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作为现代学科，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座现代口述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此后，口述史在世界迅速发展，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专事口述史工作。口述史因为具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及叙述历史的独特方式，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的重视。它作为一门学科，在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领域已经相当成熟，其理论与方法也日渐影响到文学研究领域。
　　按照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着重从个人的经历、感受角度来总结历史，突出了原始质朴的历史形态。曾任美国口述历史学会会长、对口述史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唐诺·里齐指出：“简言之，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他特别对访谈作了明确的界定：“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访谈的录音(影)带经过制作抄本、摘要、列出索引这些程序后，储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这些访谈记录可用于研究、摘节出版、广播或录影纪录片、博物馆展览、戏剧表演以及其他公开展示。”
　　这些说法大致揭示了口述史的基本特征和操作方式。如果进一步表述，还必须强调：口述史著作是访谈的录音(影)在由“声音”变成“文字”之后的出版物，作为“声音”(或者“抄本”)的口述史资料与作为口述史的出版物(或“著作稿”)，这中间还有许多无法省略的重要环节，而每一个环节的处理，都反映了口述史写作者理解和叙述历史的思想与方法。
　　口述史的兴起显示了口述史叙述历史时的丰富的可能性对史学家的诱惑。印度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对此有精辟的看法。她选择了“口述史”的方式研究印巴分治历史，在布塔利亚·乌瓦什看来，“口头讲述尽管存在局限，但它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一个不同的视点。”她还特别提到：“我只是想问，人们的故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在历史中找到一席之地?历史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给渺小的、个人的声音留出空间?”《沉默的另一面》与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同，布塔利亚·乌瓦什关注的是那些渺小的、经常是很不起眼的人物：普通人、妇女、儿童、贱民。这在方法论上给我们很大启发：在知识分子书写的历史之外是怎样的历史?笔者曾经去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农场作过一次短暂的考察，“文革”时期文化部所属6000多名知识分子曾经在“向阳湖干校”劳动。笔者在一篇文章中用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这样的语句形容这个“向阳湖”的意义。但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房东那里，记忆的是不同的故事。问题在于，我们对“房东”的故事并不敏感，我们通常倾听的是知识分子的声音，我们为什么没有给渺小的、个人的声音留出空间?换言之，讲述历史的权利是谁赋予的?
　　循着布塔利亚·乌瓦什的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口述史之于史学的“革命”意义。当代中国的学者，显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革命”对史学的挑战：“什么人能够制造历史，什么人才有权利在社会知识体系中有自己的声音。以往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所有人都在仰慕学者、印刷品、图书馆以及学者宣告给他们的知识，口述显然是对既有知识权利分布的一种挑战，它把边缘的声音传递上来，告诉人们旧有的分布是不合理的。最后一个挑战是对文化发展方向的挑战。面对文化一元化的趋向，口述史提醒人们，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族群、不同阶层的人以不同的讲述方式表明不同文化的存在，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社会叙述中，这是他们的基本需求和权利。”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在研究中都比较重视“以某种方式给渺小的、个人的声音留出空间”，而在一般意义上，由谁来讲述历史就成为一个基本问题。
　　布塔利亚·乌瓦什的询问和保尔·汤普逊的思索是一致的。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中，保尔·汤普逊从口述史的实践经验出发，对历史学本质问题的追问是有力的。他提出：口头证据的可靠程度如何?它与现代历史学家更熟悉的文献来源相比情况如何?我们如何选择要去倾听的人———历史学仅仅因为它对今天的人们有意义才作为社会活动幸存下来———昔日的声音对今日至关重要，但是我们所听到的是谁的声音?这些追问开始触及到口述史的核心问题。保尔·汤普逊毫不隐讳地突出了口述史的“政治立场”与口述史写作者的“身份”问题。保尔·汤普逊所追问的两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
　　口述史的这些基本理论与方法，对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近几年来，当代作家的访谈录，作为一种文体已经有了新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访谈者与受访者关系的重新确立，而且也表现在访谈领域的扩大和对作家作品以“历史”和“对象”的关注。这样一个变化，反映了口述史方法的影响。当访谈和访谈文本进一步追问和记录文学史的发生过程时，文学口述史作为文学史的一种形态就初步呈现出来。这样一种文学史的写作方法，显然包含了对常见的文学史模式、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话语权的质疑，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突出亲历性、原生态和保存史料，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历史的定义和界限的企图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鲜明的“当代性”对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最重要的阶段之一，与其他文学史阶段相比，该时期的多数作家、编辑家、批评家仍然健在，是“活”的文学史。这就是保尔·汤普逊所说的“口头资料来源的活人属性赋予它们以独一无二的第三种力量”。如何在文学史写作中以新的叙述方式还原新时期文学的“原生态”特征、相对完整地保存文学创作的史料、呈现文学史研究中被遮蔽了的部分，从而塑造文学史写作的新
　　面貌，是十分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当我们以口述史的方式进入“当代文学史”时，我们即获得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这使我们有可能在书写历史时重建文学史的时间与空间，并且激活口述者的记忆。
　　口述史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由谁来讲述历史。这在文学口述史中，首先表现为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关系的改变。在通常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作家是作为被书写者写进历史的，文学史家与作家是一种书写与被书写的关系。这一关系确定了文学史是由学者这样的书写者来讲述和建构的，当文学史写作成为现代学术与教育制度下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时，文学史的写作实际上包含了话语等级，并且也滋长了“话语霸权”。但是当作家成为直接的讲述者时，书写与被书写的关系就完全被打破了。这一结果突出了文学史写作的“民主意识”，进而改变了文学史写作者在历史叙述中的位置。这一新的关系可视为一种对话关系，如何阐释作家作品显然已不是文学史书写者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权利。在这样的“对话”关系中，口述史写作者是历史叙述的记录者。而把作家的讲述仅仅视为资料的观
　　点，显然是局限和狭隘的。
　　这样一种关系并未使口述史写作者变得轻松，相反，其“处境”更为艰难。因为，当讲述历史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时，口述史写作者必须重建他(她)的知识体系和文学史观，并且需要改变过去习以为常的做法。在访问时，他(她)如何询问“历史”?在将“声音”变成“文字”时，他(她)如何勘察“声音”中的“历史”?在面对口头资料时，他(她)如何处理口述与文献的关系?等等，这些都在考验“记录者”的史家品格。因此，在文学口述史的写作中，我们觉得分析性、辨析性的注释以及文献的征引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文献”是凝固的，“口述”则是流动的。在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时，面临着当代文学的历史文献问题。以“文革文学”研究为例，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叙述是十分薄弱的。关于“文革文学”的历史文献大约有两类文本：一种是“文革”时期的文本，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我们觉得民间这一块重视得还不够，今天我们看到的民间的这部分很多是以“大字报”、“上书”的形式发表的，有些是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的，像遇罗克的文章；公开的如中央的文献、报纸上的社论、公开的出版物等。第二种是关于“文革”的回忆，这些回忆，一部分成为“文献”，一部分成为“口述”，我觉得这些回忆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史料，而是它告诉我们一些“文革”的亲历者，在“文革”之后是如何重新解读“文革”的。许多当事人在今天的语境下，对当时的记忆、解释已经做了许多的修正。因此，在做研究的时候，要参照这两种文献，辨析“文献”与“口述”的异同。文献作为一种文本是真实的存在，文献记载的内容却有真伪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福柯的话是有启发的：“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定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尽管在保尔·汤普逊看来，文献方法的理想时刻已经过去，文献学派也面临着它基础的动摇，但是，“口述”资料同样有其自身的问题。流动的口述有不再重复的特点，但讲述者在口述时，显然有记忆与遗忘的问题，而记忆与遗忘的背后不仅有个人生活经验的烙印，也有社会变迁的痕迹。为什么讲述这些，讲述为什么会有误(有意或无意)，在不同的场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讲述，在讲述同一事件时亲历者们为什么存在差异，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传统的文学史书写者未曾遭遇的，或者即使遭遇，但也未成为主要的问题。有一些环节，作为记录者甚至难有完美的处理方式。当“口述史”由“声音”变成“文字”时，我们和布塔利亚·乌瓦什的感觉一样，这当中已经丢失了许多东西：“如特殊的语气变化，在某些观点和语句，甚至感觉上的迟疑不决，吞吞吐吐，还有身体语言———它经常表达了与话语所讲述的不同的故事，以及采访者对采访内容的有意识的‘塑造’，采访者面对被采访者时，通常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这些“丢失”的部分，虽然可以通过注释加以描述，但是，除此而外，考虑到语境和人事的原因，有些内容也不得不删除，这是我们在整理口述史时时常感到无可奈何的地方。
　　当我们确立了讲述者和记录者这样的新型关系后，口述史著作所建构的历史也就成了两种“声音”和两种“文本”。相对于后者而言，“声音”是“多声部”的，也就是说，口述史的讲述者并非只是作家这一角色，显然，在文学口述史中，在重视了作家讲述的同时，还必须把批评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等同为文学生产过程的要素。在一般的文学史写作中，我们通常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但口述史写作的独特方式，促使写作者还要注意倾听相对于作家作品这一“中心”之外的“边缘”的声音。如果说口述史拓宽了文学史的边界的话，那么，对文学生产过程的重视则是具体的表现。我们现在对文学史的理解通常就是作家作品史，这样的文本中心主义鼓励了文学史研究者解读的欲望，甚至有过度解读的倾向；在解读过程中，片面产生或者制造了作家的话语霸权。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以文本为中心的模式打破以后，文学史叙述的就是整个文学话语建构的空间化过程。打破文学史书写中的文本中心主义，不是消解文本，而是注重其生产过程。就以目前为止的“当代文学”而言，它只是整个文学史里的一瞬间，其重视生产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比选择什么是经典更次要些。当我们在选择或者确立经典时，显然要注意到文学生产过程中与作品相关的其他元素。编辑、出版与批评的过程，在文学生产过程中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过程和相关意义的发现与揭示是文学口述史构成中的重要部分。以新时期文学为例，一些重要作品的产生与文学编辑有密切的关系，而批评家和编辑对文学思潮的引领更是不言而喻。
　　对于文学史写作而言，口述史写作的实践还在初始阶段，它能否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历史的定义和界限，显然有一长期的过程，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学术兴趣与期待。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