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总是牵动着莘莘学子和万千家长的心。
　　我作为四川威远煤矿一名青年矿工，有幸参加了1977年“文革”后的首届高考。那次全国有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但由于大中专院校的招生名额很少，考上大学的难度远远超过了现在，真可称得上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那次高考趣闻轶事甚多，笔者特予以披露，以飨广大读者。
　　报名政审严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当年高考实行改革，摒弃名为群众推荐、实则靠关系、走后门的高招模式，重新恢复高考，并且将参加高考的对象扩大到下乡知青、青年工人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一石激起千层浪。恢复高考的喜讯在我们这座偏僻的矿山不胫而走。设在矿教育科的招生办公室整天门庭若市，前来咨询、报名的考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在矿井下挖煤的青年矿工更是奔走相告，因为通过高考而摆脱集“苦、累、脏、险”于一身的采煤工作，是众多青年矿工梦寐以求的愿望。许多因没有关系、缺乏背景而下乡挖地球多年的知青，更是把这次高考作为跳出“农门”的良机。
　　然而，那年能够参加高考的考生在我们煤矿其实并不多，因为政审相当严格，凡是家庭历史不清白的、父母有着各种“莫须有”罪名的、工作表现不佳的，乃至领导看不顺眼的均被拒之门外。我矿大名鼎鼎的“邵司令”是“文革”初期的中学红卫兵司令，高68届毕业生，颇有才华，口才、文笔甚佳，古文基础扎实，如果当年他能参加高考，很有希望考上北大，至少考进川大不成问题。但因有人举报其在“文革”中有打砸抢行为，有关领导决定不准其报名。其实“邵司令”在矿井下表现甚好，脏活、苦活、险活总是抢着干。该青工参加高考受挫，深感前景渺茫，整日郁郁寡欢，出井后便酗酒以消磨时光，不久就患癌症去世。
　　记得有个姓易的青工，数理化成绩均佳，特别喜爱无线电，很小就能装配、修理收音机等各种电器。他很想当一名电工，但电工当时在煤矿属于技术型的好工种，没有关系是万万不能的。他身体单薄，却分配他去挖煤。该青工感到怀才不遇，未免牢骚满腹，业余时间潜心钻研无线电，被井、队领导认为不务正业，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打入另册。高考报名开始后，该青工跃跃欲试，几次去报名，但因所在单位拒绝开证明而未能如愿。后来，通过其父母求情，好不容易才报了名。当年他高考成绩远远超过了重点大学分数线，其中物理考了90多分，这个成绩在全省都名列前茅，但由于政审时单位为该青工出具的政审材料是“拈轻怕重、不务正业”，因而录取时屡屡受挫，最后只考取了西北的一所中专学校。他虽然没有考上自己喜欢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但该考生仍然欢天喜地前去就读。要知道，即使在最差的中专学校就读，也被矿工们认为是跃上了“龙门”。
　　笔者有个邻居叫胡庆春，家庭非常贫困，初中尚未毕业就辍学去拣煤炭，后下乡到偏僻山区插队落户，试图通过“滚一身泥巴”来“炼一颗红心”。胡庆春的业余爱好与众不同，他把钻研数理化难题作为业余消遣，以打发单调、枯燥的插队生涯。胡庆春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与公社、大队干部关系紧张。他到公社去报名参加高考时，有关干部不仅不允许其报名，还冷嘲热讽，说他初中没有毕业就想考大学，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该公社的刘书记甚至与别人打赌：“如果胡庆春能考上大学，我手板心煎鱼给他吃。”后经不住胡庆春的苦苦哀求，负责高考报名的公社干部动了恻隐之心，让他报了名，但有言在先：这次如果考不上，以后再也不准考了，只能安安心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胡庆春报名后，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刻苦攻读，终于考上了昆明工学院，后又考取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生，现在定居美国。
　　复习多辛酸
　　对当年参加高考的学子而言，最苦恼的是高考复习资料奇缺，主要是因为我们煤矿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天无绝人之路，许多考生家长充分利用外地的亲戚、朋友、同学、战友，八方写信求援，绝不放过任何机会。那段时间，煤矿邮局的挂号信函突然增多。即使这样，还是有许多考生找不到复习资料，甚至连语文、政治、数理化教科书都找不到。
　　那时还没有复印机，只有矿行政办公室才有一台老式的铅字打印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只有采用笨办法，就是用笔逐字抄写资料。由于每份资料都有一大批家长在派队等候，因此，抄录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最多只能借半个白天或一个晚上。于是，许多家长只要一借到复习资料，不管工作多苦多累，下班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动笔抄录。许多家庭实行流水作业，全家总动员，兄弟姐妹分别抄写一部分。那段时间矿区夜晚频频停电，许多家庭便买来蜡烛或点上煤油灯作应急照明。考生灯下苦读，家长秉烛抄书，一个个不眠之夜就这样紧张而忙碌地度过。
　　为方便复习，许多知青考生纷纷离开插队的生产队，回到威远煤矿的家中复习。但像我们这些在矿井下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青工则没有这样的好事，领导根本不给一天复习时间，连请事假都不准，只允许业余学习，还美其名曰“工作学习两不误”。有门路的青工就去开病假条，而与我一样找不到门路的青工只得每天老老实实下井，再挤出点滴时间进行复习，如在等待下井、升井时努力背数学公式、时事政治，因为常常口中念念有词，如患了神经病一般，不时惹来一些矿工嘲笑。
　　二井井下运输队有个叫黄先禄的推车工，把数理化公式、定理用粉笔写在煤车四周，一边推车一边背诵，有时还在煤车车皮上解几道试题。他是高67级高才生，数理化是其强项，我们在井下相聚时，往往要请他对一些难题指点迷津，他也乐于为我们答疑解惑。当时许多青工都尊称他为“黄秀才”。“黄秀才”当年高考果然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矿业学院。
　　“臭老九”吃香
　　由于受“十年动乱”影响，许多考生虽然是高中毕业，但肚子里却没有多少墨水，因此，许多家长要求威煤中学的高中老师给知青、青工考生集体授课。虽然威远煤矿地势偏僻，条件极差，却储存了为数不少被遣送来接受工人阶级“监督改造”的“黑五类”、“反动学术权威”等，人才济济，如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朱长宣、安徽大学中文系讲师储楷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讲师胡登明等，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另外，还有一批“文革”中按照“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从川大、重大、西师、川师毕业的大学生多数分配到矿中教书，使威远煤矿中学大学毕业的教师比例远远高于内江、自贡、威远等市、县中学。
　　由于要求复习的考生太多，几位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和中学教师只得连轴转，白天给应届高中生讲课，晚上到礼堂给知青、青工讲课。
　　淳朴的矿工对这些教师非常尊重，特别对他们夜以继日地给自己的子女授课的精神所感动。当时还没有时兴“补课费”，矿工们便想尽办法力所能及酬劳授课的教师。许多矿工将发给自己在井下吃的“鲜肉包子”用菜篮子装好，加热后给老师们送去。当老师们凌晨快要结束讲授时，其课桌上竟垒起一大堆“鲜肉包子”，使这些多年被打成“右派”、“臭老九”，受尽白眼的老师们深受感动。现在的年轻读者可能不理解，“鲜肉包子”有啥稀罕？要知道那时“文革”才结束，物资匮乏，食品紧缺，普通居民每月才发半斤肉票（春节时每人可增加半斤），打一次“牙祭”。那时的“鲜肉包子”是国家发给采掘一线矿工的特殊食品，数量很少，即使出满勤，每个月也仅能领取5个“鲜肉包子”，而从事井下运输、通风等工种的矿工还没有这种待遇，因而“鲜肉包子”弥足珍贵。
　　在填高考志愿时，矿领导要求青工要专业对口，许多矿工考生只得报考全国仅有的几所矿业学院，致使当年那几所矿业学院的录取分数线远远超过了许多重点大学。而许多下乡知青即使不喜欢学农，为了增加录取概率，也纷纷报考农学院。这种不依据自身兴趣爱好，不依据高考成绩优劣，而按职业对口报考志愿，在高考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也有一些考生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填报志愿，使自己的特长能充分发挥，最终脱颖而出。我矿一位知青考生叫周昌义，因喜爱文学创作，报考了心仪的川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当代》编辑部，现已成为著名作家。
　　录取趣闻多
　　高考后，众多考生、家长包括教师都心急火燎地翘首企盼录取通知书，因为那年高考是不公布考生成绩、录取分数线的。考生高考成绩如何，能否考上大学，谁也说不准。大家只得通过邮电局打探消息。
　　那段时间里，邮电局一位负责矿区投递信件的李姓邮递员一夜之间突然从默默无闻的小青年，变成了矿山炙手可热的“明星”，众多考生、家长则变成了“追星族”。每天从早到晚，大家如众星捧月般将那位才从农村顶替其父到邮电局工作、看似呆头呆脑的小青年团团围住，纷纷打听最近谁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考的什么大学，当天发了多少份录取通知书等。许多家长把子女的姓名、准考证号码、报考学校的名称、家庭详细住址抄录给他，并叮嘱他，只要当天收到了其子女的录取通知书，请他不辞劳苦，一定要在当晚送到。为“笼络”这位邮递员，许多家长纷纷给他购买当时难以买到的电池、肥皂等紧缺物资；他如需要买肉回家，屠夫会选最好的肉送上门来，当然不需要“肉票”；他如想到餐馆打“牙祭”，厨师会另眼相看，一份三角钱的“肉丝”远远超过了其他人五角钱的分量；一些热心的家长还给这位才20出头的小青年当起了“红娘”，据说介绍的姑娘足有一个加强班之多。
　　当家长接到望眼欲穿的录取通知书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迅速告诉远在外地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一起分享喜悦。而在当时通讯不畅的情况下，在邮局拍发电报就成了报告喜讯的唯一选择。
　　当时电报费较贵，如向外省发电报，地址收费为每字0.6元，电报正文每字0.8元，一封电报一般需要10余元，而当时一个井下工人月薪只有30多元，还要靠这点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为节约费用，许多欲拍发电报向亲友报告喜讯的家庭不得不对电报正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用最简短的文字表达。笔者那位邻居考上昆明工学院后，给远在新疆的姐姐发电报时，原先拟定的电报内容为“考中昆明工学院”，其父认为电报字数太多，改为“中昆工”；几经删减后，最终发出的电报仅一个字——“中”。这可能是自电报发明以来，内容最简洁的电报了。
　　笔者兄弟的一个同学考上了“上海纺织工学院”（现改为“中国纺织大学”），在给西安的舅舅发电报时，原拟发“考中上纺”，但其父忙中出错，把电文写成了“考中上访”。不久，该考生的舅舅迅速回了一封电报，内容为“相信政策不要上访”。其家人阅后啼笑皆非。原来，其舅舅把电报理解为“虽然考上但未被录取，准备去上访”。这件为节约电报费用而弄巧成拙的趣闻，在矿山不胫而走，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坐落在绵延山峦之间、地势偏僻、鲜为人知的威远煤矿，突然因1977年首届高考而蜚声全省。据《威远煤矿志》记载，1977年，威远煤矿中学共有586名74~77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有65人考上大专，45人考上中专（当年高考政策规定，高考考生如果未被大专院校录取，可到中专就读），其高考上线比例、万人上线率远远高于周边的内江市、自贡市、威远县、资中县，因而声誉鹊起。
　　笔者4个兄弟姊妹也先后通过高考，顺利敲开了银行、医院、政府机关和科研单位的大门，对笔者这样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庭而言，没有高考，这种变化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高考唤起了众多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群的希望，改变了许多在矿井下挖煤炭、在乡村里挖泥巴的年轻人的命运。
　　一言以蔽之：感谢高考！

　当时电报费较贵，如向外省发电报，地址收费为每字0.6元，电报正文每字0.8元，一封电报一般需要10余元，//

记忆有误，应该没那么贵，每字0.03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