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凭史实就能评价历史人物吗?
作者:周振鹤
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只凭历史事实就能正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吗?显然不能。举一例而言之,如关于冯道的史实很清楚,但对他的评价却有泾渭分明的两类,一类认为他无耻,历仕数朝,全无忠诚理念;一类认为在战乱时代,冯道以苍生为重,不斤斤于个人毁誉,使社会得以相对安定。中国历史上对类似冯道这样比较复杂的人物的评价始终不能一致,道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评价历史人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评价者的主观的历史观念的反映,而不是客观事实本身的投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事实上是“我”的评价,而且是此时此刻的评价,既受制于“我”的认识,又带有显明的时代色彩。因此,同一的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的评价,就成为很正常的现象。不但是不同的评价者有不同的观点,甚至对有定评的历史人物,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出现不同的见解,有时甚至是很奇异可怪的评价。譬如说,对岳飞抗金的评价历来是积极的正面的,但近十数年来也有人认为如果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统一大业而言,抗金的行动似乎又不全是正面的。由此而折射出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有其深意在的。
前不久有关施琅的电视剧正在播放,对于施琅其人的评价也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施琅的身世与功业基本上都很清楚,没有什么疑点。施琅是福建晋江人,先是海盗郑芝龙的部下,后来随郑归顺明王朝。清军南下后,随郑抗击清军。后来又随郑投降清朝。但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却奉南明永历皇帝正朔,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并邀施琅入伙,施遂率部加入郑军。但后来因故与郑龃龉,又掉头投奔清军。结果在很长的时间里,施琅一直是被看作变节者,当然这种视角是从传统的正统观念出发的。尤其在清末民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语境里,施琅更不可能翻身而成为什么爱国将领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祖国统一的大义下,对施琅的评价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有人认为正是施琅的功劳才使台湾纳入中国的版图,他不算爱国将领谁算?
但如果说施琅是爱国将领就牵涉到爱什么国的问题,是爱他原来的大明国,还是后来的大清国?显然他起初是爱大明国的,后来却背叛了,转而爱大清国。那么现在说他爱国,到底是指爱那一国呢?很明白,说者既不以明代也不以清代说事,而是以今天的中国或祖国这种概念来说的,否则就难以自圆其说了。使台湾归入清王朝的版图,进而成为今天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施琅确有其重要贡献。但这样的评价显然是以此时此刻为标准的,而不是以彼时彼刻为准绳的。如果设想一下——纯粹是设想,如果郑成功及其后代反清复明成功了,施琅失败了,台湾依然在大明国的版图里,那么施琅算爱国将领吗?历史是极其复杂的,在王朝更迭之时,个人的进退与忠逆也是很复杂的。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常常被人所误解,以为天下指的是国家,其实不是,那指的是文化,指从未中断过的中华文化。因为顾炎武同时还有一句话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也就是说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应该关心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否中断,而对于改朝换代,关心的应该是统治阶级。一姓国家的兴替有时的确是小民百姓管不到的,但如果民族大义沦亡,却是谁都有责任的。但在前朝灭亡之时,有时是很难判断文化是否会随之而俱亡的,所以明清之际的薙发与易服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巨大反抗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因而以易代之际的忠君观点来看施琅的话,是无法说他是爱国将领,更不能说他是民族英雄的。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施琅的所作所为又恰与历史潮流相吻合,所以施琅又是幸运的,他的叛变南明成就了历史上的奇功,使得今天的人们不能以简单的一句话就否定他。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除了受制于“我”的认识与时代变迁以外,还要将个人品质与客观效果区分开来。个人品质与客观效果是两回事。有时个人品质不怎么样,但在历史上却起了推动作用,有的人品质高尚,却未必对社会有重大贡献。在个人品质中,又有合理与不合理的成份,忠君孝亲在封建社会中是美德,但如果愚忠与愚孝则又不合理。因此评价历史人物有时真是很不容易,不但不可能一锤定音,甚至铁案也还有可能翻案。施琅的个人品质是很复杂的,他既做过海盗,也镇压过起义,但他又能不计私仇,不对郑氏后代施行报复,更重要的是他极具战略眼光。不但在军事上很有才能——所以才能征台成功,而且有海权意识,知道保台湾所以保大陆沿海的道理,在郑氏政权覆亡,许多人认为台湾不过一偏僻海岛,可有可无的情况下,由于他的极力坚持,才没有被遗弃于国家版图之外。从这一点看,他的功劳也是不可抹煞的。因此从客观效果看来,应该说施琅对于统一大业是有贡献的,而从个人品质而言,也有可取之处。至于简单化地称其为民族英雄,或情绪化地斥之为汉奸都并不妥当。
相对而言,对于郑成功,似乎评价相当一致,是一个完美的民族英雄,既图反清复明,又将荷兰人驱逐出台湾,于个人品质既十分完美,于客观效果又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毫无缺憾。但依然有一个尾巴,那就是他所建立的政权,从今天某些人的眼光看来,却是清王朝统一的一个障碍。但这样看是后人以成败论英雄了,设想如果郑氏反清复明成功,那么郑成功不就是另一个方面的统一大业的功臣?郑成功幸而早死(他与岳飞一样都死于39岁),如果他活到五六十岁,正是清廷征服台湾之时,以他的思想意识与能力,若其仍然固守台湾一隅,岂不也是阻碍统一大业?由彼及此,可以料定,关于施琅的评价决不是容易说得清楚的问题,还有赖于广泛深入的讨论。即使是当代人物,好像我们看得很清楚,是非功过一目了然,其实也未必,尘埃尚未落定,结论还不能下得太早。换句话说,对于人物评价,即使盖棺也还不能论定。主观的认识与时代的影响永远左右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以上所说还只是将历史人物评价作为一种客观研究而言的,如果将人物评价作为一种目的,那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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