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这样表述他的文学史理念：“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很清楚，他理想中的文学史编著应当做到：第一，“史的”构成，以“文人之作品”为主体，努力“尽取”，以求其全；第二，“史”的叙述，兼顾“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两个向度，以达成“总汇”之形态。在我看来，这个理念，其科学，其透辟，应无可置疑。
　　 然而，反观自有中国文学史书写的近一百多年来，若合符节者，鲜见。在多达数百部的各种类别的中国文学史中，人们见到的，基本上都是以“时间先后”为撰史的主轴，而普遍忽略了“空间离合”这另一维。古代中国是个经历了无数次封建王朝更迭的社会，因此，文学史的书写，似乎很自然地依循着“时间先后”，作纵向的、线性的展开，以致成为一种近乎恒定的、甚至凝固的模式。其例不胜枚举。史家们似乎并不虑及，与王朝的更迭一样，历史上同样也曾经存在过的“中国”版图的无数次变异以及幅员辽阔的中国，北、南、西、东不同区域的文学状态的多样，这就在不经意间，简化了丰富、错综的文学史实，从而给文学史的书写带来了后天性的严重缺失。
　　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或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情形亦如出一辙。“时间先后”的模式，几乎千人一面，而“空间离合”的架构，却杳无影踪。
　　是历史的事实没有“空间的离合”这一维吗？不是。
　　也许可以说，在20世纪的中国，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与国际因素，中国文学史的存在形态，在“空间离合”这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是有相当明显和突出的呈现的。
　　台湾自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经历了50年的时间，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才回归中国的版图，但此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香港、澳门也是分别在19世纪先后沦为英国与葡萄牙的殖民地，直到1997年、1999年才回归中国；即以中国大陆地区而言，1930-1940年代，也相当清晰地呈现为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分割的局面……文学史自然也有相应的存在形态。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空间离合”的史实呈现。但却很少能在文学史中获得相对应的叙述、书写。
　　70年代末，两岸交流重启。海峡两岸的读者、史家重新“发现”了对方。由对台湾、香港作家作品的传播、阅读、评论、研究，台湾、香港文学一步步走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
　　 在当下，再没有一个文学史家、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会无视台湾、香港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史实。
　　问题在于，在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中，“台港文学”的加入(或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扩容)，还基本上停留于“附骥式”(在文学史著的最后添加“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章节)或“拼贴式”(在史著中的相关时期插入“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内容)的层面(虽然在某种情形下、某个时段内，这也不失为一种过渡之法)——并没有进行“空间离合”意义上的梳理，达到真正的融合，形成“总汇”。
　　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来说，既要依循时间的先后，也要呈现“空间的离合”。非如此，文学史不能得到完整的叙述、其内在的文学发展衍变规律不能得到科学的揭示。文学史家们固然必须解释，在“时间的先后”上，一些不同时期的文学现象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前后承传的因缘与衍变的轨迹，其来龙怎样？其去脉为何？文学史家们也必须解释，在“空间的离合”上，一些在不同地域(空间)出现的文学现象之间，又有怎样横向的左右联系，其内因怎样？其外缘为何？“离”，因何而离？在怎样的意义、层面上离？其表现怎样？合,缘何机遇而合？合的状态又有哪些表现？离合之间，有无规律可寻？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必”——必然性为何？所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拼合、拼接、拼贴，而能窥其堂奥的。而“附骥式”的做法，则不是偷懒之策，便是权宜之计，均不足为法。
　　在不同空间形成的“离合”固有多种原因，但就基本面而言，无非是因多元性而离,因同一性而合。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追寻其同一性，说到底是中华文化这同一的根所决定，而研讨其多元性，则是彰显其在不同地域与某一时间背景上的独特性、多元性。
　　台湾文学、香港澳门文学在某些“时间”段所呈现的“离”，正呈现了其独特性与多元性。而这,也就是台湾文学、香港澳门文学在大中华文学版图中所无法替代的历史真价所在。
　　仅以台湾文学为例。
　　日据时期(1895—1945)的台湾文学，虽然在区域的存在状态上，是“离”，而就其内涵来考察，台湾文学的反殖主流与同时期大陆文学反帝反殖的倾向是一致的，又是“合”，然而，它所呈现的作为“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长篇小说名)的台湾人的悲情，却有其特殊的丰富的文化、历史、心理内涵,并因此成为台湾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这种“孤儿意识”是台湾文学所独具的，它无疑丰富了20世纪文学对中国人心态的书写,是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学所未曾提供的。
　　日据时期,有一些作家曾迫于日本殖民当局的“皇民化”运动或出于策略的考虑,用日文写作了一批作品，其内容却是具有鲜明反殖反日倾向的。这就提供了中国文学内由中国(台湾)作家所创作的非母语(日语)书写，表达了强烈民族感情意识的作品，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本。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些作品也有呈现其“离”(异于母语)的一面。其间也有不少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
　　再如，20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分隔(“离”)，造成两岸文学发展轨迹俨然各行其是,甚至在同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大相径庭。50—70年代，现代主义在大陆断流，而在台湾却波澜迭起，在诗歌、小说、戏剧、理论诸方面都有值得重视的表现。因此，从中国文学整体视野(“合”)来观察，此时期台湾文学的贡献又是不可低估的。
　　乡土文学在两岸都有不俗的表现，固是中华民族安土重迁观念在文学上的表现，又是文化乡愁的诗意传达。乡土文学在台湾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传承不辍，代有大师。从赖和、杨逵、吴浊流、钟理和等到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乡土台湾的动人面影。尤其是60—70年代乡土文学大论战前后，以陈、黄、王为代表的新一代乡土文学作家把都市引入乡土文学，把现代派技巧引入乡土文学，把国际背景引入乡土文学，都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书写提供了新鲜、成功的经验，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至于近二十年来，在台湾方兴未艾的原住民汉语文学、眷村文学、自然写作与生态文学、海洋文学、山林散文、饮食诗文、旅行文学……实质上,其实也都可以视为由乡土文学思潮而派生。
　　即以原住民文学而言，它的出现打破了乡土文学以汉民族为思维本位的定势,彰显了其作为原住民乡土文学并进而作为台湾乡土文学一支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性。从排湾、泰雅、达悟等族的作家莫那能、田雅各，夏曼·蓝波安、利格拉乐·阿坞(女)等人颇具水准的作品中，挣扎求存于山海之间的他们,正向人们呈现了汉原溶融的可行愿景。
　　自然写作虽由环保文学催生，而此后的发展，却与其渐行渐远，乃至显露出颠覆之势，俨然形成一种新生的次文类。它不再把人作为写作的中心，也淡化了所谓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批评色彩，而改以自然为书写的主轴，以正面坦陈自然万物的美好，唤起人类善待大自然的人文关怀，成为80年代后工业社会台湾的阅读新宠。刘克襄的“鸟文学”、吴明益的蝴蝶、沈振中的老鹰、王家祥的荒野、徐仁修的探险、廖鸿基的海洋……都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
　　原住民文学、自然写作与生态文学、眷村文学、饮食文学、旅行文学、山林散文、海洋文学……在台湾都已形成相当的规模，这些都弥补了大陆文学或一方面的空白或不足。“空间”之离,也未尝不可以为文学创造的多元发展，提供新的可能。空间(地理)某种意义上的“离”，并非绝对只有负面效应。总结其创作经验及其与同时期不同地域相关文学现象之间的“离合”因缘，必将大大改变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格局。
　　空间离合的视野还可更大，如果说对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文学的研究，算是一种“越界”的话，那么对于由此延展而产生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日韩华文文学、澳洲大洋洲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的观察，当是一种“跨国”了。无论是“越界”还是“跨国”，汉语写作都是一种基本的存在形态。而近来颇引发学界诸多话题的“海外华人文学”就不仅是“越界”与“跨国”，还是“跨语种”、“跨文化”的。谓其跨语种、跨文化，主要是存在着华人、华裔那些非母语写作的情况(如汤婷婷、谭恩美、哈金、高行健、山飒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既有华族文化的传承，又浸润着所在国异族文化的因素。
　　有论者以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延伸”，此见似可商榷。从政治地理学的界定上看，所谓海外，本就不属于中国的 版图，而且是以中国本土(海内)为言说的基点，潜存着海内、海外之别。但如果从空间离合的角度立论，则相对于海内(中国本土)而言，海外确是突显了汉语写作从一个传统的内部空间走向异域的外部空间的文化侨居的动态过程，有其命名的合理性。当然，海外这一外部空间的开拓，接踵带给写作者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也是无可讳言的实情。
　　某种“空间”的开拓，因其与本土、本族群的离合关系，进而衍生出很多课题，它无疑突破了既有的中国文学的框架。这也许是建构一门新的学科--华人文学的学科其必要性和历史合法性所在。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