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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为解决学堂教科书剧缺矛盾，翻译了大量西洋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不仅对当时学堂的历史教育，对改造普通中国人的“世界”观，而且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语境中，汉译西洋史教科书还具有“救亡”的资鉴意义，表现出了强烈的功利色彩。

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在清末大量出现，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史学现象，而且是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西洋史教科书的译介是20世纪初年清政府教育改革的产物，对清季学堂的历史教育，对改造国人的“世界”观，对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因西洋史教科书无甚学术性，难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目前尚未见相关研究论著。本文拟对清末汉译西洋史教科书作一粗略的疏理讨论。历史课本一向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汉译西洋史教科书的相关文献又很少，且这些教科书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可以寻见的已不多了。笔者仅能根据有限的史料，对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汉译西洋史教科书作初步的探讨，希望能探窥当时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出版流传的部分真相，而对近代西洋史教科书作系统的研究有待于方家。

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4年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癸卯学制”。根据新学制，中学为“历史”，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次讲欧洲、美洲史，旨在“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另外，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的“大学堂”（文学科大学）中亦设有“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1]。中学堂和大学堂都设有西洋史课程，这样近代意义上的西洋史教科书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夷夏观决定了本国可供参考的外国历史知识是极为稀少的。洋务运动以来，洋务派开办了一些新式学堂，还有外国传教士所办的部分教会学校，以翻译科技自然类书籍为主，史志类相当少，且质量较为低劣。1896年出版的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列的“史志”仅有25种。清季人士就是通过这些外国史志书籍了解世界的，虽比“开眼看世界”进了一步，然仅靠数量如此有限的史书何以对世界有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时人对洋务运动以来的译书极为不满，屠寄批评说：

从前，同文所译偏重法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天津水师学堂，所译类多兵家之言。夫公法国律既因时轻重，兵家技巧复后出愈新，即此二端，今日已译之书，西人视之不啻刍狗。而各教会所译，又尽出教士之口，其言多归重教宗，而于彼国政教之本，与一切农工商艺术，仍苦语焉不详，其不足开吾民之智也。[2]

叶瀚对中外通商以来所译之书亦举其四大弊病：“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文义难精”、“书既不纯，读法难定”。对于“不合师授次第”，他指出以往“所译各书，大多类编专门，无次第，无层级，无全具文学卷帙，无译印次第章程。”[3]说明此类译书难以充当西洋史课本之用。

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情况下，这些有限的外国史志书籍有的曾作为教科书使用，至于当时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具体采用哪些教材，目前已很难稽考。如京师同文馆就曾以学生与教员自译的《俄国史略》、《各国史略》作为外国史课本，在晚清很有影响的《泰西新史揽要》亦曾作为教科之用。1877年在华传教士成立“益智书会”，后改名“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 ），专门编写出版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据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90年统计报告，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有4种15册。戊戌变法期间兴办了大量学堂，多数由思想比较开明的进步知识分子主办，非常注重外国历史教育，以资借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时，要求学生阅读《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日本国志》。但是，不管是洋务学堂还是教会学校，它们所采用的西洋史教材与近代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相差甚远，所以，“吾国自有翻译西籍以来，西史寥寥，而可充中学堂用，已辑为教科书者，益不可得。”[4]作为教科书，其一，至少在知识方面要具有系统性，而不是零乱的资料性汇编，内容要遵循由浅入深的递升原则。早期学堂所用之外国史书籍多不分学制年限，不分内容深浅；其二，要考虑受教育者的对象，内容必须符合学年儿童的心理，易为儿童所接受。先前这些教材根本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够接受，亦难以充当西洋史教科书。

清季出现西洋史教科书严重短缺问题，固然有原先国内可供取鉴的历史资源匮乏原因之外，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严重滞后于社会进步不无关系。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兴起，虽标志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开始，然它的意义还在于“破”而不是“立”，在史学近代化建设方面的成就是很有限的。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时，居然说：“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缺如，俟选有佳构，再以本部官报公布之。”[5]中国人连自己本国史教科书都没有能力编纂，更何况是西洋史教科书。鉴于此，翻译和编译国外现成的西洋史教科书以解决国内教科之需，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所以《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列有“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的专门条目：

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间有中国旧籍可资取用者，亦有外国人所编，华人所译，颇合中国教法者，但此类之书无几，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现订各学堂教科门目，其中有暂用外国科学书者，或名目间有难解，则酌为改易，仍注明本书名于下，俾便于依类采购，俟将来各科学书中国均有自编、有定本，撰有定名，再行更正。至现所撰录之外国各种科学书，及华人所译科学书，均由各教员临时斟酌采用，其与中国不相宜之字句，则节去之，务期讲习毫无流弊，仍拟另撰学科门目，释义用资考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生开始组织学社，出版刊物，翻译国外西洋史教科书，以供国内学堂教科之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东文学社、普通学书室、作新社、镜今书局、广智书局等，其中出版教科书最用力的应是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20世纪初年中国译书界之活跃实乃空前，除政法类书籍之外，很大部分为翻译和编译的国外教科书。因学堂对教科书需求量很大，出版教科书有利可图，国人不问是否有能力，蜂涌竞相翻译教科书，群谊译社批评时风说道：

教科书翻译混乱无序，惟利是图，讲求快速，不求质量，且教科书层次参差不齐，给当时刚起步的新式教育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益。学部所以采取教科书审定制度，虽主要是出于控制思想意识方面考虑，但对于教科书无政府状态，采取审定制度，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书名	原著者	译者	出版社	首版年月	备注
欧罗巴通史	箕作元八、峰山米造	徐有成、胡景伊、唐人杰	东亚译书会	1901年1月	麦鼎华曾译《西洋史纲》（即《欧罗巴通史》）；华纯甫、李静涵所译《泰西通史》，改编自《欧罗巴通史》。
节本泰西新史揽要	（英）麦恳西	李提摩太译周庆云节录	梦坡室	1901年6月	此书实由周庆云、秦特臣、黄稚清、俞康侯共同改编。
万国历史		作新社编译	作新社译书局	1902年7月	另有普通学书室同名本
世界近世史	松平康国	作新社译	作新社	1902年11月	另有商务印书馆1903年1月译本，广智书局1903年3月译本。
亚美利加洲通史		戴彬编译	商务印书馆	1902年11月
西洋史要	小川银次郎	樊炳清、萨端	金粟斋译书社	1901年10月
万国史纲	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	邵希雍	支那翻译会社	1903年6月	另镜今书局同名本。
西史课程		傅岳棻编译	山西大学堂	1906	1909年商务印书馆改名《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出版。

这些被官方认可的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在全国范围内被学堂所采用，其影响面之广似无疑问。但这绝不意味着清末翻译进来的西洋史教科书仅此8种，同样也不能说明当时学堂所采用的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就是上述数种。学部虽采取教科书审定制度，但并无严格要求学堂一律采用审定教科书，所以学堂采用哪些西史作为教科书，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据笔者调查，清末除了以上8种审定西洋史教科书外，有一定影响且属汉译性质的西洋史教科书，还有以下数种。见表2：

书名	原著者	译者	出版社	首版年月	备注
欧洲历史揽要	长谷川成也	长水敬业学社译	长水敬业学社	1902年5月
西洋历史教科书	本多浅治郎	出洋学生编辑所	商务印书馆	1902年7月	广智书局译本名：《泰西史教科书》；中国百城书舍译本名：《高等西洋史教科书》；上海群益书社译本。
世界通史	石川利之		中外书会	1902年
万国史要	（美）维廉斯因顿	张相	杭州史学斋	1903年5月
世界通史	（德）布勒志	特社译补	上海通社	1903年8月	另有镜今书局叶瀚1903年11月译本。
泰西民族文明史	（法）塞奴巴	商务印书馆译	商务印书馆	1903年10月
世界文明史	高山林次郎		商务印书馆	1903
万国通史	天野为之	吴启孙	文明书局	1903
世界史要	雨谷羔太郎、坂田厚胤	吴家煦、吴传绾译补	上海开明书店	1903
万国史讲义	服部宇之吉		商务印书馆	1904	原京师大学堂讲义。
万国通史全编	青森工藤助作		中外日报馆	1903年
迈尔通史	（美）迈尔	黄佐廷、张在新	山西大学堂译书院	1905年4月
万国史略	（美）彼德巴利	陈寿彭	江楚编译官书局	1907年1月	另有作新社同名译本。
西洋通史	濑川秀雄	章起渭	商务所印书馆	1911年1月	另有1906年富山房汉译本。
西洋史讲义	迁安弥	豫备科学生编		无出版年月	国内学生根据日人教师课堂讲义编作为浙江高等学堂教科之用。
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		吴渊民译述	广智书局

以上所提到的汉译西洋史教科书仅能反映当时翻译西史的大致情形。清末曾有多家学社翻译出版大部头的国外教科书丛书。1902年东新译社有感于“我国学界之幼稚其原因虽不一，然不知普通学为病根之根”，于是将日本富山房之《普通学全书》翻译出版，“以供我国普通学教科书之用”[7]；1903年会文学社范迪吉等翻译出版《普通百科全书》100册，其中有吉国藤吉之《西洋历史》、富山房之《万国历史》。所以可以相当肯定地说，20世纪初年作为教科书翻译进来的西史数量似应极为可观。

从列表可知，近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大部分来自日本，少数几种取自欧美。出现这一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从中国方面讲。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采取“脱亚入欧”政策，迅速崛起，中日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一举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就成了中国自强的效仿榜样，同时由于路途进、学费便宜、易通文字等原因，清末大批有志青年赴日留学，广泛学习当时最先进的各种思想，翻译大量日文书籍，其中也包括了西洋史教科书；（二）从日本方面讲。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大量聘请西人，翻译西史，经过一番磨合，形成了门类科目比较齐全的教科书，诚如江楚编译局所言：“日本兴学之初，其教科书悉取材于西译而鉴定于文部，厥后由学堂教授时经验，屡加更改，乃成今日完善之书。”[8]甚至连张之洞亦认为译日人之书有利颇多，“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9]通过翻译日本现成西洋史教科书以供国内教科之需，确是一条捷径。翻译西史首选日本，已成了时人的基本共识：

泰西可译之书多矣，而史为要，史不胜译矣，而以日东名士所译之史为尤要。盖泰西上古、中古、近古数千年盛衰兴亡之理，史皆具焉。日本与吾国近，自明治维新汲汲之以译书为事，所译以历史为多，且其书皆足以为吾国鉴戒，故译史尤以日本所译之史为尤要。[10]

近代翻译进来作为教科书之用，并冠之以“西洋史”、“万国史”之名的西书，为数甚多。有译自日本的，较著名的有《欧罗巴通史》、《西洋史要》、《万国史纲》等；亦有直接译自欧美原本的，如《世界通史》、《迈尔通史》、《万国史略》等。虽清季译书主要源自日本，但国人在译介外国历史方面，已表现出不满于日本的“中转”，希望更加直接接触欧美西学。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多元传输的现象，反映了当时人们亟欲了解国外历史的迫切心态。西洋史教科书数量繁多，不能逐一罗列，并有知其名而未见其书的情况，本文拟介绍若干种可以寻见且较有影响的西史。

《欧罗巴通史》，日本箕作元八，峰山米造合纂，徐有成、胡景伊、唐人杰同译，王国维作序，魏丙尧作叙，徐兆玮作跋，东亚译书会1901年1月出版。是书四册凡四部：第一部上古史，分四篇，自太古西洋诸国兴亡时代至罗马之大一统时代；第二部中古史，分三篇，自西欧混乱时代至国家主义发生时代；第三部近古史，分二篇，第一篇西班牙、法兰西对抗时代，第二篇革命时代；第四部最近世史，分十四章，自神圣同盟迄19世纪下半叶普法战争。此书原著者曾有《欧罗巴通史系图年表》与《欧罗巴通史》相配，后由顾学成、周维春合译，汇文书局1903年石印本出版。

据译者所言，《欧罗巴通史》在当时日本属最新出之书，因详略得中，“风行日本”[11]，故取而译之。译者对是书颇为自负，“举述欧洲数千年政治教化、人情风俗，穷元竟委，详简敷陈，靡弗洞中穷要，且编纂体裁亦极精密，诚欧洲治乱得失之林，吾国士夫必研究之历史也。”[12]王国维非常欣赏此书，“书虽不越二百页，而数千年来西洋诸国之所以盛衰，文明之所以遁嬗，若掌指而碁置，盖彼中最善之作。”[13]梁启超亦认为是书有可取之处，“叙万国文明之变迁，以明历史发展之由来”[14]，对文明进步之象所言甚详。由此，清政府才将它列为审定教科书。是书久负重名，除东亚译书会译本外，据广智书局已译待印书目广告，麦鼎华曾译日本箕作元八、峰岸米造著之《西洋史纲》[15]。《西洋史纲》即《欧罗巴通史》，译者考虑此书于欧罗巴最详，“故定易今名”[16]。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印行之《泰西通史》，据《欧罗巴通史》以及《西洋史纲要解》二书合纂，由华纯甫、李静涵译。此书未出版之前即在《苏报》刊登广告向读者推荐，该则广告对《泰西通史》特点作了精要的概括：

是书系将日本理学士箕作元八、峰山米造二先生合著之《西洋史纲》及《西洋史纲要解》二书合译者。《要解》一书数倍于《史纲》，正文其中有衍义、有评论、有解释，务以透切明晓为旨。自上古以迄近今，原原本本，纤悉毕具，为现译西史中未有之善本。全书凡数十万言，今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定于四月间出版。又本书之地名人名等，凡中国有旧译者均仍其旧名，以冀画一，仍各于译名下附列西文以便阅者查核。凡研究史学者必以先睹为快也。[17]

《西洋史要》，日本小川银次郎著，东文学社樊炳清、萨端同译，金粟斋译书社1901年10月首版。此书凡二册附图一册，分四期：第一期上世史：自上古至日耳曼人入侵罗马；第二期中世史：自日耳曼人侵罗马至寻获新世界之前；第三期近世史：自寻获新世界后至法国大革命；第四期现世史：法国大革命以后，迄至普法战争。此书被审定为教科书，官方认为《西洋史要》要比《欧罗巴通史》好[19]，“学者观此书，则于西洋历史之变迁大势，得其概要，可进而观西洋诸大国最近之历史，及各专门之史书。”[20]当时学人亦认为《西洋史要》略胜《欧罗巴通史》，此书“如《欧罗巴通史》而断限小异，事迹亦大略相同，译书较为雅驯，其表各国帝王世系及舆图，则通史所无。”[21]《西洋史要》译本出版后在学界和教育界得到了广泛的欢迎，社会影响之大，可从一则广告中窥见一斑。金粟斋编译社特别广告：

《万国历史》，作新社译书局编译，1902年7月首版。是书一册凡三卷，第一卷古代史，分三部，曰古代东洋诸国，曰希腊史，曰罗马史；第二卷中世史，分三期，曰西罗马瓦解后之状况，曰阿拉伯及法兰克之勃兴，曰欧罗巴诸国之创始；第三卷近世史，分五期，曰新学等发明及学艺隆盛时代，曰宗教改革时代，曰诸大国之勃兴及其强国，曰法兰西革命，曰今世史，迄至日本明治维新。此书取日本当时各种最新历史著作编译而成，“专为中国教科书之用，故译笔以明白易晓为主，不以修饰为工”[23]，且此书还是部定教科书，后多次再版，在学堂广为流传。此书特色诚如广告所言：

《西洋历史教科书》，出洋学生编辑所译述，商务印书馆1902年7月首版。据《东方杂志》创刊号1904年的新书广告，此书系译自日人本多浅治郎所著《西洋历史教科书》。是书二册凡六编，第一编古代史；第二编中代史；第三编近代史第一期，曰宗教改革时代；第四编近代史第二期，曰武断王政时代；第五编近代史第三期，曰革命时代；第六编最近史，迄于普法战争。商务印书馆向读者介绍，“是书援据甚详，事实不漏，古今大势尤能了然，毕史家之能事”，“参考酌损益归于至当，读者一目了然，是得教育家之作法”，一言断之，“此教科书中最新最善之本”[25]。在此书出版前一个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向国人介绍西洋史著作，首推本多浅治郎之书，“其叙事条分缕析，眉目最清”，“日本人所著西洋史，可充吾国教科之用者，莫良于此书。”[26]并提到上海广智书局曾有译本名《泰西史教科书》。笔者在《新民丛报》中找到此书的出版广告，“据日本文学士本多浅治郎之《西洋历史教科书》，而皆稍加损益，务合于中国人之用，现已脱稿，付印先此布闻”，“泰西史为教科中第一要目，而中国无一善本，学者不便滋多”，而此书“诚学校中第一要书”[27]。1909年中国百城书舍重译此书，名为《高等西洋史教科书》，至1915年改订四版，又名高等教科参考通用《西洋史》；1912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西洋历史教科书》，即本多浅治郎所著，湖北兴文社译。

《万国史纲》，日本家永丰吉、元良勇次郎合著，邵希雍译，谢无量作序，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6月发行。是书一册分三编，上古编三章：曰古代东洋、曰希腊、曰罗马；中古编二章：曰暗黑时代、曰复兴时代；近世编二章：曰宗教改革时代、曰政治革命时代，迄至美国南北战争。此书尤关注于各国的政治、学术、工艺、宗教、文学等文明史之内容，“虽于王侯将相之事迹，征战之实谈等，不能尽详，至于历史之对于世界文明，有如何影响，则一一论究，莫或遗焉”，所以著者认为是书称为《万国文明史纲》亦无不可[28]。梁启超也认为此书“最重事实之原因结果，而不拘拘于其陈迹。”[29]《万国史纲》本为教科书之用而撰，所以篇幅适中，翻译出版后，学部鉴于此书“通体叙述简明，颇挈纲领，而于历代之政治、学术，则再三致详，可谓繁简得宜，采撷有法”[30]，被部定为历史教科书。

《世界近世史》，是汉译历史教科书中仅见的一种世界断代史作品。“吾读今日汉译之西史，大抵愈近愈略，或且不一涉及，不禁嗒然伤之，是亦译著西史诸君子所当亟亟从事者也。”[31]此书为日本松平康国所著，出版后几乎在同一时间内，中国竟有三种中译本问世，表明时人对世界近代史知识的重视。

从出版时间先后看，作新社译本光绪1902年11月发行，商务印书馆译本1903年1月首版，广智书局译本1903年3月发行。三种译本以商务印书馆译本较为完整，包括了“原例”，其它两种均无。商务印书馆之《世界近世史》，中国国民丛书社译，作为历史丛书第一集第一编。此书一册分五编，第一编、近世之发端，起自土地之发见及两洋之交通；第二编、欧洲宗教改革之时代；第三编、欧洲列国之波澜；第四编、东洋诸国之变动；第五编、欧美自由主义之发动，分二章，曰亚美利加合众国之建立，曰法国大革命，终于维也纳会议。据著者所言，此书只是世界近世史之前编，而以十九世纪史作为后编，但后编是否续出，待考[32]。三种译本内容基本一致，只是译文上略有不同，广智书局译本加了许多梁启超的按语。出版界对三种译本评价甚高，纷纷在《大陆报》、《新民丛报》上刊登出书广告，向读者推荐。从“殷鉴不远则观感较灵”的角度，认为欲知世界，不可不读世界近世史，此书“纪载不惟欧洲，而以欧洲为最详，其特色乃在记事而能有条理、有脉络，不致阅者生厌”[33]；有的视该书为“东国史籍中第一善本”[34]，更有甚者认为是书“叙事简而不漏，论断卓而不偏，煌煌巨帙，诚历史上空前绝后之作。”[35]是书深受受国人欢迎，作新社译本被审定为历史教科书，在学堂中相当流行。

《万国史要》，美国维廉斯因顿著，张相译，邹寿祺作“赘言”，杭州史学斋1903年5月发行，通记编译印书局印。据“绪论”可知，此书应有五编：第一编、古代东洋诸国；第二编、古利司（希腊）史；第三编、罗马史；第四编、中代史；第五编、近代欧洲诸国民史。上海图书馆所藏《万国史要》仅四册，为上中编，内容包括前四编，未见第五编内容，至于下编有几册，待考。该书原为历史教科书，所以每编后都有“温习纲领”。据说此书在美国重数十版，译者取东西二本译之，译本“谨慎精详，不让侯官严氏诸译。”[36]此书也曾作为学堂教科书使用。

《世界通史》，德国布列著，特社（马幼渔、廖淦亭、范均之）译补，贺绍章作序例，分上下册先后发行，上册1903年8月23日印刷、8月31日发行，下册1903年10月20日印刷，10月28日发行，上海通社出版。是书凡三编，第一编古代史，分三卷，曰东洋民族，曰希腊史，曰罗马史；第二编中古史，分四期，第一期自民族大迁徙迄佛尔洞条约，第二期自佛尔洞条约迄十字军之初，第三期十字军时代，第四期自十字军之终迄美国发见；第三编、近世史，分四期，第一期自美国发见迄西发里和议，第二期自西发里和议迄法国第一次革命，第三期自法国第一次革命迄维也纳会议，第四期自维也纳会议迄至普法战争前后。

原书都三十万言，在德国出版后，重印十余版，美人维廉英译重六版，日本和田万吉和译重七版，东西洋高等学校用为教科书，其价值之珍贵无待赘述。本社以德文原书为本，而参校英译、和译二书，考订增删，期归完善，凡人名、地名及各种名词，均依我国旧译沿用既久者，及近时著名新译本所酌定者，悉心校正，前后一致，且悉以英译本文按次增列，以便检查，而复于篇末加以按语，览其时势，述其变异，提其纲要，而抉其脉络，实历史界空前绝后，最占特色者也。[37]

该书原本和译本均属善本，深受学界青睐，除《浙江潮》刊登出书广告外，《新民丛报》也向读者推荐该书，“最为读史简要之书”，“洵史学界所当欢迎之书”[38]。是书除特社译本之外，还有镜今书局译本，两种译本出版时间相隔很短。镜今书局译本之《世界通史》，由叶瀚重译自日本和田万吉译本，1903年11月19日印刷、12月9日出版。出版界对叶瀚译本评价也不低，“译者叶浩吾先生学术文章久为学界所推重，复竭年余之力，始成此篇，其评审不问可知。”[39]但从译本质量来看，叶瀚译本相当拙劣，实难以与特社译本相提并论。

《迈尔通史》（原名Myers` General History），美国迈尔著，黄佐廷口译、张在新笔述，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5年4月出版，上海华美书局代印。是书一册分上中下世记，上世记三卷，曰东方各国记，曰希腊记，曰罗马记；中世记二卷，曰黑暗时代记，曰中兴时代记；近世记二卷，曰宗教改革时代记，曰国政改革时代记，迄至19世纪下半叶。原书1900年在美国出版，作为高等学校教科书用。从史书体裁看，《迈尔通史》颇有特色，“上世诸记，国别体也；大事诸记，纪事本末体也。凡有影响于历史之人物，上自帝王，下至杂伎，或表，或附见，则纪传之体具焉。强国帝王，著其统系，为之年表，各国学问艺术之源流，国制民风之得失，择其要者，具著于篇，则表志之体寓焉。”此书因“简不病略，详不伤烦”[40]，深得当时社会名流英人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的喜爱，曾将此书作为他所主办的山西大学堂历史课本，并嘱黄佐廷、张在新翻译该书，以供我国学校教科之用。《迈尔通史》在教育界有一定的影响，夏曾佑曾为此书译本校阅删润；据矛盾回忆，他年青时在学校所用的西洋史历史课本就是原版《迈尔通史》。

此书在中国出版流传与李提摩太有很大关系，他曾于1902年在上海开设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翻译各种西方科技和学术思想著作，其中包括大部分教科书，《迈尔通史》就是其中一种。与李提摩太有关的还有另外两种历史教科书，一是《节本泰西新史揽要》，二是《西史课程》。《泰西新史揽要》原名《十九世纪史》（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英国人麦恳西（Robert Mackenzie）著，1889年伦敦首版。此书经李提摩太口译，华人学者蔡尔康笔录，译文摘要先连载于1894年《万国公报》，初名为《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1895年由广学会出版单行本，凡八册二十四卷。该书出版后在中国社会各界引起很大的反响。1898年夏秋间，周庆云与秦特臣、黄稚清、俞康侯诸人删简《泰西新史揽要》，“篇名悉仍其旧”，1899年书稿曾经林乐知转交李提摩太指正，1901年春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遇周庆云，认为此书“删繁就简，不失原旨，自足刊以传远”[41]，经李提摩太同意，梦坡室1901年6月刊刻《节本泰西新史揽要》，二册八卷。节本因篇幅适中，合教科之用，1903年被审定为历史教科书。《西史课程》由山西大学堂教员傅岳棻编译，共三册，山西大学堂1906年出版，1909年商务印书馆改名《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出版。此书曾被学部审定为中学历史教科书，评价甚好，“杂采诸书，抉择精当，编次亦多合法度。泰西史家最重批评，编中案断多俊伟自憙之论，足以开浚学生智识，于中外交通，考证详确，尤为各本所无。”[42]

《万国史略》，美国彼德巴利撰，陈寿彭译，江楚编译官书局1907年1月初版。是书凡四册，首有原叙、译例、“引”，分亚西亚洲、亚非利加洲、欧罗巴洲、亚墨利加洲、阿享尼加五洲叙述，每洲之下分若干章，迄至19世纪中叶。原书初刊于1837年美国马塞诸塞州，1860年增刊于纽约，1886年又再刊于芝加哥，经国会批准，为中学学校教科书，盛行于美国。据译者介绍，“日本变法之初，先购此书二百四十部，颁于学校，既而列于文部教科之选，中学生徒无弗取资于是，日本冈本监辅所著《万国史记》，即以是书为本。”说明此书最初在美、日学校中广为流行，译者可能鉴于此，“于甬上储才学堂，主讲西学，庚子岁即以是课生徒”，将《万国史略》作为国内学堂教科书用。译者边授课边陆续译出，后由“诸生徒抄缀而成”。原书详于欧洲和美洲，而欧洲又详于罗马、英、法，美洲则详于美国，而其它国家甚略，尤略于中国和日本，且所言亦多谬误。译者为授课需要，将原书中国部分仅三章增补为七章[43]。除江楚编译官书局译本外，1903年初作新社曾出版过同名《万国史略》[44]。

清末大量汉译西洋史、万国史著作在中国出现，意义非同寻常。“世界”这一观念，在传统士大夫的知识世界中是相当模糊的，“世界地图”大概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再包括四周一些所谓蛮夷国家和地区，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世界”便是如此。“五洲未通以前，中国庞然自大，以为列于吾旁者皆小蛮夷而已，不知域中之为东洋，安知海外之有西洋。”[45]这种现状直至清王朝的大门被英国大炮炸开了一个缺口之后，国人才渐渐改写他们的“世界地图”。而对“世界史”的认识，那就更晚了。大概至20初，通过当时翻译进来的一些西方史学著作，其中很大部分为西洋史、万国史教科书，近代学人才真正开始思考“什么是世界史”这一命题。“世界史之观念”从无到有的酝酿过程，当时有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作了极好的表述：

我中国闭关于昆仑山脉之下，锁国于马来半岛之东，极东孤立，庞然自大，其交通者，不过如汉儒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已，知识未周，见闻不广，并不知有亚洲，遑问世界，故世界史之著，亘古无闻焉。数十年来，海禁开放，宗教、贸易、外交、学术、技艺之会通，我国民耳濡目染，则世界之观念，宜其勃然兴起，以成世界史，而沾溉同胞矣。[46]

历史有二，有国史，有世界史。国史者，述关系于一国之事实；世界史者，述世界诸国历史上互相关系之事实。二者其界斠然，然其不可无系统则一也。抑古来西洋各国，自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今日西洋之文化。我东洋诸国亦自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东方数千年来固有之文化。至二者相受相拒，有密接之关系，不过最近世事耳。故欲为完全之历史，今日尚不能，于是大别世界史为东洋史、西洋史之二者，皆主研究历史上诸国相关系之事实，而与国史异其宗旨者也。又曩之所谓西洋史者，亦大抵不过西洋各国国史之集合者，不得称西洋史，其称东洋史、西洋史者，必自国史杂沓之事实中，取其影响及他国之事变，以说明现时之历史团体者也。[47]

在王氏看来，不论国史、世界史、西洋史、东洋史，若不能体现历史的“关系”、“系统”，那就不能称之为“历史”。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古代西洋与东洋关系甚少，因无“关系”，所以也就没有世界史。直至近代东西联系加强了，才渐有世界史可言。在王氏那个年代，他还认为是世界史才刚刚出现，“欲为完全之历史，今日尚不能”。王氏的史学思想渊源显然是来自于西学，而直接受其师日人藤田丰八的影响。

古来历史如帝王起居注，又如英雄列传，职是故也。虽然历史非帝王之起居注，又非英雄之列传，其集合帝王起居注、英雄列传者，仍唯起居注、列传已耳，仍起居注、列传之集合者耳，是犹木材土石杂然叠积，而不可谓为室宇也。史上之现象，非由帝王起，非由英雄起，非由众人起，亦非由此等杂然集合者起，乃由此等一定之关系而起。申言之，实由此等之一有机团体翕应相维系而起也，历史最宜致意者，唯此耳。既知集合帝王起居注、英雄列传者，不可称为一国之历史，则彼称世界各国历史之集合者为世界史，西洋各国历史之集合者为西洋史，固当知其无谓矣。人与人无关系，则无人群之历史，国与国无关系，则无国群之历史，于世界各国间有密切之关系，始可为世界史，于西洋各国间有密切之关系，始可谓西洋史。若夫胪列各国历史，而漫言此世界史也，此西洋史也，犹胪列国人之传记，而谓为一国之历史，实属无谓之甚者。

虽然土石材木所以为室也，贸然摭土石材木，错杂而丛积之，可以为室乎？夫史虽为人类经营运动之陈迹，而非有组织之法则，具特别意识发见其精神所存在，则亦漠然一无机物耳，奚屑屑于此数千年陈迹，数十百卷之故纸为然，而精神者究仍属于事迹之附属物。则夫时期之发见，文野之顿嬗，形势之变异，若政治、宗教、法律、学术、语言、文字、美术，与夫种种有形无形之事事物物，溯厥由来，究所终极，若何因若何果，若何关系，若何影响，沟而通之，键而钅仑之，厘然划然，若眉列而掌指，则舍世界史，奚赖读世界史而知数千年人类之经营运动之陈迹之非偶焉凑合也，而知综此数千年人类之经营运动之陈迹非漫焉掇录也，于历史哲学其亦庶几，抑予闻西哲之言曰：“史一有机体物也”。[49]

论者用了与藤田氏同样的比喻来说明历史的要质在于“关系”，此处强调不仅仅是关系，而且更明确地指出世界史应讲求“因果关系”，并非人类活动事迹“偶焉凑合”、“漫焉掇录”。贺绍章说他是受西哲的影响，“史一有机体物”这句话不知出自何人，且藤田氏亦说过历史为一“有机团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受西方社会进化论思潮的影响，把自然科学的一些原理、方法运用于历史的解释。王国维引其师藤田氏之语说：“自进化之论出，学子益重历史。”[50]进化论思想几乎成了他们认识历史解释历史的一把钥匙，他们对“世界史”的诠释很大程度上也是借用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工具。不管这种认识有何缺陷，他们毕竟已经触及“世界史”最为本质的东西，那就是“关系”，对于“关系”的内涵是什么，理解可能各有差异。尤其王国维的见解更应值得重视，他把世界史的形成视为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具有天才的洞察力。

近代汉译的所谓万国史、世界史大部分只以欧洲历史为中心，而其他国家地区的历史极少甚至不提。这种情况当时国人就极为不满，梁启超曾很愤怒地说：“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觉世界为彼等所专有者然，故往往叙述阿利安西渡之一种族兴废存亡之事，而谬冠以世界之名。”[51]学部审定教科书时对《万国史纲》提出批评，“本编所纪仅域西洋，题为万国亦嫌未合”[52]。然时人对当下的世界形势仍作了一种较为客观的裁断。“苟从其土地之广袤、人民之户口言之，则欧洲岂足以雄视世界。若就实力而论，则足以耸动全球之大势，固非亚洲所可同日而语也。是以史家去感情，主事实，直以欧洲为世界史之中心点。”[53]欧洲历史中心论出现的社会背景是近代西欧称霸全球的年代，而真正之世界历史也只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才逐渐形成。就时代划分，世界史有上古史、中世史、近世史之区别，而只有世界近世史才最能体现世界史的本质。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世界历史确是欧洲人所创造的。不过汉译西洋史教科书中所宣扬以人种的优劣作为决定世界历史中心的要素，以白人为优等人种，注定要创造世界历史，这种观点之荒谬无需赘言。

在承认既成的事实情况下，以古代灿烂的东洋文明相激励，思索着世界历史中心的转移，“今欧美诸国，果能维持其盛运而无穷耶？不然，则代兴者将不知谁氏，世界史之中心又安知不移于东洋耶。”[54]对东洋文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并不盲目崇拜西洋文明，而是有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对于当前世界历史不得不以欧洲为中心，“亚洲民族所当引为大耻者矣”，并对未来世界历史的走向作了大手笔的大胆且富有魄力的设想：

足见时人学习西洋史后所具有的开阔的世界视野，并没有被一些带有民族偏见的观念所左右，表现出了独立探索的态度，对于西史中一些错误的理论学说如人种说，近代学人往往将这种负面材料作为正面宣传，唤醒国人的忧患意识，起到鼓舞民族志气的作用。在近代中国，类似的“歪理邪说”经过学人的改造，常常能起到正面的效果，这种情况在近代屡见不鲜。

“爱国救亡”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有如幽灵一样徘徊于其发展的全过程，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无时不在，无时不有”。近代史学在承担爱国救亡的职能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传统史学向来很强调“资鉴”功用，进入近代，20世纪初新史学虽把传统旧史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出发点还是在于传统旧史面对近代所出现的新问题难以提供资鉴服务，传统旧史在新历史境遇的“致用失效”，成了新史学批判的焦点。梁启超《新史学》可以说是拉开新史学运动序幕的宣言书，他说：

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大部分译自日本，少数来自欧美，原著者立意绝不是站在中国人立场上，就原书本身而论，它并不能达到中国人所要求的“救亡”资鉴意义。相反的，其中有站在日本立场上歪曲历史事实的，亦有宣传西欧人种优秀论的，对国人不仅不能起到正面借鉴作用，而且还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作合理性的宣传。事实上，这些汉译教科书在中国语境中能够起到资鉴效用，还在于中国人以何种眼光来看待它。近代学人将这些西史译介给国人，虽译者本人思想倾向可能各有不同，但“救亡”基本成了他们翻译西史的共同旨趣。

在中国传统史学资源中，西方历史知识是相当缺乏的，“吾国数十年前局于闭关锁国之思想者，以为吾国以外无世界，即有人类亦等夷狄或如匈奴、突厥、回纥，故甲午以前，密迩车邻之日本犹未能察其国情，遑言其他世界各国哉。”[56]更何况处于我弱敌强的情况下，取鉴西方历史知识，更具有直接现实意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但是对这个世界还是相当陌生的，对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也没有清楚的认识。时人对中国对世界的无知深以为患，周维翰说：

为了认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与西方列强有平等对话的资格，“世界知识”尤为重要，获得此知识当以研读西洋史、万国史著作为主要途径，“吾人最重要之主脑，不广储世界之智识以营养而补充之，欲其智周，其可得乎？故欲生存于今日，必不可无世界知识，而欲有世界知识，要非读西史不为功。”[59]可以这样说，经过19世纪后半期近半个世纪的沉痛思索，至少在20世纪初年，国人对西方世界有了比较成熟的见解，既不排外也不媚外，而是“学习”。

汉译西洋史、万国史教科书所体现出的“救亡”资鉴效用，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内容：（一）就正面言。为了知彼知己，弃短取长，明其变通兴盛之由，以致异日富强之效，需要学习西方的长处。徐兆玮对于“英伦以三岛横绝天下，美洲以草昧躐进文明，明治维新三十年而治艺速成”这些成功的事例，欣喜若狂，认为学习它们成功的经验，中国亦能变弱为强。他说：“我中国物产充塞，甲于五洲”，只要“肄求殖民之法，慎简贤能，更新条教，何患不方驾英美而超越俄日哉。”[60]虽然这种设想不切实际，但所表现出积极向西方学习，努力进取的精神应值得肯定。（二）就反面言。近代中国倍受外人欺凌，国人读外史所引发的主要是忧患意识。对于外史所表现出的国与国之间的弱肉强食，毫无公理可言，深以为戒，有学人说：

揭示了优胜劣败生存竞争的残酷性，为国人敲响警钟。谈教育者应该“详其历史，告我国民，以策改良而资进化”[62]。西方国家强盛之道固然要学习，对于那些国家由盛变衰以致亡国的史事，则对国人更具鞭笞意义。“养庐山主人”读《欧洲历史揽要》“有不能已于情”，甚为感慨地说：

埃及古国也，极盛之运，后世莫及，何以波斯能亡之？希腊古文明国也，技术工艺率先欧洲，何以一蹶卒不复振？罗马古大一统之国也，纪元前后一时称盛，共和以后，何意大利能王其地？他若印度之大，何以灭于英？波兰之广，何以沦于俄？土耳其、波斯其皆强大之国，今日何以若存若亡，而几没于俄而求庇于英？岂天道使然？与抑人力所改也？[63]

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在清末学堂的历史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日后虽出现自编西洋史教科书，但很大程度上仍属“编译”性质，并没有动摇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在中国近现代学校西洋史教育中的作用。同时，20世纪初年声势浩大的新史学思潮的兴起深受西方（日本）史学影响，而汉译西洋史教科书也是一重要载体，中国学界对西方史学的最初认识，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即是一条不可忽视的渠道。因此，应充分肯定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中独特意义，应重视对近代以来汉译西洋史教科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