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道德，逻辑的顺序

逻辑，有可能被故意歪曲了，也有可能不经意地被歪曲。亚当•斯密，历史中的一位智者，也是一个逻辑，所以，亚当•斯密也有可能被故意歪曲，也更有可能不经意地被故意歪曲。亚当•斯密，有可能在全世界被歪曲，而确切地在中国被歪曲。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尤其被认真地故意歪曲，连篇累牍地、旁引博证地被谆谆地歪曲。

亚当•斯密，人们愿意认为他是“经济学之父”。但真实的是，亚当•斯密开启的是政治经济学的门扉，而当今的经济学是由马歇尔在一百多年前，也就是十八世纪最后几年里开创的。以学术的血统考究，马歇尔才是经济学之父，而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祖父。当然，斯密比其后更多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更贴近经济学，比如亚当•斯密对货币、国际货币以及国际贸易的机制与效用的研究、关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甚至关于国家财政税收的思考，这些东西，至今令人们津津乐道。

没有《国富论》，亚当•斯密就不会是政治经济学家。这不是关于合理性的假设，而是说，在《国富论》之前，亚当•斯密不是政治经济学家，当然也不是经济学家。狭义地说，亚当•斯密之前没有政治经济学家，意思是，从《国富论》开始，全人类才有了如今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乃至经济学的初萌。亚当•斯密，是在其勾勒了这部宏著腹稿的时候，他才转变成为关于经济的学家，而不是之前。

亚当•斯密是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也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伟大著作的。从国内外的研究者的介绍来看，亚当•斯米的这部著作的思考成形，不会早于1766年。而此前七年，即1759年，亚当•斯密就已经出版了自己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成于亚当•斯密在学院讲授课程的时期，属于学院派的学术阐述。而其时所讲授的专业课程不是别的，恰恰是“道德哲学”。而《国富论》则不同，是亚当•斯密的田野研究所得，是其直接观察社会现象的另一方向和另一深度的思考。

显然，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道德哲学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学院研究和教授的专业课程。所以，没有成就《国富论》的时候，亚当•斯密最多是一位道德学家，或者哲学家，再或者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此时的斯密远还不是“政治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家”。那个时候的斯密，如果我们相信人生没有“必然”的话，更有可能根本成为不了“政治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家”。

温家宝总理谈及亚当•斯密时说：“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一句名言——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他的另外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却很少有人读过。”这个评价很客观，说明《道德情操论》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远不如《国富论》。确切选择而言，没有《道德情操论》，斯密依然是斯密，而没有《国富论》，今天不会有人记得谁是亚当•斯密。于是，人们因为亚当•斯密而阅读《道德情操论》，而不会因为《道德情操论》而惦念亚当•斯密。若作为中国人，我相信，人们阅读《论语》的志趣一定会远大于阅读《道德情操论》，如果不是因为《国富论》的话。

其矛其盾，枚举《道德情操论》，颇是为着告诫《国富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深邃给某种揶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间的两立，作为一个令人棘手的困惑，一直被用来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拷问。而亚当•斯密呢，在出版《道德情操论》之后的5年，辞去了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显然，成就《道德情操论》的那种学院式的研究与思考，已经为亚当•斯密摒弃。也正是这个出走，亚当•斯密豁然进入更宽阔、更令其驰骋的天地，使得人类由此意外地拥有了《国富论》。否则，再成功的亚当•斯密也只能是与神甫平肩的道德学家，而不可能是政治经济学家，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是经济学家。

有人以亚当•斯密多次修改《道德情操论》来证明这部著作对亚当•斯密的重要，进而引申亚当•斯密对道德关怀的固守。这种不提供更精确的证据的论说方式，我以为是一种“推论”。同样，作为“推论”，还可以猜测亚当•斯密因《国富论》的思考，或有修改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和情操的观点，剔出其中抵牾之处，令后人能对其思维的转折感觉出平滑过渡。毋庸置疑，在政治经济思考还没有成为社会广泛认同的学科的时代，新思考、新学说依然需要传统的、成型的学科的认可与接受，并在其中找到其理论立足的根基。

另一个毋庸置疑的事项是，亚当•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是为得解释世界，揭示社会的机制。正是如此，后来的亚当•斯密，不再认为《道德情操论》能够有效解释世界和社会机制，所以才有了关于《国富论》的冲动与认真。而如今，全人类都认定《国富论》有着超时代的贡献，为人类开启了社会机制研究的新天地。由此繁衍出来的国际贸易学、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货币学、企业管理等等，全然发端于《国富论》而不是《道德情操论》。两间相比，《道德情操论》是追求圣化，基于人格社会与社会人格的矫正，而《国富论》则面向世俗，世俗社会的真实机制与机制如何统辖世俗社会。回过头来细看，由亚当•斯密开端的现代人文科学体系，不断细化更精准的学科，而除却神学院外，全世界的学院中不再有“道德哲学”专业与系所。但这不妨学院内外、朝野上下奔走着道德学的心灵讲师和教授。

“圣化”，是所有专业归附者的自觉与不自觉。经济学，其职责就是解释社会的经济现象，而经济现象仅仅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哪怕是主要部分，也依然不是全部。即使所有的现象都蕴含一定的经济机制，这个道理也依然如此，如同所有运动与存在都呈现“物理”，但物理并不能解释“化学”机理一样。亚当•斯密的贡献在于，当全世界依然执著地用道德和操守解释与规范社会一切的时候，是他独自一人看到了道德与情操的困境与绝境，从而为全人类开辟出崭新思维，一个新时代由此轰轰烈烈迎面而来。

阅读《国富论》，对于中国而言，提醒人们还要明白《道德情操论》，我相信，是话语者的造作姿态。《国富论》并非拘泥于“无形的手”的揭示，亚当•斯密花去了大幅篇章揭示并批判了“重商主义”，并严厉指出重商主义对国民经济与国民福利的危害和破坏。而当下所面对的社会与经济现实呢？对重商主义的执迷与热衷，坚持着那只腕力无比的有形巨手，还讷讷而言地：一只有道德的巨手、一只有情操的巨手、一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巨手、一只有益于人民的巨手，比如我们宁愿相信，在亚当•斯密的窘境后，人类终于找到了一条指引幸福未来的——和谐的、以人为本的“重商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颠倒亚当•斯密的逻辑的意图。亚当•斯密走出了道德情操的历史逻辑，而人们更愿意亚当•斯密再回归道德情操的历史逻辑。即使已经摒弃了有道德情操的社会学、有道德情操的天文学、有道德情操的工艺学，但人们宁愿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例外。人们愿意它是一门需要学说与人格完美结合的学科，更何况，一旦成为学说理论大家，还厌烦自己被推举作圣人么？

道德是个筐，啥都往里装。

《国富论》与《资本论》谁比谁更道德？

顶猪头一把!

猪头终于发威了,看来是猪年快到的缘故!

现代经济学的立脚点是在“即定资源所有权结构”下研究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提高效率；这个“节点”之后，可以不问道德。但是“既定的所有权结构”本身是否会影响效率？什么样的“所有权结构”才更有利于国民的利益？在既定的所有权结构下，哪些人应当出让一些利益，哪些人应当获得一些利益？这就涉及道德问题，涉及政治问题。前期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分清那个节点，所以研究的结果统称为政治经济学；以后研究越来越细，只研究那个“节点”之后的问题，才有了“经济学”。但是所有权结构问题是一个不容不回答的问题，所以政治经济学总是需要的。利益的冲突与利益的增长都属于“国民财富”问题。利益冲突问题推动人们对道德的关注，而利益的增长问题推动了对经济效率的关注。我想，斯密以这两大块为主题作著，倒是反映了事实的逻辑。

李大苗说：“这就是为什么颠倒亚当•斯密的逻辑的意图。亚当•斯密走出了道德情操的历史逻辑，而人们更愿意亚当•斯密再回归道德情操的历史逻辑。即使已经摒弃了有道德情操的社会学、有道德情操的天文学、有道德情操的工艺学，但人们宁愿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例外。人们愿意它是一门需要学说与人格完美结合的学科，更何况，一旦成为学说理论大家，还厌烦自己被推举作圣人么？”

数学化和科学化，看似使得经济学中性化了，其实不然。以“经济学”称谓自己杰作的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就说明了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分析，不仅与财富有关，而且与人的行为和宗教相关。所以我要补充李大苗的是，马歇尔非常明白他与亚当·斯密理论的继承性，只是他的工作重心与斯密有所不同，他要分明道德与财富的关联，要尽可能地使经济学科学化，要脱离浑然的泛泛而谈了，于是他似乎搁置了制度分析,一种有意的搁置，不应误导、却实际为一些后学不理解的一种学问努力。 

当代，经济学人弄清制度节点之后，理性人的行为与产权和制度（合约、习俗等等）的相关性就昭然了。这三十年来，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与合约理论的进展告诉我们，利益如何划分，即蛋糕做大后如何分配，越来越决定着经济效率的高低和社会的福利。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等机会主义行为，不就是一些人利用了制度的罅隙，利用了产权的偏置，利用了信息不对称，牟取了他们本不该得的各种形式的经济租金么？当今那么多网民强烈关注的分配不公问题，在在指向这里的行为问题。这样，向古典经济学的“政治性”的回归就是自然的了。政治，按照孙中山“管理众人的事”的说法，本来就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浑然的论道与分明的论道，不可同日而语。新政治经济学的热起，一方面是文献显示的理论潮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现实经济社会，尤其我们这个社会经济转轨中的人和事，无法让人们在不着边际的理论“呼号”下再无动于衷了。利益，物质利益与常常决定着物质利益走向的精神利益，从根本上驱动着理论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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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关系是“制度经济学”的条件与目的，但显然，现代经济学并不限于产权，制度经济学也不可能说明全部的经济原理。产权关系，之所以在当今比较受到关注，在于中国的产权制度有问题，而不是产权理论有问题。在产权制度明晰的社会，产权本身并非成为社会关注的经济学说，而是清澈和严谨的社会法律制度。其产权的获得、出让、赠与与放弃，这些都是法律问题，而并非经济学的议题。

政治经济学的冀望在于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而不是用法律解决财产权利问题。显然，用法律来解决产权问题的话，所有的问题都是个案，由法律一个个地认定和处置，而并非一概而论地诋毁或褒扬。法律的制定，其实也就是利益权属的制定，一方面在于既有的社会习俗，另一方面在于法律逻辑的自洽。不自洽的法律规范，其结果只能导致社会弊端丛生乃至动乱。在这里，我并不以为法律可以解决社会生产的效率问题，而我确信，法律必须面对社会的公正问题。而现在很多舆论所关心的倒是经济的公正问题，而并非法律的公正问题，这才是麻烦所在。

比如，除非公共福利比私人处理财富更有效率，否则，所谓的现代福利制度并不能有效保障人们的安全。再有，由雇主出钱为员工购买社会福利，在本质上和员工自己购买福利在效力上没有区别。因为员工的工资是由生活成本和生活选择来决定的。而且，无论是雇主购买还是员工购买，对于雇主都是成本。强调公共福利本身，首先是确信一些人会将关于未来安全的准备金用于消费，而最终无法养老或面对生活困难。其二，国家的税收不担当低收入群体的养老责任，而经由公共福利从高收入群体中支取。我并不相信这样的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也不相信这样的制度选择具有法律的正当性。

当质问所谓“富人”仁义与否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质问国家权力在这个问题上有否正当性呢！而且，这个财富分配的问题，究竟是法律制度存在问题还是经济方式的选择上存在问题呢？当进一步探讨时，每每遭遇的并非是经济效率问题，国家垄断最有力的口籍是“国家安全”问题，和公平与效率均无关系。这个设立既不是经济问题，也并非政治经济学问题，不从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下手，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在这个层面上，所谓“制度选择”，我相信，根本不是经济学范畴的“制度选择”。

关于国民财富分配的问题，很多人以为均等分配才是公正所在。但经济学并不相信每一个人能获得同样的“均等”感觉或者效益。如同每一块钱是均等的，可持有者的感觉并不同等，且其效用也不相同一样的道理。谈论“公平”，抽象的、一般概念的谈论，分不清或者不愿意分清究竟是政治权利上的均等还是经济效用上的均等，无疑就是冀望于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贯通所有一切的绝对价值。这不仅是反科学的，也是不存在并且是反社会和反人类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可以不负责任地鼓吹或标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