都证明华盛顿已经充分注意到了中国的忧虑以及可能作出的反应。权衡其他国家的威胁，并决定美国所要采取的适当措施，是杜鲁门政府的责任，而不是麦克阿瑟的责任，也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责任。麦克阿瑟是否想要美国和中国开战，或者他是否低估了中国的威胁，这并不是问题所在。决定该由华盛顿官方做出，而不是由麦克阿瑟来做，并且华盛顿不必依赖麦克阿瑟去获取信息或作出指导。它通过可靠的外交途径，还有电台和出版物，直接从中国收到了毫不掩饰的威胁。它从多种情报渠道，包括从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获取信息。杜鲁门政府，尤其是国务院，故意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要么就是低估这些有不祥之兆的情况报告。权衡美国面临的危险，决定是入侵北朝鲜还是与北京达成和解，这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责任。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过失是毁灭性的，但是，这些过失纯粹是在军事方面：麦克阿瑟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进入了伏击圈，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则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进去。可是，假如杜鲁门政府注意到中共的威胁，也就不会有麦克阿瑟所落入的陷阱了。
　　美国和北京具体能够达成什么种类的和解不得而知。虽然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越过三八线即可能引发战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样告诉印度大使潘尼迦，南朝鲜军队越过线去无关紧要，只有美国军队的入侵才会遭到红色中国的抵抗，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余地。如果南朝鲜军队得到了更多的大炮、坦克和空中支援，他们将能够摧毁北朝鲜的残余部队。
　　甚至当联合国军向北进军之后，如果联合国军在平壤以北朝鲜的蜂腰地带明智地停止前进，这样在鸭绿江前就给中国人留下相当的缓冲区，中国人也可能对此表示满意。而北京向全世界广播的并非如此，艾伦・怀庭这才认为，正是由于越过了三八线才促使红色中国人进行干预。不过，中国人能够接受南朝鲜入侵到三八线以北，并且一直等到联合国和南朝鲜军队实际上打到了他们的家门口才最后做出反应，这充分表明，美国在仁川登陆后通过与北京谈判所获得的，可能会比通过两年半的流血战争所获得的还要多。
　　现在看来，杜鲁门政府之所以决定不同北京寻求和解，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是一个重要原因。11月大选在即，共和党领导人大力鼓噪，敦促美国继续进攻，同时有些人把任何停战计划都说成是对共党分子的姑息让步。当时正是麦卡锡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开始抬头的时期，况且在国务院中，杜鲁门政府已经成为右翼势力指责“共产主义阴谋”的目标。然而，1950年底，没有多少美国人会支持针对红色中国的战争，一个有勇气的、把详情向选民坦诚相告的政府所制订的既能恢复两个朝鲜，又能消除再次侵略的可能性，并避免与中国交战的方针，定然会得到有力的支持。
　　联合国军对北朝鲜的进攻刚刚发动，杜鲁门总统便对中共干预的威胁有些担忧，他相信，在向麦克阿瑟传达政府的外交政策这一方面，他本人比其他人有更大的把握。于是，他决定与麦克阿瑟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在历史上，这是一次一国元首与一位作为下级的战区司令官之间奇特的会见，尤其是因为杜鲁门找到麦克阿瑟的门坎儿上去，并且在整个过程中，似乎把将军的政治地位提到了与总统并驾齐驱的高度。
　　会见的日期定在离11月大选不久的10月15日。因此，杜鲁门也希望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他本人与远东司令官之间团结一致的形象，以便提高他的政府的威信，从而在选举中对民主党产生有益的影响。
　　国务院有许多人反对这次会见。迪安・艾奇逊拒绝前往，他把自己的反对意见总结如下：“虽然麦克阿瑟将军身上有许多外国君主的特征……但把他当君主一样看待似乎不太明智。”
　　杜鲁门明确表示他要去找麦克阿瑟。起初他想与麦克阿瑟在朝鲜会面，但出于安全考虑这是不可能的。接着他又选中夏威夷，但在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建议下，地点改在威克岛。这是一座美属环状珊瑚小岛，位于檀香山以西2300英里，东京东南2000英里处。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对北朝鲜的进攻行动正处在白热化状态，麦克阿瑟不能走得太远。
　　一开始，杜鲁门想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成员都陪他去，但却遭到了反对，理由是大家一起离开是不可取的(布莱德雷说他们也不想去)。布莱德雷主动提出愿作为全体成员的代表前往。随行的其他成员包括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总统特别助理W・哈里曼、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巡回大使菲利浦・C・杰瑟普、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J・穆乔(由麦克阿瑟派专机送来)，还有太平洋舰队司令亚瑟・W・雷德福上将。
　　麦克阿瑟在杜鲁门的“独立号”专机降落前到达，当总统从专机上走下时，将军站在舷梯的下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也是最后一次)。会见是热诚的。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登上一辆破旧不堪的轿车，朝着海滨的一座临时营房开去，在那里，他们举行了一个小时的私下会谈。据总统说，他们讨论了朝鲜和日本的局势，麦克阿瑟保证说一定会在朝鲜冲突中获胜，中国干预的可能性不大。
　　随后，总统和将军转移到另一座房里，与军方及外交顾问一道举行了一次大型会议。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官方记录，但布莱德雷说至少有7个人，包括布莱德雷本人，做了笔记。然而后来，关于杰瑟普的秘书韦尔尼斯所作的速记记录产生了争论：他是在隔壁房间边听边作记录的。麦克阿瑟后来反对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人在逐字记录，或者确实保留了会议记录。布莱德雷将军叙述说，10月19日，这份记录的5份副本送给了麦克阿瑟，10月27日将军的副官代为签收。美国总统及其主要顾问和正在参战的军事力量的司令官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已发生的战争问题，麦克阿瑟或别的什么人竟对正式会议留下的记录表示反对，这似乎有些奇怪。
　　或许，麦克阿瑟不高兴的真正原因，在于记录表明他的错误该有多大。他在会上说，他相信北朝鲜人的有效抵抗感恩节就会结束。他还说，他希望到圣诞节能把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把美国第2、第3师和其他国家的分遣队作为占领部队留在朝鲜。杜鲁门问道：“中国和苏联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
　　 “微乎其微，”麦克阿瑟回答道。“如果他们在头一二个月里进行干预，那将是决定性的。现在我们不再害怕他们干预。我们已不再卑躬屈膝。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一带可能不超过10万到12.5万人。他们没有空军。我们现在在朝鲜有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真要南下到平壤，那他们就是自寻灭亡。”
　　至于俄国人的干预，麦克阿瑟说，那是行不通的，也不会发生，因为苏联根本没有随时可以开赴朝鲜的军队。要把军队运到朝鲜得花6个星期，而“过6个星期，冬天就来临了”。
　　后来，麦克阿瑟将军利用一次机会对这个声明做了评论。1957年11月15日，在对罗伊・阿普尔曼所写的关于这场战争头5个月的官方陆军史所做的评论中，麦克阿瑟说，他对中国或苏联干涉的判断纯粹是投机性的，判断是从军方的观点出发做出的，他想当然地认为，联合国会对中国的交通线和补给基地(即满洲境内)进行报复性打击。他说，杜鲁门提出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需要从政治上做出决定的问题。这话一点儿不错。关于中国的干涉问题，麦克阿瑟错了，但是，美国的最高领导层，包括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即美国总统，则更加错了。判断红色中国的意图是杜鲁门的事，而不是麦克阿瑟的事。
　　然而，人们还是肯定会相信，在有关中共意图的问题上，杜鲁门确实很重视麦克阿瑟的意见。由于他在仁川的成功，他已成为非凡之人，他的观点很有分量并受到极大的尊重。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总统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对麦克阿瑟的意见表示怀疑，而这些人，正如阿普尔曼所说：“应该是熟知这一事件最高级别的相关情报的。”
　　威克岛会谈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声明，称会谈十分令人满意，“在外交政策的目标与执行方面，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这理所当然地意味着麦克阿瑟与总统共同制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杜鲁门这方面来说，他可能是不经意地，但却令人瞩目地承认了这一点。不管杜鲁门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或者是在掩饰实情以不让国内的民众知晓，他宣称的意见一致却是错误的。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在着手进行越过三八线的进攻准备当中，麦克阿瑟向北朝鲜人发出了两次敦促投降书，尽管谁也不当真认为北朝鲜司令部会有谈判的想法，投降就更不用说了。第一次声明是由国务院起草，由麦克阿瑟于10月1日广播的。结果，一丝回音也没有。第二次是10月9日广播的，这一天，第8集团军发动了攻击。这则通过广播和印刷的传单空投出去的声明包括10月7日联合国决议的文本和要北朝鲜军队“在朝鲜的任何区域”停止抵抗的最后通牒。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做的。作为答复，北朝鲜首相金日成第二天向他的军队发布了一份挑战性通报，命令他们战斗到底。
　　第8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由第1骑兵师充当先锋，从汉城北边的开城附近出发，向着北朝鲜首都平壤进军。南朝鲜第3师已于9月30日在东海岸越过三八线，南朝鲜第6师于10月6日在中央前线的春川附近越过三八线。到10月10日，南朝鲜第3师和首都师已经进入元山，到11日占领了东海岸这座港市，而此时第10军还正在进行一场艰难的远征，以便从海上发起两栖登陆。当南朝鲜第3师留在元山地区固守，并迎接第10军到来时，首都师已经沿海岸线北上了50空里。10月17日，该师占领了咸兴及其兴南港口。
　　与此同时，在仁川的第1海军陆战师和釜山的第7师于10月16日才全部登船，17日才从仁川起航，但是由于元山港在俄国人指导下曾布下大约3000颗水雷，扫除这些水雷耽搁了时间，登陆迟迟不能进行。第7师的航行因此耽搁了近两星期，而陆战队则在日本海上来来回回花了6天，陆战队员戏称之为“游游行动” [ 译者注：游游(yo-yo)是一种拉线盘玩具，用线缠绕拉动，使盘状物上下往复运动。 ] 。10月25日，陆战队的坦克登陆舰终于开进了元山港，第二天早上，部队开始下船。到10月28日，陆战师才在元山全部上岸，而此时，这座城市已被南朝鲜军占领了两星期零三天。
　　同时，第8集团军已经挺进到北朝鲜的纵深处。到10月14日，经过一系列艰苦战斗，第1骑兵师包围了金川，攻破了北朝鲜在开城以北的薄弱防线。从此以后，北朝鲜的协同防御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第1军沿南部所有走廊向平壤进军，南朝鲜军则在东南边和东边从侧翼向北朝鲜首都发动进攻。到10月17日，4个南朝鲜师，两个美国师(第1骑兵师和第24师)以及英联邦第27旅，都快马加鞭向平壤进军。此时，澳大利亚皇家团中的一个营又加入到英国旅中。第1骑兵师率先于10月19日抵达平壤，其他各部也相继到达。10月21日，麦克阿瑟飞抵平壤。在短暂的停留中，他检阅了最先进入北朝鲜首都的第5骑兵团F连。麦克阿瑟请96天前随该连来到朝鲜的所有官兵出列。5个人站了出来，其中三个有伤在身，而96天前该连有近200人。
　　随着平壤失陷，北朝鲜人已成强弩之末，只有个别队伍还在进行零星的抵抗。第8集团军朝鸭绿江继续进军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由于东海岸的第10军原来向西进军和第8集团军会合的计划落空，麦克阿瑟便转而命令他们沿狼林山东侧向鸭绿江推进，而第8集团军则沿西侧独自朝江边进军。
　　此时，第7师还在釜山的轮船上晃晃悠悠地漂着，再让他们在元山登陆已经没有必要，麦克阿瑟因此让他们转道利原登陆。利原这个小港距元山150英里，早些时候已经被沿东海岸北进的南朝鲜首都师快速突击部队占领。10月28日，即陆战队在元山下船两天后，南朝鲜军已穿过利原，占领了位于兴南东北105空里处的城津，并继续前进。
　　 10月29日，第7师开始在利原的海滩登陆，到了11月9日，才把大部分装备卸下船。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命令远东司令部仅有的战区预备队，即第3步兵师，在元山登陆以保卫元山-兴南一带的海岸线。这个兵员严重不足的师接纳了8500名应召入伍的朝鲜兵。11月5日，该师到达元山，并于11月17日重新完成了部署。
　　麦克阿瑟设立了两个相互独立的指挥系统，即北朝鲜巍峨绵延的多山地带(一些山峰高达6000多英尺)以西的第8集团军和以东的第10军。两支部队之间有20到35英里的间隙，他们互不联系，这引起了第8集团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忧虑，但是，第10军和麦克阿瑟却毫不在乎。这一多山地带根本无路可走，只有高低不平、陡峭险峻的羊肠小道。这些大山实际上把两个联合国军指挥系统分割开来，因为联合国军在山里无法展开行动。这也确保敌人不可能对他们实施大规模的包围行动。麦克阿瑟之所以设立两个指挥系统，首先是因为这一地带不可逾越，北朝鲜境内东部与西部缺乏交通联系。敌方部队之所以没有利用这些大山实施全面或者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是因为他们无法这样做，联合国军也无法做到。
　　针对麦克阿瑟的批评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在敌人的正面集中兵力。麦克阿瑟改变了第10军的任务，命令他们占领朝鲜东北部，此时，这便完全成了一次投入三个美国师和两个南朝鲜师的独立战役。假如把占领朝鲜东北部的任务留给南朝鲜军去承担，而让第10军的几个美国师和清川江边的第8集团军联合起来，第8集团军后来的失败可能会得以避免或减少。在清川江防线得以巩固之前，南朝鲜军队可以沿海边的安全地带在朝鲜东北部一直推进。南朝鲜军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他们从没有遇到被包围的危险。
　　占领北朝鲜首都以后，第8集团军于10月20日开始从朝鲜的西部北上，朝清川江进军。清川江位于鸭绿江以南大约60英里，平壤以北45空里处。它和鸭绿江一样流向西南方向，是第8集团军朝鸭绿江准备发动最后攻击前的初步目标。
　　进攻一开始，在平壤以北大约26英里的两个地方，即肃川和顺川，有4000人之众的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实施了空降。麦克阿瑟希望空降兵能够截断北朝鲜政府官员和军队的退路，救出被俘的美国士兵。据报告，一列载有战俘的火车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运行，正把他们运往北部。空降进行得很顺利。这支部队还在战争中首次空降了重型装备、车辆和大炮。
　　但是，第187空降团未能捉到任何北朝鲜官员、北朝鲜部队主力或运送美国战俘的火车。不过，在肃川实施空降的部队还是降落在了北朝鲜第239团背后。该团有2500人，是从平壤撤出的最后一支北朝鲜部队，其任务是阻滞联合国军的前进。这时，该团发现它受到了来自北边而不是南边的攻击。北朝鲜军措手不及，经过猛烈的抵抗后，退到了几座小山里。夜里，该团试图往北突破空降兵的包围，却正好撞到了空降兵的炮口上，遭受了极大损失。10月22日，英联邦第27旅把敌人南边的缺口堵了起来，北朝鲜第239团便死死地被扎进了口袋里。
　　在这一战中，新到的澳大利亚皇家团第3营表现出众。就在龙游以北，澳大利亚人乘坐附属于美国第89坦克营的中型坦克，担任先头部队的尖兵队。他们受到来自路两旁苹果园里的火力袭击。澳大利亚部队的营长查尔斯・H・格林中校命令A・・丹尼斯上尉率领C连把躲在果园里的北朝鲜人驱赶出来。美国坦克手接到命令不得开火，因为附近有伞兵。于是，澳大利亚人装上刺刀冲进了果园。不久，格林中校命令其他三个连也投入战斗，他率手下的营部小队紧随其后。这真是一次奇特的战斗：澳大利亚人靠着步枪、手榴弹和刺刀，而北朝鲜人却动用了迫击炮和自动武器，但澳大利亚人最后打败了北朝鲜人。格林中校的指挥部人员刚进入果园，就受到了北朝鲜部队的攻击；指挥部人员打死了34名敌兵，而他们只有几个人受伤，其中三人是格林中校的参谋。一个澳大利亚排穿过果园，进入一块已经收割的稻田，他们把一堆堆的稻草踢翻，把藏在里面的北朝鲜人一一击毙。在这次激烈的交手战中，270名北朝鲜人被打死，200人被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澳大利亚人只有7人受伤。北朝鲜的残余士兵逃跑了。英国米德尔塞克斯营从澳大利亚人那里经过，与第187空降团战斗队会合在一起。北朝鲜这团人几乎都被打死、打伤或者被俘。

10月21日，第8集团军情报处预言说，北朝鲜人没有能力在清川江组织起成气候的防御，其残余部队将向两个方向撤退：一是沿清川江流域向上游退至满洲边界附近，进入以江界和满浦津为中心的山高林密的中央大山中；二是从位于清川江下游的安州和新安州撤向西北的新义州。新义州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与满洲的丹东隔江相望。 www.6park.com

　　江界和满浦津周围的地区山势险峻，几乎无路可走，很适合开展防御战。在日本统治时期，这里就是朝鲜游击队的据点。北朝鲜政府及其残余的部队主力就试图进入这一地区。
　　为了阻止尽可能多的北朝鲜人逃进这个潜在的避难所，10月22日，第8集团军派出一个坦克纵队(大象特遣队，即第6中型坦克营的C连)，迂回到清川江上的球场洞。这里是两条铁路的交汇处：一条线起自于北边清川江下游的安州，另一条从北朝鲜的中心贯穿而过。铁路线已经遭到破坏，北朝鲜军无法利用它们逃进崇山峻岭。坦克在当晚夜深人静时分到达球场洞，南朝鲜第1师也随后赶到。大象特遣队然后转向西南，朝清川江下游20英里处的军隅里开去。中途，南朝鲜军营救了42名逃出的美国战俘。
　　南朝鲜第6师从军隅里折向东北，匆匆沿着通往清川江上游的道路经球场洞向熙川赶去。途中，该师的一位中士在球场洞以北4英里处的铁轨上发现23具美国战俘的尸体，另有三个还活着的美国人。在南朝鲜第6师的东边，南朝鲜第8师于10月23日午夜到达德川，两天后，到达球场洞。
　　 10月23日，南朝鲜第1师师长白顺义少将率领他的部队沿清川江流域向安州和新安州进发。北朝鲜军已经从新安州弃城而去，但在离开前，他们毁掉了那里的跨江大桥。不过，在安州东北3英里处，南朝鲜军占领了清川江上的一座木桥，桥虽然遭到损坏，但基本完好。修桥工作立即展开，并且一直持续到深夜。到10月24日上午9点，卡车已经可以从上面通过。当天上午，一个侦察巡逻队在这座桥上游3英里处找到一个坦克可以涉江而过的地方。美国第6中型坦克营便从此处渡江，去增援南朝鲜第1师的三个团。10月24日，这三个团在清川江上正朝着东北方向的云山进攻。北朝鲜人没有进行多少抵抗，而此地距鸭绿江只有55英里了。
　　这时候，南朝鲜第1师坦克巡逻队进入新安州刚刚几个小时，英第27旅便到达了这里。第二天，米德尔塞克斯营乘坐攻击艇渡过了宽阔汹涌的清川江，当天夜里该旅余部也从安州南朝鲜军占领的桥上跨过江去。
　　南朝鲜第6师穿过山峰连绵、崎岖不平的地区，于10月23日夜到达熙川。从熙川向前，山峰更加巍峨险峻。北朝鲜军土崩瓦解的迹象随处可见。在熙川，该师缴获了20辆稍加维修便可使用的T34坦克。第6师从该城转而向西，后又折向北去，其目标是鸭绿江畔的楚山，距此地不足50空里。此刻南朝鲜第6师已把联合国军各部远远抛在了后面。
　　在联合国军看来，战争似乎就要结束了。只需一鼓作气，打到鸭绿江边，把北朝鲜军的残部收拾干净即可。虽然红色中国发出多次威胁，但在急切向前推进的美国、英联邦和南朝鲜的军人前面，似乎没有中国军队出现的蛛丝马迹。
　　 10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取消了他10月17日发布的一道命令，那道命令要求，除南朝鲜军之外，所有军队都应限制在距满洲边界大致30到40英里一线以南。这条限制和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他的信中指示的在边界附近不得使用非南朝鲜军的意见是一致的。麦克阿瑟现在取消了对联合国地面部队的所有限制，他指示他的各级指挥官全力以赴，向朝鲜北部边界进军。
　　就这样，麦克阿瑟在事先没有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打招呼的情况下，便贸然取消了精心制订的不让联合国军队，尤其是美国军队接近鸭绿江，以避免和红色中国直接对抗的计划。他竟然不和华盛顿磋商，就把一项如此微妙的政策置之脑后，这简直不可思议。开过几次高层会议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曾质问麦克阿瑟何以如此行事。尽管这件事惹人生气，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质问仍是温和的。他们说，他们知道他有“正当的理由”这么做，但是，他所做的是件“令华盛顿颇感忧虑的事”。麦克阿瑟就事论事地回答说，南朝鲜军不够强大，不足以单独完成对北朝鲜的占领，而且他们的指挥官常常感情用事，不太可靠。所以，他才基于“军事需要”做了变动。
　　麦克阿瑟还说道，不管怎样，国防部长马歇尔在9月29日的信中说过，麦克阿瑟可以“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放开手脚向三八线以北推进”。这当然是把马歇尔的意思曲解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马歇尔并不是要授权麦克阿瑟，让他在三八线以北的北朝鲜随心所欲地推进，他的意图仅仅是要他尽量不要张扬，悄悄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肯定觉得把马歇尔的信件当作权威未免有些以势压人，因为紧接着他便陡然用这样一句话煞住了尾：“整个问题在威克岛会谈中均已涉及。”
　　威克岛会谈的现存记录均没有提到给麦克阿瑟有任何这样的授权。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政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传达过这种意思的唯一可能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在海滨的匡西特活动营房举行的私人会晤。如果美国总统在没有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没有告诉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情况下，竟然把这样的权力秘密授予一位战区司令官，这可真是天下奇闻。
　　没有记录证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曾去找杜鲁门讨论解决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的命令无所作为，任其生效。布莱德雷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事所能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为时已晚。”其实并不尽然。这时红色中国和联合国军，甚至和南朝鲜军还没有发生任何接触。几天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曾以急件取消了麦克阿瑟发布的一项再有几分钟就要执行的命令。
　　有人暗示说，麦克阿瑟实际上正要引诱中共发动进攻，以便把美国拖进摧毁红色中国政权的战争之中。他派美国军队进逼鸭绿江，有人就把这一决定看作是他这种意图的证据。
　　暗示的例子之一是I・F・斯通所做的如下的声明：“……派非朝鲜部队突破缓冲区，定会引起中国干涉，这一点上假如麦克阿瑟是在进行一场赌博的话，那么他赌赢了……”
　　然而，当时的记录并没有多少能够证明这一点，但却有相当的证据表明，麦克阿瑟与在朝鲜的大部分美国人一样，真诚地相信红色中国的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并且相信战争几天后就会结束。证明这一点的一个例子是，10月22日，麦克阿瑟批准了沃克将军的请求，把不久就要到达朝鲜的满载军火的轮船转开日本，因为他觉得朝鲜的军火已经足以满足未来的需要了。麦克阿瑟还采取措施，让正开往远东的6艘军火船转向夏威夷，或者返回美国。倘若麦克阿瑟当真想到他的所作所为会引起中共的激烈反应，他不可能会断了其部队马上要用的军火。
　　麦克阿瑟对中共的威胁置若罔闻可以受到指责，但是他不可能会密谋要把红色中国拖进战争里去。与中央情报局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样，他显然相信北京对挑衅不会做出反应，因为随着釜山环形防御圈之战的结束，干预朝鲜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麦克阿瑟很可能打算得更为长远：在鸭绿江畔驻扎强大的美国军队以及美国把军事基地设在台湾，并和蒋介石结为联盟。那时，倘若红色中国流露出不妥协或要扩张的苗头，脆弱的大陆就很容易受到有力的空中打击；如果必要，便使用原子弹；而同时，美国或国民党的军队可从朝鲜随时发动地面进攻，直接威胁北京。
　　麦克阿瑟表现得很清楚，他想在实力上和红色中国展开较量。如果不能逼中国就范，他就可能对中国大陆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说他在竭力把中国人拖入朝战之中，这是截然不同的。当然，中国人是从另一方面看待这一问题的。他们看出，只要不让美国人占领北朝鲜，美国人就奈何不了中国。于是，有些类似于《第22条军规》 [ 译者注：《第22条军规》是美国小说家约瑟夫・赫勒(Joseph He11er)1961年发表的一部小说，此处指事与愿违的举措或不合情理的处境。 ] 的怪圈便产生了：美国坚持统一朝鲜，以便为这个国家带来和平，反倒把中国人拖进了战争，这和要把中国拖进战争的阴谋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结果却没有什么两样。
　　是否真的是由于非南朝鲜军队朝鸭绿江畔进发促使了中共进行干预，无论如何这是值得怀疑的。中共军队首先打击了南朝鲜军队，而不是美国或英国军队。而且南朝鲜军是在深入到离联合国军极远的地方才受到打击的。中国人的目的很可能并不在于阻击非南朝鲜军(尤其是美国军队)，而是决定对靠近鸭绿江的任何军队都予以攻击。由于清川江以南的军队都没有遭到攻击，这便产生了疑问：中国人是不是把沿江这一线看作了鸭绿江前的缓冲区。这种假设并不能得到证实。中国人总是公开强调说，越过三八线是干预的起因。然而，他们一直等到联合国军攻到了距离鸭绿江不到50英里的地方才给以打击。
　　中共坚称，美国入侵北朝鲜只不过是入侵中国的借口。但是，北京领导层显然并不想与美国对抗。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何始终举棋不定，一直等到联合国军实际上打到了鸭绿江畔才实施打击。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人的立场从中共各党派1950年11月4日发布并广为传播的联合声明中反映得清清楚楚。这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声明体现了中共的下述立场：
　　今天的情势已经十分明显了。美帝国主义者正袭用着当年日寇先侵略朝鲜随后侵略中国的故伎。谁也知道，朝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但其战略地位则极重要。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地不是为了朝鲜本身，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如像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所做过的那样。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相关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我们主张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军应当从朝鲜撤回去。然而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们不但不愿意撤退侵略军，停止侵略战争与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反而向三八线以北，向中国的边境鸭绿江、图们江疯狂地发展这种侵略战争。这样就迫使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须用积极行动来抵抗暴行，制止侵略…… www.6park.com

　　这份发人深省的声明出现在一个紧要关头：中共刚刚给了向鸭绿江推进的联合国军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警告性打击之后，在向后撤退脱离接触之前。中国人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但是，美国人却置若罔闻。
　　根据记载，毛泽东曾两次发表有关中国人在朝鲜问题上的意图的评论，这些评论虽不足以弄清这个问题，但会有助益。其中一次是1951年10月23日在北京发表的讲话，当时战争还在进行。“大家都明白，”毛泽东说，“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另一次是在1953年9月12日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发表的讲话。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了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中共发布的声明和毛泽东两次发表的评论都强调，美国军队在鸭绿江畔出现是促成中国干预的一个因素，同时表明越过三八线也很重要。由于特别提到美国推进到满洲边界，因此，联合国军单单进入北朝鲜是否会引起中国的积极抵抗，或者美国军队接近中国边境是否成为导火索仍然是个问题。然而，声明也同样强调了恢复北朝鲜原有边界的重要性(毛泽东并且提到了台湾)。中国领导人可能希望促成联合国军在清川江停下来，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关于永久停火线的谈判。当这一招失灵后，中国领导人这才决定把联合国军打回到三八线附近，以便以更为有利的地位进行谈判。

第四节 铁拳砸了下来

麦克阿瑟10月24日的命令取消了对非南朝鲜军队向北运动的限制，这为第8集团军挺进鸭绿江打开了门户。每个人心中期盼的都是战争就要结束了。西部英联邦第27旅一马当先，从新安州清川江上的桥头堡向北开拔，美第24师紧随其后。处于龙山洞和立石中心的南朝鲜第1师快马加鞭，朝云山逼去。在右翼，南朝鲜第6师迅速从温井附近的高山地带横穿而过，由第7团充当先锋，进攻紧靠鸭绿江的楚山。与此同时，南朝鲜第8师向清川江上游的熙川进发，以便和南朝鲜第6师会合。(参见图9)
　　然而，各条路线之间的军队并没有协同作战，以压倒之势向前推进，各部队的进攻倒像一系列沿着道路的轻装疾进，一心想用最快的速度向前穿插。各纵队之间互不照应，每支部队能推进多快就推进多快，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根本不顾及友军的进展。
　　第8集团军料想不会遇到多少有组织的抵抗。沃克将军向他的部队强调，他们只管迅速向边界推进。
　　西部，第24师和附属第27旅的行动与第8集团军东翼的行动毫不相干。由米德尔塞克斯营前头开道，第27旅于10月25日在博川渡过大宁江后遭遇到北朝鲜人的猛烈抵抗。在大炮和飞机的支援下，英国步兵突破了北朝鲜人的防线，击毁了10辆T34坦克和两门自行火炮。10月29日，澳大利亚营打头阵，第27旅朝定州推进。就在城前，澳大利亚人占领了一个关口和附近的山岭。夜里，北朝鲜人用坦克和自行火炮朝他们发起了进攻。澳大利亚人用39人伤亡的代价遏制住了北朝鲜人的进攻，并在第二天进入定州。这一天，备受钦佩的澳大利亚指挥官格林中校由于北朝鲜的炮击而受了致命伤。
　　经过艰苦战斗，英联邦旅已筋疲力尽，第24师师长丘奇将军于10月30日把美军第21团派来充当先锋。10月31日凌晨2点，7辆T34坦克和大约500名北朝鲜步兵在郭山以西几英里的地方试图伏击美国纵队，但是美国人猛烈的火力还击把他们打得停顿下来。黎明时分，敌人逃遁，抵抗便随之瓦解。11月1日中午，查尔斯・B・史密斯中校率领该团第1营到达距离新义州和鸭绿江18英里的清固洞。这是第8集团军突进得最远的地方，并且恰好是由7月5日在乌山和北朝鲜军队最先交火的同一个营(史密斯特遣队)完成的。在清固洞，7辆北朝鲜坦克和大约500名步兵向该营发起了进攻，但是被美国人粉碎，后来北朝鲜人退兵而去。
　　与此同时，第5团战斗队从清川江渡口向北进军，到11月1日他们突破了顽强的北朝鲜部队的阻击，到达龟城以北大约10英里的地方。
　　在西部，美国和英联邦部队的进攻虽然艰苦但卓有成效，北朝鲜的抵抗虽然激烈却日趋衰微；而在中部和东部前线，南朝鲜军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形势。事情发生在10月25日，即麦克阿瑟取消对非南朝鲜军进军禁令后的那一天。当天天气寒冷，早到的小雪飘然落下。
　　这天一开始，南朝鲜军的兆头不错。头天夜里，朝着楚山进军的南朝鲜第7团的大部通过了温井，然后折向北去，和该团的先头营会合。此时，该营已经沿着一条乡间道路步行往西北开去。眼前的道路畅通无阻，丝毫没有敌人的迹象，于是这团人马信心十足地爬上卡车，朝着50空里外鸭绿江畔的楚山进军。下午后半晌，该团到达楚山以南18空里处的古场并在此露营。军官们始终也闹不明白，是敌人早有预谋还是纯粹巧合，该团怎么就轻而易举、不知不觉地从他们后来意识到是针眼般的地方钻了进去。这个南朝鲜团孤军深入，在他们背后，一只巨大的口袋就要封口了。
　　第一道口于上午11点扎住了，当时第7团正平静地沿着通往古场的道路朝北推进。南朝鲜第1师第15团，由美国第6中型坦克营中的一个连打头阵，经过永边后，继续前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通过云山，来到离该镇1英里半的一座桥边。这时，迫击炮的炮弹落在桥上，坦克停了下来。南朝鲜部队成扇形往两边散开，朝着隐藏的敌人摸去。半小时后，他们报告说，前面的山里有300人的中国军队。不久，南朝鲜人俘获了一名中国士兵，这是这场战争中被联合国军俘虏的第一名中国士兵。
　　突如其来的猛烈交战以及这名中国俘虏让人们感到万分吃惊，难以置信。南朝鲜军官很快叫来了一名说汉语的人进行审讯，获得的消息更令人震惊。中国士兵说，云山(正对南朝鲜第1师)北边和西北边，有大约1万名中国士兵，还有1万名正向东朝熙川(正对南朝鲜第6师)运动。虽然南朝鲜人和美国人都认为所说的人数多得令人可笑，不足为信，但是，这很可能是准确的数字。好久以后，联合国军的军官才相信这一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在朝鲜被统称为中共军队当中，哪怕是最下层的士兵也对联合国军队的部署以及他们自己部队的作战计划了如指掌。
　　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与中国军队首次交火的消息迅速在前线传开了。在云山和南朝鲜军队呆在一起的美国空军的空军战术指挥队调度员用无线电把消息报告给空中的一架蚊式侦察机，飞行员立即把消息发往第8集团军司令部。在战术上负责西部前线的美国第1军司令部当天夜里也收到了详尽的报告，并做出特殊安排，把中国战俘空运到设在平壤的第8集团军前敌指挥部，并在第二天上午对他进行审讯。(到10月26日下午半晌时分，又有3名中国战俘被送到平壤。)
　　 25日整整一天，云山以北的战斗越来越猛烈，南朝鲜第15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跟在第15团后的南朝鲜第12团到达云山以后转而向西，刚刚出城不远也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
　　同一天上午，中共军队的第二道口在温井以西也扎紧了，这次针对的是南朝鲜第6师第2团第3营。该营经过温井村朝着北镇进军，这是通往鸭绿江畔的碧潼的一个小站。该团的余部紧跟在后面。在温井以西8英里的地方，该营遭到敌人的火力攻击。南朝鲜人还以为是遭遇到了北朝鲜人的小股阻击部队，便从车上跳了下来。
　　有关温井交火只留下零零星星的军事记录，但所发生的事情显然如下所述：南朝鲜军碰上了中国人设置的路障，他们受到阻拦，之后不久，中国人又在南朝鲜人和温井之间，即该营的后面，设立了另一道路障。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出其不意的猛烈攻击下，该南朝鲜营惊慌失措。大约350名南朝鲜士兵被打死或者被俘，其中包括美国驻韩军事顾问团顾问格伦・C・琼斯中尉，他后来在战俘营屈服了。然而，该营的其余人员丢下辎重车辆，在下午逃回了温井。
　　南朝鲜第2团第2营到达温井后得知，前面的第3营陷入了激烈的交战之中，于是便赶去支援。正当该营沿着道路向西运动时，他们看到敌人的部队正在路北的山丘里运动。派出的侦察队带回来一个中国俘虏。审问时他说，自从10月17日，中国军队就一直在北镇附近严阵以待。第2营根本没有能够到达第3营被困的地方，就已陷入中国人设的陷阱：在该营和温井之间，中共军队匆匆设立了一个路障，不过第2营的官兵可以从乡间越过，往南逃去。夜里，第2营以及第3营的残余士兵在温井和该团会合。
　　此刻，温井的南朝鲜人感到焦虑不安。身份不明的中共军队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穿越高山，在南朝鲜军的背后建立起攻不破的路障。在南朝鲜士兵看来，他们的侧翼成了可怕的东西，因为中共军队随时都会从那里出现。10月26日凌晨3点30分，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中国士兵突破了这个新的阵地，南朝鲜军再次溃败，朝着东边往后方退去。刚刚跑了3英里，他们又遇上了一道中国人设置的路障。整整一团人被完全切断，哪怕一个完整的连也没有剩下。南朝鲜人溃不成军，往山里四散奔逃，然后，尽快朝清川江方向逃去。
　　毋庸置疑，南朝鲜第2团和中国人首次狭路相逢时并没有尽力战斗。或许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中共军队突然而又激烈的攻击产生了盲目的恐惧心理；另一个原因可能起自于朝鲜人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对中国士兵所怀有的传统恐惧心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第2团3100名官兵中有2700名后来逃到了清川江，这就有力地表明，他们逃跑要比打仗卖力多了。
　　 10月26日下午半晌，南朝鲜人在温井的阵地已经空无一人。第2团所属的所有重型武器和车辆全被抛弃。与此同时，10月26日上午，云山一带南朝鲜第1师所面临的形势亦非常不妙。到天亮时，中国人显然在夜间几乎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北边，南朝鲜第15团在敌人的进攻下退了下来。上午10点30分，美国第6坦克营营长担心他的装甲部队有覆灭的危险，便命令坦克开回到云山西南。南朝鲜第12团在城西固守。但是，由于中国人从西边包抄切断了主供给线，正前往援助第12团的南朝鲜第1师的第三个团，即第11团，只好立即朝云山南边开去。第11团非但没有去突破中国人的路障，反而在中国人的进逼之下，往北退到了云山城边，它实际上已被完全包围。在云山和南朝鲜人一起作战的有美国两个坦克连，第17野战炮兵营(8英寸榴弹炮)和第10防空炮兵大队(155毫米榴弹炮和90毫米高射炮)。
　　第8集团军对云山和温井局势的意外发展所作出的反应令人震惊。他们不是赶快收兵并提醒远东司令部注意联合国军阵地所面临的新的可怕威胁，而是在10月26日的集团军定期情报报告中说，温井和云山出现中国军队表明：“为了加强边境通道的防御，北朝鲜军接纳了中共军队的一些人员，实力有了进一步增强。”在平壤，沃克将军和第8集团军参谋人员对中共军队进攻的报告进行了研究，但是，情报官员对中国战俘所提供的情报并不完全相信。
　　远东军司令部和第8集团军一样并未引起警觉。远东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查尔斯・A・威洛比少将向华盛顿报告了中国军队的消息后，又在10月28日补充说：“从战术的角度来看，在美军各师节节胜利、全面投入战斗的情况下，进行干预的黄金时机看来早已过去；如果是有备而来，很难设想，会推迟到北朝鲜军队的残部气数已尽的时候才采取行动。”
　　 10月25日和26日发生在温井和云山的令人震惊的事件，显然没有传达给南朝鲜第6师第7团，位于北边古场的该团处境非常危险，中共军队已在他们背后摆好了阵势。10月26日上午，第7团侦察排在美军驻朝鲜军事顾问团军官哈里・弗莱明少校的陪同下，驱车来到楚山，在鸭绿江畔停了下来。只有一位美国军官随行的这个排是第8集团军所辖的唯一一支到达鸭绿江畔的队伍。这排人发现，北朝鲜士兵正从一座狭窄的人行浮桥上朝满洲逃去，南朝鲜人赶紧架起机枪向他们射击，并确保不让子弹打到对岸的满洲境内。他们对这个小镇进行了一番侦察，并留下一支小分队担任守卫，之后，侦察排和弗莱明少校便驱车赶回到古场。他们的计划仍然是，全团人马第二天赶往楚山。那天夜里，终于从南朝鲜第6师师部通过无线电传来消息，命令该团放弃他们的计划，马上返回与该师其他各部会合。弗莱明少校回答说，除非补充汽油、食品和弹药，否则该团无法动弹。他们便立刻着手让美国空军运输机赶紧把物品运送到古场进行空投。10月28日上午11点实施了空投。而此时，第7团显然已处于敌人所占领土的中心，一动也不能动了。
　　 10月27日上午，云山的形势已万分危急。中国人仍然死死把着城南的主供给线，第1师简直快要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上午11点，从日本芦屋空军基地飞来的10架C-119运输机进行了成功的空投，缓解了给养的紧缺局势。得到弹药补充后，南朝鲜第15和第12团发动进攻，并在云山北边和西边取得了些许进展。在南边，第11团打通了主供给道路。南朝鲜人发现，中国人埋伏隐蔽得特别好，因此，极难确定他们的位置。
　　这天，南朝鲜第1师师长白将军回来了，中共军队进攻时他不在这里。他仔细检查了敌人的尸体。二战期间，白曾在满洲日本的军队中服过役，因此对中国人十分了解。他向第1军报告说：所有尸体都是中国人的，他前方所有的军队(他估计有1万人)都是中国军队，而不是混在北朝鲜军队当中的个别中国人。
　　到了10月28日上午，沃克将军才引起足够的警觉，他命令驻平壤的美第1骑兵师赶往云山，穿过南朝鲜第1师防地向鸭绿江进攻。第1骑兵师第8团10月29日上午从平壤出发，当天夜里到达龙山洞的集结地。第5骑兵团紧随其后。
　　这时，在温井战区，南朝鲜第2军军长俞财洪少将决定向温井进攻，至少要尽力把第6师第2团遗弃在温井的车辆和大炮抢回来。温井进攻战打响后，南朝鲜第6师第19团(缺编一个营)和南朝鲜第8师第10团正在熙川。俞将军命令第10团一个营留守熙川，其余4个营外加支援武器，向西边的温井进攻，夺回那里的装备。
　　 10月28日，两个南朝鲜团的先头部队到达了一个地方，从那里他们可以俯视温井，并看见了遗弃的大炮和卡车。他们也就到此为止了。10月29日，中国人击溃了这些南朝鲜军队，幸存者落荒而逃，把他们的车辆和所有的大炮全丢在了那里。到此时，三个南朝鲜团中的大部分队伍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被摧毁，作为战斗部队他们已不复存在。
　　同一天上午(10月29日)，在古场孤立无助的南朝鲜第7团开始出发，去和其他各部会合。在古场以南大约20英里处，该团遭遇了中国人设置的路障。很快，全团人马都投入了战斗。由于白天美国战斗机实施了近距离空中支援，对中国人的阵地进行打击，第7团这一天才得以守住阵地。但是，那天夜里，飞机一走，中共军队便突破了南朝鲜人的阵地，南朝鲜人纷纷溃散。尽管有些人在阵地上一直坚持到最后，但大部分士兵在夜里逃进了山里。天亮时，抵抗已经停止。引人注意的是，据后来缴获的一副手绘地图显示，只有一个营的中国军队执行了这次伏击任务，他们摧毁了南朝鲜的第7团。该团总共有875名官兵最后逃到军隅里，与这个师的其他各部会合在一起。这意味着有将近2700人被打死或被俘。活下来的唯一一个美国人是弗莱明少校，他浑身15处受伤，成了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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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云山灾难

到10月29日，南朝鲜第6师的3个团实际上已被全部歼灭；第8师的1个团也遭到同样厄运。南朝鲜第1师在云山的阵地因两翼暴露而岌岌可危：右翼驻扎在温井的第6师已不复存在，位于左翼的美军第24师算是离得最近的部队，但该师距第1师也有15空里之遥。被击溃的各部队幸存下来的散兵游勇和右翼的南朝鲜第2军保留下来的作战部队，即第8师和第7师，开始沿清川江谷地朝西南方向撤退。到11月1日，他们沿清川江两岸几乎撤到了云山南面、军隅里东北部约四五英里的地方。
　　 10月29日早晨，南朝鲜第1师从云山向北面和西面发起进攻，但战斗很快就发展成为与中国军队的一场恶战。中国人固守在阵地上，使用迫击炮、自动武器和轻兵器进行反击。尽管有密集的炮火掩护和空军第5航空队连续不断的轰炸，但南朝鲜人仍然无法把中国人从阵地上赶出去。中共军队强大的炮火，包括120毫米迫击炮的轰击，迫使增援的美军坦克退了回去。
　　不久，空军的支援也减少了，因为中国军队于10月底放火烧着了云山北面和东北面的森林。在不同地点燃起的大火至少有10处之多，烟雾直冲云天，一连数日，遮住了联合国军的空中观察并掩盖了中国军队的运动情况。
　　 11月1日，美军第8骑兵团接替了驻守在云山北、西、南三面的南朝鲜第11、12两个团，而南朝鲜第15团则继续坚守云山东北面的阵地(参见图10)。替换下来的第11团被调至云山东面的阻击阵地；第12团则被派往位于云山以南的入石，留作预备队。 www.6park.com

　　同一天，按照第1军的命令，美军第5骑兵团第3营兵分两路沿永边至库阳洞的那条路朝永边东北方向推进了6英里，去支援南朝鲜第2军正在崩溃的防线。当天下午，第5骑兵团第1营向云山西南面发动进攻，因为美军发现中国人在位于龙山洞至云山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路障。
　　到11月1日为止，已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大批中共军队在运动。这天上午，一个朝鲜老百姓报告说，在云山西南面9英里的一条山谷里发现了2000名中国人，他们正在向东推进，企图切断云山南面的道路。中午，美国空军和地面炮火击溃了云山东南8英里处一支正在靠近南朝鲜第11团阵地的敌军纵队，打死约100匹马和数目不详的军人。下午，空中观察人员报告说，发现大批中国人在云山东北和西北方向运动，并说，一次空中打击击中了东北面那支由载满士兵的21辆军车组成的队伍。
　　下午，在龙山洞的第1骑兵师指挥部里，人们收听到一架L-5型弹着观察机上的观察员与第82野战炮营(155毫米榴弹炮)炮火指挥中心的一段对话：“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奇怪的情形。有两大队敌军步兵在云山西边明当洞附近东南的小路上行进，尽管我们的炮弹直接落在他们的队伍中，他们仍然不停地前进。”
　　第1骑兵师师长霍巴特・盖伊将军对他的部下被击溃深感不安。他打电话给第1军，请求允许调动驻扎在清川南面的第7骑兵团与自己的部队会合，并要求把第8骑兵团从云山撤走。另外，他还反对把第5骑兵团第3营用作东线上的一支阻击队伍。但他的所有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11月1日下午，沃克将军和第1军军长弗兰克・米尔本少将通话，告诉他南朝鲜第2军作为一支有组织的队伍已不复存在，他的右翼因此而得不到任何保护。沃克让米尔本接管对他所能找到的南朝鲜第2军任何部队的指挥权。米尔本立刻动身前往军隅里，去见南朝鲜第2军的指挥官，并指示自己的参谋长里纳尔多・范・布伦特准将组织一支阻击队伍，部署在军隅里西南从军隅里通往安州的道路上。范・布伦特向该阵地派去了一帮人，他们大多是工程兵和军械兵，其主要目的是保护第1军的右翼和清川江上的那座浮桥。
　　在沿清川江撤退的过程中，南朝鲜第2军留下来的队伍基本上已溃不成军。米尔本将军到达军隅里后，南朝鲜指挥官向他诉说道，自己已跟大多数部下失去了联系，他们都被打散了；并说就他所知，在军隅里附近他只有第7师的3个营有作战能力。米尔本告诉南朝鲜指挥官，他必须守住军隅里，城西的阻击部队会支援他的。
　　与此同时，第5骑兵团第1营的两个连一直无法突破中国人在云山西南的龙山洞至云山的道路上设置的路障。傍晚，营长得到许可，把第三个步兵连也投入战斗。但在该连队到达之前，守卫路障的中国军队对美军原有的两个连中的一个发起攻击，并把它赶出了阵地。另一个连也按照营长的命令被迫撤走了。撤退之后，全营只好在路障南面的一个防御阵地集结。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消息。它意味着中国人能够在云山阻挡住美军第8骑兵团和南朝鲜第15团，并把兵力投到北、西、南三面。只有东面的一小段防线上尚有空隙。
　　 11月1日下午，中国人在云山北面加强了对南朝鲜第15团的攻势。第一次试探性攻击在下午5时许开始。然后，他们把进攻范围逐渐扩大到了西面第8骑兵团的防区。在此之前，中国军队在进攻中只使用了自动武器、步枪和迫击炮(大多是60毫米和81毫米，但也有一些重型的120毫米火炮)。然而，11月1日傍晚，中国人首次用安放在卡车上的发射装置发射了火箭。美军确定了这些俄制82毫米“喀秋莎”火箭炮的位置，并进行了炮轰。这些火箭炮在美军的炮击下被迫转移了。但在转移之前，它们击中了美军一辆装载弹药的卡车。
　　黄昏时，第8骑兵团第1营被部署在云山正北面，其右侧是三潭河，左侧却暴露着，空无防守。第1营与西面第2营的阵地几乎相距1英里，那里有一道从北面一直延伸至云山的山岭。第3营被部署在云山西南沿南永河的地方，保卫龙山洞至云山道路上的那座河上桥梁――往南数英里，就在同一条路上，便是中共军队把守的那个第5骑兵团无法突破的路障(参见图10)。
　　在第8骑兵团的右翼，即三潭河的对面，南朝鲜第15团遭到猛烈攻击。大约晚上7时左右，支援南朝鲜军队的美军第10高炮团下令撤离，随着紧张的形势在一分一秒地加剧，他们开始收拾装备。晚8时30分，高炮团关闭了炮火指挥中心。9时正，护送车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向南转移。高炮团的99毫米大炮由牵引车牵引，可以迅速转移，因此，留在后面又继续炮击了一二个小时。但在军部的命令下，不久它们也撤走了。晚11时之后，南朝鲜第15团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午夜后不久，它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已不复存在。没有几个南朝鲜军人逃脱；大部分人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
　　晚上7时30分，第8骑兵团第1营遭到全面进攻。猛烈的进攻迫使其右翼后退了400码，左翼也后退了200码。营长小约翰・米利金少校火速从工程排和重迫击炮连抽调50人去增援右翼，右翼才得以稳住。但晚9时，中国人发现了第1营与西面第2营之间的空隙，便开始沿山脊穿过去摸到第2营的后面。
　　晚10时许，守卫云山东北面三潭河上桥梁的坦克部队报告，大批中国人已经过河，正在向南推进。米利金意识到南朝鲜第15团正在崩溃，便派负责作战的副指挥官过河去探个究竟。这位指挥官一过河便遭到射击，不过最终他还是设法回到了河这边，并带回了坏消息：第15团的确正在崩溃。现在清楚了，中国人正在东面穿越米利金那个营的防线。因此，米利金命令全营的辎重车辆和所有非作战车辆撤到云山南面的一条岔路上，并准备越过河从南面转移到入石。大约与此同时，第2营营长威廉・沃尔顿中校也命令本营的军用车辆经同一路线撤离。两个营的车辆都安全抵达入石。
　　中国人吹着军号和哨子，把进攻扩大到第2营。这些号声和哨音让美国士兵听起来既恐惧又烦躁。他们认为这是使用的某种心理战。实际上，这是中国人迫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通讯方式，因为他们的无线电通讯网只能到达团一级，电话联系只能到达营一级，营以下的单位主要靠军号、哨子、照明弹和手电筒发信号进行联系。
　　中共军队对第2营的进攻很快就突破了其右翼防线，并对其左翼形成双重包围。与此同时，对第1营的进攻也在继续激烈地进行着。靠近该营外围的A连与从两个方向冲上来的中国人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然后撤到下一道山岭。沿河守卫大桥的坦克被迫向后撤退。到晚上11点钟时，第1营和第2营的阵地全部被中国人突破。第1营的弹药已经几乎用完，备用的弹药被火速运到前方。米利金用无线电向团长报告说，他所处的形势越来越危急，而且弹药已基本用尽。
　　这场战斗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第1军军长米尔本将军正在安州与各师师长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米尔本命令第1军立即由进攻转为防守，并命令第8骑兵团和南朝鲜第15团马上撤离云山。同时，他还命令左翼的第24师立即让其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尽管该部队离鸭绿江只有几英里远了。
　　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将军从安州打电话给参谋长欧内斯特・V・霍尔姆斯上校，让他下达撤退命令。第8骑兵团团长雷蒙德・D・帕尔默大约晚上11时接到这个命令。45分钟后，他才提醒各营和团部的辎重车辆作好往南撤退的准备。通往入石的唯一可能的退路是南面5英里处九龙江上那个可涉水而过的地方。米利金少校打电话告诉第2营的沃尔顿上校，他将竭尽全力守住云山，直到第2营通过城南的十字路口之后他再撤离。全团的殿后部队是驻守在云山西南面的第3营。
　　第1营A连被迫从左翼阵地撤出，这为中国军队沿山脊从该营背后向南渗透进入云山提供了方便。中国人还攻击了右翼的B连和沿河部署的坦克。不久，坦克手报告，他们被迫退到了云山东北面的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告诉米利金他们将在那里设法顶住，直到第1营经过他们身边撤走为止。当米利金来到这个十字路口时，他发现有两辆坦克和D连拉迫击炮的车辆守在那里，其他4辆坦克则开进了云山，到了城南的十字路口。城里面轻兵器激烈开火的声音清晰可辨，表明中国人已经到达那里。
　　几分钟之后(大约晚上12时30分左右)，A、B两连的人马来到米利金所在的岔路口。城里的中国军队发现了他们并开枪射击，造成了一些伤亡。米利金让这两个连绕到城东，在南面的路上等他。他和大部分参谋人员则留在岔路口，希望继续指挥营里其他人沿这条退路撤离。米利金还计划让留下的那两辆坦克担任掩护，派拖炮车穿过云山开到城南1英里半的岔路上，以加强那里的力量。
　　 15分钟后，米利金命令那两辆坦克和载满伤员的拖炮卡车想方设法穿过云山。当这支小型车队朝城内开进时，第一个转弯处有一辆卡车正在燃烧，车队不得不停下来。一辆坦克试图从卡车旁边绕过去，不料却滑进一个弹坑，动弹不得。这辆坦克的指挥官想把坦克开出弹坑时，却被中国士兵打死了。接着，其他中国人把一个炸药包放在第2辆坦克的履带上，把它炸毁了。10个坦克手中有2人被打死，5人受伤。拖炮车上的伤员没有一个逃脱。
　　凌晨1时许，米利金仍在云山东北面的岔路上等待着。形形色色跟部队失去联系的人――其中有C连的士兵、附属于第1营的南朝鲜军人、南朝鲜第15团的掉队人员，甚至还有中国士兵――陆续赶到这里，当即出现了一片混乱景象。南朝鲜人和美国人试图分小组逃脱，米利金和其他一些人则从云山北面向西行，然后绕到西南方向。凌晨2时许，他们遇上了第2营的部分人马，这些人也在试图赶往云山南面的岔路。
　　这条岔路对第8骑兵团的撤退至关重要，因此，帕尔默上校把保护岔路的任务交给团主任参谋哈勒特・D・爱迪生中校。岔路口由侦察排的两个班和第3营I连的一个排守卫。团辎重车队先从这里经过，然后是第1营和第2营的几拨人马。那4辆坦克穿过云山，于晚上12时30分赶到这里，于是，爱迪生中校让这些坦克进入岔路口的防御阵地。没过多久，又有两辆坦克到达这里，爱迪生下令先到的那4辆坦克继续朝九龙江方向行进，去保护江上那个可涉水而过的地方，以保证撤退的最后一部分人马的安全，而刚到的两辆坦克则留在岔路口负责守卫。
　　此时，支援该团的炮兵部队正经由这里朝九龙江方向开去。先经过的是第99野战炮兵营(105毫米榴弹炮)的指挥部和B炮兵连，没发生什么意外。接着，由杰克・博尔特上尉指挥的C炮兵连也到达这里，时间大约是凌晨2时20分。博尔特的炮兵连由20辆炮车组成，他乘坐的吉普车走在最前面。车队经过路口朝前开去，向前走了大概有200码距离的时候，跟在后面的车队的第2辆车拐错了弯，必须停下来向后倒车。博尔特不得不停车等候。在等候时，博尔特朝左边的稻田里扫了一眼，看见月光下有一队人向路上走来他以为他们是美国人。但当这些人离他大约有50码时，却向他开了火。博尔特上尉对着司机大声喊叫，让他立即开车。吉普车猛地向前冲去，拐过一个弯，已看不到后面的炮兵连车队，但却与站在路上的一些中国士兵相遇。他们有15名到20名左右，对着吉普车开火，博尔特则用0.45口径的快速自动手枪还击。中国人分散开来，于是，博尔特乘坐的吉普车猛冲过去，从两小拨中国士兵旁边驶过。博尔特上尉很快就追上了本团走在最后面的部队。他试图让其中的一辆坦克调过头去冲破中国军队正在形成的路障，但坦克的指挥官却说，他的弹药已经用完了。
　　封锁道路的中国军队显然是沿河西岸摸过来，然后在路口南面出现的。当博尔特乘坐的吉普车在拐弯处消失后，中国人便对驶来的第2辆车开火。射击使司机失去了对车子的控制，车一下子翻在路边，并把它所拖挂的105毫米榴弹炮横甩在路上，形成了一道路障，挡住了通道。靠近路障有两辆坦克，其中一辆试图冲过去，但那辆卡车和榴弹炮却挡住了去路。中国人趁机对坦克进行火力攻击，坦克手们抛下坦克而逃生。有证据表明，中国人是用炸药包把坦克的履带炸坏的。这便是车辆转移的最终结局：中国人切断了留下的唯一一条从云山撤离的道路。
　　岔路口上的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爱迪生上校作了最大努力，组织力量试图冲破路障，但没有成功。有一些中国士兵冲到阻塞的车辆中间，胡乱投掷手榴弹，其余大部分中国人仍留在路障处。不久，中国人的迫击炮炮弹和机关枪子弹开始落向岔路口。靠路障北面更远的美军士兵和南朝鲜士兵，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地离开那里，并想方设法渗透到后面去。
　　沃尔顿上校和米利金少校是第1、2营幸存下来的军官，两人和他们两个营的一些士兵一起来到岔路口，但看到的却是横七竖八堆了一地的被炸毁的车辆和装备。沃尔顿率部下翻山越岭向南赶路，天亮之后，和103名士兵一起赶到了入石。而第2营的其余人员根本就没有到达那个岔路口，因为一支中国军队在云山城西半英里处设置了另一个路障，切断了他们的去路。在路障处受阻的部队还有第99炮兵营A连和第70坦克营的一个坦克排。被路障阻挡住去路的步兵大部分都分散逃进了山里，而且许多人还到达了入石。其他人则进入了第8骑兵团第3营在云山西南面南永河边的阵地。
　　当米利金少校赶到岔路口时，他发现第3营营长罗伯特・J・奥蒙德少校和I连的一个排也在那里。这个排是早些时候被安排守卫岔路口的。奥蒙德曾下达过几次命令，要求保证路口畅通，直到第1营和第2营安全通过，然后再撤出他的第3营。奥蒙德告诉米利金，他相信第1营和第2营的大部分人已经过这里到了后方。因此，他现在决定回到自己的第3营并开始撤退。
　　路口现在正遭到轻兵器的射击。射击不是来自于中国人把守的路障，而是来自于南面的一些地点。这表明，敌兵正在路口更北面的美军和入石这个庇护所之间随心所欲地行动。米利金把在路口附近所能找到的大约40名士兵聚集到一起，用留下的最后一辆坦克向中国人把守的路障冲击，但这次努力也失败了。米利金这帮人只好三三两两地分开来摸索着穿过中国人的防线。米利金和他带领的几个人天亮之前涉水渡过九龙江，大约在上午8时左右到达入石。

第六节 一个营的覆灭

当奥蒙德少校回到南永河边他的第3营的沿河阵地时，他意识到，通过云山南面的那个路口撤出本营将是不可能的。而使用那条经过阵地旁边的桥梁、向南通往龙山洞的直接通道也同样不可能。中国军队在离南永河南面约3空里的路段上封锁了那条路，第5骑兵团一直无法冲破中国人设置的路障。奥蒙德只好和主任参谋维尔・F・莫里亚蒂少校一起，选择了一条越野撤退路线，并派指挥机动车辆的军官前去九龙江上找一处本营车辆可通过的浅水区。
　　与此同时，营里针对这次转移作了部分合并。到目前为止，该营还没有经历什么战事，全营的车辆和一些士兵在南永河桥北面的营部指挥所里整队待发。
　　 L连仍沿南永河部署，守卫着河岸。两个步兵班和第70坦克营的一个排仍然守在桥边。凌晨3时左右，有一个小分队――一个排或一个连――从南面接近该桥，守桥的警卫以为他们是南朝鲜军人，就让他们过去了。这个小分队一直向营指挥所推进。当他们来到指挥所对面时，其中一个人掏出军号吹了起来。挺进到了第3营指挥中心的原来是中国人。军号声是发出的一个信号，号召他们从四面八方对该营发起大规模的突然袭击。
　　与此同时，其他中国军队也对把守指挥所西北面那道山岭的K连和沿河部署的L连发动进攻。另一些中国人则攻击桥梁附近路上的坦克。有一辆坦克被中国人用炸药包炸毁了。其余的坦克在路上倒退着朝指挥所的方向转移，并在那里阻击企图从南面过河的其他中国军队。
　　指挥所里一片混乱。美国人和中国人在那里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国军队成扇形散开，在明亮的月光下看到有人移动就开枪，并向聚集的车辆投掷手榴弹或炸药包，使许多车辆起火燃烧。奥蒙德少校飞奔出去查看L连的情况，营作战参谋菲尔莫尔・W・麦卡比上尉也动身赶往河边，了解守候在桥边的美军的情况。当麦卡比上尉快走到桥跟前时，一颗子弹飞来，掀掉了他的钢盔，接着，另一颗子弹打碎了他的肩胛骨。他转身跑向指挥所，又与一小群中国士兵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双方都躲在吉普车后面掩护自己。经过短暂交火，麦卡比看见大约有30名中国士兵正企图把一辆坦克点着烧掉，于是，对着他们打光了卡宾枪里的子弹。因失血过多，体力不支，麦卡比上尉转身朝指挥所的地下掩体走去。没走几步，只见3名中国士兵从路边壕沟里跳出来，拿刺刀捅他。然而，他们并不打算解除他的武装，而是对着他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什么，好像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麦卡比顺着路的方向指了指，中国士兵经过一番争论后便走开了。麦卡比上尉在逃回地下掩体的途中，再次遇上了同样的奇怪事：中国人照样没有管他就走开了。他踉踉跄跄走到地下掩体入口处，莫里亚蒂少校赶忙把他拉进去。之后，莫里亚蒂听到外面有人大声呼救，便又冲了出来，发现本营的给养官正和一名中国士兵在地上扭打。莫里亚蒂用手枪击毙了这名中国人和蜷缩在附近的另外一名。与此同时，围绕着埃尔默・L・米勒上士所指挥的一辆坦克，逐渐形成了一个抵抗中心。然而不久，中国军队的榴弹炮火开始在坦克四周落下。于是，莫里亚蒂少校带上坦克周围的20名士兵，领着他们涉水过河，去消灭河岸上的一小股敌人。然后，这帮人继续朝东南方向行进，路上又有七八十个来自不同连队的士兵加入。他们于天亮后到达入石附近的南朝鲜军防线。
　　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激战，进入营指挥所的中国人最终被赶了出去。与此同时，L连的大部分人逐渐撤到了营指挥所，K连剩下的人也是如此。K连在撤向指挥所的途中遭到伏击，损失了指挥人员和一个排的兵力。中国人对这两个连穷追不舍，但该营的士兵围绕剩下的3辆坦克组成了一个环形防御圈，并在指挥所的地下掩体周围建起了另外一个防御区，把中国人挡了回去。不过，在地下掩体里用机关枪扫射的3名士兵相继被中国人投进的手榴弹炸死，因此，天亮时，聚集在这里的20个人只剩下5个人还活着。然而天亮之后，进攻地下掩体的中国士兵却撤走了。于是，幸存下来的人才加入到围绕几辆坦克形成的防御圈里。
　　天亮一小时后，一架蚊式飞机飞来，并召来战斗轰炸机对中国军队轰炸了一整天。轰炸使敌军一直不敢露面，使该营有机会重新组织起来，并把伤员运进防御圈。他们发现，奥蒙德少校伤势严重，其余的营参谋人员不是受伤就是失踪。大约170名伤员被运进防御圈。只有6名军官和200名士兵还有战斗能力。显然，阵亡的人数并没有计算。士兵们利用白天的时间挖掘战壕，并从车辆上取回干粮和弹药。一架L-5型飞机空投了一邮袋止痛的吗啡和一些绷带。另一架直升机在第3营阵地上空盘旋，打算把伤势最重的伤员接运走，但被中国军队的炮火击中，因而没敢落下就又飞走了。一架蚊式飞机用无线电告诉第3营，一支增援部队正在途中。
　　这支增援部队是第5骑兵团。该团头天在第3营阵地南面的路障处受阻后，于11月2日天亮时重新发动攻势。该团团长哈罗德・K・约翰逊中校把第1营和第2营分别部署在路两边，然后派他们进攻中国军队占据的那个很快被称为“军号山”的高地――通向被围困的第8骑兵团第3营的那条路就从这里穿过。约翰逊中校希望打开一个缺口，能让本团留作预备队并由坦克连开路的第3营突破进去，前往解救被切断联系的第8骑兵团第3营。约翰逊本人对保住第3营特别关心：该营曾是远在美国的第3师的一部分，后来由他带到了朝鲜战场，以扩充第8骑兵团的力量。在整个釜山防御圈时期，该营始终由他指挥。
　　为了帮助第5骑兵团，师长盖伊将军还把第7骑兵团第1营也划归它(该营已经开赴战场)，并命令该营在第5骑兵团发动正面进攻时向左面出击，力图从侧翼包围“军号山”。尽管第5骑兵团伤亡了350人，但它的两个突击营却没能占领“军号山”。而第7师的那个营出发后就进入了崎岖的乡间，对这场战斗没有起任何作用。
　　上级指挥部不同意调动105毫米榴弹炮来支援第5骑兵团，因为那种炮在此毫无用处，只有射程更远的155毫米榴弹炮才能打到中国人的阵地。空军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的反复攻击和轰炸也没有造成多大破坏，因为中国军队点燃森林后引起的浓烟挡住了目标。掘壕固守的中国人(据一个俘虏讲有5个连)并没有从“军号山”撤走。
　　下午3时，第1军军长米尔本将军与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交谈后，命令他把该师撤走。两人一致认为，以现有的兵力该师无法冲破敌人的路障。黄昏时分，盖伊将军在接到第1军批准撤军的通知后，作出了他称之为最难作的决定：命令第5骑兵团撤离，让孤军作战的第8骑兵团第3营听天由命。
　　师部的一架联络飞机飞到第3营上空，空投下一份电文，命令士兵们在黑暗的掩护下尽力撤离。米勒上士的坦克上的无线电也收到了这项命令。
　　当最后几架前来保护的空军飞机天黑飞走后，中国军队开始用白天运进阵地的120毫米迫击炮对防御圈展开炮击。步兵们认为，如果米勒上士指挥的3辆坦克留下不走，它们就会损失掉。于是，米勒带领这些坦克撤离防御圈朝西南方向开去，但坦克手们还是不得不在九龙江谷地里把它们抛弃。米勒及其手下的几个士兵保住了性命，到达了友军防线。
　　迫击炮猛烈轰击之后，中国步兵开始向3营防区发起进攻。美军用火箭炮轰击自己的车辆使其燃起熊熊大火，以此来阻挡中国人的进攻。在火光的映照下，防御圈里的步兵撂倒了大批冲上来的中国人。而中国士兵却继续往上冲，他们共发起6次进攻，每次投入40人左右，但均被击退。一直隐蔽在山里的第8骑兵团第2营的大约50名士兵也在夜间突入防御圈，与身处小孤岛似的防御圈里的第3营会合。
　　在这次猛烈的战斗中，中国军队冲进了那座旧的指挥所地下掩体。掩体里面安置有50-60名身负重伤的军人。中国人把能行走的15个人带走(其中包括麦卡比上尉和随军牧师埃米尔・J・卡波恩)，并把他们转移到炮火射程以外的南永河边。这些被带走的美军伤兵必须从战场上中国人的尸体上爬过去，有的地方3具尸体摞在一起，他们都是被美军击毙的。
　　 11月3日早晨，第3营防御圈里的一个巡逻队来到指挥所的地下掩体，给仍然呆在那里的伤员分发干粮。这天没有得到美国空军的任何支援，因此，中国军队的炮火使大家都躲藏起来。晚上的情况与头天晚上相同，但中国人离得更近了。每打退一次进攻后，美军士兵就爬出去从被打死的中国人身上取下枪支和弹药，因为他们自己的弹药快用尽了。
　　到11月4日天亮时，受伤的人数约250名，还能打仗的美军士兵只剩下不足200名。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商定：肢体健全的人应该设法逃出去。军医克拉伦斯・R・安德森上尉自愿留下和伤员们在一起。
　　大约下午2时30分，中国军队开始用白磷弹轰炸防御圈。白磷弹爆炸后产生的浓烟笼罩住了防御圈和出入口，也掩护了中国军队的进攻。肢体健全的美军士兵趁机撤到防御圈的东边。这次进攻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那些撤出来的美军士兵行进了一个通宵，先是向东和东北方向，然后转向南和西南方向。11月5日下午，这群人向南翻越几道山岭，穿过了九龙江谷地。次日下午，就在他们已能看见美军炮弹正在爆炸的地方时，却被中国军队包围。几名美军军官决定分组突围，希望至少有一些人能够脱身。但这简直是白日做梦：大部分人当天在永边附近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
　　最初，第8骑兵团据报损失了1000人，但走散的士兵后来又陆续归队，朝鲜人还救起了另外一些，而且中国人在11月22日的宣传行动中又释放了27名美国人，其中有19名是在云山被俘的，这样，第8骑兵团的最终伤亡人数为600人左右。不过，在支援该团的炮兵和坦克部队中还另有伤亡。此外，该团还损失了大部分装备。

第七节 中国军队突然回撤

美军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撤至清川江南面。第8集团军显然遭受了惨重损失，不但其第8骑兵团受到重创，而且第5骑兵团试图突破“军号岭”的路障时强攻不成也伤亡惨重。南朝鲜第1师第15团和第8师第10团已不再是有战斗力的部队，而第6师则名存实亡。
　　南朝鲜第2军也土崩瓦解，人员和装备损失惨重。该军3个师的残部沿清川江撤退时乱作一团，直到撤至军隅里附近才表面上恢复了一点秩序。此处离横跨清川江的那座唯一的永久性桥梁只有13英里之遥。这是一座木质结构的桥梁，位于安州东北3英里处，由南朝鲜军队占领。
　　这座桥梁是跨越清川江的唯一可靠通道，南朝鲜第2军的撤退难免对其造成威胁，因而迫使沃克将军作出决定立刻把美军第8集团军撤过江去，但位于西面新安州渡口北面桥头阵地上的守军和木桥南面另外一个桥头阵地的守军则按兵不动。这两个桥头阵地分别由英联邦第27旅和美军第19团把守。
　　为了防止南朝鲜第2军再次瓦解，11月3日，沃克把美军第5团战斗队部署到军隅里作为该军的后盾，并把第2师第9团调遣至军隅里南边，以保护通往南面顺天的那条交通要道。不久，中国人便向南朝鲜军队发起攻击。翌日，中共军队打垮了扼守在军隅里东北面3英里处一个高地上的南朝鲜第7师第3营，南朝鲜士兵开始像决堤的洪水般越过第5团战斗队的防线向后败退。南朝鲜第8团被火速投入战斗。622高地虽然白天几经易手，但天黑时却在南朝鲜军队的控制之中。第5团战斗队也遭到中国人的猛烈攻击，不得不后撤了大约1000码。不过，天黑之前中国人被击退，军隅里仍然掌握在美军第8集团军手里。该军的右翼守住了。
　　 11月4日，中国军队还攻击了大桥北面的美军第19团的桥头阵地。大约1000名中共士兵成功地摸到部署在大桥东北面约7英里处的第19团第1营的背后。这支美军部队没有怎么进行抵抗便仓皇撤到江对岸，结果损失了所有重型装备和车辆。该团第3营发起冲锋，试图夺回第1营原有的阵地，但没能成功，因为途中遭到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的拦截。越来越糟的形势迫使第24师师长丘奇将军命令第21团趁夜间过江，于11月5日发起攻击，夺回桥头的防御阵地。这一次的进攻总算得手了。
　　 11月4日夜间，中国军队也采取了行动，进攻了位于博川正南面、新安州渡口北面约5英里处的第27旅的桥头阵地。大约一个营的中国人从东面绕过博川，向美军第1骑兵师第61野战炮兵营包抄过去。该营驻守在博川南面一两英里处，是为了支援英国军队而部署在那里的。中国人的目的是要切断第27旅背后的那条道路，尤其是要炸毁炮营阵地附近小河上的桥梁。假若这座桥梁被炸掉，第27旅的所有坦克和车辆将无法逃脱出去。
　　当中国军队用迫击炮和轻型武器向炮兵阵地开火时，各炮连的连长把除炮手之外的所有士兵都部署在阵地的周围，每一件可利用的自动武器上都配备了人员，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防御圈。中国军队开始进攻的消息传到了第27旅后，由苏格兰阿盖尔斯人组成的A连立刻动身前去支援炮兵。炮兵C连遭到的进攻最为猛烈。霍华德・M・莫尔上尉调转榴弹炮的炮口，近距离朝东面稻田里的敌军开炮。后来，他又下令调来另一门炮助战，两门炮共发射了1400发炮弹。大部分中国士兵相距只有300码，而有一些则近在50码处。炮兵的火力使中国军队无法接近，挫败了他们要炸毁桥梁的企图。爆破组的一名成员冲到离桥不足20码处，被炮兵击毙。在支援炮兵的战斗中，苏格兰连有2人阵亡，18人受伤。而炮兵营也有2人阵亡，35人受伤。
　　第27旅旅长巴兹尔・A・科德对炮兵C连大加赞扬，他评论道：“我很想说这些美军炮兵在战斗中表现得多么出色。中国士兵就倒在离炮兵阵地只有30码的地方……这体现了炮兵部队最优秀的传统。”
　　情况慢慢清楚了，一支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实际上已经包围了第27旅的桥头阵地。位于北面的澳大利亚营试图打开逐渐收紧的包围圈；在一场殊死的战斗中，澳大利亚人有12人阵亡，64人受伤。但显而易见，第27旅无法守住桥头阵地，于是，该旅只得和炮兵营一起，由米德尔塞克斯营在前面开路，冒着炮火朝清川江方向撤退。澳大利亚营则向北面发起冲锋。
　　当天傍晚，第27旅在清川江北面约2公里处的第一道山岭上形成一个防御圈固守。天黑后不久，中国人便开始进攻这个阵地。进攻一直持续了4个小时，战斗中有数百名中国军人伤亡。然而，11月6日拂晓，中共军队却脱离接触突然撤走了。
　　那天夜里，中国军队还进攻了第19团桥头阵地的左侧；桥头阵地位于清川江上那座大桥北面约4英里处。有一部分中国士兵顺着一根战地电话线从背后摸到美军阵地上，活捉了许多正在睡袋里睡觉的美军士兵，并当场将他们击毙。虽然有几个美军士兵进行了抵抗，但最终该营还是被迫后撤了半英里，勉强坚持到天亮。此时，中国军队却突然脱离了接触。
　　 11月6日这一天，战争史上最为奇特的事情发生了：有大获全胜之势的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突然脱离接触，并且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原因，全部从战斗中撤离。坚守在清川江北面阵地上的澳大利亚士兵看到，中国军队拂晓前进攻了第27旅的桥头阵地后立刻向北面开去。空中侦察人员也报告说，多处发现中国军队从战场上撤走的情况。天黑之前，中国军队全部撤回山里去了。
　　好像中国统帅部作出了决定，一旦联合国军越过清川江，即予以沉重打击，但假若他们被赶回到江对岸，就不必管他们了。至于这是不是中国的策略，至今仍不得而知。不过，此后有一段时间，即麦克阿瑟于11月24日发动所谓的“结束战争”的大反攻之前，中国军队完全没再跟联合国军发生任何接触。他们只是在联合国军越过清川江并企图推进到鸭绿江时，才重新开始发动进攻的。
　　同样奇怪的事情也发生在东面第10军的防线上。不过，由于中国军队于11月6日同美军进行了一场激战，所以，他们直到次日才撤离。10月28日，南朝鲜军队曾在水洞附近与中国军队遭遇，此处距兴南北面约28空里，距长津水库南端约14空里。中国军队拦截住南朝鲜第3师的一个团。11月2日，美军第1陆战师第7团为南朝鲜人解了围，之后，准备向北直逼长津水库，但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攻击中有700名中国士兵在陆战团的阵地前丧生。11月5日，当陆战团试图再次向北推进时，被中国军队拦截在镇兴里北面半英里的750高地上。虽然陆战团多次发动进攻，但没能前进一步。然而，11月7日清晨，陆战团的巡逻队却发现中国军队撤走了。

第八节 理应三思而后行

中国领导层决定打击一下联合国军，向其发出警告，然后再撤回部队，希望联合国能重新考虑其北进的行动，他们是否故意为之，尚不得而知。但这却是迄今为止人们提出的唯一合理的解释。不管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东京的美军远东司令部和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对中共军队的进攻所作出的反应却令人感到困惑。中国可能进行干预，对此危险不能再有任何怀疑：危险已经发生了。中国军队会怎样做，也不能再有任何怀疑：他们已经歼灭了几支主力部队。
　　中国军队的第一阶段攻势已向麦克阿瑟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其攻势迅猛果断，规模之大，令人惊讶。中国人曾威胁说，如果美军向前推进的话，他们将予以迎头痛击。他们已经将这种威胁付诸于行动。美军统帅部竟然无视这一警告而再入虎穴，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不幸的是，第8集团军和远东司令部都不愿意相信他们面对的是有组织的中国军队。联合国军司令部10月16-31日的战报提到俘获了中国俘虏，但得出的结论却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进入朝鲜的中共军队是有组织的。”10月26日，中央情报局也得到了第8集团军对在云山抓获的第一个中国战俘的审讯报告，但在上报时却对情报的来源和内容作出了最低等级的评估。
　　在华盛顿，没有人对在战场上收集到的证据所作的分析、解释提出任何质疑。最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1月3日要求麦克阿瑟将军对有关中国军队干预的情况作一“临时性的评估”(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称，是他首先提出对这个问题进行质询的)。麦克阿瑟次日所作的解答表明，他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一样，没有意识到中国干预的严重性。他承认，此时对中共在北朝鲜进行干预的实际情况作出权威性的评估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列举了中国可能会采取行动的多种选择――全面军事干预、暗中支援、派遣志愿军以及趁机占领朝鲜最北部地区，因为他们认为除了南朝鲜军队，不会有别的军队侵入到鸭绿江边。麦克阿瑟的答复就等于没有作任何评估。
　　甚至连联合国也没有作出反应。11月5日，麦克阿瑟给联合国发去了一份特别报告，称联合国军“目前与中共军事单位有敌对接触”。他提交了12条有关中国军队卷入的证据。应美国的特别要求，安理会于11月6日举行特别会议，沃伦・奥斯汀大使向会议递交了麦克阿瑟的报告。然而，安理会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且推迟了两天才进行讨论。
　　东京的远东司令部和华盛顿的领导人都对中国发出的警告未予重视，因而，也未能在大灾难发生之前停止一切行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局。
　　有大量确切的证据表明，极其强大的中国军队正在阻挡联合国军的推进。一个由三个师组成的南朝鲜集团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如惊弓之鸟。南朝鲜军队另有一个团由于损失了大部分装备和人员而从战场上消失。美军的一个团也被打垮，不得不仓皇撤退，其属下的一个营下落不明。人们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麦克阿瑟，因为他固执己见，拒不相信眼前的证据，坚持要重新发动攻势。但同样的证据也摆在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政府领导人的眼前，尽管他们一个个说得头头是道，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避免灾难的发生。华盛顿的这些要员应当同麦克阿瑟一道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负责。实际上，他们是麦克阿瑟的顶头上司，他们有权把他那种务求全胜的思想压制住。
　　正如施纳贝尔和沃森在其《朝鲜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史》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不管作出何种解释，在中国人后来称之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攻势之间出现了连续三个星期无战事的局面，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它完全可以趁机重新调整其策略，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但终因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和判断失误而错过时机。”
　　国务卿艾奇逊后来曾说过：“本届政府失去了在朝鲜停止走向灾难的最后机会。在这件事上，总统的所有文职和军事顾问都清楚，某个方面出了严重问题，但他们却坐失良机，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找出这一问题，也没有考虑如何去对付它。”
　　这决不仅仅是坐失良机，而是一种失职的行为。当身居要职的人意识到某个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他们就有责任立刻提醒人们注意，而不是要求继续执行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策。总统的顾问们并没有同麦克阿瑟正面冲突过，尽管他们不久之后得到的证据表明，麦克阿瑟本人彻底改变了自己对中国威胁的判断：他已下令从空中摧毁横跨鸭绿江的所有桥梁，以此减缓中国增援部队涌入朝鲜的速度。在两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上，即让联合国军继续发动攻势并轰炸鸭绿江上的桥梁，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政府对麦克阿瑟的态度也前后不一，最初是举棋不定，接着是作出让步，到后来是撒手不管，听之任之。
　　麦克阿瑟于11月5日下达命令轰炸朝鲜一端的鸭绿江大桥(还包括从鸭绿江到联合国军防线之间的所有工厂、通讯设施、城镇和村庄等)，这离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无法对中国干预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后仅有一两天时间。而现在，他却下令投入远东空军的全部力量进行为期两星期的狂轰滥炸，给北朝鲜及其盟友中国予以沉重打击，以图迅速结束战争。麦克阿瑟命令远东空军司令乔治・E・斯特拉特迈尔中将：“如有必要，就让参战的机组人员飞到筋疲力尽为止。”
　　麦克阿瑟甚至没有把这道命令通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一命令极具挑衅性，北京会把它看成是一种直接对抗的举动。但斯特拉特迈尔将军完全明白这样做的潜在影响，所以，他提醒其在五角大楼的空军上司重视这件事。在轰炸机将要从机场起飞前3小时，国防部的官员与艾奇逊取得了联系，他马上前去面见杜鲁门。杜鲁门说他主要关心的是部队的安全，但又说麦克阿瑟应事先讲明进攻的理由，然后才能实施轰炸。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1月6日电告麦克阿瑟，要他立即取消对靠近满洲边界5英里之内的一切轰炸，并要他尽快回电说明下令轰炸鸭绿江大桥的理由。
　　麦克阿瑟后来的愤怒答复不仅清楚地表明，不管产生什么后果，他都决心继续实施轰炸计划，而且从中也看得出，他本人此时对中国干预的危险所做的估计要比原来的估计严重得多。假若以前还没有人这样做的话，麦克阿瑟后来流露出来的情况也足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政府举起了示警红旗，促使他们立刻停止一切行动，直到澄清存在的危险之后再行定夺。而相反，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政府却任由麦克阿瑟口出狂言。此时此刻，他们本该当机立断，行使领导权，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让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政策继续下去，以致造成了可悲的结局。
　　这里是麦克阿瑟电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文：
　　大批人马和物资从满洲越过鸭绿江上的桥梁潮水般涌来。这一举动不仅对我指挥的军队构成威胁，而且还有可能最终导致我的部队全军覆灭。过江的实际行动可以在夜幕的掩护下进行，而鸭绿江和我军防线之间又很近，敌军遭遇不到什么空中封锁即可完成针对我军的部署。阻止敌军增援的唯一办法就是摧毁这些桥梁，并从空中最大限度地摧毁北部地区帮助敌军推进的所有设施。每迟延一个小时，美国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就要付出巨大的血的代价。按照原定计划，位于新义州的主要渡口将在几个小时内遭到打击，而且轰炸任务实际上已经在执行之中。在提出最严正抗议的同时，我正在贯彻你们的指令，暂停这一轰炸计划。我命令采取的行动完全符合战争规则，并且是在我从联合国得到的有关决议和指示范围之内的，它一点也不构成对中国领土的任何轻微侵犯，尽管从那里发生了肆意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你们所施加的限制对将士们的身心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我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我希望这件事立刻引起总统的关注，因为我相信你们的指令很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灾难；假若总统没有亲自直接地了解这种情况，我就不能对此承担责任。时间极为紧迫，我要求立即重新考虑你们所作出的决定，在此期间，我当然完全服从你们的命令。 www.6park.com

　　布莱德雷将军在其自传中说，在华盛顿，他本人和其他人“都没有想到麦克阿瑟在回电中语气竟然如此强烈”，更没有想到他“完全改变了自己在11月4日对敌军力量所作的估计”，这“在华盛顿引起极度震惊”。
　　恰在此时(11月6日)，麦克阿瑟下发了一份夸大其词的特别公报，指责“共产党不宣而战，让异国共军跨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犯下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生厌的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公报还指责中国赤色分子以满洲为基地大规模集结军队。事实上，中国人曾警告过，如果美国侵略北朝鲜，他们将予以打击。
　　麦克阿瑟的电文和公报里所包含的令人惊愕的信息还不是说必须炸毁鸭绿江上的桥梁，而是说中国人正在对联合国军构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假若中国军队的调动真有可能使联合国军遭到覆灭，假若中国人真的在满洲集结部队，那么，炸毁鸭绿江大桥相对说来就是一个小问题；而怎样对付中国的威胁才是大问题。中国人可以非常迅速地在鸭绿江上架起浮桥。不管怎么说，鸭绿江不久就要结冰，到那时大江就会变为通途，而不是一道障碍。法国骑兵不就是在1794年经冰上而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吗。炸毁桥梁并不能阻止中国军队的调动。头等大事应该是如何消除对联合国军构成的威胁。明显的答案并非坚持为发动进攻作准备，而是要立即着手制定保护联合国军的计划，要么就地挖壕固守，要么把部队撤回到较容易进行防御的防线上。
　　然而，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并没有立即着手解决这件事，反而只是开始处理那件令麦克阿瑟放心不下的事情：大江上的桥梁。他们打电话给杜鲁门，并把麦克阿瑟的回电念给他听。杜鲁门左右为难，因为一方面他的战区司令官要求进行轰炸，而另一方面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又拿不出其他办法来，于是，他只好同意进行空中攻击。
　　麦克阿瑟胜利了。轰炸于11月8日开始实施，但对桥梁的轰炸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轰炸机飞行员可接近大桥的飞行路线非常有限，因为他们不能侵犯满洲的领空，而且中国的防空炮火和喷气式飞机也露了面。历史上第一场全由喷气式飞机参加的空战发生在11月8日，那天，驾驶美制F-80战机的拉塞尔・布朗中尉击落了一架大概由中国人驾驶的俄制米格-15战机；12月5日，空中攻击被取消，至此，连接朝鲜和满洲的12座公路和铁路桥梁只有4座被炸断。
　　国务卿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了从中国军队初次出现，到麦克阿瑟最后宣布发动所谓的“结束战争”的攻势这一关键时期在华盛顿发生的事件的动态，他有一段表示歉意的话。这段话不仅概括了波托马克河上的美国政府提出的各种借口，而且似乎在无意之中还从侧面反映出领导不力的状况仍在继续。艾奇逊是这样说的：
　　由于我们自己分散了兵力，再加上中国方面的干预，各种危险都已显现出来。我们对此无不深感忧虑。虽然我们彼此以诚相待，但做得还相当不够。劝说总统考虑一项他的军事顾问们没有提出的军事策略，这是我所不乐意干的。他们之所以没有提出来，是因为这项策略违背了战区司令官拥有正当权力这一美国军事传统……假若马歇尔将军和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提议把部队撤回到平壤至元山的防线上，并提议由联合指挥部统一协调延伸防御阵地――而且假若总统支持他们，毫无疑问他会支持的――也许灾难就可以避免了。但这却意味着与麦克阿瑟发生冲突，他会指责他们使他无法获胜――并意味着在有争议的情况下解除他的职务。因而，他们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坐失了时机。尽管每个人都做得很对，但我相信过后没有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相当满意。

第九 十节 这支军队不寻常

尽管远东司令部和华盛顿当局都不愿承认，但联合国军所面对的却是一支数量庞大而又很卓越的军队。北京一直把这支部队中的军人叫做志愿军，显然是因为双方都把朝鲜战争当作一场地区性冲突，始终想维持这一荒诞的说法。事实上这些军人都是正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员，随部队部署在朝鲜。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与国民党作战的中共游击队。到1950年时，人民解放军虽然已成为强大武装，但它却还保持着过去游击战时期的作风和传统。由于这样，人民解放军和世界上所有其他军队都迥然不同。
　　中国军队有一点极不寻常，就是它没有明显的单独军官建制。不过其“干部”或领导小组却很坚强，而且每级都有领导集体，完全可以起到军官建制的作用。人民解放军在将军以下没有军衔，指挥官都按职务来称呼，如称作“班长”、“连长”等。为保持部队的游击队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平等原则(明显只有中国军队是这样，其他共产党军队则不然)，官兵一律着同样服装。这方面就与他们的北朝鲜同志有别。北朝鲜的军官，按照苏联模式着军礼服，并配有醒目的肩章，标明级别。人民解放军官兵的服装基本上相同，上装虽有一点差别，但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军官的制服有时在领子和袖口处带有红色镶边。
　　中国军队的冬装都是厚墩墩的深黄色或深蓝色棉衣。棉衣内套有夏季的军衣或其他衣服。这种棉军装穿在身上，虽然看起来不太像军人，但却非常暖和，不过打湿后却不易干。中国军人都穿胶底棉鞋，有些人穿的靴子有皮衬里。棉帽很厚并有遮耳。
　　亚历山大・L・乔治根据其对中国战俘的调查，对在朝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国人极力阻止军事上的等级制度。其所以这样，不仅是要从战士中提拔干部，而且是为激发广大士兵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讨论、解决并处理日常问题。这种做法，结合其他措施，可使普通士兵充分了解战术形势以及部队作战计划等方面的情况。 [ 译者注：这里指我军战前召开的“诸葛亮会”的优良传统，即走群众路线。 ] 这样就可使广大士兵在重大战斗行动中发挥主动性，增强责任感。而这却使联合国军的审讯人员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相信这些不识字的士兵，怎么会掌握那么多的确切情况。
　　中国军队是以战斗小组为基础组成的。其基本思想是，彼此间的同志关系可以鼓舞士气，士兵的社会行为由亲密无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规范。这样，步枪班就采取“三三制”。其中每个小组有3个人，在3个人中指定一人任组长；3个人互相监护，3个小组组成一个班。这种小组制度意味着每个小组长只管3个人，并有助于解决各部队普遍存在的问题，即让士兵投入实际战斗。由于十分看重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所以各师的官兵尽量由同一个省或同一个地区的人组成；各连的战士往往来自同一个村子。像中国这样一个方言众多，风俗习惯差异又很大的国家，采取上述做法十分重要。在条件许可时，整个队伍常被安排回本省家乡去修整补充。这种办法倒有点像英国军队中团一级单位所实行的制度。不过由于朝鲜的形势十分紧迫，这一制度已被打破，队伍的团结受到了影响。
　　与国民党军队相比，人民解放军的进步是废除了对士兵的打骂，决不容许对士兵有任何歧视、专横或虐待行为。在伙食方面，官兵一致，不得搞特殊化。军官要使用文明语言称呼士兵，取缔极端的军事礼仪形式。官兵间提倡同志友爱，采取精心制定的评模表功制度，对好人好事及作战勇敢者进行表彰奖励，对不良行为及战斗表现欠佳者开展集体批评，以此来加强纪律、改善作风。
　　令人十分吃惊的是，中共军队充其量只有迫击炮，却在朝鲜打败了全世界军队中火力最强，又完全拥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中共军队使用的步枪和机枪，来源比较混杂。其中有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武器，有的则是二战结束时在满洲收缴的日本造武器。他们拥有的大炮不多，而且大部分都留在了满洲。但他们的迫击炮却发挥了充分的效力。这些迫击炮大部分是美制的，不过他们也有少量苏制的大炮，特别是极具威力的120毫米重型迫击炮。中共军队也依靠手榴弹和对付坦克的炸药包。用TNT制作的炸药包重5磅或20磅，由反坦克组携带。如将其放在坦克履带下或塞到坦克下面，就可炸毁坦克。
　　除了缺乏重武器外，中国人也受到原始的后勤制度的制约。他们也想方设法向离前线30英里左右的兵站运输军需品，但由火车运输的并不多，因为中共军队靠的是人力和畜力。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进攻时，通常主要依靠轻兵器、机枪和手榴弹。只有对付最有利的目标时，才肯动用迫击炮。
　　中共军队依靠人力和畜力运输物资，虽然在一些方面受到极大限制，但却机动灵活，不受公路的制约；只要有路可走，他们就可在正面、侧面，或敌后进行作战。而联合国军队却恰恰相反。它必须依靠卡车在公路上运送给养，而公路最易被路障所截断。中共军队和一个半世纪前拿破仑所率的革命军很相似。像拿破仑那样，中国人根本不受后方供应基地(拿破仑时代称作军械库)的限制。其结果是拿破仑和中共军队便能就地获得很大的机动性，从而可以进行大胆的战术行动。而其敌军却离不开供应基地，只得被动地保护供应线。举例来说，中国军队要每个战士都要背负供很长时间(也许6天或更长时间)用的干粮。这些干粮一般都是压缩过的，如炒米、炒黄豆或豆腐干等。同样，1800年拿破仑在马伦哥战役中，派其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就是让部队带的压缩饼干之类无需烹调的食品。
　　中国人在作战方面极为训练有素，尤其善于打夜战。他们善于伪装隐蔽，联合国军的飞机很难发现他们。他们一般在夜间行军，平均速度极高(一支部队每天走18英里，可连续行军18天之久)。一到白天，人、畜，包括所有武器装备，都隐蔽起来。只要部队不发生战斗，一般只出动侦察小分队。中共军队白天被迫行军时，按照标准作战规定，如果发现上空有飞机，每个人必须原地站立不动。若有人不服从命令，军官有权开枪制止。
　　在战术上，中、朝军队类似，都敢拼敢打，充满气势和决心。他们的进攻方式一般是派遣一支部队深入敌后，先断敌退路和给养，然后从正面、两翼发起进攻，制服敌人。他们也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使敌人钻进V形口袋，然后收紧口袋，予以歼灭，并把部队派到袋口后面，阻挡前来救援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人在同物质条件优于自己的国民党人作战中，吸取了军事上的经验教训，找出了一套行之有效、克敌制胜的进攻模式，战胜了武器装备比较优越的敌人。夜间进攻是其作战规律，只有在意外情况下，才会偏离夜战。挺进部队往往选择最方便、最有利的地形接近敌人，比如山谷、洼地或河床等。如遇抵抗，他们就展开反击，一般是抽出小股部队进行战斗。如果没有遇到阻力，整个纵队便乘夜间穿过防御工事，一直深入到联合国军阵地的后方。类似战例，不胜枚举。整团整团的中共军队时常用这种方式列成纵队，直插联合国军后方。一旦交火，中共军队便用手榴弹、步枪和轻机枪对小部队(如一个排)的阵地实施包围(美制老式汤姆生冲锋枪是他们喜欢用的武器，不过他们也常使用制作粗劣的苏制小型冲锋枪)。
　　一旦受到火力攻击，进攻中的中共军队便立即卧倒，但只要射击停止，他们便一跃而起，再往前冲。全面进攻如果开始，他们便勇往直前，即使遭受严重伤亡，也很少停止进攻。其他部队前赴后继，也从阵地的四面八方涌上前去，直到完成突破任务。他们要么摧毁防御阵地，要么迫使守军撤退。在巩固新阵地后，中共军队便匍匐前进，向下一个暴露出来的侧翼阵地发动进攻。偷袭与勇敢相结合，利用夜间进攻小部队，这种战术可在多处突破一个营的正面防线，其结果会是毁灭性的。
　　中国人偶尔也用迫击炮造成敌军伤亡。他们通过仔细观察敌军抬送伤亡者的行动，判断联合国军的前沿阵地的方位。确定敌军阵地位置后，中共军队便向阵地前沿发射磷光燃烧弹，以标明方位。此时进攻部队便匍匐前进，尽可能接近敌军，然后再冲向前沿阵地。
　　中国人的理论是将防御部队分割开来，然后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因此，伏击是中国军队最喜欢用的战法。这种伏击战术，不论是直接从正面进攻，还是通过渗透或侧翼包抄，或是在联合国军阵地后方设置路障，都能奏效。进攻部队的规模一般是一个排或一个连(50-200人之间)。如遇伤亡，随时补充。
　　对美国部队来说，坚守阵地，等待天明，才是防御中国人进攻战术的上策；一等能见度恢复，中国人便停止进攻。这时，美国人利用武器方面的优势以及制空权，轰击中共军队的已知阵地，就可恢复失地。但是由于中国人夜间攻势凌厉，又不被人注意，联合国军往往在敌军四面进攻下撤退下去。不然，便是阵地陷落，或被完全摧毁。
　　不过中国人也有一些战术难题。也许由于缺乏通讯设备，最严重的问题是部队过于死板。譬如其团一级才有无线电，营一级才有电话，营以下部队只能靠通讯员、军号、哨子、信号弹和手电筒来联系。战术上的僵硬死板有时后果极为严重。营级以下的指挥员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营一旦投入战斗，往往要打到弹药完全用尽之时，即使这样做徒劳无益，甚至可能导致战术上的自杀后果。
　　 1950年10月6日，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朝鲜派遣“志愿军”。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人出于自愿，但却以志愿军的名义派来了穿着红色中国军装的正规的人民解放军。但志愿军这种叫法只是一种假设，好像战争只限于朝鲜半岛，因此他们不是直接向美国挑战。政治局还拟出一条新口号，即“抗美援朝”。
　　两天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是一位有名的军人，他的军旅生涯可一直追溯到20年代后期红军的创建时期。他开始沿鸭绿江集结12个前沿师。10月11日，他返回北京，同北朝鲜代表会晤。在北京期间，彭德怀、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对美军的行进速度感到吃惊，于是决定立即派部队进入朝鲜。10月18日夜，部队开始出发。按照昼伏夜行的常规，中国军队在距西线鸭绿江南50空里处的高山前，进入阻击阵地，南距清川江只有几英里。在东线，中国军队则抵达长津水库以南的阵地。
　　中国军队的建制以军为单位。军一般下辖3个编制1万人的师。这样，一个军大体上和美国的一个军相当。3万人的一个军隶属于兵团，一个兵团下辖四个军。几个兵团组成一个野战军。首先入朝参战的部队是红色中国最善战的第4野战军。第4野战军共有5个兵团，60个师，或者说总共有60万兵力。该野战军的一部分曾于1950年春季参加了攻占海南岛的战役。但这支军队于1950年夏季重返满洲家乡的永久驻地。同年夏天与初秋间，第3野战军也开进满洲。到10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朝鲜边境附近总共集结了两个野战军的40万兵力。
　　美国在第8集团军10月25日跨过清川江后，各有3个师的第38、第39和第40三个中国军自西向东摆开了阵势：第39军陈兵于云山以北，第40军进驻温井一带，第38军部署在熙川西北。另有第66军和第50军，在山区隐蔽待命，并未参与第一阶段的进攻。
　　在第10军前线，只有一个中国军，即第42军，部署在长津水库以南。但在第一阶段的进攻中，只有该军的第124师与南朝鲜部队或海军陆战队交火。另外两个师(即第125师与第126师)则部署在更靠北的地带。不过第125师有的部队也明显参加了战斗，因为就是该部队在截断南朝鲜第6师第7团向鸭绿江进军的道路后，将其歼灭的。
　　这样一来，在第8集团军前线，中共军队共有15个师，即15万兵力。不过在第一阶段的进攻中，只有大约9万人参战。在第10军前线，有3个中国师3万人布防。不过在开始时只有一个师参战。在麦克阿瑟10月24日下令所有兵力全线向鸭绿江进军时，中共军队在朝鲜的兵力总数已达18万人。
　　由于使用代号，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对隐蔽其在朝鲜兵力和番号方面曾取得成效。大多数初期被俘的中国军人，都说他们是第54、55、56、57和58部队。进一步审讯后，他们又说是属于第55部队第1营。有一段时间，联合国军审讯人员信以为真，以为这些部队是中国派到朝鲜的象征性部队。实际上这些部队已表明了中国的各军。比如说，第55部队即第39军，第56部队是第49军。第55部队第1营就是第39军的第115师。本来中国军队在审讯中很快就暴露了实情，但审讯人员却不愿放弃原来那种假设，总认为是一些象征性的部队，这就低估了中国部署在朝鲜的兵力。直到11月1日，第8集团军情报处(G2)才开始改变看法，宣称那些“部队”已达团一级规模。后来到11月4日和5日才将团提高到师一级，但仍只不过是实际规模的三分之一。
　　中国军队在与国民党作战时，从来没有遇到过联合国军所展示出的这样强大的火力，特别是大炮和飞机。如此密集的炮火不仅是中共军队不曾经历过的，而且迫使他们迅速找到其他应对办法(如夜间行军，夜间补充给养等)，并使部队的机动性受到很大限制，也对部队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影响。
　　中共第66军在与第8骑兵团作战后，曾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云山战斗主要作战经验总结》。该总结肯定了美国火力的威力，其中谈到迫击炮、坦克和大炮的协同配合作战，美军飞机的扫射与轰炸，都对中国军队运输遭成巨大破坏；也谈到美军的运输十分优越，步兵重兵器，特别是远程火力的射击速率十分迅猛。
　　对美军步兵本身，小册子并没有说什么好听的。美国兵在后路被切断时，“往往把重武器四处乱丢，然后便装死……他们的步兵经不起打，都胆小怕死，没有攻防勇气。他们只会依靠飞机、坦克和大炮，同时也害怕我军的炮火。前进时一听到我军枪声，他们就畏缩不前，不敢再往前走……他们长于白昼作战，但却不熟悉夜战和白刃战……一旦战败，就溃不成军。如果没有迫击炮掩护，他们就不知所措……在云山他们被围多日，无所作为。他们的后方一被切断，便怕得要命。一旦运输中断，步兵就失去斗志，无心作战”。
　　在与美国人的实战中，中国人所得出的结论是：部队必须迅速突入到敌军后方；进攻路线应力求避开公路和平地，以便远离美军的坦克和大炮；在山地进行夜战，应事先制定周密计划，各排之间要建立联络，先用小股巡逻队进攻，然后吹起号角，让大部队上来列队攻击。

第七章

第一节 突入险境

身在华盛顿和东京的美国领导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朝鲜境内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士兵已作好准备，以应付即将到来的考验。第8集团军因补给困难而受阻，麦克阿瑟便批准它把进攻的日期从11月15日推迟到11月24日。然而在第10军的战区内，部队一直在推进，其中海军陆战队进展缓慢，而南朝鲜军和第7步兵师却进展迅速，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主要是北朝鲜人。
　　第10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一开始，第1海军陆战师就沿东海岸分散开来，受命执行各种任务，师长史密斯将军对此一直不满。11月7日，他向阿尔蒙德将军提出请求，要求把该师合兵一处。考虑到在长津水库以南该师和中国人的战斗经历，阿尔蒙德便同意了。
　　陆战师的先头部队于11月10日到达距水库南端10英里的古土里之后，史密斯便丝毫也没有急于向前推进的打算(参见图9)。他的任务是推进到水库一带，再从那里挺进到鸭绿江，而在此过程中他的左右两翼均无任何部队支援，因此他感到放心不下。山势高峻、几乎无路可走的太白山把第10军和西面的第8集团军隔离开来，因此，史密斯对暴露无疑的西翼非常担忧。他还想把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建成一座牢靠的基地，同时，从镇兴里的铁道卸载点通往高山关口的道路弯弯曲曲，路况极差，他也想把这段道路改善一下。然而史密斯的最大希望是先把他的部队集结在下碣隅里地区，然后再试图向鸭绿江推进。正如他所说，他不赞同把他的师分散在“咸兴至鸭绿江的那条孤零零的120空里长的山路上”。所以，史密斯故意停止了部队的推进。
　　陆战队到达4000英尺的古土里高地这一天，北朝鲜的高原地带恰恰遇到了极为恶劣的天气，气温降到了华氏零度以下。从这天起，东北地区的人员就卷入了一场冬季战斗，这场战斗给人员及装备造成巨大的压力。11月11日和12日从古土里派出的巡逻队仅仅在山里发现了零星的小股敌军。11月14日，第7陆战团的士兵身穿防寒毛皮风雪大衣，在零度以下的严寒中踏雪步行，向11英里外的下碣隅里进军。当他们到达这个村子时，村里几乎空无一人。在此之前，美军的空袭已把村子烧得精光。进入下碣隅里两天之后，在阿尔蒙德将军的催促下，史密斯将军和第1海军陆战师空军联队队长菲尔德・哈里斯少将挑选了一块场地修建简易机场，以便运送补给和疏散伤亡人员。这是明智之举。11月19日，一些工程兵开始修建简易机场，其他工程兵改善从关口到镇兴里的道路。史密斯命令下碣隅里的陆战队在此期间停止推进。
　　与此同时，在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支援下，南朝鲜军队不顾北朝鲜人顽强的防守，沿东海岸向前运动，已推进到长津附近。长津是到达西伯利亚边界之前的最后一座主要城市。陆军第7师在伊院登陆，在一片中共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往北边的鸭绿江推进。但北朝鲜人的确在海岸至鸭绿江中途的丰山一带开始和第7师较劲。11月2日和3日，在此地的一次交战以北朝鲜人的撤退而告终。正当该师第17团向北继续挺进时，第31团向西边的赴战水库进军，并于11月8日在赴战水库以东12英里处的高7700英尺的白山山峰上和中国军队遭遇。经过一场毫无结果的交战，中国人撤了下去，美军巡逻队继续向西前进。
　　 11月19日，第17团击溃北朝鲜人的抵抗之后，占领了距鸭绿江畔的惠山津21空里远的甲山，又从此向北推进了大约8英里。第二天，该团以营为单位组成的纵队步行19英里，穿山越岭，来到距鸭绿江只有几英里的一个地方。北朝鲜人的抵抗极其轻微，一触即溃。11月21日上午，该团一枪未发就进入了惠山津。在一座大部分已被先前的空袭摧毁的村子里，美国士兵终于站到了鸭绿江的岸边，从那里可以望见江对岸满洲的荒凉山峦。尽管天气寒冷，仍然有些喜庆的气氛。阿尔蒙德将军和第7师师长戴维・D・巴尔少将和第17团一道进了村子。在这样一个场合，人们相互致贺，心里盘算着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
　　第17团到达惠山津的次日，第7师第32团到达甲山，之后派了一支人数不多的特遣分队开往西北，其任务是抵达鸭绿江畔的新葛帕津，此地位于下游惠山津以西大约20空里处。这支分队由罗伯特・C・金斯敦少尉率领，他22岁，刚毅果断，率领他的小分队朝着顽强的北朝鲜阻击部队一步步推进，直到11月29日，才到达新葛帕津。金斯敦的小分队和第17团是仅有的到达鸭绿江的美国部队。
　　在联合国军顶着北朝鲜人的轻微抵抗持续不断向朝鲜东北调动以及第8集团军在西部沿清川江集结兵力和物资之时，中共部队正在鸭绿江以南的山里进行大规模集结。这方面的第一次真正警告发生在11月23日。这天，海军陆战队在下碣隅里以西7英里的地方俘获了两名中国逃兵。逃兵说他们是中共第89师的成员，10天前就越过了鸭绿江。这个消息令人震惊，因为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就表明他们是新来的第3野战军第20军的成员，而这支野战军在夏季时还驻守在上海地区。11月13日，部署在第8集团军阵地东侧的南朝鲜军队也俘获了一些中国士兵，他们说是来自中共第42军。该军的所属部队曾在长津水库以南和陆战队交过手，他们正向西侧运动，去跟第4野战军的一些部队会合。
　　中国俘虏提供的证据总起来表明，中共第4野战军的部队正在朝鲜高山山脊的西侧加强，以抗击第8集团军；而一支全新的部队，即陈毅领导下的中共第3野战军的部分队伍，则在大山东侧集结，以抗击第10军。联合国军情报官员当时无法完全掌握这种调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第4野战军在西部集结了18个师，即18万人；而一个隶属于中共第3野战军、拥有12个师的加强兵团(第9兵团)，共12万人，则在东部集结。
　　与这30万中国军队以及为数不详的北朝鲜军队相对垒，联合国军司令部集结了7个美军师，6个南朝鲜师，2个英联邦旅，1个土耳其旅，以及来自菲律宾和泰国的几个营，外加一个英国突击连。所有部队加起来，联合国军有相当于14个师的兵力。然而，这些师的平均人数事实上超过了中共师，这样，人数的悬殊并没有乍一看起来那么大。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师有大约12.4万人(包括大约1.8万南朝鲜人)，南朝鲜师大约有8.2万人，其他联合国部队总计有1.2万人左右。另外还有大约2.9万人的美军独立战斗部队，主要是坦克和炮兵特遣队。因此，联合国军的战斗部队总计有24.7万人，这还不算空军作战人员。
　　联合国军，尤其是美军，在火力方面要远远优于中共部队，在炮兵和坦克方面最为明显。除此之外，他们还完全掌握着制空权，并且具有较高的机动性，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运输车辆。中国人炮兵不多，但步兵较强。根据双方的相对实力，步行参战的中国人竟然能够把具有较高机动性以及极强火力的联合国军打得一败涂地，初看起来不免令人吃惊。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人采取了夜间渗透、正面进攻、侧翼包抄以及在后方设置路障的战术，这一战术效果极好，一次又一次地打乱联合国军的阵脚，或者打垮联合国军。第一次在云山与美军交战后，中国人对美军作出的初步评价是：后方一被切断，美国人便会乱作一团；他们一步也离不开他们的运输工具、飞机、坦克和大炮。
　　就补给而言，美军和中共军队简直有天壤之别。美国人主要依赖无数的卡车往前方输送补给。一旦因道路不畅或被阻，他们便请求空军通过空投或直接把补给输送到前方机场。空中补给代价高昂，且受空投不准或恶劣天气等难以预测因素的影响。然而，由于总体上补给充裕，美国人养成了在弹药消耗上大手大脚的习惯，而当中共军队的路障切断了卡车运输，空投又行不通时，这种习惯便是灾难性的。
　　中国人要把补给品运往前线地区，所能依赖的主要是人力和畜力。朝鲜人和中国人用来背驮的A字型木架随处可见，这是一种常见的搬运方式。因此，中国人给养补充要比美国人少得多，但他们得到这些补给却不依赖公路。其结果，中国人能够沿陡峭的小道翻越大山，穿过无路可走的峡谷，在联合国军的后面出现，在那里设置路障，切断或包围前面的部队。而美国人基本上被束缚在主补给线上，这样便特别容易受到中国军队半游击战术的攻击。如果美国人能建立起一条侧翼不受攻击的战线，并且能保证从后方源源不断地运来补给，美国人便基本上战无不胜；这样，他们的炮火、空中打击能力以及步兵的火力便无可匹敌。但是，中国人的原则是不提倡与美国人硬拼硬打，那样他们定输无疑。尽管有许多关于中国人采取“人海战术”，用“大批军队”猛攻美军阵地的说法，但使人望而生畏的不是中国人的集中进攻，而是他们的佯攻、奇袭或夜间的悄悄渗透。中国人确实采用成排成连的人海战术，以优势兵力占领精心挑选的战术阵地，以便进行决定性的穿插，但这些通常是为了牵制敌人防御部队，与此同时，其他中国部队从侧翼发动进攻，并在敌后设置路障。官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史中引用了一位陆战队队员戏谑的评论：“天知道一个中国排中到底会有多少群士兵？”

第二节 “圣诞节前凯旋攻势”

11月24日早上，联合国军的“圣诞节前凯旋攻势”沿清川江西段正式展开。这次进攻在开始前就落下了讽刺性的名声。说起来，这与麦克阿瑟在战前飞到鸭绿江上空视察前线有关。他在旅途期间无意中对记者说，他希望在圣诞节前让部队班师回家。遗憾的是，这种看法根本不现实，记者们对此也一清二楚。但这仍是一则新闻，于是这次攻势便永远落下了讽刺性的恶名。
　　在最西侧，第24步兵师、南朝鲜第1师和英联邦第27旅组成了第1军；中间则由第25师、第2师和新开来的土耳其旅组成第9军；东边，即右翼，由南朝鲜第2军(辖第6、第7、第8等三个师)单独出击。第1骑兵师则留作预备队伍(参见图9)。
　　开始时一切进展顺利。最左翼的第24师头两小时便推进了大约4英里。到11月25日傍晚，他们已跨过纳清江，距离定川不到1英里。在这一带，美军只遇到北朝鲜军组织松散的零星抵抗。但南朝鲜第1师却不太顺手，他们在泰川西南遭到反击，被迫后撤。
　　第一次真正的打击落到了右翼顶端的南朝鲜第8师的头上。中国军队深知第8集团军这根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是南朝鲜部队，于是便在25日至26日夜在德川附近向这个师开刀。德川位于清川江一线美军主阵地以东24英里处，四面环山。在战略上，这是针对清川江一线整个联合国军阵地采取的侧翼行动。此次进攻立竿见影，大获全胜。中国人运用常规的穿插、包围、在敌后设置路障的战术，在南朝鲜军防区内随心所欲，如入无人之境。到11月26、27日，中共军队从现已打通的东翼缺口处渗透到第9军的后方，直抵支援炮兵的阵地，对第8集团军全线构成了威胁。
　　此后不久，第10军前线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到11月27日东线进攻开始之时，陆战队第5和第7团从长津水库南面柳潭里一带向西进攻。其目的是要截断中国人与北朝鲜人的供应线。但夜间，中国部队切断了陆战队的退路，同时悄悄地包围了他们。第二天，进攻的陆战队陷入重围。同时，第7师的三个营沿长津水库东岸向东北推进时，也遭到了四面围攻。
　　在清川江沿岸第8集团军前线，中国军队于11月25日至26日夜间，进攻了第25师和第2师。第25师当时正在过江，有的还在江面上，有的则刚刚过江，因此便能很快撤过江去。这样，该师虽被敌紧逼，蒙受了重大伤亡，但却未遭受到多数中共军队的最重打击。处于右翼的第2师就不那么走运了，它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全力进攻。
　　第2师的主阵地在清川江畔球场洞东北几英里处，距军隅里东北约15空里。该师的第9团在左翼，第38团在右翼，第23团作为预备队，部署在军隅里北边。中共军队从前后左右猛攻第9团。该团被打得晕头转向，难以招架。这时，师长劳伦斯・B・凯瑟尔少将于1月26日紧急从第23团抽出两个营，投到第9团的右翼，又将第2工兵战斗营投到左翼，以保正面防线完好无缺。该师当时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随着右翼南朝鲜军的崩溃，中国军队已运动到右后方，并占领了德川，堵死了该师从德川撤退的道路。这一带并无从清川江通出的南北走向的公路，所剩的唯一退路就是顺着清川江谷地，往西南方向走到军隅里。那里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路，沿大同江可到南边18空里远的顺川；另一条路沿清川江谷地通往安州和新安州，那里有几条南去的路。第8集团军大部分部队当时仍在清川江一线，他们都可沿上述路线从安州和新安州向南撤退。但对第2师来说，他们至少要撤到军隅里。那意味着从球场洞通出的道路必须畅通。如果这条路被切断，整个第2师就会被困在北边，无法逃出。
　　 11月26日到27日夜晚，中国人向第2师阵地发起攻击，其勇猛顽强与前一天晚上一模一样。他们攻占了第23团的指挥部，但是部队又集中全力将其夺回。该师一些部队坚守各自的阵地，直到被完全打垮，或弹药耗尽。中共军队渗透进来，包围了第38团的右翼，迫使该团迅速向西南方后撤，并改变防线，阻止从东面攻来的中国人。
　　 11月27日天亮之后，在第2师右翼处于崩溃危机时，第9军军长约翰・B・库尔特少将把土耳其旅派了上去，让他们沿德川的公路往东打，从而阻滞中国人的前进步伐。驻扎在军隅里附近的土耳其人立即行动。但他们只往东走了8英里就遭遇到了中国人。一场猛烈的血战之后，中国人很快把土耳其旅团团围住，该旅好像已全军覆没。
　　由于中国军队距离军隅里不到8英里路程，已经深入到了第2师的后方，第2师如不马上摆脱困境，显然会被全部歼灭。沃克将军这时已命其预备队骑1师向业已崩溃的东翼运动，以防止中国人插入第8集团军身后，切断所有南撤的路线。骑1师奋力赶往顺川附近，挡住了中国军队前进的洪流。沃克同时从第1军中抽出英国第27旅，派其前往东侧增援。
　　 11月28日，沃克下令第8集团军全线撤退。各部队均能奉命而行，只有第2师和土耳其旅无法响应。不过在当天，土耳其旅倒是突破重围，撤向军隅里。该旅在战斗中损失惨重，但却守住了关键阵地。若不是土耳其军队封锁住了这条道路，中国军队就可越过军隅里，堵死第2师从东北撤退的路线。
　　第2师的第23团和第9团的第2营，以及第72坦克营在球场洞构筑阵地，以防中共军队沿清川江谷地从侧翼包抄第2师。而此时第38团却还在球场洞以北，尽管阻击部队保护着公路交叉点，使之畅通无阻，但该团撤退时，还是处于中国人的猛烈火力之下，损失惨重。与此同时，第9团剩余部队也沿清川江谷地公路撤到军隅里东北5英里处的原里，掩护撤退。第9团面对东北构筑防御阵地，其左翼为清川江，可作为天然屏障。实际上，除了掩护部队所属单位车辆外，第2师的所有车辆都撤到了通往军隅里的谷地公路上。车辆在这条狭窄的土路上挤得水泄不通，前进速度极慢，有时简直是在爬行。但在球场洞阻滞中国人的部队却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使紧逼过来的中国人无法从一边绕过，也不能封锁道路。等到最后第2师的车辆全部南撤时，担任阻击的部队才沿着公路退到原里第9团的防守阵地。他们进入第9团的右翼防线，与南朝鲜第2军溃逃部队的残余会合在一起。第38团也已运动到原里东南的山区，与土耳其旅的残余部队相会合。土耳其部队当时仍在德川至军隅里的公路上阻击中国军队。遗憾的是，中共军队已先期抵达分派给第38团的防守阵地，第38团只得另择阵地，但仍可与土耳其人取得联系。
　　 11月29日，第2师一边在原里坚守阵地，承受着敌人的沉重打击，一边紧急准备转移。师指挥部打算将部队转移到军隅里去，然后再从那里沿着狭窄的公路撤到顺川。上午时，师指挥部却听到骇人的消息：在军隅里南边10英里的这条生命线上，中国人已经设下路障。
　　凯泽将军当即派第2侦察连前去清除路障。该连虽经努力，但仍告失败。师里又派第38团的C连前往援助。两个连携手攻击也毫无效果。师里便向第9军求助，要他们派部队从南面打通路障。第9军当即派出英国第27旅一个营前去执行任务，但该营并不能马上开到路障处。夜幕降临后不久，凯泽将军指示第9团在次日凌晨7点30分从军隅里至顺川的公路两边向南进攻。第9团团长小查尔斯・C・斯隆上校重整旗鼓，做好进攻准备；此时他的团已减至400人，不足正常编制的八分之一。就在这时，该师的残余部队撤到了军隅里南面的高地上。
　　到了这时，除第2师及所属的土耳其旅残部外，第8集团军所属各部都已顺利后撤，只留下殿后部队和骑1师还在坚守顺川，以掩护第2师通过。当时的一大问题是，军隅里至顺川的公路是否能够重新打通。如果打不通，剩下的路线就是沿着清川江谷地继续南下，走14空里路到达安州。那里有第5团战斗队把守的一座阻击阵地，然后再从那座阵地转向南边。这两条路都有危险。军隅里至顺川那条公路要近得多，而且人们认为，能够渗透进去并建立路障的中国军队也为数不多。通往安州的公路恰在清川江南岸，估计中国军队会包围南撤的队伍，并用路障将队伍分割开来。
　　在中国人的奋勇阻击下，第9团进展缓慢。因此，该团在报告中对中国人路障实力的估计一次比一次高。由于这些先后矛盾的报告，师部难以做出决定。不过总得做出决定，师部最后确定走军隅里至顺川的公路。师部还决定于中午时分开始撤退，并命令各部队到顺川公路上军隅里南6英里处的师指挥部集合，但第23团除外，该团和工兵营一道殿后。第23团必须在军隅里附近坚守阵地，直到全师部队最后脱身为止。而工兵营则必须在师指挥部的正南与西南的高地上死守，以掩护师部队伍顺利撤离。
　　全师各部及所属队伍奉命集结，师部同时也不断接到情况危急的报告。负责殿后的第23团说，正面和侧翼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前面顺川公路上排除中国人所设路障的第9团报告说，把守出口的敌军岿然不动，难以突破。而这时，密集的阻击火力从四面八方向师指挥部所在地射来。第2师的战地日记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描述：“到下午1点时，大家知道只有两种抉择：一种是向南冲击，突破路障杀出一条血路；另一种则是固守在师指挥部附近，拼死一搏，进行徒劳的挣扎。最后决定向南突围。下午1点30分，部队开始突围。”
　　师部大队的先头部队刚往南走了四分之三英里，中共军队的火力就雨点般从公路两旁射来。车辆一辆紧挨一辆，走走停停，速度很慢。路障显然没有被突破。不久人们便发现，路障连绵长达7英里。那根本不是一道路障，而是一条伤人夺命的通道。每当路两边埋伏的中国士兵开枪射击时，坐在车里和车上的人就会栽倒在路沟里，他们扔下的车辆又会挡住大队的去路。但大队所以能设法逃出这条血腥长廊，据该师所属的第17野战炮兵营(配有8英寸榴弹炮)的官兵们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开来了一台配备有40毫米双管高射炮的半履带式车辆，开始向公路两旁猛射；二是美国飞机不断沿着公路飞来飞去，掩护大队撤离，并对公路两旁可疑目标进行打击。飞机飞来时，中国人就停止射击。可是当飞机扫射一番拉起来时，中国的炮手又重新开火。这样，受中共军队火力的影响，再加上起火和被打坏的车辆挡住去路，大队只能冲刺前进，还要把被打坏的车辆推到一旁，或者从旁边绕过去。所有车辆上很快都装满了伤员。死者则只能横七竖八地丢弃在路旁。
　　部队并没有看到所发生的整体情况，倒是个别人或小组亲身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在交织着惊慌、死亡和毁灭的突围战中，只有亲眼目睹、亲自参与的将士所谈的情况才真实可信。譬如，第17野战炮兵营的一些人清晰地记得，一辆载有一名宪兵中尉的吉普车试图从他们的车辆旁开过，可司机被狙击手打死，中尉简直吓瘫了。野战炮营的人把他放在了一辆吉普车的拖车上。另外一些士兵看到南朝鲜和土耳其的士兵从左(东)侧汇入大队后，爬上了炮车。过了片刻，一门榴弹炮翻倒了，坐在上面的8名南朝鲜士兵全被砸死在炮车下。
　　大队继续往南撤时，天渐渐黑下来，中国军队在后面紧迫不舍，并用迫击炮、手榴弹、刺刀和轻兵器包围了殿后部队。原师指挥部西南的两处重要山头由工兵营一直坚守到天大黑以后。守卫这两座最北边山头的人一个也没有逃出来。由于看到显然无法撤出所有重型装备，一些部队便把车辆和重武器丢弃到路上，只身越野逃离了。
　　到晚间8点一刻左右时，第17野战炮营的先头部队熄灭车灯在黑暗中行驶。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河前，河上的桥已被炸毁。河北边有一条可涉水而过的旁道，但南岸梯田处的出口却很陡峭。那里有3台车辆陷在河里，挡住了去路。为了拖出这些陷在河里的卡车，第17野战炮营把拖车上的大炮卸掉。正要行动时，由两辆开着灯的美国坦克从南面隆隆地开了过来。灯光照着正在旁道上工作的炮兵身上。中国的60毫米榴弹炮、机枪和单兵狙击手立即向旁道开火，大约有5发迫击炮弹落在当场。当时恰有一名中国狙击手，正站在距炮兵A连主任参谋罗兰・D・贾德上尉约30英尺的地方向他瞄准，这时一名炮手将其击倒。两辆坦克迅速灭灯，并用大炮和机枪向敌军方向射击。第17野战炮营总算通过了这条便道，此后便再没有遇到中国火力。到晚上9点30分，炮兵营清除了最后一道路障。A连的军士长杰克・E・威廉说：“在我看到大队的前卫打开车灯时，我真感到一生中再没有比这更轻松的了。”
　　全师人马开进顺川城时，拖车、榴弹炮车以及车辆的挡泥板上都是伤员。在这段火网交织的7英里长的路上，联合国军估计有400人被打死，带伤回来的人还要比这个数字多得多。
　　就在全师的大部分人马通过中国人的路障向南撤离时，第23团仍在军隅里附近抵御中国军队。接到撤退命令后，团长小保罗・L・弗里曼上校马上指示坦克手，把所剩的弹药统统打完，其他部队则乘车迅速撤离。坦克手和炮手们在短短的22分钟内，共发射了3000余发炮弹。
　　这种惊人的发射量使中国人误以为该团要进行反攻了。于是他们便立即挖掘掩体，等到该团撤出时，中国人并没有随后追击。弗里曼上校当时觉得无望走通往顺川的道路，所以他便率领全团取道安州。在安州，该团清扫了第5团战斗队的阻击阵地，归途中一路顺利。
　　第2师完成了撤退任务，但损失惨重。在顺川南边集中时核查，该师共减员5000名，剩余人员已精疲力竭，丧失了战斗力。第8集团军将该师全部撤下，让其在汉城附近休整，以补充人员装备。
　　沃克将军把新开到的英国第29独立旅派到平壤以北的防御阵地，打算沿平壤至元山的东西公路在朝鲜狭窄的蜂腰部形成一道防线。当时联合国军仍然在平壤以北，但是中国人却在平壤东北25英里处的松川将道路切断。在这种情况下，沃克将军只得下令撤出北朝鲜首都(当时该城到处燃起熊熊大火)，并把第29旅留作后卫。该旅所辖部队有格罗斯特夏团各营、皇家北爱尔兰来复枪团和皇家挪森伯兰火枪团，并配有第8骑兵团的坦克车和一支皇家炮兵特遣队。一道参加掩护的还有英国第27旅、第25师和南朝鲜第1师。
　　在中国军队发起反攻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第8集团军已从清川江后撤了50多英里，实际上已同中国军队脱离了接触，而第8集团军还在不停地撤退。中国人无法赶上第8集团军撤退的步伐。他们只能翻越雪山，跨过冰河，一步一步地尽快追赶。但联合国军却有汽车等运载工具，可以快速地退却。在联合国军身后，跟有成百上千的朝鲜难民。
　　到12月中旬时，第8集团军已如惊弓之鸟，撤到了三八线以南，来到了西边开城以南冰天雪地的临津江畔。大溃退终告结束。此时第8集团军正在等待中共军队的下一次攻势，主动权已完全操在了中国人手里。这次撤退是美国历史上最远的一次撤退。从清川江到临津江，第8集团军仓皇撤退了120多空里(地面公路距离就更远了)。多半路程是该军在自发溃逃，并非处在敌军的压力之下。中国人不过是步行在后面追赶，远远地落在联合国军摩托化部队的后面。

部署在长津水库东侧的第7师与驻扎在水库西侧的海军陆战队虽然相距很近，但无论从战术上还是从下碣隅里的战事上讲，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干，而且也不在通往古土里的主补给线上。尽管他们同时参战，但两军的战事要分头来叙述。
　　 11月26日，第23团1营进入下碣隅里东北约13英里处水库岸边的阵地，当时气温已降至华氏零度以下，士兵们已开始遭受冻伤之苦。次日，即第10军发起进攻的那一天，1营官兵又移师北上，进入阻击阵地，换下了驻防在那里的第5海军陆战团的最后一支分遣队，虽然该团的大部分已于11月25日撤回。与此同时，正向前行进的第31团第3营将在第57野战炮营的支援下，穿越第32团1营的阵地向北进军，并发起攻势。(参见图11)
　　第32团1营占据了一道关口两侧的高地，这道关口位于水库东边不远处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上。A连3排占领了公路左侧(西侧)的阵地，并在阵地以北800码处部署了1排和2排担任警戒。C连部署在公路正东边，B连在该营阵地东侧，构成侧翼防护阵地。
　　 11月28日午夜刚过，一支中共军队从侧翼向公路西边的A连阵地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另一支中共军队对A连右翼也发动了攻势，并突入到公路的关口内。A连连长爱德华・B・斯卡利恩上尉得知左翼受到攻击，便马上赶往左翼，重组那里的第3排。他被敌军的一颗手榴弹炸死，3排排长雷蒙德・C・登斯菲尔德中尉膝部也受了伤。
　　中共军队的双重包围瓦解了该营阵地的左翼，并切断了北边800码处A连担任警戒的两支队伍。但A连主任参谋塞西尔・G・史密斯中尉却利用连部人员和迫击炮手组织起一道防线。迫击炮阵地已被敌人占领，炮手刚刚爬到山岭上。他们展开了小规模战斗，以保护A连右翼。同时紧靠公路东边关口处的C连一个排在詹姆斯・O・莫特鲁德中尉率领下，对关口下方的中共军队进行了有力打击。
　　当营长唐・卡洛斯・费斯中校得知斯卡利恩上尉阵亡的消息后，即派他的作战助理参谋罗伯特・F・海恩斯上尉接替指挥A连。在D连(重武器连)连长欧文・B・比格上尉陪同下，海恩斯从南边沿着公路赶往A连阵地。在公路的一个转弯处，一支渗透到前线阵地后面的中国军队向他们开了火。海恩斯被击中并倒了下去，比格返回营指挥部，让一名主管伙食的中士杰里迈亚・凯西率领一支巡逻队去解救海恩斯。凯西从指挥部召集了几个人就出发了。巡逻队返回后报告说，凯西中士被打死，海恩斯上尉也已阵亡。费斯中校然后打电话给史密斯中尉，命他接替指挥。“由你负责了。”费斯说。
　　夜间，中共军队又打垮了右翼C连的那个排和B连的两个排。右翼的C连士兵面向东边，与中共军队直接交锋。此后两小时，中共军队断断续续发动攻势，力图爬上山坡，而被围困的第32团的人马全力防守自己的阵地。武器连的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向着树林开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由于天气极冷，一次只能打一发炮弹。
　　 1营守住了阵地。天亮之后，美军向下方运动，朝头天夜里放弃的迫击炮阵地进发。途中遇到4名中国士兵，他们打死了3个，抓了一个俘虏。美军的迫击炮仍在原处，并没有毁坏。A连的两个排位于该营前方800码开外的前哨，并未被发现，他们也一枪未发。白天，A连新任连长史密斯中尉把这两个排调回A连主防御圈，然后穿过公路，进入莫特鲁德中尉指挥的C连那个排的阵地。上午，莫特鲁德率领C连一支队伍向东部反攻。在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海军陆战队海盗式战机的有力支援下，他们在天黑之前，实际上已重建了全营的防御圈。但就在天黑之前，海盗式飞机提醒该营说，他们发现在北边大约5000码处公路上约有一个营的敌军，正向第32团1营阵地进军。
　　 11月28日这一天，第31团3营和第57野战炮营进入水库东边的一条公路上的防御圈。该营阵地就在新兴里旁边，距32团某营以南大约4英里。
　　 11月28日晚8时，在第32团某营的阵地上，中共军队约一个连从北边的山岭上冲下来，向A连发动攻击。A连两个排头天夜里曾在那道山岭上担任警戒。其他中共军队也同时沿着公路再次袭击A连的右翼。一挺机枪和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顶住了共军的第一次进攻，但中共军队的士兵却绕过右翼，从西边袭击A连的一个排，打死了排长，不过，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扩大战果。营指挥部勉强凑集起30人，派去增援A连。
　　中共军队的迫击炮及轻兵器开始零零星星地射向C连阵地。晚11时，隶属于查利连的一位重武器连的排长詹姆斯・坎贝尔中尉听到一声大叫，继而看见一队士兵从一座小山丘上冲下来。他知道那里只有5个人驻守。坎贝尔数够了5个，向第6个开了枪。那人此时距坎贝尔所在的散兵坑只有10英尺远。坎贝尔朝一名机枪手大声喊叫，命令他朝那座小山丘开火。正在这时，坎贝尔被打倒在地。他以为有人拿锤子砸在了他的脸上，实际上是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脸颊，卡在了口腔里。
　　尽管中共军队一度想建立一个稳固的据点，以便对C连发动进攻，但1营的81毫米迫击炮却使他们无法集结。11月29日凌晨2点30分，C连阵地上平静下来。然而，形势正变得越来越危急，因为中国士兵已把1营团团包围。凌晨3点至4点间，1营做好了撤出阵地的准备，打算与驻扎在新兴里的31团3营和第57野战炮营会合。1营撤退时出现了恐慌。尽管中共军队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并加强了火力，但美军和附属的南朝鲜部队在这里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他们在公路上集合，向南转移。士兵们从卡车上扔掉了炊具，以便给伤员腾出地方。
　　中共军队包围第32团1营的同时，其他中共军队也包围了新兴里的两个美军营。到上午时，这两个营的兵力和装备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几乎四面被围。第57野战炮营的两个炮连总共只剩下4门105毫米榴弹炮(而不是通常的12门)。从东到西1000码长、由南到北600码宽的防御圈，位于水库旁边的一块低地上，易于受到攻击。除了沿水库西北入口处一小块地方外，这两个营已被包围。
　　中共军队在1营和新兴里的两个营之间的半路上设置了一道路障，但1营营长费斯中校和A连的队伍向路障发起攻击，摧毁了路障。包围新兴里的中共军队指挥官看到1营从北边开来，就派了一支力量强大的队伍到路上去阻击。美国人从刚刚摧毁的路障旁边的高地上看到中国军队向他们走来。费斯中校率领的A连的一帮人迅速越过公路以西不远处水库的冰面，从后方包抄了行进中的共军，并将他们消灭。这片阵地上躺有137具中国士兵的尸体。1营因此进入下方的谷地，与驻守在新兴里的两个营兵力会合。
　　尽管美军队伍现在得到加强，但仍处于危险境地，不仅因为防御圈会受到攻击，而且食品供应也几乎枯竭，弹药与燃料已告短缺。天气酷寒，就连少数带有铺盖的士兵也因害怕冻僵而不敢入睡。为了保持血液循环，士兵们只得不停地活动四肢，改变身体姿势。所有的自动武器每半小时都要开一次火，以保证正常运转。
　　形势倒不至于毫无希望，这里有三个因素：空投食品和弹药，希望援军从南边来增援，以及不断在头顶上盘旋的陆战队海盗式飞机，它们给人一种安全感，并对那些敢于露面的敌军进行打击。
　　空投给养于11月29日下午开始。第一次空投物落在东边的高地上，美军不得不杀出一条血路去取，不过还是取回了许多包东西。第二次空投物落在防御圈外的西南方，完全投给了中共军队。第三次空投比较成功。史密斯中尉和坎贝尔中尉认为是中共军队打出了缴获的信号布板，以便指引飞机把物资空投给中国军队；但莫特鲁德少尉认为，C-54飞机的飞行员害怕遭遇地面炮火，没有对目标进行练习飞行就把东西投了下去。
　　援军将会到来的希望是有根据的。第7师副师长亨利・I・霍兹准将在下碣隅里组织了一支连级规模的特遣队，并由装甲部队的坦克援助。这支队伍11月29日下午出动，但很快被中共军队逼了回去，损失了两辆坦克，人员也有很多伤亡。
　　不过，黑色的海盗式飞机倒没有让人失望。在海军陆战队上尉爱德华・・斯坦福德的指挥下，海盗式飞机用凝固汽油弹和机枪不断攻击观察到的敌军目标。空军支援一直持续到11月29日至30日夜晚，因为当时月光明亮。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后来报告说，防御圈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中共军队，在任何一地投下炸弹，都有可能落到他们身上。
　　 11月30日，对于被围困的美军来说悄无声息地过去了。援军没有开到，也没有其他增援；防御圈内的军官们也没有制定出任何别的方案来解救这一营被围困的人马。士兵们加固了阵地，并尽力使身体保持温暖。
　　 11月30日晚10时，大约100名中国士兵袭击了第32团1营A连。一名机枪手要求发射照明弹以照亮阵地。照明弹发射后，美军发现一支中国军队正顺着公路向他们开来，很快用机枪驱散了这支队伍。中国人未能突入到A连的防御阵地，便转而向东进攻C连。他们动用了轻兵器、机枪和迫击炮。一发迫击炮弹打中机枪阵地，打死了两人，打伤3人，并击穿了机枪的水套。午夜过后不久，共军又袭击了第31团3营的另一处防御阵地。
　　由于美军士兵构筑了严密的防御圈，中共军队的渗透战术以及对前沿小块阵地的进攻并不很奏效。尽管如此，12月1日凌晨3时许，各自为战的中国士兵还是突入到了东北部的防御阵地。天亮之后，这些共军仍滞留在防御圈内。为了歼灭或俘获他们，1营D连副连长罗伯特・D・威尔逊中尉带领一组迫击炮手和炮兵队员前去阻击。威尔逊中尉两次负伤，但仍坚持战斗，直到再次被打中而阵亡。不过这次反攻恢复了原来的防御圈。
　　天亮后不久，中国军队穿过山脚下一条狭窄的沟壑，向西边发起进攻。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行动，因为是发生在白天。美军于是撤出了阵地，但是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周围的防线却守住了。坎贝尔中尉正指挥士兵往奋力抵抗的炮手跟前搬运弹药。一发迫击炮弹落在离坎贝尔和其他一帮人10英尺远的地方，坎贝尔身体一侧受伤，另外两人也被炸伤。坎贝尔被送往帐篷救护站。帐篷里此时已挤满了25名伤员，外面至少还躺有50名伤员。
　　坎贝尔被震昏了过去，在外面躺了将近半个小时。费斯中校此时来到这里，询问伤员们谁还能够重返战场。费斯说：“如果我们能再坚持40分钟，就能得到空中支援。”伤员中没有多少人响应，因为大多数人都受了重伤。然而，坎贝尔却响应了。他已不能行走，但他却向西边爬去。还未爬到前线，坎贝尔就掉进一个散兵坑里。有人把他又送回到救护站。这次他进入帐篷，接受了治疗。许多医疗设备在第一次从阵地上撤退时都已遗失，医护人员连绷带和吗啡都没有了。他们用消毒剂清洗了坎贝尔的伤口。重伤员都喂了热汤和热咖啡，以防止他们冻僵。
　　费斯中校在第31团团长艾伦・D・麦克莱恩阵亡之后，负责指挥整个防御圈的战事。他决定，幸存者必须突围到南边8英里外的下碣隅里。增援部队将会到来的希望已经破灭。如果该营再在这里呆下去，中共军队的不停进攻和迫击炮的轰击会把他们彻底摧毁。
　　弹药补给已经减少，一些士兵只剩下一弹夹子弹了。炮兵的榴弹炮已经打完了所有炮弹。莫特鲁德中尉指挥的排伤亡最轻，这次被派为先头部队，另有一辆配有双联40毫米高射炮的履带式M16坦克来支援。莫特鲁德的任务是在车队驶向南边的下碣隅里时，扫清队伍前面的道路。由史密斯中尉指挥的第32团1营A连在前，B连随后。两个连被部署在队伍东侧，担任侧翼保护，而西侧的水库本身可望提供天然保护。
　　队伍大约在中午时开始向南运动，几乎立即遭到了中共军队轻兵器和冲锋枪的火力攻击。4架美军飞机(身份不明)投下凝固汽油弹给予近距离增援，并发动攻击。然而攻击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莫特鲁德的先头部队和史密斯率领的侧翼卫队。有好几名士兵被打死；另有5个衣服着了火，疯了似的试图扑灭身上的火苗。莫特鲁德乘坐的M16坦克也着了火，人们都四散奔逃。
　　史密斯中尉后来说，这就是预示结果的先兆。凝固汽油弹误投之前，部队一直保持着队形，现在已乱了阵脚。由于指挥官死的死，伤的伤，队伍相互混在一起，乱作一团。几天来没有人睡过一个囫囵觉。此刻一种想法在驱使人们往前走：要不停地走下去，否则就会丢命。史密斯说他好几次都想躺下睡一觉，还想躺下装死。他和其他所有的人都不停地行军，因为一旦一个人停下来，埋伏的中国人就可以向他瞄准，一枪结果他的性命。
　　莫特鲁德中尉尽管膝部受伤，身边仍集合了10名士兵，继续执行他的命令。士兵们一边前进一边射击，驱散了20名中国士兵。正当莫特鲁德和他的士兵们沿着公路边跑边高声叫骂时，遇到了一小群被驱散的中共士兵，这群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赶跑了。莫特鲁德一行人很快摆脱了共军侧翼的火力，中尉和士兵们都开始相信他们已脱离了危险。然后，在以前的新兴防御圈以南两英里处，他们遇上了一座已被炸毁的桥梁。
　　此时，A连的一个排跟莫特鲁德率领的小队会合在一处，他们一起从桥下穿过，来到公路东边的一道山梁上进行侦察。很快便真相大白：这里是中国人的另一伏击点。中共军队的火力开始从东面高地向美军射来。一发子弹击中莫特鲁德的头部，使他昏迷了半个小时。等中尉恢复知觉后，他看到美军在被炸毁的那座桥南面，正往一座山丘上爬。阿方索・卡莫阿萨斯下士用绷带包扎了莫特鲁德的头部，中尉跟在部队后面，一路看到许多阵亡和受伤的美军士兵躺在山坡上。莫特鲁德感到震惊和眩晕，但他还是又走到了被炸桥梁南面的公路上。他模糊地辨认出，前头有一群人从长津水库冰冻的水面走了出来，于是就跟在他们的后面。
　　与此同时，美军主力和南朝鲜军以及车辆在傍晚时也到达了那座被炸毁的桥梁跟前。他们必须绕过桥去，但河岸比较陡峭，司机必须格外小心，以免车辆翻倒。此时形势更加危急，因为埋伏在这里的中国人并没有被莫特鲁德的小队和A连那个排驱散。先前伏击战中幸存下来的人绕过断桥，朝南走去，并没有攻打中国人。
　　卡车如果要越过这条小河，必须得用半履带式拖车来牵引。这一行动刚一开始，中国人便向聚集在断桥处的士兵和车辆开火。坎贝尔中尉和其他伤员乘坐的那辆卡车行驶到河床中间时停了下来。中共军队向卡车里的伤员射击。坎贝尔认为还是下车为好，这样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转移。他趟过小河后，发现自己的头脑已清醒过来，震惊也已消除。虽然他的腿和肋部仍然疼痛，脸颊肿胀，但感觉并无大碍。此时已有15台车辆越过那座断桥，坎贝尔叫住一辆载重四分之三吨的卡车。
　　可是，这辆卡车还没有走多远，就和其他车辆一起被中国人设置的路障堵住了。费斯中校肩上裹着一条毯子，组织起一支队伍去攻击正在公路西侧阵地上射击的敌军。路东侧也有零星炮火射来。美军和南朝鲜军蹲伏在车辆旁边的壕沟里还击，但由于缺少弹药，还击十分谨慎。天渐渐黑下来，美国军用飞机仍在头顶上倾泻炮火。
　　比格上尉的一只眼睛被迫击炮弹的碎片打瞎，腿部也受了伤。他带领大约75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轻伤员)向公路西面的共军进攻。一架美国飞机俯冲过来扫射，却打到了美军当中，差一点儿打乱了这次进攻。然而士兵们仍继续作战，成功地摧毁了共军的阵地。当他们冲到高地上时，另外一些中国士兵却从背后将他们和公路的部队包围住了。比格上尉和他的队伍看到已难以回到路上，便决定向西从水库冰面上返回下碣隅里。
　　另一队约15人的美军，其中包括史密斯中尉，还有一位步兵和炮兵中尉，也往西面的山岭爬去。炮兵中尉用两枚手榴弹炸死了一名中国机枪手。这群人爬到山顶后，向身后的北边望去，看到一些卡车仍然停在被炸毁的桥边，部队也在桥南的公路上排成一列纵队前进。向西望去，史密斯中尉一行人看到比格上尉和他的士兵正向冰面上走去。美军队伍已溃不成军，战败已成定局。士兵们此时只是在设法保住性命。
　　史密斯和他的部下讨论该怎么办，他们此时已没有弹药。他们认为再回到公路上已毫无意义，于是也决定往西走，设法从水库冰面上返回下碣隅里。大约25名中国士兵发现了美军所选择的道路，试图拦住他们。但史密斯及其一行人比中国人先到水库，于是得以从冰面上撤出。中国士兵站在岸上朝美军放枪，但已不起什么作用。不过有一名中国士兵走到冰面上，用刺刀挑死了一位落在后面的美国兵。奇怪的是，美军和少数南朝鲜军从冰上逃走后，只有一个中国人跑到冰面上追击他们。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中国士兵似乎已不再把跑到冰面上的人看作是适于攻击的对象。
　　此时，坎贝尔中尉与被堵车辆还呆在路障后面。他跳下那辆载重四分之三吨的卡车，朝前走去，路上遇到了他排里的哈罗德・克雷格军士。克雷格背部受伤，正要扔掉卡宾枪，因为他打算等天黑后凭借手中刺刀逃命。坎贝尔由于没有武器，于是高兴地接过了卡宾枪，枪里还有一弹夹(38发)子弹，这给中尉带来一些安全感。
　　呆在车辆旁边壕沟里的士兵构筑了一个火力点，费斯中校于是带领士兵向路障发动了攻击，并清除了路障。但在这次攻击中，费斯肾部受了致命伤，被人抬进一辆吉普车内。由于寒冷和伤势，他的脸很快就变青了。其他伤员都被安置在卡车里或车棚上。此时天已黑下来，15辆车组成的车队以大约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向南驶去。
　　在路障以南1英里处，有两辆被摧毁的美国坦克。车队从坦克旁边经过，坎贝尔推断坦克应属于第7师，他们曾在11月29日试图解救这几个营，但却失败了。此时士兵们开始有了安全感。但往前走了大约1英里后，车队又停了下来。最前面的卡车和吉普车在进入一个小村庄时遭到火力袭击，卡车司机被打死，车也翻了，里边的伤员被甩了出来。有几名伤员吃力地走回到公路上，警告后面的车队。
　　这些人中有位高级军官，是位炮兵少校，他把所有还能走路和打枪的人都集合起来，大约有70来人，然后带领他们沿路向村庄走去。这群人根本不像一支军队：没有指定的下属军官，没有编队，没有计划，而且绝大部分人都受了轻伤。这群人进入村庄，立即遭到村南高地上和公路东边的轻武器和自动武器的袭击。美军开枪反击了几分钟，但却失去了信心和决心。他们从翻倒的卡车中救出几名伤员，加上刚才在混战中受伤的人，返回到车队跟前。这时已是12月1日晚10点或11点了。
　　几位军官决定，他们应该在原地等待。这几位军官坎贝尔中尉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推断，此处的情况肯定已传到下碣隅里，援军无疑会马上赶到。然而，第32团1营人事行政参谋罗伯特・E・琼斯少校却认识到大家所处的困境。他指示还能走路的人离开这里，两三个人一组，越过附近的水库，自行返回下碣隅里。一些士兵离开了，还有大约100名留在车辆跟前。他们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后，队伍尾部开始遭到轻兵器和迫击炮的攻击。车队指挥官决定赶快穿过村子躲避攻击。这是无望的行动，坎贝尔中尉认为队伍不可能从村子里穿过。
　　车队走到村子近旁，敌人很快就打死了前3辆卡车上的驾驶员。队伍停了下来。中国人的机枪在近距离内一齐向车队射击。坎贝尔从第3辆卡车的后挡板上跳下，钻进一条壕沟，他听到伤上加伤的伤员在呻吟。他用卡宾枪向山丘上正在开火的机枪射击。突然有人大叫“小心！”坎贝尔转过身子，看到一辆0.75吨的卡车径直向他撞过来。他急忙闪到一边，但卡车还是从他的脚上轧过，轧伤了脚骨，然后那辆卡车猛地撞到停在前边的3辆卡车上。有人决定把车辆推过村庄或者推下路去。由于头3辆卡车的司机已被打死，3辆卡车撞在一起，翻到了壕沟里，把伤员甩到了地上，又从许多人身上轧过，并堵死了道路。与此同时，中国人已尾追过来，向队伍扔白磷手榴弹。坎贝尔朝开火的机枪射出卡宾枪里最后的3发子弹，翻身跳进路边火车道下的一个涵洞里。这时是12月2日凌晨1点半。
　　动弹不得的伤员留在原地，其他人都被打散。卡莫埃萨斯下士发现自己与其他35名士兵混在一起。这一帮人抬着6名伤员来到水库边。卡莫埃萨斯走在冰面上，回头望去，看到卡车正在燃烧。坎贝尔爬着穿过涵洞，发现了一名腿部受伤无法行走的伤员。另外两名士兵也来到坎贝尔跟前，他们一起把那位伤员拉到一块稻田，来到一堆木材处。那儿有两名南朝鲜士兵，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在水库边上，又有几位美国兵加入进来。现在共有17人，他们走上冰面。坎贝尔拿不准下碣隅里到底在何处。当他们来到一座仍有北朝鲜人居住的房子时，一位南朝鲜士兵问海军陆战队在什么地方。北朝鲜人告诉他说，美军吉普车每天都从这条路上经过。虽然一些士兵不相信北朝鲜人的话，但坎贝尔认为他已经认出这条路。他领头向南走去，其他人也都跟在后面。沿路向南走有两英里，他们遇到了陆战队的一辆前哨坦克，坦克手指引他们走到最近的指挥部。在那儿，一辆卡车把他们拉到了下碣隅里海军陆战队医院，此时已是12月2日早晨5点30分。
　　史密斯中尉和他带领的队伍在12月1日晚9点30分到达下碣隅里的一个陆战队给养点。而比格上尉和他那一帮人(大部分是伤员)晚上10点才来到这个村庄；卡莫埃萨斯和身边的士兵躲在水库岸边休息一会儿之后，在12月2日早上8点也来到陆战队那辆前哨坦克跟前。其他人经过更长时间的颠沛，也都三三两两地转了回来，偶尔也有一些结队归来的人。
　　黎明前，第7师已有大约670名士兵被送进下碣隅里医院和温暖的帐篷里。然而，在下碣隅里的海军陆战队第1汽车运输营营长奥林・比尔中校看到，第7师的所有幸存者由于受伤和严寒都能来到下碣隅里，对此他感到极为不满。天亮后，他自己驾驶着吉普车出去寻找士兵，很快就找到不少人，一吉普车都拉不完。他急忙赶回下碣隅里，组织了一支特遣队，由卡车、吉普车和雪橇组成。他带领这支特遣队，去营救所能找到的所有士兵。他们遇到的唯一抵抗是敌人的远程阻击，这种阻击在傍晚时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他们不得不在水库冰面上架起一挺机枪进行保护。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士兵非但不阻止第7师幸存者的逃亡，实际上有时还在帮助他们。比尔一行人在12月2日营救了319名士兵，这些人几乎都被冻伤或打伤。一些士兵被找到时，由于受到惊吓，正在水库的冰面上毫无目的地兜圈子。
　　这3个营可能还有一些有组织的队伍落在了后面，于是驻扎在下碣隅里的第31团组织起一个连的兵力，加上几辆坦克，于12月2日出发，试图去营救他们，但却遇到了猛烈抵抗。后来搞清3个营中只剩下一些掉队的尚未归队。这支特遣队便被召了回来。
　　比尔中校和他带领的人马一直没有间断营救工作。3个营原有2500人，估计有1050名幸存者被营救回来，只有385名幸存者肢体健全。一支陆战队的侦察巡逻队在那3个营抛弃的卡车里又找到300具尸体。还有更多的人在战斗中失踪，大概都已死亡。

在长津水库附近的第10军前线，形势极为严重。部署在东北大部分防区内的南朝鲜部队以及美军第3师和第7师的大部分部队不在中共军队的进攻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迅速撤到海边的安全地带。但第1海军陆战师的多数部队和第7师属下的一些部队却被困在长津水库旁海拔4000英尺的高地上。由于安全通道没有被打开，这些部队面临被歼灭的危险。
　　靠近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是整个长津军事行动的焦点。这个村庄位于两条路的交汇处，一条通向西北方向大约14英里处的水库西侧的柳潭里，另一条通向东北方向的水库东侧。下碣隅里又是在路的尽头：这条路从兴南和海边向北延伸64英里，大部分路段险峻陡峭，十分难行。而它又是穿越这一山区的唯一道路，因此成为高地上海军陆战师和陆军部队的主要补给线。
　　这三条狭窄的道路并不比美国的乡村公路宽多少，许多路段曲折蜿蜒，为大山所遮掩，但却要在这里进行一场难以置信的战斗。这场战斗与公元前400年古希腊将领色诺芬率万名士兵远征黑海的神奇传说极为相似，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令人难忘的戏剧性。交战双方都有不少英勇卓绝、坚忍不拔的行为。
　　海军陆战师的两个团及所属的炮兵部队受命从下碣隅里往西北的柳潭里运动，从柳潭里杀向西北约36空里外的武坪里，然后取道江界，直逼鸭绿江边的满浦津。同时，第7步兵师的一个炮兵营和两个步兵营也从下碣隅里沿水库东岸往东北方向运动，扫清敌军，以防敌人从东面向陆战师发动侧翼攻击。
　　下碣隅里是这些进攻的基地，所以物资必须在这里储存，并要在此地建一所医院。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和海军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将军认为，还需要建一座能够起降C-47双引擎运输机的简易机场，以确保供应补给品，并在紧急情况下撤离伤员。
　　兴建简易机场需要中型坦克和推土机。但从镇兴里的山脚下通往北边10英里外的古土里(旁边就是海拔4000英尺的高地的起点)的公路上有多处急转弯，坦克和推土机都无法通过。11月16日工兵开始改造这条道路。到11月18日，已取得很大进展，有6辆M4A3谢尔曼式坦克开到了高地上。不过要使M26潘兴式坦克也能开上高地，还须付出努力把弯道加宽。为使5辆大型推土机开到下碣隅里，开始在冻得像花岗岩似的土地上开辟跑道，拓宽道路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1月19日。
　　考虑到当地的条件，计划开辟一条3200英尺长的跑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按照战地指南的要求，在海平面高度时，C-47运输机需要一条3600英尺长的跑道；另外，每增加1000英尺的海拔高度，跑道就需要相应延长1000英尺。而下碣隅里海拔4000英尺，这意味着需要修建一条7600英尺长的跑道。但这里不仅没有足够的平地兴建这样一座机场，而且零度以下的气温也使这样的工程不可能开展。
　　因此，第10军便转而依靠C-47飞机惊人的适应性能(C-47是DC-3型客机的军用型变体)。这一做法在朝鲜已习以为常。此种大型飞机不仅是朝鲜军事力量双方载重量最大的飞机，而且还能在异常情况下及小得可怜的机场上正常操作，比如从起伏不平的地面开辟的简易机场，像下碣隅里机场，或者在四面环山的狭小谷地修建的机场。而C-47型飞机的确做到了。任何一位经常在朝鲜乘飞机(这是唯一一种快速旅行的交通工具)的乘客都觉得，载有重荷的C-47型飞机在山顶上降落十分正常，就像一块石头落在邮票般大小的机场上一样。飞机在落地时的瞬间即采取制动措施，然后颤抖着滑向一二十码外的跑道尽头。这种经历虽然惊险，但与起飞时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起飞时，飞行员一个劲地加快发动机的转速，直到飞机几乎要散架断裂时飞行员才松开制动装置，C-47便突然冲过很短的跑道，迅速向上攀升；发动机竭尽全力，驱动飞机飞越陡然升高的高地和山脊。通常飞机距下面的山脊只有几英尺高。所有在朝鲜因自己的技术和胆量而赢得尊敬的人都无法跟C-47的飞行员相比。
　　陆战队工程兵昼夜不停地修建简易机场，军需官兵和卡车队在建设供给基地，医疗部队也在兴建野战医院。与此同时，第7海军团战斗队从下碣隅里以西8英里的德洞关出发，朝柳潭里方向运动。11月25日拿下柳潭里。第5海军团战斗队的大部分士兵也几乎同时开始分批向柳潭里转移，准备穿过第7海军陆战团的驻地，在第10军11月27日进攻武坪的战斗中充当先锋。
　　与此同时，第7师32团1营的人马已抵达下碣隅里，来到水库的东侧，并于11月26日部署在下碣隅里东北大约73英里的水库岸边；紧随其后的是第7师31团3营的人马以及增援的第57野战炮兵营。

下碣隅里就像一个漏斗，一切都必须从这里通过。供给基地、战地医院和简易机场使这个村庄成了高地上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唯一一处避难所。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共军会在这里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而上司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在下碣隅里部署强大的防御力量。因此，已奉命驻守下碣隅里的第1海军团战斗队接到命令，进入古土里和镇兴里的阵地，守护主补给线。而凭现有的运输能力，要把进攻部队运到阵地已面临很大的压力。因此，不能优先将守卫部队运往下碣隅里。结果到11月26日晚，第1海军陆战团只有三分之二多一点的人马到达下碣隅里。这支队伍由H连、I连和武器连的一个排组成，由托马斯・L・里奇中校指挥。除了尚未到达柳潭里的两个海军陆战队炮兵营和第7海军陆战团的一些残部外，这支部队是在下碣隅里的唯一一支战斗力量。
　　然而在这个村庄里，却有大批的物资和运输工具、工程兵、指挥部以及其他特别的小分队，还有第1海军陆战师的大部分指挥机构。
　　里奇中校很快发现，自己实际上已成为整个下碣隅里防御部队的指挥官。起初这似乎是一项日常工作。里奇着手筹划下碣隅里环形防御圈时还没有什么紧迫感。然而，在11月27日和28日，事实表明中国人已在整个长津高地展开了进攻。到11月28日，当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报告说敌军的路障已切断了柳潭里、下碣隅里和古土里之间的道路时，所有疑虑都已消除。眼下，第1海军陆战团的援兵已无法赶往前方，里奇只能利用现有部队和他所能拼凑起来的人马设法去应付局面。
　　情报机构的报告表明，中国军队将从南面接近下碣隅里的天然圆形凹地。这恰好在一片开阔地的南边，工程兵正在那里昼夜不停地修建简易机场，夜晚还借着探照灯的光亮在工作。由于这个原因，里奇中校把两个步兵连派到简易机场南面的道路上，因为中国军队很可能从那里发动攻击。他将其他现有的队伍分散部署在狭小的环形防线上。这部分人马主要是工程兵、勤务或指挥部的人员。
　　正如预料的那样，中国人首先向两个步枪连发起了进攻。11月28日晚10点38分，共军开始向严阵以待的海军陆战队阵地展开攻势。面对陆战队的轻兵器、迫击炮和大炮的火力，中国人一筹莫展，并遭受了惨重伤亡。然而到子夜12点30分左右，一支共军突破H连阵地，向后深入到指挥连的跟前。有几个中共士兵甚至越过陆战队的步兵，向正在探照灯下修建简易机场的陆战队工程兵猛烈射击起来。一支工程兵小分队立刻进行反击，并将共军击退。工程兵继续在灯光下工作，而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中国人在下碣隅里环形防线的北边，即所谓的东山上，也向指挥部的队伍和陆军工程兵发动了进攻，并取得了胜利。虽然中共军队在这里取得了突破，但他们并没有利用此次突破扩大战果，表明这只是他们用有限的兵力进行的佯攻。
　　起初，中共军队渗透到H连阵地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危险，因为共军只是分成小组，毫无目的地游荡。由于共军前线部队没有无线电装置与后方联系，共军指挥官并不知道他们已取得完全突破，因此没有立即派来后续部队利用这一战机。到了早上，仍然滞留在陆战队环形防线里的共军便遭追杀，并被击溃。
　　中国军队在下碣隅里南边设置路障，切断了到古土里的通路，并向南深入到了镇兴里。在那里他们与陆战队的警戒部队交上了火，但被陆战队赶跑了。海军第1陆战团第2营已在11月24日到达古土里，并在那里建起了防线。11月27日他们开始组织起巡逻队，因为中共军队就在附近。11月28日，史密斯将军命令第1海军陆战团团长刘易斯・B・普勒上校从古土里派一支队伍沿主补给线跟另一支坦克部队联系。史密斯已命令那支队伍从下碣隅里向南转移。增援部队在离古土里防区以北不到1英里的地方闯入共军火力范围。由于共军力量很强，显然超出了预料，增援部队又退回到了古土里。
　　那天晚上，另有三支战斗队伍从南面到达古土里。他们分别是第1海军陆战团的G连，第7师31团的B连和刚刚到达的235位军官，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第41独立别动队。普勒上校将这批新来的队伍重新编为一支特遣队，由皇家海军指挥官道格拉斯・B・德赖斯戴尔上校指挥。给特遣队的命令是，在第二天(11月29日)打通到下碣隅里的道路。与特遣队一同前往的还有海军陆战师司令部和通讯营的70人。
　　德赖斯戴尔率领的特遣队11月29日一早便出发了，但却在环形防线北边不远处遇到了部署在壕沟内的中国军队。德赖斯戴尔一直等到17辆中型坦克开过来，才命令坦克在前面开道，三支战斗队伍乘坐卡车跟在后面，师指挥部一帮人断后。队伍行进得很慢，因为M26潘兴式坦克要不断地停下来，用90毫米大炮轰击掩体和房屋内的共军。共军被赶出来后，他们又要用机枪向敌军扫射。中共军队的迫击炮也开始向美军队伍射击，一发炮弹正落在一辆陆战队的卡车上，车上的所有士兵都被炸伤。
　　特遣队抵达古土里北边大约4英里处时，坦克指挥官向德赖斯戴尔上校和第1海军陆战团G连连长卡尔・L・希特尔上尉报告说，他们认为，坦克队可以冲过去，开到下碣隅里，但卡车队继续前行是不明智的，因为中国军队的阻击力量正在增大。德赖斯戴尔上校用无线电向史密斯将军请示。对于史密斯来说，这个决定也非常难做，但因下碣隅里的形势危急，他命令特遣队继续前进。
　　特遣队继续向北挺进。但在离下碣隅里还有一半路程时突然停了下来，原因是他们走进了一段长1英里半的谷地，逐渐增强的共军火力从侧翼猛烈地向他们攻击。谷地的右侧是一片突起的高地，左侧是一条冰冻的小溪和一片几百码宽的低地，一直延伸到一条小河边，远处是树木覆盖的山丘。德赖斯戴尔上校称之为“地狱之火谷地”。这一名称真是名副其实。
　　英国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国步兵又一次涌出车外。中国人的一发迫击炮弹打着了这支队伍南边的一辆卡车，并将队伍截为两段。中共军队的轻兵器火力和迫击炮的炮火从山丘上向队伍倾泻下来。那辆被毁的卡车也无法移开。在此时刻，德赖斯戴尔率领的先头部队以为后面的部队会跟上来，于是又开始向前挺进。但是正在燃烧的卡车后面的队伍却无法绕过卡车，只得滞留在原地。德赖斯戴尔的先头部队包括坦克队、四分之三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第1海军陆战团的G连和一些步兵。留在“地狱之火谷地”的是61名英国别动队队员、步兵连的大部分人马和海军陆战师指挥部的所有官兵。
　　海军陆战师后勤部助理、高级军官亚瑟・A・奇德斯特中校被挡在那辆燃烧着的卡车南面，他下令被堵车辆掉转车头，试图退回到古土里。然而车辆还没来得及调转方向，中共军队又将他们截为两段，分割成两个孤立的小块，并向他们射击。奇德斯特中校受伤被俘，显然因伤而亡。
　　被切断的美军和英军在路边的壕沟里和一条废弃的窄轨铁路周围寻找藏身之处，但却几乎无处可藏，因为中国人就在高地上，可以居高临下向他们俯射。开始时，中共军队的火力并不猛烈，因为有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在战区上空向暴露目标的共军射击。随着夜幕降临，敌人的胆子大了起来，不过还是等了好几个小时才运动到手榴弹投掷的范围以内。被分割开来的队伍分散在1200码长的路段上，北面形成了一块大的防御圈，南面那块形成了三个小的防御圈。
　　在此时刻，支援特遣队的12辆陆战队坦克正从古土里开过来，他们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阻击，前去增援被包围的队伍。但陆战队的这支装甲部队遇到了猛烈的抵抗，无法向前推进。这表明美军向北进军时，中国军队已紧随其后跟了进来。距古土里最近的几辆坦克很快就返回古土里。往北挺进得稍远一些的另一组坦克被共军切断，但几个小时后最终还是回到了古土里。然而，向北挺进得最远的那一组坦克却被困住，动弹不得，当晚只好呆在防御圈内，这里是从古土里射出的集中炮火形成的保护圈。天一亮，这几辆坦克也返回到古土里，躲过了一场灾难。
　　中国人一直到将近半夜时也没有对被围困的队伍发动坚决的攻击，而是在抢运遗弃在卡车上的物品。共军的指挥官只是牵制住防御圈内的队伍，围而不打。11月30日凌晨，中共军队开始用手榴弹进行试探性攻击。形势越来越严峻，尤其是约翰・M・麦克劳克林少校指挥下的北面那一大块队伍，已到了绝望的境地。美联社摄影记者弗兰克・诺埃尔和另外两个人，大约在凌晨两点钟时试图冲出中共军队的火力网，但走了还不到100码远就被俘获。早上4点半时，共军指挥官将这三名俘虏送回防御圈，并让他们带回一道敦促部队投降的命令。麦克劳克林在一名英国别动队队员的陪同下，前去与共军谈判，希望借此拖延共军新一轮的攻击时间，好让一些士兵跑掉。然而中共谈判小组并没有上当受骗，他们威胁说要发动全面进攻，一举摧毁防御圈。他们给麦克劳克林10分钟时间，让他决定是否投降。麦克劳克林一个个询问了所剩的40名身体健全的士兵，大家手中所剩余的子弹都不超过8发。最后少校决定同意投降，但条件是他的重伤员必须撤离。中国人答应了这一条件，于是“地狱之火谷地”的战斗平息了。麦克劳克林长时间的谈判使南边那三个小的防御圈里的士兵得以徒步逃脱。中国人并没有信守让重伤员撤离的诺言，不过他们的确同意把重伤员转移到一间朝鲜房屋内。而当共军返回山丘的一天时间里，伤员有机会撤到了古土里。
　　特遣队指挥官德赖斯戴尔并不知道尾部已滞留在“地狱之火谷地”。一直率领部队顺利向前推进。但在离下碣隅里大约2000码时，遇到了中共军队猛烈的阻击。一小队共军冲到一辆坦克前，用炸药包将其炸毁。另有几台车辆被点着，燃烧起来。德赖斯戴尔上校在这场战斗中负伤，将指挥权交给了G连连长希特尔上尉。希特尔带领遭重创的特遣队先头部队到达下碣隅里防御圈。
　　特遣队损失惨重：阵亡者中有61名皇家别动队队员，48名第1海军陆战团G连的士兵，169名陆军第31团B连的士兵，50名陆战师指挥部的官兵和43名坦克、卡车和通讯部队的成员――922名参战人员中共有321人阵亡，伤亡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五，另外还损失了75台车辆。
　　然而，下碣隅里却得到了皇家海军别动队和第1海军陆战团G连的大部分的人马。虽然共军还在继续进攻，但下碣隅里已不再面临被共军占领的极度危险。

部署在长津水库东侧的第7师与驻扎在水库西侧的海军陆战队虽然相距很近，但无论从战术上还是从下碣隅里的战事上讲，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干，而且也不在通往古土里的主补给线上。尽管他们同时参战，但两军的战事要分头来叙述。
　　 11月26日，第23团1营进入下碣隅里东北约13英里处水库岸边的阵地，当时气温已降至华氏零度以下，士兵们已开始遭受冻伤之苦。次日，即第10军发起进攻的那一天，1营官兵又移师北上，进入阻击阵地，换下了驻防在那里的第5海军陆战团的最后一支分遣队，虽然该团的大部分已于11月25日撤回。与此同时，正向前行进的第31团第3营将在第57野战炮营的支援下，穿越第32团1营的阵地向北进军，并发起攻势。(参见图11)
　　第32团1营占据了一道关口两侧的高地，这道关口位于水库东边不远处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上。A连3排占领了公路左侧(西侧)的阵地，并在阵地以北800码处部署了1排和2排担任警戒。C连部署在公路正东边，B连在该营阵地东侧，构成侧翼防护阵地。
　　 11月28日午夜刚过，一支中共军队从侧翼向公路西边的A连阵地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另一支中共军队对A连右翼也发动了攻势，并突入到公路的关口内。A连连长爱德华・B・斯卡利恩上尉得知左翼受到攻击，便马上赶往左翼，重组那里的第3排。他被敌军的一颗手榴弹炸死，3排排长雷蒙德・C・登斯菲尔德中尉膝部也受了伤。
　　中共军队的双重包围瓦解了该营阵地的左翼，并切断了北边800码处A连担任警戒的两支队伍。但A连主任参谋塞西尔・G・史密斯中尉却利用连部人员和迫击炮手组织起一道防线。迫击炮阵地已被敌人占领，炮手刚刚爬到山岭上。他们展开了小规模战斗，以保护A连右翼。同时紧靠公路东边关口处的C连一个排在詹姆斯・O・莫特鲁德中尉率领下，对关口下方的中共军队进行了有力打击。
　　当营长唐・卡洛斯・费斯中校得知斯卡利恩上尉阵亡的消息后，即派他的作战助理参谋罗伯特・F・海恩斯上尉接替指挥A连。在D连(重武器连)连长欧文・B・比格上尉陪同下，海恩斯从南边沿着公路赶往A连阵地。在公路的一个转弯处，一支渗透到前线阵地后面的中国军队向他们开了火。海恩斯被击中并倒了下去，比格返回营指挥部，让一名主管伙食的中士杰里迈亚・凯西率领一支巡逻队去解救海恩斯。凯西从指挥部召集了几个人就出发了。巡逻队返回后报告说，凯西中士被打死，海恩斯上尉也已阵亡。费斯中校然后打电话给史密斯中尉，命他接替指挥。“由你负责了。”费斯说。
　　夜间，中共军队又打垮了右翼C连的那个排和B连的两个排。右翼的C连士兵面向东边，与中共军队直接交锋。此后两小时，中共军队断断续续发动攻势，力图爬上山坡，而被围困的第32团的人马全力防守自己的阵地。武器连的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向着树林开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由于天气极冷，一次只能打一发炮弹。
　　 1营守住了阵地。天亮之后，美军向下方运动，朝头天夜里放弃的迫击炮阵地进发。途中遇到4名中国士兵，他们打死了3个，抓了一个俘虏。美军的迫击炮仍在原处，并没有毁坏。A连的两个排位于该营前方800码开外的前哨，并未被发现，他们也一枪未发。白天，A连新任连长史密斯中尉把这两个排调回A连主防御圈，然后穿过公路，进入莫特鲁德中尉指挥的C连那个排的阵地。上午，莫特鲁德率领C连一支队伍向东部反攻。在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海军陆战队海盗式战机的有力支援下，他们在天黑之前，实际上已重建了全营的防御圈。但就在天黑之前，海盗式飞机提醒该营说，他们发现在北边大约5000码处公路上约有一个营的敌军，正向第32团1营阵地进军。
　　 11月28日这一天，第31团3营和第57野战炮营进入水库东边的一条公路上的防御圈。该营阵地就在新兴里旁边，距32团某营以南大约4英里。
　　 11月28日晚8时，在第32团某营的阵地上，中共军队约一个连从北边的山岭上冲下来，向A连发动攻击。A连两个排头天夜里曾在那道山岭上担任警戒。其他中共军队也同时沿着公路再次袭击A连的右翼。一挺机枪和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顶住了共军的第一次进攻，但中共军队的士兵却绕过右翼，从西边袭击A连的一个排，打死了排长，不过，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扩大战果。营指挥部勉强凑集起30人，派去增援A连。
　　中共军队的迫击炮及轻兵器开始零零星星地射向C连阵地。晚11时，隶属于查利连的一位重武器连的排长詹姆斯・坎贝尔中尉听到一声大叫，继而看见一队士兵从一座小山丘上冲下来。他知道那里只有5个人驻守。坎贝尔数够了5个，向第6个开了枪。那人此时距坎贝尔所在的散兵坑只有10英尺远。坎贝尔朝一名机枪手大声喊叫，命令他朝那座小山丘开火。正在这时，坎贝尔被打倒在地。他以为有人拿锤子砸在了他的脸上，实际上是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脸颊，卡在了口腔里。
　　尽管中共军队一度想建立一个稳固的据点，以便对C连发动进攻，但1营的81毫米迫击炮却使他们无法集结。11月29日凌晨2点30分，C连阵地上平静下来。然而，形势正变得越来越危急，因为中国士兵已把1营团团包围。凌晨3点至4点间，1营做好了撤出阵地的准备，打算与驻扎在新兴里的31团3营和第57野战炮营会合。1营撤退时出现了恐慌。尽管中共军队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并加强了火力，但美军和附属的南朝鲜部队在这里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他们在公路上集合，向南转移。士兵们从卡车上扔掉了炊具，以便给伤员腾出地方。
　　中共军队包围第32团1营的同时，其他中共军队也包围了新兴里的两个美军营。到上午时，这两个营的兵力和装备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几乎四面被围。第57野战炮营的两个炮连总共只剩下4门105毫米榴弹炮(而不是通常的12门)。从东到西1000码长、由南到北600码宽的防御圈，位于水库旁边的一块低地上，易于受到攻击。除了沿水库西北入口处一小块地方外，这两个营已被包围。
　　中共军队在1营和新兴里的两个营之间的半路上设置了一道路障，但1营营长费斯中校和A连的队伍向路障发起攻击，摧毁了路障。包围新兴里的中共军队指挥官看到1营从北边开来，就派了一支力量强大的队伍到路上去阻击。美国人从刚刚摧毁的路障旁边的高地上看到中国军队向他们走来。费斯中校率领的A连的一帮人迅速越过公路以西不远处水库的冰面，从后方包抄了行进中的共军，并将他们消灭。这片阵地上躺有137具中国士兵的尸体。1营因此进入下方的谷地，与驻守在新兴里的两个营兵力会合。
　　尽管美军队伍现在得到加强，但仍处于危险境地，不仅因为防御圈会受到攻击，而且食品供应也几乎枯竭，弹药与燃料已告短缺。天气酷寒，就连少数带有铺盖的士兵也因害怕冻僵而不敢入睡。为了保持血液循环，士兵们只得不停地活动四肢，改变身体姿势。所有的自动武器每半小时都要开一次火，以保证正常运转。
　　形势倒不至于毫无希望，这里有三个因素：空投食品和弹药，希望援军从南边来增援，以及不断在头顶上盘旋的陆战队海盗式飞机，它们给人一种安全感，并对那些敢于露面的敌军进行打击。
　　空投给养于11月29日下午开始。第一次空投物落在东边的高地上，美军不得不杀出一条血路去取，不过还是取回了许多包东西。第二次空投物落在防御圈外的西南方，完全投给了中共军队。第三次空投比较成功。史密斯中尉和坎贝尔中尉认为是中共军队打出了缴获的信号布板，以便指引飞机把物资空投给中国军队；但莫特鲁德少尉认为，C-54飞机的飞行员害怕遭遇地面炮火，没有对目标进行练习飞行就把东西投了下去。
　　援军将会到来的希望是有根据的。第7师副师长亨利・I・霍兹准将在下碣隅里组织了一支连级规模的特遣队，并由装甲部队的坦克援助。这支队伍11月29日下午出动，但很快被中共军队逼了回去，损失了两辆坦克，人员也有很多伤亡。
　　不过，黑色的海盗式飞机倒没有让人失望。在海军陆战队上尉爱德华・・斯坦福德的指挥下，海盗式飞机用凝固汽油弹和机枪不断攻击观察到的敌军目标。空军支援一直持续到11月29日至30日夜晚，因为当时月光明亮。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后来报告说，防御圈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中共军队，在任何一地投下炸弹，都有可能落到他们身上。
　　 11月30日，对于被围困的美军来说悄无声息地过去了。援军没有开到，也没有其他增援；防御圈内的军官们也没有制定出任何别的方案来解救这一营被围困的人马。士兵们加固了阵地，并尽力使身体保持温暖。
　　 11月30日晚10时，大约100名中国士兵袭击了第32团1营A连。一名机枪手要求发射照明弹以照亮阵地。照明弹发射后，美军发现一支中国军队正顺着公路向他们开来，很快用机枪驱散了这支队伍。中国人未能突入到A连的防御阵地，便转而向东进攻C连。他们动用了轻兵器、机枪和迫击炮。一发迫击炮弹打中机枪阵地，打死了两人，打伤3人，并击穿了机枪的水套。午夜过后不久，共军又袭击了第31团3营的另一处防御阵地。
　　由于美军士兵构筑了严密的防御圈，中共军队的渗透战术以及对前沿小块阵地的进攻并不很奏效。尽管如此，12月1日凌晨3时许，各自为战的中国士兵还是突入到了东北部的防御阵地。天亮之后，这些共军仍滞留在防御圈内。为了歼灭或俘获他们，1营D连副连长罗伯特・D・威尔逊中尉带领一组迫击炮手和炮兵队员前去阻击。威尔逊中尉两次负伤，但仍坚持战斗，直到再次被打中而阵亡。不过这次反攻恢复了原来的防御圈。
　　天亮后不久，中国军队穿过山脚下一条狭窄的沟壑，向西边发起进攻。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行动，因为是发生在白天。美军于是撤出了阵地，但是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周围的防线却守住了。坎贝尔中尉正指挥士兵往奋力抵抗的炮手跟前搬运弹药。一发迫击炮弹落在离坎贝尔和其他一帮人10英尺远的地方，坎贝尔身体一侧受伤，另外两人也被炸伤。坎贝尔被送往帐篷救护站。帐篷里此时已挤满了25名伤员，外面至少还躺有50名伤员。
　　坎贝尔被震昏了过去，在外面躺了将近半个小时。费斯中校此时来到这里，询问伤员们谁还能够重返战场。费斯说：“如果我们能再坚持40分钟，就能得到空中支援。”伤员中没有多少人响应，因为大多数人都受了重伤。然而，坎贝尔却响应了。他已不能行走，但他却向西边爬去。还未爬到前线，坎贝尔就掉进一个散兵坑里。有人把他又送回到救护站。这次他进入帐篷，接受了治疗。许多医疗设备在第一次从阵地上撤退时都已遗失，医护人员连绷带和吗啡都没有了。他们用消毒剂清洗了坎贝尔的伤口。重伤员都喂了热汤和热咖啡，以防止他们冻僵。
　　费斯中校在第31团团长艾伦・D・麦克莱恩阵亡之后，负责指挥整个防御圈的战事。他决定，幸存者必须突围到南边8英里外的下碣隅里。增援部队将会到来的希望已经破灭。如果该营再在这里呆下去，中共军队的不停进攻和迫击炮的轰击会把他们彻底摧毁。
　　弹药补给已经减少，一些士兵只剩下一弹夹子弹了。炮兵的榴弹炮已经打完了所有炮弹。莫特鲁德中尉指挥的排伤亡最轻，这次被派为先头部队，另有一辆配有双联40毫米高射炮的履带式M16坦克来支援。莫特鲁德的任务是在车队驶向南边的下碣隅里时，扫清队伍前面的道路。由史密斯中尉指挥的第32团1营A连在前，B连随后。两个连被部署在队伍东侧，担任侧翼保护，而西侧的水库本身可望提供天然保护。
　　队伍大约在中午时开始向南运动，几乎立即遭到了中共军队轻兵器和冲锋枪的火力攻击。4架美军飞机(身份不明)投下凝固汽油弹给予近距离增援，并发动攻击。然而攻击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莫特鲁德的先头部队和史密斯率领的侧翼卫队。有好几名士兵被打死；另有5个衣服着了火，疯了似的试图扑灭身上的火苗。莫特鲁德乘坐的M16坦克也着了火，人们都四散奔逃。
　　史密斯中尉后来说，这就是预示结果的先兆。凝固汽油弹误投之前，部队一直保持着队形，现在已乱了阵脚。由于指挥官死的死，伤的伤，队伍相互混在一起，乱作一团。几天来没有人睡过一个囫囵觉。此刻一种想法在驱使人们往前走：要不停地走下去，否则就会丢命。史密斯说他好几次都想躺下睡一觉，还想躺下装死。他和其他所有的人都不停地行军，因为一旦一个人停下来，埋伏的中国人就可以向他瞄准，一枪结果他的性命。
　　莫特鲁德中尉尽管膝部受伤，身边仍集合了10名士兵，继续执行他的命令。士兵们一边前进一边射击，驱散了20名中国士兵。正当莫特鲁德和他的士兵们沿着公路边跑边高声叫骂时，遇到了一小群被驱散的中共士兵，这群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赶跑了。莫特鲁德一行人很快摆脱了共军侧翼的火力，中尉和士兵们都开始相信他们已脱离了危险。然后，在以前的新兴防御圈以南两英里处，他们遇上了一座已被炸毁的桥梁。
　　此时，A连的一个排跟莫特鲁德率领的小队会合在一处，他们一起从桥下穿过，来到公路东边的一道山梁上进行侦察。很快便真相大白：这里是中国人的另一伏击点。中共军队的火力开始从东面高地向美军射来。一发子弹击中莫特鲁德的头部，使他昏迷了半个小时。等中尉恢复知觉后，他看到美军在被炸毁的那座桥南面，正往一座山丘上爬。阿方索・卡莫阿萨斯下士用绷带包扎了莫特鲁德的头部，中尉跟在部队后面，一路看到许多阵亡和受伤的美军士兵躺在山坡上。莫特鲁德感到震惊和眩晕，但他还是又走到了被炸桥梁南面的公路上。他模糊地辨认出，前头有一群人从长津水库冰冻的水面走了出来，于是就跟在他们的后面。
　　与此同时，美军主力和南朝鲜军以及车辆在傍晚时也到达了那座被炸毁的桥梁跟前。他们必须绕过桥去，但河岸比较陡峭，司机必须格外小心，以免车辆翻倒。此时形势更加危急，因为埋伏在这里的中国人并没有被莫特鲁德的小队和A连那个排驱散。先前伏击战中幸存下来的人绕过断桥，朝南走去，并没有攻打中国人。
　　卡车如果要越过这条小河，必须得用半履带式拖车来牵引。这一行动刚一开始，中国人便向聚集在断桥处的士兵和车辆开火。坎贝尔中尉和其他伤员乘坐的那辆卡车行驶到河床中间时停了下来。中共军队向卡车里的伤员射击。坎贝尔认为还是下车为好，这样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转移。他趟过小河后，发现自己的头脑已清醒过来，震惊也已消除。虽然他的腿和肋部仍然疼痛，脸颊肿胀，但感觉并无大碍。此时已有15台车辆越过那座断桥，坎贝尔叫住一辆载重四分之三吨的卡车。
　　可是，这辆卡车还没有走多远，就和其他车辆一起被中国人设置的路障堵住了。费斯中校肩上裹着一条毯子，组织起一支队伍去攻击正在公路西侧阵地上射击的敌军。路东侧也有零星炮火射来。美军和南朝鲜军蹲伏在车辆旁边的壕沟里还击，但由于缺少弹药，还击十分谨慎。天渐渐黑下来，美国军用飞机仍在头顶上倾泻炮火。
　　比格上尉的一只眼睛被迫击炮弹的碎片打瞎，腿部也受了伤。他带领大约75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轻伤员)向公路西面的共军进攻。一架美国飞机俯冲过来扫射，却打到了美军当中，差一点儿打乱了这次进攻。然而士兵们仍继续作战，成功地摧毁了共军的阵地。当他们冲到高地上时，另外一些中国士兵却从背后将他们和公路的部队包围住了。比格上尉和他的队伍看到已难以回到路上，便决定向西从水库冰面上返回下碣隅里。
　　另一队约15人的美军，其中包括史密斯中尉，还有一位步兵和炮兵中尉，也往西面的山岭爬去。炮兵中尉用两枚手榴弹炸死了一名中国机枪手。这群人爬到山顶后，向身后的北边望去，看到一些卡车仍然停在被炸毁的桥边，部队也在桥南的公路上排成一列纵队前进。向西望去，史密斯中尉一行人看到比格上尉和他的士兵正向冰面上走去。美军队伍已溃不成军，战败已成定局。士兵们此时只是在设法保住性命。
　　史密斯和他的部下讨论该怎么办，他们此时已没有弹药。他们认为再回到公路上已毫无意义，于是也决定往西走，设法从水库冰面上返回下碣隅里。大约25名中国士兵发现了美军所选择的道路，试图拦住他们。但史密斯及其一行人比中国人先到水库，于是得以从冰面上撤出。中国士兵站在岸上朝美军放枪，但已不起什么作用。不过有一名中国士兵走到冰面上，用刺刀挑死了一位落在后面的美国兵。奇怪的是，美军和少数南朝鲜军从冰上逃走后，只有一个中国人跑到冰面上追击他们。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中国士兵似乎已不再把跑到冰面上的人看作是适于攻击的对象。
　　此时，坎贝尔中尉与被堵车辆还呆在路障后面。他跳下那辆载重四分之三吨的卡车，朝前走去，路上遇到了他排里的哈罗德・克雷格军士。克雷格背部受伤，正要扔掉卡宾枪，因为他打算等天黑后凭借手中刺刀逃命。坎贝尔由于没有武器，于是高兴地接过了卡宾枪，枪里还有一弹夹(38发)子弹，这给中尉带来一些安全感。
　　呆在车辆旁边壕沟里的士兵构筑了一个火力点，费斯中校于是带领士兵向路障发动了攻击，并清除了路障。但在这次攻击中，费斯肾部受了致命伤，被人抬进一辆吉普车内。由于寒冷和伤势，他的脸很快就变青了。其他伤员都被安置在卡车里或车棚上。此时天已黑下来，15辆车组成的车队以大约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向南驶去。
　　在路障以南1英里处，有两辆被摧毁的美国坦克。车队从坦克旁边经过，坎贝尔推断坦克应属于第7师，他们曾在11月29日试图解救这几个营，但却失败了。此时士兵们开始有了安全感。但往前走了大约1英里后，车队又停了下来。最前面的卡车和吉普车在进入一个小村庄时遭到火力袭击，卡车司机被打死，车也翻了，里边的伤员被甩了出来。有几名伤员吃力地走回到公路上，警告后面的车队。
　　这些人中有位高级军官，是位炮兵少校，他把所有还能走路和打枪的人都集合起来，大约有70来人，然后带领他们沿路向村庄走去。这群人根本不像一支军队：没有指定的下属军官，没有编队，没有计划，而且绝大部分人都受了轻伤。这群人进入村庄，立即遭到村南高地上和公路东边的轻武器和自动武器的袭击。美军开枪反击了几分钟，但却失去了信心和决心。他们从翻倒的卡车中救出几名伤员，加上刚才在混战中受伤的人，返回到车队跟前。这时已是12月1日晚10点或11点了。
　　几位军官决定，他们应该在原地等待。这几位军官坎贝尔中尉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推断，此处的情况肯定已传到下碣隅里，援军无疑会马上赶到。然而，第32团1营人事行政参谋罗伯特・E・琼斯少校却认识到大家所处的困境。他指示还能走路的人离开这里，两三个人一组，越过附近的水库，自行返回下碣隅里。一些士兵离开了，还有大约100名留在车辆跟前。他们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后，队伍尾部开始遭到轻兵器和迫击炮的攻击。车队指挥官决定赶快穿过村子躲避攻击。这是无望的行动，坎贝尔中尉认为队伍不可能从村子里穿过。
　　车队走到村子近旁，敌人很快就打死了前3辆卡车上的驾驶员。队伍停了下来。中国人的机枪在近距离内一齐向车队射击。坎贝尔从第3辆卡车的后挡板上跳下，钻进一条壕沟，他听到伤上加伤的伤员在呻吟。他用卡宾枪向山丘上正在开火的机枪射击。突然有人大叫“小心！”坎贝尔转过身子，看到一辆0.75吨的卡车径直向他撞过来。他急忙闪到一边，但卡车还是从他的脚上轧过，轧伤了脚骨，然后那辆卡车猛地撞到停在前边的3辆卡车上。有人决定把车辆推过村庄或者推下路去。由于头3辆卡车的司机已被打死，3辆卡车撞在一起，翻到了壕沟里，把伤员甩到了地上，又从许多人身上轧过，并堵死了道路。与此同时，中国人已尾追过来，向队伍扔白磷手榴弹。坎贝尔朝开火的机枪射出卡宾枪里最后的3发子弹，翻身跳进路边火车道下的一个涵洞里。这时是12月2日凌晨1点半。
　　动弹不得的伤员留在原地，其他人都被打散。卡莫埃萨斯下士发现自己与其他35名士兵混在一起。这一帮人抬着6名伤员来到水库边。卡莫埃萨斯走在冰面上，回头望去，看到卡车正在燃烧。坎贝尔爬着穿过涵洞，发现了一名腿部受伤无法行走的伤员。另外两名士兵也来到坎贝尔跟前，他们一起把那位伤员拉到一块稻田，来到一堆木材处。那儿有两名南朝鲜士兵，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在水库边上，又有几位美国兵加入进来。现在共有17人，他们走上冰面。坎贝尔拿不准下碣隅里到底在何处。当他们来到一座仍有北朝鲜人居住的房子时，一位南朝鲜士兵问海军陆战队在什么地方。北朝鲜人告诉他说，美军吉普车每天都从这条路上经过。虽然一些士兵不相信北朝鲜人的话，但坎贝尔认为他已经认出这条路。他领头向南走去，其他人也都跟在后面。沿路向南走有两英里，他们遇到了陆战队的一辆前哨坦克，坦克手指引他们走到最近的指挥部。在那儿，一辆卡车把他们拉到了下碣隅里海军陆战队医院，此时已是12月2日早晨5点30分。
　　史密斯中尉和他带领的队伍在12月1日晚9点30分到达下碣隅里的一个陆战队给养点。而比格上尉和他那一帮人(大部分是伤员)晚上10点才来到这个村庄；卡莫埃萨斯和身边的士兵躲在水库岸边休息一会儿之后，在12月2日早上8点也来到陆战队那辆前哨坦克跟前。其他人经过更长时间的颠沛，也都三三两两地转了回来，偶尔也有一些

第六节 突围

从柳潭里而来的部队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到达下碣隅里时，部署在长津水库周围的全体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的信心大增。尽管陆战队和陆军遭受了可怕的伤亡，但他们仍然斗志不减，因为官兵们一致认为中国人已尝试了各种进攻办法，但并不足以打败他们。尽管美国国内报纸的大标题惊呼美国军队会被全部吃掉，但战场上的将士们却已没有了被围困的那种焦虑，并且对部队能够突围到海边去充满了信心。
　　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陆战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将军那样充满自信――他在同一位英国记者的辩论中称，不会有任何撤退可言。不过，史密斯又争辩说，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被敌包围，因此已没有了后方，也就没有什么地方可退了。而他更愿意把这次行动称做向海边的突围。
　　当然，这的确是一次撤退，史密斯和其他人一样明白这一点。不过，依照海军陆战队的一贯做法，他更喜欢强调积极的一面。然而，尽管大家的自信心都在恢复，这次“向海边突围”的行动仍将是一项艰巨而充满危险的任务。它也将代表着美国的一次可怕的大败，一次任何委婉动听的说法也掩饰不住的大败。
　　然而，美国军人的乐观还是不无根据的。中国人已经显露出了他们的致命弱点――他们不能持久作战，不能有效地利用已经取胜的进攻扩大战果。尽管他们在长津的一系列进攻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却不能继续推进，赢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功。他们只是在几次极其有限的交战中，比如像在“地狱之火谷地”中对付一支小部队那样，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其原因可以从他们原始的补给和运输系统中找到。这个系统靠的是人背畜驮，因而进攻只能局限于短暂的交锋。短暂的交锋只需要较少的弹药，而这些弹药可以轻而易举地运到战场。按照美军的惯例，作战需要储存大量补给品，但这对中国军队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中国军方的决定必须迅速果断。迫于形势所需，他们基本上不得不立足于进行局部战争。鉴于中国军队落后的后勤保障体系和他们依靠脚力进行运动的事实，那么，当他们突破联合国军的防线后，就无法果断地利用大规模的快速机械化部队向纵深处推进，旨在取得战术或战略上的全面胜利。
　　中国军队不像美军那样拥有以道路和卡车为基础的庞大的后勤保障体系，能够向快速推进的部队提供大量的物资供应。相反，不管中国军队在战术上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他们都不得不暂停下来，在继续推进之前先对部队进行重新组合和重新补给。由于受联合国军的大炮、迫击炮和空中力量的影响，要进行这样的重整旗鼓最好是从战线上撤退下来，这既减少了危险，同时又缩短了与后方供应的距离。因此，中国军队的进攻很快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模式：前进，进攻，撤退；前进，进攻，撤退。
　　必要时，中国派往战场的兵员基本上是毫无限制的，这意味着中国军队能够取得大量的局部胜利，而这样的胜利可以给对手带来全面的灾难性后果，对他们的士气来讲尤其是如此。然而，不管中共军队赢得了多少局部胜利，他们却无法摧毁一支拥有坚定的指挥官领导的机动性强、火力威猛的现代化军队。
　　陆战队很快就明白，中国军队的一次典型的夜袭不管有多大的破坏性，多么让人丧失斗志，造成的损失多么巨大，只要能坚守阵地到天亮，那么，他们就能够得救。能见度一恢复，有地面支援的飞机和配备观测员的大炮以及迫击炮的炮火就会立刻迫使中国人躲藏起来。即使陆战队继续被围困而无法转移，它也可以从空中得到物资供应。中国军队要想压倒对方，就必须一次次发动损失惨重的进攻，那样也会消耗大量宝贵的弹药，使进攻部队元气大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陆战队虽然损失惨重，而进攻的中共军队往往遭受更大的损失，经常几乎是全军覆没。而且，陆战队进攻中国军队设置的路障采取的方式同样是毁灭性的，通常是让提供近距离支援的飞机用火箭弹袭击、机枪扫射并投掷汽油弹或直接用坦克和机枪火力，或间接动用迫击炮和大炮的猛烈火力。尽管陆战队的步兵常常很难把那些坚强的中国士兵从俯瞰主补给线的高地上赶走，他们却能够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即使他们并不能阻止中国人在他们离开后重新回来包围主补给线。
　　因而，朝鲜战争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奇特的例子。在这里，两支截然不同的军队相遇，他们都在尽力扬长避短。中国军队巨大的优势在于，他们的单个士兵都具有在地势险恶的地方运动的卓越能力，他们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自己的双脚和他们所能携带的那一点点武器、食物和弹药。这意味着中共军队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他们想到的任何地方去，可以突然出现在联合国军后方的纵深处，可以插到他们的侧翼或者切断他们的前线部队。由于中国军队善于悄悄渗透到哪怕是防守最严密的阵地上以及他们在夜间进行调动和作战的能力，他们的优势得到了加强，尽管他们在夜间必须依赖号角、哨子、照明弹来运动和作战。美军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们惊人的火力，这种火力实际上能够摧毁面对的任何对手。由于火力意味着消耗(有时甚至是浪费)大量弹药，并需依赖重型武器如坦克、大炮以及带有履带和轮子的车辆，因此，美军的行动不可避免地被限制在可以运送弹药和车辆的主补给线上。
　　中国人发现，即使他们包围了阵地上的美军，也无法将他们消灭，他们的战略很快就集中到了一点上：阻断美军至关重要的主补给线，不让被截美军得到充足补给，从而迫使他们投降。在一般情况下，美军的战略当然是重新打通主补给线并使之保持畅通。而在下碣隅里通往兴南的那一段主补给线上，中国军队的机动性很强，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方切断这段主补给线，尤其是在那片崎岖不平的乡间高地上，该高地位于下碣隅里和南边21英里处镇兴里的陆战队的最后一座重要堡垒之间。
　　正是因为不能打通这段补给线并使之畅通，才使美军决定放弃朝鲜东北部。尽管修建可供C-47运输机起降的简易机场的工程一直在不断进行，但使用下碣隅里的一个小型简易机场，靠双发动机的运输工具不可能运送足够的补给品，以为一次持久的军事行动提供保障。而且，空投下来的物资尚不足以供应一个团级战斗队，而对整个陆战师来说就更显得少了。远东空军作战物资运输指挥部估计，使用C-119和C-54运输机，每天可以空运70吨物资。实际上该部已把空投总量提高到了每天100吨，这已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如此，这比起一个团级战斗队的全部需求来还有5吨的缺口。幸运的是，供应官在中国军队围攻之前已事先在下碣隅里贮存了6天的食物和弹药。然而，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陆战队和陆军士兵很快就得离开了。
　　与此同时，在下碣隅里聚集着数以千计的负伤和被冻伤的陆战队和陆军官兵。即使能找到足够的车辆来运送他们，让这些人乘坐卡车，沿着这条充满危险而又不可靠的主补给线向兴南撤退，也一定会导致一场灾难。阿尔蒙德和史密斯将军曾坚持在下碣隅里修建简易机场，他们的这种远见卓识现在终于得到了人们的赞赏，陆战队工程兵们难以置信的顽强工作精神也令人敬佩。
　　到12月1日，这个简易机场仅有2900英尺长，50英尺宽，而依照施工手册的要求和下碣隅里的海拔高度，得有7600英尺长的跑道才行。相比之下，这座机场简直小得可怜。然而，医院里挤满了伤员，到了危急关头。从柳潭里来的部队还在不断带来大批负伤和冻伤的士兵，不管这些伤员的情况如何，联合国军必须在数天之内撤离。史密斯将军决定在这座机场进行一次试降。12月1日下午2点30分，一群群裹着防水短外套的陆战队员站在旁边，焦急地望着空军一架带有着陆阻力板的C-47运输机降落。飞机恰好降落在冰雪覆盖、冻得僵硬的机场跑道上，它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颠簸向前，然后紧急刹车，试降成功了。半小时后，真正的考验到来了。那架C-47运输机载上24名伤员，飞行员加大油门，飞机随之绷紧了弦，制动器最后也被松开，飞机开始在跑道上轰鸣。在那短暂、可怕而又让人难熬的一瞬间，飞机好像在这条短短的跑道上根本无法起飞似的，然而，在地面上的人们热烈的欢呼声中，飞行员竭力使机尾抬起，两翼也得到足够的升力，飞机终于离开地面，慢慢掠过山顶向南飞去。下碣隅里简易机场就这样诞生了。在其存在的短暂过程中，它创造了人类征服天空的一项伟业，也是美国人坚韧不拔精神的一次验证。在这一天，又有3架C-47飞机降落，其中2架载着60名伤员飞走了，第3架却留了下来。它满载弹药在此降落，接触跑道时起落架不幸被撞坏。这架飞机不得不被拖到一边，扔掉不要了。
　　次日，C-47运输机开始令人惊讶地在下碣隅里与兴南西南几英里的烟浦机场之间穿梭往来。大多数人都从烟浦来到兴南的第1陆战师医院、咸兴陆军第121后送医院或者是到停泊在兴南港的美军“慰藉号”医疗船上。少数伤势严重的伤员被直接从下碣隅里运送到了日本。飞回下碣隅里时，C-47运输机不仅带来了急需的易受损的设备和药品，而且还运回了在日本医院里康复的537名陆战队员。
　　 12月2日，空军和陆战队C-47运输机共运出914名伤病员。12月3日，又有700名被运了出去。到12月4日，人数增加到1200左右。然而，到12月5日上午，仍有1400多名负伤和冻伤的人员滞留在下碣隅里的医院里，而下达的命令要求突围于次日上午开始。面对命令规定的最后期限，C-47的飞行员加快了他们往返的速度，在夜晚来临之前，终于将所有伤员都运了出去。当最后一架飞机越过山头，消失在去烟浦方向的上空时，空军和医疗人员计算了一下所取得的成果：5天之内，有4312人从这个简易机场被运送出去，其中有3150名美军陆战队员，1137名陆军步兵，25名英军陆战队员。C-47的飞行员没有损失一个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有一架空军的飞机刚一起飞就熄了火，刚好降落在防御圈的外面，不过，并没有对机上的伤员造成进一步的伤害。部队立刻冲出去援救他们，但飞机却不得不被毁掉。
　　第10军、陆战师、海军、空军及第1陆战飞行大队，精心策划了撤向兴南的行动。作战物资指挥部已开始在下碣隅里和古土里两地紧急空投物资。阿尔蒙德和史密斯将军决定在下碣隅里只投下够供应突围到古土里所需的物资。运往镇兴里陆战队防御圈后卫部队的补给品都被集中在古土里。由于陆战队和陆军部队需要沿着公路呈长长的纵队前行，因此，要部署迫击炮和大炮不断进行掩护将非常困难。所以，指挥官们迅速把所有战斗机都集结起来，这是美国历史上集结战斗机最多的一次行动。远东空军的每一架可投入使用的以陆上为基地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以及澳大利亚的F-51飞行中队，都奉命为此次撤退提供掩护。远东空军的中型和重型轰炸机也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前去阻止或者阻滞中共军队向长津水库前线运送物资和增援部队的行动。最艰巨的战略支援任务由陆战队和海军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担当。海军迅速把它的快速航母舰队――“雷特号”、“福日谷号”、“菲律宾海号”和“普林斯顿号”驶离兴南海岸，航母上的飞机也作好了战斗准备，随时攻击主补给线及其入口处可观察到的任何目标。除了以陆地为基地的陆战队海盗式飞机中队的VMF-312飞机外，烟浦机场的陆战队海盗式飞机中队(VMF-214)也从机场起飞执行任务，一直飞到12月7日。此时，利用飞行间隙，该中队才临时被调回到护卫航母“西西里号”上。“西西里号”航母已匆匆驶往近海的一个基地。小型航母“培登海峡号”已经载着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中队(VMF-323)离开兴南来到了基地上。12月4日，第3支陆战队海盗式飞机中队(VMF-212)离开烟浦飞到日本的伊丹空军基地，在那里匆忙装备完之后，就搭载刚刚到达的轻型航母“巴丹号”重返战场。这样，4艘快速航母，2艘护卫航母，1艘轻型航母在近海直接支援这次突围行动。所有这些舰载飞机，再加上远东空军，代表着一次令人畏惧的空中力量的大集结，而且为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提供了一个空中保护伞，并成为整个撤退中一个可靠的空中打击平台。尽管长途跋涉向海边撤退的地面部队赢得了英勇无比、坚韧不拔的美名，但如果没有空军和海军将士，他们所作的努力肯定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飞机不顾恶劣的天气状况直飞云端，晶莹剔透的冰雪凝结在航母的飞行甲板上，人们要费尽力气才能将其铲除掉。只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才会取消飞行。有一次，陆战队第214飞行中队就遇上了这种罕见的情况，不得不取消了飞行计划，因为风大浪高，寒冷的低温使“西西里号”的甲板和飞机上结满了冰。坠落到海里至少和坠落到陆地上一样危险：海水如此冰冷刺骨，20分钟内就能把人冻死。尽管飞行员都穿着笨重的救生衣，但危险仍然存在。
　　从下碣隅里开始的突围行动定在了12月6日。第7陆战团将在前面开路。由第7师490名士兵组成的一个临时营，也配属给了第7陆战团，其中385名身体健全者是在长津水库东面的战斗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的3个营中幸存下来的。分给第5陆战团的任务是掩护第7陆战团撤出下碣隅里，并担任后卫部队。配属给第5陆战团的是已经到达下碣隅里的第1陆战师的一个营(第3营)。第1陆战师驻守在古土里和镇兴的其余部队，也要在这支部队到达那里时加入进来，并在撤向咸兴的路途中担当后卫部队。
　　在第7陆战团于12月6日上午向古土里方向突围的同时，第5陆战团2营在迫击炮和大炮的炮火以及海盗式飞机空中打击的掩护下，向下碣隅里北面的所谓“东山”发动了进攻。中共军队在发动攻击的头天晚上已悄悄进入山里，至今还没有被赶走。敌军占据的这一突出部对美军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这座山正好俯瞰通向古土里的公路。第2营在遭遇了相当大的抵抗之后，终于成功地夺取了东山上的两个山峰。然而到了下午，中国军队开始在两座山峰之间的鞍状山脊上集结，准备发动反击。他们立刻陷入来自两座山峰上的陆战队炮火的夹击之中，而且还遭到海盗式飞机的猛烈轰炸。马鞍状山脊上的中国人很快就缴械投降了，共有220人。到此时为止，这是在整个长津行动中俘获敌军人数最多的一次。当天晚上，其他中共部队一次次地返回来进攻东山，但在陆战队的炮火打击下，他们蒙受了可怕的伤亡。尽管中共军队的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给美军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而且还有少数中国人摸到了手榴弹的投掷范围之内，但到天亮时，还是有近800名中国士兵横尸于陆战队的阵地前。这次战斗表明，在进攻那些不易突破、不易从侧面包围并有重武器支援的美军阵地时，中国人显得多么脆弱无力。
　　第7陆战团沿主补给线向古土里的进攻是围绕以下正确的思想策划的，即清除道路两侧高地和山脊上的敌人，以一支强大的坦克部队为先锋在前面开路，把一个连(G连)散开部署在道路两侧，为团部的车队提供近距离的安全保障，并以一支强大的防卫部队殿后。这样，第7陆战团和配属的临时陆军营就形成了一个防守严密、不停向前行进的环形堡垒。他们的枪炮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向四周任何移动的物体开火。这一环形堡垒是这样构成的：第2营担任主补给线上的前卫部队，第1营负责清除主补给线右侧(西边)高地上的敌人，陆军临时营负责清除左侧(东边)高地上的敌人，第3营则担当后卫部队。
　　天刚一透亮，部队南撤的行动就开始了。在前面开路的那辆坦克三次遭到中共军队发射的3.5英寸火箭炮的袭击。不过，有20分钟，部队向前推进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此后，部队却受到左边高地阵地上中共军队发射的炮弹的猛烈轰击。起初，浓雾阻碍了空中支援，但当大雾一散，指挥人员就召来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和81毫米迫击炮，一齐向敌军阵地开火。即便如此，敌人并没有撤退，后来在配备有坦克的两个步兵先锋连协同作战下，才压住了敌军的抵抗，部队在中午时分得以重新前进。
　　在下碣隅里以南约4000码处，部队又遇到了中共军队在高地上的下一个阵地。在大炮的猛烈轰击和坦克有效的打击下，再加上D连、E连以及陆军临时营从侧翼进行助攻，到下午3点钟，F连清除了这个阵地上的敌人。
　　在右翼，第1营有条不紊地从俯瞰主补给线的高地上向前行进，整个白天都没有遇到任何大的抵抗。左翼的陆军临时营也在继续推进，不过，他们倒是打了几次交手仗，这表明中共军队把防御重点主要集中在主补给线的这一侧。
　　天黑时，第7陆战团已向下碣隅里以南推进了5000码。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随着黑夜的到来和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撤离，中国人的抵抗就会增强。由于已经获悉中共的增援部队正在开过来，试图阻止这次撤退行动，美军指挥官决定夜黑也要继续行军。第7陆战团又顺利前进了3000码，没有遇到任何情况。晚上10点钟，他们来到了著名的“地狱之火谷地”。在这里，中国军队的一挺机枪冲着先头部队开了火。行进的部队受阻，直到午夜时分，陆军的一辆坦克才将这挺机枪摧毁。部队又向前行进了1200码，来到被中共军队炸毁的一座桥前。直到次日凌晨2点钟，陆战队的工程兵才把桥修好。接着队伍又遇到一座被炸毁的桥梁，工兵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在旁边修起一条旁道。与此同时，中共军队试图攻击部队的后部，但顽强的陆战队员奋力抵抗，迫使敌人退了回去。然而，大约凌晨2点钟，正当部队因修桥而受阻时，中国军队又悄悄回到周围的高地上。他们居高临下，开始向下面的车辆开火。几名团部的军官和士兵被打死，不过，陆战队迅速部署，遏制住了进攻。但到了早晨5点半左右，担当后卫的第3营营长威廉・F・哈里斯中校却不见了，后来认定他已被打死。营主任参谋沃伦・莫里斯少校接管了该营。
　　第7陆战团没再遇到什么麻烦便来到了古土里。紧随其后的是师辎重队第1分队。突围的策划者本来希望第7陆战团的推进能够为这支辎重队打通主补给线，然而，由于该团一再延误，师第1辎重队直到下午4点钟才撤出下碣隅里。傍晚时分，在下碣隅里以南约2000码处，辎重队遭到中共迫击炮和轻兵器火力的袭击。陆战队的炮兵迅速部署，击退了发动袭击的中国人。又向前行进了约1500码，中共军队的几发迫击炮弹使好几部车辆起火燃烧，堵住了道路，整个部队又停顿下来。12月7日拂晓时，中国人袭击了辎重队，陆战队的炮兵从牵引车上卸下榴弹炮，在500码到40码的范围内直接展开炮击。发动袭击的中国人约有500名，只有大约50名保住了命。幸存下来的人慌忙撤走了。
　　随同师辎重队行进的师部护送连夜间也不得不边打边走。中共军队的迫击炮火有好几次使卡车燃起大火，他们也只得停下来。破晓时，一连左右的中国士兵摸到离师部护送连仅有几码远的地方，不过，陆战队的炮火使他们无法靠近。夜间作战的战斗机飞到离陆战队只有30码的地方，一直把这些中国士兵困在原地，直到黎明。然后，4架海盗式飞机把4吨左右的炸弹和汽油弹投向中国人，他们终于撤走了。行进在师部纵队前面的是宪兵连，他们看押着大约160名中国战俘。中共部队发动攻击时，战俘们就趴在公路上。进攻的中国人似乎是把炮火集中到这些缩成一团的战俘身上。当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逃脱时，陆战队和中共军队一起向他们开火，共有137人被打死。师辎重队和师部护送连没再遇到任何攻击，最终到达古土里。
　　直到12月6日天黑之后，在第5陆战团3营的支援下，师辎重队第2分队才从下碣隅里撤出。半夜时分，他们来到该村南边不远的一个地方。然而，迟延的撤出却证明是幸运的，因为在空军不间断的掩护下，部队在12月7日白天完成了大部分行动，只受到中国军队零零星星的微弱抵抗。
　　第5陆战团1营和第1陆战团3营，由英军第41突击队相伴，于12月7日早晨离开下碣隅里，沿主补给线前行，在当天的大部分时间内，也得到了空军的掩护，平安地到达了古土里。
　　到12月7日上午10点钟，除了担任师后卫部队的第5陆战团2营、一个坦克排、一队陆战队的工程兵和负责把陆战队带不走的设备物资统统炸掉的器械爆破小组外，没有任何其他美军士兵滞留在下碣隅里。部队撤出该村时，村子里贮存的大量美军物资和器械被付之一炬。工程兵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威力极大的爆炸，炸毁了镇南边长津河上的桥梁。数以千计逃亡的朝鲜难民紧跟在后卫部队后面，这支部队边走边炸桥。后卫部队得到的空中和大炮的掩护比其他任何分遣队都少。不过，中国军队只进行了零星抵抗，在“地狱之火谷地”他们不过放了几枪，漫无目的地发射了几发榴弹炮弹。半夜时分，后卫部队进入古土里的防御圈内。
　　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突围。9000多名陆战队员，800多名陆军士兵，125名英军别动队员，还有40名南朝鲜警察都突出重围，与驻守在古土里的部队会合。在古土里，“自负”的普勒上校统率着2600名美军陆战队员和25名英军别动队员，另外还有第7师的1500名陆军士兵，大多数都是炮兵和第31团的士兵。他们是在中国人封锁主补给线之前顺利通过的。因此，在古土里，此时共有1.17万名陆战队员，2300名陆军士兵和150名皇家海军独立别动队员，外加一些南朝鲜士兵，共计1.4万人。
　　古土里有一个1750英尺的小型简易机场，该机场使联络飞机和紧急启用的二战时期的旧鱼雷轰炸机派上了用场，它们都成了救护飞机，运出了好几百名负伤和冻伤的士兵。甚至有一架C-47奇迹般地在暴风雪中着陆，并运走了19名伤员。
　　撤退的下一段路程是前往镇兴里，它位于古土里南面仅10英里处。然而，这段路却是主补给线上最陡峭难行、充满危险的路段。这段路从耸立在陡峭的山岭之间的丰知岭关穿过，在这段蜿蜒曲折的道路上，几乎没有一处地方能宽过一个车道。一旦走上这条路，车辆就得一直向前开或者向后倒，很少有地方可让车辆调头或者驶离道路停在路肩上。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在这段路上尤其是在位于古土里和镇兴里之间的丰知岭关设置路障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因此，师部的决策者们决定，驻守在镇兴里的第1陆战团1营必须沿主补给线向北进攻，扫除该关口路段的障碍。为了保卫镇兴里，第10军从沿海地区调来一支人称“猛犬”的特遣队。这支部队全部由陆军组成，包括第3师第7团的1个营，1个装甲炮兵营，几个工兵分遣队以及防空和信号部队。“猛犬”特遣队清除了中国军队设置的路障，于12月7日到达镇兴里。
　　撤退面临着另外一个潜在的灾难性问题。在古土里以南约3英里半的地方，有一段路只有一个车道宽，绕着陡峭的山腰而修，此处有一个日本人当年修建的水力发电系统。该系统就是在这里通过水槽或输水管道把水输送到下边山谷的涡轮机里。中国人已经把建在这些水槽上的只有一个车道宽的桥梁炸毁了两次，陆军工兵们又两次把桥修好。现在传来消息说中国人又第三次把它炸毁了，造成的断裂口达16英尺宽。没有路可以从这里绕过去，也没有必要的设备和时间在山腰处再开辟出一条侧道。时间也不允许再建造一座木栈桥。然而，要想把撤退部队的车辆、坦克和大炮运出去，就必须把桥上的断裂口接起来。要是没有车辆和重型武器，部队就非常容易受到中国军队的攻击。
　　幸运的是，在古土里有两辆运送踏板桥的卡车，可以把构件送到断桥边。但此时这里却没有修建踏板桥所需的预制构件。怎样才能把构件运到古土里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空投。但这完全不是教科书上所教的解决方法，因为无论是陆军还是陆战队，都从来没有空投过2500磅重、6英尺长的搭桥材料。为了检验这种想法是否可行，工兵们满怀希望地用钩子把一些降落伞挂在踏板桥构件上，然后把它装到空军C-114运输机上，并于12月6日空投到烟浦机场。但这次试验失败了：构件遭到严重损坏。
　　空运专家研究了这个问题，匆忙从日本运来了更大的降落伞。一个装配降落伞的陆军特别小组也同机到达。在烟浦，一个工作特遣队干了一个通宵，把搭桥用的构件装上了8架C-119运输机。装上飞机的还有一块用胶合板制成的中心板，这样，等踏板桥搭成后，不管多宽的车辆都可以从上面经过。工兵们只需要建一座24英尺长的桥，然而，他们认为得空投2倍于此的构件，因为考虑到空投时会有损坏。12月7日上午9点30分，3架C-119运输机出现在古土里上空，投下携带的搭桥构件。所有构件都安全落地，因为巨大的降落伞使下降的速度放慢。中午时分，又有5架运输机进行了空投，其中一次投下的东西落入中国人之手，一次投下的东西被摔坏了。不过，其余3次空投的东西都安全着陆。
　　从古土里开始的突围于12月8日展开，第7陆战团和配属的陆军营首先出动，以夺取古土里正南的主补给线东西两侧的高地，而第5陆战团则前去抢占一个俯瞰四周的山头(即1457高地)。该山头位于主补给线东面约1700码和村子南面5000码处。
　　凌晨2点钟，第1陆战团1营冒着暴风雪离开镇兴里向北运动，前去占领丰知岭关旁边主补给线上方的山头，即位于路东边的1081高地。陆战队在冰天雪地里静静地向山上推进，81毫米和4.2英寸迫击炮和双管40毫米自行火炮被调来支援他们。大雪纷飞，又缺乏空中掩护，这使陆战队感到震惊，而他们却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一个地下掩体区。当时敌人的米饭锅正在炉子上煮着，大吃一惊的敌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击溃。
　　 1328高地位于古土里以南约2000码的道路西侧，是第7陆战团的第一个攻击目标。该团的第3营在此处遭到中共部队轻兵器的猛烈射击，陆战团从古土里撤出的速度因此而放慢。上午11点钟，第7陆战团团长利曾伯格上校向3营营长沃伦・莫里斯少校提出建议，让他派第3连去进攻。莫里斯少校厉声回答：“3个连都派上去了――乔治连的50人，豪连的50人，还有艾特姆连的30人。就这么多人了。”利曾伯格上校压住火气提醒说，整个营在激烈的战斗中损失巨大，所剩人数已远远少于陆战队的一个正常连。他把作为后备队的第2营也投入了战斗，让其从侧翼进攻中国军队。到下午6点钟，两个营已在山坡上会合。与此同时，主补给线东边的陆军营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夺取了攻击目标，并继续向前运动与第5陆战团会合。第5陆战团沿主补给线行进，然后进行了部署，向东面发起冲锋，夺取了1457高地。下午4点钟左右，陆军和陆战队把中国人赶出了这座高地，并击退了中共部队发起的一次微弱反击。
　　 12月8日夜，阴云散去。12月9日清晨，天气晴朗而寒冷。这一天也令1081高地上的第1陆战团1营士兵感到有点失望。在前一天，他们到达了高地上的所有地方，只有那座俯瞰四周的最后主峰还没有拿下。在其他连队的支援下，再加上迫击炮的集中轰炸以及4架海盗式飞机的掩护，A连向这座寒风肆虐的光秃秃的山峰发起了进攻。中国人明白，一旦这座主峰失守，他们控制主补给线的整个阵地将会被摧垮，因而拼命死守。到了下午3点钟，陆战队占领了第1081高地。然而，A连从镇兴里出发时有223人，现在却只剩下111名身体健全的人了。不过，他们夺取了丰知岭关上至关重要的山峰，使530名敌人横尸山上。
　　 12月9日，在飞机和大炮提供的极好掩护下，部队继续行进，不久就到了断桥边。经过一场和中国军队的短暂交火后，他们很快就占领了该桥。陆战队的一个排穿过桥后的高地，发现50名中国士兵躲在散兵坑里。“他们都被冻坏了，”第7陆战团1营营长W・D・索耶少校说道：“我们就把他们从散兵坑里拉出来，放到了公路上。”
　　装满踏板桥构件的卡车此时向断桥驶去。下午3点半钟，经过3个小时的辛苦努力，工兵们把构件都安装就绪。当第一批的几部车辆从搭成的踏板桥上驶过时，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后来，一辆拖着掘土机的牵引车却压垮了放在外踏面之间和断桥中心处的胶合板。这预示着将会发生灾难，倒不仅是因为这件大型设备被留在了桥上，而是因为卡车和其他轮距较窄的机械将根本无法通过。
　　技术军士威尔弗雷德・H・普罗瑟是一名熟练的牵引车驾驶员，他想方设法把牵引车从损坏的桥上倒了回来，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后来，陆战队第1工兵营营长约翰・H・帕特里奇中校赶到了。他迅速计算了一下，发现如果踏板桥构件的间隔能尽量大一点，比如136英寸，那么，M26坦克就可以省出2英寸。而吉普车可以沿着相距45英寸的踏板桥内侧边缘行驶，这样就有半英寸的富裕。踏板桥很快作了变动。随着夜幕降临，工兵们打起了手电筒，在工兵的引导下，第一辆吉普车小心翼翼地开到踏板桥上，两边的车胎紧擦着边缘，成功地开过了桥。帕特里奇中校对轮距较窄车辆的解决办法奏效了。整个晚上，车辆和部队从这个跨度很大的桥上涌过去，没有出现任何事故。另外，和士兵们一起过桥的还有数以千计的朝鲜难民，他们中很多人还牵着耕牛。
　　部队没有遇到中国人的顽强抵抗，看来他们都被严寒封住了。美国军人抓获了几个俘虏，大多都患有重度冻伤和长期营养不良。他们证实中国军队的战斗和非战斗性伤亡一直都在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只是到了12月10日早晨，中共军队才采取了重要行动。此次行动是在陆战队停止向突围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即古土里以南的1328高地进攻之后才开始的。陆战队的观测人员认为，中国人正沿着与主补给线平行的侧翼向南行进。当1081高地上的美军发现中国人分成小队在山东面仅1000码处的洼地运动时，这种猜测被证实了。尽管大炮和飞机立刻向这些小队展开轰击，他们仍冒着炮火满不在乎地继续行进了一个小时。
　　随着步兵陆续到达镇兴里，尽可能多的士兵被装到卡车上运回兴南，但还有许多人必须步行。看来整个撤退行动将继续下去，不会再有什么损失或延误。此时，保卫主补给线的是“猛犬”特遣队和第3步兵师65团的两个营，他们分别驻守在镇兴里以南6英里的水洞附近和水洞以南7英里的马田洞地区。然而，12月10日夜，一小股中国士兵悄悄潜入水洞村，他们猛烈开火，使撤退行动一度受阻。后来，陆军士兵和陆战队员打垮了这次攻击，并放火烧毁了被中国军队当作据点的那所房子。
　　 12月11日半夜之后，部队的后部遭受了另一次挫折。撤退部队的40辆坦克被部署在队伍后面，为的是防止万一有坦克出故障，使整个撤退陷入停顿。在陆战队侦察连的保护下，这些坦克沿着主补给线一路隆隆向南开去。数以千计的朝鲜难民放开胆子紧随其后。中国士兵也混杂其中，希望一有机会就发动袭击。大约凌晨1点钟，当部队的后部走到距踏板桥约2000码处时，倒数第9辆坦克上的刹车装置被冻住，最后的9辆坦克被迫停了下来。其余的坦克继续向前开去，并从视线中消失。这样，这9辆坦克和保护坦克的侦察连的一个排留在了后面，该排共有28人。
　　在滞留期间，有5名中共军队的士兵从难民中走出来，其中一个用英语喊道要(向)他们投降。侦察排排长欧内斯特・C・哈格特少尉半信半疑地走上前去，乔治・A・J・阿米欧下士用一支白朗宁自动步枪掩护他。刹那间，前头的那个中国人闪到了一边，后面现出挥舞着冲锋枪和手榴弹的另外4名中国人。哈格特扣动了卡宾枪的扳机，然而，天气太冷，子弹根本发射不出来。哈格特迅速向中国人冲过去，像棍棒一样挥动着手中的卡宾枪。他敲碎了一个中国人的脑壳，但一枚手榴弹将他炸伤了。阿米欧开枪击毙了中国人，救了哈格特一命。但敌人的其他部队开始从高地上向侧翼和尾部扫射，哈格特的那个排慢慢向后撤退。最后一辆坦克连同坦克手们一起落人中国人之手。中国士兵投掷的一个炸药包，炸晕了哈格特并把一等兵罗伯特・D・德莫特炸飞。只见他垂直落到了公路边，落在路下边几英尺的一个突起的地方，失去了知觉。排里的其他人认为他已被炸死，就继续向后退去。侦察排另有两名士兵失踪，也可能在混战中被人打死。阿米欧身着正在试验中的涂有玻璃纤维的新型防弹衣，一直用白朗宁步枪射击，掩护撤退。突然，一枚手榴弹正好在他的背上爆炸，不过，他倒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而该排的另外12名士兵却在这次激战中受伤。与此同时，坦克手们想方设法把卡住的刹车装置松开，驾着前面的两辆坦克沿路驶去。其余的坦克有的落入敌手，有的被坦克手丢弃了。
　　工兵们在踏板桥上等着，待该师的最后一支部队通过后，就把桥炸掉。等这两辆坦克以及紧随其后拖着伤员的侦察排过去之后，工兵们以为所有能跳脱出来的美国军人都过去了，所以，他们开始炸桥。他们这样想并不完全正确。一等兵德莫特被炸药包炸飞到主补给线下面一个突起的危险地方，他只是受了点轻伤，很快就恢复了知觉，又爬回到路上来。他看到路上只有朝鲜难民。听到前面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后，他意识到踏板桥被炸毁了。不过，他记得可以从水力发电站水槽上面的门房通过。德莫特和难民们一起徒步到达镇兴里，成了最后一名撤出来的陆战队员。
　　 12月11日晚上11点半钟，剩下的两辆坦克和保护它们的侦察连的士兵一起到达咸兴-兴南地区的集合区。他们是最后撤出的部队，“向海边突围”的行动成功了。考虑到部队所遇到的诸多巨大危险，他们付出的代价还是比较小的。然而，仅在突围行动中，就有约1000名士兵死伤或者失踪，其中大多数是陆战队员。突围前，在长津水库周围进行的战斗中，陆战队共有2665名士兵伤亡，其中383名中弹身亡或因伤死去，159名失踪，2123名受伤。在水库东面被切断并击溃的第7师的3个营中，有2000多人阵亡、负伤或失踪。而在其他战斗中，有100名陆军士兵阵亡或负伤。因此，加上英军陆战队突击队和一些南朝鲜军人的伤亡，在长津水库之战中，参战的大约有2.5万人，其中约有6000人阵亡、负伤或者被俘。
　　当部队从下碣隅里出发，沿主补给线行进的时候，阿尔蒙德将军命令第10军的剩余人马在兴南附近集结。南朝鲜的第3师和首都师从最北边的辰镇向南面约80英里的城津撤退。在那里，一些人乘船撤离，另一些人则乘卡车或者火车到达兴南。未在长津水库附近和通向长津水库的主补给线上部署的美军第7师的所有部队都被调来保卫咸兴-兴南的防区。同时，美军第3师也撤离元山，加入到保卫咸兴-兴南防区的行动中。
　　为了撤出第10军，一支有193艘舰艇组成的庞大舰队集合起来，并于12月11日开始运送部队、设备和物资。在为期两星期的撤退中，共有10.5万名士兵和9.8万名朝鲜难民乘船撤到了南朝鲜。另外，还有3.5万吨物资和1.75万台车辆被运走。在撤退进行的同时，由第3和第7师防守的防御圈也在不断缩小。而海军的舰艇则开始炮击，空军、陆战队以及海军的飞机也定时轰炸中共部队和北朝鲜的阵地。中国和北朝鲜人缺少大炮，他们向防御圈里没有发射几发炮弹。面对美军的强大火力，他们不敢冒险用步兵发动大规模进攻。1950年圣诞节前一天，第3师的最后一支部队发射完最后几发炮弹后，登上了正在那里等待的登陆艇，撤退到了提供保护的军舰上。军械和工兵部队把运不走的库存炮弹都发射掉，并放火烧毁了不得不留下来的物资。12月24日下午2点36分，美军舰队离开兴南向南驶去。
　　征服北朝鲜的巨大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麦克阿瑟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愤怒不已，对中国肆意破坏他的周密计划牢骚满腹。11月28日，他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原来希望把朝鲜冲突(的对手)仅仅局限在由北朝鲜军队和象征性的外国军队组成的敌军身上，而现在这个希望可以彻底放弃了……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
　　这位将军此时的暴躁态度与他几天前的从容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几天前他曾说，联合国军的空中力量有能力阻止中国向朝鲜增派援军，现在却宣称鸭绿江江面已经封冻，这为“中国增派部队和提供给养开辟了道路，使我们的空中力量难以实施封锁”。麦克阿瑟还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很显然，联合国军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应付中国人的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由此而产生的这种形势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这一局面扩大了从全球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可能性，也超越了本战区司令官的决策范围。本司令部已尽其所能，做了该做的一切，但现在所面临的局势却超出了它的控制能力”。
　　华盛顿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的反应是：言辞激烈却无所作为。杜鲁门总统召集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国防部长马歇尔宣读了由三军部长提交的一份匆匆草拟的备忘录。敦促美国通过联合国而非单方面地采取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说，美国已经派不出更多的地面部队。国防部长马歇尔则表示，美国军队决不能“被拴”在朝鲜，必须体面地从朝鲜撤出。柯林斯将军说，他相信麦克阿瑟能够“守住朝鲜狭窄的咽喉要道上的防线”，即元(山)平(壤)走廊，这一阵地由于中国人从背后进攻第8集团军已经受到威胁。国务卿艾奇逊警告说，美国极有可能打一场全面战争，而且，将有苏联介入的危险。艾奇逊说，联合国必须揭露中国的侵略，而不要对苏联进行任何指责。不仅如此，联合国还应当想方设法让中国共产党人的日子“更不好过”。空军部长托马斯・K・芬勒特提醒大家注意中国或苏联抑或是两国联合的空中打击。谢尔曼上将说，如果中国从满洲发起空中攻击，“我们必须予以还击，否则，我们将无法待在朝鲜”。杜鲁门总统对此表示同意，但他说：“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将予以应付。”
　　会议讨论的唯一积极成果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应当转攻为守，而实际上这件事也正在发生。与此同时，麦克阿瑟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让“中国国民党的国军”出兵朝鲜。鉴于杜鲁门政府当时所受到的巨大压力，麦克阿瑟将军的这一建议能得到有礼貌的答复，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由艾奇逊和马歇尔批准的一封电报再次陈述了有关利用蒋介石的军队这一基本情况：这可能会破坏盟国团结一致的立场，英联邦国家会觉得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敌意也可能波及到台湾，而美国在联合国中的领导地位也会受到严重损害。然而，麦克阿瑟内心也许正想扩大战争。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于11月28日晚把他的两名战地指挥官召集到东京，让他们参加一次“军事会议”。会议最后决定，为了避免中国军队从侧面包抄，第8集团军应当撤得尽量远一点；第10军也应撤到咸(兴)兴(南)地区。11月30日，麦克阿瑟将这一针对第10军的决定通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并进而宣称，第10军的部署已威胁到进攻第8集团军的敌军的主补给线。(就在麦克阿瑟说这番话的时候，第1陆战师和第7师的部分部队正在长津水库地区为保住性命而浴血奋战！)麦克阿瑟还告诉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由于距离太远，部队的编制不足，再加上从东到西的大山所造成的后勤保障问题，在横跨朝鲜半岛的狭窄地带建立一道连续不断的防线是不现实的。在狭窄的朝鲜中部拦腰建立一道防线正成为人们争论的一个热点，因为中国军队正在匆匆撤退的第8集团军背后运动，试图在成川切断平壤至元山的公路线。然而，考虑到这是朝鲜最狭窄的地方，而继续向南撤退会不可避免地拉长防线，那么，麦克阿瑟提出他没有足够的部队去把守这样一道防线的所谓理由就显得奇怪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确信，建立这样一道防线是可能的。
　　事实上，麦克阿瑟非常惊慌。在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通报了有关第10军的决定后不到两个小时，他又发去了另一份急电，声称中国方面正在迅速增派部队，第8集团军的进一步后撤已不可避免，因为中国的目标是“彻底消灭联合国军，收复整个朝鲜”。但他并没有解释他是如何得出了这一结论。
　　麦克阿瑟的这份来电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焦虑万分。他们担心第8集团军的撤退会把第10军“困在兴南与元山之间的滩头阵地上”，使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因此，在征得国防部长马歇尔及总统杜鲁门的同意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麦克阿瑟，“除非出于保障军队安全这一战略和战术需要考虑，否则，完全可以放弃朝鲜蜂腰东北面的整个地区”。换言之，就是不要再考虑什么滩头阵地，应立即把军队撤出去。
　　与此同时，美国在联合国也几乎顶不住了。共产党中国的特使伍修权将军应联合国安理会之邀，于11月27日抵达美国。安理会连续3天就苏联提出的谴责美国干涉朝鲜及台湾事务的两项决议案展开激烈辩论。其间，正是中共军队在朝鲜发动第一阶段攻势的高潮。安理会最终否决了这两项决议案。随后各成员国就6个国家几星期前提出的一项决议案投票表决。该决议案向共产党中国保证，其利益将受到保护，同时要求中国不要援助北朝鲜。投票结果是9票赞成(印度弃权)，但苏联投了否决票。在这两次投票中，美国的盟友都老老实实按其意愿行事，但联合国的支持却在动摇。11月30日，詹姆斯・赖斯特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毫无疑问，由于过去几天事态的发展，人们，甚至国会，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信心都已严重动摇了。同样毫无疑问，由于杜鲁门总统接受了麦克阿瑟胆大妄为的进攻计划，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受到了损害。”
　　 11月30日，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沃伦・奥斯汀向英法两国代表建议，应该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项措辞更加严厉的谴责中国侵略的决议案。但美国的建议并没有能帮多大忙。英法两国对此反应都很谨慎。他们不愿意提出一项让联合国卷入与中国的直接对抗，而可能使欧洲受到苏联进攻的决议案。一些亚洲和拉美国家也表示，公众舆论不会支持与共产党中国打一场战争。美国正在面临危险的孤立局面。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些言论考虑不周，于事无补。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联合国军“不打算放弃在朝鲜的使命”。之后，记者开始向总统提问，诱使他说出美国将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包括使用“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来应付当前的军事局面。一名记者问道：“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会考虑使用原子弹？”总统回答说：“我们一直都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他接着暗示说是否投放原子弹将由麦克阿瑟将军来决定。杜鲁门的一席话预示了一场有可能发生的灾难。尽管总统一直是在记者提问的诱导下发表言论的，但他却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如果美国在军事上遭受挫折，就有可能使用原子弹来扭转局势。在全世界范围内，从道义上反对使用原子弹的呼声正在高涨，加之苏联也已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人们极端害怕爆发一场核冲突。在这种情形下，杜鲁门发表这样的言论，哪怕是不经意说出的，也会使全世界的人们不寒而栗。他暗示，是否使用原子弹将由麦克阿瑟而不是他来决定，这更加重了他的错误，因为麦克阿瑟已经在世界上出了名，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动武，并且决心摧毁红色中国进行战争的能力。因此，把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权放到这样一个好战者的手里，这是何等的可怕呀。
　　美国政府内外对此都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当天艾奇逊就匆忙召集起一个“危害控制小组”，并代表白宫发表了一项声明，向世人保证只有总统才可以授权使用核武器，而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武器也将促使美国考虑动用核武器的必要性。声明还说，有关核武器的情况决不会因为总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而改变。这是一次富有勇气的努力。但跟杜鲁门的讲话在全世界产生的令人震惊的影响相比，这一声明实在显得苍白无力。英国下议院对此反应强烈，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立即去电向美国政府提出质询，然后告诉议员们他一定要飞往华盛顿与杜鲁门磋商。
　　显然，华盛顿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正变得失去理性，比如，在12月1日举行的由政府各主要政治及军事顾问参加的一次大型会议上，艾奇逊建议如果红色中国从满洲撤军，美国也将主动从朝鲜撤军！让联合国和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建议有望实现，但是，指望中国从本国不可分割而且被中国领导人视为受到最大威胁的一部分领土上撤军简直是无稽之谈。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所作的唯一明确决定是即日派柯林斯将军前往东京与麦克阿瑟进行商讨。12月2日，杜鲁门与艾奇逊、马歇尔及布莱德雷举行会晤，探讨了两种寻求停火的办法：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或者利用外交手段与苏联或红色中国进行接触。最终他们决定等待柯林斯回国及杜鲁门与艾德礼磋商的结果，然后再作定夺。
　　 12月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收到了麦克阿瑟发来的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报告说，如果得不到大量增援部队，联合国军就将被迫进行一系列撤退，而每一次撤退都会削弱部队的力量，否则就会被逼入滩头阵地，只能在那里死守。麦克阿瑟还沮丧地报告说，联合国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如果不采取措施，这种情形将“慢慢导致一场消耗战并最终使联合国军全军覆没”。
　　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及国防部于12月3日召开了联席会议。两个部门的主要官员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柯林斯除外)都参加了会议。然而，麦克阿瑟的报告远没有使参加会议的军方领导人感到绝望，而是起到了相反作用――使他们倍感鼓舞。布莱德雷将军不喜欢以下观点，即美军正在被赶出朝鲜，因为那样会使美国在世界上威信扫地。他说德国人已在暗地嘀咕，说什么美国是软弱的。谢尔曼上将则坚决反对要求停火。他说，如果中国想要战争，美国就应该认真奉陪，直到打败它，否则，其他国家就会“任意摆布我们”。然而，比较讲求实际的艾奇逊指出，那时美国是在“跟第二梯队打仗”，第一梯队的苏联会很高兴地看到美国陷入与红色中国作战的泥潭而无法自拔。最后，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建议说，任何停火都应该限制在一个在三八线重新建立一条分界线的协议之内，这一想法得到了普遍赞同。大家还一致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同时应将部队集结在滩头阵地上。
　　散会后，艾奇逊、马歇尔和布莱德雷立即前往白宫，向杜鲁门汇报。结果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于当天电告麦克阿瑟：“我们认为，保存你的军队是目前首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一致同意将部队集结在滩头阵地上。”
　　很明显，麦克阿瑟对于朝鲜局势所作的悲观评估，使美国军方领导人及杜鲁门政府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即美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而这绝对不是在朝鲜战场上节节败退却仍然浴血奋战的陆军及陆战队士兵的看法。一些在朝鲜的陆军和陆战队的指挥官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人由于其原始的补给系统而拖了后腿，因此，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虽说不是不可能但也绝非易事。他们会让联合国军蒙受可怕的伤亡，他们会大挫西方人趾高气扬的思想，但他们却无法持续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进攻，把坚定不移的联合国军赶进大海，除非他们准备承受难以想象的损失。
　　然而，12月4日，当柯林斯将军与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坐下来讨论时，他发现这并非麦克阿瑟的观点。麦克阿瑟估计中国在朝鲜的军队有50万人，而北朝鲜的军队也已回升到10万人。11月24日开始进攻之前，麦克阿瑟明显低估了中共军队的力量，现在却又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力量。他说，这样雄厚的军事力量意味着敌人能够包围联合国军的任何固定防线，最终迫使第8集团军退回到汉(城)仁(川)地区，而此时第10军已经开始在咸兴周围建立另一处滩头阵地。柯林斯虽感到震惊，但并不完全相信。在他抵达朝鲜后，他发现情形虽然严重但并非令人绝望。此时，麦克阿瑟命令第8集团军尽可能长时间地守在汉城，但如因形势所迫，可以逐步撤往釜山，而第10军也将从兴南撤走，等它在南部登陆后，归属第8集团军指挥。

第八节 重返三八线

柯林斯将军在远东期间，杜鲁门总统于12月4日至8日会见了英国首相艾德礼。艾德礼赴华盛顿之前，曾于12月2日在英国与来访的法国总理勒内・普莱文进行了短暂会晤。双方在“观点上基本达成一致”。因此艾德礼一行此次赴美代表了英法双方的意见。
　　尽管美国人与英国人将其分歧大部分掩盖住了，但双方仍未达成完全谅解。英国以及几乎所有美国的盟国面临的部分问题是，麦克阿瑟仍在不断地公开抱怨为中国提供“特许庇护所”和欧洲国家不支持在远东摆出挑衅的架势。最后，杜鲁门于12月5日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凡涉及外交或军事政策的公开声明均须事先征得国务院和国防部批准方可发表。这道指令总的来讲是给所有美国政府官员的，但显然针对的是麦克阿瑟。这道后来将显示出重大意义的指令于次日传给了麦克阿瑟。
　　在杜鲁门与艾德礼会谈中，英国一改来美时的立场，不再同意把台湾作为和平的代价拱手让给红色中国，但却继续支持联合国接纳红色中国。在有关核武器的使用问题上，英国要求美国做到未经与英磋商决不使用核武器。最后双方决定在联合公报中发表一项声明，其中提到杜鲁门总统希望“世界永远不需使用原子弹”，并希望英国首相随时“了解可能会导致局势发生变化的发展情况”。
　　柯林斯将军及时回国参加了盟国领导人12月8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他的报告多少令人感到放心。他认为联合国部队不大可能被赶出朝鲜。随着第10军与第8集团军会合一处，这支联合部队就有可能无限期地守住釜山的环形防线。
　　然而此次会议的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美英同意按过去的分界线――三八线来结束战争。以武力统一朝鲜的这场征伐就此告终。这一决定立即在联合国引起了一次有组织的行动。印度代表贝纳格尔・N・劳爵士在英美的支持下，率领亚洲和阿拉伯的13个国家，极力要求中国和北朝鲜人不要越过三八线。北京和平壤方面对此均未作出直接反应。但数日来各国进行了多次外交磋商以及秘密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曾就停火的可能性试探了北京。12月8日的《纽约时报》上报道，华盛顿的“要员们”保证，如果共产党军队停在三八线上，联合国部队将不会再侵入北朝鲜。
　　 12月11日，13个阿拉伯和亚洲国家开始在联合国展开行动，要将一项停火提案交三人委员会处理。杜鲁门政府在华盛顿经过一番商讨后，同意了停火条件。这些条件基本上保持了原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内容：该协议仅限于朝鲜；建立一个20英里宽非军事区，大体沿三八线划出该区的南部分界线；禁止任何一方进一步增兵；并按以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战俘。
　　十三国提出的停火提案于12月13日由联合国政治和安全委员会(第一委员会)通过。次日，又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两次美国都给予了支持。
　　十三国集团随即要求北京将其特使伍修权将军留在联合国。伍曾出席了早些时候的联合国会议，参与讨论苏联谴责美国的决议。十三国集团同时向中国保证：一旦达成停火，即可立即开始远东问题的谈判。
　　此时的北京政府处于胜利的兴奋状态，因为它已实现了在美国人和鸭绿江之间重建一个缓冲国的基本目标。洋洋得意之时，北京政府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严重错误。12月21日，红色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其理由是，凡没有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一切联合国行动均是非法的。12月23日，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十三国集团，电文亦由北京电台播放。他在电文中指责美国的行动，声称由于联合国军入侵北朝鲜，三八线已不复存在。他宣称除非就外国军队撤离朝鲜、朝鲜事务“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美国侵略军”从台湾撤走，以及确立红色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达成一项协议，否则红色中国将不考虑停火。
　　很显然，中共政府认定它在朝鲜的军事胜利足以迫使美国接受以上所有要求。但他们错了。不仅因为这使美国再次下决心保护自己在朝鲜的地位，而且因为假如中国接受停火，它在联合国的身价会由此倍增，而美国以后也将很难阻碍红色中国进入这一世界机构。同样，世界舆论也会使美国感到，长期支持台湾的蒋介石在政治上并不明智。因此，红色中国由于要价太高，最终一无所获。而这场谁也不想打的战争又血腥地进行下去了。
　　 12月23日是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并非仅仅因为红色中国决定继续打下去，以迫使美国放弃台湾，同意北京加入联合国。还有另一个原因，即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H・沃克中将在这一天因车祸遇难。他的吉普车在自汉城向北行驶途中与一辆卡车相撞。其继任者马修・B・李奇微中将当时是负责后勤的陆军副参谋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统率过第82空降师和一个军，为自己树立了光辉斗士的形象。李奇微也是战后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声名显赫的一位军界领袖。
　　李奇微给第8集团军带来了新的精神风貌。这也反映出这位指挥官的攻击与好斗心性。李奇微是在关键时刻接管第8集团军的。该集团军现正与第10军合并。当时，两支队伍已被打得溃不成军，部队不可遏制地向纵深一退再退，将士正面临信心危机。李奇微闭口不谈失败与撤退，而只强调进攻和胜利，迅速在第8集团军官兵当中重新树立了自信心。他的军用夹克上别着一颗手雷，尽管没人指望李奇微真的会向敌人投掷手雷，但这付打扮与他那咄咄逼人的自信为他赢得了敬意。第8集团军的将士们似乎立即察觉到，这颗手雷并不是某种虚勇与自夸的象征，以引起人们对他本人的注意，而是一种手段，以此向官兵强调军队的职责就是战斗。第8集团军现正在由这样一位军官统帅，其目的就是要使该支队伍发挥它的正当作用。
　　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在李奇微的调教下，已从一个节节败退，随时准备讲和的群体转变成为一个招之能战的军事工具。无疑，士兵们仍然希望战争结束，但在李奇微接管第8集团军后，弥漫全军的那种失败情绪则迅速消散。军人的职业观和使命感也得以恢复。正当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利用优势拒绝停火并着手新一轮强大攻势之际，他们遇到的是联合国军方面这样一位指挥官。他将与中国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麦克阿瑟将军本人也放手让李奇微自由行事。李奇微从华盛顿到达东京后，立即面见麦克阿瑟。当他问及战局有利时可否发动攻击，麦克阿瑟将军答道：“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修，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
　　李奇微将军走马上任后，华盛顿方面考虑的问题是朝鲜的联合国军能否坚持下去。12月29日，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布一条指令。指令中说，现有的估计表明：中国人如果打算采取行动，他们有能力将联合国部队赶出朝鲜。指示如下：
　　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为朝鲜获得数量可观的额外兵力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朝鲜也不是打大仗的地方。另外，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不断增加，我们认为不应投入我们现存的地面兵力，跟在朝鲜的中共部队作战。然而，在朝鲜的某一个地方对中国和北朝鲜的进攻给予有力回击，灭一灭中共军事和政治上的威风，这样做如果不会蒙受严重损失，将对我国的利益至关重要。 www.6park.com

　　指示命令麦克阿瑟保卫在朝鲜现有的阵地。一旦部队被迫撤回到大田附近的锦江，中国集结大量兵力，“在那种情况下，则有必要命令你们开始向日本撤退”。
　　麦克阿瑟将军在12月30日的答复中，坚决主张对中国开战这一完全相反的政策。麦克阿瑟争辩说：由于中国的大部分军队已集结在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其他地区十分虚弱，因此他提出采取四种行动。如果杜鲁门政府“认识到中国当局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战争状态”，可以进行这些行动：封锁中国沿海；以空中和海上轰炸摧毁中国的作战能力；用国民党的军队加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允许国民党人对大陆本土实施牵制性攻击。
　　这条建议会把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的地区，并且有导致世界大战的危险。而这正是杜鲁门政府想要避免的。然而，美国却有许多人支持这种后来被称作“鹰派”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基础是传统的美国观念，即战争应取得全面胜利。麦克阿瑟12月30日淋漓尽致地阐释了这一观念，从而在这两种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种人主张结束这场战争，而无论后果如何；另一种人则主张把这场战争限定在一个目标范围之内，即实现公认的清楚制定的国家目标。
　　麦克阿瑟承认，这样的行动步骤以前曾因可能会引发一场大战而遭到过拒绝。但他争辩说，中国已完全介入，就中国而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是否会出面干预，他说“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海军参谋长谢尔曼上将对麦克阿瑟进攻的立场给予了有限的支持。他主张，“一旦我们在朝鲜局势稳定下来，或者等我们从朝鲜撤出之后”，即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取消对国民党军队作战行动的限制，给中国境内的游击队以物资支持，并“在中共分子对我们在朝鲜以外的任何部队进行攻击时”，从海上和空中打击中国境内的目标。

第九节 除夕攻势

麦克阿瑟主张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去，这个建议非常危险且富有挑衅性。正当华盛顿官员们为之大伤脑筋之际，一部分重新组建的北朝鲜部队协同中共部队向美第8集团军发起了除夕进攻。自第8集团军从清川江停止撤退后，在联合国军的防线后方，即西起临津江，大致沿三八线向东直至日本海一线，中国军队一直在缓慢地集结部队和补充给养。刚刚撤退到朝鲜南部的第10军仍在继续整编。这次中共部队进攻的矛头又一次对准了第8集团军。
　　根据观察，中国部队的主力显然正在汉城以北。因此，李奇微将军决定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地势相对较低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第1军由弗兰克・W・米尔本少将指挥，与美第25师，南朝鲜第1师，土耳其旅和英国第29旅扼守临津江一线。美第9军由约翰・B・库尔特少将指挥，与美第1骑兵师，第24师，南朝鲜第6师，英联邦第27旅和新到朝鲜的希腊和菲律宾营驻守中部地带。东部山区估计不会遇到敌军强大攻击，李奇微只部署了南朝鲜部队。
　　共军展开了全线进攻。不过他们集中攻击的是美第1军和第9军的防线。在西线，中共7个军和北朝鲜2个军向汉城方向渗透，在中部则直逼原州的铁路与公路要道。这场进攻迅速而来势凶猛，因此，李奇微命令联合国军撤回到汉江南岸。此时，除了汉城周围的江湾以外，汉江上已漂满了浮冰。为了不让共军使用汉江上的桥梁，李奇微希望能拖延中国部队攻占汉城的时间。由于联合国军全线吃紧，李奇微于1月2日将第9军东翼的第10军投入战斗。阿尔蒙德上将率领的一个军也对汉江防线上南朝鲜的三个师进行了控制，另外还有刚刚组建的美第7师与重新装备的美第2师和第187空降团战斗队。
　　此时，中国军队对联合国军的抵抗并不怎么担心，他们来势凶猛，其挺进速度远远超过了去年11月沿清川江一线发动的进攻。在强大的攻击之下，西线的南朝鲜军队开始溃败。李奇微将军目睹了南朝鲜军夺路而逃的惨象。他写道：“元旦上午，我从汉城北面开车出去，结果撞见了一副令人沮丧的场面。南朝鲜士兵乘坐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指挥，没有头绪，没有武器，仓皇而逃，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靠步行，或乘坐各种征用的车辆逃跑，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得离中国军队越远越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手枪不说，就连数人操作的大炮、迫击炮、机枪等重武器也统统丢弃了。”
　　李奇微跳下吉普车，站在路中央，挥动双臂示意迎面而来的卡车停下。可前面的几辆卡车不但毫不减速，反而绕过他开走了。最后，他还是拦住了几辆载着南朝鲜军官的卡车。李奇微报告说：“前面卡车上的人没弄明白我的意思，也不理会我的手势，不一会儿，大队人马又开走了。”李奇微这个指挥战士的将军，无助地站在路上，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南朝鲜士兵仓皇逃跑。为了恢复对部队的控制，防止此类溃逃再度发生，他很快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即在大后方设置许多岗哨，并派美国宪兵把守。这一招十分奏效。溃逃的南朝鲜士兵重新编队，配备了武器，并在各自的指挥官带领下，被派到新的防区。李奇微写到：“从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勇猛作战。就像许多训练有素的勇士那样，一旦将官指挥得当，他们就会表现得异常出色。”总的来说，第8集团军的撤退还是井然有序的。不过，美第19团一个营的所作所为却使他感到不快。“在其友邻的南朝鲜部队崩溃之后，这个营也乱了手脚，慌忙退却。”(参见图12)
　　李奇微意识到固守汉城周围的前沿阵地已希望渺茫。1月3日，他要求部队放弃汉城，并下达命令：自即日午后3时起，汉江上的桥梁和主要公路的出入口全部关闭，只供军事车辆通行，不过，江面上唯一的一座人行桥仍留给平民使用。他让美国驻韩国大使约翰・穆乔将此事告知李承晚。并派第1骑兵师副师长查尔斯・D・帕尔默准将把守汉江上由平底船搭成的两座浮桥。帕尔默以李奇微的名义全权指挥军车，确保浮桥的畅通。这时，滞留在河湾的朝鲜难民越来越多。宪兵们护卫着桥北岸的入口，与此同时，步兵、卡车、坦克、大炮及运载装置缓慢而连续不断地通过浮桥，到达汉江南岸。最后，最重的装备，即8英寸榴弹炮架和英第29旅“百人队长”式坦克也运过了江。不过由于这些坦克的重量超过了浮桥的负载能力，结果使浮桥陷进了满是浮冰的江水里。好在浮桥并未坍塌，第8集团军最后一班人马安全过了江。紧接着，大批乱哄哄的难民也开始自由通行了。
　　李奇微命令西线的第8集团军后撤到三七线附近。此线西起汉城至大田公路段中的平泽，向东穿过安城，到达东北的原州，再从原州蜿延至东海岸的三陟。形势紧迫，他们必须尽快放弃金田机场。为了不给共军留下任何燃料，部队不得不点燃了机场上50万加仑的燃料和2.3万加仑凝固汽油。
　　紧随部队而来的是绵延不绝的难民队伍。他们许多人冻死在严寒里。然而，难民还在不断地蜂拥而至。他们当中许多人还在尽力赶往釜山。殊不知，那里早已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们。这些难民严重影响了军队的行动。他们不仅阻塞了公路和铁路，而且使间谍和游击队趁机随难民潜入南部。到后来，为了疏导难民进入西南各道，使他们避开部队的行动路线，第8集团军在主要的公路和铁路要道上建立了控制要塞。
　　第8集团军向后撤退的同时，中国军队的老毛病也暴露无遗。步行行军及原始的补给方式使得他们放慢了挺进速度，这一点在西线尤为明显。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推进到了汉城以南。随着第8集团军继续向南撤退，与中国部队交锋的机会已明显减少。甚至早在1月7日，美第25师第27团附近的一个特遣队自平泽向北边的乌山推进时，竟未发现一名敌兵。
　　然而，在中部和东部前线，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12月下半月，北朝鲜第2军已越过东部山区，在战线后方部署了大量北朝鲜部队。随着1月进攻的继续，北朝鲜游击队也加紧进行骚扰活动，并袭击美军的军事设施。1月的头几天里，第10军战区的形势比较混乱。第10军完全与驻守在东部山区的南朝鲜第5和第8师失去了联系，而南朝鲜第2师此时也已土崩瓦解。就在第10军东边的南朝鲜军孤军奋战的时候，约有1.8万名敌军趁虚而入。情急之下，李奇微命令在第10军的右翼，即东边及东北方向，分别组成两道防线，以阻断南下敌军的行动。然而，共军早已突入到纵深处，联合国军看来不得不继续南撤。
　　然而，阿尔蒙德上将率领的第10军对撤退并不感兴趣。第10军战地报告是这样描述这次行动的：“第10军实际上牵制了共军的进攻。当时，局势的确不同寻常。尽管敌军集中大量兵力在第10军防区内展开了进攻，但仍未使它向后退却一步。实际上，战场上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前线。即使是距前线部队80英里之遥的后方，仍有一些部队与渗透进来的敌军展开了战斗，并因战绩不凡而受到嘉奖。总的来说，第2师和第7师守住了战区的前沿阵地，而南朝鲜第2、第5和第8师与美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守住了战区的后方。第10军每位指挥官都有自己的辖区。各部队均在辖区内执行巡逻任务。一旦发现敌人，便组织进攻加以歼灭。双方的小规模行动和伏击战是这一战区的特点。”
　　扼守原州是中部战线防御上的关键。李奇微决定派第2师与新近抵达的法国和荷兰的两个营一起完成这项任务。该师英勇抵抗，挫败了共军的企图，他们本想自春川沿公路南下，越过原州，从而分割第8集团军。尽管北朝鲜部队已迫使美第2师撤到原州以南，美军仍控制着公路通道，不久又与美巡逻队一起打回了原州。这样一来，共军主要精力已被大部分吸引到了原州东南的山区。而在那里，他们则丧失了进攻势头，后来被彻底击溃。
　　原州这一交通枢纽，有五条主要公路在此汇合，汉城至釜山的铁路也从这里经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谁占领了原州，就意味着基本上控制了朝鲜中部。一旦让共军得手，他们就能够在第1和第9军后方向西南挺进。这样，两军就不得不继续向南撤至锦江一线，而这是撤到新的釜山防御圈的最后一道防线。北朝鲜军队有可能穿过第2师东边的山区，为了对付这一威胁，李奇微命令海军陆战队第1师前往安东附近，以防敌军渗透，同时确保通向东海岸盈德的那条南朝鲜军给养道路的畅通。
　　新年攻势的结果并非如预言灾难者所预料的那样可怕。华盛顿方面开始出现了新的乐观情绪，杜鲁门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因而他们决定不再考虑麦克阿瑟力图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去的主张。正如詹姆斯・F・施纳贝尔就朝鲜战争头一年所作的战区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尚未向美国宣战。实际上，这是不想为其军队在朝鲜的行为而承担责任。虽然，这只不过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这一点的确十分重要。维持美国盟国间的团结，共同对付共军的侵略，并将战争局限于亚洲的朝鲜战区，这符合我国既定的国家政策的基本原则。”
　　因此，1951年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麦克阿瑟12月30日的来电做了临时回复。电文中说：麦克阿瑟提出的对付中国的四项报复性建议，将会予以“认真考虑”，但想要政府改变有关战争方面的政策，这种可能性很小。另外，参谋长们指出，封锁中国沿海一事不但要经联合国批准――尽管这明摆着不大可能，而且由于英国人要通过香港进行贸易，所以也要与英国进行磋商。参谋长们还指出：只有中国在朝鲜以外袭击了美军的情况下，参谋长联席会议才会同意对中国本土实施海上和空中打击。同时，他们再次拒绝了麦克阿瑟提出的将中国国民党军队派到朝鲜的请求，并通知麦克阿瑟，一旦联合国在朝鲜的地位得以巩固，美国有可能把受过部队训练的国民警卫队组成的两个师作为占领军派驻朝鲜。如若不然，联合国部队将不得不从朝鲜撤军。
　　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麦克阿瑟继续守卫在朝的一系列阵地。同时要给共军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但必须首先考虑你部的安全和保卫日本这一基本使命。”他们又补充说：“如果根据你的明确判断，为了避免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损失，你们必须撤退的话，那时你可以将部队从朝鲜撤到日本。”
　　麦克阿瑟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去的愿望再次破灭。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他十分挑剔地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这一指令加以“澄清”。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抉择是：如有可能就在朝鲜坚守，否则就撤出；他认为这一抉择是自相矛盾。然而他说，有一点则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联合国军尚不够强大，既不足以守住朝鲜，也不足以保护日本。麦克阿瑟接着说，战略部署“必须建立在压倒一切的政治政策的基础之上，该项政策要确定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的相对性”。一条滩头阵线(后经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后，改称为旧的洛东江防线)可以坚守一时，但不可避免会遭到损失。他写到：“至于这种损失是否称得上‘严重’，在某种程度上这要取决于人们给这个词什么样的涵义。”
　　接着，麦克阿瑟对驻朝官兵的士气进行了令人担忧的评价。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联合国军与共军的作战能力则令人怀疑。这种指责不应是一位战区司令官对其部队即兴做出的评价，不过，麦克阿瑟没有对此加以说明，他说道：
　　长期艰苦的作战已使得部队疲惫不堪，而一些可耻的宣传则使他们更加感到痛苦。一些宣传机构曲解了撤退行动，并对官兵的勇气和战斗素质妄加责难。官兵的士气势必严重影响他们的战斗力。而要想让官兵们心甘情愿地面对战争危险，必须向他们清楚地解释要他们以生命换取时间这一政治基础，并让他们充分理解这一基础的必要性。 www.6park.com

　　电文最后，麦克阿瑟力图把责任推到华盛顿方面，他要华府就驻朝联合国部队去留问题立即做出决定。他指出，这一决定“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战区司令官的能力……因此，我的疑问是，美国现行的政治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是要无限期地，还是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在朝鲜保持某一军事地位，抑或是在可以撤离朝鲜时尽快撤离，以减少损失？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在朝鲜统兵的指挥部受到种种特殊条件的限制，这种情况下，其军事地位是难以保证的。但是，如果出于压倒一切的政治来考虑这样的要求，联合国军能够坚守一定的时间，直至全军覆没。”
　　事实上，麦克阿瑟意在说明两点：一是美国的现行国家政策，既保日本又守南朝鲜是不切实际的；二是官兵士气异常低落，极其危险。为起草回复麦将军的电文，杜鲁门总统1月12日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国务卿艾奇逊认为，麦克阿瑟的电文无异于“一份留给后人的官方文件”――一旦局势恶化，麦克阿瑟就可把责任推到华盛顿头上。他感到麦克阿瑟已刚愎自用，桀骜不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且基本上背叛了他的总司令的宗旨。
　　麦克阿瑟的电文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感到震惊。经马歇尔部长批准，参谋长们派柯林斯将军再次赴朝以获取有关第8集团军士气和战斗能力的第一手资料。为修订空军撤退计划，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决定一同前往。两人于1月12日下午离开美国。不过，临行前，他们也参加了杜鲁门总统召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总统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草拟给麦克阿瑟的电文。随后，这则电文立即发给了远东司令官，要求他必须服从国家政策。参谋长们接受了麦克阿瑟的观点，即：坚守朝鲜的计划可能难以实现，尤其是中国人如果继续采取大规模进攻行动的话。但他们又要求他“在发布从朝鲜撤军的正式命令之前，必须进一步争取时间，好让华盛顿与其他参战的联合国成员国进行外交和军事上的必要磋商。这既符合我国的利益，也符合联合国的利益。除非确实迫于军事上的考虑，否则决不可从朝鲜撤出；并要给共产党侵略者以尽可能大的、可以实现的惩罚，这对美国的国际威望以及联合国和北约的未来至关重要，对在亚洲努力组织反共的抵抗运动也至关重要”。
　　麦克阿瑟此时真是举步维艰：他要尽可能长地坚守朝鲜；而部队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方可撤离朝鲜。参谋长们不同意麦克阿瑟所谓在联合国部队被迫撤出之前，就应决定从朝鲜撤离的主张。而实际上参谋长们是想让中国人自己来证明他们有能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而不是事先认定他们已有这种能力，于是就忙着从朝鲜撤离。
　　当然，朝鲜目前的局势本身已经证明参谋长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就在东京的麦克阿瑟认为驻朝联合国部队不可能守住朝鲜的同时，部队官兵们仍在那里坚守着。其直接原因是中国军队的给养再次短缺。在西线战场，敌军已经进入了后撤阶段。这是他们惯用的策略之一，即前进，进攻，撤退；再前进，进攻，撤退。中国军队只有投入数量众多的兵力，并且能与联合国部队的飞机、大炮相抗衡，才有可能将联合国部队赶出朝鲜。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投入那么多的兵力。于是，人们怀疑中国人是否真的打算把联合国部队全部赶出朝鲜。或许，他们只是在虚张声势，实际上，只不过是想把第8集团军赶回南朝鲜而已。的确，12月份中国拒绝联合国有关以三八线为界实行停火的提议以后，人们开始对中国人要把第8集团军赶出朝鲜的推测加以怀疑。而北京方面决定以战场上的胜利作为筹码，要挟联合国答应其有关台湾问题和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要求，这显然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一方面第8集团军正艰难地阻击着中朝共同发起的1月攻势，另一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下定决心尽可能把仗打下去。与此同时，国务卿艾奇逊正紧锣密鼓地策划着要在世界舆论上孤立中国。经杜鲁门同意后，他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上提交一份议案，宣布中国为侵略者。
　　尽管早些时候中国曾拒绝接受联合国有关停火的提案，但联合国停火委员会认为这并不是最后的态度。因此，委员会又着手起草了一项新的和平方案，打算满足北京方面所提出的一些要求。1月11日，就在美国官员们获悉这一方案几个小时之后，该方案提交给了联合国第一委员会。这一和平方案包括六个具体步骤，即：双方立即停火；进一步寻求促进和平的新措施；从朝鲜撤出武装力量；“作出妥善安排”，让朝鲜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为朝鲜统一做出临时安排；建立一个“适当的机构”来解决有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个“适当的机构”将由美国、英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代表组成。
　　这是一项破坏性方案，因为建立一个适当机构的建议显然为美国设置了障碍。首先，在拒绝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这个问题上，英美两国立场各异；一旦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对台湾国民党的支持势必减弱。即使美国能够阻止那一适当的机构所提出的正式行动，它也将不可避免地失去世界舆论的支持。
　　如果中国当时悟出其中的奥妙，他们自然会欣然接受这项方案，因而也就会被全世界所接受。那样一来，不管是在朝鲜还是在联合国，红色中国将会实现其主要目标，而台湾问题也将最终得到解决。艾奇逊很快认识到，现在美国不论作何抉择，结果都会“凶多吉少”：倘若接受这个方案，政府会受到国内共和党人以及院外援台集团的猛烈抨击；倘若反对，美国就会落下破坏和平的罪名。
　　艾奇逊缜密计划，决定铤而走险。他认为去年12月中国拒绝联合国提出的停火议案，已表明中国领导人态度强硬，政治上尚不成熟。因此，他推断中国政府有可能再次拒绝这一方案。艾奇逊建议杜鲁门同意这项方案。他指出：如果中国反对，那么，其他国家就会站在美国一边，一道指责中国的侵略。杜鲁门全盘接受了他的建议。
　　正如艾奇逊所述：“事情并不像预料的那样顺利。”尤其是在参议院内，这个方案还遭到了反对。然而，当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汀对此方案大加称赞，并表示美国将投票支持这项方案之后，该方案很快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获得通过。第一委员会还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将方案转交给中国政府。1月17日，中国政府作了答复：不包括政治谈判的停火方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北京方面针对这一方案提出了反提案，其内容与去年12月所提出的要求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即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从台湾撤军。艾奇逊这次取得了胜利。中共领导人完全暴露了国际政治方面不成熟的一面。这样一来，中国政府迟钝的反应使艾奇逊在联合国占了上风，他宣称：“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
　　对美国人来讲，这简直是天赐良机。1月20日，奥斯汀特使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提交了一项提案，其中公开宣称红色中国为侵略者。尽管一些联合国成员国不大情愿将这一罪名加在北京头上。但这项提案还是于1月30日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上得到通过，2月1日又在联大获得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商讨如何对中国侵略者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组成另外一个委员会，设法结束这场战争。艾奇逊计谋周全，天衣无缝。虽然一些联合国成员国对此有怨言，但美国政府却在国内外大获全胜。一是，红色中国作为一个侵略者成了广泛谴责的对象，二是并未在国内因被迫接受联合国拼凑的四国委员会而引起政治反响。
　　 1月15日，柯林斯和范登堡两位将军飞抵东京。与麦克阿瑟会晤之后，便飞往朝鲜。他们亟待了解的问题是，第8集团军的士气是否如麦克阿瑟所描述的那样令人失望。范登堡巡访了几座空军基地，同时，柯林斯也由李奇微将军陪同，走访了美军和联合国军的一些指挥部以及南朝鲜部队。柯林斯发现麦克阿瑟有关驻朝官兵士气的说法实在是大错特错。第8集团军将士不但士气高昂，而且在李奇微进攻思想的有力鼓动和指挥下，全军高昂的士气还在与日俱增。不过，南朝鲜部队官兵的士气的确比较低落，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朝鲜人一直害怕中国人。柯林斯得出的结论是：一旦美国表示有可能从朝鲜撤军，南朝鲜部队便会土崩瓦解。但他感到：如果美国仍然坚定不移，南朝鲜部队也会守在阵地上。此外，李奇微也向柯林斯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不大可能把联合国部队完全赶出朝鲜。即便中国人下定决心并强攻不舍，可能将联合国军赶回到釜山周围的滩头堡阵地，但第8集团军仍可凭借西翼的大海，并从空中袭击中国的补给线，从而守住阵地。
　　与此同时，范登堡将军乘坐直升飞机作了空中侦察。他还飞到联合国军阵地1.2英里以外的地方，并走下飞机，与地面巡逻队一起进行侦察。正如施纳贝尔在其朝鲜战争第一年军事策略研究中所说：范登堡将军此举充分显示了他的胆略，但也反映出“他在怀疑自己的判断”。中国人倘若捕获美国空军最高指挥官和联席会议的一位参谋长，那简直是如获至宝，而范登堡胆敢与巡逻队一道外出，显然是在冒被抓捕的危险。
　　柯林斯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回了一份乐观的报告。报告中指出，第8集团军至少能在朝鲜坚守一段时间。这样便使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月17日推迟作出任何直接对抗红色中国的决定。柯林斯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1月18日他与范登堡一起返回华盛顿后，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回美国的军界领袖才大大舒了一口气。柯林斯后来写道：“这是自去年11月份以来，华盛顿当局首次对联合国军被赶出朝鲜不再持悲观态度。”
　　柯林斯将军对驻朝联合国军士气的评价与麦克阿瑟的观点截然相反，这是朝鲜战争的一个分水岭。正如施纳贝尔和沃森在其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史所作的研究中所说，11月25日，中国人开始反攻后的数周内，“朝鲜冲突所涉及的统帅关系中发生了不易察觉的但却是重大的变化。除了在代表第8集团军统帅将领的席位中增加了一名新人外，组织结构并没有变化。而那位住在东京的威严人物却不再那样显赫了。以往的每一项重大决定：将美军派到朝鲜；选择在仁川登陆；从第8集团军分出第10军；指挥联合国军向鸭绿江挺进等，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都起了决定性作用。仁川登陆后他的声名鹊起，而此时其威望却一落千丈。11月下旬，中朝进攻出现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使他的信誉受损。尤其是在柯林斯对他所说的第8集团军官兵士气消沉的看法提出异议之后，他的声誉进一步下降。的确，人们有理由认为麦克阿瑟将军本人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不然，他频繁地改变自己对朝鲜军事前景的看法似乎难以解释。他的上司也被那些频频要向东京选派特使的要求搞得失去了耐心，已不再完全信任他了”。
　　朝鲜地面战场这时已相对平静。中国人处于进攻周期中的后撤阶段，正忙于补充兵力和给养。由于头几天的进攻中有数千人伤亡，他们正增加援兵以补空缺。中国部队还在其撤退位置的后方与美第8集团军前线之间组成了掩护队伍。不过，两军实际上已停止交火。
　　李奇微对其情报部门所提供的情报并不满意。正如他所写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进行的有力巡逻和持续不断的空中侦察，并未发现任何中国部队的踪迹。”第5航空队司令厄尔・E・帕特里奇少将向李奇微提供了一架旧的AT-6高级训练机。他还亲自驾机，与李奇微一起飞到第8集团军阵地前方20英里处，而且时常是掠着树梢飞行，进行仔细观察。李奇微这样写道：
　　 “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活动的生物。既没有篝火的烟雾，也没有车辙痕迹，甚至没有被人践踏过的积雪，以表明那里驻扎着大部队。”
　　要弄清那里的情况，只有小心挺进到那个地方才行。于是，李奇微决定向前推进，但他指出，这次推进与“11月24日麦克阿瑟指挥的向鸭绿江逼近的那次鲁莽而缺乏协调的行动截然不同”。1月20日，李奇微指示其下属将官创造机会，对敌人采取迅速而猛烈的行动，以打乱敌军为新的攻击所做的准备。1月22日，西线第1骑兵师的一支特遣队在仁川附近向前推进了几千码，他们只遇到了零星的抵抗。这表明中国军队的主力实际上并未占领第1和第9军前线附近的阵地。因此，1月25日，李奇微计划由美第1和第9军各派一个师，与南朝鲜的一个团一起组成一支更大规模的侦察性队伍。取代号为“霹雳行动”。此次行动经过缜密部署，协同向北挺进，以图搜寻敌军。李奇微照本宣科，坚执采用美国陆军教条主义式的攻击模式，即先由坦克、防空自动武器和大炮轰击一些山丘高地，在这一火力掩护下，步兵开始进攻，并清剿敌人所有的地面部队。尔后，再向下一个攻击目标挺进。被赶出来的敌军会受到空军或海军战机的攻击。同时，他摒弃过去那种战法，只由主力纵队沿公路挺进，而不管有没有步兵在邻近山区进行侧翼支援。李奇微坚持采用在朝鲜罕见的战术：挺进部队必须保持坚固的前线，并与左、右两翼的其他部队保持联系。其目的当然是要防止中国人从两翼迂回包抄，或穿插到美军身后建立破坏性路障，而这些做法过去曾重创过联合国部队。有第8集团军的兵力和武器，这种做法是可行的。
　　第1和第9军精心策划的进攻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尽管乌山东部土耳其旅曾与约一个团的中共军队短暂交火，但不久共军便撤退了。进攻的头几天里，中国部队只在夜间发起一些小规模反击。但总的来讲，他们只是在撤退前采取了一些警戒行动。
　　然而，第10军战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就在最西线的两个军按部就班向前推进的同时，李奇微派第10军北上开展牵制性行动。第10军装甲巡逻队抵达共军丢弃的原州之后，继续北上，向10空里外的横城推进。而美第2师23团和所属的一个法国营也于1月31日挺进到离原州西北约20英里的奇永里附近的“双隧洞”地区。他们遭到了中国部队的顽强抵抗，中国人多次向法军和美军阵地发起反击，直到后来才被空中打击所击退。这次交火使第23团和法国营分别损失了105和125人。不过，敌军的伤亡估计达上千人。
　　与此同时，美第1和第9军装甲先遣部队在向北挺进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共军的顽强抵抗，不过这些抵抗仍是阻滞性行动。联合国军的挺进纵队开始遭遇布满地雷的公路，而中共军队的迫击炮和大炮也开始打到联合国军的阵地之内。中国部队抵抗强度不断增加，而到了2月9日，敌军的反击却突然停止。联合国军巡逻队渗透到仁川以东3英里处，竟未发现任何敌军的行动。另外一些巡逻队冒着狂风暴雪挺进到汉江沿岸，也未遭遇敌军。2月10日，第25师的先遣部队向前推进了约6英里，未放一枪就占领了仁川和金浦机场。傍晚时分，美第1军已逼近汉江南岸，并可以隔江眺望汉城。
　　这时，李奇微命令东面的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向北发起进攻，包围横城西北13空里处的洪川，以期粉碎北朝鲜军在洪川南部的集结。此外，部署在东部山区的其他南朝鲜部队也要向前推进，以保护第10军的右翼。2月5日，号称“围捕”的行动开始了。南朝鲜第5和第8师协同第10军向北挺进，准备包围洪川。美第2师、第7师和第187空降团战斗队也出动了装甲车、炮兵和步兵队伍配合作战。2月6日，南朝鲜部队遇到猛烈阻击，尤其是右翼的南朝鲜第8师在向横城东北进军途中损失惨重

　　中国人的战略方针是严格遵循一项训练指示，第9军曾在冬季截获了这项指示。它指出：“决不可仓促交战。在战斗中，审时度势，制定周密详尽的作战计划，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必要的。不了解敌情变化，对我军应战能力也不甚清楚，就草率进行战斗，以期速战速决来消灭敌人，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因此，对待战争绝不可仓促轻率，也不可急躁……只有当形势完全于我方有利之时，方可交战。”
　　中国人的这一战略十分实用，但仍使李奇微有机会占领共军控制以外的大部分南朝鲜地区。他抓住时机，制定出了出色的进攻计划。李奇微并没有命令部队全线推进，而主要由第9和第10军在战线中部进行强攻，以图攻克春川。该城是朝鲜中部重要的公路交通枢纽。占领该城一来将截断敌军最便捷的撤退道路，使他们只剩下崎岖不平的山路可退走；二来还可从侧面打击占据汉城以及驻守汉江西岸，与第1军对峙的敌军部队，同时也可对大部分驻扎在东部山区的北朝鲜部队实施侧翼进攻。李奇微雄心勃勃，希望这次攻击能捕捉到大量阻击联合国军的中共部队。另外，他还计划向春川空投第187空降团战斗队，以切断敌人的退路。然而，由于中国部队撤退迅速，李奇微不得不取消这次空降计划，而且也未能捕捉到数量可观的中国军队。
　　这次代号为“撕裂者”的进攻行动始于3月7日。联合国部队的目标是要到达“爱达荷线”。此次行动如能成功，那就意味着实现了纵深突入共军中部前线的预期目标。在第1军战区，猛烈的炮击拉开了行动的序幕，同时第25师则越过汉江，在离汉城东部约20英里的汉江与北汉江的交汇处向敌军发起了攻击。为了分散中国人对第25师的注意力，南朝鲜第1师和美军第3师在汉城附近实施了牵制性攻击。中国部队进行了连续3日的顽强抵抗，尔后在慌乱中撤离了战场。在进攻前线的其他战场，联合国部队从第一天起就取得重大进展。共军的小部队像以往一样利用隘口、路障以及山脊进行阻击，而当他们被包围，或遭到空中或地面炮击之后，幸存者才会撤退。中国军队这种阻滞战术十分奏效，因为他们选择了最难以接近的地方进行作战。那些地方往往山势陡峭，交通不便，易守难攻。不仅如此，当时的天气也帮了中国人的大忙。雨水加上车轮反复碾压，公路变得泥泞不堪。尽管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工兵以及数以千计的朝鲜平民不断在整修公路，但道路不畅仍影响了第8集团军的推进速度。这种缓慢的推进持续了6周之久。尽管联合国军并未成功地大量歼灭敌人，但毕竟从共军手中收复了南朝鲜大部分失地。
　　 “撕裂者”行动最惊人的结果是使汉城内外共军的处境发生了变化。联合国部队从春川两侧向北挺进，如果李奇微决定向西部突破，切断汉城通往北边的道路，那么，汉城内外的中国军队将会腹背受敌而无退路可言。不过，中国军队未等李奇微动手，便于3月14、15两日撤出了汉城。14日晚至15日晨，一支南朝鲜巡逻部队发现中国军队已基本上放弃了汉城，南朝鲜和联合国部队便在无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迅速占领了汉城。交战9个月来，首都汉城已是第四次易手。
　　与此同时，东部太白山区却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在联合国部队的后方，即在东海岸三陟镇的西部春邦山脉一带，北朝鲜第10师一直在活动。虽然有4个师之多的南朝鲜兵力对它进行围攻，并使它遭受惨重伤亡，但该师仍然保持完整，并于3月17、18日从南部一路突破南朝鲜第3和第9师的防地，从后方攻入了前线，并在北部消失了。
　　在第9军战区的公路上，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坦克地雷。山坡上也发现了地堡、战壕、有顶棚的掩体以及无计其数的机枪掩体。看来要有一场艰苦的阵地战。尽管中国军队在春川南部进行激烈抵抗，有时还不得不通过白刃战才能将敌兵赶走，但第9军仍稳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如第1海军陆战团，第1骑兵师、第24师、南朝鲜第6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一直向前挺进。隶属于第1骑兵师的有希腊营和泰国营。而第27旅也于最近补充了加拿大帕特里夏公主轻骑团第2营，新西兰第16野战炮团和印度第60野战医院及外科手术队。
　　到了3月19日，美第9军巡逻队已进入了春川谷地。此时，空投第187空降团战斗队显然已无必要，因为中国军队早已撕破包围圈。李奇微于是制定了一个应急计划：3月23日，他命令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在汉城西北大约20英里处，濒临临津江的汶山里一带实施空降，此次行动的目的是想再次围歼汉城以北美第1军和临津江之间的大批中国军队。“陷阱”已经布下，但这回“猎物”又一次逃脱了。
　　 3月底，第8集团军基本上已挺进到三八线，而东海岸的几支南朝鲜部队甚至越过了三八线几英里。尽管这具有讽刺意味，但以往的一条政治分界线而今却成了一条战线。不过，这条战线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从杜鲁门总统回答记者的提问中可以看出，三八线已基本上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3月15日，他在回答一位记者就有关联合国部队是否准备越过三八线这一问题时说：“这是一个由战地司令官决定的战术问题。远在7000英里以外的总司令不会干预战地行动。我们一直在为解放大韩民国而工作，并按照联合国的意愿建国。这与三八线毫不相干。”是否越过三八线，最终要由李奇微来决定。征得麦克阿瑟的同意后，李奇微越过了三八线，继续向北挺进，以期最大限度地消灭共产党部队。
　　共军主力现集中在铁三角以及华川水库至麟蹄一带，并在为春季反攻做准备。第8集团军严阵以待。李奇微和其他指挥官尚不能肯定的唯一一点是共军将在何时何地发起进攻。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共产党军队并未打算从铁三角一带向后方撤退，因为他们没有在后方构筑任何防御阵地。到4月的第一个星期，情报部门已查明了中共部队9个军(27个师)的兵力，并且基本查明北朝鲜的18个师和6个旅，以及中共另外10个军(30个师)的兵力。尽管这些部队都曾遭重挫，中国人也不大可能动用57个师的兵力，然而他们的力量强大，进攻的势头显而易见。
　　在这种情况下，李奇微认为与其让第8集团军按兵不动，还不如让他们向前推进为好。于是，4月5日，继“撕裂者”行动后，他又命令联合国军开始了“狂暴行动”。此次以“堪萨斯线”为目标，向北全线出击。“堪萨斯”这条新线沿三八线以北的高地而划，西至临津江，那里地势较低，由联合国部队把守。这条战线绵延115英里，其中包括汉江流入黄海之前的14英里水段和10英里宽的华川水库这道水障。此座水库为汉城提供水源和电力。在东部山地，山势险峻，几乎无路可行，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双方的行动。而在这条战线的其余地方，第8集团军可以控制大部分阵地。
　　向“堪萨斯线”挺进的速度颇为迅速：到4月9日，除了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尚未走出高耸入云的太白山外，其他部队都已推进至该条战线。这两支部队行动迟缓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敌军的阻滞，而是崎岖不平的山路。不过，这两支部队也在快速向此战线推进。当天，北朝鲜部队打开了华川水库的水闸，企图淹没流向西南的北汉江下游流域。不到一个小时，江水水位就猛涨了几英尺，冲垮了一座由工兵架设的浮桥，并迫使他们把另一座浮桥拖回岸边。为此，第8集团军的第7骑兵团和第4突击连组成了一支快速特遣队，夺取水坝，关闭闸门。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并未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缺乏足够的登陆艇，他们无法越过水库。不过，这倒也关系不大，因为汉江水位很快就回落下去，此举对联合国部队行动的影响已微乎其微。
　　联合国部队快速而成功地推进“堪萨斯线”，促使李奇微又在西部增设了另一目标线。该线名为“犹他线”，实际上是“堪萨斯线”西部向北突出的一个部分。此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将联合国部队插入到铁原以南、铁三角地带西南的一个重要阵地。第1军和第9军最西部的部队参加了此次行动。他们进展迅速。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另外一些事情。

第二节 麦克阿瑟一意孤行

联合国军推进到三八线后，为杜鲁门政府开辟了向中国人提出停火的机会。一切又恢复到了先前的状态，联合国军司令部不是退回到了三八线，而是推进到了这条分界线。这样，即便不是处于主导地位，但至少从实力上也可与共军进行谈判。
　　杜鲁门总统决定发表一项公开声明，意在表明联合国军司令部愿意考虑停火。3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卿艾奇逊和国防部长马歇尔就国务院拟订的声明草稿进行讨论。在此后的几天里，该草稿在联合国一些成员国中传阅，以了解他们对该草稿的看法，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在不影响美国有关台湾和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的前提下，美国人在草稿中再次提出停火。不过，杜鲁门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停火至少为政治解决朝鲜问题提供了很大可能，而战争也有可能就此结束。
　　杜鲁门打算指出，除了解放南朝鲜，尤其是解决南北朝鲜统一问题和在整个朝鲜建立一个自由国家这些目标外，联合国的其他目标均无需再流血便可实现。正如施纳贝尔在其有关朝鲜战争头一年政策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我们在请求中国共产党人停火，并希望能同他们就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协商。中国人同时也得到了警告，那就是如果他们拒绝谈判，联合国部队将被迫继续进行战斗。”
　　 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提醒他注意事态的变化。电文中说：“国务院正草拟一项总统声明，由于联合国军已肃清了南朝鲜大部分地区的侵略者，现在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坚持认为，应进一步进行外交努力，以便解决朝鲜问题。在联合国军主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之前，这将需要时间来判断外交上的反应，并将可能进行新的谈判。国务院认为三八线已失去了军事意义，并已询问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你应具有什么样的权限，以便在今后几周内得到充分的行动自由，确保联合国军的安全，并继续与敌人保持接触。希望你发表意见。”
　　麦克阿瑟在复电中对其行动受到限制提出抱怨，并就未能攻占北朝鲜一事做了一番毫无道理的解释，其实谁也没有特意要他这样做。麦克阿瑟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具体要求置之不理，他回答说：“建议不要再给联合国驻朝司令部进一步施加军事方面的限制。已有的限制不应再增加。对我空军和海军行动范围的限制已造成我方军事失利，同时也造成了敌我地面部队数量上的悬殊。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我军既不可能扫清北朝鲜的部队，也不可能做出大的努力来达到这一目的。我现在下达的命令首先是基于我军的安全考虑，同时也完全符合国务院提出的两点内容。”
　　这就是问题所在。麦克阿瑟明白美国正在设法谋求停火，并努力探寻同盟国的意见。美国总统正打算通过电台传递给中共一个信息，主动提出和平与一项和解措施。结束战争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3天后，麦克阿瑟将军在不向美国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发表了一项声明。这是有史以来，一位战区司令官蔑视上级指令，违抗他所效忠的国家的既定政策的最露骨的一种行为。
　　麦克阿瑟的声明是在远东时间3月24日公布于众的。声明中，他除了篡夺美国总统的大权以外，还使用傲慢和轻蔑的字眼来贬低中国人，说是如果红色中国不求和，战争将会继续扩大，他的话在北京看来，不啻是一道最后通牒。
　　麦克阿瑟在声明中宣称：“即使现在联合国部队的行动受到种种限制，红色中国也因此获得了相应的军事优势，但事实证明红色中国完全没有能力以武力来征服朝鲜。”他转而又指出：“根本问题实质上仍是政治问题，因此，必须在外交领域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接着说：“因此，敌人现在必定已痛切地认识到：一旦联合国决定改变其宽容的态度，不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地区，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及其内陆基地，那么红色中国注定会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然而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不用说我会随时准备在我的权限之内与敌军指挥官在战场上进行会谈，努力寻求一切军事途径。以不再流血的方式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而这些目标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提出反对。”
　　麦克阿瑟找到了一种破坏杜鲁门和平倡议的方法，并付诸实施。尤其当众多盟国一齐询问美国是否已改变其政策的时候，杜鲁门实在无法提出这一倡议。
　　尽管麦克阿瑟矢口否认自己曾有意提出一项国家政策，但证据确凿，难以抵赖。他是在为扩大对中国的战争进行辩护。他知道杜鲁门政府反对扩大战争，而且看到总统新的倡议会将那扇大门关上。他在获悉总统计划的几天之后，向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这种极大的巧合的确忽视不得。
　　麦克阿瑟在其备忘录里称他的声明是以“一名战区司令官的局部观点”发表的“例行公告”。他说以前他曾两次提出要敌军投降，而华盛顿方面未曾“提出丝毫异议”。不过，他却只字不提那两次声明发布的时间是在去年的10月1日和9日，也就是联合国军进攻北朝鲜的前夕，而当时他是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发布声明的。
　　麦克阿瑟3月24日擅自发表的声明实际上是一位战区司令官令人难以置信的犯上行为。正如杜鲁门后来所写的那样：“政府曾三令五申不得就外交政策自行发表任何声明，这是一种完全无视命令的行为，这是在公然违抗我作为总统和总司令下达的命令……”
　　杜鲁门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指示麦克阿瑟遵守总统有关发布声明的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向麦克阿瑟发出了以下重要电报：“总统指示你应注意他在1950年12月6日下达的命令。考虑到1951年3月20日向你发出的指令，你今后发表的任何声明都不得违背12月6日命令的内容。总统还指示，如果共军领导人在战场上要求停战，你应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听候指示。”
　　麦克阿瑟亲手毁了自己的地位，这似乎难以置信，可就在1951年3月15日麦克阿瑟越权发表声明之后不久，即3月20日，他又在给众议院中少数派(共和党)领袖小约瑟・W・马丁的复信中再放厥词。马丁在3月8日致函麦克阿瑟将军，希望他能够支持自己有关在战争中使用中国国民党军队的观点。在此之前，麦克阿瑟也曾多次向杜鲁门政府提出同样要求，但均遭到拒绝，而且每次政府都向他解释，利用蒋介石的部队会引发政治问题。然而麦克阿瑟在复信中不但表示同意马丁的看法，而且再次提出他那众人皆知的论点，即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是以牺牲亚洲来偏爱欧洲。在复信中，他批评有限战争的战略，并用那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的话来作信的结尾。这句话经他反复使用，已理所当然地在公众心目中成了麦克阿瑟本人的代名词。到了1962年，麦克阿瑟又将这番话讲给了西点军校的一班毕业生听：“你们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变的，明确而又神圣的，那就是打赢我们的战争……必胜的信念，要切实认识到，战争中只有胜利，任何东西都不可代替胜利。”麦克阿瑟就是这样表现他自己的战争理念的，即战争要打到底，要打到全面胜利，要打到敌人无条件投降。这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截然相反。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国家政治目标的延伸，只有为国家的利益，才有必要继续进行战争。因此，麦克阿瑟要把战争打到底的观念只会有悖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国家政策。朝鲜战争显然是为有限的国家目标而进行的，而不是要美国卷入一场与中国为敌的、结果难于预测的全面战争。
　　一位战区司令官竟给众议院中的反对党领袖写出这样的回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麦克阿瑟对美国保护台湾和支持中国国民党这个远东最具爆炸性的政治问题大发议论，这无疑将自己置于杜鲁门政府的反对派手中。麦克阿瑟该不会对马丁后来的行为感到吃惊。4月5日，马丁在众议院宣读了麦克阿瑟的复信，这无异于向公众宣布麦克阿瑟反对政府的政策，这样，麦克阿瑟在这场争执中的立场便首次公布于众。麦克阿瑟要求扩大在亚洲的战争，而种种迹象表明，共和党人，尤其名义上是孤立主义者的共和党人，为了攻击杜鲁门和艾奇逊，正在利用麦克阿瑟。不过，麦克阿瑟在信中提及的问题也促使政府决定在随后的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中将这场战争的目的这一问题提出来。
　　 4月6日，杜鲁门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到会的有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特别助理W・哈里曼和布莱德雷将军。杜鲁门要他们回答一个问题：如果麦克阿瑟继续违抗他的指令，应该采取何种行动。哈里曼表示：应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马歇尔则认为：应慎重行事，给他(麦克阿瑟)一些反思的时间。布莱德雷表示：麦克阿瑟应被革职，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应首先就此进行讨论。艾奇逊主张罢免麦克阿瑟，但他同时指出，这会在政府内引发一场最激烈的斗争。艾奇逊向杜鲁门建议：应按照他所有文职和军职顾问们深思熟虑的建议行事，并应得到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他还敦促布莱德雷和马歇尔在不考虑总统意见的前提下，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充分讨论这一问题。
　　杜鲁门并没有表态，只要求他们4人在当天晚些时候相互协商，并准备于次日，即4月7日，星期六，再与他进行磋商。当天下午，这4位高级顾问在马歇尔的办公室里讨论了将近两个小时。他们虽提出了几点意见，但仍没有得出结论。不过他们建议杜鲁门在下一周，即4月9日前，不要作出任何决定。星期六上午，他们把这条建议转告给了杜鲁门总统，恳求他利用周末与国会两党领袖进行商谈。
　　星期日下午，布莱德雷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们均出席了会议。4个小时以后，这几位参谋长，用柯林斯的话说，“个个神情严肃，面带忧伤”地走进了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办公室。马歇尔逐个询问了他们的看法。柯林斯认为总统有权拥有一位与自己见解更为一致、更积极响应总司令意愿的司令官。谢尔曼也觉得总统应有一名“我们可以信赖而且可靠的”司令官。参谋长们均认为麦克阿瑟应该免职。
　　 4月9日，星期一上午，艾奇逊、马歇尔、哈里曼和布莱德雷再次来到总统办公室。杜鲁门告诉他们4人，他已在周末与国会领导人就此事进行了磋商。现在他想听听4位顾问的意见。布莱德雷回答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麦克阿瑟应该免职。马歇尔表示赞同。艾奇逊和哈里曼也强调要罢免麦克阿瑟。杜鲁门随即宣布了他的决定：麦克阿瑟将被解除指挥权。也就在此时，总统才向这4位表露，3月24日，麦克阿瑟发表声明后，他就已决定要罢免麦克阿瑟。
　　谁来接替麦克阿瑟呢？布莱德雷和马歇尔认为非李奇微莫属。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会后，马歇尔和布莱德雷立即召见柯林斯，命他准备草拟致麦克阿瑟、李奇微和詹姆斯・A・范・弗利特中将的电文，范・弗利特此前已被确定在必要时接替李奇微。
　　一个时代行将结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麦克阿瑟这位美国军界声名显赫的人物，38岁时就在一战中担任美第42师(彩虹师)的旅长职务，是美国英雄榜中伟大而杰出的人物。就在不到7个月前，他所指挥的仁川登陆曾使他的事业如日中天。而在去年11月24日，由于他执意进攻中共主力部队，自己的军事声誉在政府和军界领袖中已被玷污，此时他已被击倒，并非因为他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因为他政治上的无能。尽管他才华横溢，光彩照人，但他不知怎的却忘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即所作的决定，不论是对是错，多半是在政治上达成一致或妥协的结果，而且多半要经过一个政治过程，而该过程的基础是民主选举的代表，任何偏离这一过程的言行都将威胁到美国的政治平衡。麦克阿瑟对错与否并没有差别，问题在于他单方面自行制定政策，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之外行事，因而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美国，身居要职而自行其是的人往往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孤立，而这种孤立也防止这些人和可能成为独裁者的人攫取更大的权力。
　　但是，麦克阿瑟被罢免一事的确使美国人民深感震惊，也使大多数西方人感到震惊。公众对麦克阿瑟背信弃义，盗用总统名义提出和平建议，并破坏总统有关停火计划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只有少数人了解麦克阿瑟曾两次中了中共部队的埋伏，在军事上铸成大错。同样，赞成还是反对使用中国国民党部队的理由对某些美国人来说也深不可测。同意政府主张的人对麦克阿瑟在此事上的一意孤行以及他拒绝接受美国官方立场也知之甚少。最后，麦克阿瑟在回复马丁的信中就此事所做的回答则把自己完全推到了杜鲁门反对派的阵营之中，而他被革职也必将产生党派性影响。对那些不了解详情的美国人来讲，这件事多少带点政治上勾心斗角的色彩，同时人们也多多少少把事关美国安全的决定同政治需要联系起来。尽管这完全是一种假象，但在1951年，由于政府内部纷争激烈，麦克阿瑟给马丁的回信似乎表明他支持杜鲁门的反对派――共和党人，而这又使本可澄清的问题变得朦胧不清了。除此一切外，战争期间免去一位战斗英雄的确令美国人深感不安。
　　艾奇逊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建议是明智的。若不是总统得到了所有文职和军职要员们强有力的支持，那么此事对政府在政治上造成的伤害将是致命的。现在杜鲁门已经得到了支持，而麦克阿瑟阵营中的所有领导人，不管愿意与否，都退出了麦克阿瑟将军的阵营。因此，在华盛顿这些领导人当中也存在极大的担心和焦虑，这件事以及整个这一批人都应该谨慎对待，免得有人落伍，走出坚强的杜鲁门阵营。因而，4月10日，星期二，下午，几位要员再次在杜鲁门办公室碰面。总统新闻秘书约瑟夫・肖特奉命准备一份新闻稿，宣布罢免麦克阿瑟的职务，布莱德雷则协助起草这份声明。
　　政府也已制定出一个计划，以尽可能谨慎的方式通知麦克阿瑟本人。根据计划，当时正在远东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将这一通知带到东京美国大使馆麦克阿瑟的住处，时间安排在东京时间4月12日上午10点(华盛顿时间4月11日晚8点)将军动身前往第一大厦之前。
　　 4月10日，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左右，杜鲁门接到并签署了命令。他把命令交给艾奇逊，由艾奇逊通知驻釜山的穆乔大使，再由大使把命令转交给佩斯，而当时佩斯正和李奇微一起呆在前线。接到命令后，佩斯要飞往东京，将命令当面交给麦克阿瑟。然而，国务院使用的商务通讯设备出了故障，佩斯未收到这则电文。当时，就在佩斯还在前线的时候，新闻秘书肖特告诉布莱德雷将军，不知怎么搞的，《芝加哥论坛报》已风闻免职一事，准备在次日上午刊登这则消息。布莱德雷立即前往布莱尔大厦通知总统，总统当即决定使用军事通讯系统，将命令直接传达给麦克阿瑟。他还指示尽快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于是，在4月11日凌晨1点钟，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记者们获悉了这个消息。遗憾的是，政府精心安排的计划却弄巧成拙，这使麦克阿瑟得到了公众更多的同情。
　　在记者招待会前大约一小时，总统的命令通过军用通讯线路传达给了麦克阿瑟本人。这条由布莱德雷署名的命令这样写道：
　　我奉命将杜鲁门总统的以下指示转达给你：作为美国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我有责任撤消你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联合国部队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美军驻远东指挥官的职务，并对此深感遗憾。请将你的指挥权立即移交给马修・B・李奇微中将。你将有权发布必要的命令以完成你所选择的归国旅程。下一道电文将对你的免职做出解释，也将同时与此命令一起公布于众。哈里・S・杜鲁门(签字)。

　　 “下一道电文”是这样的：
　　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在与其官方职责相关的事务中已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及联合国的政策。鉴于宪法赋予我的特定责任以及联合国委托给我的其他责任，我已决定必须变革远东司令部。因此，我已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权，并任命马修・B・李奇微中将为他的继任人。

　　对于国家政策的问题进行充分而热烈的辩论是我国自由民主立宪制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重要的是，军事指挥官必须以我们的法律和宪法所规定的方式遵守下达给他们的政策和指令。在紧要关头，这种考虑尤其必要。

　　麦克阿瑟作为我国最伟大的司令官之一的历史地位已经完全确立下来。国家要感谢他在担任要职期间为国家所做出的杰出而特殊的贡献。为此我重申，对于他的问题，我为我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感到遗憾。哈里・S・杜鲁门(签字)。

　　尽管杜鲁门通过军事通讯系统这个对于政府来说最快捷的手段来传达命令，但商业通讯机构却仍抢先将这条消息发往了东京。在麦克阿瑟接到正式电报之前，华盛顿记者招待会的结果已在东京的电台播放出来。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名副官听到广播后，打电话给麦克阿瑟夫人，正是麦克阿瑟夫人第一个把革职之事告诉了他。
　　李奇微将军也是首先从一位记者那里获悉此消息的。当时，那位记者询问他是否应该接受祝贺。这条消息经官方证实后，李奇微立即乘坐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的“星座号”座机飞抵东京。“星座号”要比李奇微自己的B-17飞机快得多。他到达羽田机场后，就直接赶赴第一大厦。麦克阿瑟立即在那里会见了他。李奇微后来写道：“当时，我怀着人类自然的好奇心想看看他在自己的高级职务被断然解除之后，情绪上受到了什么影响。他的情绪完全正常、泰然自若、不动声色、稳健自如，对即将接替他职务的我十分友好、热情相助。他含蓄地提到了自己被突然解职一事，但在他的口气里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伤心和怨恨。我想，对于一位正处于事业巅峰的职业军人来说，这必定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而他却能够如此镇定地承受这一切，外表上根本没有任何震惊的迹象，这本身就是对这位伟人适应力的崇高颂扬。”
　　麦克阿瑟到机场与李奇微进行简单告别。然后，李奇微又乘坐佩斯部长的四引擎“星座号”飞机飞回朝鲜，好将自己的指挥权移交给范・弗利特将军，范・弗利特将军本人当时正飞往朝鲜。佩斯的驾驶员应该飞到大邱的K-2机场，那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军事基地，设有一条供大型飞机使用的跑道。不幸的是，飞行员误把飞机降落到一座供轻型飞机起落的简易机场上，而且飞机还差一点与山相撞。当飞行员意识到飞错了机场时，急忙采取了制动措施。飞机一头扎进了稻田里，四只轮胎也爆裂了。
　　与范・弗利特交接之后，李奇微返回东京，直到麦克阿瑟离开东京后，他才搬进了帝国饭店。李奇微说：“出于对我的老司令官的礼貌，我尽量远离他的司令部。”麦克阿瑟于4月17日返回美国，抵达旧金山。在那里，他像英雄一样受到了热烈欢迎。将军从西海岸继续其行程，于4月19日午夜后不久飞抵华盛顿，马歇尔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前去迎接。欢迎的人们几乎被旁观者所淹没，他们甚至冲过了限制绳。当天晚些时候，麦克阿瑟在一次国会联合会议上侃侃而谈。这是一个微妙时刻，但民主党人不想把这次会议开成国会的一次联合会议。因此，这不是一次正式的官方盛会，而是对一位杰出英雄表示的礼貌。麦克阿瑟引用一首古老的战地军歌来结束自己的演讲：“老兵只是知趣的走开，而他们决不会消亡。”之后，经音乐家们重新配乐，这首歌曲在美国国内再度风靡一时，但在朝鲜却没有引起人们很大注意，那里的年轻士兵正面临死亡。麦克阿瑟接着到了纽约，他在那里受到了盛况空前的欢迎。
第三节 参议院听证会

罢免麦克阿瑟，杜鲁门政府不可避免会受到反对派的强烈批评。而差错迭出的罢免方式又为麦克阿瑟赢得了更多的同情。
　　政府内部争论不休，愈演愈烈，参议院所属的军事与外交两个委员会决定举行听证会。5月3日，听证会正式开始。不过，在此之前，即4月13日，军事委员会曾邀请麦克阿瑟到会，并让他就远东军事形势以及他被免职的原委发表看法。麦克阿瑟将军接受了这一邀请。随即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也要求参加这次会议。就此，两个委员会认为应继续联合举行听证会，以听取麦克阿瑟本人及与解职相关的人员的看法。同时，也请其他能够说明远东总的形势的人出席听证会。
　　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使美国改变了对朝鲜战争的态度。随着麦克阿瑟的解职，已没有人大力主张在亚洲扩大战争。一些共和党人希望利用听证会使杜鲁门难堪，攻击艾奇逊，并以此说明政府没有给予蒋介石足够的支持。但是，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共和党人准备发起一场圣战，把共产党人赶出中国和远东。
　　整个听证会持续到6月27日才结束，先后有14人出席做证，其中包括麦克阿瑟、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参谋长们，共提供了长达200多万字的证词，听证会的结果对杜鲁门政府造成的损害远不及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大。倒是麦克阿瑟本人的声誉受到了严重伤害。在听证会的头三天里，一直由麦克阿瑟提供证词。将军向共和党人竭力证明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他对战争的看法。而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并不赞成麦克阿瑟的观点，而是基本支持杜鲁门政府以及有限战争的观念之后，共和党上层人士深感失望。麦克阿瑟提出通过打击中国来结束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建议会使美国陷入很大的危险。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如果苏联出面干预，美国目前的力量不足以与之抗衡。布莱德雷将军最后把整个观点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达出来：“人们常常把战斗进程描述成一场与红色中国进行的有限战争，这种战斗进程会增加我们所冒的风险，会使我们在一个战略上并不重要的地区投入过多的兵力……坦率地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这一战略方针会使我们卷入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艾奇逊国务卿是这次听证会中一些共和党人的攻击目标。尽管他遭到了猛烈攻击，但他却安然无恙。在听证会上，他得以阐述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并向委员会及美国公众说明，使美国陷入困境的行动是一种错误，这种行动不仅在战略上毫无意义，而且会带来苏联干预的危险，实际上也会使美国失去盟国的支持。
　　尽管听证会并未正式向公众公开，但为了安全起见，每天的记录都要检查，并删去那些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内容。当然，删除的内容极少，以免遭到委员会成员们的批评，否则，他们会要求举行公开听证会。
　　麦克阿瑟出席作证期间(5月3日至5日)，自始至终受到了人们的尊重。虽然他并没有对总统罢免他的权力表示质疑，但是将军既不承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也不承认有抗命不遵的过错。其他证人也没有指责他以下犯上。麦克阿瑟向国会提出的主要建议与他以前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没有什么差别，即加强对红色中国的经济封锁；封锁中国沿海；允许对中国满洲及沿海地区实行空中侦察；取消对中国国民党部队行动的限制。站在证人席上，麦克阿瑟暗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些问题上同意他的观点。而这些建议一定是被杜鲁门或国防部长马歇尔给予否决了。他还暗示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同意他的观点，即停火条款不应包括联合国接纳红色中国，也不包括把台湾丢给北京。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观点却遭到了“国防部长的反对，国防部长认为这两项内容可能会在和平谈判中加以认真考虑”。
　　当马歇尔随后出席作证时，他却矢口否认曾否决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他强调美国的政策是不把台湾拱手让给共产党中国的，并且反对红色中国在联合国拥有席位。他指出，尽管杜鲁门政府愿意(与中国)讨论这些问题，但停战条件中不能包括这些问题，政府在这一点上从来没有动摇过。马歇尔还否认了他和总统曾否决过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扩大战争的建议。马歇尔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必须对美国在全球的安全负责，而麦克阿瑟的使命只限于某一特定的战区和特定的对手。他对麦克阿瑟还做了如下最具毁灭性的评论：“显然，麦克阿瑟将军很不赞成美国的既定政策，因而人们十分怀疑他在作决定时能否继续履行一位战区司令官权限范围内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将他解职，别无其他办法。”
　　布莱德雷将军也否认麦克阿瑟的指控，总统和国防部长并没有否决他和参谋长们的意见。相反，参谋长们有关战争的看法与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布莱德雷指出，军事上要考虑的基本问题是：“美国及其盟国采取其他措施，会不会增加全球战争的危险。”他解释说，麦克阿瑟以为他所提出的建议不会加大引发全球战争的危险，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如无必要，不应冒这种危险。”
　　布莱德雷证实，柯林斯、范登堡和谢尔曼都赞成免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原因有三：一是麦克阿瑟已表明他不赞同将冲突局限在朝鲜的决定；二是麦克阿瑟没有遵守总统有关事先获准，方可发表政策方面声明的指令；三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一直认为，现在也认为，在这个国家，军方必须处于文职政府的控制之下”。
　　参谋长们在他们的证词中证实了马歇尔和布莱德雷的说法。到了6月25日，所有证人均已出席作证之后，麦克阿瑟已被解职10周了。驻朝联合国部队显然仍在朝鲜坚守。而麦克阿瑟被解职一事在人们心目中已失去了吸引力。尽管26名参议员中有8人将自己的报告公布于众，这些报告中既有对麦克阿瑟的赞扬，也有对政府的批评，但两个委员会还是决定不再就听证会的结果发布正式报告。
　　听证会并没有给麦克阿瑟正名，在这漫长的让公众耗费心血的听证会之后，麦克阿瑟的气数已尽，因为美国公众通过听证会了解到，杜鲁门政府试图将战争大体上局限于朝鲜及远东地区，而公众整体上来讲是支持这一观点的。艾奇逊作了定论：他说，听证会“使两个委员会疲惫不堪，让新闻界和公众感到厌烦，公开了大量的机密材料，成功地消除了‘麦克阿瑟事件’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
　　与此同时，朝鲜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第四节 春季攻势

范・弗利特将军于4月14日到第8集团军走马上任。在此之前，联合国部队已经占领了“犹他线”，即铁三角西南重镇铁原以南、“堪萨斯线”以北的地区(参见图12)。显然中国部队正在后撤，准备发动春季攻势。但是，范・弗利特经李奇微同意之后，决定将西部的战线进一步向北扩展，移至“怀俄明线”。这条战线从铁原和金化镇北边穿过，南到“堪萨斯线”，自华川水库直至东海岸的大浦里。
　　到4月19日，美第1、第9两军各部均已进入“犹他线”阵地，准备出击。而此时，敌军准备反攻的迹象也愈发明显。中国人对飞越其阵地上空的轻型侦察机极为敏感，他们用机枪和轻型大炮向飞机射击，显然他们不愿被人刺探。4月13日，在中部第9军战区附近，中国部队开始在山中点燃稻草、树枝和灌木。到了4月15日，第9军前线上空出现了一条6到10英里宽的烟幕带，有效地阻止了空中侦察行动，为中国部队开辟了重新部署兵力而又不被察觉的机会。然而，从南边、西南以及西边刮来的风却吹散了弥漫在共军阵地上的烟幕，敌指挥部于是又派游击队到联合国部队阵地南边的山中点燃树林和灌木。
　　第8集团军以及第1和第9军的指挥官已经大致判断出敌军将从何处发动主攻。在西部第1军战区，美第24师和25师正向“怀俄明线”推进，以期向共军前线进行纵深穿插。作战训练处的指挥官们预料中国部队会猛攻这两个师，并有可能把他们困在原地；敌军还会在第1军左翼，即西侧派出主力袭击沿临津江布防的南朝鲜第1师、美第3师和英第29旅，占领紧挨25师西部的阵地。在第9军中部战区，敌军可能会从金化向南至加平一线实施猛攻。加平是朝鲜中部汉城至春川公路这条东西要道上的一个村庄，位于春川以西约12空里处，沿一谷地向北，进入崎岖不平的高山地区，便可到达19英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庄。该谷地由南朝鲜第6师防守。作战训练处分析，敌军有可能攻击这一地带，主要原因有三个：山区使联合国军无法使用坦克，而大炮也同样会受到限制，联合国军无法从侧翼运动进行反攻；中国部队打算攻击南朝鲜部队；沿着部队的阵地边缘，成功地推进到加平，将切断第1军与第9军之间的东西交通联系。为了免遭袭击，第9军已在加平部署了英联邦第27旅作为阻击力量，并派一个美军坦克连作为增援部队。
　　敌军的进攻果真如预料的那样：最大的一场是向南发起主攻，直逼汉城。辅攻的规模也很大，他们突破了南朝鲜第6师的防线，向加平推进。这是一场双重围攻，目的是攻占汉城。与此同时，在东部山区麟蹄周围，敌军也开始发动小规模进攻，这些进攻大多由北朝鲜军实施。平壤电台还播报了行动的目标，即摧毁联合国军的指挥部，并预言会很快实现目标。这完全是鼓动宣传，因为中国部队只投入了在朝70万兵力中的一半人马，况且他们很少动用大炮和坦克；尽管中国和北朝鲜的空中力量自红色中国入朝以来得到壮大，但他们仍不能进行近地空中支援。中共军队还是沿袭他们常规的进攻策略，即夜间攻击；同时在正面发动攻击，以便把联合国军困在原地并从侧翼进行包抄，而且试图在后方设置路障。中共军队此次虽也开始使用大炮，但他们仍以常规武器为主，即迫击炮、轻兵器、机枪、手榴弹和(用来对付坦克的)炸药包。为了免遭联合国军的空袭和炮击，往往天一亮中共部队就会马上停止进攻，迅速隐蔽起来。
　　 4月22日夜晚，敌军借着皎皎月色发起进攻。驻守在加平北边那座小村庄里的南朝鲜第6师于晚上9时30分左右报告，约有一个团的中共军队从三个地点渗透到前沿阵地。防守前线的南朝鲜两个团展开了激战并开始撤退。战斗打响后第一天(4月23日)，南朝鲜的这个师就退却了10英里。到了第2天，退得就更远了。4月份的美第9军司令部战报曾冷言评述道：“据报南朝鲜的几个团已在各处修筑了防御阵地，但考虑到在36小时内所设防的距离，这些防御阵地充其量也不过是些象征性的抵御工事罢了。”在加平北部3英里处，第27旅在阻击阵地上坚守，阻滞敌军。在第1军阵地上，右翼的美第1海军陆战师和左翼的第24师也在坚守，并阻止敌军从暴露的两翼向阵地渗透。4月24日一大早，中国部队便与第27旅的先头部队交上了火，并迅速包围了澳大利亚营，但澳大利亚人守住了阵地。当天傍晚时分，附属的第72营一个坦克连为澳大利亚人打开了一个通道，使他们能够撤回到加平北边第27旅的主阵地上。
　　在第1军战区，中国和一些北朝鲜部队曾几次渡过临津江，攻打南朝鲜第1师和美第3师。尽管有一部分中国部队渗透到了后方区域，但是，联合国军猛烈的炮击及快速而频繁的空中打击阻滞了敌军的前进。在铁原南边几英里处，防守联合国军最前沿阵地的美第24和第25师首当其冲，遭受了中国人的正面攻击。在他们的左翼，附属的土耳其旅阵地曾几次遭到敌人的突破，而防守中部的第25师24团部分队伍已向后撤退。即便如此，敌军的正面进攻基本上还是被扼制住了。第24师所在阵地的情况也与此相同，尽管敌军进行了一些渗透，但阵地并没有丢失。不过，在左翼，敌军沿临津江向前推进，驻守小村庄的南朝鲜第6师已经溃败，这样一来，防线出现了缺口，美第24师和第25师处境危险，因而不得不后撤6英里左右，退到了较易防守的阵地上。中国部队紧追不舍。他们袭击了土耳其旅、美第3和第24师的前面几个团，突入土耳其旅和第24师的阵地之内，迫使美第1军再次后撤，退到了三八线附近的阵地。
　　与此同时，由于南朝鲜第6师的溃败，防线上出现了很大缺口，第9军正竭尽全力加以封堵。英第27旅守住加平北部的阵地。第5骑兵团战斗队奉命配合英国人作战，并夺取第27旅防线以北的阵地。他们向前挺进，遭遇到了大量敌军，在这场遭遇战中，大约有175人伤亡。不过，直到弹药用尽，他们才脱离了战斗。
　　在此时刻，英第27旅更名为第28旅。阿盖尔营和萨瑟兰高地人营也已回英国，由英王苏格兰边境居民营取而代之。
　　尽管英联邦旅和美第5骑兵团战斗队顽强抵抗，但中国部队还是在4月26日切断了汉城至春川的公路，范・弗利特将军于是将第9军撤回到加平以南约10英里处的洪川江一带。在第1军战区的左翼顶端，南朝鲜第1师放弃了阵地，使英第29旅格罗斯特夏团第1营的左翼暴露给敌人。尽管该营孤军奋战且其阵地曾一度被敌人攻破，但他们仍英勇抵抗，坚守阵地达数日之久。最后，只有少数士兵安全地返回到联合国军防线。
　　中国部队切断汉(城)春(川)公路以后，集中主力来攻打汉城。4月27日，他们从侧面包围议政府，并迫使第3师后撤到汉城以北4英里的阵地。与此同时，南朝鲜部队从大汶里及临津江上的其他防线向东南汉城方向撤退。4月29日，联合国军飞机侦察到大约6000敌军正试图乘渡船渡过汉江，以期到达汉城西北的金浦半岛。随后，空军对共军实施了强有力打击，只有少数敌军侥幸脱身，其残部又受到了南朝鲜海军陆战队的牵制。敌军也曾试图从东部北汉江与汉江交汇处包围汉城，但美第24与第25师却把他们遏制在汉江北岸。
　　 4月29日，范・弗利特设立了一条新的防线。因为没有命名，故称之为“无名线”。这条防线自汉城北部美第3师把守的弧形防御阵地开始，沿汉江向东到达北汉江的交汇点，从那里向东北方向至洪川北部的一个村庄，然后，继续向东北方向延伸，直至东海岸的大浦里。第8集团军指挥官希望部队能守住这条防线。范・弗利特也对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以对付中共主力部队向汉城发起的进攻。他把南朝鲜第1师、美第1骑兵团战斗队和第25师划归美第1军。同时，他还把美第3师留作后备部队，并让英29旅镇守金浦半岛。在第1军东部，为了配合第9军的行动，范・弗利特增加了一些后备部队，他们是：第28英联邦旅、美第24师和第7师，南朝鲜第2师和第6师，以及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在东部中心战区，归属第10师的部队有第1海军师，美第2师以及南朝鲜第5和第7师。再往东边是高山峻岭和沿海地带，由南朝鲜第1和第3军把守。
　　到了4月底，第8集团军已阻滞了敌人的进攻，并强有力地控制了横跨朝鲜半岛的战线。像以往一样，中共军队的进攻渐渐停止。为了补充给养和兵力，他们又转入了退却阶段。对于情报官员来说，这显然是另一场暴风雨前的平静。范・弗利特将军决定趁中共军队给养不足，对其发起进攻。5月的第1周，前线的几个师在“无名线”以北7英里以外地区建立了一些巡逻基地，并在此线以北10至12英里处部署了装甲巡逻队。第29旅肃清了金浦半岛上的敌军。南朝鲜第1师掉转头来，沿汶山里公路向临津江推进。中国部队于5月6日放弃议政府，将其让给了第1骑兵师。第25师的一支特遣队则沿另一条通往东北的平行公路从汉城向金化推进。第9军中一支装甲巡逻队击溃了据守汉城至加平公路的共军。5月7日，在第10军战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从洪川通往北部的公路上，袭击了躲藏在地下掩体中的北朝鲜部队，并重新夺回了春川。与此同时，第2师的一支特遣队(由法国营、别动队员、第9团和一些坦克组成)从洪川沿公路向麟蹄方向猛攻。右翼山区的南朝鲜部队也在向前挺进。
　　不过，5月10日以后，中共与北朝鲜的抵抗明显加强，显然，共军的撤退阶段已接近尾声，反攻阶段即将开始。5月初，共军似乎以汉城为主攻目标，集中主力在北汉江交汇处的西边展开攻势。然而在这之后的5天里，情报部门侦察到有5个军的中国部队正在向东运动，并在春川至麟蹄一线美第10和南朝鲜第3军战区的前方布防。敌军的行动出乎意料，范・弗利特已来不及重新部署部队，只好命令在第1军西部留作后备部队的第3师出击抗敌。尽管在东部联合国部队的装甲大炮无法施展威力，空军更难对目标实施打击，然而幸运的是那里山高路险、道路崎岖，为第10军和南朝鲜部队提供了优越的防御阵地。
　　在“无名线”这一防线上，部队利用一切时间构筑起坚固而又相互联结的防御工事，设置雷区、埋设触发地雷、架设铁丝网、挖掘地下掩体。5月15日夜至16日晨，敌军开始进攻。正如预料的那样，敌军在春川以东10空里的内坪里与东海岸大浦里以西10空里的卢洞这一地区袭击了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师。在这32空里宽的战区里，敌军投入了大量兵力，共有21个中国师和9个北朝鲜师。南朝鲜第5师和第10军第7师布防在麟蹄东北10英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庄附近的战线上，该条战线长20英里，全是山区。两支部队遭受了猛烈攻击。两个南朝鲜师在这里坚守了一阵，后来被敌军突入而瓦解，并向后溃败。
　　在南朝鲜几个师的左翼，美军第2师以及所属的法国和荷兰营，不畏敌军猛烈而疯狂的进攻，坚守住了阵地。防守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得益于强有力的炮火支援。在5月17日这一整天里，支援该师的炮兵共发射了近3.8万发炮弹。与此同时，联合国部队还共出动了174架次飞机，其中12架次为B26轰炸机。它们对集结的敌人投掷汽油弹和炸弹，并用机枪对敌军进行扫射。空袭紧贴着主战场的前沿阵地进行，有时距离躲藏在掩体内的敌军还不到100码远。情报部门估计，单单这次空袭就造成敌人5000人伤亡。
　　 5月18日，范・弗利特认识到南朝鲜第5和第7师的溃败对整个联合国军防线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便派美第2师和海军陆战队向东前去弥补漏洞，并命令第9军向东部延伸，防守因海军陆战队和美第2师撤出后而空出的地带。范・弗利特还从汉城调来第3师的第15团战斗队以支持西侧的防守，抵御敌军的突出部，并派遣第3师的第7和第65两个团，进入最南边的一段阻击阵地，防止敌人渗透。
　　在向东大规模运动的过程中，第2师频频与敌军交火，并与全力进攻的中国军队进行了激烈战斗。事实上，该师还从西边攻入敌军的基地，切断了敌军的突出部。此时，“无名线”上残余的南朝鲜部队已彻底瓦解，他们未等到美第2师前来接应，就已被赶出了防线。这一天，联合国军共发射了4.1万多发炮弹；在这一战区，联合国军白天还出动了137架次飞机，夜间又对敌集结地进行了28次雷达控制的攻击。
　　在东部山区激烈战斗的同时，一股来势凶猛的强大敌军于5月17日沿北汉江南下，向汉江方向发起了进攻。不过，美第25师和南朝鲜第6师的士兵经过3天激烈的阻击战，遏制了敌军的进攻。
　　到了5月20日，联合国部队已阻止了敌军的反攻。第10军不仅再次从中国人那里夺回了主动权，而且还收复了“无名线”上的阵地。早在5月18日，范・弗利特就已开始反攻，他命令第10军左翼的美第1、第9军和第1海军陆战师派出强大巡逻队，准备向位于“无名线”与“堪萨斯线”之间的新防线(托皮卡线)推进。次日，新到的加拿大第25旅并入美第3师后，范・弗利特便扩大了反攻规模，他派上述3个军和东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一道展开反攻。(当时，南朝鲜第3军已被撤销。)
　　此时，敌军再次后撤以补充给养和兵力；第8集团军也再次向前挺进，而且只遇到了一些微弱的抵抗。几天之内，第1军便推进到汶山里北部的临津江一带，并进入议政府以及汉城北部的其他地域。第9军向加平方向推进，并将中国部队赶过了洪川江，继而向华川水库西端挺进。在第10军战区，第187空降战斗队占领了麟蹄，海军陆战队员也向驻守华川水库最东端的敌军发起最后冲锋。到了月底，第10军已在昭阳江沿岸布防，东边的南朝鲜部队也已夺取了港镇杆城。第8集团军此时也打回到了以往那道“堪萨斯线”。除了西部临津江一线以外，美军又回到了三八线以北的战线上。敌军再次被赶出了南朝鲜。
　　 6月1日，范・弗利特命令第1和第9军继续向“怀俄明线”挺进。该条战线位于铁三角的铁原和金化以南。除了在通往铁三角的通道上遭到敌军顽强抵抗以外，这次代号为“打桩机”的推进行动进展顺利。第8集团军各部也奋勇前进。到了6月10日，在白天和夜间的空中支援下，美第3师、南朝鲜第9师以及第10菲律宾营已攻占了铁原南部的高地。与此同时，美第25师和土耳其旅也向金化突入了3英里。次日，敌军放弃了铁原和金化，铁三角的底部已被占领。6月13日，两支由坦克和步兵组成的特遣队分别从铁原和金化出发，到达铁三角的顶点――平康，他们发现共军也已弃城而逃。然而，联合国部队发现，敌军却在乎康北部的高地囤积重兵。于是，特遣队迅速撤离。第9军的部队也从金化向东北方向的金城推进，发现这一线已由敌军重兵把守，共军正在构筑坚固的防线。这几支联合国部队也撤回金化。尽管6月17日中共部队再次反扑并夺回了平康，但因铁三角四周多为丘陵高地，双方都不想派重兵扼守那些地势较低的地区。
　　在第10军战区，部队向麟蹄北部挺进，进入一个底部有3英里、顶部有6英里宽的巨大的圆形山坳。在东海岸，南朝鲜部队沿海岸向杆城以北推进了大约11英里。
　　在后方，中国和北朝鲜部队正在加紧构筑地下炮台，在炮台周围，他们还修建了地堡和地下掩蔽室。这些地下工事均用圆木和泥土封顶，除非用155毫米口径的大炮直接轰击，否则任何武器都难以奏效。每一座地堡就是一个据点，而每一座山丘就是一个堡垒。1951年6月炎热的夏天里，在朝鲜中部那些陡峭而地形复杂的群山中，敌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望着它们，联合国军清醒地认识到一场阵地战即将开始。由于联合国军在“无名线”左右两翼加强了火炮攻击，再加上机枪和轻兵器的火力配合，整个防线上的防御大获成功。中朝部队要想突破，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中国和北朝鲜人也在构筑纵横交错的防御体系，他们深入地下，梯次配置。除非给予强有力的、毁灭性打击，否则，难以突破中朝的防线。
　　朝鲜实现和平的时机已到。除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仍在力劝联合国为其征服北朝鲜以外，美国、中国和苏联都希望和平；实际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也期待着和平的到来。

第六节 喋血山岭

双方代表团到7月26日才在开城达成关于议程的协议。当时，共产党不再坚持议程中一定要包括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内容，而以对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的模糊措词取而代之。议程共有5项：1. 通过议程；2. 确定一条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区；3. 为实现停火与休战作出具体安排，包括成立一个监督停火休战的机构；4. 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 向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事项。
　　第二项议程，即分界线问题的讨论，立即引起了冲突，共产党方面又重新回到了坚持三八线的立场。开城谈判桌上的斗争日趋激烈，因为这时又出现了允许联合国记者采访和限制联合国代表活动的问题。结果达成一项协议，以开城为中心，划出一个方圆5英里的中立区，允许双方代表团自由进出开城。紧接着，共产党便指责联合国军的空中扫射和地面炮火违反了协议；联合国军司令部则抱怨说，全副武装的共产党士兵在距联合国代表不足100码的地方行军。双方都否认对自己的指控，互相间更加重了怀疑。
　　 8月19日，一支部队在中立区向共产党的一支军警巡逻队开火，打死了领队。 [ 译者注：中朝方面军警9人在排长姚庆祥率领下巡逻，行至中立区松谷里附近，突遭南朝鲜埋伏武装人员袭击，姚庆祥中弹牺牲。 ] 共产党指责联合国军司令部，联合国军司令部答复说是游击队干的。8月23日，共产党人要求把会谈中断几周，并指控联合国军飞机轰炸开城。联合国军司令部说，这纯属捏造，并认为是中国和北朝鲜人搞的宣传活动，不可相信。然而在9月10日，一架美国飞机的确错误地扫射了开城。联合国军司令部作了道歉。此举竟意外地得到了共产党方面的友好回应，他们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建议。9月23日，双方联络官再次会晤。但这时李奇微将军却做出了不想再在开城会晤的决定。于是，联络官会议又在选择新的谈判地点问题上发生了纠葛。结果到10月7日双方才选定开城东边6英里处的小村庄板门店为会址，板门店大约坐落在双方前线的中间。
　　恰在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李奇微将军之间出现了分歧。李奇微对共产党在争辩中采用痛骂与折磨的策略极为恼火。他提出联合国要对共产党“强硬”起来，又说外交辞令在这种军事谈判上毫无用处。8月6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抱怨说：“同这些人坐在一起，将他们看做是开明的人，等于嘲弄我们自己的尊严，结果其背信弃义的行为给我们造成了灾难。”他指示联合国军代表要采用针锋相对的方式和语言，来对付这些“背信弃义的野蛮人”。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持不同态度，叫他平静下来，这样谈判才得以进行下去。
　　作战方面也是一样。经杜鲁门批准，由李奇微于7月30日派飞机对北朝鲜首都平壤进行了一次猛烈袭击。他同时还要求对北朝鲜的港口城市罗津进行一次海、空军联合攻击。因该港距苏联边境只有几英里，因此攻击罗津的决定一直报到总统那里。总统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空袭的建议，但未批准海军炮轰。8月25日，35架B29轰炸机在海军飞机掩护下轰炸了罗津。
　　李奇微也批准了范・弗利特将军的“魔爪战役”。制定的这次进攻计划，是准备在中线和东线防区内，从金化到东海岸杆城，拉直第8集团军的防线。但“魔爪”作战计划却一直没有打算执行，原因是范・弗利特在第10军防线内所发动的有限攻势就已付出了十分惊人的代价，记者叫做“喋血山岭”，可谓名副其实。从这次有限攻势中可以看出，如要攻破重兵固守的防线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严重情况。
　　范・弗利特本是担心和平谈判开始后作战放松，部队斗志松懈下来。他感到战绩下滑，士兵在巡逻时满不在乎，甚至抓不到俘虏。后来他曾说过：“一支驻守不动的部队，在遇到敌军进攻时，必然会不战而溃……作为第8集团军的指挥官，我不能让自己的部队麻痹大意，失去战斗力。”
　　范・弗利特打算在朝鲜东部太白山防线内越过低凹处。北朝鲜人在东、西、北三面的阵地都居高临下，在华川水库东北20公里处有一块环形低凹地，北朝鲜人可从各高地俯瞰联合国军阵地及部队移动，并可对准阵地开炮。如能攻占这些高地，既可消除来自这些高地的压力，又可缩短并拉直第8集团军的防线。
　　 7月21日，即停战谈判开始后不久，范・弗利特指示第10军制定攻占洼地西部边缘的计划。7月底，第2师在克拉克・L・拉夫纳少将的指挥下，在西沿攻占了一个巡逻立足点1179高地。更大的冒雨作战行动受到了限制，一直到8月18日时，南朝鲜部队在洼地西南，才向一个丁字型高地进攻，但遭遇到了北朝鲜人利用坚固防御工事的防守，结果激战一直持续到8月27日，才将该高地之敌扫清。隶属于美军第2师的南朝鲜军第5师第36团也在8月18日向洼地西南的983高地展开进攻。结果这座宽2英里、纵深3英里的大山包被部队的星条报称之为“喋血山岭”。
　　进攻983高地前的序幕，是一整天的集中猛轰。这次轰炸过后，整座山头寸草不生，只剩下横七竖八的树干和一片灰黄的景象。南朝鲜人沿伸出的山梁向山顶正面发起了进攻。南朝鲜人这种战法在以后两年内的千百次战斗中成了样板，在山岭间的大规模战斗和小分队出击都一律采用。大炮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虽然清除了林木和灌木丛，但这破坏不了共产党的地堡掩体和地雷阵。这些地堡和掩体是用大木料上覆盖大堆土石构建而成的，只有大口径重炮直接命中才能摧毁掉。但直接命中十分困难，因为表层遍是浮土，极难识别。最有效的武器是155毫米的汤姆式远程大炮，但这种炮相对较少，而且不能部署在低弹道直射的阵地上。结果，在南朝鲜人一进到地堡射程内时，北朝鲜人就用自动武器和下雨般的手榴弹来打击进攻者，将进攻者赶下山去。
　　经过5天的正面攻击，南朝鲜人曾一度拿下了这座鲜血染红的山岭。但在北朝鲜人反攻下，又只好撤走。在这种情况下，拉夫纳将军只得将第2师第9团的部分兵力投入战斗，但北朝鲜人却岿然不动。南朝鲜第36团遭到严重伤亡，士气急剧下降。8月27日，这个团的有些单位垮掉逃散了。这种恐慌也散播到了第9团身上。
　　第10军新任司令克劳维斯・E・柏耶尔少将决定在全军前线对共产党施加压力，以期迫使敌人分散火力，使之顾不上支援“喋血山岭”。他命令南朝鲜第5师攻打洼地西北，又命令陆战第1师攻占洼地东北边，而由第2师拿下“喋血山岭”。南朝鲜第7师则向“喋血山岭”西部进攻，夺取这一带阵地。陆战1师很走运，他们进攻时正巧碰上北朝鲜军队换防。陆战队员们的强攻奏效了，攻下了洼地靠北边的边沿。
　　第2师又对“喋血山岭”展开正面攻击。尽管该师作战勇猛，但还是没有把北朝鲜人撵走。前锋9团伤亡惨重，但北朝鲜人还在坚守着阵地。临时指挥第2师的汤姆斯・E・戴夏佐准将制定了双重包围计划，在第9团继续正面攻击这座山岭时，同时使用该师的第23团和第38团进行协攻。9月4-5日，北朝鲜人损失太大，坚守不住，在山顶留下500具尸体，撤出了这座“喋血山岭”。在将近3星期的作战中，南朝鲜和美国人共死伤2700多人，估计共产党则损耗1.5万人。
　　范・弗利特显然仔细查看了“喋血山岭”死伤的数字，因为他在9月5日通知李奇微说，原来拟定的“魔爪”作战计划，比进攻“喋血山岭”规模要大得多。执行这项计划，要在人力、物力上付出那么大代价，不值得。他提出在9月末到10月1日前后，第8集团军东翼进行休整，而计划在西部由第1军发动进攻。如果第1军进攻得手，范・弗利特计划在东海岸靠近通川、北距元山30英里处进行两栖登陆，然后与由金化北进的陆上部队会师。李奇微在书面上虽然批准了这项计划，但最后却没有执行，因为这要冒失败的风险，得不到上级同意。但李奇微却不反对在条件许可时发动有限攻势。范・弗利特在9月8日很快发布了指示，强调要进行有限目标的攻势及侦察、巡逻战。同一天，他指示10军拿下“喋血山岭”正北面的一座山岭。
　　这座山岭在面积和高度上与“喋血山岭”差不太多。第2师又接到进攻的任务。这座山与相邻的“喋血山岭”在朝鲜血战的纪年史上是齐名的，它很快就获得了记者们所说的“伤心岭”称谓。
　　撤退的北朝鲜人从“喋血山岭”转移到了“伤心岭”。他们构筑了地堡掩体、堑壕和炮位，其坚固程度和隐蔽性，点点滴滴都和“喋血山岭”一模一样。美军的再次进攻，正巧碰上敌人防线上防守最坚固的地方。
　　攻打“伤心岭”是在9月5日，即结束“喋血山岭”战斗8天后才开始的。这给了北朝鲜人加强守备、增强山头及通道防守部队的时间。第2师代师长戴夏佐将军决定只用一个团，即23团，为进攻部队。该团从东面的河谷前进，截断了“伤心岭”与中部高地(931高地)及南部高峰(894高地)后，一个营折向北，顺着山脚夺取北面高峰(851高地)，另一个营攻打931和894两个高地。894高地一被进攻部队拿下，第9团即开始攻击894高地西南的一座小山。第38团与所属该团的法国营则部署在距“伤心岭”只有几英里的低洼地区西面的高地一带。
　　 9月13日凌晨，在对“伤心岭”进行过半小时的大炮轰击后，23团进到了沙太里谷地。这时北朝鲜人对准这支部队猛烈开炮。23团不顾伤亡继续前进。当进攻的营进到一个东西向的山嘴上，正向“伤心岭”前进时，该营恰巧闯进北朝鲜隐藏在地堡中防守的一个团的射击范围，该团用机枪和轻兵器向他们猛烈开火。在火网下，该营只得在山嘴上隐蔽起来，想要一举攻克的想法只得放弃。
　　戴夏佐将军看到，要夺取这座山需要投入较多的兵力，于是重新部署第9团，攻击“伤心岭”的南岗894高地，以减轻对第23团的部分压力。9月14日，9团2营在坦克和大炮的支持下，于黄昏时分进到距894高地主峰只有650码的地方时，只遇到北朝鲜人轻微的抵抗，伤亡只有11人。但以后两天在北朝鲜人轮番反攻中，却死伤200余人。
　　第9团的进攻并没有使第23团的问题得到解决。北朝鲜人的火力使进攻部队都在斜坡上被牵制住了，不能前进。9月16日，第23团团长詹姆斯・Y・亚当斯上校命令其余两营并肩攻击正面部队的两翼，企图对各山峰构成压力。这次进攻在共产党火网下，多少有点进展。
　　这时双方打成了消耗战。美军的军车都挤到“伤心岭”西南峡谷内，受到敌人大炮和迫击炮的威胁。向上面搬运弹药、给养的朝鲜民工，把运的东西扔下后即四散逃跑，这就迫使美国人得自己来干。从山上用担架抬下一个伤员竟要花上10个小时。
　　在对峙中，9团团长约翰・M・林奇上校于9月19日派出第1营在“伤心岭”的西南穿过水川河，向山头进攻，以扩大进攻范围。林奇希望这样一攻，会使北朝鲜人认为美国人要从西面包围“伤心岭”，从而将其兵力和武器向这方面转移。第2师新师长罗伯特・N・扬格少将于9月20日到任后，认为林奇计划可行，即下令于9月23日展开攻击。范・弗利特在同时命令第10军军长柏耶尔将军指挥该军从西翼向前推进，在左面与9军连结起来。这样，在9月23日，柏耶尔就派南朝鲜第7师在距9团攻击目标的200码处，向另一山头发起进攻。原先估计从西面增加兵力对“伤心岭”进行强攻，必能对“伤心岭”上的北朝鲜军构成威胁。这种侧翼攻击果然奏了效，9月25日，9团拿下了目标。第二日，南朝鲜人也拿下了他们的目标。
　　不过北朝鲜人虽然放弃了侧翼防守，进行了转移，但在“伤心岭”上的守备力量却未受到削弱。9月23日，23团1营短时间攻上了931高地，但却难以守住，北朝鲜人在反攻中打垮了这个美国营。这时该营弹药又已耗尽，便只得退回到低处的高地上。
　　法国营出动去支援23团2营时，顺着山腰往南打；23团1营出动向北打，去攻931山巅，但北朝鲜人却先后击退了美国人和法国人。
　　经过两星期损耗惨重、枉费心机的战斗，23团团长亚当斯上校对师长扬格将军说，如照原计划再继续打下去，将无异于自杀。他的第23团已经遭受到950人的死伤，而全师这时总共死伤1670人之多。亚当斯主张扩大进攻范围，以分散共产党的抵抗力。扬格和军长柏耶尔同意他的意见。于是23团对“伤心岭”的进攻被下令停止。
　　第2师作战科长汤姆士・W・梅隆苦心琢磨，提出了一项新的作战方案。按照这项方案，在坦克掩护下出动三个团往北打，沿着水川河谷，到达“伤心岭”西面的文登里，而同时美国、法国一支步兵坦克特遣队在沙太里谷地向东打，进行佯攻。9团负责扫清文登里河谷的西侧；23团与所属的法国营负责攻占“伤心岭”931高地主峰；38团则提供支援。为使M4A3谢尔曼中型坦克能驶进狭窄的文登里河谷，师所属工兵营务必扫清敌人布下的地雷，重修一条可允许履带或车辆通行的道路。这项任务极为艰巨，但工兵们开始动工了。他们探测出敌人的反坦克地雷，取出后，以50英尺的间距排开进行引爆。各处的爆炸将附近埋的地雷也引爆了。
　　 10月4日，战斗轰炸机袭击全师前方的目标后，美、法混合特遣队突袭沙太里谷地。其余全师部队集中待命，准备在文登里行动。10月5日下午，第2师的大炮开始炮轰面向文登里河谷的三个北朝鲜团。经过炮轰，这三个北朝鲜团各剩下不足千人。当晚在联合国军发起进攻前，海盗式飞机用凝固汽油弹和火箭弹袭击北朝鲜人的阵地，并进行扫射。
　　第9团沿文登里河谷西侧前进，只遇到轻微抵抗，于10月7日到达目标后折向西北。第38团随坦克之后进入河谷，第23团在“伤心岭”上也取得了进展。第23团1营佯攻851高地的北面，法国营向931高地的南面佯攻。第23团的第2营从南面进攻931高地，后面有第3营紧随其后支援。该营在亨利・F・丹尼尔斯中校带领下，不要炮火掩护，出其不意地出现在931高地前沿。战斗一打响，师的大炮立即向已探明的北朝鲜炮兵阵地攻击。大炮轰击起了很大作用，该营在损失很小的情况下，收紧了对931高地的包围圈，并用火焰喷射器、手榴弹和轻兵器从地堡中赶走了敌人。到10月6日凌晨3时，2营和3营已经占领了931高地南部，并且打退了对手的反扑。天亮前，美军仍继续前进，法国营也赶到了。到中午时，931高地才被完全拿下。
　　 3营继续往北进，去支援1营，进攻831高地这个敌人在“伤心岭”上的最后堡垒。在下面文登里河谷，第2师的坦克部队在继续修路的工兵之后，全速行进，穿过文登里村，并对前来增援北朝鲜的中国部队以很大的杀伤。这次坦克的插入，出乎敌人意料，不仅截断了对北朝鲜部队在“伤心岭”的供应路线，而且还为38团北进开辟了道路。
　　 10月10日，第23团2营离开951高地，占领了下面一个东西向的斜坡。该斜坡位于文登里的东南，通向851高地。对这座山的攻击是从西面和南面进行的。第23团1营和法国营顺着山势一步一步地从南面攻击851高地，高地上遍地是地堡，处处要艰苦地战斗。北朝鲜人和增援的中国人一道在死守，他们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没有一个投降的。第23团的第3营在西面转移到山嘴上，继续压缩敌人。
　　 10月13日黎明时分，法国营猛攻851高地，占领了“伤心岭”上最后一个高峰。经过30天的残酷战斗，联合国军终于攻下了“伤心岭”。
　　代价极为惊人。第2师死伤达到3700人，第23团和法国人几乎占整个损耗的一半。估计中国和北朝鲜死伤数高达2.5万人之多。
　　那么得到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为战线填了一个小小的缺口罢了。而在“伤心岭”背面又赫然耸立着另一座大山，山上布满了就像在“喋血山岭”和“伤心岭”上一样要付出重大代价的地堡和火力点。双方军人都表现出了高昂的英雄主义和坚强决心，但可悲的是他们所参与的这些战斗却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的消耗战那样残酷。这就不免使人们要问，这究竟算不算得不偿失？我想最后经过判断，双方都会认为如此。
　　 1951年秋季，沿线还有过许多次战斗。9月份在1军和9军防线内发生的一系列局部进攻、反击战和巡逻战，致使联合国军于10月份在西部，向被称为“詹姆士敦线”的一条新战线开展了一次大的作战行动。这次作战使西起临津江，北越铁原的中线，扩张了几英里。在东线偏东一带，9军的24师和南朝鲜第2、第6师，在金城正南进攻，使阵地略向北突出。1军和9军的战斗也很残酷，但都远不如“喋血山岭”和“伤心岭”战役时间长、损失大。骑1师在向北前进时，在永川西北、铁原西南一带，撞上了敌军防线的铁壁，骑1师在17天作战中，向西推进了不过5英里，却伤亡2900多人。第3师于9月28日至10月6日期间，在铁原正西三角地带的血战中也付出了死伤500多人的代价，只拿下几个小山包，使汉城通往铁原向前线运送物资的火车得以重新恢复。
　　尽管停战谈判于7月份开始后，和平的希望在翱翔，但从谈判起到11月份就分界线达成协议期间，双方在战场上所流的血及付出的代价，却是双方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最多和最重大的。前后相对比，就可形象地看出这一段争夺山头中伤亡总数是如何地突出了。据统计，这一时期，特别是9、10月两个月内，联合国军共有6万人伤亡，其中美国人占2.2万人以上。而从朝鲜战争爆发到中国人于1950年11月25日发起声势浩大的攻势止――其中包括1950年7、8月份的败退；釜山环形防御圈；仁川登陆；突破釜山环形防御圈；进军鸭绿江等所有战役在内，美国人伤亡总数也不过2.8万人。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在1951年7月至11月期间的伤亡数，估计要达到23.4万人，由此也可看出这一阶段的山头争夺战是如何惨烈了。
　　到10月份作战结束时，已可清楚看出这样一种情况，即：如要对敌人主防线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必将蒙受难以计数的重大伤亡。那么，既然联合国军掌握着制海权，难道不可以在后方两栖登陆，并从侧翼攻击共产党防线吗？不行，仁川那种决定性打击行不通，因为可资共产党利用的中国人力极为庞大(用在北朝鲜者只是极少数)。另外，中国人已在鸭绿江上空与美国争夺空中优势，尽管尚没有到达前线。从9月份开始，联合国的空中封锁已经遭到中国米格15式战机(中国得向苏联购买)越来越多的拦截。到10月份，联合国军只得在白天取消对靠近鸭绿江的清川江以北地区的空袭。这时初次发现共产党的喷气式战斗机在鸭绿江以南上空飞行。11月份，中国人同时部署了苏制图-2双引擎轻型轰炸机。虽然中国人在北朝鲜上空并未全力展开空战，但共产党高性能飞机的出现，对美国空中优势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这就提出了问题，要是和平谈判失败，美国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加以应付呢？

第七节 再启和谈之门

当代表们于10月25日在板门店的大会议帐篷里相聚时，朝鲜实现和平的希望重新出现。联合国军方面提出了以实际接触线为基础，来划分军事分界线的方案。共方拒绝了这项方案，但却最终不再坚持以三八线为分界线。在联合国军坚持要把朝鲜故都开城划归联合国军防线前，谈判似乎就要真正取得进展。李奇微本来感到开城在战略上很重要，准备夺取这座城市，但因为邻近停战谈判，所以他放弃了1951年6月的这项计划。现在他改变了联合国的立场，索要开城。事实上，开城是在共军防线内，而联合国军方面又一直坚持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因此李奇微索要开城的主张没有什么人支持，即使在美国国内也同样。11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告知李奇微说，公众的情绪并不赞成因开城而中断谈判。
　　 11月7日取得了重大突破。共方代表提议以实际接触线为分界线，双方各后撤2公里作为非军事区。可是李奇微却拒绝了这一提案，坚持要以正式停战时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
　　共方代表团对李奇微的立场反应强烈，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感到这位远东司令太僵硬不妥协。李奇微抱怨说共方是在寻求事实上的停火。参谋长们在国务院与总统的支持下，告诉李奇微叫他接受现实接触线，不过要看到谈判中一个来月时间内，其他问题是否也可得到解决。
　　共方坚持分界线不能变更，即使一个月后也是如此，直至其他项议程解决后才能考虑。联合国军代表勉强同意。到11月23日，双方参谋人员开始在地图上核查战线，4天后，分界线才确定下来。
　　谈判人员处理完第二项议程，即军事分界线后，还有三项议程要进行谈判。现在谈判已进入第三项议程，即停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的方式。李奇微要求联合国观察组在全朝鲜境内的入港口岸和枢纽中心进行自由视察，并对朝鲜各地进行空中观察和摄影侦察及对非军事区进行全方位联合观察。李奇微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停火后阻止输入人员物资，以使共产党不能再暗中加强力量。
　　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同意李奇微的主张。11月1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李奇微说，地面与空中观察是必要的，但不能以中断谈判为代价。同时说国务院正在设法研究一项局部视察的替代方案，即由向朝鲜派遣军队的联合国成员国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在有破坏停战行为时，对共产党中国采取惩罚措施。这就是美国人心目中认为可产生重大影响的“严厉制裁”声明。特别是1951年秋后，当联合王国也同意同美国一道发出这个声明时，更使美国人坚持这个看法。所谓“严厉制裁”威胁的逻辑性结论意味着，如果中国人在停战后决定再在朝鲜前进的话，在远东就会猛烈扩大战争。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和杜鲁门一直在讨论的行动方针。如果和谈失败，真正意义上的“严厉制裁”声明，就如视察一样有效，可以保证迫使共产党中国就范并停战。即便共产党中国想在朝鲜再次发动进攻，其惧怕的后果可能是海军封锁其海岸，空军攻击中国和满洲，同时，也意味着原子弹可能被动用，如此以来，它在发动进攻之前，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李奇微坚持对朝鲜全境的视察和控制，但是联合国军代表和共方代表在11月27日讨论第三项议程时，却发生了激烈斗争。共产党要双方指派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停战委员会，由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联合国军代表提出在停战后，双方都不得增加军事力量，同时要求军事停战委员会人员可在朝鲜全境自由进出。联合国军同时拒绝考虑从分界线以北由联合国占领的西海岸外岛屿上撤出。共方阐明，在停战后，他们不会接受对修复公路、铁路、建筑及其设施的限制，其中包括机场。另外他们指明，如双方的外国军队在停战后完全撤出时，就根本没有必要再视察，或观察等。
　　看到联合国军的不妥协立场，共方在12月3日作出了让步，即，建立中立国组织来进行视察，以确保不得增加军事力量条款的实施。但他们却同时提出一项要求，即双方不得引进“任何”额外军事力量。这就连正常的部队轮换及派人到日本一个一个去替换也在禁止之列，而联合国军却少不了这种替换。
　　在这种微妙的谈判中，由于双方都不断提出导致冲突的高度敏感问题，杜鲁门总统也走到前台，对停战后北朝鲜的重建采取特别强硬的立场。杜鲁门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撤销除机场外联合国军反对的各项设施的重建方案严加审查(因怕共产党建立空军基地，威胁联合国军；联合国军当然也坚持不关闭在南朝鲜的空军基地)。
　　杜鲁门要过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允许重建公路、铁路及除机场以外的一切设施。我们牺牲那么多的人，投下了千万吨炸弹，损耗了大量装备，好不容易才使这些人就范呀！他们在那样差的运输条件下，曾使我吃尽了苦头；他们连机场也没有，却那么能打。”
　　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向总统耐心地解释说：“因为他们并不指望朝鲜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停战状态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因而，在那么长的时间中，要想制止北朝鲜为国计民生而修复各种设施，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机场修复却是另一码事，参谋长们觉得那会造成真正的威胁。总统最后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机场修复问题成为一个主要争论点。不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多么害怕，要想叫共产党接受这样一种不对等的安排，那是绝对不现实的。因为联合国军的飞机部署在南朝鲜各机场，而却不准共产党飞机使用北朝鲜的飞机场，能办得到吗？
　　经过很长时间，第三项议程中的许多争论，在艰苦斗争中，通过妥协都一一得到解决，只有机场问题，尤其是可容纳喷气式飞机的机场问题，却使谈判有遭到彻底破坏的威胁。联合国军代表在空中视察问题上让步了，最后提出同意修复民用机场，但共方代表却完全拒绝接受。1952年1月25日，双方代表团决定把机场问题先放到一边，而就第三项议程其他问题达成的协议进行起草工作。
　　最后双方转而着手解决各自所掌握的俘虏问题――即第四项议程，这是联合国军代表团一再提出要解决的。从和谈开始，已过了5个月的时光。这5个月的谈判进展缓慢，本已极为艰苦，但最后双方着手进行的这一问题，却使谈判拖延达一年之久！
　　战俘问题的谈判可说是在乌云满天中进行的。双方多次大动肝火，时而争，时而吵，时而斥骂，充满了离奇曲折，使谈判常常走进死胡同中。谁也不能说这是一个简单问题的谈判。美国拒绝遣返任何一个不愿重回共产党统治下的战俘，而共产党却坚持要将自己的人员全部遣返回去。
　　美国利用战俘问题进行反共宣传，向世界表明共产党国家的公民有许多对被遣返重回共产党统治下，要进行武力反抗。美国这样做，是出于对共产党人一切事物的憎恨，也可说这具有道德色彩(因可说明美国主张自由选择)，但这样做却为美国带来极为沉重的包袱。
　　首先，美国是1945年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第118条明文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予以遣返。”美国虽未批准这一公约，但在1950年7月4日，美国却通知红十字会说，它愿意遵守该公约。日内瓦公约有关战俘的条款是旨在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行为的再出现。苏联曾将上千万战俘多年扣押在劳改营中不予遣返。参加日内瓦公约会议的代表们没有提出战后大量战俘可能有不愿回国的问题。美国在停战谈判的早期，主张尽快一对一交换战俘，因为联合国军掌握的战俘数量比共产党多好几倍。这种一对一交换的概念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可在当时，谁又曾考虑到后来俘管当局要甄别所有战俘，问他们在战后宁愿不回家的事呢。后来甄别却真的发生了。
　　美国关于战俘的立场无疑拖延了停战。联合国军第一位首席代表、海军上将乔伊说过，美国主张不自愿遣返战俘，使他们付出了多打一年仗的代价。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联合国军在战斗中的死伤人数，远比不愿遣返的战俘要多得多。由此看来，战俘问题形成的所谓道德价值是极其狭隘的。难道应要求部队为国家怜惜前敌军士兵可能遭到的厄运，而继续打下去，并使一些人阵亡吗？且不说美国曾答应要遵守日内瓦公约，难道美国人应该为前敌人的自由选择而牺牲吗？
　　此外，美国这一立场又使得所有战俘――美国的，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北朝鲜、南朝鲜和中国的战俘，都得在问题解决之前，被额外多关押许多时日。
　　令战俘选择这一想法，是陆军心理作战部长罗伯特・A・麦克卢维尔准将首先提出来的，他向柯林斯将军建议说，中国俘虏中不少人以前是国民党的士兵(有很多这类人)，因为是投降过来的，因此害怕受共产党处分。他建议把这些人设法遣返到台湾。柯林斯把这件事转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说既然台湾仍然是中国合法的一部分，这样办也算符合日内瓦公约！柯林斯又补充了一条建议，说一切敌军俘虏都不应该让其回到共产党的统治下。就在这时，麦克卢维尔将军又向李奇微请示，问俘虏们是否可按他们的意愿划分。很清楚，这就是实行自愿遣返政策的第一阶段。
　　李奇微并不太支持这种想法。他指出要是全面和平解决，日内瓦公约自然要求遣返全部战俘。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说他打算甄别，以便把现按战俘看管的4万名南朝鲜人送给南朝鲜政府。这些人原是被北朝鲜人俘虏后，强行编入北朝鲜军队，又被联合国军俘虏的。南朝鲜认为这些人不能被看做是俘虏。这个步骤，显然是对战俘身份不明确这一类人的解决办法。对于确是敌军士兵而被看管的战俘，不论其个人对被遣返抱什么样的态度，这项计划也不算合法。
　　这时柯林斯将军的提议已被送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51年6月18日起草了一份致李奇微的电稿，问他是否同意在征得战俘“完全同意”之前不遣返战俘的原则。李奇微的答复是，这样的政策符合人道原则，但却开创了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先例，而且会在将来的战争中阻碍美国战俘归国，并为当前敌人提供宣传材料。
　　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把这件事提交给国防部长。当时罗维特是代理部长，但在马歇尔辞职前已被提名继任部长。罗维特又把这项提案提交给了国务卿艾奇逊。艾奇逊与李奇微持相同的理由，于8月27日表态，不赞成自愿遣返，认为这违犯了日内瓦公约。但艾奇逊一贯圆滑，当即建议对那些不愿回家的战俘采取宣誓释放的办法予以处理，这就搅混了水。日内瓦公约中有宣誓一说，但与艾奇逊所建议的形式根本不同。不过他的这一主张却叫美国领导人考虑后搁置到一旁。
　　罗维特部长的意见是，美国既然出于人道主义关心战俘，就不应该用我们战俘的福利为代价进行讨价还价。柯林斯在读完艾奇逊的答复后改变了想法，并劝说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同行们撤销自愿遣返主张。因为只有坚持日内瓦公约，在朝鲜战争和未来战争中，才真正有指望要回自己的战俘。
　　前述关于战俘自愿遣返的整个想法，到10月29日杜鲁门总统意外地过问这件事时，好像很快就要消失了。在他与当时的代理国务卿詹姆斯・E・韦博谈话时，他说如用联合国军的全部战俘去换共产党的全部战俘那就太不公平了，因为联合国军看管的战俘数量要比共产党看管的战俘多许多倍。另外杜鲁门害怕共产党战俘，特别是那些自愿投降过来及与俘管人员采取合作态度的战俘，会在回家后立即遭到处决。杜鲁门对于共产党战俘遣返问题当时虽还没有做出决定，但他却明确反对以“全体”交换“全体”的解决方法。除非联合国军能得到从其他任何途径中得不到的一些对方的重大让步才行。
　　杜鲁门的观点影响了国务院和国防部。他们在11月期间起草的战俘交换方案中，本来就包含有自愿遣返的胚芽，该计划指示李奇微设法搞“一对一”交换；如不行，就叫战俘们对遣返表态，按战俘的愿望达成协议。 [ 译者注：这就是美国后来一再坚持的“自愿遣返”主张。 ]
　　共产党当然要求在停战后立即释放双方看管的所有战俘，而联合国军要求首先交换战俘的名单。12月18日，共产党在这方面让步了，双方交换了名单。联合国军方面收到的数字惊人，共产党交出的名单共有11559名战俘(3198名美国人，7142名南朝鲜人，其余为其他联合国成员的军人)。联合国军方面的失踪人数，美国为11500名，南朝鲜为8.8万名，因此就必然认为共产党应掌握比名单列出数多得多的战俘。
　　联合国军方面交给共方的名单为132474名，其中北朝鲜人95531名，中国人为20700名。另外，还有16243名原南朝鲜人，这些人是战争爆发后被俘而编入北朝鲜军的。但联合国军方面犯了一个大错误。它在这以前曾多交出过4.4万人的名单，这些人的名单是原先递交给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其中大多数属于原南朝鲜的居民而为共产党作战被俘的。对这些人联合国军已进行过甄别并重新做了分类。这件事在当时给了共产党一个宣传上的把柄。他们利用这件事攻击联合国军，说联合国军扣留了他们4.4万人。联合国军方面同样为共产党交出的人数不够而感到愤慨，因此也谴责对方扣留了5万名联合国军和南朝鲜的俘虏。联合国军代表团是根据战争初期北朝鲜广播中的数字，当时北朝鲜吹嘘说，他们在南进中俘虏了美国和南朝鲜6.5万人。
　　关于战俘名单的激烈斗争持续了很多天之后才缓和下来。1952年1月20日，联合国军代表、海军上将R・E・李比提出了一项联合国军基本提案，主张一对一地交换战俘。直到联合国军所看管的战俘中所有愿意释放的战俘被释放，及北朝鲜看管的南朝鲜人和其他外国公民被释放，然后再释放具有战俘身份而不愿被遣返的所有战俘。第二天，共产党对这项联合国提案愤怒地作了全盘否定。他们称这项方案是联合国想扣留他们16万人的卑鄙企图；同时说，释放与遣返决不是进行“奴隶交易”。共产党从一切可能的角度攻击联合国军方案。双方间又激烈争吵了有好几周时间

第八节 战俘营风云 (上)

共产党对自愿遣返的愤怒无疑是出自内心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情况，才使共产党在1952年初展开了一次世界性的宣传运动，指控美国进行细菌战。这次连珠炮式的攻击，是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首先开火的。他攻击美、英集团，重复前些时间北朝鲜指控联合国军用枪弹散发毒气的话。2月末，北京和平壤广播电台同时谴责美国在北朝鲜境内，于1月28日到2月17日期间投掷带菌昆虫。这项指控被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通讯社拣起来，再大肆渲染，说什么用炮弹发射带菌的苍蝇、蜗牛、老鼠等。美国否认这类指控，但共产党的仇美运动，甚至于在国务卿艾奇逊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到北朝鲜调查所谓疫情时，还在猛烈地开展。国际红十字会于3月12日向朝鲜与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给予方便，以便到北朝鲜进行全面科学的调查，但遭到拒绝。同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过调查，但中朝对其要求根本不予承认。到5月5日，共产党宣传达到了高峰。他们从1月份打下来的两名美国飞行员那里取得了供词，他们说向北朝鲜投掷了“细菌弹”。
　　细菌战运动到1952年中期渐渐平息下来。其所以如此，或许是由于到这时共产党人又有了一个宣传话题，即所谓的联合国军对共产党俘虏所犯下的暴行。关于战俘暴行的说法是从2月18日开始的，当时双方正在就自愿遣返战俘问题展开激烈争吵。北京和平壤是否在指挥战俘，其指挥又起了什么作用，至今尚弄不清楚，但当时对联合国军的处境却造成了严重损害。
　　事件发生在巨济岛上。该岛靠近马山，位于南朝鲜南海岸附近。共产党战俘及新划分开的被拘平民，都被关押在这座岛上众多密集的临时集中营房中。美国部队进入第62号营房，准备去重新甄别已由战俘划分为平民的朝鲜战俘，其目的是为了纠正错误，区别愿接受遣返者。结果该营场5600被关押者中，有1000-1500人用在营场内自制的长矛、小刀、带刺的钢鞭及石块等进攻美国军人。美国人当即开枪。在混战中，一个美国人被打死，38人受伤；朝鲜人有55人被当场打死，22人事后死亡，有140人受伤。
　　 2月23日，板门店共产党代表团提出抗议，称这是“野蛮屠杀我方大量人员的血腥事件”。联合国军代表团拒绝了这一抗议，理由是巨济岛事件是内部事务，它牵涉的是平民，而不是战俘。这样就激怒了共产党，一个世界范围的宣传运动就展开了。范・弗利特将军撤换了原战俘营司令，改由佛朗西斯・T・杜德准将继任。但事件仍在不断发生。远东司令部提出了证据，说在巨济岛及其他地方出现的骚乱和别的问题，是共产党高层领导所策划的，战俘是从带着任务自愿被俘的特务那里获得指示的，这些特务来到战俘营后，还指挥杀害营场中的反共分子。
　　这时，整个2月份，在华盛顿一直就自愿遣返问题进行辩论，但最后却是由杜鲁门拿主意。对此事，后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正如我一贯所坚持的，我们决不能放弃站在我们和自由一方的南朝鲜人。所以我现在决不同意违犯战俘意愿，把他们送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任何解决办法。”杜鲁门后来还发表过一项声明：“我们决不能用送人们去遭受屠杀或奴役作代价来换取停战。”
　　在关键问题上，谈判有好长时间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进展。除修复机场、战俘的自愿遣返之外，共产党又添了一项争论的难题，要求苏联任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委员，以在停战后保证北、南朝鲜不会增加军事力量。联合国军不接受苏联，因为它不认为苏联是中立的，但对待这件事，联合国军的代表们却不愿公开说出来。
　　 3月13日，巨济岛上的警卫人员和俘虏又发生了第二次严重冲突。情况是，当时有一群和联合国军合作的北朝鲜战俘，在出公差行经一个对联合国军持敌对态度的北朝鲜战俘营时，前面有一个南朝鲜军分队也在经过，其实他们与出差并无关系。营场的战俘突然向合作的北朝鲜战俘及南朝鲜士兵扔石头。在没有人发布命令的情况下，这些南朝鲜士兵转过身来就向营场内开枪，结果当场打死10名战俘，重伤二人，轻伤26人。一名过路的美国军官也被打死。板门店共产党代表当即又把这说成为再一次野蛮屠杀。到了4月28日，乔伊上将 [ 译者注：乔伊当时为中将军衔，可能后来升为上将。 ] 才最后向板门店共产党提出所谓的“一揽子方案”。这个一揽子方案是谈判代表、李奇微、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政府中的官员经过长时间准备的，旨在打破僵局。该方案提出只要共产党同意战俘的“不强迫遣返”，答应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能为双方所接受，联合国便同意接受在北朝鲜境内在恢复与重建机场方面不受限制的主张。在短暂的休会后，共产党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就说这没有用而加以拒绝。乔伊这时的答复是：这乃是联合国“最后的不可更改的”立场。5月6日，李奇微发表一项声明说，和平的责任落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肩上。从此谈判陷入僵局。
　　就像是在有意配合，巨济岛的麻烦又爆发了。当时正巧是艾森豪威尔辞去军职竞选总统，李奇微要卸任赴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盟军总司令一职。李奇微远东司令的遗缺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意大利指挥过第5军的克拉克继任。克拉克于5月7日抵达，计划在5月12日就职。可是他刚刚到达，却传来了巨济岛发生问题的消息。
　　战俘营司令杜德将军来到76号营场的大门口，去会见诡称说有情况要讨论的战俘。李奇微写到这件事时，说杜德没有采取正当的防卫措施。意思是说杜德的警卫力量不够。战俘们把杜德抓住，拽到了营场内。此后不久，这些战俘竖起了一块告示牌，说如果警卫要用武力抢救杜德，那么他的命就是抵押物。他们捎出话来，要求其他营场派代表前来召开代表大会。这次要求被吓得手足无措的美国守营的军官们答应下来。当天晚上，各营场分别向76号营场派来两名代表。
　　范・弗利特将军指示说，不经他本人批准，要抢救杜德，不得使用武力。这倒不只是怕杜德的生命出问题，而是担心突发战俘大规模越狱逃出的事件，怕武力引发一场激战，造成人员严重伤亡。
　　范・弗利特同时正式撤销杜德的战俘营司令职务，由第1军参谋长查尔斯・F・柯尔生准将接替。柯尔生当即赶往巨济岛。在柯尔生到达前的5月8日，战俘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同意他们建立一个正式的协会组织。釜山的第2后勤司令鲍尔・F・扬特拒绝接受，要求释放杜德。柯尔生到达后，他通知共产党领导人说，杜德已不再是战俘营司令，但他要被安全释放，否则部队将进入营区以武力营救。战俘们未予理会。
　　这时李奇微偕同克拉克飞到朝鲜，先与范・弗利特，后又与乔伊上将商讨局面。李奇微授权范・弗利特采取必要行动，争取杜德的释放；同时可根据需要，随意使用武力。范・弗利特出于担心杜德生命安全的考虑，没有立即作出有力反应。他命令第3师的一个坦克连，从北方200英里远的阵地由陆路开来，再由登陆艇运到巨济岛，又命令第2师的38团和第9团的一个营也开来，乘登陆艇到巨济岛。
　　 5月9日上午，柯尔生将军要求释放杜德。6个小时后，他又再次提出此项要求。但战俘们却拒不释放杜德而要求与美方谈判。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可立即攻击营场，但柯尔生却要等深夜坦克开到后，这就意味着进攻营场要等到5月10日早上。与此同时，柯尔生则授权战俘们举行一次会议。
　　一件怪事发生了。战俘们自行组织了人民法庭，列举了19项打死、打伤营场同伙的罪状，要杜德逐一答复每一项指控。恰如沃特・G・赫尔姆斯在其所撰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后两年战争史中所说：“虽然(战俘们)一般能被他说得接受他所作的解释，撤销了各种指控，但处于战俘身份，又被重兵包围着，竟能将战俘营司令劫持使之作为被告，负罪受审，这种场面在当代军事史上可以说是绝无先例的。”
　　中午刚过，范・弗利特就飞到了巨济岛就局势进行商讨。他本人以及李奇微和克拉克都决定不让记者对这一紧急情况进行采访。范・弗利特通知柯尔生，叫其在5月10日上午10时前结束与战俘的谈判，并对柯尔生说他有权动用他调来的所有武装力量。可这时，囚犯法庭对杜德的审讯却一直拖到了夜里。而杜德通过为他提供的电话，要求柯尔生将期限延长到5月10日中午。但由于范・弗利特的命令言犹在耳，柯尔生对此加以拒绝。当天夜里，第3师的20辆坦克(其中5辆配备了喷火装置)开到了巨济岛，并进入阵地。
　　第二天一大早，在美国军队按计划进攻76号营场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俘虏们又向柯尔生发出了最新的要求。尽管英语很蹩脚，也不太清楚，但俘虏们的这项要求却明显是针对世界听众的，而且成了强有力的宣传文件。俘虏们要求说：
　　 1. 立即停止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虐杀、以及毒气、细菌武器的试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2. 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

　　 3. 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4. 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合作。在我们收到贵司令部解决上述各项问题的满意答复后，战俘代表团将把美国杜德准将交给你们。望给予热情、诚恳的答复。

这一引人注目的战俘文件使柯尔生踌躇不决，不敢立即行动。同时，他又从自己的情报部长那里获得一个十分头痛的报告，报告说在其他各营场，一旦柯尔生发起攻击，就马上一齐起来进行大规模越狱暴动。因为对这件事担心害怕，战俘营附近朝鲜村庄的人也都逃光了，荒无人烟。尽管柯尔生手里掌握着一支1.1万人的军队，能够很快平息暴乱，但他还是只得按兵不动，而后与后勤司令扬特将军再就这件事进行磋商。
　　随后，柯尔生答复了战俘要求。他否认联合国军犯过所指责的罪行，坚持说关于自愿遣返这件事是由板门店谈判决定的；同意战俘成立协会，并称今后“本战俘营再不会对战俘强行甄别，同时也不会再设法搞什么名义上的甄别了”。
　　战俘们继续在同柯尔生讲价钱，而范・弗利特和李奇微对随时发生的情况却得不到消息。李奇微非常生气。中午前后杜德给柯尔生打电话，谈了战俘们的情况。杜德争辩说，过去确实有过一些事件，当时打死过战俘，但柯尔生的答复却说没有那么回事，一口回绝。杜德的说法只不过是措词不同的问题，但战俘们还是不满意，不释放他，直到问题得到完全澄清。这时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发生了：在战俘领袖坐在身旁的情况下，杜德把战俘们和他自己的建议转给了柯尔生，要柯尔生采用战俘可以接受的形式，重写答复文。杜德甚至于答应用俘虏们都认为是命令式的语气叫其改写。柯尔生于是按照俘虏的要求起草了书面答复，同时向扬特将军通报了这个书面答复中的一般内涵。柯尔生的答复全文如下：
　　 1. 关于你方信中的第1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今后我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将负全部责任。

　　 2. 关于第2项，北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自愿遣返问题正在板门店讨论，我无权左右和平谈判的决定。

　　 3. 关于第3项，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将军安全获释，就保证不再强迫审查。

　　 4. 关于第4项，同意根据杜德将军和我的批准，组织北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

　　由于取得了极大成功，怪不得共产党要求将杜德释放时间推迟到第二天上午，以便表彰他立了功，为他披红戴彩，并把他护送到大门口。但柯尔生却实在等得太着急了。他要求立即释放杜德。5月10日晚9时30分，杜德从76号营场走了出来。但他出来后却立即被送到某处，被隔离开来，不得与外界接触。
　　因为远东司令部指示不让记者采访巨济岛，新闻界又急切等待发布的新闻，克拉克将军便决定就此事发表一项声明，声明中有战俘要求和柯尔生的答复。记者们还会见了杜德。杜德就他被俘和被释放的情况作了简短说明。
　　历史学家赫尔姆斯对这次事件的惨痛结局进行了总结。他写道：“柯尔生用杜德的一条命和宣传武器作交易，对共产党来说，这项宣传武器比他们许许多多战俘的命还要有价值得多。”
　　范・弗利特对柯尔生声明造成的影响似乎看得不重，但是克拉克将军和华盛顿的领导却立即看出了其严重危害性。作为美国的将官，在任何情况下承认虐待、杀害、打伤战俘，并答应设法将来给战俘以人道主义待遇，都是灾难。在东京，克拉克痛斥柯尔生声明，说它是“十足的敲诈”，并说战俘被打死是因为他们暴动。在华盛顿，则在谈论怎样否定柯尔生的声明。杜鲁门决定不采用克拉克说是“敲诈”的话，但他的行动在起同样的作用。他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克拉克宣布柯尔生的“答复”“绝对无效”。因为它“牵涉到联合国军官生命遭到威胁，是在压力下产生的”。克拉克应声明，整个声明是一种宣传，其目的是在战俘问题上搅浑水，并说明柯尔生没有资格“答应接受这类罪恶且虚假的指控”。
　　扬特将军曾建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次事件。该委员会认为杜德与柯尔生没有过错。范・弗利特不同意这项调查，建议对杜德和柯尔生进行惩戒。克拉克比范・弗利特又进了一步，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道：“我真的无法理解，该调查委员会怎么会从两个明显缺乏判断能力的军官那里，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建议将杜德及柯尔生降为上校。扬特也受到惩戒，因为他事先了解柯尔生那个声明中的有害段落却没有设法删掉。克拉克的建议一层一层地一直报到总统那里。总统批准执行，两人被降了级。
　　克拉克同时迅速免去了柯尔生的战俘营司令官职务，改由第2师副师长海登・F・波特纳准将接任。克拉克又派去了第187空降团和一个坦克营的部队，使联合国军的数量达到将近1.5万人。以后事实证明，波特纳十分称职，使巨济岛上不听话的战俘恢复了秩序。
　　板门店谈判中，共产党对杜德事件大做文章。南日将军在5月9日的发言中说：“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当中永无休止的血腥事件，清楚地证明了你方所谓的甄别只不过是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一种手段。”第二天他又谴责联合国军“为了实现长期蓄谋已久的以武力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目的，系统地采取了一系列野蛮措施”。
　　杜鲁门当年决定反对强迫遣返，以占领道德高地，共产党则在世界舆论中威胁着要把美国人从道德高地推下来，现在这一问题已难以说得清了。
　　不管联合国军在世界舆论中会碰上什么难题，巨济岛上潜在的灾难性局面总得设法予以消除。该岛包括最极端分子在内共有8万名俘虏。由于各营场间距太近，整个营场暴动是有可能发生的，并且要想防止令人吃惊的伤亡，也极难办得到。克拉克的计划是把俘虏分散成一个各500人的营场，分别设在巨济岛、朝鲜大陆和距西南海岸80英里的济州岛上。
　　 6月10日开始认真分营场时，反抗又一次集中在有6000人的76号营场。波特纳将军并不去谈判，而是派去了配有催泪瓦斯和震荡手榴弹的部队。这次暴动冲突造成一个美国士兵死亡 [ 译者注：这次冲突和前两次冲突一样，各有1名美国人死亡，且未留姓名。 ] ，14人负伤。共产党有31人被打死，139人负伤。从此后，其他营场被震慑住了，再没有发生反抗事件。在清理营场中，警卫部队收缴了3000把长矛、1000颗汽油弹、4500把刀子、大量带刺的钢鞭、棍棒及其他武器。在整个营场发现有被杀害的16具战俘尸体。

第八节 战俘营风云 (中)

正值联合国军总部为杜德被绑架事件所造成的极为严重后果心神不宁、大伤脑筋时，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独裁专制作风。这对联合国在南朝鲜支持这样的政府引起了普遍的怀疑。
　　根据南朝鲜宪法，总统要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李承晚的总统任期在1952年届满。由于他独断专行，不容异己，引起了强烈反对，所以李承晚深知他不会再当选连任。为此，他想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即修宪实行全民选举。李承晚对左右选民投他的票感到颇有把握。但李承晚在国会中却有许多对手，他们都反对修宪。在这种情况下，李承晚在政府所在地的釜山地区宣布戒严法，同时并用叛国及和共产党勾结为名逮捕了一些国会议员。剩下的其他议员因怕遭到逮捕，都四处隐匿了起来。
　　李承晚的这种对有序政府的蔑视，以及要打倒一切反对派的决心，在南朝鲜引发了骚乱和共产党的讥讽。同时联合国军总部和杜鲁门政府也只好采取各种不切实际的过火计划，以促使李承晚重新回到法制轨道。这其中包括联合国军在釜山地区接管戒严法，以迫使李承晚取消戒严。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奏效。7月2日，南朝鲜警察搜捕了大批抵制(修宪)会议的议员，并把他们强行送到了议会大厦。这时另有7名议员以涉嫌共产党阴谋被送上了法庭受审。议员们在压力下不分昼夜连续多日在议会大厦修订宪法。7月4日，被吓怕了的议会在以163票对0票，3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直接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及两院制宪法。同时(为了安抚议员情绪)，通过了大内阁对议会负责。8月间，李承晚以压倒多数票重新当选。但这件事给美国及其盟友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此外，它还预示着联合国军未来在与这位反民主的所谓民主共和国总统相处中，将会出现很大麻烦。
　　就在这时，威廉・K・哈里逊少将(后提为中将)因乔伊上将工作调动，接替他的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职务。但哈里逊并不比乔伊更能使共产党达成协议。克拉克将军因为共产党的顽固，难以推动，感到十分懊恼。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考虑后，他决定采取后来美国领导人在越南所采取的行动，即发动大规模空中攻击，迫使共产党接受美国的和平条件。由于北朝鲜在军事上有价值的一切凡能炸的都已炸了，克拉克就另找可打击的北朝鲜目标。结果他发现，其中有11座发电机组和两座变电站，早先由于李奇微将军认为是民用设施不是军用设施，炸不炸不会迫使共产党接受停战而没有被轰炸过。
　　克拉克将军一反李奇微所采取的立场，在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国务院负责人及杜鲁门总统批准后，下令海、空军战机从6月23日开始，持续3天对电站进行大规模轰炸。两军对目标共出动2300架次的飞机，严重破坏了发电设备。北朝鲜有两周陷入一片漆黑中，后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修复。
　　使克拉克和华盛顿这些当事人吃惊的是，轰炸发电设备一事引起了全世界一片喧闹声，甚至美国的盟国也不例外。当时艾奇逊正在伦敦参加外长会议，当面听到了英、法外长火气十足的猛烈指责(艾登与舒曼)。艾登对事前没有得到通知极为恼火，而舒曼则对轰炸引起法国人民和议会的批评大加抱怨。盟国和中立国都公开说美国好战，其政策在军事上是不负责任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对世界舆论的强烈不满作了总结，说他“对联合国的将来及战争与和平不是通过协商来决定，而是按军事指挥官的意见来决定的情况非常担心，因为当地指挥官只顾当地的军事目标却不顾对世界大局的影响”。换句话说，尼赫鲁乃是强调了那句格言：战争至关重要，不能听任将军决定。
　　这样，美国在板门店夏季的谈判中就有两件丢丑的事发生，一是轰炸发电站，二是杜德事件。这两件事使美国搞自愿遣返的动机遭到了挫败。
　　克拉克将军既不顾世界舆论的批评，也不顾共产党的强烈义愤，在1952年夏加紧了对北朝鲜的空袭，这更使盟国日益不满。七八月间，联合国军的飞机持续不断地轰炸平壤，使北朝鲜首都基本上被夷为平地，完全没有了军事价值。联合国军飞机也袭击鸭绿江沿岸目标，有一次轰炸一座炼油厂，距苏联边境只有8英里。
　　对北朝鲜的持续轰炸完全归于失败，一点也没使共产党屈服。尽管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整个夏季都在寻找打破僵局的各种可能，但却毫无成效可言。共产党和美国在战俘强迫遣返问题上完全陷于停顿。这时，其他国家开始私下对这个问题主动提出了建议。9月20日，墨西哥总统米邱・阿尔曼也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建议，主张所有愿被遣返者应尽快被送回家，而每个联合国会员国应承诺接受一定比例的抗拒遣返者。这项建议很快公开发表了。最后于9月24日，杜鲁门总统与他的高级文职与军事顾问商讨后，就这些问题作了一些决定。在其顾问们对包括墨西哥建议在内的不少建议发表意见后，杜鲁门作出了坚决的决定，即哈里逊将军在板门店应就战俘问题提出三种十分接近的选择；假如共产党对这三条全都拒绝接受，哈里逊就可宣布无限期休会，联合国将可能作些其他必要的事情。这隐含有在一切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身。
　　 9月28日开会时，哈里逊要共产党代表对战俘问题就以下三个方面作出选择：1. 将战俘全部运送到非军事区，经过核对后，除允许表示愿回到居留一方者可重回拘留方外，其他战俘一律予以遣返；2. 将反对遣返的战俘运到非军事区，由中立组织就其愿望进行甄别；3. 将上述同类战俘运到非军事区后加以释放，由其自行选择何去何从。
　　 10月8日双方代表团再次在板门店开会时，南日将军告知联合国说，三项方案都是不能接受的。哈里逊将军当即发表声明正式作出回答，称共产党的立场是不合理的、自相矛盾的、不人道的，并说联合国再无法提出别的建议，要求无限期休会。从停战谈判开始，已为时1年又3个月，但最后谈判却完全陷入僵局。
　　克拉克将军在东京发表了一项声明，说联合国军尽一切最大努力来结束战争，但敌人却拒绝“以人类大多数所主张的基本道德原则，来解决俘虏问题”。艾奇逊则在华盛顿说：“我们不会用人的生命作交易；我们决不会把人们强行交到共产党手中。”
　　停战谈判的中断立即在战场和战俘营得到反应。在暗中授意下，俘虏们又开始滋事。他们故意向警卫部队挑惹是非，以引起警卫员采取严厉措施控制战俘，结果便发生了联合国警卫人员打死打伤俘虏的事。这就又给了共产党以指控的机会，说他们的人员仍持续不断地遭到屠杀，仍处于暴行之下。共产党战俘在共产党高级司令部的得力指挥下，不断同联合国进行斗争。
　　在战场上，从9月份开始，共产党为了在冬季前改善其阵地，小规模强攻不断。10月8日，哈里逊将军单方面宣布谈判休会后，克拉克将军授意范・弗利特将军发起摊牌战役，目的是夺取金化以北的铁三角一带的高地。范・弗利特预计以200人为代价，可在5天内实现目标。但第10军从10月14日发起进攻，在共产党猛烈抵抗下苦战了好多星期，使美国和南朝鲜付出了9000人的代价，共产党死伤达1.9万人之多。在战斗于11月18日逐渐停下来时，联合国军的阵地只略略有点微小改善，而损失却太大太大了。直接进攻敌军主阵地，实现一点有限目标无异于枉费心机。为把共产党从准备已久的主要防御阵地引出来，第8骑兵团于10月15日在元山以南约25英里的东海岸库底进行了一次两栖登陆佯攻。但共产党不入圈套，结果这次佯攻遭到了很大失败。
　　由于在板门店看不到动摇共产党决心的前景，远东司令部和五角大楼于是认真考虑在和谈失败后应当立即采取的行动方针。作战部的官员们为防谈判陷入困境，曾提出了一套又一套方案，但最后却什么肯定性主意也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克拉克将军于10月16日，即共产党拒绝哈里逊关于战俘问题最后方案的第8天，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他们的8-52作战方案。这份提交批准的8-52作战方案是想以军事手段立即扭转战局。他主张以大规模两栖登陆展开进攻以消灭大量敌军，对战略要地实行空降；更为重要的是使用海、空军进攻中国和满洲的重要目标。克拉克就这样，在他接任远东司令后还不到两周时间，便步麦克阿瑟后尘，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送国民党数个师到朝鲜作战，对中国大陆进行报复性进攻。这套理论归根结底，是认为只要对中国狠狠轰炸，就能使共产党接受美国的和平方案。
　　克拉克在提出作战方案的同时，还发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的8-52方案虽未提到使用原子弹，但他却力劝应认真考虑去掉使用原子弹的限制。克拉克说要能最有效地使用空军力量打击目标，并抵消敌人在满洲与华北的基地，核武器的使用将是必不可少的。
　　这是地地道道在亚洲扩大战争的行动计划，并极有可能扩大为一场核大战。
　　克拉克的方案遭到了反对，首先是陆军部长佛朗克・佩斯，他的理由是财力和人力问题。但参谋长联席会议搁置此项方案的理由则更是不可辩驳的：在两周多一点的时间里美国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都不是哈里・F・杜鲁门。
　　参谋长联席会议之所以持不打算扩大战争的态度是有理由的，因为几乎从1952年总统大选开始，国家对朝鲜采取什么政策一直是注目的焦点――共和党人总是在激烈攻击。民主党候选人德莱・史蒂文森虽然对杜鲁门民主党政府的政策尽力辩护，但他同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立场一致，也想通过政治手段结束战争。两个候选人谁也不主张取得明确的军事胜利。
　　共和党极有可能的胜利预示着对战争的指导将要发生变化。在克拉克提出8-52战争方案后的第8天，即10月24日，对决定扩大战争的任何意见喊刹车的时间终于到来了。这天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底特律对朝鲜半岛发表了最引人注目的讲话。究竟是不是这次讲话把艾森豪威尔最终推向胜利倒很难说，但它肯定是促成因素。因为它使许多美国人在心目中感到艾森豪威尔这个人必能设法把事情办好。仔细剖析艾森豪威尔的底特律讲话，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或允诺了什么，但那却是许多美国人想要听到的。这篇讲话包含有令人激动的新希望，使人感到通情达理的艾克能解决好杜鲁门和他那个老于世故的圆滑国务卿艾奇逊所干不成的事。
　　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曾保证说，他的一个目标就是“早日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他说他将诚实地下决心“不搞党派游戏，而要集中精力于结束朝鲜战争的工作，直到这项工作体面地完成。这件事需要我亲去朝鲜一趟，我就动身去一趟。只有这样，我才能学会在和平事业方面怎样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人民。我会去朝鲜”。
　　 “我会去朝鲜”这一句打动人心且带有结论性的话，就像艾氏一跃能到朝鲜，颠簸在各条公路上，在与将军和士兵们谈话；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在几天内就找到了别人头痛的、开启和平之门的秘密钥匙。当然，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不过艾森豪威尔作为20世纪最有经验的战地司令官之一，他比谁都更清楚，他的这趟旅行只不过是一次能给国内人印象的公关旅游罢了。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他的这句话却恰恰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这就是对那些叫嚷报复，要扩大战争到中国的好战者的否定，而在朝鲜实现和平。
　　无怪乎在艾森豪威尔以442票对史蒂文森的89张选票，并以5比4的全民投票差距，取得竞争的胜利。3天后的11月7日，柯林斯否定了克拉克的战斗计划。柯林斯对克拉克说，参谋长们曾对8-52方案进行过研究，也对使用原子武器的意见进行过考虑，但我们要在人员和后勤支援方面承担世界范围的任务，这确实太重了。因此，我现在就未来将采取什么行动的事，尚无法答复。
由于看到美国在板门店进一步受挫后，其好战势头在增长，许多温和国家对美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此外，再加上板门店停战谈判的突告中断，所以联合国就自然想把结束战争的责任拿到自己手里。这件事显然本是联合国自己的事，尽管从一开始就由美国掌管着。第7届联合国大会于10月14日在纽约召开时，国务院设法争取对美国立场的支持，尽量想阻止住联合国的接管活动。在以后的几周时间中，有不少国家提出过结束战争的方案，其中包括墨西哥人所提出的阿尔曼建议。但11月间，印度所提出的动议却很快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方案。印度建议由一个4国遣返委员会负责掌管所有战俘，凡愿回家者可一律遣返回去；然后允许双方向剩下的战俘解释被遣返的权利。在90天之后，凡反对回家者可交由战后政治会议去解决。遣返委员会的任何争论，可一律由仲裁人裁决。
　　印度此项计划很快得到了广泛支持，特别是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支持。美国则要求对草案进行修改，以保证对俘虏不使用武力，还主张，如停战后的政治会议在30天内未对被遣返者做出决定，这些战俘将重新交给联合国。印度议案于12月3日被通过。这项议案迅即为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拒绝。不过虽然如此，但其主张却绝没有从此被彻底否定。
　　当上总统的艾森豪威尔于12月2日到达朝鲜。陪同他一道去的有将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查尔斯・E・威尔逊、布莱德雷将军及太平洋舰队司令亚瑟・W・雷德福海军上将。克拉克和范・弗利特两位将军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商谈，并在艾森豪威尔3天停留期间，陪他到战地及他处视察。对如何取得和平，艾森豪威尔从将军们处得不到什么新东西。他们所讨论的主要是把南朝鲜军队增加到20个师，使用国民党军队在朝鲜作战及各方面军事问题。艾森豪威尔最后同意扩充南朝鲜军队，但没有承诺使用国民党军队。不过他就任总统后，却取消了杜鲁门总统1950年禁止国民党人对大陆采取行动的命令。对克拉克的8-52作战方案未予讨论，尽管艾森豪威尔事先知道这项计划。艾森豪威尔此行是为了在朝鲜寻求体面停战，而不是想扩大战争，以寻求军事胜利。正如克拉克后来所写的：“当时对于究竟付出多大努力才能打赢战争的问题，根本就未作讨论。”
　　但这时作为联合国战俘营的暴行，却由于赤色分子继续布置闹事而停止不了。12月14日共产党被拘平民在距巨济岛不远的一个叫做龙草岛的小岛上，又上演了一次有组织的暴乱，结果引起了战俘与南朝鲜警卫部队的对抗。警卫人员向俘虏人群开了枪，当即打死85人，重伤113人。对许多人来说，这一死亡数字未免太大了。红十字会抱怨，苏联也在联合国试图谴责美国在龙草岛大规模屠杀战俘行径。苏联的努力未能成功，提案以45票对5票被否定，但当时却有10个国家弃权，这表明对战俘的局面相当不满。
　　说来也很奇怪，当时有一件人们很少注意且又与板门店谈判毫不相干的事，却成为打破战俘谈判的僵局，导致双方作出决定在最后达成协议的促成因素。这件事于1952年12月发生在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该委员会以15票对2票(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反对)敦促双方作为友好的表示，在朝鲜立即释放伤、病战俘。
　　克拉克在东京看到有关红十字会组织的这一新闻报道后，建议进行这样的交换。他所以这样，并非认为共产党会同意，而是觉得在宣传上有好处。对克拉克的建议，华盛顿根本就像没有听见，但到1953年2月22日时，却批准了这项建议。因为国务院听说红十字会这项建议可能在近期计划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被提出。共产党到3月28日才作出反应。北朝鲜和共产党中国的司令部不但接受这项交换伤、病战俘的倡议，而且还提出了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两天后，又有了更有意义的突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电台除重申了司令们的意见外，还说：“为实现停战，解决这整个战俘问题的时机应认为已经成熟。”他的解决办法与联合国大会12月3日所通过的印度方案很近似。周说：“在所有要求遣返的战俘遣返工作完成后，其余战俘应交给一个中立国，以保证其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第二天，中国人就这项建议拍电报给联合国大会轮值主席、加拿大的勒斯特・波尔逊。这项方案北朝鲜也同意了。4月1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电台上称这一方案是“十分公正的”。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谁也说不清是不是这件事才使共产党的不妥协立场突然化解的。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反正共产党所持阻挠态度已为合作态度所代替。4月20日，交换工作在板门店正式开始。被联合国叫做“小交换”的伤、病战俘遣送工作进展顺利，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于5月3日基本上完成。联合国军遣返北朝鲜战俘5194名，中国战俘1034名，另加446名被拘平民。联合国军接受了471名南朝鲜士兵，149名美国士兵，32名英国人，15名土耳其人，17名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俘虏(总数为684名)。
　　解冻的结果是板门店停战谈判于4月26日复会。但双方代表在提名监督战俘交换的中立国问题上又陷入停顿状态。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5月7日。这时共产党突然放弃了一个中立国的主张，而建议成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与印度年前秋季在联合国所提方案大体相近。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由印度代表和四个中立国代表共同组成，各国各出同等数目的军队来掌管遣返工作，这个方案与美国的条件接近。联合国所坚持的是所有军队只由印度派遣；委员会行动要全体通过(不是多数票)；对政治会议在30天内处理不完的战俘则予释放，使之成为平民身份。共产党坚决不同意这些要求，但谈判却在继续进行。
　　在双方几乎要达成协议，所剩问题相对来说都比较次要，已可通过妥协来求得解决时，老独裁者李承晚毫无理性的故意阻拦行为却恰在这个关头发生了，这一行为危及停战的前景。就像瓦格纳的主旋律一样，李承晚对任何形式的停战的反对，贯穿了谈判全过程。他希望在美国帮助下征服全朝鲜，他的这一目标从未动摇过。谈判刚一开始，他即提出许多要求，其中作为他同意停战的代价之一，就是中国军队全部撤出朝鲜及解除北朝鲜武装。他曾发表广播讲话来破坏谈判，还上演过群众集会，发表过新闻述评，以反对联合国谈判。最典型的事例便是1952年4月14日发表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说：“有人相信谈判会取得成功。我对这些人所持态度不能理解。我仍然反对置我国分裂状态的任何停火。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决心要用我们的双手统一我们的国家。”
　　 1953年4月，“小交换”正在进行。当最后达成停战协议的前景总算大有希望时，李承晚反对和平的劲头越来越按捺不住了。他表示，如联合国同意停火，南朝鲜很可能单独同共产党干下去。5月12日，李承晚通知克拉克将军说，他不同意把不愿遣返的北朝鲜战俘释放给中立国，而且根本不承认印度是中立国，也不允许印度军队呆在南朝鲜。为了迁就李承晚，克拉克要求共产党同意所有不愿遣返的北朝鲜战俘，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后立即予以释放。这项方案在5月13日自然遭到共产党拒绝。这件事造成了一段时间内毫无成果的争论，使谈判休会到5月25日。
　　与此同时，克拉克自信持续空袭能使共产党就范，因此，他决定轰炸北朝鲜为农民稻田供水的水库大坝。炸毁这些水坝，可以水淹没公路、铁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因此，克拉克认为是合法的军事目标。5月13日，他第一次下令轰炸平壤北面靠近德山的一座水库。大水冲毁了6英里铁路，5座铁路桥和2英里公路。同时大水还冲毁和淹没了3200多亩稻田。以后10天中，联合国空军又炸了另两座水坝。但是共产党反应迅速，在第一次遭炸后就放水降低了水位以防洪水泛滥。
　　就在板门店休会期间，参谋长们在5月20日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就一旦谈判完全破裂美国应采取的方针提出了建议――为美国在决心扩大战争时所做出的决定。也许这就是那句常挂在人们嘴边的那句话的来源，即所谓艾森豪威尔总统威胁说要使用原子弹，共产党才就范的。但参谋长们却绝没有叫美国采取这一行动，共产党也没有接到最后通牒。毋宁说参谋长的建议只是远东局势不可收拾，美国愿冒全球战争风险时的一种应变措施罢了。艾森豪威尔早已表明他是在设法和平解决朝鲜的僵局，并不是要扩大战争。因而参谋长们建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对中国大陆强化海、空军作战及原子弹的广泛战略、战术使用，这只不过是为了取得最大惊人效果和影响。要求取得惊人效果，就排除了向共产党发送最后通牒的可能性。
　　到1953年5月中旬时，对停战的威胁却绝不是来自于北京和平壤的共产党领导人，而是来自于南朝鲜领袖李承晚本人。摆在朝鲜和平道路上的障碍不是敌人所设置的，反倒是一个盟友，这真是一种讽刺。
　　克拉克认为李承晚只不过是少数人。他认为只要美国提出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同时给予经济援助，再帮助南朝鲜军队发展到20个师，南朝鲜总统就会服服帖帖。出于这种考虑，在板门店于5月25日恢复谈判后，美国官员就把为安抚李承晚，在停战后立即释放所有朝鲜俘虏的要求搁置到一旁。
　　在双方谈判代表开会前一小时，李总统接见了克拉克将军和1952年11月接替约翰・J・穆乔任美国驻韩大使的艾利・O・勃里奇。克拉克和勃里奇尽量设法使李承晚消气。他们说，只要他充分支持停战协定，美国一定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支持他，可是李承晚的反应却是完全抵制。他说：“你们可以全部撤除联合国军，并撤销一切军事经济援助。我们将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要求别人替我们打仗。也许一开头，我们依靠民主来帮助我们就是错误的。对不起得很，在现有条件下，我很难保证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合作。”
　　在板门店却是明显的对立，乐观的气氛令人振奋。哈里逊将军提出了联合国军的条件：中立国委员会不得对战俘使用武力；印度必须提供全部部队；全部说服工作(解释工作)必须在90天内完成；如果停战后的政治会议不能就遣返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对不愿遣返战俘的处理应交给联合国大会。对联合国军方面的建议，共产党不是像过去一样进行攻击，而是多少作一些温和批评。然后双方休会到6月4日。那天共产党同意停战，并提出了一个协议文本。该文本与联合国的原文件的不同处，只是限于关于不愿遣返者不由联合国大会处理这方面。共产党提案提出政治会议未作处理的战俘，应立即释放。6月5日，联合国军代表团对共产党代表团的文本，只提出了几处需澄清的地方。
　　 6月8日双方就战俘遣返达成了协议，并就不愿遣返战俘问题签署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文件。
和平好像只有几天就会到来了，但李承晚却从中作梗，破坏停战工作。6月6日，他宣布联合国协议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他要求首先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而不是谈互相撤退联合国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事，要是这两个方面都不能接受的话，李说：“那么，就应当允许我们继续战斗下去。”
　　还是出于安抚这个南朝鲜强人，艾森豪威尔写信保证继续寻求朝鲜的和平统一，停战后尽快谈判一项共同防御条约，并提供经济援助。艾森豪威尔写道：“在目前关键时刻，分离的念头是一种悲剧。”克拉克将军和勃里奇大使把艾森豪威尔的信送给李氏时，李表示对信的内容没兴趣。他又宣称他不允许有印度部队呆在他的国家内，同时也不允许朝鲜战俘屈从共产党解释人员的“灌输”。正如克拉克将军告诉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样，李氏完全不讲理性，丝毫不做让步，好像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究竟要走多远。看来，他毫无疑问会讹诈到底的。
　　李氏立即下令在美国接受训练的军官回国，又撤回了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的南朝鲜代表。南朝鲜到处爆发了带有反美情绪的空前示威游行。李氏及其他政府官员则发表威胁性的讲话。
　　而这时在前线，范・弗利特于2月11日退休，刚刚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麦克斯韦尔・D・泰勒中将却不得不对付共产党的一系列进攻。这些进攻预示着共产党对实现停战是真诚的，因为他们想在停战以前改善他们的阵地。
　　共产党于5月25日在西线认真地展开了进攻，当天正是板门店谈判恢复时。到6月初时进攻转移到了东线中部一带。那里的中国部队开始猛攻，企图清除联合国军伸到金城附近约8英里的一小片地方。到6月18日攻势减弱时，驻防这里的南朝鲜军被击退约2英里。中国军队在全线集中力量，主要攻击南朝鲜军防守部队，似在告诉南朝鲜人，如他们要想单独打仗该是多么困难的事。
　　面对李承晚的挑衅行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决定派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特・S・罗伯逊去会见李氏，以消除在停战后其对美国政策的误解。6月17日，李氏告知勃里奇大使，说他愿与罗伯逊会晤。
　　当晚李承晚下令，由南朝鲜军执行了一次背叛南朝鲜盟国的行动。这次行动正如李承晚所明显期望的，即使美国人望洋兴叹感到无能为力，又给共产党接受停战投下疑团。李氏指示4个战俘营的南朝鲜看管部队协助不愿遣返的北朝鲜战俘冲出了营区。在论山、马山和釜山这些战俘营里的美国营区司令们和其他行政人员，根本挡不住激流汹涌的人潮，以上各地逃出的北朝鲜人都受到了南朝鲜政府官员的支持关照，很快消失在南朝鲜农村。在北朝鲜3.5万名俘虏中，有2.5万名不愿遣返者在头一天就逃离了。以后几天又有少量的俘虏从上述营区及另4个营区逃出。到这个月月底时，联合国军还只看管8600名不愿遣返的北朝鲜人。
　　由于李氏在签订停战协定时释放朝鲜不愿遣返的战俘的打算被美国人所拒绝，所以他便采取了单方面行动，以使大多数战俘实现此目的。这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同共方达成协议来说，不啻为一种破坏。这样一来，如共产党因此而拒绝停战，李氏便会感到求之不得，是再好不过的事。
　　李氏在下列声明中，坦率承认该事系出于他的谋划。他说：“6月18日这一天，我下令释放反共战俘是出于我的责任，我应当这样做。我之所以未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及其他有关方面进行充分商量，其理由明显不须解释。各道首脑和警察都奉命要尽量照顾好这些战俘。我充分信赖我们的全体人民和朋友们在这件事上将会给予合作，绝不会在某方面有不必要的误解。”
　　克拉克将军早些时候就预计李承晚会释放北朝鲜不愿遣返的战俘。他甚至还考虑过将各战俘营区的南朝鲜看管人员换为美军。但后来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怕刺激已很敏感的形势。
　　哈里逊将军要在板门店向共产党代表坦率承认已发生了事，这工作对他来说真太尴尬了。6月18日，他向共方联络官交了一封信，信中说韩国政府与战俘逃跑有牵连，向共方保证美国军队正在接管各战俘营的警卫职责，并将尽一切努力来搜捕逃跑者(不过这些人分散到民间后，是很少得到南朝鲜政府帮助的)。在共方要求下，6月20日开会，会上共方谴责联合国军有意串通“李承晚集团”。但事实很明显，美国人对李氏的行动比共产党还要吃惊，因为他们完全不信任李氏。在道义上对美方严加谴责之后，共方抓住问题的关键质问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到底管得了南朝鲜政府和军队吗？如果管不了，那么朝鲜停战协定是否包括李承晚集团？如不包括，停战协定的执行在南朝鲜方面还有什么保证？如果南朝鲜包括在内，共方要求联合国军交回2.5万名北朝鲜战俘，并且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克拉克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意见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显然控制不了南朝鲜政府和南朝鲜军队，因此停战不包括南朝鲜。由于当时无法解决这种情况，华盛顿决定派沃尔特・罗伯逊与李氏会商。
　　在柯林斯陪同下，6月24日罗伯逊到达东京，两人立即同克拉克将军、联合国军政治顾问罗伯特・D・墨菲及驻南朝鲜大使勃里奇会晤。大家一致认为如李承晚不妥协，那么罗伯逊就应告诉他联合国军就将撤出朝鲜。这里面隐含着联合国军将立即同共方达成协议，撤出所有联合国军队并释放美国和联合国军的战俘，然后，把包括南朝鲜安全在内的其他一切问题都统统交给李承晚，不再过问。大家认为如李氏相信美国是当真的，那么他就会回心转意。这是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因为不管有无李承晚，美国毕竟在朝鲜投入了那么多，损失那么大，毕竟又认为朝鲜对美国的安全如此重要，就绝对不会打起行李卷，悄悄地溜之大吉。美国可以威胁，可以摆出这么个姿态，但却绝不会真这么做。现在的问题是李承晚会不会了解这一点。
　　威胁着要撤出，这代表美国政策的改变，非同小可。因此他们便赶快征询华盛顿的意见。6月2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与国防部长威尔逊、国务卿杜勒斯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开会讨论此事。会后艾森豪威尔授权克拉克可视情况需要而采取行动，但不得动用武力迫使南朝鲜服从停战。艾森豪威尔同时指示克拉克切不可承诺从朝鲜撤出联合国军。但他却授权克拉克，让他使南朝鲜领导人相信，如他们不遵守停战规定，联合国军的撤出就有可能发生。
　　这时李承晚亲自出马拧紧了螺丝。6月21日，他命令为联合国军服务的人员都得效忠于他。这一决定立即使美国的反情报工作陷于瘫痪。李氏又下令所有英语翻译都应征入陆军。釜山、仁川港的朝鲜人突然停止为联合国军干活。驻韩大使馆的朝鲜汽车司机都不敢上街，怕被南朝鲜国家警察当逃避征兵者抓走。甚至为美国的一些部门搞清洁卫生的人也受到了警告。整个南朝鲜爆发了多起游行示威。
　　从6月26日起，罗伯逊与李氏开始进行了一系列会晤，开始时几乎毫无进展。克拉克将军便开始估量怎样才能制造联合国军即将撤出的印象。他召集美军高级司令会议，把不愿遣返的战俘集中起来加强控制，放慢了向南朝鲜的水上运输，暂停了对新建韩军4个师的装备供应。7月1日，李承晚让步了，答应把战俘运到非军事区。这样印度部队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算离开了南朝鲜领土。这时他又补充说：“我们已差不多快同意停战了，不会阻止停战，只要美国明确保证在政治会议一旦失败时，再与我们一起战斗，直到完成朝鲜统一。”如果美国同意这一点，对李氏来说不过是一张空白支票，但这却使他在战后会议上一点儿也不会同北朝鲜达成协议。罗伯逊在得到华盛顿同意后回到了美国。回到美国前，他重申了总统的立场，即：只要国会批准，就与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帮助韩军扩大到20个师；等国会批准给南朝鲜经济援助；在政治会议上与南朝鲜合作一致。
　　南朝鲜政府同意以上各点，但要求推迟停战直到参议院批准共同防御条约。罗伯逊说，对这样的拖延不能给以考虑，不过艾森豪威尔政府会尽快完成条约起草工作。
　　在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于7月9日迫使李氏作出承诺时，会谈达到了高潮。尽管南朝鲜不签署停战协定，但李说：“我们也不会破坏它，只要按停战协议所采取的措施不损害我们国家的存在即可。”李氏又说：“我将努力进行全面真诚的合作，以求本民族通过政治和平途径实现统一，因为那是我们最根本的民族目标和需要。”
　　这是一场很费力气的斗争。美国制止住了李氏对停战的积极反对，而且背上了要花大钱的沉重包袱，即不仅要签订安全互助条约(1954年1月经参议院批准)，而且还得长期给南朝鲜政府以经济、军事援助。另外，美国将自己与李承晚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在美国领导人同李氏斗争时，共产党军队在全线展开了最后的攻势。进攻的目的部分是为了宣传共产党最后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部分是为了惩罚南朝鲜军队；另外，部分则是为了取得长期最有利的停战阵地。进攻于6月24日在东线和中线开始，仍然集中在金城突出地带。当双方在7月10日重回讨价还价的谈判桌时(李氏已被安抚住了)，前线战斗达到高潮。到7月14日时，6个中国师猛攻在金城地带的南朝鲜军阵地，并实际上消灭了南朝鲜首都师。双方伤亡极为惨重。因为这是共军在主要防线插入南朝鲜防御阵地中心部位的一场攻坚战。在这可悲的最后的一系列战斗中，许许多多年轻人仅仅不过是为了尺寸土地而死伤。联合国军在1953年6至7月份的伤亡数字超过52000人，大多数是南朝鲜军。共军同期伤亡数估计达到108000人。
　　正当板门店双方为自己一方万无一失而费尽心机时，李承晚又在进行抵赖，但这时艾森豪威尔已经烦透了，李氏未能得逞。7月23日双方参谋人员就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达成协议。最后于7月27日上午11时，通过生硬冷淡的仪式，哈里逊将军和南日将军分别签署了停战协定的9个文本及一份将不直接遣返战俘而将其转交给非军事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授权附件。后来克拉克在他的前方司令部文书上签署；北朝鲜首脑和中国司令员彭德怀分别在其司令部签署。12个小时后，历时3年又1个月零2天的战争宣告结束。
　　之后，中立国视察小组很快表明无法将工作进行下去，因为联合国军断定共方绕过他们，秘密向朝鲜境内运送人员物资。这样，联合国军曾为之费过大力气的视察被作废取消了。
　　 7月27日，由参战各国在华盛顿所签署的“大制裁”宣言，其本意是美国想依靠它来阻止远东再燃起侵略之火，却有一周时间未予公开发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的盟国对给予李承晚什么保证都不太热心。后来它一发表就寿终正寝了，因为联合国军关于停战及谈判过程的特殊报告，各盟国都一致不予表态。尽管该项宣言声称如破坏停战会引发在朝鲜以外更大的敌对行动，但实际上却不为人所重视。因为有一件对每个人都十分清楚的事，即：所有在朝鲜支持美国的国家，在看到由“警察行动”升级为煎熬人的长期消耗战争后，今后如不经过较长时间的清醒权衡，是绝不会再仓促从事了。
　　到最后，旨在谋求北、南朝鲜和解的停战后政治会议，直到1954年4月才得以召开，且当时只是作为日内瓦会议的部分内容。这次会议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越南的分隔，从而结束了第一次印度***的越法战争。关于朝鲜则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板门店战俘交换(大交换)于8月5日开始，到9月6日完成。共方遣返要求回国的南朝鲜战俘7862名，美国战俘3597名，英国战俘945名，土耳其战俘229名，其他联合国军战俘140名。另外还有335名南朝鲜人，23名美国人，1名英国人拒绝遣返。其中有8名南朝鲜人后来决定遣返回国，还有2名去了印度，其余的回北朝鲜了。有2名美国人返回美国，剩下的21名美国人和仅有的1名英国人又重回北朝鲜。共产党方面的战俘中，有70183名北朝鲜人，5640名中国人作为自愿遣返者回国了。总共有14704名中国人拒绝遣返，其中有440名后来决定回中国，有12名去印度，有17名死亡、逃跑或失踪。最后有14235人返回南朝鲜，大多数人最后去了台湾。有7900名北朝鲜人拒绝遣返。其中188名后来回家，有74名去了印度，34名死亡、逃跑或失踪。最后有7604名回南朝鲜了。
　　双方遣返和不遣返的战俘共有118917名。为战俘命运在谈判中吵了一年多时间。这期间在战斗中就有数万人阵亡或伤残。仅从战争的最后4个月来看，联合国军和共军在战场上加在一起的死伤数就高达20万人之多。
　　美国在整个战争中的伤亡总数为139272人，尚不包括冻伤及其他受伤人数。其中有24965名死亡，101368名负伤，另有12939名失踪，估计已经死亡。南朝鲜共损失272975人，其中有46182名死亡，15972名负伤，另有66436名失踪。其他联合国军成员共损失14103人，其中2597名属于死亡，9581名负伤，1925名失踪。共产党方面，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北朝鲜620264人死伤总数中，有214899名死亡，303685名负伤，101680名失踪。中国死伤总数909607人，其中401401名死亡，486995名负伤，21211名失踪。
　　因此在整个战争中，双方伤亡总数达到195.6万人。北、南朝鲜共有200多万平民死亡。此外，南朝鲜大部分地区及实际上全部北朝鲜遭到巨大破坏，要想恢复需耗时数年。
　　人们也许早该读一读孙子在公元前500年所写的《孙子兵法》，并认真加以注意，孙子说：“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第八节 战俘营风云 (下)

美国未能打赢朝鲜战争，这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总在想方设法地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
　　其实，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不仅如此，它在东亚追求的国际目标实际上也和美国的一样，即和平、贸易，并与苏联保持距离。然而，由于美国领导人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所以针对中国还是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美国领导人以报复的心态拒不正视上述事实，坚持认为中国意欲征服整个东亚。这些显然与实际不符。可是美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信过去对红色中国的指控，当时中国一开始干预朝鲜战争，就被扣上了“侵略”的帽子。然而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因为美国领导人被中国人的行为激得怒不可遏，他们需要有一个“侵略成性的中国”的存在，这样才能证明他们要摧毁中国政权的迫切愿望是正当的――而这个政权曾彻底挫败过美国。
　　当朝鲜战争最后停火时，美国最高军政领导人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他们带给人们的印象是：美国实际上赢得了胜利，因为它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势头。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民整体上接受了这一看法，或者起码认为，这场战争最差也是打了一个平手。不管如何，美国人民对停止流血、战争没有升级为世界性冲突而感到欣慰。
　　但是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却有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这种情感因无法向公众透露而变得特别强烈。他们明白，本来1951年就可取得的和平却延至1953年才最后得到。他们知道两年间所受到的一切痛苦、牺牲和损失通通都是无谓的；1953年的最终停火线和1951年的几乎没有多大差别；1953年美国所接受的条件两年前也许就有可能达到。
　　这且不说，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的南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1951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同红色中国的冲突，将会是一场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因为美国面临的巨大危险是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尽管美国领导人承认这一现实，而且事实上也并不准备直接进攻中国，但他们对北京所抱的仇恨，却远比对克里姆林宫的要深得多。这一点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首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实际上是禁止与红色中国开展贸易，竭力阻止中国发展成为工业国。这些制裁比对苏联进行的还要苛刻，即众所周知的“中国差别关税”。华盛顿还迫使其他国家也对中国进行类似制裁。尽管其他国家在60年代后期放松了制裁，但美国却继续了20年之久。
　　美国特别敌视中国的第二个例证，是1953年11月5日即朝鲜战争结束尚不足4个月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决定。该项决定作为美国一项官方政策，旨在摧毁中国共产党政权，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苏联从来都未作过这样的决定。
　　为了替这种极端的对抗立场寻找根据，美国只得坚持说红色中国人侵略成性，无可救药。美国领导人在心目中为这种侵略臆造了三个证据，即：中国在朝鲜进行干预；北京有意攫取台湾；中国人支持自1946年以来一直进行的越盟反法叛乱。
　　然而这三个证据中没有一个能证明中国的侵略。进入朝鲜的行动从严格意义上说是防卫性的，其目的是为了保留一块历史盾牌，保护北京周围的中心地带。对北京来说，决心拿下台湾乃是内政问题，因为就连蒋介石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对越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防范措施，因为中国担心美国会干涉越南，消灭共产党，在中国的南疆建立一个由美国扶植的国家。这与美国支持印度***的反动势力相比，北京对共产党的支持是不过分的，而且完全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
　　然而美国领导人却拒不正视中国人的和平意愿，尤其是误解了中国在东南亚所起的作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基本观念是，如果共产党在印度***争得一席之地，他们就会继续对这一地区的其他自由民族进行侵略。
　　 1954年春天，法国一个军在越南西北部奠边府被包围，全军陷于覆灭的边缘。此时东南亚问题已到了危急关头。法国为了从越南抽身，同时又要保留一点“面子”，便策划了一次日内瓦会议，来讨论越南和朝鲜问题。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在越南问题上会议提供了显著的证据，证明苏联和中国在这一地区并无侵略意图。而美国由于抱有敌对情绪，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1954年9月8日，国务卿杜勒斯诱劝东南亚条约组织中的7个国家支持美国。虽然当时标榜说该组织与大西洋公约组织类似，但它却要脆弱得多，因为并没有条文规定在受到攻击时要成立联合军事司令部。由此可以看出，各缔约国并不相信面临着什么危险。只有美国的几个主要盟国支持美国，即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而印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却表示拒绝，这说明他们并不担心共产党的颠覆。
　　杜勒斯对1954年4月发起的一场运动的意义也没有认识到。当时周恩来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在以后的20年中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些原则号召所有国家“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而杜勒斯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却把五项原则看成是一种宣传，根本不予重视。然而195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不结盟外长会议上，北京由于承诺在他国之间的关系中采取这些原则而赢得了众多国家的支持。这就大大减轻了各国对中国意图的担心。
　　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敌视在台湾问题以及该问题的处理办法上表现得最为充分。朝鲜战争结束前，美国就曾派遣军事顾问团到台湾，帮助重建国民党的军队。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第7舰队又在台湾海峡游弋，阻止共产党夺取这座岛屿。
　　美国抱定决心保护蒋介石国民党，为制造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3年11月宣布，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地位十分重要，美国要继续使该岛“独立于共产主义之外”。
　　本来在1949年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曾判定台湾在战略上并不重要，但现在却又重要起来，这并不是因为台湾的军事重要性提高了，而是因为国民党还占有一小块中国地盘，由此可以引申并保留一种假设，说它仍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这样就可给美国以口实，阻挡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取得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同时也可在外交上否认中国。
　　美国曾一度想暗中帮助蒋介石重新夺取大陆。这是1953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不久的一种推测。当时总统决定“放开”蒋介石的手脚，不再限制国民党攻击大陆的目标。但这种想法很快就寿终正寝，因为国民党的军力太弱，无法从事这一事业。
　　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想法在1954年5月就破灭了。当时红色中国军队开始采取行动，意欲夺取距离大陆不远的一些岛屿。由于北京此前专心致力于朝鲜半岛，这些岛屿仍在国民党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座岛屿，一座是金门岛，一座是马祖岛。
　　蒋介石在这些岛上派驻大量守备部队以防共军。但这些岛屿显然是守不住的，而且在军事上毫无重要性可言，军队应该从中撤出。但是许多美国军政领导人却反对让中国心满意足地得到这一点点土地。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亚瑟・W・雷德福海军上将曾派第7舰队的一些舰只去访问这些岛屿，以防发生任何战端。
　　 1954年9月4日，中共海防炮兵开始炮击金门。国务卿杜勒斯做出反应，他预言该岛一旦失守，就会危及台湾的国民党人。这本是一派胡言，而且陆军参谋长李奇微也曾说过，失去金门并不会影响台湾的防务，但雷德福上将却主张美国出面干预。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华盛顿官方曾仔细考虑过在金门问题上挑起战端。美国领导人后来之所以取消了这一决定，是因为中共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而且艾森豪威尔也曾指出，如果打起来，战火肯定会远远蔓延到台湾海峡之外，甚至会发展成为一场与苏联的核对抗。然而以杜勒斯为首的一帮人，却力主做出反应，而不论会产生什么后果。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十分强烈，中共如果试图拿下金门岛，确实会有美国干预的危险。
　　与此同时，国民党从其他易受攻击，或易受中共空袭的所有其他岛屿上撤了出来。不过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蒋介石决心保留马祖和金门。
　　 1955年初，美国将台湾列为“保护国”；5月国会授权艾森豪威尔，可以动用武装力量保护台湾地区；2月9日参议院又批准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样一来，美国就已正式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英国和美国的其他友好国家反对美国采取这样一种僵硬立场。从那时起，美国不顾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意愿，独家支持国民党呆在联合国。
　　只是由于北京踌躇不决，才使台湾海峡的重大对抗得以避免。虽然1958年8月中国人对金门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炮击，但其目的则是为了表明他们不惧怕美国，并不是真要侵犯该岛。尽管这次炮击又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了红色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但中国并未试图侵占金门。从此以后，金门、马祖问题便渐渐消失了。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台期间，又发生了一次炮击。但自那之后，由于北京认为这两座岛屿被国民党占领并不构成威胁，于是便把它们搁到一边去了。
　　朝鲜战争之后，北京便全神贯注于全国农民的社会主义化，并致力于创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仍深怀敌意，毛泽东与周恩来因此便放弃了谋求解决争端的希望。由于美国断绝了同中国的正常国际贸易和援助，红色中国只得指望苏联援助。但因苏联一心致力于从二战中恢复元气，只愿给予有限的援助。
　　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一场根本冲突也使昔日的朋友反目成仇。俄国害怕核大战，正寻求与西方和解。但是红色中国却被美国的行动排除在文明国家范围之外，这令人十分怀疑美国的意图。北京担心苏联会以中国为代价与美国结成同盟。
　　 1959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出尔反尔，撤销了他在两年前达成的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的协议。中国领导人深信他是在讨好华盛顿。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建议毛泽东接受美国所提出的“两个中国”的方案。这是一项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议。1960年6月赫鲁晓夫将帮助中国发展工业的1400名技术人员全部撤回，并带走了图纸和技术资料。从此以后，两国间的敌意便公开化了。
　　 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此时他本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利用中苏之间的分裂与人民共和国达成谅解，从而孤立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但肯尼迪却暴露出了对中国的偏见，这一点并不亚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他不仅不设法与中国解决纠纷，反而同俄国谋求谅解，并于1963年7月，建议美俄两国携手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对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弹实验基地进行打击。但赫鲁晓夫未为所动。
　　在肯尼迪执政期间，继续孤立北京已毫无道理，因为中国的动机不再有任何可疑之处。十多年间，中国与各国间的相处十分审慎，越出国界的行动只有一次即在朝鲜，而当时也只是为了保护他们本国的利益。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领导人陷入了理智的死胡同中。国共两党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在逻辑上就意味着台湾的地位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是无权干涉的。蒋介石当然明白，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他那早已失去人心的政权就会消亡。蒋介石和美国要规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逻辑推论，只能坚持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土生土长的分子，而是克里姆林宫指挥下的一个征服世界的阴谋集团的代表。根据中苏分裂、莫斯科努力同西方和解这一情况，认为红色中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阴谋集团的代表这一观念已变得荒谬可笑了。如果美国承认事实，他就根本无权控制台湾。但肯尼迪却不顾事实，继续坚持那套阴谋集团的鬼话。
　　 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不久，越南内战便死灰复燃，而约翰逊总统对越南内战也越发关注起来。他在印度***半岛动用了庞大的美国军事力量，又在1964年末和1965年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国曾对此提出抗议，但却私下传话给华盛顿，只要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入侵越南北方，威胁中国边境，中国便不会对越共给予物力以外的援助。
　　这样一来，中国当年入朝参战的理由及其在日内瓦会议上所宣布的必要条件，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中国不会容忍其边境上出现美国军队。约翰逊至少从朝鲜战争中对此有所了解，因而尽管其军事顾问曾力劝他向北越出兵，但他却始终未这样做。
　　与此同时，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并于1967年6月19日搞出了氢弹，中国从而作为一个大国完全登上了世界舞台。这证明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已变得极端危险，因为如果中国继续受到蔑视，并被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那么奢谈限制核武器就毫无用处。然而约翰逊得知中国爆炸原子弹后，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反应，他暗示中国要利用原子弹进行讹诈。而事实上此时周恩来已告诉约翰逊，中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969年1月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之时，很少有人认为他会改变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既定政策。然而尼克松却成为罗斯福以来第一位对中美关系进行透彻分析的总统，他还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起认识到，让这个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重返国际社会是绝对必要的。
　　 1972年2月，当尼克松及其夫人联袂访问北京时，他们得到了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这两个伟大国家也终于恢复友好关系。倘若没有朝鲜战争，两国的和解肯定会来得更早。这场痛苦而可悲的冲突就是这样在两国之间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并使整整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后记

1996年6月，在朝鲜战争爆发46年之后，我应邀到大田的韩国陆军战争学院作了一次报告；作为韩国陆军的客人，我又访问了板门店和迄今仍使朝鲜南、北分离的非军事区。
　　我是在1952年夏末离开朝鲜的。此次故地重游，于我乃是一次朝圣之举，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在这次旅行中，我既看到南朝鲜已变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工业国，又目睹了那条当年引发战争，迄今余毒仍继续肆虐的分界线。
　　 1951年当我驾驶吉普车首次穿过汉城的大街时，整座城市只是一个空壳而已。坍塌的楼房、废墟瓦砾，比比皆是，只是看不到人的影子；空旷的大街也似乎成了死胡同。国会大厦弹痕累累，只设有一个警卫，形单影只。汉江上的那座大桥在战争的最初几天里即被炸坏，残存的桥墩上搭了座临时的便桥。城南几英里外的金浦机场，又叫K-14，是座灰蒙蒙的空军前方基地。我曾亲眼看到一架打算降落的英国海军战机，因有一个起落架无法放下，在天空飞来飞去，无法着陆。
　　 1996年的金浦已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巨型航空终点站，与达拉斯、奥黑尔等其他大的航空中心相比已看不出差别；而汉城已成为光辉灿烂、拥有1100万人口的世界大都市――街景繁忙，国产汽车穿梭往来，多如过江之鲫，其拥挤与忙乱之状不亚于华盛顿特区的交通高峰期；玻璃装饰的国际水平的大酒店与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在闹市中矗立，看上去与亚特兰大一般无二；行人衣着考究，无数座桥梁飞架在汉江之上；这一切使我记忆中的昔日那种破败凄惨的景象一丝痕迹都不见了。
　　对非军事区的访问却迥然不同。到板门店去的访问者要受到严格控制。非军事区以南几英里处有座楼房，所有旅客都得在那里集中，获得许可，并划分为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分乘两辆汽车，拐进了一条很窄的小路，在这里接受美国陆军检查站的检查。然后我们通过一座小铁路桥，桥上铺有木板，可供汽车行走。这条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我带着迷茫不解的神情望着我的主人――一位韩国将军。他对我的表情立即心领神会。
　　他说：“对呀，和1951年和平谈判开始时的情况一模一样。”
　　 “就连这座残破的铁路桥上的通道也照旧吗？”我问道。
　　 “可不是么，”他回答说。
　　走到板门店南边一个韩、美联合基地时，我们听了一番关于在双方接触点上会遭遇什么危险的告诫。一位年轻的美国军士向我们指出，朝鲜战争只是暂停了下来；双方仅仅是遵守停战协定而已；战争并没有结束。他警告大家说：“事件(意指暴力)随时都会发生，而且过去曾经发生过。游客进来是要冒风险的。板门店可不是那种普通的旅游场所，没有健谈的导游领着成群的游客转悠，没有礼品商店和嘹亮的音乐，更没有面带微笑的北朝鲜士兵与笑容可掬的南朝鲜士兵手拉着手的情景。”
　　听明白后，我们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动身前往板门店。美国军士虽然那样说，但那里看上去却也平和宁静。当我们走进那间小木屋，站在共产党和联合国军从1951年到1953年使用过的那张谈判桌前时，却看到两名南朝鲜士兵虎视眈眈地在站岗，仿佛瞬间就会冲上前去，抗击任何可能会破坏现存微妙现状的北朝鲜人。
　　走出门外后，我向这位将军――我的主人发问道：“这到底是在演戏呢，还是双方的冲突真的会一触即发？”
　　 “这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他淡淡地回答说。接着他开始谈到韩国政府不久前达成的一项为北朝鲜人民提供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协议，因为北朝鲜人粮食歉收，面临挨饿的危险。他表露出来至今仍在朝鲜半岛存在的强烈的敌对情绪。
　　他用恐怖的语调问我：“北朝鲜人正把我们的一些粮食发给北朝鲜军队，你知道吗？”
　　我意识到有一种差别，我的主人领悟到了，而我却不曾领悟到：对他来说，养活北朝鲜人民是可以接受的，但养活北朝鲜人民的军队却是不能接受的。一阵迷惑和悲伤使我转过身去。哎，战争结束已经43年了，然而这种相互隔离的辛酸却还保留着。在别的地方，“冷战”早已结束了。德国已经统一，苏联业已消失，它的所有卫星国都已转向西方(背离时代的古巴除外)，华盛顿和河内也已取得谅解，终于把越南战争搁到了一边；同中国的关系，美国更为关心的是贸易，而不是对抗。但在这里，大体上沿着三八线，在这个东方和西方、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间的冲突爆发点上，昔日的敌意却依然存在。一切依然如故，毫无变化。
　　东道主把我领到板门店附近的一个高地上，在那里我们可以望见大山和北朝鲜，此时的情景更令人伤心。当我置身那里时，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袭来，似乎我离开朝鲜后的这44年光景刹那间消失了，好像我又一次站在了这条主防线上，和往日一样t望敌人的防线。我被一种似曾经历的强烈感情所紧紧攫住，吃惊地意识到我正在谛听打过来的大炮和迫击炮声，尽管此时已非彼时，尽管那天上午又是那般宁静。
　　我的东道主和我一样，在战争时都是军人。他当即捕捉到了我眼神中流露出的迷惘。
　　 “看起来一如当年，对不对？”他问道。
　　 “是的，”我回答说。“只是这些山体现在都已有了植被。过去嘛，你知道，山上都光秃秃的，什么都烧光了。”我的一颗心在怦怦直跳。
　　 “不错，”将军回答说，“起码这些山已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了。”
　　东道主又领我到非军事区看了看。除了我看到的士兵都是南朝鲜人以外，除了听不到枪炮声，看不到战斗的迹象以外，整个感觉还和40年前一模一样，这一地区当时曾是主要防线。1952年时我曾多次经过这条防线，当时的紧张局势自不待言。时至1996年的今天，这种紧张局势依然如故。每个人对前方敌人所持的一贯态度，即使不说出口，也可以从许多细微处看得出来：公路都是由山腰间开辟出来，以隐蔽过往车辆，炮位和地堡都披有伪装，以防被对方发现，呈现给敌人的面貌则是一片苍茫。
　　但是对在主防线上呆过的任何一名士兵来说，这个非军事区明显还是一条火线。它自身是一个整体，构成相互联系的空间，并有自身的目的，相互独立，又很独特；这是最前沿的边境，它像一柄投枪的枪尖，在保卫着后方的国家和社会。
　　东道主带我去看一条深深的地下坑道，这样的坑道有20条之多，均深挖在距地表三四百英尺处，据信这是北朝鲜人在过去几十年内挖掘的，目的是从非军事区的地下把间谍派到南朝鲜，发生战争时，军队也可通过非军事区，进入南朝鲜。看到这种情况，战争的感觉突然变得更为强烈起来。
　　南朝鲜人共发现了其中的4条坑道。这些坑道是用瑞典高级开矿机挖成的。坑道从北朝鲜一方的深处开挖，地下水都回流到北方，以隐蔽坑道的位置。一名中尉领着我走下陡峭的通道。这条通往下方的通道呈30度斜坡，高与宽各6英尺，是南朝鲜人为了截断敌人的坑道而挖成的。在通道的底部，对方那条坑道直接通往北朝鲜境内，其宽度和高度与这条通道大体相同。
　　南朝鲜人在谈到这些坑道时都很愤慨，他们认为这些地下坑道都是明证，证明北朝鲜不诚实，拒绝和解。
　　我在韩国期间，许多纪念战争的场合里都强调了这种分裂观念。汉城有一座庞大的民族战争纪念馆，所有南朝鲜阵亡将士的名字都镌刻在那里。在这座纪念馆里，我曾和几百位参加过朝鲜战争并受到表彰的同龄人见过面。然而所到之处，无不感到有一种不愿民族分裂的意识。最常问我的问题是，我对北、南再次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有什么见解。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谢绝作答。不仅因为这个问题当前在非军事区两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一个局外人对此应闭口不谈)，而且因为考虑到半个世纪的分离状态和互相敌对的现实，朝鲜民族的重新统一，必须在双方人民达成一致解决办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在我结束访问行将回国时，韩国爆发了一连串大学生要求统一的游行。而在这些反映韩国人民迫切盼望统一的游行之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艘冲上韩国岸边的北朝鲜潜艇。据说这艘潜艇运送了十几名北朝鲜破坏分子，他们已散布到全国各地，并已被南朝鲜部队捕获。
　　不过在1996年12月29日，北朝鲜为派出潜艇一事曾进行道歉。持有疑心的韩国观察家们说，这只是因为再次开始往北方运粮才作出的姿态。但不论怎么说，北朝鲜的任何道歉都是空前的，这给许多人带来了希望：结束朝鲜分裂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作为以前的一名老兵，我心中深深挚爱朝鲜人民，并为这个至今仍被分裂的美丽国家感到痛心。在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朝鲜人民大部分时间里被当作大国间斗争的马前小卒受尽了折磨。但是东西方之间的斗争已经过去，我希望至今仍横在非军事区两边人民之间的敌意迅速消除，晨静之国将再度成为一个统一的幸福国家。
　　我相信这件事必将会发生。我不敢冒昧预断什么时间发生以及怎样发生。我相信朝鲜人民根据自己的明智判断会找到一条道路。然而在目前，要求统一的力量远远大于保持分裂的力量。统一起来的好处是巨大的。
　　当朝鲜再度成为一个国家后，其历史机遇将是壮丽无比的，她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经济上也将成为伟大的国家。
　　在历史上，朝鲜曾充当过中、日两国间的缓冲国。在20世纪，1894年至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占领了朝鲜，朝鲜失去了缓冲国的地位，日本将朝鲜作为侵略满洲和中国的跳板，朝鲜从此开始了灾难深重的岁月。
　　谁又会料到，1945年为了便于日军向北面的苏军和南面的美军投降而划定的一条临时分界线，竟固化为一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边境线，并已延续到1996年乃至将来？
　　既然东西方已不再对立，那么朝鲜将自身看做是东西方之间的一个缓冲国就不再是明智之举，就连朝鲜作为中日之间缓冲国的历史作用也已淡化，因为中日两国在军事上的对抗已经消失。也许有些观察家会认为朝鲜仍将是一个缓冲国，但只是中美之间的缓冲国。不过，美国没有必要与中国对抗，大多数明智的领导人也都看到了这一点。
　　一旦重新统一，朝鲜则具有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能力。她拥有发展生产和国际贸易的潜力，并可达到与日本不相上下的水平。朝鲜潜在的伟大在于其人民的勇敢、勤劳和智慧。朝鲜人民的这种天然禀赋，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岁月中都得到了证明。当前，这一宝贵财富正被北南双方的冲突引向内部，一旦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朝鲜就会把这些浪费掉的能力向外转化成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企业。
　　朝鲜从未以大国风貌走上现代国际舞台。在其现代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受到了只顾本国私利、不顾朝鲜利益的强大邻国的压抑。所谓缓冲国，顾名思义，就是一局大型棋赛中的一名小卒。
　　我认为朝鲜必须抛弃她的缓冲国作用。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盟友，特别是不要放弃与美国的联系。但这的确意味着要奉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奉行这样的外交政策在21世纪并不困难，因为世界已不再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然而，其他大国总想使朝鲜始终处于从属地位。
　　朝鲜能否不受别国控制而独立存在呢？我认为她能做到，而且必须做到。朝鲜战争时的情况现在已经消失了。1950年时，美国与台湾蒋介石的国民党人结盟，迫使共产党中国站在北朝鲜一边，以避免美国军队或国民党军队陈兵鸭绿江，对中国构成威胁。国民党军队侵犯中国大陆的危险早已结束，中国也不再有必要把朝鲜当作缓冲国，她反倒会更加愿意跟朝鲜建立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日本。朝鲜如与中国结盟，日本会感到不安，过去数百年中的情形就是如此。朝鲜曾是中国封建帝国的进贡国，为防止这种情况的重现，日本对朝鲜会更加随和。的确，放眼21世纪的历史长廊，朝鲜会从中日两国竞争中大大受益。这几个国家仍将是东亚的经济核心。21世纪中国肯定会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然而，朝鲜凭其自身的固有能力就可成为大国，她不再需要依附于中国或日本，就此而言，她也不需要依附于美国。
　　一个独立的朝鲜，以平等的地位与其他国家一道来保障东亚的安全和繁荣，看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过去半个世纪中，我们已表明能够以和平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重大国际争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可怕争执，实质上都有地方根由；某些争执由来已久，但不大可能有引发重大国际冲突的危险。
　　我希望在21世纪中，各国将继续坐下来，以平等的地位共同解决彼此间的难题。在任何一种国际联盟体系中，就像本世纪的东方和西方两个阵营一样，大国的目标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凌驾于小国的目标之上。弱小国家不得不放弃自身一些利益，来换取大国对自己的保护。倘若再让世界陷入此类对立联盟的僵化状态，那必将会是一大悲剧.

这个回忆录不是很全面,至少空中力量的较量没说明白.

当时,中国空军还很年轻,如何在朝鲜战场上和老美较量的的,这个没有说.

说到这里,透露一个小秘密哦.如果没有IPCAS的努力,中国空军当年是很难在这么短时间内飞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