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事


作者：易卜维

转自二闲堂/四十年细说从头


第一部 疯狂年代

一

一九六六年初夏，我正在河北农村参加“四清”。那是一个闭塞的地方，根本看不到报纸，对国内外新闻几乎是一无所知。一天，我收到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他说，“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他和所有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将积极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去，“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这才知道，一场很大的变故又要在中国发生了。出于对中国政治运动的直觉，我已经隐隐地嗅出了父亲这封信里许多没有说出来话，而且，信里的措辞越是谨慎，越是带有“表态性”，那些话后面的份量就越沉重。

我开始有心事了，渐渐地，我发现别人也都有了各自的心事。当然，没有人会去问别人在想什么，更不会议论给大家带来心事的那些事情。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特有的警惕，是他们赖以保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本能。

六月初，各村的“工作队”突然接到“总团”的命令：立即秘密撤离“四清前线”，准备返校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词，但谁都不可能从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它、猜测它。因为历史已经表明，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精心策划出来的骗局，在这个意义上，它也真的是“史无前例”。

在回程的列车上我开始领教了这个词的含义。就在我和我的同学们交谈在农村里遇到的一些事情时，突然间从其它车厢里传来一阵阵大呼小叫的吆喝声和口号声，循声看过去，只见从车厢一头窜出一群人：前面几个人个个被反剪双臂，两旁有人强按着他们的头，头上都戴着又尖又高的“无常”鬼帽；后面跟着的是一群学生，我认出那都是我们系的学生，但个个都是气势汹汹的，满脸杀气的样子，没有人能想象他们昔日里似曾有过的书生气了。他们不断奋臂高喊口号：“打倒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XXX！”，“打倒反动权威XXX！”，“打倒走资派…”

这时，我才猛然发现，几个戴高帽子“游车”示众的既有校、系级的负责人，也有教授们。

我被这样的场面惊呆了，我根本不能相信在20世纪的高等学校里会发生这样的时事，不相信以这种现实表现出来的师生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初那一刻，我还以为这些同学大概是疯了，难道他们连法律都不顾了吗？但转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毛主席的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眼前这一幕不正好就是那报告里描述农民造土豪劣绅们的反的场景吗？而我的这些同学里，有很多都是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民子弟，他们是有很多理由把大学里的校长、系主任和教授们当成“土豪劣绅”的。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心里造成的第一个冲击，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敲响的第一声警钟。下意识里，我为父亲和我自己萌生了担忧。


二

忐忑不安、焦虑和好奇的复杂心理从火车上一直伴随我回到了学校。

映入眼帘的校园一片白花花，就像是一个在举行祭奠的大院：从所有楼房的墙壁到校园整个围墙，到处是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大字报的标题赫然醒目，更骇人听闻：

“决不容许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无产阶级的大学校园！”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利用大学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谁把社会主义大学变成了封、资、修的大染缸？”

“请看披着教授外衣的狼的丑恶嘴脸！”

“把XXX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隻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

这些大字包的内容和语气我闻所未闻，也根本无法想象。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写大字报的那些人那充满仇恨的情绪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语言是从何而来的？

最使我胆战心惊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孝子贤孙”们的大字报，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些大字报的寒气在直逼我、我的家庭，特别是父亲。当时，他是北京外语学院的教授。他给我的信里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意味着什么，我已经很清楚了。

接着，我看到了学校里一幅幅随处可见的新景观：许多老师、特别是那些老教授们，人人躬身低头、排着高矮不齐的队伍，不时从校园的一些角落处走过。在他们的胸前和背后都挂着用纸或木板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他们各自的姓名和“反革命身份”，有的是“死不改悔的走姿派”，有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有的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有的是“”，如此等等。一夜之间，整个校园变成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可怕的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颠倒过来。

偌大的中国，连放一张课桌的地方也没有了，这真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

从不失眠的我，一连几天睡不着觉了，怀疑、惶惑、迷惘、忧虑、痛苦、恐怖…像一只只无形的爪撕扯着我的灵魂。到灵魂变得麻木以后，头脑反而清醒了，我开始能够在这一团混沌中整理自己的思绪，尝试着去理解一些事，搞清楚眼前的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这时候，心里的担忧也越来越大了，当然首先是惦记家里，尤其是父亲。我在梦中好似见到他的胸前也挂着一块写着什么字的牌子，神情忧郁地望着我。

于是，我决定偷偷回一趟家。


三

站在大门紧闭的家门口，我很紧张，不知道家里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当听到应声抢着前来开门的小弟弟和小妹妹的声音时，悬着的心立刻放松了。谢天谢地，看来，家里还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父亲和母亲都在家，看到大儿子回来，他们都很兴奋。而且，从他们的表情里，我感觉到他们有很多话要和我说。果然，父母和我几乎谈了一夜。我的父母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亲历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动乱。特别是父亲，曾与国民党的军政界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目睹过其中的许多丑行，因此，在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前夕，尽管曾有一些人力劝他离开大陆赴台或去港，张家敖甚至派人把机票给我们一家人送来了，但父亲还是毅然留在了上海。其中，母亲的意见对父亲的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最初的几年里，父亲的情绪很高，他特别为我们家从此结束了动荡不安的生活而高兴，他从ΤΑСС（前苏联的塔斯社）转入邮电部后，由于当时的部长朱学范的器重，父亲工作得非常辛勤努力。后来，由于部队建设的需要，他又被四机部的王铮借去参与设在张家口的原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的组建工作。回北京后，就留在了四机部十局。但厄运从此也就开始了。

一九五五年初秋，父亲突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回家了，母亲的脸上也不再有笑容。我感到父亲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但不敢去问母亲。终于有一天母亲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她说，因为我是长子，所以家里的事情应该让我知道了。她告诉我，由于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父亲正在部里接受“审查”。事情已经到了可能移交到法院审判的地步，所以母亲觉得已经不能不告诉我了。她还嘱咐我，一旦父亲作为“反革命、国民党特务”被抓进监狱，我们全家就必须和他“彻底划清界限”。上面提到的那些政治概念都是我第一次听说，那年，我14岁。我准备好了和母亲一起承受这一切，可是，过了不多久，父亲突然在一天下午回家了，我只记得他对母亲说，都过去了，没事了。后来我知道，好像是王铮过问了他的事，解除了对他的审查。父亲就这样熬过了“肃反”。

从此，父亲变得异常谨小慎微，用他自己的话说，每走一步都是如履薄冰。他还不断地用这些话来教训我。

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父亲当然也是很多人算计的重点对象之一，据说，揭发检举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材料有一大堆。但由于当时四机部有很多工作需要他，还因为王铮赏识他的才干和为人，结果父亲居然得以幸免被划成“右派”。据说，还有人愤愤不平地抱怨：杨作人为什么不是右派？

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除去那几个发动者外，全体中国人民都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父亲、我们全家人，谁敢说我们能侥幸逃脱这场灾难呢？父母和我谈论的中心话题就是我们家可能遭遇什么。当时，母亲是北京四中的外语老师，而北京四中正是大名鼎鼎的“西纠”（红卫兵西城纠查队）的老巢，因为四中集中了绝大多数高干子弟，“文革”初期，正是这伙人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假“破四旧”之名到处打、砸、抢，到处抄家、灭门。母亲说，那时四中的老师已经有好几个被学生打死、逼死的了，其中有一对夫妇双双吊死在香山。母亲担心，不知道哪一天厄运就会落到她的头上。父亲说，虽然北京外语学院里已经有了关于他的大字报，但各系忙着闹派性，眼下还没有来得及想起他，暂时先得过且过吧。父母最不放心的就是我，他们深知我不安分，好露锋芒，生性乖张刚愎，就怕我在外面惹出是非来。所以一再警告我，叫我什么话也别说，什么事也别做，老老实实在一旁观望。不幸的是，我偏偏是个天生的叛逆种，加之诸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观念在心里根深蒂固，所以，即使我从理智上知道自己属于那种不可“乱说乱动”的一类人，知道老实一点可能就少吃点亏，可是总又心有不甘，不能忍受自己在这暴风雨来临的时刻龟缩到一个安全港里去。我口头上答应父母要努力做到“安分守己”，可头脑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各种危险的念头，而且，就如当时人们经常念念有词地挂在嘴边的那句毛主席语录说的那样：“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后来，就是这些念头，几乎断送了我的性命。可这些念头不是凭空出来的，我眼前的现实叫我不可能什么也不去想。


四

在北京，我听到了许多关于红卫兵们的暴行，用骇人听闻和惨绝人寰来形容绝不过分。

在西四附近，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是，几个被一群红卫兵押着游街的人中有个中年女人昏倒在地，于是“革命小将”们就拽起用来挂在她身上的“黑牌子”的绳子倒拖着她走，她的背擦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血印。围观的人里除有几个拍手叫好的以外，许多人都背转身去，不忍目睹。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六六年七至九月，北京市有三三六九五户被抄家，八五一九八人被押解回原籍；仅一个月内就抄走黄金十点三一万两，白银三四点五二万两，文物和玉器六一点三六万件，现金五五四五点九九万元……

当时，其实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支配我的情绪的主要是愤怒与痛心。

我未必对那些“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有什么“阶级感情”，也并不知道他们为中华民族建立过怎样的“丰功伟绩”，不过仅仅出于人性和道德感，使我对那些白发苍苍的“走资派”们在遭批斗时所受的残酷折磨和人格丑化感到耻辱，为我的民族感到耻辱。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丑化我们民族的尊严和良心。施虐者们的残暴、凶恶、甚至嗜血的变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倒也确切。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红卫兵小将”们的暴行和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冲锋队员”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完全是如出一辙。我总是想，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的纪录片与纳粹份子们扫荡街头的纪录片同时放映的话，让人们能把这两个场面对比一下，那一定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的。面对当时的情景，一下子涌到我头脑里的就是这个想法。我因此而愤怒和痛苦，我想不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那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们竟然会堕落到这样的程度。我本来不过就是个书呆子，对于政治、对于所谓国家大事，向来就是麻木不仁的，可是面对如此的现实，我也忍不住想要“拍案而起”了，我哪里知道，这也就是我后来的祸端。

我们全家人每一天都在提心吊胆中挨着日子，只要听到有陌生的敲门声，大家就面面相觑，先细细听一下动静，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大门前向门外张望一番，结果往往是一场虚惊。渐渐地，父母和我有了些侥幸心理：也许老天爷保佑，我们家竟然能逃过这一劫？

不切实际的幻想总是要破灭的。我家的灾难终于露出端倪了：一天，我正好在家，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叫开了我家的大门，他们来“破四旧”了。我记得一共来的是五个人，三男二女，自称是北外法语系红卫兵司令部的，奉命来查抄“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杨作人家里的“封、资、修物品和一切反动材料”。当天，我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学的大妹妹和在南口农场当工人的大弟弟都不在家，在家的有父母亲、我，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小弟弟、一个九岁的小妹妹。我们被命令集中在北屋的一间房里，并且叫我们“不许乱说乱动”以后，他们开始行动了。经过大约两小时的翻箱倒柜，父亲的一批外文书、打字机、记事本、母亲的几件旗袍、大弟弟放在家里的一批中外文学作品、留声机和为数不多的一些唱片，成了这几名“革命小将”的战利品，被他们装上了事先准备好的三轮车。

当他们有打算走的样子时，我和父母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彼此都看出了似乎都有难以置信的幸运感。谢天谢地，他们真的走了！没有动手打人、没有骂人、没有把父亲带走！说老实话，像这样“文明的”抄家，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父母议论说，毕竟是学外语的学生，多少是在头脑里沾染了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使他们的行为还没有那样野蛮、残忍。可是我仍然有些奇怪，这些学法语的人，怎么会居然没有把法国人搞巴黎公社的那一套和中国的这个“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不过，父亲说，幸亏前些天他和母亲把他从前的一些旧照片都烧掉了，其中特别是有父亲在一九四六年和当时的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与宋美玲在机场的一张合照。否则，这张照片无疑就会惹出一场塌天大祸来。于是，我们又把家里的东西彻底清理了一遍，把所有那些我们认为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尤其是文字和书信，通通分批烧掉了——我们不敢放在一起点火，怕的是烟火太大会引来街道上不知什么别有用心的人的注意。那时，人人都可能在暗中监视别人或被别人监视，稍有疏忽，就不知道会惹来什么危险。

不管怎么样，我和父母都松了口气，看来家里也许能有几天安静点的日子过了。


五

觉得家里暂时可能不至于出什么事了，父母就开始担心我离开学校时间太久可能会耽误了我“参加运动”。那年月，赶上政治运动是不可以躲的，谁想躲，谁就难免成为挨整的对象。俗话说，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可是不，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是连躲也躲不起的。

我心里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尽管放心不下家里，也还是准备离开北京回学校去装一装“闹革命”的样子了。不管情愿不情愿，谁都得装装样子，想要不装，就得等着倒霉。

我记得，在我离开北京前，去了一趟北海公园。在北京的公园里，北海是我曾经去过最多的一个。因为，从一九六Ｏ年到一九六三年我因闹“专业思想”而从北京的一所大学退学，在回家当“社会青年”的三年里我几乎每天都到位于文津街的老北京图书馆去看书自学。而北图的西面与北海公园仅一墙之隔，所以每逢离开北图尚早时，我往往就便进北海去散散步，转上一圈。偶尔也在那里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上几小时，想一想自己身边的事，打量打量自己以后的前途。那段生活，使我对北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是处于这样的感情，我来到了北海公园，感觉好像是来与她告别似的。

北海非常冷清，几乎没有什么游人。只是偶然能看到几群身着绿军装、臂套红袖章、手擎“红宝书”、口操外地方言的红卫兵们指指点点地走过。也不知道他们是趁到毛主席身边来闹革命的机会来逛北海的，还是想到北海来闹革命的。后来听说，文革期间还真的有过那么几个红卫兵，打算对九龙壁、五龙亭、坊膳和琼岛春荫闹一闹革命的，不过他们的“革命行动”是怎样进行的以及是否“彻底”，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濠濮涧”，那是北海里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我看到一个姑娘背对着我坐在一方石头上，她的背影就已让我感到了她的忧伤。我悄悄地坐了下来，从远处不时打量她一下，不知为什么，我想能看到她的脸，也许那张忧伤的脸还很美丽。我忽然发现她在翻看手里拿着的一个本子，直觉告诉我那很可能是一本日记。好奇心使我想看个究竟，于是我决定一直坐下去观察她。过了一会儿，她开始环顾自己的前后左右，很明显是想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当时，除了我和她，这里没有其他人了，而我坐的地方对于她几乎是个死角，加之我又有意抽了一下身子，所以她没有看见我。她取出一块塑料布，仔细包好那个本子，然后迅速把本子塞进了一个很深的石缝里，又找了一块石头塞住缝口。最后看了看四周，她站起身来要离开了。就在这时，由于我的疏忽，她一下子看到了我，立刻显得惊慌失措起来。惊恐中，她又无奈地坐回了原处。

我知道我应该马上走开，别再让她紧张、让她恐惧了。就在我起身走开了几步以后，我莫名其妙地一阵心血来潮，突然转身朝那姑娘走过去。来到她身边，看着她那已经吓得发白的脸，我轻声说了一句：别怕，不是人人都是法西斯！她的脸上突然浮起一丝隐约的微笑，那果然是一张美丽的脸！

留下那句话，我怀着满心的畅快大踏步地离开了濠濮涧。

一路上，我一直想着的不是那个姑娘，却是那本被她仔细藏起来的日记。她在那本子里究竟写的都是些什么呢？爱情往事？抑或是“反动言论”？还是姑娘家自己对自己说的悄悄话？那又有些什么珍贵的内容使她舍不得销毁那个本子呢？

我忽然想到，她把那本子藏起来，这就意味着她还怀着希望，希望会有一天她能让自己写的东西面对天日，难道这不也是我的希望吗？

在回石家庄的火车上，北海公园的这最后一幕一直浮在我的脑海里。


六

校园里满地一片狼籍，满院人声鼎沸，大字报铺天盖地。

我离开学校这段时间里，学校里的上百个“战斗队”逐渐分成了两大派：两派都称自己是“造反派”，可有一派称另一派为“保皇派”。

其实，“造反派”反的是什么人我一无所知，也并不关心；同样，“保皇派”保的是哪些人我也是既不知道又并不想知道。在那个时代，无论假如哪一派的人，从根本上说首先都是要保住自己：反正我是参加了运动，投身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斗争”。所以，不管什么派，都总是要祭起“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旗当成虎皮把自己包装起来的。

不过必须承认，的确有相当一批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有由衷的“阶级感情”的。就拿我的同班同学来说，那些来自农村、出身于“贫下中农”的一伙人就是打心底里拥护这场始料不及的“革命”的，其中尤其是那些学习无能、功课极差的一些人，“文革”不折不扣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如果不是“文革”，他们根本就没有毕业的希望。后来的事实是，由于“文革”，他们不但都顺理成章地毕了业，而且还一个个爬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这些人的“阶级感情”的一种“革命”表现就是对于我和我这一类人的本能的憎恶与仇恨。

我来自大城市，家庭优裕，学习上自主、从容，且遥遥领先于他们。出于狭隘的农民意识，自卑和嫉妒心使他们一直对我和我这一类人有很深的心理隔阂，并且隐生出一种潜在的积怨、甚至仇恨。在正常的年代，他们对我是无可奈何的，毕业后各奔前程吧了。可是偏偏就来了这样一场“文革”，这让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在我面前扬眉吐气的机会了。我心里非常清楚，我早已被列在他们的“革命对象”之中了，只是何时对我进行“革命”、以怎样的方式来“革”我的命，还要等待时机。

在那场“文革”中，这种情况是当时的社会里的一类相当普遍的潜在矛盾，是人与人、派与派之间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至于是不是真的“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生、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死”，其实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一九六六年秋，运动“大方向”还是以揪斗、批判“走资派”为主，似我等被划为“狗崽子”之类的人，是没有权利参加造反派，没有权利批判任何人的。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逍遥派”。除了每天在校园里像看热闹似的看看大字报，我意外地找到了一个安静的避风港：学校图书馆。令人费解的是，在那个时期，学校图书馆竟然还在全天开放，由少数几位老师轮流值班。结果，那儿成了我一个人的图书馆。当时的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书全部是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也许这正是图书馆还维持开放的原因。我历来对政治和政治读物没有任何兴趣，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下，我产生了看看这些书的想法，想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何以成为“必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它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又有什么关系，如此等等。于是我开始选择我认为可看的马列著作逐一阅读起来，看得还十分认真，作了许多笔记。

我是有所收获的，我明白了一些事情，搞懂了以前从不曾懂得的东西。社会主义，无论是空想还是科学，它们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共同点：都是从原本可能善良的愿望出发的理想主义，认为人人完全平等、可以“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是可以实现的，只要人们产生了如此的“觉悟”、建立了这样的信念并为之奋斗，理想蓝图就会变成真实的乐土。我从明白了这个理想的宏旨以及某些细节和产生它的历史背景那一刻起，就突然间觉悟到：这是不可能的！

而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却多了一个与其本愿完全相反的东西：鼓吹暴力至上，认为只有流血的革命才是造就全人类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由于我对苏联的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对这种理论的怀疑和否定就成了我最可能的选择。

我的父亲接触到的所有苏联人，从苏共和苏军的一些高官到在中国“帮助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专家，还有一些流亡到中国来的白俄，他们一提起苏联的社会、尤其是斯大林时代时，异口同声都必然要说的一句话就是“Ужасно”！

七

终于有一天，校图书馆的大门锁紧了。这时已是深秋季节，该是准备冬衣的时候了。虽然不时能接到父母的平安家信，但还是总有一种放心不下的感觉，于是我又回北京了。

看到我的时候，父亲的微笑很勉强，我看出他的心情很不好。母亲告诉我，北外已经停发他的工资了，每个月只发给一点生活费，记得大概是30元左右。我发现，一向只抽“大中华”的父亲抽起了只有六分钱一包的香烟，饭桌上从不断顿的肉也很少见到了。但我还是感到庆幸：父亲还没有被揪到学校去受“批斗”，免遭了皮肉之苦。

母亲不定期地要去四中，回家通常很晚，她说是去参加学习。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被四中的“红卫兵”勒令到学校去打扫操场、厕所去了。这些情况，她和父亲都没有告诉我，因此，她在四中是否被押上过“批判台”，我始终都不知道。可能是他们怕我难过，也可能是他们怕我一旦知道了什么真情就会惹出祸端来。因为我对他们说过，如果有人敢对他们下手，我就绝不会饶过那些人。他们深知我性格中暴烈的一面，最担心我对意外的心理承受力和极端化的行为方式。因为我是他们的长子，所以他们不厌其烦地再三嘱咐我，如果万一他们有什么不测，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保护和照顾好两个幼小的弟弟和妹妹。我从道理上接受父母的嘱咐和告诫，但另一种强烈的感情和欲望一直支配着我，我不甘心对这个社会就范，这就像一颗扰动性炸弹悬在我的心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就会引爆。

回家不久，一件事情就发生了。一天，突然听到有人敲门。随时准备迎接各种事件的我去开了大门，跟在我身边的好像还有我的小妹妹。让我吃惊的是，面前出现的是几个军人，军衔最大的是个少校，另外还有一、两个尉官，其余的是几个士兵。除一九五三年父亲在张家口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工作的一段时期，此后我家在也不曾和军人有任何关系，所以当时我很紧张。不过那几个军人态度倒还比较客气，为首的少校问我：这里是杨作人的家吗？我只是点了一下头，他们就径直走进了院子。父母闻声从房里出来时，脸上也满是惊讶之情，但是任何话也不敢说。那少校看看我父亲说：我们奉命来看一下你们家的房子。然后就带着那几个官兵在我家里里外外转了一圈。最后，那少校说：你们不大适合住在这里，等有了合适的地方，我们会通知你们的。说完就扬长而去。

事情来得太突然、太蹊跷，而且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稍稍冷静下来以后，我和父母立刻得出结论：这几个兵是“林家大院”派来的。当时我家住在后毛家湾48号，而林彪的私人官邸则恰好是在中毛家湾。林家大院原来是平安医院，附近的居民大多都去那家医院看病，我家的人也都在那里就过医，非常方便。好像是在50年代末，不知什么原因这里被林彪看中咳，于是好端端的一家医院就被赶走了，据说是被迫迁到了青海。以后，那里的围墙加高了，有卫兵巡逻了，经常有好几辆黑色“吉斯”开来开去了，终于，老百姓们知道，“林副统帅”住在这里了。

我和父母分析的结果是，由于我家在街道上的地位有一点特殊，也许林家大院的人还去北外调查过，了解了父亲在国民党时期的“历史问题”，使他们感到我家成了对这位作为党和国家的“副统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潜在威胁，于是想到要赶走我们这类“危险份子”。

我家的房子是1953年父母买下的，到“文革”时已经住了十三年。现在林彪要把我们赶走了！我心里涌上一股恶恨，随口骂出一句话：狗操的们，我搬走了也要回来给你们扔一颗炸弹！其实，我心里早就积了一肚子的愤怒：你们凭什么就把一家方便一方的医院赶走？而且，我还亲眼目睹过一件事，让我对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极端反感。几年以前的一个夏天，胡同里的几个儿童在中毛家湾踢小皮球，小皮球被踢进林家大院围墙的排水孔时，一个小孩弯下腰用手去洞里想把皮球掏出来。这时走过来一个兵，恶狠狠地吼道：不许掏！这是在白天，要是在晚上，就开枪打死你！那士兵的脸和他的吼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对父母讲了这件事以后，我们对自己家住房的担忧很快就被对林彪的议论之声代替了。其实我们以前对林彪所知也并不多，只是知道他打仗有些了得，指挥“四野”一直从东北打到海南，所向披靡。然而，“文革”伊始，他那副嘴脸让人越看越觉得丑恶，尤其是他和江青的一唱一和的表演，更是令人作呕。

-------------------------------------（串联去上海）

八 返校、军宣队进驻

九 武斗

十

与父亲诀别

我回家不久，就接到了学校“革命派”寄到我家里的一纸“通令”，内容十分简单：令我在限期之内回学校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交代我在“文革”里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否则，将到北京对我和我的“反动家庭”“采取革命行动”。

父亲看了这张“通令”后，很久没有说话，后来他问我有什么打算。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当然回去。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那里的“革命群众”到北京闹到我家里来。父亲详细地问了我在学校里都做了一些什么，有没有什么言行被人家抓住的，我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必须抗住，我也相信自己能抗得住。接到“通令”的当天我就想走，但父亲留了我一天。也许是他还要和母亲商量一下，权衡一下利害和我可能的处境。

第二天吃过午饭，我打点好行装要走了。那天，我的大弟弟也在家，父亲吩咐要他送我。

我记得和父亲告别的时候，父亲是坐在一张躺椅上，他看我的神情很忧伤，用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哽咽的声音对我说：“你要好好的…好自为之…”

就像有一种预感，我生平第一次双膝跪在父亲身前，抱住他的腿，说了句“爸爸，你要保重…”。然后站起身就离开了家。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告别父亲，最后一次告别有父亲的家。

我和父亲就是这样永别的。

弟弟送我上了火车后，我看到他一直在张望渐渐离去的火车。

十一

决定逃亡

一进学校，立刻就看见了向我发难的大字报：“请看YXY的反动面目”、“反革命份子YXY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一切罪行”…

由于早就对这类用语司空见惯了，所以我并没有太感恐惧，我甚至想看看，这些人到底能把我怎么样，这场“革命”究竟会把我抛到哪里。

在宿舍里，“同学”们见到我时目光都是阴森怪异的，有个姓席的家伙故意大声颂读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正如我已看透了这个社会一样，我也早就看透了这些人。我默默地躺在床上抽烟，估计我面临的形势和可能的结局。但很快我就知道这没有什么意义，在那时，没有什么事情是在正常的预料之中的，所以只能走着瞧，看事态的变化采取行动。我只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原则：不管采取什么做法，都不要给家里造成麻烦。不幸的是，此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此愿相违。

天色黑下来时我走出了宿舍，想要在不大引起别人注意的情况下看看学校里就近有多少关于我的大字报，里头有些什么要害性的内容，以便我准备对付即将受到的“审查”和“批判”。但是一走到外面，我立刻就发现有人在跟踪我，而且是在两个人的监视之下。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也都是平时很不起眼的人。他们或许以为，这样我就不容易发现自己被监视了。真是好笑，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徉作全然不知，继续游荡在校园各处寻找针对我的大字报。让我有点失望的是，这样的大字报并不多，除了校门口那两张以外，就只有宿舍楼前的两三张，内容也都不过是些虚张声势的恐吓之词和“无限上纲”的陈词滥调。而且，就如这个学校的大多数人一样，大字报上的文字总是语病连篇，错别字更是满纸随处可见。不过如此罢了，原来有些紧张的心绪反倒放松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大概是特意安放在我住的那栋宿舍楼前的高音喇叭吼醒了：反革命份子YXY听着，勒令你今天上午八点半准时到校行政楼军宣队办公室报到。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负！接着，宿舍里有几个人幸灾乐祸地“唱”起了当时最流行的“语录歌”之一：“什么人站在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我心里泛出一阵恶心。不但对“唱歌”的人恶心，更对这些“歌”和“譜曲”的人恶心。世上就总有如此无耻下贱的一类人，竟能想到来“譜”这样的“曲”，又有如此既愚昧也下贱的一类人，居然能兴高采烈地拿这种东西当“歌”来“唱”。对这类“歌”的“词曲”的无比厌恶也是我对这个所谓“文化革命”极端鄙视的原因之一，把这和“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放在一起，整个运动的流氓性就看得很明显了——按当时流行的用语，就叫“昭然若揭”。

我将不得不对付的那些人，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流氓和文化痞子，而这些人正是那个时代的宠儿。

我准时到指定的办公室时，里面已经聚集了几个人。我认出其中有一个是数学系1964级的学生，其余的那几个我都不认识。知道我就是他们的“审查对象”以后，他们的眼光像打量罪犯似的集中到了我身上，有的冷眼盯着我，有的露出得意的狞笑。一段短暂的沉默以后，一个眉目倒也还清秀的家伙慢吞吞地说：你在运动里，还有过去，都干过哪些坏事，进行过哪些反革命勾当，我们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你自己当然更清楚。你的唯一出路就是老老实实坦白交代，想蒙混过关，那是痴心妄想。从现在起，你回去好好反省你的罪行，写出完整的交代材料来。再警告你一次，你要是妄图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我没有想到开场白这样简单，只对我说了这样几句话就叫我走了。

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坦白交代”的，我也没有打算写任何东西。到时候反正是什么也没有，看他们拿我怎么办吧。为了避免看见“同学”中的那几张无赖面孔，也为了不在吃饭前和大家站在一起“手捧红宝书”念念有词地“颂读”“最高指示”，我就到校外一个小饭馆里找了个角落坐下，随便叫了一碗面和一个菜。我忽然想到应该有个“随行人员”，于是暗中搜寻了一下店外的情况，果然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小杂货店门口发现了我班上那个姓马的“同学”，正在那里傻头傻脑地朝我这里张望。于是，我又叫了两个小菜和二两酒，满吞吞地享用起来。心里想：就叫你在那儿看着我吃吧，愿意看多久就看多久！

我回到宿舍刚躺下没多大一会儿，就有人进来喊着说要全班集合开会。

人们在一间教室里聚齐了以后，军宣队负责我们（连）系的“指导员”卜庆中一脸严肃地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当他看到我以后立刻开始了训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反革命份子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随时随地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当前，从全国到我省，从我们学校到咱们连，特别是你们这个排，阶级斗争的形势都非常严重。就在你们当中，据我们掌握的可靠证据，就有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在活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扇阴风、点鬼火，挑动武斗，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他失去的天堂。他极端仇视广大的贫下中农、仇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鸣冤叫屈…他里通外国，与苏修、美帝特务勾结，出卖国家绝密文件，妄图颠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很清楚，这明明就是针对我来的，我心里一阵无名火起，恨不得给这小子两记耳光。我这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也尝到了被枉加之罪屈辱是一种什么感觉。其实，姓卜的所说的那一席话在“文革”里就如听厕所里的蒼蝇的嗡嗡叫那样不足为奇了，每个受过“批斗”的人都被这类污言垢语泼头盖脸过。可是如今轮到我自己头上的时候，我却像蒙受奇耻大辱一样无法忍受了。我这才对那些经历了千批百斗还能吃、能睡、能活下来的人们产生出由衷的敬意。

宣布散会以后，我原以为有人会把我留下来，审问或威胁我一番。可是竟没有人理会我，让我自由自在地走开了。

我没有回宿舍，而是出了校门，走进马路对面的大操场里游荡了一会儿，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开始琢磨“军宣队”和班里那几个视我为眼中钉的人究竟对我有什么打算。由于有过学校里“四清”的经历，我原本并没有把准备挨整当成一回什么事，可是此刻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感觉，觉得好像头顶上悬了一把刀，也许，我真的应该好好想想。

天已经很晚了，先回宿舍吧，好好睡上一觉再去应付一切。在回去的路上，我觉得好像没有人在监视我，我还有点儿感到意外。走到离宿舍不远的一个饭厅前时，我忽然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说话，声音很熟悉，那是我们班的“班长”刘守春。我立刻闪进饭厅的一处黑暗的拐角，后面两个人朝我这里走过来，他们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听的清楚。刘守春说：这小子是个死硬份子，这回非好好教训教训他。另一个声音是我不熟悉的：明天给他来个下马威，他要是不老实，先打他个半死，三角带、棍子，都给他预备好了。刘守春哼了一下：看他还威风什么，真想看看他满地打滚叫娘的狗熊样儿…

他们走过我的身边以后，说些什么就听不清了。但刚才的那几句话分明就是在指我，我想，事态严重了。我知道在“文革”里“造反派”打人是怎么打法的，把人活活打死是很平常的事。何况，我当年那样的烈性脾气，是不会甘心受这样的屈辱的。一旦控制不住我自己，也许我不被他们打死，反而打死了他们当中的哪个家伙。那时，我身体很健壮，浑身的力气，如果动起手来，一时性起的话，我甚至可能干出“打死俩赚一个”的举动来。

躺在床上，我一夜根本没有合眼，一直在想我应该采取怎样的做法。脑海里一再出现的是我和别人拼命的影像，如果真出现这样的场面，恐怕真的不是我被他们打死，就是有人死在我的手里。我摸了摸一直带在裤兜里的一把折叠刀，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被人打死，父母会怎么样，如果我打死了别人，我全家的人又会怎么样…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最终选择了避免和这些无赖、痞子们正面冲突的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老子走！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谁知，那是个想躲都躲不起的时代，至少从“反右”开始就是这样了。这是我后来才明白过来的道理。

十二

南下

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我做出了逃离这是非之地的决定，而且我知道不能迟疑。于是，早上一起来我就找了个机会把空书包背在身上，把那件父亲的美军大衣穿在外面，空着手离开了宿舍。一走出宿舍楼我就发现有班里的两个“同学”在我的不远处跟踪我，而且显然比以前盯得紧，这更促使我决定要尽快逃离。

我根本不理会监视我的这两个小子，径直离开了学校大门。那时，从学校到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很少，只有一路，而且大约半小时才有一趟。我依在车站不远处的一颗大树下抽烟，暗中扫视着那两个跟踪者。当汽车终于开来时，我没有急于上去，而是在车刚要关门时突然跳了上去，跟踪我的人即使想追也来不及了：我的确看见他们在后面抢跑了几步后失望地站住了。

到了火车站，我立即设法绕开进站门从货运处进了站。看见一列开往郑州的火车停在面前，我马上跳进了车厢。那个时候，火车管理几乎完全失控，列车员对上上下下的人根本不管，尤其对我这种学生模样的人更是不闻不问。在车厢里，我一直注视着站台，但始终没有发现有人来追我，列车开动后，我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看着逐渐远去的月台，我心里突然涌出一阵伤感，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我知道的是，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这才发现车上非常挤，到处是人、满地污垢、一车浊气。我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挤出一个地方坐了下去。由于昨夜一夜没有睡，在不知不觉中我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我忽然想起衬衫口袋里的三拾块钱，摸了摸还在，心里踏实了一些。那是我离开家前父亲给我的，在那个时候，三拾块钱已经是很可以支持一段时间了。估计火车大概已经驶离了河北省境，该是做下一步打算的时候了。为了不牵连家里，我首先决定暂时不给家里写信，让他们不知道我的下落，可能使他们对我的失踪少些责任。尽管这在感情上是残酷的，我也只能如此了。

那么我该到那儿去安身呢？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不能投亲靠友，一来那难免给人家带来麻烦，二来，在那种年代，是没有什么人可以信任的。特别是，这种做法与我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我一生从不有求于人，这个本性至今未改。

最初我有过到边远的乡村找个藏身之处的念头，但很快就打消了。我想我是不能长期忍受那种乡村生活的，何况在当时的社会里，哪里会有什么能逃过这个政权的“世外桃源”呢？一想到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政权，以及我身边所看到的这些愚顽的芸芸众生，绝望的痛苦使我突然冒出一个另我兴奋的想法，当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想法：脱离这块土地——越境。在“文革”中，我已经听说过有人从中越、中缅、中苏边界越境以及偷渡去香港的不少情况。以我的能力，去苏联是最容易适应的，因为那时我已有相当不错的俄语水平。不过从父亲那里我深知苏联的许多黑幕，而且如果我真的经过千辛万苦到了苏联，就极有可能被迫变成苏联的间谍，而这种身份和生涯是我所不齿的。

我为什么要离开祖国？因为这块土地上连“放一张书桌的地方也没有了”，因为这里的人们都已经不得不靠谎言或告密来求得生存权了，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不得不把其他人当成时刻都可能戕害自己的狼而战战兢兢地生活着，因为这里只有那些生性最无耻、最下贱、最无知的人生存空间最大、地位爬得最高、活得最自在，因为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极端仇视人性、仇视科学和文化的地方，一个煽动一切人仇视一切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地方。

……

的确，我以前早就有过要去国外读书的想法，但经过试探以后马上就明白了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时候出国留学对于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来说只是白日梦，对此我也早已不再幻想。自从中国陷入“文革”的深重灾难以来，这个社会已使我感到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于是，出国读书就和逃离这个“一片红”的江山的念头结合在一起纠缠在我的心里了。只是一直还都仅仅是一个愿望，至于实际去实现它，我仍然顾虑重重。一来是我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将给家庭带来怎样的后果，同时我也确实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当然，没有促成我下决心的直接缘由也是我犹豫的原因。

此刻，我已经走上逃亡之路了，在这种情况下，走投无路的感觉强烈地支配我下了越境的决心。毫无疑问的是，我只能取道香港。因为那里有我的一个交情不错的朋友，“文革”前不久他还托人带过一封信到我家里，问我几时能去他那里。父母接到这封信后拆看了，他们很为我担心，把信烧掉了，没有给我看到。后来在他们追问我认识香港的什么人时，我才知道这事。另一个原因是，我“串联”到上海时，认识的那个中山大学的学生卢某曾对我说过，无论何时，如果我到了广东都可以到太平去找他，即使他不在，他家的人也会帮我偷渡。

那时我真的很天真，满以为一旦到了香港，凭着我一身的力气和“一肚子的学问”，总能想办法找到谋生之道，攒下点钱来去欧美混出个样子来。

坐在慢吞吞晃动着的火车上，我一面做着这样的美梦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九点多钟了，从时间估计，火车应该已经进入湖北境内。我忽然想到我有个表妹在武汉，于是决定到她那里去一趟。既然我已经下了越境的决心，那么我行动前只有她是我最后可以相见和话别的亲人了，而且，她也是唯一能把我的打算和去向在方便的时候转告我的父母的人。那时的火车根本没有正常的运行时间，我乘的这次车到达武汉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当我找到表妹住的地方时，已经很晚了。看见我，她十分惊讶，可让我意外的是，当她听说我打算越境时，却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她虽比我小很多，但对于“文革”和产生出这个怪胎的这块土地，也有切腹之痛和切齿之恨，她同意我的想法：与其在这里忍受心灵的煎熬和身体的折磨，倒不如冒险来一次突围。她说，如果她是个男孩子，一定会跟我一起去冒这次险。

第二天傍晚，她把我送上了继续南下的列车。上车时，她把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和几斤粮票塞给了我。（从衡阳到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