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我的网名是ys1937，ys是姓名的拼音首字，至于我的真名实姓，你可以在以后的各篇短文里都可以看到，恕我这里先卖一下关子了；1937是我出生的年份，按身份证，我出生于1937年11月27日，其实这是农历，我查过万年历，公历应该是1937年12月29日。
    我出生于高淳一个农家的猪棚里，这不是笑话，是事实。我出生前，正是日军在上海发动战争的时候，其时，父亲提前结束了在日本留学的学业回国，带了肚里怀着我的母亲和我的哥哥‘逃难’，途中，我哥哥不幸去世，逃到高淳的时候，母亲要临盆生产了，不得不停下来。父母借住在一户名叫陈从述的农家，陈家待父母很好。之所以在猪棚里生产，是由于农家风俗，外人不能在别人家里生产吧。
    算算日子，我出生那时，正是‘南京大屠杀’的前后，我的小名也就是‘阿难’。
    等到母亲可以行动，日军已经到了安徽，跑在父母前面了，不得已，父母带着我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
    我出生才十个月的时候，父亲不愿做亡国奴，孤身一人进入‘内地’，也就是国统区，在几所大学任教。直到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后，他和罗宗洛先生两人一起回到上海时，衣着真可以和‘叫化子’比美，是母亲出钱为他们两位每人买了一件竹布长衫才算像个知识分子的样子。
    随后，父亲就跟着罗宗洛先生去了台湾大学，罗先生任台大代校长，父亲是图书馆代馆长，后来做过台大植物系主任。
    父亲在1977年因脑溢血去世，这一消息，我是在1978年初得到的，是在美国的陈兼善（达夫）先生特地写信告诉上海的罗完洛先生后，罗先生通知我的。
    1954年我自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
    1957年，我们这个年级正好是风暴的中心地带，我自已其实只是一个胡涂虫，却也卷进了这个风暴。我的主要‘罪名’是两条，一是反对反右运动，二是“其父现在台湾”。1958年‘补课’时补进了‘右派分子’行列。
    去年听到一句话，是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引出来的，叫做‘七十不留宿’，想想也确实有些道理。我们这个年纪，谁能保证自已还能活多少年？去年大学几位同学到昆山来看我时，蒋星耀同学还是身体好得很，谁能想到没有一年他就走了呢？也就是说，再不把自已想说的话说出来，说不定到某一天，你就无法再说什么了，阎罗王也许就会差那些鬼卒把你带走了（我不信教，不想去上帝那里报到；我自已觉得还算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不过有些人可能不会承认这一点，因此不会容许我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
    这样，我才决定写一些东西，留给历史。

人物系列之一：谢老夫子（注）

一、前言

    高中阶段，是我们这些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代，同学间友爱相处，社会上已经开始的‘阶级斗争’似乎还没有深入到这所学校，我们这些自以为可能成为“未来的精英”们，勤奋读书、努力做人，以贡献国家、人民为已任。
    青年人的稚嫩，使我们这些人不知道人世间的险恶，把这个世界看得无限光明，忽视了当时已经发生的丑陋现象。还记得同学们一起看过的一个苏联话剧中的一首歌：
 “让我们生活的时光，像波浪一样的奔腾。
 我们知道幸福在前面，等着我们。
 我们知道幸福在前面，等着我们。”
    没有想到的是：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不是幸福，而是大风大浪般的“斗争”场面。被伟大领袖封为‘右派’的敢于直言的同学们不去说了，就是那些侥幸得免的同学们，也无法找到实现青年时代美好理想之路，多数人只能随波逐流，求个家庭安适。苏中（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同班的大部份同学，没有能够发挥出自已可以贡献于国家、人民的最大才智和能量，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这是值得我们留恋的三年。待到二十多年后，这班人经历了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生死荣辱机缘，劫后重逢，这才更加理解了这三年之可贵。
    公元2005年10月，高中同班，相约聚会苏州，或许，这是同学间最后一次全班性的聚会了。同学们相约，要去谢老夫子墓前一拜，我们这些白头老翁，还是不能忘记五十年前师生相处的往事，但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再一次向这位一生坎坷的长者致以学生们的最后的敬意了。

二、无为而治

    随知师是我们高二的时候来到苏中的，来了就担任我们二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
    那个年代，同学们的自我管理能力是很强的。班级管理，基本上是由班团支部和班委自主管理，表扬好人好事，对一些刚出现的不良现象的苗头开展批评，这些全都由支部和班委独立自主地完成。由于基本不涉及‘斗争’，目标是三好（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因此，同学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在一个较良好的气氛下进行，不伤和气。
    随知师作为班主任，是很省心省力的，班上一切，基本上他都可以放心、放手，他所要做的只是以身作则，给同学们一个中国知识份子的榜样而已。
    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正常的教学外，可以记得起来的是：
    1、 刚来不久，在语文课上，随知师给同学们谈到了他刚听到的一个‘报告’的内容，是一位解放军英雄的事迹。此人似乎是叫曹智斌，是长征年代大渡河十八勇士之一，印象中此人和梅兰芳、尚小云都有很深的关系。随知师的转述有声有色，很受同学的欢迎，为此，他用了好几堂语文课的时间。
    2、 在搬到落成后的红楼上课后，语文课上又组织了一次关于‘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讨论，持否定态度的一方的主要理由是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这是那个年代的一种特色。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论战双方的观点，而是夫子在论战中的‘不作为’，他不对论战中的任何意见进行‘引导’，任凭同学们自由地表达意见，也不作最后的结论，论战双方可以各自保留自已的看法。
 
三、坎坷经历

    开始，随知师没有带家眷，住在单身教师宿舍，后来，家眷来了，住了出去，这才逐步地给我们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
    先生出身于中央大学政治系，中央大学加上政治系，在那个年代，可是犯大忌的，中央大学是国民党时代的‘最高学府’，而政治系当然是学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这种人在新社会里当然属于最不可用的一类了。
    我不知道夫子在到苏高中前在那里教书，曾经听有的同学说起，他毕业后就留在中央大学任教。他夫人也是他的学生，有两个女公子。
    我们高中毕业后不久，苏高中有一批教师调江苏师范学院任教，有教导主任芮和师先生、教物理的姚昌学先生、教化学的顾卓民先生，教语文的谢老夫子也在内，这些老师都是当年苏高中的台柱子，他们教我们这些学生时，当时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就是觉得学习很省力，很轻松。其实，以他们这些人的才力，可以教大学，也可以教高中的实力，教我们这些人可谓举重若轻，现在想来，我们这些人真是幸运的了。
    可惜的是，这批老师中不少人遭遇了不幸，昌学先生在带学生下乡时得了肝炎而去世，而夫子则是当上了右派，妻子离婚，大女儿跟了妻子，小女儿则跟了父亲。
    文革中，夫子的‘问题’一步步升级，成了反革命，再进一步去了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其实，夫子有什么问题呢，无非一是他的出身背景，二是可能说过的一些话，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即或对现实世界有一些不合潮流的想法和说法，有什么错而要‘劳改’呢？
    更其荒唐的是，夫子去劳改时，小女儿还小，夫子只能带着小女儿一起去劳改农场，孩子何罪，也必须经历那种‘世界’？
 
四、晚年生活
 
    待到那‘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年代过去，夫子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可是，有许多事是无法解决的，夫子那美满的家庭能‘回归过去’的美好吗？
    夫子总算带着小女儿回到了江苏师院，在政教系讲授‘逻辑学’。他和一位在文革中失去了丈夫的老同学结合起来成了个新家。小女儿也大了，有了一个不错的家庭。总算是晚年幸福了。
    这时的夫子在想些什么呢？据我所知，他有两个想法。
    一个是尽已之力，做一些他以为该做的事。到了夫子这个年纪，还能做什么呢？他还想拾回他自已的专业，因此，晚年之时，夫子选择了译书——他翻译了A·E·泰勒的“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一书，800 页。书译完之时，夫子已身患重病了，待到出版社的小样出来，交到夫子手里作最后校对结束时，离开夫子去世已经只剩下几天时间了。可以这样说，这本译书消耗了夫子最后的所有精力，但是，从一个知识份子的本份看来，死于岗位上——这是一个知识份子最大的光荣啊。
    从这本译书也完全可以看出夫子的外文功力和专业功夫。
    二是夫子一直期望着能得到彻底的平反。这么说吧，平反了反革命案、改正了右派案，回到了原来所在学校，从‘领导者’的看法，问题也就完全解决了。而夫子却有他的另一类看法，后期，我几次见到夫子时，夫子总要提到‘赔偿’的事，有一次他甚至很高兴地给我写了封信，说赔偿的事有了消息了。
    我的理解是，夫子所说的赔偿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要能够彻底地解决一个问题——我没有错。试想，文革中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走资派’们平反后，不是补上了所有的工资，为什么右派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吗？这只能说明，在当政者眼光里，右派还是有错。这就是夫子所一直未能忘怀的一条。而夫子这一遗愿能最终解决吗，我不知道。
 
五、夫子和我

    同学们都知道，四木兄和我，和老夫子是有‘特殊关系’的学生。其实，那个年头，师生关系比后来讲‘斗争’的年头要融洽得多，彼此间可以不加防备地说出心里话。
    讲开了，我们三人，再加上顾卓民先生，四个人是牌友兼棋友。每个礼拜六晚上，学校不上夜自修，四木和我，就去单身教师宿舍，四个人，正好是一个桥牌的牌局，也有时，摆上一副围棋，两人对局、两人在旁评头论足，‘打’得不亦乐乎。待到尽兴，已经是十点、十一点的时候了，这时，由先生出钱，四木和我两人，出校门去小摊头那里，每人一碗馄饨或是小面，吃完回宿舍睡觉，第二天可要到吃饭时才起床了。这种情况，要到随知师夫人来了，在外面租了房子另住才结束。
    这里要写的是一次我特有的经历了，这件事可能没有几个同学知道。一次，老夫子在语文课上出了个作文题：“写一个我所熟悉的人”。当时，我和夫子已经是很熟的人了，一时兴起，‘就写你’。
    作文的开头是记下了谢先生刚作班主任的‘任职宣言’，先生说，要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化’到同学中去。接下来是开玩笑式的写法：时间已经过去的好长一段时间了，除了上课外，很少看见先生到班上来，我没有看到先生怎样‘化’到我们学生中来，是否是先生食言了。
    作文写得较长，还写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印象里，这篇作文是以开玩笑的语气写的，没有恶意，只是不很尊重。因为在当时，我已经和先生是‘牌友’兼‘棋友’了，悔棋之类的事也偶而有之，那时地位是平等的。以此地位，写先生时不甚尊敬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想来，有些后悔，也有些温暖。
    于是，一篇‘记随知先生’的作文就交给了作文里所写的老师了，我有些‘幸灾乐祸’的想法，‘看你怎样给分’。等卷子发下来，一看，没有评语，却给了88分的不错的分数（那个年代，可没有什么发发之类的‘迷信’，88分就是88分，没有什么幸运数之类的说法啊！再说，作文的评分，能得九十以上的是极少的，88分算是高分的了。）
    事后，牌照打，打牌时时有争执；棋照下，悔棋也不止。
    夫子平反回苏后，我去见了几次。在我手头还存有夫子给我的两封信。

（1） 于劭贤弟：
    你给我的信，以及你来访转告我的问好，我都收到听到而且心里感到极大安慰。四木等七人曾来叙谈，有的相隔廿多年，有的也十多年不见，全经历了历史上少见的不平常的遭遇。特别想到你，我以前听到关于你的讯息是“下落不明”。现在居然安然无恙，这是非常使我感到欣慰的。
    我的经历，你想来已听到一个大概。目前一切恢复正常，经济上也得到一些补偿，仍然教逻辑课，每周四小时。此后可以安居乐业，直到寿终。
    今后你若在假期到苏州来，一定来畅叙一次。
    我这里，只祝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有闲暇，就钻研些喜爱的知识。我想象你的前途还是很光明的。
    笔不尽意，只聊表我的欣慰和对你的祝愿罢了。
                                     谢随知手书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三日

（2） 于劭同学弟：
    适才四木同学来谈，关于你调来苏州事，略经周折，近能绕过人事局，快速进行。盼你能坚决定夺，勿再犹豫。以我处世经验，我深感中年是深造的最后机会，你决不应贻误年华。我建议你先进行苏州，昆山方面坚决摆脱，困难必能逐步克服。苏州的事，是一良好机会，专业也对口，切勿错过。万一不成，再进行上海方面的事，你体力好，智力也未减退，过去荒废多年，若再因循苟且，终生将无成就。当今人人都在为‘四化’作出自已力所能及的贡献，你不能见小不见大，自抱自弃。
    寒假您如来苏州，盼你与四木到我住处便饭，畅叙一，二小时。专此祝
全家好  
                                                  谢随知  80年代春节初一日
 
    师生之情，溢于言表，我不用再加上什么评论的了，而我，却被先生说着了，“再因循苟且，终生将无成就。”想想，真是愧对先生。
 
六、后事

    夫子去世，在苏同学和我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后，同学们商量了一下，给当时已经联系上的同班同学发了一份讣告。
 
讣告
    *** 同学：
    我们以沉痛的心情通知你，谢随知先生于一九九一年八月廿二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随知师遗体已于八月廿四日下午火化，参加追悼会的约八十人。
    随知师生前，历经坎坷，晚年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近年来，虽身患绝症，仍坚持工作，直到去世。
    回顾我们高中时期，深受随知师教诲，师恩难忘。为此，我们倡议：
    （1） 分散在各地的原五四届 2班和 1班的同学们，以唁函（电）的形式，寄托哀思。我们建议，唁电（函）寄苏州大学政治系，由系里拆阅后转交随知师家属。发电（函）人请注明本人职务，职称，以示郑重。
    （2） 经与随知师家属商量，决定在安葬后，由我们以五四届部分学生名义在随知师墓地建造供桌，表示对随知师悼念之情。愿参预者请于十月三十一日前函告…………，暂时请勿寄钱，待事定后另行通知。
    本函已寄…………等十二人，其余同学，请知道地址者相互转告。
                                                                    署名者十人（略）
 
    在苏同学的倡议得到同班同学的热烈响应，大家的心意——随知师墓地上终于树起了同学们集资建造的供桌，上面写有由著名书法家所写的“记念谢随知老师”事样。在中国，教师能得到学生们这样的‘待遇’的不多。先生地下有灵，当感欣慰。
 
七、后记
 
    前一、二年，我还不服老，饭吃得下、觉睡得好、走路如风；可惜的是，这一年多来，心力交瘁，诸事不顺，改东林书院联，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烦心。”于是，病魔也就借机‘进入’了，原来有的不起眼的‘小病’也就变成了烦人的大病。借此同班小聚的机会，我想写下这一段往事，用以记念谢随知先生，也了却我的一个心事。
                                                 于劭  2005年10日 7日
    （这一日子正好是我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五十三周年之日）

    注、2006年二月十七日当年班团支部书记谢**致于劭信（摘录）：“谢老师当时不到四十岁，称不上‘老’，但同学们因为尊敬他、喜欢他，故称他为老夫子，‘夫子’是中国对有人格魅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尊称，例如孔夫子、孟夫子。…………正因为当时的师生关系融洽而温馨，所以同学们平日里尊敬他而给了他一个爱称：‘谢老夫子’。”

人物系列之二：含泪忆陶公

一、前言

    时间过得真快，离开陶懋颀先生逝世已经快要十个年头了。
    懋颀是我的师长，也是我的兄长。 
    在陶懋颀先生去世时，我曾经发过一个唁电：
    “北京计算机学院陶懋颀夫人：惊悉陶公英年早逝，深感悲痛。先生一生，古道热肠，全力扶携后进，耿直处世，真书生本色。朋友们将永远记念。请师母节哀。                                                                                                               昆山于劭”
    短短的电文里，用了三个词来称呼陶先生：‘陶公’——这是好多同学背后的称呼；‘先生’——他教过我们；‘朋友’——这也是真实的描写。
    这些年来，总想写下些什么来记念他，可总是动不了笔——我是学数学的，不太会写文章。可是，我自已也是七十岁的‘老头’了，说不定那一天，阎王就会要我去报到了，因此，有了写些什么来记念陶先生的急迫感，时间，不容许我再拖延下去了。

二、附件：陶懋颀同志治丧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离休干部陶懋颀教授因病于1997年 9月 3日上午10时2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63岁。
    陶懋颀同志，江西新都县人，生于1934年 2月。194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到1951年 9 月在江西南昌中学学习。1951年10月到1955年 9月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完成大学学业。1955年 9月到1957年 8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任助教。1957年 8月到1978年 4月在内蒙古大学数学系任教，1961年11月评定为讲师。1978年 4月到1986年 9月在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任教，1980年10月评定为副教授。1986年 9月到1995年 4 月在北京计算机学院及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任教，1987年 7月评聘为教授，1986年10月到1991年12月任计算机科学系主任。1995年 2月离休。
    陶懋颀同志在青年时期就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在江西南昌读高中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宣传党的理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团结教育广大进步青年的秘密活动。
    五十年代初在清华，北大攻读专业理论知识时，学习勤奋刻苦，是当届同学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毕业后即留北京大学从教。
    不论处在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陶懋颀同志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情怀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热爱党拥护党，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始终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和要求自已，自觉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陶懋颀同志到内蒙古大学后，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教学效果很好，热心帮助学生，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他在科研方面表现也很好，在基础数学研究和图论研究等方面，已开始做出了研究成果。
    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期间，陶懋颀同志一如既往，工作中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教学上认真备课，讲课，在同志中讲团结讲互助，在承担大量教学任务的同时，又担任了中国科大少年班的班主任。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既严格管理又体贴关怀，受到了少年班学员和学校同事的好评。由于工作表现突出，获得了中国科技大学先进工作者和优秀教师光荣称号。代表中国出席了西德国际天才儿童会议，他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赞赏。
    陶懋颀同志在北京计算机学院及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工作期间，积极主动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在担任计算机科学系系主任期间，他团结动员全系教职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在学科建役，队伍建设，教育教学改革，科研活动等各方面工作中开拓进取，将全系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陶懋颀同志数学素养甚高，早年即广泛涉猎数学各分支。教学中他先后主讲过十几门数学专业课，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成果丰硕，他所教过的学生已遍及祖国各地。在科研方面他是我国早期图论研究的带头人之一，并在微分方程，泛函分析，图论及定理的机械证明等几个研究领域上撰写过数十篇论文，有的在著名大学的学报上发表，有的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一些论文先后在全国图论会议上宣读，同行专家评论为‘作者图论分析功夫和数学论证的水平是高的’，在图论的许多方面‘都作了很有价值的工作，取得了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陶懋颀的科研成果受到了同行专家高度赞扬，成为我国公认的图论研究中有影响的专家之一，而且在培养青年图论研究人员的工作中也受到了大家的称道。近年来，又致力于分形集合几何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出版专著。
    离休以后，陶懋颀同志仍以满腔的热忱关心学校的工作，在学院的教学和科研中继续发挥自已的作用，对学校三年上台阶规划出谋划策，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仍以一名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感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任务。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都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应用分形图形库的分析与建造’课题通过了专家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该课题研究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与同类工作相比，其图形库的完备，工作平台以及数学分析方面的工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先后参加了全国华罗庚金杯赛和全国数学希望杯赛的竞赛组织工作，并亲自带队组织中国少年奥林匹克竞赛团赴日参赛。
    在患病住院期间，陶懋颀同志仍然惦念着学院、同志和他人。在病重时谈到的仍然是工作。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祟高思想境界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强意与。
    陶懋颀同志一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教育岗位上克尽职守，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已毕生的精力。
    陶懋颀同志安息吧。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陶懋颀同志治丧委员会
                       1997年 9月 4日
 
三、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总是容不下那种直言敢言的爱国者
 
    看了陶先生逝世后单位的悼词，心里有些‘那个’，怎样说呢？
    悼词里用了多少赞美的话句啊，但是在关键的地方，只是说了一句话：“不论处在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要知道，为了这“逆境”两字，陶先生用了一生几乎所有的时间去赎‘罪’。说直了吧，陶先生曾经是‘右派’，一个人人都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右派。为了这两个字，陶先生受了多少苦。甚至在文革结束后，为了学生要推选他出任北京一个区级的人大代表，‘有关方面’还要把他的那些‘右派材料’抖出来，用来向学生说明：‘此人不可重用’。而当人死了，不能再说话了，就可以用最美的语句来赞美他，把他看作‘组织’的骄傲。
    其实，陶先生是一个热心助人，又是嫉恶如仇的人，由于他的正直和热心，他得罪了不少人，特别是当权者；又因为他的热心，他的正直，他又受到同事、学生的拥戴，而这两者的结合，也就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
    如果当政者真如悼词里说的，在生前就那样评价他，那么，他可以作出更多的工作，少受好多好多的气，可惜的是，在他在世时，在不少人看来，他是一个‘多事者’，一个‘不听话的人’，一个‘不能重用的人’。
    其实，这也是不少‘右’派们的共同悲剧。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容不下那种直言敢言的爱国者呢？

.待续

敬请娓娓道来，留下一笔珍贵的史料，好让我们子子孙孙记忆！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容不下那种直言敢言的爱国者呢？

我想因为实际上“它”要求的是“爱”（把一切奉献给）“它”，而不是要“爱国”。

谢木匠兄，你的跟帖可谓‘画龙点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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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印象中，是在大二，开始是丁同仁先生开‘微分方程’课，小班的习题课则是陶懋颀先生上的，到下学期，就由陶先生开课了。那时的师生间的关系确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陶先生对我，也就是习题课多调上几次黑板而已。要说当面接触，在我的记忆里，也就是一次为了考试的事我去找丁石孙先生的那个晚上，陶先生和吴文达先生都在丁先生的单身宿舍里，静静地听着我向丁先生谈起因为事先知道考题而要求重考的事（那时的考试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考，抽考题的。因此，有时隔几天考的先后两人可能考同一个题目）。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是对中国知识份子的一次警钟，原来说得那么英明、伟大、恍如天神的斯大林‘同志’原来竟是那种无恶不作的人。接下来的‘波、匈事件’更是令人深思，尽管报上反复的宣传说是帝国主义挑拨下，国内反动份子作乱，但是，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读出来’：‘反革命暴乱’的参加者中绝大多数是该国的‘人民’，也就是‘工农大众’。工农而反对‘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什么？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青年知识份子的震动。人们急于想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些外文好的师生就在图书馆内当时各外国‘兄弟党’的党报上找到了这一文件。好事者如陶懋颀和任大熊（也是数学力学系的青年教师，文革中在监狱里，据说是组织狱中‘反革命小集团’而被枪毙了）两位先生，还有我的同宿舍的同学陈奉孝也参加了翻译，就把这一‘秘密报告’翻译了出来。
    北大‘五·一九’时，大字报满天飞，据说，任、陶两位把‘秘密报告’公开了出来，我只在大饭厅前的布告栏内看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这几个大字，没有看到正文，估计是还没有公布或者已经被‘有关方面’撕掉了吧。任、陶为什么要公布这一文件，我至今不清楚，可能，是‘以天下为已任’的传统思想鼓励他们这样做吧。文件公开后，在师生中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支持者、反对者都有，记得是当年的某系一年级一些学生吧，贴了大字报，公开反对，并提出要和任、陶两位‘辨论是非’。在那次‘辨论会’上，我和张景中相约，一起去参加了，在会上我发了言，支持陶先生的做法，大意是：“懂外文的人可以在图书馆里看到报告，不懂外文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读到报告了？”应该说，当时的辨论会确是十分‘文明’的，双方摆出观点而已，绝无后来盛行的‘肢体接触’之类的事。顺便说一句，在我的右派‘罪状’中，这也是一条。
    这就是我的‘交代’：当年我和陶先生间的‘全部交往’。其后，反右之风愈来愈紧，陶先生也被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他的那顶‘右派’帽子是在内大时戴上的），彼此间也就断了信息了。也就是说，在七九年以前，我和陶先生其实并没有什么深交。

五、亦师亦友

    我和陶先生的‘私人交往’是从1979年开始的。
    自1960年底我离开北大后（名义上是‘开除学籍’，其实，是我自已提出要走的），在老家昆山农村耽了十八年，由于肚里有着一股气（我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北大总是这样对待我），因此，我下决心不再和北大‘发生关系’，也不再（实际上也确实不可能再）和‘数学’‘发生关系’，这样，我是从老师、同学们的视线里彻底地‘消失’了。
    到了一九七九年，右派问题开始逐步得到解决。1978年底，我的一个在复旦工作的亲戚偶然和他的一位同事谈起我的情况，而这位同事正好是我计算班的同学，他知道了我的消息，写信给我，一定要我去上海见个面。三月四日，他和我谈到了一些熟人的情况，据他所知，陶先生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得到这一消息，回昆山后我即写了一封信寄出，由于情况还不明朗，信里只是简单地问候。没有想到的是，九日就收到了回信，这在当年，速度之快可以说是奇迹的了。信的全文如下：
    于劭同志：
    收到你 3月 5日投邮的信，异常高兴；同时又很是感慨。
    今年 1月19日到26日赵立人同我到北京出差，见到了 ***，*** ，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谈起了你，但除了知道你可能在昆山以外，什么也不晓得。
    请即来信，告诉我们你这二十多年的主要情况。
    张景中，杨九高（注：即杨路）同志现在这里，正在着手办理调入这里的教研所的事，目下还不能说已无任何困难（学校领导及系领导都是十分愿意的，目下是人事部门具体人员的一贯作风在捣乱）。
    这里，除赵立人外，北大同学有二十人左右。
                       祝
近安。（如有近照，盼赐一帧）
                           陶懋颀上  79. 3. 6
    信后还附上了张景中、杨路、赵立人三位老同学的简短的附言，看得出来，知道了我的‘下落’，他们都很高兴。
    陶先生很细心，在这封信里说到了景中和九高调入科大的困难，怕我多心，以为是推诿，在我还没有写出回信时，他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他在信里说到，中科大将成立‘数研所’，只要我愿意，他愿意为我尽最大努力。
    但陶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其实我并不想进科大。原因有二：一是当时我刚迁居昆山几个月，在昆山住的是中学的公房，如果我真的去了科大，从当时情况看，母亲和女儿的安排（户口、住房）是无法解决的（陶先生当时是讲师，也还只能住在两人共一室的公房里），那么，让老母亲和女儿住到什么地方去？其次，我在农村十八年，当时是别了一口气离开北大的，心中也曾发过誓，此生不再搞数学，十八年来，离数学是远远的，更不要说是‘计算数学’了，我凭什么资本去搞计算数学。
    收到陶先生的第一封信，我即回了一封信给陶先生，说了我的想法：如果能进合肥科大附中，是最理想的，进附中教书，我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到了那里，再下功夫啃一下业务，成则再设法进科大，不成也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了；如其不行，当时**兄已经为我联系了江苏师院，看来也是一条路。看到我这封信，陶先生给了我这一个星期中的第三封信，要我根据我的情况自已决定，他将尽最大努力给我提供支持。信中，他说到自已：
    “关于我的情况，也是一言难尽。我如果要有些伤心的话，不是个人的侮辱，这些我从来都是以极大的篾视来看待的，而是个人的青春的被浪费，想起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但清醒时，感到唯一正确的是奋斗，要让那摧残青年的，毁坏人才的，阻挡社会前进的势力得逞，那才是我的失责呢。”
    “谈谈我的经历，我1957年 8月去内蒙，在内蒙古大学工作，1958年 6月，被打成右派（事后得知，在定性时，他们不知道有划右派的标准），劳动（挑粪养猪种地盖房子，什么也干过），1959年10月，摘帽子（即把帽子从头上掀到背上来，一如背草帽一般），1964年 8月结婚，一直两地分居迄今15年了。有两个女孩，大的11岁，小的 4岁。历次政治运动都要整我，给我以很大的教育，1978年 4月调来科大；工作上由于听话，什么都干（我教过几乎全部数学系教师教的基础课，本系的，外系的。也教过初等数学及物理），所以我是‘万金油’。”
    其后，陶先生和我间有了不少信件交换意见，从这些封信可以看到，陶先生为我可能走的几条路都作了安排。到科大，只要我说出口，他马上努力（只是此时已开始紧缩了，失去了时机）；到江苏师院，他要我去找姜礼尚先生；到苏州工专，他给我出了一张写得我有些脸红的介绍信；如留在昆山，他要我攻‘数理逻辑’，甚至至给我联系了辅导老师，寄来了参考书。真可以用‘关怀备至’来描述陶先生为我所做的一切了。可惜的是，我在昆山，由于在教学上陷入过深，且再次结婚后，家务不少（爱人和孩子全是多病），未能完成陶先生让我攻‘数理逻辑’的任务。
    从后来陶先生给我的信中，我感觉到他对我未能去合肥工作是失望的，这样，次年（一九八零年）‘五一’之际，我去合肥看他，更深入地谈了我的情况，感觉到，他对我不能到大学工作有了真正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