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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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有了贵族、上流人与新富豪之争，看看帖子中的十八般武艺与考证，煞是有趣。演员当然是不错，帮腔的也居然帮得严丝合缝，还有老学究出来考证，从周公时代考起，让人看了一场酸秀才谈富豪的滑稽戏。
　　我是中国现代真正富豪、或曰上流社会的嫡亲后代，1949年时，先祖并未逃台或远赴美国。因此，对留在大陆的富豪及其后代在近六十年中的荣辱沉浮，略有所感知。说起来，那是一碗五味杂陈的老中药汤，真是“说不得也，哥哥”！
　　如今的时代不同了，“富豪”或曰上流社会不再是罪恶。君子也不固穷了，人人争说“汝南世家”，豪门六族，还有那1000万美金养一年的纯种马，包机四处乱飞的快意等等，好生意气风发。殊不知，小儿逞逞嘴上工夫，煞是爽快，而真正的富豪在时代变迁中的身不由己、一夜白头、遗祸子孙等等百年伤痛，怎是一个“苦”字了得的！
　　我的先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富豪之一。所谓“大写的人”、“非人工的纪念碑”等诸般美誉，他老人家完全当得起。我认为，在中国，谈世家，谈富豪，要有一个分类。49年以前的“官营资本”即所谓“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因资金来源不一样，所以不能在一个等量级上来比较。此外，还有前清一系的遗老，北洋废官家族，也多少有一点家当，都不能拿来一锅烩。
　　我只说民营资本，我先祖无论从业绩上，还是从截止49年的总资产上，排名都是第一的。这一点，有史为证，无须多言。到我出生时，距离那个辉煌顶点不过才三、五年时间，而我已经完全不可能再看到什么纯种马、包机、私人律师之类。
　　我先祖过世得早，我不能设想他如果能熬过来会是如何。但不要说什么“汝南世家”，就是有什么金枝玉叶的“汝南王”还活着，也未必气壮得起来。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受家母委托，曾给梁漱溟先生送一本书。梁先生那时已老，不见任何客人了。书是由楼下“小脚侦缉队”（居委会）转交的。我看梁住的是木樨地大街22号（或是23号）的高层公寓，叫做高干楼了吧。在当时还是甚为雄伟的，现在也就是一普通的宽敞民房，无甚光彩。当下想，先祖若在世，不过也就是梁先生的地位，不过也就如此。别墅洋房，皆不可能。像南京宁海路、牯岭路早年的那种气势，不知灰飞烟灭多少年了。至于后来又有事到孙越崎爷爷家去，则看到的是一派朴素，家具、装修，如同常人，只是房间宽一些。孙爷爷晚年寂寞，很希望有个什么年轻人去跟他聊一聊。当年他也是做过惊天动地大事、把蒋公气得死去活来的人，晚年却这样平淡，我是很难想象的。再说说我见过的新民报系的创始人，两夫妇也是一样，晚年极为朴素平淡。他们的儿女，都各自有公职，每天忙碌不已。
　　他们固然不能称为“富豪”，但都是没逃台的一批民国时期经济、文化界的佼佼者，当时最豪华的场面，谁没经历过？三十年风云过去，都还健在，已属万幸，哪里有什么金杯玉盏、宝马香车在？
　　古时穷人说富，必是“穿金戴银”，而真正豪门公子说富，只说是戏散了，“灯火下楼台”。富不富，一语可判！
　　49年后，富豪及其后代，大致过着一种怎样的物质文化生活呢？《往事并不如烟》、《上海的风花雪月》、《女特务瓦莉亚》中，多少都有一些透露，以我的经验看，还是比较准确的。纯种马什么的，当是不可能有，不被红卫兵活活敲脑壳而死，就已经要感谢上苍。他们身上残存的富贵气质，莫不如说，在生活的品味上体现得更多。在五、六十年代“革命方兴、人民当家”的时代，也有一些缝隙，可以过一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这又是后来人很难想象的。
　　
　　
　　 (2)
　　
　　关于1949年去留的问题，看来是诸位年轻朋友热衷于讨论的问题。由于受了伪自由主义学者的影响，好多朋友似乎是认为那时的精英人物，智力都有问题，一边是铁幕，一边是自由世界，不跑还等什么？后来他们全体的“沉陷”，完全是咎由自取。其实不然。1949年那时候，国家的形势，绝对不像“马后炮”的伪自由主义学者现在所说的那样。那时候，家母尚且年轻，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地去过香港，她后来对我说，那时的香港，土里土气，几乎等于乡下，哪里能与大上海比？跑香港，只能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台湾，则一水之隔，风雨飘摇，连蒋公也不相信能守得住。海南岛一失，台湾如大厦将倾，官民一时间都惶惶不可终日。加之国民党溃退时，又是一派穷凶极恶之相，溃兵们对小商业者多有掠夺，对民族企业也屡欲施以破坏，留下的最后形象非常恶劣。所以台湾那个火坑，是个明智的人，就不会去跳。至于美国、英国，固然是西方乐土，我辈应前仆后继地前去投奔，但语言问题，习俗问题、财产转移问题、能否开拓事业的问题、有无奥援的问题，是每一个“成功”的富豪们不能不想的。离开故国，不是说走就走那么容易。比如说，现在的国门就是大开的，而我看发牢骚的年轻人有不少，那么，你们为何不走呢？一个人出去闯荡，尚且要思前想后，要有充足的银钱打底，何况一个工厂，一个产业、一个集团的跨国迁移？
　　再者说，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国人（包括富豪）中的绝大多数还是爱国的，是民族主义者，只要国家富强就好，谁也不是国民党的死忠分子，为何又要远离呢？
　　那时的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之功，而是各阶层、各有关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国旗，上有五颗星，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则代表参与建国的四大阶级，一、工人阶级，二、农民阶级，三、民族资产阶级，四、小资产阶级。这第三个阶级，就是现今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过去所说的“民族资本家”。无论在建国之初的“共同纲领”内，还是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内阁部长中，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新中国开国之初，并没有要将民族资产阶级斩尽杀绝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是国家的主人翁之一（即使着仅仅是个说法吧），民族资本家为何要跑呢？战乱结束后，国家还是要建设的，且当时国家的痼疾（兵燹、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今日得见黄河清矣”的兴奋感，国家、民族也确实是一派向上的气象。“富豪”们选择留下，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
　　至于后来逐渐发生了一些问题，则是当时的大多数人不能预料的。有些问题，比如“文革”这样的动乱，连共和国的主席都不能预料，那么，我们怎么能苛责民族企业界的精英呢？
　　
　　
　　 (3)
　　
　　1945年抗战胜利，国人熬了八年，终于等来云开日出。江浙一带的富豪，八年中基本都将产业撤到了重庆，与国家共荣辱。“8、15”以后，避难的富豪们又面临“复员”的问题，千里长江，将机器、人员、财产运回江浙，谈何容易。时间紧迫，流民思归，船只紧张，甚至雇木船回来的也有，又历尽了不知多少艰辛，耗费不知多少心血，打点了不知多少关卡，才得以成行。富豪们——我指的是旧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受日酋侵略的威胁，也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营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哪里有什么心情夸富？又怎能飞扬跋扈地骑洋马、喝洋酒、包飞机？
　　光复后，富豪们一心以为重开天地，可以大展宏图一番了，却不料国民党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中饱私囊，这种蠢举使这个政权顿失民心。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元券”，百姓买几根油条都要拿成捆成捆的钞票，新疆银行更发行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亿元”大钞。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人也无力回天。民营经济在这种背景下，不知出路何在，心头只有愁云惨雾。因此民族资本家这个阶级，在内战时，多持观望态度，只盼望尘埃早日落定，大多没有跟国民党共进退，甚至有“国民党早点亡了也好”的心态，可谓不足为奇。
　　先祖的产业，遍布华中、华南，产业范围涉及机器制造、电力、煤矿、纺织、金融、交通等等，内战时只能维持不垮，已经谈不上赢利或发展了。各重要城市易手之时，国民党特工机关都曾有毁坏工厂设备的图谋，于是“保厂”又成为头等大事。先祖心劳日拙之状，可想而知。所幸工人此时与资本家的利益基本一致，因保了厂才能有饭吃，所以“护厂队”大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中共的地下组织也作了很多工作。
　　1948，大军如狂飙席卷，国人是看了一场大戏。现在的伪自由主义学者论及此，总不免惺惺作态，似乎是什么“铁幕降下了”之类。实况却不如此。当时家父在北平读研，家母在南京本科快要毕业，平津战役一起，被隔在了战线两边，但邮路还能通。家父曾向家母介绍“解放了的北平”之一般情况，说一切正常，市面平安。战线另一面的整个家族为此悬着的心才稍定。接着1949年4月，大军又投鞭长江，进占南京。先祖当时正在香港处理事务，家母在南京，又写信告之，说解放军秋毫无犯，南京只响了一夜枪，就“解放”了，一切正常。
　　江山底定后，共产党待先祖并不薄，无论是新中国的建国方略，还是当时中共面临的实际问题，都还是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的。名份、待遇都有，中共高层对知名的资本家是礼遇有加的，也能非常虚心地听取建议。建国之初合衷共济的景象，还是值得怀念的。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买办（外企的中方人员），资本家还是属于“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甚至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都是民主人士坚持要用的。谁也不会想到，资本家有一天会不属于人民，甚至成了人民之敌。
　　那时，青萍之风尚未起。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并无异常。
　　
　　
　　(4)
　　
　　对于早年间的工商业者，不能一概而论，因资产有大有小，出身也有很大不同。从民国以后，这个阶层渐渐壮大，1927年蒋公定鼎南京后，有个“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尽管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仍是蔚为大观，直接影响了时代的潮流和社会价值取向。
　　由于多年的“阶级仇恨”教育，与改革开放后部分先富者“为富不仁”的劣迹，现在的一般人，无论老少，多认为旧社会资本家挣的都是昧心钱，腐化堕落，无恶不作。在1949年以前的工商业者中，确有一小部分人的作为令人不齿，但那多半是做投机生意的，依附权贵，囤积居奇、买空卖空，花天酒地。茅盾先生的《子夜》，剔除其中一些意识形态偏见，大多还是有所本的。
　　而真正做实业的一大批人，则另有胸怀。他们精明、勤俭、深明民族大义，是时代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一批民族精英。他们的来源，一是来自底层，苦干而出头。一是来自知识界，期冀从商以实现人生报负。他们，都是扎扎实实的实干派。那时候与现在不同，那时的“高干子弟”没有多少下海经商的。无论满清遗少，还是北洋官宦子弟，都差不多，在老北京捧捧坤角儿、偷卖家当、吃喝嫖赌……败光了家底拉倒。认真去从商的，不多。
　　当其时，尤其是由知识分子而从商的，包括“海归派”，有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深受“五四”思潮影响，以富国强民为任，走的是实业救国路线。可惜，这批资产阶级实业派精英生不逢时，发展羽毛未丰，就遭逢外敌入侵，国家军队不能守土，家业千里流亡，多半损失惨重。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偏又是个“一世而亡”的混帐政权。中国的工商资产阶级，在抗战结束后的三年，实际处于“孤儿”状态，与当时政权的“共生”联系很单薄。据说“四大家族”中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只是党务巨头，没有什么钱。那么有钱的，就剩下“蒋、宋、孔”三家，全是联姻，逃窜之前还不忘搜刮黄金。以一家之利，拉上整个国家垫背，无廉无耻，莫此为甚。无怪国共交锋时，蒋阵营下层流行的一句话是“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本来很早，有先发之势，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共和执政，但不幸政权先丧北洋之手，后遭蒋氏胡来，错失了实业强国的大好时机。民初以后生成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先是在战争夹缝里生存，后又莫名其妙地消亡，并长久背上了耻辱的名誉。其后代，更是无辜地历尽艰难与屈辱，怀着终身挥之不去的伤感。
　　至于我先祖在1949之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我不敢多言。因我是出生于“红旗下”的，又未见过先祖本人，所以不敢造次。我家里曾有几大本相册，里面有一些老照片，可传达出一些信息。先辈虽富甲一方，但那是股份公司资产，不是个人帐户存款，两个概念大不相同。先祖为人淡泊，鄙视享受，基本可以说是布衣蔬食。从照片上看，办公室、会议室的格调，与八十年代前我们的乡政府差不多，奢华用品一概没有。先祖是卧薪尝胆，借钱创业，一手一脚干出来的，所以也严格约束子女不得奢华糜费。
　　但这并不等于他是个“土老帽”。他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思考，对公司管理理念的归纳，在现代中国可说是“前无古人”，至今仍不过时。他的公司经营所涉行业之广，至今中国没有一家民营公司可及。
　　唯一我从照片上看到的奢华之物，是公司配给的一两黑色轿车，究竟是“雪铁龙”，还是“福特”，因看照片时我年纪还小，故不甚了了。就是那种有很宽的车轮档板，车后面背个轮胎的老爷车。
　　先祖忧国忧民，笃信“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所有子女，都嘱一定要学理工科，以期用科学技能报效祖国。
　　由于文化意识形态长期对“资本家”的丑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可能我们有人至今还是认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敲骨吸髓的黑心狼。当然，这样的老板在旧社会固然是有，但并不能代表全体工商业者。那时，先祖十分关注下属特别基层员工的收入与生活，以荣辱与共的理念来加以凝聚，拔中层干部于普通员工。1949年后，因战乱日久，国家政权变更，融资体系青黄不接，市场疲惫，公司业务萎缩到最低谷，眼看要发不出工资来。先祖曾为此忧心如焚。哪里会像文学人物土财主“周扒皮”那样，以“半夜鸡叫”来压榨劳动者呢？只须想想，只要是个有抱负的企业家，就会注意爱护员工，留住人才，哪个能把自己的员工当敌人？就连老北京店铺掌柜的，都知道要厚待有一技之长的伙计，更何况现代的企业家？“杀鸡取卵”、死命剋扣员工的小老板，我近年来倒是屡屡见过，不过一些庸人而已，活活是巴尔扎克笔下的笑料。也许是工商传统中断得太久了，所以，现在的有些人都不大懂得做买卖的基本原则了。
　　
　　 (5)
　　
　　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自从胡适先生提出这一观点，人们没有不认可的。言说历史，最容易有强烈的爱憎。治史者，有时冲动起来会蒙蔽真实。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人人都知道这是一面能讨好观众的旗子。于是，各种尘埃中的人物，被掘出来打扮登场了，陈寅恪也成了“自由主义斗士”，顾准也成了“自由主义先知”，李慎之也成了“自由主义普罗米修斯”。但是我不信。他们这类人，几乎与自由主义没有什么渊源，一度不合时宜的人物，不一定就是自由主义土壤上长出的蘑菇。自由主义一泛滥，大家就把问题简单化，对于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悲剧性命运，也是如此。但我自是要尊重历史，有一说一。尽管，在“自由主义”大卖场盛行的今天，不断有年轻人嘀嘀咕咕，说“公司合营”是将私人资本“投畀豺虎”，是国家吞掉了私营企业。但历史远不是这么简单。中国的民营资本家，确实是在公私合营后消亡的，这是大不幸。但这不幸，几乎是命定的，他们当时纵有三头六臂，也跳不出这历史的八卦阵。
　　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中共在进城之前，已有了清晰蓝图。与“纯粹的社会主义”苏联不同，设计中的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允许有私人资本存在。对中共革命与苏联不合的种种举措，斯大林甚为反感，曾经讥讽毛泽东为麦其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麦其琳，就是人造奶油，意谓假货。可见，中苏革命方式，还是大有差异的。建国后，中共没有像苏俄那样，剥夺民族资本家的产业，强迫资本家去劳动，而是让资本家生意照做。至于“纯粹的社会主义”，留待将来再说，将来能有多远？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说过不同的期限，计有“十五年”、“二十年”和“二、三十年”三种说法，总之不着急。
　　1949年的私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是63.3%，举足轻重，中共显然不会蠢到要一锤子把私营企业砸烂。立国之初，国家强制没收的，只是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把它们直接转变成国有经济，当然，这部分资产很重要，直接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时候，中共与私人资本双方，还是处于和谐的“共存”状态。中共是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与私人资本打交道，向私人资本订货和提供原料，按“市场经济规则”办。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私营和个体经济都将在国有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持其发展”。白纸黑字如此，事实上也大致不差。从开国，到1954年，中国在经济上是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个格局，我们现在的人，太熟悉了，与90年代以来的经济结构差不太多。这一时期，政府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政策，不过是“利用、限制、改造”而已，绝没有“剿灭”这一说。1950年12月30日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是一个具体的限制性法规，包括“行业自律”什么的，总体上还属于理性范围。唯一留下灾祸伏笔的，是监管措施中还有一条，就是“群众运动”。现在的人，连小孩都知道了，中国的群众是万不能“运动”的。自建国以来，只要群众一“运动”，其结果，没有一次不是伤了民族元气的。这个问题，先按下不表。

(6)
　　
　　在我们中国，有些事情，古代怎么样，现代还是怎么样，是有迹可循的。有些新派学者，老觉得中国古代的招数不好使了，搬些欧美的兵器来，在实际上一用，没有一个不碰得头破血流的。我年轻时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曾看过莫尔的著作《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两部空想社会主义的煌煌经典。欧洲的绅士们确实是可爱，想得可是美，摩尔幻想，在将来的“理想国”里，城乡没有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平等，达到和谐，一到假日里，城里人就悠哉游哉，结队下乡去帮助农民干活，一路有言笑。这简直是贵族的郊游图了。可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凡“缩小三大差别”的各类举措，如知青下乡、五七干校、城镇工人回乡务农等等、无不搞到怨声载道，苦不堪言。那些欧洲人，你能相信他们的鬼话吗？对“商”这个阶层，我国儒家社会历来实行“抑制政策”，即“重农抑商”。据说古代商人的儿子不得参加科举，穿戴制式也有限制。所以富固然是富，社会地位还是卑微。这些举措，是有些过分，但是适当“抑制”是对的，你不抑制。商人就要抓狂，给你搞出乱子来。你让他们夹着尾巴做人，他可以就做得很优秀。
　　在1950年，资本家阶级就是处于被适度抑制状态，他们从总体上来说，很驯服。知道世道已经变了，能让做生意，就已很不错了，时代在前进，他们身上有“原罪”，必须要表现好好的。从这时起，资本家阶层，都多少有了一些“赎罪”意识。这一年，他们的社团与政党积极做了如下几件事情，学习宣传国家政策法令，进行自我教育；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参加政府组织的物资交流活动；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参加土改。这都是当年几项最时尚的活动，资本家不甘人后，有的还做得比较超前。就拿投入抗美援朝来说，现在大家只知道豫剧名伶常香玉捐飞机，殊不知，当年的中国资本家为国不知捐了多少飞机、大炮、坦克与高射炮，现在的媒体却一概不提了。历史就是这么可悲，“资本家还能爱国吗”成了永久的思维定势。
　　以当年的天津工商界为例，1950年11月。仁立公司总经理朱继圣提出捐献“仁立号”飞机1架，同时提出捐献6个月超产部分产品15％的利润，一语惊人，商界哗然。紧接着，李烛尘代表永利、久大捐献“永利号”飞机1架；孙冰如代表寿丰面粉公司捐献飞机1架；毕鸣岐等人的进出口公司捐献飞机5架。董少臣的五金同业公会捐献飞机2架……。青年企业家刘绳武结婚不久，即将结婚戒指捐献，其他如杨天受、陈锡三、宗德淳、王云鹏、齐业五等也都踊跃捐献，掀起工商界爱国的首个浪潮。后天津工商界普遍开展捐献活动，共收到捐款人民币(包括利息)227，692，520元，全部转交抗美援朝天津分会；另有民建会员所在企业或同业公会捐献飞机16架、大炮2门、高射炮2门及现金2，924，650，000元(以上均为旧人民币)。为支援志愿军，天津工商界还开展劳军运动，赠送大量生活必需品和食品到前线慰劳将士。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慰问品占天津全市慰问品的一半。说资本家不爱国吗？看这情形又说不通。我看，起码他们还有爱国的一面吧。
　　如果历史都照50年这样下来，中国的资本家，后来可就洪福齐天了，国家和老百姓也都幸甚，不至于到70年代末买手表、自行车、肥皂、火柴还要凭票券。电视机、冰箱在中国大概早也就普及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我们国家那时候要建独立的工业体系，美中交了手，美国绝不可能帮助我们，我们只能死死靠住苏联，以计划经济立国，以求迅速强大。这一来，委屈了的，首先是农民，然后就论到资本家。个中原因，意识形态根本不是主要的，决定命运的，是经济的铁律。

(7)
　　
　　自从伪自由主义盛行以来，在对历史的评价上，我们这里流行“大翻盘”，即，过去说好的，现在统统说不好就是了。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对进城之前的中共，充满了蔑视，动不动叫一声“土八路”。似乎是一群乌合之众一不留神，就拿下了江山。但我不这样认为。在夺取政权的战争中，中共的武装人员，主体是农民确实不假，但中共从创建之始，其高、中层干部，却都是知识分子。应该说，这批知识分子，在当时是一批目标清晰、意志坚定、务实和非常懂策略的人。否则，数万之众怎么能从封闭的山沟里杀得出来？
　　十年前，我曾在南京宁海路一带徘徊，发现当年达官贵人的老宅院，至今仍保留着“文化积淀”，神韵犹在。这让我感叹不已：这样的一种优雅、富贵与权势，怎么可以想象，竟是被数千里之外一群赤脚烂衫的“泥腿子”给拿下的？仅仅说是依靠道义与人心，恐怕还不足以成事，其中，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的策略和严密的组织系统，可能才是制胜的法宝。
　　然而进城以后，情况大不相同。没有了强大的敌对力量，不需要再争取中间群众，没有谁再能制衡执政者了，也就是说，可以随心所欲了。所有的政令一出，全是一片叫好。过去需要小心争取的民众，现在则成了驯服臣民，过去直接影响战争力量消长的民意，现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也没有通畅的渠道可以上达了。批评消失，颂歌盈耳，这种环境对执政者来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无限自由”的状态下，发令者最容易做蠢事，弄不好，会有塌天的大乱子。
　　建国之初，过去的民意基础非常牢固，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又给执政者增添了“救世”色彩。那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但在凯歌行进的同时，悲剧也同时在上演。几乎在军事行动基本结束的同时，中国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群众运动”。我认为，这种超越法制，不要政策约束，在笼统含糊的号召下，以发动群众为手段造成巨大政治压力的大规模整肃运动，对我们民族心理的伤害，是最大的，远超过经济失误与文化控制。
　　在过去，发动群众，是陷蒋氏于汪洋大海的办法。而后来，几乎每一次的“群众运动”，伤害的都是自己人，是一大批本来已经表示真诚拥戴的民众。历史就这样令人不可琢磨：你说，一个牧羊人，为什么总要跟自己的羊群过不去呢？
　　从1950年起，就不断有思想文化界的“运动”，有的还要人人过关。比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要求批判崇美恐美思想，清除剥削阶级思想残余。这还仅仅是虚的，实际动作的也有，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是一系列的清理旧社会基础的运动，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可质疑，但在法律之上的这种整肃，没有不超范围的。现在看来，其中的过火行为、扩大化、违反政策、冤案也是有的。不过一笔旧帐，无人再理会罢了。
　　在我看到的公开史料中，关于土改中农民群众的过激行为的记载很不少。在斗争地主分子的场合，常有群众要求将地主和富农分子当场打死。对这种失控状态，土改工作队在多大程度上能防范、制止、纠正？很难说清。历史的冤案或“扩大化”，往往对象是当时“公认的罪人”，是在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氛围下，才会大量发生。
　　本来，已经很驯顺的民族资本家阶级，不属于地主或国民党军政人员这类“旧社会基础”，完全可逃过一劫，并且起码可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内平安。但是，造化弄人，祸福不可说。“五星”中的这颗星，竟是解放后第一个遭难的。
　　遭难的背景是，在野党执了政，土包子进了城，有人会腐化。这是规律，毛泽东早就担心，在延安他就激赏郭沫若先生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怕共产党成了李自成，坐不长久，于是在这方面很警觉。
　　1952年，民族资本家们万想不到，一场大难临头了。祸起哪里？个别的腐败官员。元旦那一天，资本家们惊闻一声号炮，一个要让他们心胆俱裂的“运动”开始了。

(8)
　　
　　这个狂飙突起的运动，实际是两场并在一起的运动，发动时间前后仅仅相隔24天，结束于半年后的同一天。打击对象，一为党内腐败分子，一为民族资本家中的“五毒分子”。
　　我出生于1952年，这一年，风云突变，给我的一生留下终身的胎记。这一年的元旦，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此为“三反”运动。从公开的文件与媒体上的舆论看，这个运动无可非议。一个缺乏有效制衡和廉政机制的权利结构，必然要发生贪污腐化，很难避免。其腐化的“冲动”与顽强，已不是道德力量、舆论力量与纪律法规可以束缚得住的，而且有普泛化和越演越烈的趋势。我们现在的人，应该非常能够理解，对于贪污腐化，不要说开展“三反”，就是开展“十反”、“八反”都是应该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反”是以什么方式来反？脱离了法律的框架，“反”会有什么样的伴生效应？
　　当时，整个政治机制的行动相当快，1月 4日，中共中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发布强硬指示，内容为： 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拖延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1月5日，周恩来因政务院实施新税制（公营、私营一律平等纳税）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违背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周恩来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错误。于是，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说：“民族资产阶级有其进步的一面，还有其黑暗的一面”。这是在巨大压力下的一个表态，预示着中共与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关系开始发生本质变化。
　　9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作三反动员报告，明白提出了“运动”的宗旨，他说：“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也就是对资产阶级三年来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反攻”。这种定调，熟悉“胡风案”和“反右”运动的当代人，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官员的腐败问题，责任在资本家身上了。三年来民族资本家的“艳阳天”结束了，这颗曾经是“五星之一”的阶级，成了敌对的力量。
　　那么，官员的腐败到了何种程度，使得中共高层发了这样的雷霆之怒呢？情况在报告中有所涉及，大致如下：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用造假条子的方法，贪污7亿。铁道部卫生局副局长蔓焰与人合伙私买鸦片、私造吗啡50公斤。还有人民银行总行视察团到河南视察工作时，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用了二亿五千多万元的招待费，招待人员一百多人，用了一百多万元的炮台烟，和一千多斤苹果，一千六百多斤香蕉、梨、糖、瓜子。……贸易部去年向苏联订购治口蹄疫的药品“三”吨，由于拟稿者的官僚主义，误写成了“三百”吨，各级审稿、核稿、批准的负责干部，也不加思索，照例签名盖章，结果多买了二百九十七吨……财政部工程师夏茂如已自动坦白出五人集体贪污三亿四千万元，他一个人分了一亿一千万元。 此外，报告还特别提到1951年发现的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后来运动在高潮时，就拿他们两人祭了刀。讲话发布后，全国的国家机关，立即开展了三反运动，声势惊人。
　　打贪官，反贪污，看起来是经济领域的事情，实际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内部出了问题，怀疑是敌人所为，这是战时的一个普遍思路。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和海南的“地下学联”冤案，都是这一思路的悲剧结果。这一次“三反”、“五反”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台湾不可能派人来搞腐蚀拉拢，于是，确定民族资本家中间的部分人是头号敌人，罪无可逃。1月26日，中共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全国工商界立即开展了以打击资本家“五毒活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
　　运动来势之猛，惊天动地。 2月1日，最高法院临时法庭在北京举行公审大会，判处畜产公司副处长薛昆山和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死刑。10日，遵照最高法院命令，河北法院组织临时法庭，公审贪污犯，由河北省广播电台向全省播放大会实况。河北法院临时法庭判处35岁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37岁的副书记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两人毙命后，“五反”从大中城市迅速推向全国。资本家，人人都要过筛子。
　　既然是敌人，就要有“国人皆曰可杀”的罪证。 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奸商王康年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揭露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大量盗窃国家财产，骗取定货款旧人民币11亿元，而且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做投机生意。还有一些奸商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腐烂棉花，做成含有大量化脓菌、破伤风菌的救急包，还用坏牛肉做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用坏鸡蛋做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社论说：“这些奸商用志愿军的血喂肥了自己，在几乎使人不能置信的强盗式交易中，获得暴利。”为此，上海市长陈毅怒斥上海不法资本家是“五毒俱全”，“毒气熏天”。
　　公开史料，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样的罪行，触动了人们最原始的“正义感” 。成千上万淳朴的人民投书报社，称“五毒”资本家是“最可恨的人”。民族资本家，无论毒不毒，其形象一落千丈，几乎是人人喊打。
　　“三反”、“五反”运动的具体程序，形式上是照搬土改——派工作队、发动群众、开斗争会、审查、勒令交代、退赔，触犯法律的判刑。
　　现在来阅读公开史料，看到的不过如此。说资本家“吸血”、“残忍”、“没良心”，一点都不冤枉。“五反”打压了一下资本家，也是天经地义的，非常符合民意。但是，这些“罪证”的可靠性与运动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其中，有一些是禁不起“钩沉”的。
　　如果我们把帷幕拉开一角，就会大吃一惊：原来后来“反右”、“文革”的运动模式、思维方式与“斗争方法”，在“三反”、“五反”中，全有端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有“五反”，后就必然有“文革”。在“三反”、“五反”中，某些工作队表现出来的粗暴，违法和非理性，很难让人把他们与进城时的文明之师“老八路”联系起来。

(9)
　　
　　根据史料。从1952年的1月9日到当年的6月30日，“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整整半年，其间，“有900万人投入运动，其中有贪污行为和占小便宜的，占总人数的24%，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的，占总人数的4.5%。”这里所说的“900万人投入运动”，我不能详解其意，撰稿人在这里似乎有点皮里阳秋，我分析当时参加运动的应该是全国人民，即使农村人不参加，老人孩子、家庭妇女去掉，也得有几千万人参加运动，怎么可能才区区“900万人”？这大概是指，有900万人被过了筛子，接受了严厉的审查或批斗。其中有涉及经济问题的官员，也有民族资本家，如果各占一半的话，那么，就有400多万资本家“接受了考验”。
　　还有，关于运动结束的日期，也另有一个说法，即——“1952年4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10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那么运动应是结束于10月份。
　　可是关于上海市“三反”、“五反”的结束日期，又有如下记载——“至1952年7月19～21日，上海市政府和市协商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宣布“三反”、“五反”运动结束。”
　　我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深感历史的错综复杂，仅仅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运动结束日期，就没有统一的说法，那么具体的历史进程，就更不能一语概括了。
　　这场大火是怎样引到资本家身上的呢，这一点倒是有据可查。毛泽东在《元旦祝词》中发指示，要求“三反”，那时“三反”已是大势所趋，只不过需要一个权威声音来显示决心罢了。早在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这是个一般性的运动，可是此运动一展开，揭了出大量的贪污盗窃问题，这类问题，又查明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者难辞其咎。因此，中共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还特别强调了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
　　1月4日的“限期令”下达后，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宣称“民族资本家也有黑暗的一面”，那是在一个题为《“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中提到的。他的报告，主要的用意，还是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
　　到此，正式的“三反”不过才几天，但是，激进革命家自法国大革命起就有的“斗争”特色就显现出来了。据史料记载，“一些单位陆续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而读到这里，我很犯糊涂——私人工商业者的企业或产业，都是自己的，那么何来贪污？难道是自己贪污自己？
　　估计情况是，在解放前的一些企业中，“蒋、宋、孔”等家族，与国民党的大小官僚有一些股本在里面。政权易手后，股本是无法撤走的，遂被中共接管，这部分官僚股本成了新中国的国家股本，是为“公股”。由政府派出“公股代表”常驻企业，与企业主“共同商量工作”。企业的主导权，还是原资本家的。所有制结构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指的就是这一块。那么，在这种合营前提下，资本家就有可能利用管理权上下其手，搞点贪污，少给公股分红。事情是否如此，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时，“资本家违法或行贿——官员贪污”的因果链，已经形成。高层对这样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的分析判断与应对决策，从前后日期看，大概仅有约10天时间。这确实战时遗留下来的习惯，即“兵贵神速”。
　　但“三反”、“五反”毕竟不是打仗，资本家阶级也不是国民党军。这样一声号令，万炮齐发的运动形式；这样以宣传舆论影响老百姓的判断能力；以“限期发动，不动就撤”的空前严厉命令下达任务，其结果，会是怎样？
　　我只知道，老子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为何治理大国要小心翼翼？老子没说，只是给了结论。可是，我们往往忽视古人的智慧。近代以来，国家因积弱日久，从清末的士大夫，到革命家，到人民群众，无不有一种急躁情绪，企求“毕其功于一役”、“天翻地覆”。在我们当代的汉语里，又多少关于“快”的词组、成语、俗语，在高频率地被使用。“加快步伐”、“一年大变样”之类的政绩口号，直到现在还很有生命力，成了官员的常用语。可是，我们真的因此走得更快一些了吗？不见得。
　　在政治高压、舆论轰炸、超越法律等等一系列操作之下，对一个正在为新社会提供较先进的生产力、积极参与社会正常生产和流通的阶级，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排查、打击和侮辱，其灾难性的后果可想而知。民族资本家（包括小工商业者）在自己参与建立的国家中，最悲惨的一幕拉开了。

(10)
　　
　　一个社会，按职业特色、社会分工、收入水平、文化习俗分为若干阶层，或者叫做阶级，这在文明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阶级的消亡，也就是老祖宗所设想的，一个人既能当钢琴师、又能当建筑工人的理想社会，能否实现，现在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且不去探讨。现在要说的是，社会有了阶级，就会有一些不平等，这也没有办法，因为社会不可能把最好的机会给予所有的人。“文革”曾经标榜要“缩小三大差别”，其中之一，就是缩小阶级差别。但其举措，直闹到天怨人怒，没有多少人愿意再去尝试了。
　　那么，我们在承认阶级是暂时消亡不了的情况下，最好的“缩小阶级差别”的方法，应该是提倡互相尊重，搞“阶级调和”。如果把某一个阶级宣布为敌人、劣等人、低贱的人，而把另外某一个阶级美化为神圣的人、高尚的人、没有瑕疵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充满怨恨、仇视和歧视。结果就是一部分人的幸福与尊严，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屈辱和痛苦之上。对一个公民的社会评价，不是以他本人的业绩、能力、道德水准和守法情况为依据，而是根据他出身于什么阶级。这种看问题方法，拿到现在来，人人都会耻笑。但是，我们过去就曾经有过。
　　其实，在同一个阶级里，既有良民，也有道德败坏者甚至犯罪分子，这不奇怪。俗话说：“龙生九子，各个不同。”何况是有思想意识的人？评价一个阶级，不能简单化。当然，某些阶级或阶层的人，经济、文化地位不高，全社会都有责任去帮助他们提高。但是如果把他们神圣化，那就无异于埋下了其他阶级总有一天要为此无辜受难的伏笔。现在，在网上，“民工兄弟”就是一个被神圣化了的阶层。我就不主张这样，我只愿意具体地去谈论关于他们的处境与待遇。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民族资本家阶级从一个整体上被“妖魔化”，列为地主、帝国主义势力、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消亡以后的“头号敌人”，这个阶级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我懂事的时候，应该是在6、7岁之间，其时为1958-1959年。记得那时小孩子也会唱“社会主义好”，里面有一句是“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还曾看见附近科学研究所里的大人们在挥舞用被面做的大旗轰麻雀。还有就是，在露天电影场，《咱们村里的年轻人》放了不知多少场。而“三反”、“五反”开始时，我还在母腹之中，因此我不可能有亲身见闻之类来满足大家。
　　谈到”三反”、“五反”的成果，从公开的史料里看，一般是这样说的——“三反”、“五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和蜕化变质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纯洁了党的队伍。那么我今天就来引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字，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看一看，当时的“运动”采用的是什么方式与手段？这种方式与手段，能否达到教育资本家守法与纯洁革命队伍的作用？
　　当然，完全客观的描述，是不可能有的，所有的叙述人，都是有七情六欲、有其看问题的自身立场的。但是下面要披露的一些回忆文字，是身份与地域都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的遭遇，是否彼此之间可以印证一些我们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当时是怎样对待“三反”对象的（也就是党政机关里被怀疑有经济问题的干部）。我“请”来的第一个回忆者叫胡兰畦。胡兰畦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女作家，1901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年轻时的经历富于传奇色彩，在1927年大革命的年代里就十分出名。茅盾的小说《虹》里的女主角梅女士，就是以她为原型的。胡是黄埔一期女生队学员，1930年加入过中共旋又被开除，蹲过德国纳粹的监狱，到过苏联，见过苏俄作家高尔基，后又应苏共之邀为高尔基守灵，在抗战期间，任过李济深的代表，当过宋庆龄的助手，担任过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曾被授予国军少将军衔。她是陈毅年轻时的好友，抗战中重逢后与陈订婚，可惜因故未能成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胡兰畦在北京工业学院主管后勤工作。由于她过去在国内外与国共两党众多高级人物的复杂关系，使她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都在劫难逃，备受磨难，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入党。于1994年逝世,享年93岁。到现在，这位传奇女杰已基本被媒体和时尚完全遗忘。
　　下面是她在《胡兰畦回忆录》里的一段文字，记录的就是在北京工业学院后勤处工作时的一段经历。这本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5月公开出版的。
　　
　　
　　一九五一年底，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一天，学校通知处以上的干部到怀仁堂去听周总理的报告。中途休息时，我趁机到主席台上去见了周总理。他很高兴，问我在学院工作得怎样？我说很好，我很想见邓大姐，他说要我打电话与邓大姐约定。本想多谈谈，但因马上要继续作报告，他说：另约时间再谈。
　　回校后，学校又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动员会后，院党委和学生会来人找我谈话，要我谈经济问题，我不惊不诧，有啥说啥。我想，我参加革命既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发财。从来经手财务，都是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没有占过公家便宜，心中坦荡，光明磊落。至于有没有浪费和官僚主义，欢迎大家揭发，但我自己心中有杆秤，认为不是特别严重的。因此，显得神态自然。谁知有的领导不以为然，说我“大而化之，态度不端正”。甚至说我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我“坦白交待问题”，而且有人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贪污分子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选”，我这才明白，他们把我划入了“重点怀疑对象”。我说：“怪了，我革命几十年，还会贪污学生的伙食费吗？”但有些人认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按照这个逻辑，认为我既管钱管物，没有不贪污的，从而对我说的话很不满意，认为我是抗拒检查，想蒙混过关。于是，天天对我批斗。
　　元宵节那天，两个学生突然跑来喊我，说：“走，带铺盖卷。”，他们把我带到中华大学旧址的一个教室里禁闭起来，每天派几个人轮流看着我，把我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我想“身正不怕影子斜”，党历来讲实事求是，迟早会弄清楚的，因此，我不在乎暂时委屈。接着，又开小组会，要我写交代材料。我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没有贪污，怎能乱写？于是我便写自己的认识和经历。他们看后，说我态度不好，要我写“贪污罪行和反革命行为”。这莫须有的事，我确实无法写出来。他们就一会儿大会轰，一会儿小会逼，势头越来越厉害，今天弄到这儿批，明天又弄到那儿斗。走路时，他们还用帽子把我的眼睛遮起来，不准我看路、看人。有时深更半夜抓我起来斗，几十来人参加，拍桌子，打板凳，凶神恶煞的。有时我疲倦极了，实在支撑不住，打起瞌睡来，就被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由于他们拿不出我的任何“罪行材料”，运用大喊大叫，气势汹汹对我也逼不出什么东西来。有人竟把我的牙刷、牙膏、肥皂都没收了，只给我留下一条毛巾和一个杯子，想从生活上折磨我，进一步逼我“认罪投降”。
　　在这次运动中，杨梦游、史尔工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三月十八日，我们被弄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大会。我见会场坐得满满的，各个高等院校的“重点对象”大概都到了。严重的则被拉到台上交待问题，我没被拉上去，算是宽待了。会上，宣布了某某交待了贪污问题，某某交待了受贿罪行。其中也提到我们学院的孔科长交待了贪污问题，杨梦游因拒不交待，问题严重，当场被捕了。这次大会，号召有问题的人要赶快交待。
　　对杨梦游的处理，出我意外。我知道他做过农业银行总经理，家资富裕。在我所接触中，他办事谨慎，从未发现他在经济上有什么含糊的地方。记得有一次我曾向他借10元钱，他清根清底地询问，不肯借出，似乎生怕情况不明，手续不清。这种人会与下属勾结起来贪污吗？但他的下属斗他时说：“杨梦游，你不交待是不行的。我们都交待了，你的秘密保不住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感到困惑，不知该相信谁的话。
　　随着运动的发展，我被逼得无可奈何。我曾产生一个怪念头，后悔我没去贪污，要是果真贪污了什么，就好交待过关了。不过，又一转念，既然管这么多钱和物，又与工商业人士打交道，别人怎么不怀疑？古今中外受委屈的人有的是，我受点委屈算得什么！
　　有天夜里，星月无光，黑沉沉的，远处传来批斗别人的吼声。我被带到院党委书记的客厅里，领导黑着脸要我写交待材料，否则不让我睡觉。看这架势，非要把我斗倒不可了。我想，再顶下去，身体会拖垮的。于是，我只得瞎编材料，说我去租房子的那家房东没有现金给我，给了一些盘尼西林之类的贵重药品。管菜园的弟弟，给了我300万元，等等。领导看了这材料，问我：“能不能对质？”我想，这本是瞎编的，对质怎么对得上？便说：“不能。”领导听了很生气，一推桌子说：“算了，算了，我们陪你熬更守夜，你竟跟我们开玩笑，写假交待，这样顽抗下去没有好下场。”
　　此后对我管制更严，把我关押起来。我一打瞌睡，他们便吼叫；我要洗脸，也不给水；要刷牙，没有牙刷；要上厕所，有人守着，还不让洗手。我手上积的污垢，好久才洗掉。那时我才知道叫化子为什么身上那么黑！当然，这些折磨人的手段，是某些作风不纯的人干的，并不代表党的政策。这一点，我心中有数。
　　六月份，我被押到原辅仁大学旧址的一间屋子里。大概见我囚首垢面，有碍观瞻。去的前一天，他们叫人给我理了发，我穿了件干部服。进小屋后，见里面地下冒水，进出得在水里趟。有两张床，早有个妇女住在那里。她不知我与她同样是“重点对象”，误认为我是什么干部，见我进屋赶快站起来，对我说：“我有三个孩子在家里呀！我还要关好久？”我虽同情她，但既不了解她的案情，也无力解答她的问题，“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也自身难保呢。后来才知道，她是师范学院的出纳员，因为有次去吃早餐，碰到为学校修理家具的老板，硬要请她吃了油饼，这件小事恰巧被别人看见，这人便怀疑她与老板有经济问题，在运动中要她交待。她被逼急了，便说贪污了一亿多元，其实师范学院修理家具总共才用了300多万元，凭常识，也可判断这是假交待。
　　住在这儿的共有十几个人，还有邮电学院、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受审查的，编成一个小组。在接触中，我才知道同屋住的妇女叫马曼庆，我逐渐发现她是个老实人，因为出纳是管钱的，她也就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又过一段时间，估计是上级发现运动有些扩大化，有不实事求是的作法，进行了干预和纠正，这样，对我们的管制便松了些，待遇也有所改善。我们在一起时，也可以互相聊上几句。
　　一个多月后，又在这里开办了个“忠诚老实交待问题”的学习班。审查结果，证明我没有什么“罪行”，才获得自由，可以上街。
　　当我回学院去领每月30元的生活费时，发现关节很痛，上下楼很困难，坐也坐不下去。我坐三轮车去医院，下不了车，是三轮车工人扶我进医院的。医生照片、查血后，问我：“能不能住院？”我点点头。医院用担架抬我进病房。我才知道，在被关押在什刹海辅仁大学期间，因住在积水的房间里，成天在水里趟来趟去，门又不遮风，造成风湿性关节炎。我从七、八月份入医院，住到过年时才回家养息。又过了半年，才能迈步走路。

(11)
　　
　　胡兰畦女士年轻时长期是中共的同情者和同路人，写这个回忆录时已差不多是九十老人了。上面所引的一段文字，不过是她50多万字的回忆录中的一点点。她一生阅历无数，何等的大风大浪都经历过，晚年完全认同中共。我认为她在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必要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在她平实冷静的叙述中，我们会惊讶地看见，早已为大多数年轻读者耳熟能详的“文革”中的种种逼供信、监禁、虐待，在“三反”“五反”中早已使用。胡女士，说来多少还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又身处北京“天子脚下”，尚且受到如此凌辱，其他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那些没有背景的小干部，命运又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在解放后频繁的“运动”中，总会有一些积极分子，冲在前面，对“挨整对象”施加直接的压力。在后来的一些“思痛录”里，身受其苦的挨整对象，往往把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描述成蛇蝎心肠的人，在文艺作品里，这写运动积极分子更是被形容成恶棍歹徒。他们这些打冲锋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要充当这种角色？为什么他们没有起码的怜悯心？下面，我引用一段在“三反”、“五反”中受到信任、充任工作队员的当事人的描述。相信读了以后，对历次“运动”中担任“打手”的人员的构成、来源、动机，都能窥见一二。
　　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事情，变数往往很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历次运动中充当“左派”的。常有这种情况，此次是光荣“左派”，彼次却成了万恶的“右派”，整人者复被人整。前次用了何种手段去逼迫他人的，后来就有他人同样用何种手段来逼迫他们自己。经历了这样的折腾，有的人大彻大悟，有的人痛不欲生，有的人万难服气，于是，才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对“运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那么，我们现在就从另外一边的视角，来看一下“三反”、“五反”是如何“反”的，相信大家会看到一些熟悉的东西。
　　这个人，叫郭恩谭，眼下应该是一位老者了。他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面的文字中有介绍。由他口述，郭蓓整理。这个郭蓓，估计是他的女儿。我原文照登，一字不删。文章题目叫做《我所经历的“三反”“五反”运动》，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在山东省张周市。
　　
　　
　　当时的张周市有两个区，八个镇，一个乡，人口66649人， 共中周村区占了47355人。全市的绝大多数工商企业都在周村城， 丝织业的产值、产量都占山东第一位，是当时山东的工商业重要城市。所以，张周市委、市政府都驻在周村城里。这时，市委建立了“五反”运动委员会，又抽调全市各部门和行业干部、群众骨干组成专门的工作办公室，也称为“打虎”斗争。
　　在“五反”运动委员会领导下，各系统、各行业分别由市委下派的工作组组织店员、工人成立“五反”运动指挥部和打虎队，工会组织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当时在周村济东药房作店员，店员工会和市委工作组负责人有一天找我谈话，表扬了一番工作积极努力、要求进步之类的话，然后鼓励我大胆靠拢组织，不要有什么顾虑，要发挥青年骨干作用，为搞好运动多作工作。我的老板很开明，并不反对我参加各项活动，还支持我参加培训学习。于是，不久我被吸收为周村药业打虎队队员。其他队员我有的熟悉，有的不熟悉，记得还有万年春中药铺会计崔永风，惠东药房店员王化禹，万年春中药铺店员王泽根，民生药房店员程学和，建德药房店员郑至山，大德生药房店员崔永成，天德成药房店员孟凡义，店员工会陈玉堂，另有复医院及卫生界的几名店员代表。
　　我们首先被抽调到张周市商业“五反”运动指挥部集训学习。在周村天后宫大殿里，听取市委副书记张欣荣、王佩珍等分别给我们讲话，作报告。有关负责人带领我们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其它学习材料，还到张店等处进行了参观学习，然后就投入运动。
　　运动中上级的要求都是十会激烈的，看问题也比较简单化，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有时对“敌情”过高估计。而我们打虎队员都是二十来岁青年人，工作组成员年纪也都不大。大家的情绪特别容易被煽动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几乎将所有的资本家、各业主都当作“五毒分子”和“老虎”来对待。后来上级发现出了一些问题，才要求注意区别对待，讲究政策。
　　对于有问题的人，打虎队员与他们先进行谈话，反复严肃地向他们交待党的政策，让他们主动坦白交代。并发动各单位店员工人起来检举揭发老板的“五毒”行为。对有重大嫌疑的对象，还要采取行动查缴有关证据，清查财务帐目等。为了取得明显成果，在有些干部的授意下，制造了一些紧张气氛，还对有的重点对象进行逼、供、信，吓得有些业主十分恐怖。有人被过激行动吓破了胆，出现有人喝硫酸、毒药等自杀行为。如育东药房会计某，开始时还是运动骨干，参加了打虎队。后来查出他早年在东北当过日伪警官，而且有其它经济问题嫌疑，于是列为重点斗争对象，不分昼夜进行批判斗争，弄得他思想压力很大，精神恍惚，最后上吊自杀身亡。民生药房掌柜某，被揭发出历史上曾在邹平为敌伪政府作过事情，又有其它“五毒”行为，被定为“大老虎”，也是重点斗争对象，并被拉到周村同乐剧院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周村裕东鞋店掌柜某，接受了为志愿军加工军鞋的任务，而且数量很大，但有人揭发他故意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严重影响了军鞋的质量，调查属实后，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大老虎”和“五毒”分子，对他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还押到其它地区游斗，最后进了监狱，被判了徒刑。医药界也有人被检举在为志愿军加工药棉等物品时偷工减料。比如用旧棉絮弹松或旧布料洗过，再经过漂洗，当作新的脱脂棉、绷带产品，卫生指标严重不合格。这些都列为重点案件，进行调查审讯，整材料，有的移交公安部门处理。工业系统各工厂、企业的“五反”斗争也进行的轰轰烈烈，有的工厂老板受到判刑等严重处分。
　　到五月份，张周市运动收尾，“三反”运动中查处有错误的人员1456人，其中党员417人，查出贪污款项137748万元(旧币)， 追回金额65229万元，206人受到各类处分，18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张周市的“五反”运动大体上同时结束。 在定案工作中， 全市3811户私营工商业主，确定为守法户的1419户，基本守法户1656户，半守法半违法户675户，严重违法户51户，完全违法户10户。 后二类中，23户受到公安机关的刑事处理，占全市工商业户总数的千分之六。
　　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对于稳定国内经济秩序，巩固新政权的地位，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片面夸大敌情，又常常采取过激的“左”的指导思想，使斗争的范围扩大化，挫伤了部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3)
　　
　　在”文革“中，有一段毛泽东语录广泛被人们引用和背诵，其频率可以说为最高的几条之一，就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无比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段毛泽东的话产生的背景为1947年，国共两军激战正酣时。国民党军已到处败退，但元气并未大伤，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还不能一目了然。在战争胜利的前夕，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一些问题，须慎重对待不可。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政策和策略”。
　　据记载，1947年“12月会议”后， 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 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1948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5篇。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
　　关于“政策和策略”的这一句名言，就是基于以上背景与考虑而产生的。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一个审慎明智的决策人的态度。两军交战，己方虽然有较强的战斗力，并掌握了较大部分民心的向背，但在掌握国家资源、军事装备方面，在对大中城市的控制方面，以及来自国际的支持上，都还不能说胜券在握。这时的“政策和策略”，的确就是生命。
　　若干年前，我曾在北京东四的“中国书店”（即旧书店）中，发现过一本1948年由华北解放区出版的内部读物，是关于如何开展对敌宣传工作的。里面对敌方人员的构成、可争取的人数比例、最有效的宣传内容与方法、宣传的实效例证、宣传失败的例证与教训，逐一列举，其数字、事例无不令人信服，其分析与对策更是令人叫绝。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中共早期资料，里面平实而无套话的文风，科学严谨的态度，不讳疾忌医的开明胸怀，都使我刮目相看。我以前固然知道，有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加入了中共，但他们在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与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如今的有些年轻人，受文艺作品影响，以为早期中共的军队都是由大老粗担任高级主官，战胜蒋氏，完全是“马上打天下”取得的胜利。而上述小册子却提示了我，中共一贯严守“党指挥枪”的原则，实际控制这支军队的，都是具有高度政策水平的人。三年解放战争，何以能迅速以弱胜强？以某个人或某一批将领精通战法来解释，显然是狭隘之见。项羽因何而败？刘邦因何而胜？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同理，新中国这个“天下”决不单单是马上夺得，最根本的，可以说是依靠科学、审慎的“政策和策略”而夺得。君若不信，可以重读三年解放战争史。
　　然而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一立党立国的最高原则，被视同废纸。虽然仍旧常常在说，却被从上到下一大批干部置诸脑后。在和平年代，没有了战争胜负这个“试金石”，那些强大得足以吃掉自己的敌对力量已经“夹着尾巴逃跑”了，执政者暂时看不到有什么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问题。于是，“政策和策略”被歪曲成执政者的单方面意志。不要科学与事实的依据，不要实践检验，以“革命”理念代替国家发展的需求，“无往而不胜”的虚幻心理极度膨胀，不断制造虚幻的“敌情”和虚幻的“经济目标”，在遭遇民意与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抵抗后，仍然一味蛮干。从最根本的、最高的层次来说，这就是我们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悲剧成因。
　　我们在事隔五十余年后来看“三反”、“五反”，从表面材料上，如果粗心一点，你甚至发现不了有什么异常。一切都是必须的，仅仅略有一点缺点与不足，如此而已。但这样轻描淡写的“史料”，掩盖的恰恰是致命的问题。就是这个“缺点与不足”，这个“总的成绩下的小小缺点”，这个“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手指头”中最微不足道的指头，却说明了整个运动在“政策和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说明这个决策根本就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个巨大的错误不仅没有被重视起来，以检讨决策的妥否，反而被轻轻掩过，以至在后来的岁月里，又造成一连串相关的决策错误，累及整个国民经济与国家的强盛速度。
　　下面我要引用的，是谢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他对于解放后历次运动中发生的自杀现象，早就做过资料搜集工作。文章发表在2001年的海南《天涯》杂志，题目是《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
　　这段引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政策错误、策略错误在大面积范围发生时，连毛泽东本人也很反感的“草菅人命”的现象会如何随之而来。当一个阶层普遍受到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普遍感到对前途绝望，普遍感到毫无尊严时，“自杀”实际是他们的一种最绝决的抗议。
　　这里有必要插入一段往事。1947年，革命作家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因言获罪。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王实味则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中，因王实味“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晋绥公安总局经请示中央社会部批准，将王实味就地处死。7月1日凌晨，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岸边一处偏僻的山隅，从其身后出其不意，用砍刀将他杀死，将尸体置于一眼枯井中。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曾在社会部的文件上批示“还我王实味！”自此，在党内和解放后大规模政治运动中，他都有过类似“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但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不可能因为领袖的人道主义态度，就可以避免野蛮举措的大面积发生。在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由于一个本不该发生的“运动”，而出现了血腥与恐怖气氛，这是极不协调的。下面就是谢泳先生的原文，中间有一小段涉及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之死的资料，因部分文字与卢先生的实际情况不符，我略去未用。至于卢作孚先生的死因，我将在下一节里介绍。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
　　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辟静之处，均派兵梭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辟之处，筑着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他当然不知道像殷纪常这种人（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实际在金城银行的的作用是在徐国懋之上，周作民之下。）在金城大楼七楼穿著单的短衫裤，当严寒的初春时候，跪了五天五夜，受着职工疲劳的审问，单是生理上已是忍受不了。那样的人，不一定思想搞得通，但上海解放后，他是第一个把大西路那家他私有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出去“合营”的，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1952年3月2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赵竹君及其丈夫王利民（前北大图书馆馆员）在家中自杀身亡。
　　观察自杀现象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深入了解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同时也有利于认识新政权的本质。
　　关于自杀规模的主要材料是受难者的叙述，据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一书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据官方材料，自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周鲸文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此外还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钢铁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耿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么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
　　“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个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
　　“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运动的残酷程度。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也曾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并未得到制止。因为五十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所有基层官员在执行上面政策时，一个基本思路是宁左勿右，这样就使自杀现象开始蔓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官员都习以为常，从以下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虽然自杀现象已经大量发生，上层官员也在提醒基层注意这样的事，但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的大量自杀现象，并没有真正引起上层的特别关注，并严令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相当数量与自杀有关的报道中，看不到对自杀现象的特别关注，也看不到对死者的同情和关怀。以下是《内部参考》（注：新华社内参，每日一期，1949年9月产22日创刊）中相关的材料：
　　1952年11号79页，《西北区的单位在三反运动中宣传政策不够发生自杀事件》：西北区级机关为迅速展开三反运动，自本月七日起实行首长十日包干制以后，部分机关已发生简单急躁宣传政策不够的现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生铁炳坦已畏罪自杀，西北企业公司经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杀未死。”
　　1952年16号118页，《上海铁路管理局三反运动开展后高级技术人员贪污嫌疑分子自杀者已有三起》：该局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深入后，至十七日已连续发生四件自杀案件。自杀的除一个是铁路公安部队的战士外，其余三个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中的大贪污嫌疑犯。如上海铁路管理局材料处计划科科长陆逸智（曾留学美国），于一月十六日即表现情绪不安，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即由该局政委谭光启、副局长吴良珂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坦白，并向他说明不一定要在群众中坦白，可以找个别负责同志坦白。陆逸智当时很受感动，但回宿舍后又服DDT自杀，经急救后未死。中央铁道部材料局驻沪办事处采购组副组长吴培松被该处采购员涂耀南当众检举后，次日即投黄浦江自杀，临死前留了一个条子说：“我为涂耀南而死”。上海铁路管理局卫生处药济师王英才服吗啡自杀未死。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大贪污犯的自杀事件，该局领导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号143页，《沈阳三反运动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数起》：沈阳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几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二十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市委书记凯丰认为这一问题严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运动和相互检举（检举工厂领导和奸商在外），对工人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否则就会紊乱了斗争的阵营，模糊了斗争目标。
　　1952年35号125页，《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华东区级机关亦发现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如合作总社至十六日为止，已捉到大老虎十七只，但其中有八个人坦白后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个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图自杀未死。华东财委办公室主任蔡辉（一只很大的老虎）撤职查办后，于十一日卧轨自杀，影响到该重大贪污案已无法破获。
　　1952年35号130页，《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注：此处有删节）
　　1952年40号185页，《三反简讯》：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二十六人（其中有十二人未死），还有八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
　　1952年55号95页，《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问题严重相持二十多天还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鹏飞（日本留学生、工程师）在打虎战斗开始不久投井自杀了。
　　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据谢泳先生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三反”、“五反”中出现大量自杀现象，成为解放后第一个自杀高峰。谢先生也指出，他的研究仅仅是根据部分已经解密的档案，因此不能完全反映全貌。另据有人估计，“三反”、“五反”运动约有二十万人自杀。但这个数字可能是夸大的，有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