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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节选自《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第7章第4节（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226）

至此为止，本章的所有论述都是试图将读者从被西方经济学所蒙蔽的状态中引导出来，但都是将错就错展开讨论。而西方经济学效用论的真正问题在于效用最大化的不可证明性。

效用最大化并不像利润最大化一样可以明确的度量。利润最大化是通过相对价值尺度即货币价格的变化来衡量和判断的，整个会计学就是用来计算利润的。但是我们没有建立一个类似货币价格一样的“相对效用”尺度，因此，我们并不具有计量主观的效用的任何可能性。

在我们假定经济行为者是理性的前提下，我们说效用最大化是一个行为准则，倒不如说是我们对消费者既定行为的一个不得已的认可，这种认可就是心理学“理性人行为必有动机”原则的运用，我们必须承认交换者的行为是效用最大化，否则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一个非理性的对象，也就是说，理性人假定当中已经包含了效用最大化假定。

这就涉及到如何定义“效用最大”的问题，最终演变成为自我循环定义：效用最大的行为就是消费者采取的理性行为，而理性消费者的行为一定是效用最大行为。所谓的“效用最大化原则”不过就是要求理性人的行为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动机而已，而这一点是不可证明和无须任何证明的，是由我们“定义”出来的。

效用，不像利润一样具有外部判断的可能，而是消费者消费时的自我感觉，是否最大只能由消费者自己判断。我们可以用会计审计来判断厂商行为是否合理，比如是否倾销、是否有暴利、是否有价格歧视、是否违背投资人意愿等等，但是我们不能用外部审核的方式判断一个消费者行为是否符合效用最大原则，这等于是医生在诊断一个人是否有神经病。本书在一开始就将需求量定义为效用最大时的需要量，从而彻底放弃对效用最大化问题的“研究”。

凡是作为规则或约束的东西，必然有违规和例外的可能性，如果永远都不会被违背，则不能称其为规则或约束条件。我们可以将作为消费者的人的行为归结为两种状态：消费或者不消费。而不消费又可以理解为是对“储蓄”产品的消费。凯恩斯给出的Y＝C＋S其实就是消费者购买了价值为C的商品和价值为S的“储蓄”时的预算线。显然，消费者随意改变行为，都永远不会违背这个约束，上式恒成立，换句话说消费者行为实际上不受任何约束。或者说，由于“储蓄”的计量单位和价格是消费者自行指定的，是一种心理感觉，所以这是一条斜率任意指定的直线。这样，因为消费者行为点永远在Y＝C＋S上移动而不存在脱离此预算线的可能，假如存在效用最大化的无差异曲线的话，必然要和此直线重合或者仅是此预算直线上的一个点。

这个道理其实西方经济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就是将消费者资源分解为作为生产要素出售（劳动力）和自用（休闲）两部分。而这种分解是永远成立的，也就是说，凡是消费者不出售劳动力的时候，都可以看作是将资源用于自我休闲。也就是说，消费者就算是莽撞行事也永远不会违背这个“约束”，反过来说就是不受任何约束。这样，在行为不受约束的条件下，单单根据一个效用函数是无法证明效用最大化的存在。也就是说，消费者无论如何以什么方式分配其资源，一定是效用最大的决定。

或许有些读者会说，消费不可能大于收入、用于出售的劳动时间不可能超过每天二十四小时，这就是客观的约束。但是要知道，经济学面对的是有效需求和供给，而超出这个约束的需求和供给恰恰已经不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了，只要是有效的需求就必然不受约束。

效用最大化并非什么消费原则，而是我们对已经发生的理性人消费行为的一种称呼，因为没有不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行为存在。因此，由效用最大化原则衍生出来的一切经济学说都形同虚设，不具有任何经济学价值和意义。

我们在本书的前面，就把理性人界定为了正常人。在只将理性人作为经济学对象的前提下，效用论经济学家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承认消费者的任何行为都是效用最大化，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认可或不愿意认可我们面对的经济都是非正常人的行为结果的判断。

不分析效用何以度量，既没有效用最大化，也不能对“趋利避害”有解释。以“理性人行为”替代质的规定的“效用最大化”等于对同样一个事件作不同文字描述而已，并没有使理论前进半步，而且还有倒退。至少西经还有一个“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可是主贴连“约束条件”都没有看到。“本书在一开始就将需求量定义为效用最大时的需要量”，这是说完全满足才是效用最大化，这个说法其实是无资源约束的最大化。就是资源不稀缺时的最大化。可是如果资源都充裕得心想事成，还需要“经济学”么？而在资源稀缺约束之下，就有一个怎样在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品种之间分配已有资源才能使每一个人获得最大享受的问题。这就是资源利用的效率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每一个人都按照“趋利避害”的动机行事，每一个人都将利益最大化，资源无论怎样在人际间分配都是有效率的。西经很大的篇幅都在证明这一点，包括一般均衡问题。如果被证明，则是“存在即合理”，不仅感觉上还在抽象逻辑上都是如此。

可以批评这个论证的不合理。但是将“效用最大化”换为“理性行为”又怎样证伪了原理论？

钱皮放弃效用最大化的研究并不等于效用最大化不可以研究；就如同西经放弃基数效用的研究不等于效用没有基数性。

以下是引用ruoyan在2007-1-4 11:39:00的发言：

可以批评这个论证的不合理。但是将“效用最大化”换为“理性行为”又怎样证伪了原理论？

钱皮放弃效用最大化的研究并不等于效用最大化不可以研究；就如同西经放弃基数效用的研究不等于效用没有基数性。

理性人行为＝效用最大化，可以互代，我没有说两者哪一个更进步一些。我并没有要证伪效用最大化，只因为理性人假定在前，所以效用最大化是被假定出来的，无须证明。我认为效用最大化可以成立的，只是多余，有理性人假定足矣。

西经那个预算线方程约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永远都不可能违背。没有例外的恒等式或定义式不叫作“约束”，这已经说过多次了。

资源本来就不稀缺，稀缺论是站不住脚的，稀缺是私有化的代名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稀缺意味着没有支付能力，意味着没有交换发生，意味着没有经济现象存在。交换就是互通有无，有和无都是单方面的，总体上不缺，为何要把视线集中在“无”上而藐视“有”呢？不能把陆地上缺水说成是地球上缺水。

人就是活在不断的需求和满足当中，这是心理学的结论，ruoyan有什么意见？每一次交换都是交换双方的一次满足，心理学叫做解欲。

一般均衡理论压根就站不住脚，利用不老为儿不动点定理对均衡的证明是建立在n种商品的价格都可以加和之上的，真是天大的笑话。1元/KG米＋1亿元/架飞机＝？

均衡是时点上的一种存在状态，需要用存量来描述，而西经用两个流量（需求量和供给量）相等来描述，幼稚！

任何交换都是一次均衡，即每一次交易的价格都是均衡价格。价格天生是波动的，因为人的价值判断是变化的，故而可以说“均衡处处存在”。

经济学本来就无大用，要不我还说终结它干吗？西经大多都是错误或者废话，偶尔有正确的表达，也不过是街头小贩都知道的商业常识而已。

以下是引用钱皮在2007-1-5 0:02:00的发言：

人就是活在不断的需求和满足当中，这是心理学的结论，ruoyan有什么意见？每一次交换都是交换双方的一次满足，心理学叫做解欲。

基本概念错误。稀缺不是稀少。稀少是绝对数量的少，稀缺是相对数量的少，相对什么？相对“需要”。如果总资源不稀缺，由于私有化可以成为一部分人的稀缺；但如果都稀缺，就与所有制无关。所以，稀缺是“独立变量”。如果需要都被满足，不稀缺，还要去交换做什么？生产也无必要。交换满足也是相对满足不是绝对满足。对满足的追求与满足的实现不等同。而没有不满足也就没有对满足的追求。

以下是引用钱皮在2007-1-5 0:02:00的发言：

西经那个预算线方程约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永远都不可能违背。没有例外的恒等式或定义式不叫作“约束”，这已经说过多次了。

预算约束的本质是资源的稀缺。假定有M、N两种物品存量为Em，En，如果以统一总量表达，就需要单位（量纲）的统一。假定存在一个单位换算率R=ΔXm/ΔXn，则总资源可以表达为： E=Em/R+En，这是以N的单位计量总资源的表达。这个等式就是资源约束，所谓约束是对满足消费欲望的约束，消费者可消费的不可能超出这个资源水平。如果需要量（欲望量）超出这个资源水平，约束就显现出来。货币价格表达的预算线是这个资源约束的复杂形式。

以下是引用ruoyan在2007-1-5 11:08:00的发言：

不成立之说，有些武断。

主帖上给的链接：我们受到了什么约束，你再看看，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

预算线I=P₁X+P₂Y，是一种事后算帐方法，永远都不会被消费者违背，闭着眼睛消费也不会违背，因此不是一种约束。

所谓稀缺不过是说东西不在自己手里，但它一定在对方手里，如果对方手里也没有，就不存在交换的可能了。经济学不考虑无效需求，就决定了不存在稀缺问题。既不考虑无效需求，又要谈论稀缺，内部逻辑不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