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国 >> 阅读在线 >> 06年12月 >> 旧字重温  发布时间：2006-12-15

复活历史的另一种真实　

陈家琪

岁月就这样流逝着。很少有人会想到记录，因为一切都太平常了，平常到连是否知道今天是何年何月都成了无所谓的事——幸亏对我们做教师的人来说，还有个需要记住上课的时间问题。

　　当岁月被体验为某种具有了非常意义的时间时，人就有了一种历史感；它是忽然而至的，而且往往掺杂了更多的情感体验。

　　这几天，当中国日本间在过去岁月中所纠缠着的某些记忆忽然变得严重起来的时候，一篇早就放在我书架上博士论文也就又把我拉回到了过去。

　　这篇博士论文也就是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沦陷时期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以苏南、苏中为中心，1938－1945》；作者潘敏曾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现在和我在一个单位，都是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系的老师。

　　读这本书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让自己冷静并反复告诫自己“在这里，你只面对史料”的过程；然而情感的激荡又不能不让你在枯燥生硬的数字后面去努力还原“另一种真实”。

　　然后你就发现其实数字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下本来就充满感情。

　　这里是有大量的数字，还有着甚至可以说是无休无止的表格和统计，从沦陷时期江苏各县及全省难民人口（包括死亡人数）的各类损失、敌伪勒索款物的统计、李士群任日伪江苏省主席期间部分县长的任免表、各县维持会长的简历到武进县第一区保长短期训练班的课程安排、吴江县第四区各乡镇长年龄结构、太仓县49个正副乡镇长的受教育情况和文化程度、吴县教育局五个主要成员抗战前的简历以及吴县警察局所属各分局的78个职员的学历统计等等，读着这些数字和表格，就会在你的脑海中慢慢形成一幅并不完整的画面，里面有政府官员的弃民而逃，有土匪及地痞流氓的趁火打劫，有殷实富户、地方耆老在出面维持局面时的勾心斗角和普通民众的惊恐万状，其中不乏那些北洋甚至前清遗老们在日军胁迫下被迫出任各色“维持会长”时的窘迫与无奈，有的甚至沿用起了五色旗，重着清朝服饰，所有这一切，既描画出在那一特定的历史大变局下的江南民俗画，也非常理性地告诉了我们所谓“汉奸”，该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概念，而我们这个民族，又是多么地善于滥用此类“帽子”，“凡异己者，必以此头衔加之”，甚至如章太炎这样杰出的人物，不仅骂李鸿章、曾国藩为汉奸，而且北伐时之所以拼命“反赤”，就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和当时的左派国民党严重依赖苏联，故被这位章老先生一律斥为“卖国者”和“民族汉奸”。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就是我们要好想想我们自身的问题。那时江苏各县镇的维持会一般来说只设财务科（股）和警务科（股）（机构和人员之精简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警务科维持地方治安，人员多则10来人，少则3人，比如“苏州自治会号称‘九人委员会’，而？？维持会只有三人负责，正副会长各一名，外加一名总务组长”。这么少的人到底靠什么来供应日军军需和维持地方治安？自然主要靠的是那些借日军名义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地痞无赖，因为那些原想救民于水火的“头面人物”在无所作为后只可能选择退出。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的底层又有着太多的地痞无赖，他们给基层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甚至远远超过日伪军队，日伪人士这样说，国民党（所谓留在敌后的“顽固派”）和新四军也这样认为。

书中最精彩的地方集中在从1938年3月“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到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取代维新政府在南京登场，在这一阶段中苏南、苏中基层政权所发生的变更（决不仅仅只是把省长改为了省主席，把县知事改称为县长这么简单），而汪精卫之所以在“清乡运动”中倾注了那么高的热情，而且我们可以认为在政权建设上，日汪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清乡运动”可以说贯穿于汪伪政权之始终，就是因为他想通过这场运动将维新派县长（主旨是恢复北洋政府的正统性）赶下台，换上自己的人（奉战前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为正朔），就在于他不仅要把共产党赶出其统治区域，而且要着力将土匪地痞、新旧土豪劣绅消灭殆尽，所以“清除贪官污吏，清乡先要清心”一时也就成为了下属们的口头禅。

　　也许每个人从这些数字和表格中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对我来说，更感兴趣的是那些维持会、自治会的头面人物駕轻就熟了的“两面派作风”，“他们是‘日本军队来了，打鞭炮欢迎，弄些妇女去慰劳皇军；中国军队来了，也打鞭炮欢迎。这种两面派主持了一切，与敌对双方都互不侵犯，苟安妥协’”。书中引用了陈毅对他们初到茅山时的生动描述：“我们初来，任何地方普遍是维持会，普遍布挂良民证，普遍挂太阳旗，我们军队到一个地方，居民每每误会为皇军，当着‘皇军’来欢迎，后来知道是国军，才把欢迎‘皇军’那一套收起来，改成另一套”。而新四军对他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争取”和加强“控制”。书中写道，当时的日伪政权的地方人士就很善于恭维基层共产党干部，免他们的税，借钱给他们，而且不要他们还，“在婚丧节日，日伪政权的人与共产党干部‘礼尚往来’；而日伪、新四军及国民党的人员在一起请客吃饭更是经常的事。”作者说，“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苏南农村社会是这样一幅情景：日伪、国民党、新四军都建立了各自的县政权，有的甚至能控制区一级行政机构人员的任免，比如清乡区的日伪政权，但县以下基层社会却仍然掌握在地方势力的手中，即新四军所指出的‘掌握在封建势力手中’，用日伪报告中的话来说：‘长老（指当地士绅，笔者注）对农民的操纵指挥意外的坚强’。地方势力并不是消极被动地任由日伪政权和抗日政权的摆布，而是积极主动地向力量强大的一方靠拢，在几方势力均衡时，他们则成为两面派或三面派，多方应付，以求得生存。”

　　读着这样的话，在我的“想象”中出现的是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这些在三方势力的对恃中努力周旋以求得地方平安的人有没有内心道德（或爱国心）上的自我冲突？如果有，他们又是如何化解的？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把自相矛盾作为一个人生中的正常情况接受下来，特别在大事来临，个人对自己的选择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时？从统计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此周旋的人士大都很有一些文化，比如太仓县各区49个正副乡镇长中高小毕业的只有11人，其余都是初中、私塾、陆军警察学校、广庆国学专修馆和乡师、师范以及农业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在江阴特别区公署的14个乡镇长中，还有高等学校、工业专科和法政学院的毕业生；到了县长一级，文化程度上的要求就更高了，比如江苏从1942至1945年的32个县长中，军警学校、国内大学毕业和日本大学毕业的多达29人，只有3个人是国内专科学校毕业的。对于这些人与日本人合作时的动机与心态，作者告诉我们，无非保境安民、保全财产、牟取利益以及所有人都有的求生欲望；至于那些平日生活比较困顿，为着一点蝇头小利而甘愿为日本人跑腿，并散播谣言、瓦解民心的社会底层人士，则另当别论。史料上的统计和论证阻止了作者向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入，这也反过来说明了文学与艺术（也是一种想象）对于历史真实的另一种揭示，而且说不定是更为深刻的揭示。

第二，那些曾与当地日伪基层政权有过各种“礼尚往来”行为的新四军干部解放后的下落如何？作者提到当时既有打入汪伪组织，比如一个名叫袁殊（又名严军光，中共党员），打入汪伪组织后曾任汪伪政治工作团团长，也有本来为汪伪政权做事，后来出于种种考虑倾向于共产党，最后干脆听从地下抗日组织人员的指挥，变成了坚决抗日的人士，但这两种人随着抗日形势的好转，就有点渐渐分不开了，“抗战以后，对他们的评价也就出现了问题，不断有人在运动中受到冲击，被视为汉奸，过去的含垢忍辱成了道德问题。”对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需要多少例证，我们就都能“想象”得出他们的下场和结局；而在此过程中可以说是注定要被永远隐埋了的“真实”，就是作为他们行动的“动机”——我们只知道这“动机”表现为一系列的“结果”，但却根本无法从“结果”追朔其“动机”，或者说，无法用一个“不可见”的原因来说明所有可见并相互矛盾着的“事实”。我们不能，他们自己也不能。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苏南地区，日本人、顽固派（国民党留守部队）、新四军乃至中间力量如伪军、大刀会、青红帮等等，均可视为“外来势力”或“地方势力”，这些势力倘若没有得到本地由地主、士绅等等“头面人物”组织起来的基层社会的支持，就无法在当地立足。中国基层社会的稳定是超出人们想象的。作者说，她当初选这个题目来做，也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即沦陷区民众对日伪统治的态度到底如何？日本人来了，赶走的只是国民党政权，沦陷区基层社会并没有多大触动，基层社会还是一如其旧，人们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这时候上面所要的东西可能多些而已。”那么从起初的自治会到后来维新政府治理下的县公署、再到日汪时期的县政府，这些政权组织为其“合法性”所进行的各种政治动员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是的，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马克斯·韦伯语），但也许在中国，这种“信念”本身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上的延续，并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论述。书中借用王克文在另一本书中所提供的资料说明“战时上海资本家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忠诚之间，往往首鼠两端，态度模棱，而他们和日本占领者当局、汪伪政权之间，更似乎有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三角关系。”我想，当事情推进到这一层次上的真实时，人可能既若有所失，无所依附，也可能从各种“政治浪漫主义”的思维习惯中苏醒过来，重新审视并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态度、习惯、传统、规范）作为研究的课题，至于其他，最多不过是“上面所要的东西多些而已”；当然，这里“所要的东西”，并不仅限于物质方面的税赋和盘剥。

　　复活历史的另一种真实，首先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追问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