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15日，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突然接到任仲夷同志辞世的噩耗。会议一结束，我就急匆匆直接飞抵广州。在任老家简朴的灵堂中，面对他的遗照，紧握王玄大姐双手，我百感交集，欲哭无泪，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时光荏苒，转眼快一年过去。这期间，任老那清矍、睿智、慈祥的面容时常在脑海里浮现。此刻，当我提笔追忆与这位老人交往的点滴片段，不禁油然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话：“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一)
　　任老于我，既是领导前辈，更是良师益友。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北国辽宁来到南国广州，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短短四五年间，他打开了广东干部群众思想解放的闸门，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开放，在极左思想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围困中，率先“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从原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一跃成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任老因此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戴。那时候，我还在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市社科院的前身)从事科研工作，虽然无缘与他近距离见面交谈，却一直深为他非凡的胆略、气魄和风范所折服。1985年7月，因年事已高，任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只担任中顾委委员。就在这年临近岁末的一个晚上，我怀着十分景仰又有点忐忑不安的心情，揣着厚厚一叠文章材料，首次敲开了任老的家门。此行的目的，是向他请教有关文化发展战略的事情。
　　这年2月，我以市社科所副所长的身份，领着一班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伙伴，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创办了按照市场化、社会化规则运作的智力服务机构——广州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由我兼任总经理。公司成立伊始，我提出要“选择‘四化’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拿出有价值的对策方案，把公司办成领导机关的‘院外智囊团’，厂长经理们的好参谋。”为此，我们立足广州，面向全国，承揽各种研究课题，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开展研究。短短几个月，就相继拿出了《改善广州市交通管理方案》、《优化广州社会治安可选方案》、《以第三产业为导向，带动广州国民经济全面起飞》等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在省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引起了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等领导同志的关注和重视。出于对年轻人勇闯科研新路的信任支持，市委决定把研究起草广州市文化发展战略文件的任务交给我们。
　　这可是一项颇具挑战的课题。那时候，虽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进经济领域，但文化领域依然比较封闭。广州实行对外开放，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经济事业蓬勃兴旺，国人有目共睹。然而，对于广东地区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变化，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国内不少人当时把外来文化尤其是港台文化视如洪水猛兽，认为其只会腐蚀毒害青少年，给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对外开放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思想文化则不能越雷池半步。基于这种认识偏见，当时国内某地甚至出现了“抵制来自广州的精神污染”这类大幅标语。怎样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客观全面地评价对外开放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的影响?这是完成好市委交办的任务，制定好文化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
　　为此，我们一方面组织力量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通过发放问卷，收集数据，摸清真实情况，用活生生的事实说话。同时，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文化发展战略的相关问题，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力求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厘清认识。调研结果表明，对外开放既促进广州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广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宣传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社会风气改善、对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认同等政治觉悟提高方面，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踏步发展。据此，我们认为：“从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出发，不仅经济建设要开放，而且文化建设也要对外开放；不仅在物质文化方面要开放、引进，而且在精神文化方面也要开放、引进。文化全面开放，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应从战略的高度自觉把文化全面对外开放，作为对外开放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明确提出：“广州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负有促进我国文化全面对外开放，促进中外文化交融发展的特殊使命。应该把文化全面对外开放，作为广州文化发展重要战略指导思想之一。”
　　这些思想观点，今天人们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因为文化的全面、全方位对外开放已经写进中央文件，在媒体上已屡见不鲜。但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遭到了理论界某些权威人士和省内省外一些同志的批评责难，被认为是主张“全盘西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映。一时间，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压力之下，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支持我们，并建议我们去找仲夷同志，听听这位思想敏锐深刻、德高望重的老领导的意见。
　　任老的家，出乎意料的简朴。眼前的任老，灰白的头发，宽阔的前额，饱经沧桑的脸庞，炯炯有神的双眼，隐隐透出睿智、坚毅、豁达的不凡气度。他迎上来握了握我主动伸出的手，微笑着打量着我，说许士杰同志曾经提起过我，还知道我写过《社会主义四百年》。听我说明了来意，他说：“好啊，有什么想法你尽管说，我这里不设禁区，也没有‘帽子’和‘棍子’。我已不是省委书记了，今天就权当一回‘厅(听)长’吧。”几句风趣幽默的开场白，打消了我内心的不安，拉近了我俩的距离。于是，我把我们提出的关于广州市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思路、重大举措等构想，特别是有关“文化全面开放”的问题，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任老饶有兴趣地听着，没有轻易表态，只是不时提出问题，引导我陈述己见，把话题一步步引向深入。不知不觉地我讲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又有一批客人来访，我不得不中断话题，起身告辞。任老让我把文字材料留下来，说要消化消化，另约时间继续谈。
　　新年刚过，我就接到任老约见的电话，兴冲冲地再次登门造访。刚坐下任老就说：“你们的文章材料我都看了。基本观点没有错，我赞同。”接着，他针对我们提出的观点和遇到的问题，侃侃谈了这么几个观点。首先，他认为经济和思想文化不可分割。经济基础的变革与开放，必然要求并带来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与开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ABC，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其次，他认为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适应经济，也适应于思想文化。如果经济上开放而文化上封闭，那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事实上也行不通。再次，他认为开展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尤其是近现代，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必然要落后挨打。说到这里，任老特意举了中、日近代史上两场变法为例。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日本的老师，中华文化对日本影响至深。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同时遭遇西方列强的侵掠，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面对危机，两国的有识之士分别发起了救亡图存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但是结果迥异。日本的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前两条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基本是一样的。明治维新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文明开化”这一条，也就是勇于承认自身文化的落后，实行思想文化的全面对外开放，虚心学习汲取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积极推进国民教育的深层改革，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日本从此顺利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相反，中国洋务运动的主办者虽然也主张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他们看到的只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科技发达，并没有意识到自身思想文化方面的差距。因此在思想文化上仍然搞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死死抱住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封建文化不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错失发展良机，洋务运动归于破产。自此，“老师”与“学生”的差距越拉越大，最后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不得不割地赔款，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车之覆，后车可鉴，教训十分深刻!
　　谈起这段历史，任老感慨万千。后来我知道，任老解放初期就在大连、旅顺担任领导职务。那里，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地!
　　最后，任老强调，广东地处沿海，毗邻港澳，应当好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及时了解世界文化信息，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当然，对外来的东西也不能囫囵吞枣，良莠不分，一概照搬。他说：“前些年我提出要‘排污不排外’，既要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排除精神污染，但决不能因噎废食，笼统地反对一切外来思想文化。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而排污还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不仅不能排斥，还应当积极吸取借鉴。排污既要注重排外污，更要注重排内污，这就是禁锢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这是思想文化建设一项更为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任老宽广的视野、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语言，豁然解开了我心中的疑虑，使我平添了几分底气和勇气。回去后，我们对广州市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再次认真修改补充，正式提交市委。许士杰书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使其成为指导全市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文件。
　　两次登门求教，加深了我对任老的认识和景仰。此后，每当思想上、工作上遇到什么疑难困惑，我都主动找任老倾诉、请教。任老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我和任老成了一对忘年知己，开始了长达20年的交往。
　　(二)
　　1986年11月，我出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才3个月，就被调任广州市东山区委书记。此前，我曾经当过中学教师、机关干事和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负责人。东山区是广州市的中心城区，又是省委、广州军区等大机关的所在地，位置十分重要。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自己又缺乏从政经验和思想准备，当新老两任市委书记许士杰(时已调往新建立的海南省任省委书记)、谢非同志先后找我谈话并宣布这个决定时，我心里甚至打起了“退堂鼓”。一方面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同时又恳请组织考虑能否让我先当几年副手，干几年政治“学徒”，不要一下子把我放到一个大区“一把手”的位置上。两位书记都语重心长地勉励我：区、县一级是干部成长很重要的一个阶梯，可经受全面的锻炼和考验。正因为你年轻，要放到“一把手”的位置上，你才能放开手脚，才能经受锻炼，增长才干。
　　怎样适应人生角色的迅速转换，挑起区委书记这副重担？我自然想起了良师益友仲夷同志。任老显然早已知道这个消息，一见我，就打趣地说：“噢!我们年轻的‘父母官’来了，快请坐。”我连忙摆手：“任老，您别笑话我了。我这回可真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了。区委书记这担子太重，压力太大了，我怕挑不起来。您可要教我几招才行。”任老认真起来，注视着我：“怎么，胆怯了?你不记得铁人(王进喜)说过吗?‘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年轻人没压力哪会有进步?当年我像你这个年龄，‘官’不比你小，压力更不比你轻，不是也扛过来了。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怕。”任老是抗战前夕入党的老革命。20来岁他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期间，就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担任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北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30出头又先后担任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旅大行政公署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和他们那一代出生入死、经受血与火严峻考验的革命前辈相比，我这个和平年代的区委书记所面对的压力，确实也不算什么。
　　任老的几句话，顿时减轻了我心头的不少压力。我向任老敞开心扉，谈了内心的想法打算。当我谈到自己因为阅历浅、经验少，年轻而居高位，今后在开展工作中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踏踏实实做事、夹起尾巴做人时，任老打断我的话头：“踏踏实实当然对，夹着尾巴可就跑不快啦!你见过兔子夹起尾巴奔跑吗?你年轻居要职，固然要谦虚谨慎，要尊重老同志，善于团结党委政府一班人把工作做好。但如果因此变得谨小慎微、畏首畏尾、四平八稳，那就不妥了。你要保持那股子朝气、锐气，既要谦虚谨慎做人处事，又要大刀阔斧开展工作。想好了、看准了的事情，就放手去干，而且一干到底，不要怕得罪人，不要当老好人。当然，也要注意讲求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要从调查研究人手，争取尽快了解情况，进入角色……”
　　说着，任老起身把我领进书房，让我看一副毛笔书写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他告诉我，这是成都武侯祠一副脍炙人口的名联。它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上联讲争取人心的重要性。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光靠武力征服和强权压制是不能维持长久的。下联讲为政要善于审时度势，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掌握好尺度和分寸，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否则，该严的时候不严，该宽的时候不宽，都是会误事的。他回忆说，1980年10月底11月初，中央把他从辽宁调到广东主持省委工作。赴京领命时，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主要领导相继找他谈话。耀邦同志会见后，特意将这副对联书赠给他。说完，任老用钢笔把它抄录一遍，说：“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了，希望你悉心领会，好自为之。”
　　任老这番话，语重心长，意蕴深隽，犹如陈年佳酿，历时弥久，回味越醇。此后20年，这番话、这副对联，就一直伴随着我，时时警醒着我，成为我从政处事、为人做“官”信守不逾的基本准则之一。
　　(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突变。短短几年时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纷纷易帜，执政的共产党相继下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深重危机。危机之下，有人焦虑不安，有人迷惘彷徨，有人弹冠相庆，更有少数西方政客文人得意忘形、口出狂言——在20世纪产生的社会主义，将在20世纪成为历史。一时间，社会主义还行不行?社会主义往何处去?成为世人议论的焦点，成为蒙在善良人们心头的乌云。
　　在80年代初期，我曾利用业余时间，与另一位青年理论工作者合作撰写《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一册)。该书把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从1516年《乌托邦》诞生、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这整整400年的历史，采用章回小说和历史演义的体裁形式展现出来，在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获得了全国第二居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此后，我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研究一直未断。苏东剧变的发生，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反省和思考，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因此也驱使我常往任老家里跑。
　　记得那天晚上，在任老家里聊起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谈到苏东剧变的原因，我对任老说：这段时间工作之余，我翻阅了有关研究资料和报告，也翻阅了自己过去的读书笔记，越发感到苏东发生剧变，不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苏东各党长期以教条主义和保守僵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后期又在强大内外压力下惊慌失措地抛弃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所受到的惩罚!并逐一分析苏东各党如何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史实。
　　任老听后精辟指出：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苏东剧变，内因当然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除了你说的这些，还有一点是起关键作用的，那就是斯大林、赫鲁晓夫直至勃列日涅夫等所推行的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高度集权、甚至个人专制独裁的那一套，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的货色，是比资本主义还不如、还落后的东西，以此来抵制资本主义的包围进攻，当然会败下阵来。正如列宁所言，社会主义只有不仅赢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真实的民主制度，才能在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这对于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我国来讲尤为重要。汲取苏东教训，我们必须把肃清封建专制思想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始终摆在重要位置，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谈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我认为，我们今天总结汲取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应该把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未来理想社会，与后人探索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模式和道路区别开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后人所曲解附加的成分剥离出来。后人探索道路的失败不能简单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提出的社会理想和理论体系本身。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等10多篇经典著作中描绘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核心价值原则，包括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像泉水般涌流、人人平等自由，消除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消除旧的社会分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等，哪一条都没有错，古往今来都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社会理想。我们不能像列宁所批判过的那样：在倒洗脚盆脏水的时候，把盆里的婴儿也一块倒掉了。任老说：“这个比喻好。”我接着谈到：不必讳言，在把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社会理想变为现实社会制度的过程中，由于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等方面因素的作用，苏联、东欧虽然也曾取得过骄人的成就，但最终都失败了。然而，苏东剧变，充其量只是社会主义一条道路、一种模式的失败。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就坦言：社会主义是多条道路、多种模式的。一条道路、一种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整座社会理想大厦的坍塌和整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崩溃。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可以探索新的模式、开辟新的道路，去继续自己对理想信仰的追求，完全不必也绝不能改弦易帜，乱了方寸。事实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举世公认的成就，呈现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并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成功的新道路。
　　任老频频点头。他鼓励我把《社会主义四百年》继续写下去，把苏东剧变的前因后果进一步研究清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本清源，帮助人们特别是更多的年轻人消除思想上的迷惘困惑，重新构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时，他还提醒我：历史的发展是波澜起伏、螺旋式前进的。社会主义事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他指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要充满信心，又不能盲目乐观；对改革开放的进展成就既要估计充分，也不能估计过高。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现在这套体制基本定型，起码还需要二三十年的努力，至于建成社会主义，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任老非常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引用小平同志的话：“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是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摆脱“政权更替周期律”的提问时，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是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那段日子，任老不顾年事已高、身体有病，经常长时间地与我促膝深谈，使我有幸聆听他那精辟独到、睿智深刻的教诲，那真是如同享受精美丰盛的精神大宴!与任老这一次次的交流对话，极大地鼓舞了我，深深地启迪了我。这些宝贵的思想收获，对于后来我撰写《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二册)、《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三次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等，都大有裨益。
　　(四)
　　1993年3月，我又遇到了从政生涯一次大转折——刚从天河区委书记调任广州市委常委、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兼党委书记半年，又奉命出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次年8月，又被任命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走马上任前，我已习惯成自然地登门拜访任老。
　　老人身体比以前清瘦，但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还清楚地记得七八年前我第一次登门求教的事情，一见面就说：“好哦!这下你又干回老本行了。当年你关于文化发展的战略蓝图，现在可以施展了。”我连忙回答：“任老，您是看着我一步步成长的。搞宣传，我并谈不上本行。这些年一直在基层工作，对宣传业务早已荒疏。这次大跨度转移阵地，怎样当好宣传部长还得请您多指教。”任老笑了：“指教不敢。不过既然你来了，我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归。今天我送你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我知道，这话出自《诗经》，本义是要像站在深渊边缘和踩在薄冰上面那样，小心谨慎。想当年我到东山区当书记时，任老不太赞同我“夹着尾巴做人”的想法，特意叮嘱我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敢想敢干。这次，老人为什么却要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见我有点不解，任老接着说：“‘此一时、彼一时’嘛!当年你到东山区当书记，主政一方，缺乏从政经验，有点底气不足，所以需要给你鼓鼓劲、壮壮胆。现在情况不同了，你在基层摸打滚爬多年，底气足了，经验多了。这是其一。其二，当宣传部长、搞意识形态工作，这跟搞经济建设不太一样。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敏感性强，尤其是广东毗邻港澳，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处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的风口浪尖，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搞得好不好，举国关注，稍有不慎，国内外影响大，一定要谨慎小心。要当好‘变压器’，善于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广东的省情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消除外界对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不良看法；要像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些不仅需要有气魄、有胆略，更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老人的话，字字珠玑，句句敲到点子上。多么难得的良师益友，多么宝贵的肺腑之言!
　　随着年龄增长，任老的身体日渐衰弱，但他始终深切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始终勇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实话，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思想活跃，常有精辟凝练、令人醍醐灌顶之语言。对于个人的生老病痛，他也始终坚持做到“凡事顺乎自然，遇事处之泰然”。自1983年之后，任老先后做过几次大手术，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但当这些痛苦落到这位耄耋老人身上时，却似乎都成了小菜一碟，他都豁达乐观，从容面对。动手术摘除了胆，他就说自己是“胆不在一处”，已经“浑身是胆”；后来切除了胃，他又说自己已“无所畏(胃)惧”；一目失明，他说自己“一目了然”；一耳失聪，他说自己“偏听不偏信”；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双目几乎失明，就说自己已经到了“目中无人”的境界。晚年的任老病痛缠身，却能够潇洒从容地活到了92岁。这，正是得益于他几十年革命生涯锤炼出来的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得益于他那胸襟开阔的政治家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2000年初，我离开广州到深圳工作，特别是2003年离开广东到湖南、山西工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时登门向任老请教，只能每年春节回粤休假时拜访老人。这几年，虽然与任老见面的机会少了，且出于对老人身体的爱护，每次见面都不敢与他长聊，但我与任老的心始终是息息相通的。这些年来，每当我遇到困难或挫折，总能感觉到任老那双慈祥而睿智的眼睛，在默默地关注着我。20年来，任老给了我太多太多，而我唯一能够报答的，就是铭记他的教诲，以他为楷模，一心一意扑在党的事业上，鞠躬尽瘁当好人民公仆。
　　还有，就是把这些记忆的点滴片段写下来，聊表哀思，也作为人生的宝贵财富。
　　(2006年10月于山西)
　　(作者现为山西省省长)

《炎黄春秋》2006年第12期

让子孙后代记住任仲夷这个名字
杜瑞芝

    任仲夷同志离去，失去一位最真挚的同志，一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我感到很孤独，很失落，很悲痛!回顾过去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开怀交心，使我获益匪浅。如今失去最可信赖的兄长，内心的痛楚，谁人知晓?!惟一能做到的是按照任仲夷同志的忠告，多读各家的书，多听各家之言，多想问题，继续发挥余热，又不患痴呆症。一年来，我正是这样度过的。
　　在纪念任仲夷同志逝世周年之际，让我再次倾诉我对师长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让子孙后代记住：任老是“立德”、“立言”、“立功”三立的楷模
　　在任仲夷同志病逝前两个多月的2005年9月初，广东省顾委联谊会，组织原省顾委部分老同志去华东参观学习，原定仲夷同志带队，我陪同前往。未料，仲夷同志患病住院，我成了领队。临行前的9月8日，我特地到医院看望仲夷同志。在华东各地十二天，我天天挂念着仲夷同志。9月22日下午返穗，23日和月底，我又两次到医院看望仲夷同志，彼此亲切交谈。我还和仲夷同志夫人王玄，一起听医生讲述病情与治疗方案。10月18日我第三次去看望仲夷同志，他已转到重症监护室，谢绝探望了。据医生介绍，已请专家会诊，还看不准，在观察。11月12日，我和老伴李秀文去看望仲夷同志。医生说，他病情严重了，仍在观察。此时，我还在想，仲夷同志那么乐观豁达，相信他会像以往那样战胜病魔，康复过来，我们又能天天见面，晚上一起散步聊天的。我万万没想到，过后三天，仲夷同志竟然驾鹤西去，从此永别了。
　　在仲夷同志家，协助王玄同志办理丧事时，我无法克制住自己的情感，痛哭了一场。也就在这时，我接到《南方都市报》记者来电，要求专访，介绍和任老交往的详情和感受，我当即答应。然而，没过两天报社同志告知，采访任老的报道都不让发表了。对此，我深感遗憾。
　　仲夷同志说“我的一生很平凡”，这是他的谦虚，事实决非如此。可以这样说，打从1935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算起，仲夷同志长达七十年的社会经历，可歌可泣。他长期担任地方领导职务，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与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这个阶段，是仲夷同志人生历程中最辉煌的一段乐章。在拨乱反正的年代，仲夷同志就充分显示其在政治上、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的大智和“舍得一身剐”，敢为人先的大勇。早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要文章，揭开思想大论战帷幕第三天，仲夷同志便着手撰写，随后发表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这篇深刻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同年，他还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这篇针对性、战斗性更强的文章，提出与华国锋针锋相对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正因为如此，仲夷同志成为参加全国思想大论战，批判“两个凡是”，“跻身于地方大员领先集团之‘三甲”’。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在我国处于两个历史转折关头，仲夷同志均被赋予重任：一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2月，他从黑龙江调任到被毛远新把持多年的辽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期间，他冒着政治风险，伸张正义，为当代奇冤张志新平反昭雪，震撼全国。二是在1980年11月，他从辽宁调任到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和先走一步的广东担纲、领航，历尽艰辛，顶住压力，排除干扰，为坚定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并开始搞活经济，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带了个好头。我把仲夷同志的生平业绩，概括为“三立”，就是立德——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立言——敢于和善于独立思考，坚持与时俱进，常有富于哲理和深度、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的创新；立功——千方百计为人民多办实事好事。仲夷同志是“三立”的楷模。
　　给“包”字划上句号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则以“包产到户”突破。因此，对“包产到户”态度如何，是检验我们对中国改革态度的一块试金石。全国如此，广东也不例外。广东当时的情况怎样呢?应当说，相当复杂。主要是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省委领导班子，对“包产到户”的认识分歧很大。在省、地和农口部门领导中，往往形成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对农民，主要的、更多的是采取硬纠硬扭，越扭农民越不接受，越纠搞“双包到户”和所谓单干的就越多。作为主管农口的省委领导，我在1980年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同农民打了两年的拉锯战、消耗战。”因为我支持农民“包产到户”，曾受到某些领导的责难，是有压力的。好在到了1980年11月，仲夷同志到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众所周知，仲夷同志思想解放，很能坚持实事求是。仲夷同志到广东还不到两个月，在1981年1月22日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用搞了“双包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更密切了；已实行“双包到户”的地方，只要群众满意，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改过来。他强调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不要把问题看得过重，甚至夸大，走回头路；又不要不重视解决，放任自流。仲夷同志的总结，为在省、地、市、县领导层中对“包”字之争，总算打上了句号。诚然，此时仍有个别领导思想不通，甚至很不满意。据说听了仲夷同志的讲话后，有位县委书记忿忿不平地说：“原来任仲夷和杜瑞芝是一丘之貉。”这不奇怪，因为长期受到“左”的思潮影响，有人一时很难消除。但是，如要继续反对“双包到户”，已不成气候。
　　此后，争论还很多。“包”字之争解决后，到争一个“富”字即允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争一个“商”字即允不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到争一个“股”字即允不允许农民搞股份制；到争一个“雇”字即允不允许农民雇工等等。其焦点是姓“社”还是姓“资”，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战略措施还是权宜之计。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仲夷同志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完全一致。例如，在1982年时，广东对鱼菜果等已放开市场经营，部分专业户开始富起来了，“万元户”成为议论的热点，被患“红眼病”的人责难。仲夷同志和我都认为，专业户靠勤劳致富，完全正常，应当给予支持。因此，在省农委召开的一次专业户座谈会上，仲夷同志特地赶来讲话，他说：“‘万元户’不算富，富了还要富。”一语惊人，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给带头搞商品经济的专业户吃了“定心丸”。又如，关于冲破“雇工”这个禁区，更是令人难以忘怀。农民搞了包产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后，部分能人带头拓展生产领域，扩大经营规模，追求生活富裕，这样就在种植业、养殖业乃至加工业方面，出现了十分活跃的搞雇工经营的承包大户。他们在千家万户中起了推动商品生产、繁荣市场经济的示范带头作用。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时间的红头文件，如1980年中央75号文，还规定“不准雇工”。而承包大户都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当时“生产技术科学化，生产工具机械化，生产服务社会化”的程度很低，基本上靠手工操作，不准雇工，就不能扩大经营规模，承包大户也就很难存在了。所以，如同包产到户一样，对于“雇工”这个“不准”，更是一个严重的“禁区”，甚至可以说是个“雷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继包产到户后出现的另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尖锐论争。就因为这样，仲夷同志和我在支持承包大户发展过程中，曾遭受到现在看来完会没有必要的责难，但在当时却是不可避免的麻烦。我们碰到最棘手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对待陈志雄这个闻名全国的承包大户问题。
　　陈志雄“雇工事件”引发的一场姓“社”姓“资”大争论
　　从仲夷同志和我当时的想法看，对雇工问题看得并不重。因为我们懂得，寻求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必须允许土地、资金、技术、劳力等多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必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联合，会出现各种形式的雇工；这个雇工，是在农民人人占有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后出现的；这同旧社会农民的破产被雇，不能相提并论。据当年部分到经济特区的外来工反映，在这里干活一个月能赚几百块，比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倍。“你说雇工剥削不好，我情愿受其剥削”。这就是我国农村生产力不发达，而且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客观现实。不能只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无视这个活生生的现实。
　　那么，陈志雄的承包经营状况是怎样的呢?这位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从1979年起搞承包经营，当年他承包8亩鱼塘放养鱼苗出售，没有雇工；1980年他跨越两个大队，投标承包鱼塘141亩，除放养鱼苗，还养大鱼、种茨实，夫妻俩参加劳动，雇请固定工一个，临时工400个工日；1981年他继续投标扩大承包，全年承包面积共497亩，有部分是别人投标转包给他经营的，主要是种茨实和养鱼，自身投劳两个，雇请固定工5个，临时工1000个工日；1982年他跨越四个大队，继续大面积投标承包，承包面积354亩，计划搞“茨实——水稻——鱼苗”轮作，拟雇请固定工两个，临时工1500个工日。
　　对于陈志雄这样搞承包经营，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高要县委和肇庆地委的主要领导，向来采取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的态度。省委有关部门以及省委领导，总的来说也是采取肯定态度。早在1981年初，肇庆地委办和高要县委办调查组，联合采写了《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三百多亩的情况调查》，认为陈志雄这样做，“集体增加了收入，承包者也有所得益”。同年2月26日，省委办公厅将此调查材料加按语打印上送省委领导同志参阅。
　　既然如此，为什么陈志雄这样一个承包户会在全国引起激烈争论，而且惊动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出面要广东制止、纠正，并通报全省呢?起因是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人赞赏，也有人提出疑问。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专栏，开展讨论，至同年8月30日，历时3个月，共发表21篇讨论文章，最后以发表北京读者佘大奴、黄克义题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对陈志雄承包有争论的两个问题的看法》的文章，作为讨论总结。该文对“能不能跨队承包”问题，作了肯定回答。对于“陈志雄雇工算不算剥削”，认为“陈志雄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的表现，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事情并非到此了结。1982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上，印发了广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位同志写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明显的。而且，随着这种经营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问题：一、社员之间的关系逐渐起变化。大户承包一发展，其他社员就被挤在一个越来越小的空间劳动，有些农民甚至被迫失去土地，只得外出谋生，或者当承包大户的雇工。承包大户则借此发了财。二、生产队收入的性质起了变化。随着这种包金收入在生产队总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按劳分配就失去了基础。三、冲击粮食生产。对这份上了“资本主义性质”大纲的调查报告，新华社记者以《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为题，于1982年1月17日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中央领导重视，作了批示。耀邦同志在“内参’’登出当天，即1月17日作了如下批示：“请润生同志注意并提醒广东省委。”润生同志1月19日批示：“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一个是“请注意并提醒”，一个是“请酌处”，这种温和、商量的语气，有利于下面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然而，在1月18日，XXX同志所作的批示，就大不相同了。他给仲夷同志的信抄送耀邦、刀里同志和国家农委各一份，是这样写的：“附上材料一份，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下发这个批示，无疑是下了一道讨伐“雇工”令!
　　这些批示信发到仲夷同志和我手里，虽然我们对XXX同志批示中吓人的话不以为然，但一方面作为下级要遵守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另方面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由我组织人下去作调查，并于同年4月22日，我签发了以广东省农委致省委并报国家农委《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报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首先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对承包双方均带来好处。强调“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其次，对省社科院经研所两同志所说的沙浦公社“出现了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作了重要更正。值得庆幸的是，仲夷同志和我自始至终对农村雇工经营未作出任何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更未向“全省通报”，因而也就未对全省专业大户承包经营和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先行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省，面临非常复杂的种种难题。中央一领导同志甚至问“任仲夷是共产党员吗?”
    任老“一进宫”“二进宫”顶风前进
　　身为同一届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的我，感到仲夷同志处理广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棘手问题，得心应手。但是，对于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重大决策，仲夷同志和广东省委“一班人”驾驶着这艘“先驱号”航船，开辟一条前人从未驶过的航线，做到改革开放真正先行一步，并非一帆风顺。因为遇到上下左右压力很大；同级告状，左右干扰，特别是来自上边的压力。所以，仲夷同志差一点过不了关。这是从我于1982年2月参加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我把它叫做“一进宫”会议)，以及后来仲夷同志和我多次交谈中，所得出的真切体会，使我深深懂得仲夷同志为改革开放用心良苦，懂得作为“班长”的他工作艰辛。
　　这是仲夷同志调任广东后，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起因是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看到中纪委一份报告，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甚至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有极其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这位领导同志随即在报告上写了极为严厉的批语。并且认为，中央纪委的报告反映的问题，是严重毁坏党的声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必须极端地重视，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通知虽然是向全国发出的，但事因广东而起，广东当然首当其冲，是重点之重点。同年2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听到了会上严厉地批评广东，也听到了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非议。由于对会上的议论，别人已作过详细介绍，我就不必赘述了。这里只略举仲夷同志会后给我说的二三事，也足够了。仲夷同志对我说，耀邦同志让我“二进宫”，“讲清楚”问题，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广东还不放心。其实，主要就是对我不放心。有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责问：任仲夷是不是共产党员?仲夷同志说，我身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难道他还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吗?他是故意这样问的嘛!仲夷同志还告诉我这么一件事：中央确定增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我的提名。名单送给这位中央领导过目，他把我的名字划掉了。仲夷同志还问我，知不知道我给中央写过检讨信?耀邦同志劝我，对我说：“我和紫阳同志都做了检讨，你不做检讨行吗?”我当时听到仲夷同志说的这些事，吓了一大跳，心情非常难过!后来，我仔细琢磨，便逐渐想通了，感到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问题，总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不能离开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在那时，恰恰是处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的起步阶段，多年形成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观念，还在人们的脑海里作祟哩：思想观念不同，对人对事怎么会有共同的语言呢?正如当年仲夷同志所说：“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看来，这是个要害!
　　就在这种极为复杂的形势下，在广东的改革开放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非议中，仲夷同志是怎样正确传达贯彻“一进宫”和“二进宫”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的呢?原来，仲夷同志早有思想准备。他对我说，在中央召开第一次两省座谈会后，我就深感如何传达会议精神的为难。如若是不将上头各位说的都传达，会违反组织原则；如若是把上头各位说的和盘托出，那就很有可能造成思想紊乱，后果严重。究竟怎样传达好呀?他向耀邦同志作了请示。请示时，他特别向耀邦同志汇报说：“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我认为，仲夷同志真明智。明智之一在于他这一步棋走的实在好：因为有了耀邦同志的尚方宝剑，他就获得了如何传达的选择权；明智之二在于具有“特区情结”的他，非常珍惜上级特许的这个权力，懂得传达的内容如何“扬弃”。正因为如此，在1982年3月20日至4月3日，省委用15天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上，仲夷同志传达两省座谈会精神时，对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他都没有传达。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广东省委也没有采纳：因为仲夷同志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搞一次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他认为，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又要清醒地看到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成就。在这期间，他还果断地提出“三个坚定不移”，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坚定不移；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为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仲夷同志在这次会上，将过去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16字方针，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管越活，越活越管”的24字方针。也就在这期间，仲夷同志还提出了著名的执行“排污不排外”的方针。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前，有不少干部估计这一定是“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而仲夷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开场白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他在代表省委做的报告中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我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并且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对下面的干部，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的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结果，广大干部担心出现的像过去搞政治运动那样人心惶惶、“杀气腾腾”的状况并没有出现，而是保持着“热气腾腾”、“朝气蓬勃”的局面。仲夷风趣地对谷牧说，我只改了一个字，把“杀”字改为“热”字，结果就热起来了。仲夷同志这样做，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并在打击经济犯罪与实行对外开放、搞活经济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实践充分证明，具有政治远见和坚定信念的仲夷同志，紧紧依靠省委领导班子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乘风破浪，终于把改革开放“先驱号”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史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并为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树立了榜样。仲夷同志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审时度势，从容面对，敢于和善于“扬弃”，既不“偏听偏信”，又不“矫枉过正”。仲夷同志的头脑总是那么清醒，思想总是那么解放，态度总是那么坚定。故此，仲夷同志没有辜负耀邦同志书赠武侯祠联，特地将“蜀”字改为“粤”字，寄语“后人治粤要深思”的期待，没有辜负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重托，不愧是一位慧眼独具、胆识过人的改革家和政治高手!
　　任仲夷离休后二十年，与我交谈最多的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说“我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退居二线和离开工作岗位这二十年间，仲夷同志和我的交往更多了。除了外出，只要在广州，我俩几乎天天接触，晚间在河边散步聊天。仲夷同志见多识广，能指破迷津，和他常在一起，感到很充实，成了我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仲夷同志也乐意和我交谈，因为我直肠直肚，实话实说。记得2004年2月10日，我的老秘书给《秋光》杂志写了一篇专访《杜瑞芝：一个从来说话不拐弯的人》，我让仲夷同志审阅。大约个把钟头，仲夷同志就退回来了，他在稿上作了如下批示：“我认为写的很好，‘说话不拐弯’这个词也很好，‘直来直去’之谓也，亦即‘敢说话’的意思。‘敢言’、‘敢说’话，都是褒词。‘敢放炮’则带有‘贬’的意思。”仲夷同志对敢说真话的人最尊重，对口是心非的人最反感。
　　我们的交谈，海阔天空，但最感兴趣、聊得最多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民主与法制问题。除了交谈，有时彼此看到有什么珍贵的材料，还相互传递，提请阅读，扩大视野，拓展思路。例如，2003年11月17日，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邓英淘对水利界泰斗林一山关于长江、黄河、淮河和汉江的治理问题的四次访谈录，谈的很好，关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问题，而且是“涉及子孙后代的大事”，很有阅读价值，便推荐给仲夷同志看。仲夷同志阅后批曰：“杜瑞芝同志：这份材料很值得保存。”2004年9月1日，仲夷同志给我推荐一批材料，他在信封上郑重其事地写着“要件”，“妥交杜瑞芝同志亲收”。在信上写着：“瑞芝同志：费了好大劲，把网上材料找出来了，送上十一份请你阅参……阅后请退我。”我认真看了，在这些材料中，有作为一个公民、党员，向国家和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提出建议，本来合理合法，后来却传来不幸消息，说他因此失去自由的；有告诫掌管宣传的领导机关，不应以新闻自由为敌，公然践踏最起码的文明准则的；有揭发其主管领导“小题大做”，“杀鸡给猴看”，限制办报言论自由的；有对当局关于现在正是“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候”，提出种种质疑的，等等，都是关乎民主与法制的大问题。
　　以思想型、学者型领导著称的仲夷同志，平易近人，脾气很好，待人笑容可掬，说话斯斯文文的。然而，近几年我却先后三次见到他发起脾气。第一次是在2001年初，北京某权威院校的一位常务副校长，特地来广州约请仲夷同志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仲夷同志应邀赶到鸣泉居宾馆相会，准备开怀畅谈自己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和见解。岂料，来者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高论”一番，却毫无倾听仲夷同志发言之意。因此，仲夷同志感到大失所望，愤愤不平，扫兴而归。第二次是在2002年5月24日，仲夷同志作为“特约代表”，应邀出席广东省委召开的党代会，他给大会送来一份书面发言材料，谈了自己对如下三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一)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为了把国家治好，这是两者的共性，是一致的。但是又决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特别是对两者的认识、理解和实施方法上，必须有所区别。“依法治国”是具有强制性的，而“以德治国”则只能采取教育、启发和引导的方法，决不可采取强制或各种变相强制的办法。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今后不应再重犯。我曾为一位作者写的有关“法治”与“德治”的书上题了两句话：“依法治国，以德育人。”意思就是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而又有所区别。(二)关于“法治”和“法制”。过去人们常用“法制”这个词，不少人以为“法治”和“法制”并无什么区别，其实“法治”和“法制”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实行“法治”是针对“人治”而言。我国要实行“法治”，是在党的十五大首次正式提出的。自此以后“法治”一词为广泛使用起来。实行“法治”，反对“人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要真正实行“法治”，就必须使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包括领导的“指示”和“批示”，都必须符合“法治”的原则，而不能有所违反。更重要的是，对于“德治”的内涵，也必须“与时俱进”，作出新的解释。不然，从“人治”改变为“法治”仍会遇到很多阻力，甚至成为空谈。(三)关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对于什么才是中国真正的先进文化及其正确的前进方向，其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很清楚。但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我认为凡是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才是先进文化；凡是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前进方向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要努力争取和认真实践的。根据同样的标准来判断，凡是“一家独唱，一花独放”的文化都不是先进文化；因此，凡是“一家独唱，一花独放”的前进方向都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和坚决反对的。上面谈到的几点认识和理解，对或不对，供同志们参考。奇怪的是，仲夷同志这个言简意赅且针对性、说服力极强的发言，大会简报组当天即印出，却未见发给与会全体代表。何故?仲夷同志十分关心，让我打听打听。随后，我问了好几位有关领导，都说不清楚。仲夷同志又问会议主持人，他也说不清楚。这样，推来推去，最后不了了之。仲夷同志愤愤不平，又一次发了脾气。第三次是在2004年初，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仲夷同志接受采访，强调对这位伟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更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准确、与时俱进地贯彻落实他的理论。仲夷同志根据邓小平理论，紧密联系实践经验，就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这篇访谈录，在几家杂志发表后，受到读者广泛好评。然而，两家杂志的主编却受到批评甚至被免职，采访者还被追查是不是他主动找任老采访的。诚然，仲夷同志对此种种所为十分不满，他愤愤不平地说：要问就来问我嘛，为什么不找我来谈呀?!也因为如此，他辞去该杂志顾问职务。
　　对于仲夷同志这三次发言的遭遇，从不让他讲，到讲了不让发表，再到发表后整人，我也愤愤不平，但又感到无可奈何。因此，我对仲夷同志半开玩笑说：“你不要‘半夜鸡叫’了。”我的意思是，人家把你的诤诤之言当成政治杂音，是半夜里发出的影响他安静睡眠的噪音。你越讲人家越反感!仲夷同志却对我说：“我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的态度很坚决，语气很有力，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为政治体制改革鼓与呼。正因为中国的改革仍未过大关，仲夷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对政治体制改革，仲夷同志非常执著。仲夷同志说过：对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的十三大报告，小平同志关于“对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的教导，不要忘记!
　　(作者是中共广东省原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珠江三角洲即原佛山地委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