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锫坚

    54岁的王小鲁脸色红润，笑声中带点孩子气。笑容在话语中持续，大多情况下温和而毫不夸张。但当一段话语到了不得不结尾，被仍旧向前的笑声抛在突然沉寂的半空时，笑声开始显得突兀。
    王小鲁现在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一个中规中矩的研究者。与同龄人一样，他经历过社会浪潮的多次冲刷。难得的是，从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思想阵地《未定稿》杂志，到1989年出国留学，王小鲁见证和参与了改革开放以及整个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回忆中的那十年，让他的话语变得丰富而显露激情。
    时至今日，王小鲁依旧保持着从容的心态。谨慎温厚的性情一直将他圈在经济研究的疆域内，未有跨入动荡的政界，或是充满诱惑的商界，如他生命道路中曾有的许多同行者那样。除了那充满激情、斗志和激烈变革的十年，文革时期的农村生活以及1990年代初在澳大利亚苦读博士的“洋插队”经历，让他在逆境中磨炼着坚忍的性格。
    进入《未定稿》
    1970年代末是文革以后，新旧思想冲突最激烈的时段。类似“两个凡是”等口号，已成为历史的几处标记；而时间有如此的销蚀力量，即便像王小鲁这样的思想冲突亲历者，也会突然间一时想不起“两个凡是”的具体内容。1978年，27岁的他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进入了最前沿的思想阵地——《未定稿》。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中国思想史的许纪霖曾经回忆说：“如果要研究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未定稿》肯定是一本不可忽略的杂志。”
    实际上，《未定稿》有着更多的政治背景。1977年，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指定几个人接管社科院，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任副院长，号称三驾马车。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组织文、史、哲、经各方面学者，出版批判“四人帮”理论的书籍，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写作组。《未定稿》即是这个写作组的另一产品。
    《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林韦被指派为《未定稿》审稿。“老人很开明。他觉得不能只找老人，还要找年轻人来写。有人告诉我这件事，说如果感兴趣就送篇文章给他。”就这样，王小鲁的文章被林韦相中，他成了《未定稿》的一员。通过相同方式进入《未定稿》的还有另一个年轻人王小强。
    但这次机会并非完全的偶然事件，曾主持《未定稿》的另一老人李凌曾回忆说，两个青年人“写来的文章很有水平，大家传阅后都同意调入写作组。”王小鲁的文章是对当时经济体制，包括农村政策的反思。
    从1968年在山西汾阳插队开始，王小鲁养成了写作习惯。他在农村呆了7年，把农村社会这本书读透了。刚下乡时，他还和农民有很大距离，后来完全融进了农村生活。可是，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他干完白天的活后，晚上他通常都用来看书。那个书和思想的世界，离现实的苦日子如此遥远，难以找到融通的桥梁。那时候，他觉得好多现实问题没法解决，想从书里找答案。“书读得深了，离经叛道的想法也越来越多。”
    “我呆的那个村子，年年都有逃荒要饭的人，粮食不够吃。这时你就会反思，国家的经济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王小鲁说。
    文革时与王小鲁交流思想的那些朋友，大部分都没有走社会科学的路。而他，却从汾阳农村，到山西铝厂，再到社科院的办公桌。短短几年，身份经历了突变。
    思想解放
    在新旧思想的冲突中，《未定稿》扮演了重要角色。林韦曾说，“未定稿”这个名字好，既然是未定的，就可以拿出来讨论，可以稍微胆子大一点，开放一点。这种定位，也对编辑有保护作用。
    1978年末《未定稿》开始筹备，虽然“四人帮”已被打倒两年，“两个凡是”观点仍然根深蒂固，学术领域仍有许多禁区。1978年12月4日试刊第一期时，《未定稿》给自己提出任务：“着重对当前思想理论战线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探讨、研究和评论的文章。有些文章的思想内容不一定成熟，但它如果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有一定的见解，有助于活跃思想、打开思路、破除迷信、冲破禁区，对进一步深入探讨有所启发，本刊也准备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予以发表。”
    这本铅印的小刊物封面朴素，页顶印有“未定稿”三字，下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作组、年月日”。接下来就是文章，一期登出一两篇。但刊物出得很快，一个礼拜就有一期。《未定稿》开始只印几百份，发到社科院各研究所，送中央，送各地省政府、省委政策研究室。除了各级领导，一些大学图书馆也可以看到。尽管印数少，它的影响却很大。一有新鲜思想出炉，学校师生往往奔走相告。
    《未定稿》是一个明显有过渡性质的言论阵地。王小鲁记得，当时它刊登过不少突破禁区的文章。比如，在农村方面有包产到户调查的文章，在政治思想方面有写新闻开放的文章，在法学方面登过主张“无罪推定”原则、要求保护公民权利的文章，在经济学方面登过主张商品经济的文章。“当时不能说市场经济，但说商品经济大家都明白是指市场经济。”此外，杂志还刊登了彭德怀庐山会议的《万言书》。
    但《未定稿》也受到了极大压力。1979年10月，社科院的陆学艺等人到农村调查，带回三篇由安徽同志写的调查报告，介绍该省肥西县山南区有77%的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战胜了严重的干旱获得大丰收。《未定稿》认为这三篇调查报告和评论文章很好，决定发表。当时社科院领导获知此事后，对编辑进行了严厉批评。因已经发排，院领导下令只准作为“增刊”印二百份，不发给一般订户，只发给少数有关学者和领导参考。即便如此，这期《未定稿》仍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共甘肃省委原准备下令对一些零星自发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进行整治，在接到这期《未定稿》后，省委负责农业的书记建议重新研究，结果决定准许各县都搞一些试验，根据实践的结果再作决定。
    红火了一年的《未定稿》从1980年开始挨批。有人认为，《未定稿》和主流基调不一致，有几篇甚至明显唱反调，比如包产到户。于是，林韦被撤，《未定稿》也从一个直属于社科院院部的机构降格，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任编辑期间，王小鲁曾在《未定稿》上发表过一些文章。1979年他发表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是科学的吗？》，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暗示当时很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有“左”的东西阻碍了社会发展，应进行经济改革。这篇文章反响不错，后来又在《哲学研究》发表，并于1984年获得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发展组
    打倒“四人帮”后，理论界气氛宽松起来，一些活跃的回城青年开始组织沙龙，办讨论会，探讨经济社会问题。回忆当年的活动，王小鲁颇为兴奋。“大家经历差不多，都是插队回来的。有时去公园讨论，有时也去社科院经济所。”
    就在这样的沙龙气氛中，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组织——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诞生了。
    农村经济研究专家杨勋在其回忆录中说，1980年秋，她与社科院农经所人民公社研究室的陈一咨，在副所长王耕今家聊天，发展组的蓝图就此描画出来。他们提议由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一批1977级和1978级的大学生参加了这次调查活动，这些人大多是中高级干部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以人民大学78级经济系的居多，包括杜鹰、白南丰、周其仁、白若冰等；还有农经系的陈锡文，工经系的白南生、罗小朋等。这个圈子的核心人员还包括邓英淘、王小强等人。多年后，不少人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他们从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那里筹到两万元人民币作为研究经费。1981年7月中旬，一个20多人的民间调查队伍，浩浩荡荡开到安徽滁县地区。8月底，他们带着调查成果回到北京，为国庆节后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一份系统全面的农村调查资料。
    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后，中央发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1号文件，肯定了生产责任制，农村形势开始好转，安徽的责任田试验被中央承认，邓小平专门讲话肯定了安徽凤阳的包产到户。当初被人攻击在安徽支持包产到户造成混乱的万里也随之出任国家农委主任。
    发展组这个非正规组织，后来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1号文件的制定，被认为是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直到1981年11月，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才在北大正式成立，在争取到人事编制后，发展组成为社科院农村所的一个研究室。
    尽管人事关系在社会科学杂志社，王小鲁在业余时间也是发展组成员。和这个圈子的其他积极分子有所不同，他没有过多介入政策制定。农村调查
    农产品流通渠道是王小鲁关注过的一个问题。1981年，农业经济开始有所发展，但流通体制仍是统购统销，垄断性很强。四川当年柑桔大丰收。但当地政府规定，必须由供销社统一收购，不许民间流通渠道插手。公路铁路设卡，由带枪的民兵值勤，禁止柑桔外运，结果柑桔大批腐烂。得知这个消息，王小鲁与白若冰、陈一咨、孟繁华一起到柑桔主产区四川江津、仪陇等地调查。
    王小鲁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情景：“开始农民不说真话。聊得投机了，才开始说真话”。一位农民端来一大碗红糖水煮鸡蛋，激动地说，“回去跟中央说，包产到户政策千万别改啊。”
    后来，王小鲁执笔写出“四川柑桔流通问题”的调查报告，主张打破垄断，放开农村流通渠道。文章挑战了传统流通体制。
    1984年以后，发展组成员开始转到其他机构，主要有两个方向：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和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1985年，体改所正式成立，王小鲁去了这个机构，并成为《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杂志的主编，1986年后担任发展研究室主任。
    由于在《未定稿》的编辑经历，王小鲁也加入了《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还参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改革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作为会议论文的评议员。回忆起会议上火热的争论场景，他说自己扮演了价格改革的听众和支持者的角色。
    今天
    1989年2月，王小鲁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在8年多的海外留学中，王小鲁曾于1993年回国，感慨良多。“1980年代进行改革，当时我们心里都没谱，不知道改革能不能顺顺当当的走通。1993年回国，发现这条路基本上走通了，市场经济的方向明确了。”
    在王小鲁眼中，农村插队和在澳大利亚的经历，都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异国他乡，接受了正规的经济学训练，这个早熟的经济学者吃力但顽强地弥补着过去的缺失，从英语、现代经济学方法到国际视野，也许还有更坚韧平和的心态。
    近几年，在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研究过城市化的规模优化、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农产品的价格和收购体制、市场化程度、地区差距等问题。这些研究都对政府政策或理论界的思维产生过影响。当年发展组的朋友，有的从政，有的经商，而王小鲁仍在做研究。“做这个得心应手，兴趣在此”，他对自己的定位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