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现代高校学术机构体制与功能的一项考察

胡逢祥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陈以爱著，台湾政治大学1999年版，另有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
　　孙敦恒著，载《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

　　在近年学术界颇为趋热的二十世纪学术史回顾与研究中，有关现代高校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尤其是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讨论，始终是人们比较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方面固然与两校在现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但更主要的，显然是因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创建过程中确起有某种开风气、示规模的作用之故。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中国现代最早建立并成功运作的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它创建于1921年底，全盛期虽仅四五年的时间，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关于国学门的详情，原先因材料分散，一般人对其了解并不太多，自台湾学者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出版后，情况大为改观。该书从发掘第一手档案资料入手，并广泛采集各种私人回忆录、日记书信、文集、报刊杂志和有关研究论著，不仅对国学门的创设和活动始末作了翔实系统的考察，还对其运作理念、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关系，以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等，作了颇为深入的理论探讨，无论在史料运用还是问题切入的视角方法上，都给治现代学术史者以有益的启示。
　　作者自谓：“本书之撰写，虽未能就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出现之原委、特质及影响作全面探讨，却愿以北大国学门的创建与早期发展为重心，就下列问题展开初步讨论：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在中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具有那些特质？当学术研究被纳入现代学术体制后，其发展面貌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简而言之，本书希望通过对国学门发展历程所作的论述，能让我们了解到外在学术环境之变迁对学者及其学术工作所带来的影响为何。”[1]而从内容看，该书撰述的重点明显落在国学门的“整理国故”实践及其对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影响方面，相比之下，对于机构自身体制和功能的论述，则显得展开不多。
　　其实，在国内大学建立学术研究机构的设想，可以追溯到晚清京师大学堂时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即提出，在大学堂之上设立大学院，“大学院为学问极则，主研究，不主讲授，不立课程”。翌年，又改大学院为通儒院，召大学堂毕业生入内深造，作为“研究各科学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其院生不上堂，不计时刻，“但在斋舍研究，随时请业请益，无讲堂功课”，五年毕业。而民国初年发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亦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教授与学生极深研究之所”，院内“不设讲座，由导师分任各类，于每学期之始提出条目，令学生分条研究，定期讲演讨论”。院生学习“不立年限”，如“自认研究完毕，欲受学位者，得就其研究事项提出论文，请求院长及导师审定，由教授会议决，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2]其规制基本上已无异于后来的研究生院，惟因当时条件所限，未能真正付诸实施。1917年蔡元培出长北大后，为实现这一构想，曾在校内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然行之三年，结果大不如人意，乃复思改组，于是国学门遂应运而生。
　　国学门的体制，从组织结构看，包括三室五会，“三室”谓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室，“五会”即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就其工作性质与目标而论，陈以爱认为，此乃一种“兼具今日大学研究所与专门研究机构这两种性质的机构”。[3]而在我看来，国学门作为学术机构的功能至少包括三大方面：首先是为文科高级研究人才的培养进修提供条件，具有类似今日研究生院的功能。其《研究规则》称：“凡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又未毕业及校外学者，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皆可随时到本学门登录室报名”，经审查合格后入所研究。而“研究生遇必要时，可要求本学门主任与有关系之各学系教授会，代请本校教员及国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其次是专业研究机构的功能。事实上，申请入所的，不仅有研究生，也可以是本校教师和校外学者，或为教师和研究生共同组成的课题组，[4]而由国学门提供一定经费，其《组织大纲》规定：“本所各门设奖学金额若干名，每年给予国币若干元。”[5]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则由编辑室负责编辑出版。第三是组织学术社团开展日常活动的功能。国学门的五会，不仅是研究室，同时又大多兼具社会学术团体常设机构的作用。其中歌谣研究会原先就是一个学术社团，并入国学门后，会员一度遍布全国十多个省；1923年和1924年相继成立的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后改名方言研究会）也都向校内外公开征求会员，并允许不在北京的人可作为“通讯会员”加入；考古学会的情况与此相类，只是专业性更强，成员不及前两者面广罢了。
　　国学门之所以采取这种多功能的体制，自有它实际的考虑。清末民初以来，新学人士要求在国内建立此类机构的设想或呼吁，大多不出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法兰西学院(L’Institut’ de France)两种模式。前者最初由一些民间学会组合而成，获英国皇家特许后，尽管得到政府的某些支持，但仍属独立的自治性社团，其制定章程、任命会员，皆无须任何形式的政府批准。在体制上，它并未建立自己的科研实体，而是通过指定研究项目、资助研究、制订计划，以及会员与外界联系和开展研讨会等方式，来实现其基本工作目标的。1923年陈训慈在《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中强调的学会组织，体制便近似此类。后者为法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下分五个学院，从事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等研究，为具有固定编制的实体性机构。民国初年马相伯等人倡议设置的函夏考文苑，即仿此制而来。两种模式，实各有所长，国学门的体制，应是在比较其间的利弊后作出的选择。蔡元培即认为：“清季的教育制度，于大学堂以上设通儒院，可以算是一种研究学术的机关。但这是法国法兰西学院、英国皇家学院的成例，专备少数宿学极深研究，不是多数学者所能加入的。外国大学，每一科学，必有一研究所；研究所里面，有实验的仪器，参考的图书，陈列的标本，指导的范围，练习的课程，发行的杂志。”[6]他的观点，显然比较倾向于仿效西方大学研究所的制度。从当时北京大学财力有限，而学生及社会学术资源却相对丰富的实际出发，国学门采取研究所与学会结合的体制，以少数专家引导分散于社会的相关学术力量加入新国学运动的做法，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工作能量和迅速扩大社会影响，应当说是十分有利的。
　　国学门成立后，高举“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大旗，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声威，迅速在学术界崛起，以致国内一些高校纷纷起而效之。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议决设立国学院，并制定了系统整理国学的计划书。1925年底，厦门大学也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并于次年，在原北大国学门成员沈兼士、林语堂、周树人、顾颉刚等人的加盟下，按照国学门的模式，制定了厦大国学院《研究院章程》和《办事细则》，设立了考古学会和风俗调查会等机构。而1928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不但主事者中顾颉刚、商承祚、容肇祖等多出自国学门，在组织体制上，其所设之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亦多仿国学门而来。
　　但与此同时，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起，高校也出现了另一类学术机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该院创建于1925年，至1929年6月停办，先后延续四年，对其始末，孙敦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中，汇集相关档案资料和文献，作了较系统的记载。
　　从体制和功能看，清华国学研究院没有北大国学门那样复杂的建制和多功能特征，而纯粹是一个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机构。其《章程》明确规定：“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目的专在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导师梁启超也一再对学生说：“设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专欲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并称“研究院的目的，是在养成大学者，但是大学者不是很快很短的时间所能养成的。”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应首先培养做学问的能力和良好习惯，“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并且要得精深结论，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磨炼，使其治学方法与治学兴趣都经种种的训练陶冶，才可以使学问有所成就”。围绕着这一目标，在学生的招收、学习和毕业等环节上，它都制定了一套相当规范的操作制度。
　　首先，学生入学须经严格的考试，“投考手续约分二步：第一步报名，听凭审查资格，合格者由本院发给准考证一纸。第二步持此证应考。考题分三部：第一部，经史小学，注重普通学识，解答问题；第二部，作论文一篇；第三部专门学科，分经学、中国史、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语（英文，或德文，或法文）、自然科学（物理学，或化学，或生物学）、普通语言学入门。考生于其中任择三门，作出答案，即为完卷。”考生在报考时，应根据自己选定的专业方向，按照《清华学校研究院选考科目表》正确填报应考门类，每个专业方向均须考六门（六份卷子），内容涉及三至六个学科。
　　其次，对学生的管理也相当严格。在学期间，学员“须按期到院，常川住宿，屏绝外务，潜心研究”。其研究采用个人自修和专任教授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学员一旦根据兴趣与志向择定导师（如研究课题需要，也可确定同时兼受几位教授指导）后，“不得更换，以免纷乱”。同时规定，教授除承担指导学生从事专题研究外，还须定期进行普通讲演，“所讲或为国学根柢之经史小学，或治学方法，或本人专门研究之心得。此种普通讲演，凡本院学员，均须到场听受”。为了促使学生潜心研究，在国学院第二次教务会议上，还特地作出了暂不刊发杂志的决定，理由是：“1、杂志按期出版，内容材料难得精粹，若以照片祝词等充塞敷衍，于本院名声有损无益；2、学生研究期限暂定一年，研究时间已苦无多，若再分心于杂志之著作及编辑，必荒学业；3、佳作可刊入丛书，短篇可于周刊及学报中分别刊登。而编印丛书，由教授指导学生为之。”这一点，与北大国学门一开始就汲汲于学术期刊发布的做法也是不同的。
　　第三，学生毕业，发给正规的学历证书。凡“学员研究期满，其成绩经教授考核，认为合格者，由本院给予证书，其上载明该学员研究期限及题目，并由清华学校校长及教授签字。”[7]
　　这些都表明，清华国学研究院实施的是一种相当正规的研究生学历教育。
　　反观北大国学门，虽也兼具研究生教育的某些功能，但基本着眼点则在学术研究本身，而非通过高层次的学历教育来培养专业人才。其《组织大纲》第一条即强调，研究所之设，目的在为大学毕业生提供“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8]也即造成一种学术研究的新机制。国学门的整个运转大多围绕着入所人员的资格审核、研究项目的制定和组织实施、成果的审查和出版发布等环节展开。至于研究生，主要是作为一种科研力量，通过项目备案、联系指导教师、发放奖学金和成果认定等环节，甚至不住校而在外以“通讯研究”的方式，纳入国学门整个研究工作程序之中。而1925年6月蔡元培在谈到国学门三年多的工作时，强调的也是其在搜集、整理、发表研究成果方面的成就，称“若能广筹经费，多延同志，来此共同研究，将来学术上的贡献，一定可以增进”。[9]而并不涉及研究生培养之情况，可见其关注重心之所在。
　　从以上比较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大国学门作为科研本位式的学术机构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作为研究生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异。这两种体制，一度并行于我国高校系统，应当说是各有所长。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起，我国高校研究院所如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1932）、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1930-1931）、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1931-1932）、辅仁大学研究院（1933-）等，其建构与实际运作越来越多地趋向选择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模式，其间原因，实颇堪玩味。
　　事实上，当北大国学门成立之时，我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尚处于初建阶段，不但大学数量极少，高校毕业生也十分有限，其所采取的研究生入所方法当系据此现实而制定。但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国内大学教育已有了相当发展，据有关统计，1916年全国公私立大学仅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中国大学、山西大学、朝阳大学、大同学院、复旦公学等七所。至1927年，国立大学增至十七所，省立大学增至九所，经政府承认的私立大学亦达十所，总计十年之内，其数增至五倍以上。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多，要求在毕业后继续进行专业深造的人数也逐年上升，这就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基础。由于国学门对研究生的训练，主要采取了以研究项目管理为目标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吸引校内外有关学术力量参与国学门的工作和研究方面，机制虽较灵活，但组织和管理都显得比较松散，其所招收的研究生，不少因采取了在校外进行“通讯研究”的方式，最后能完成论文者并不多。据统计，1922至1927年间，经国学门审查合格的研究生至少有四十六人，但最后能提交论文的仅十人，成绩为十四种，[10]只占了不到22%的比例。相比之下，清华国学研究院由于形成了一套与西方现代教育制度接轨的规范化研究生教育制度，成效十分显著，其先后招收的四届学生共计七十余名，成才者甚众，其中不少很快成为蜚声我国文史哲和考古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和领军人物，因而备受社会关注，自然也容易成为其他高校研究生教育模效的对象。另外，还应看到，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上述趋势和需求，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当局先于1928年5月召集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建立大学研究院，以为大学毕业生专事研究之机关，不定肄业年限。继于1934年5月公布《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对该机构设置要求、功能、研究生的招生和学习年限等作了明确规定。这一政策取向，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先前实行的制度正相吻合。于是，一些有实力之大学乃纷纷据以建立研究院所，以为高级专业人才学历和学位教育之机构，连北大国学门几经变故，也于1932年改为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又按《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改组成了文科研究所。
　　不仅如此，国学门的多功能组织体制此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反思。其三室五会的建制，虽然显示出现代学术制度开创者们大刀阔斧、拓展新宇的雄心，但由于工作兼顾面太广，以当时大学有限的财力和人力资源论，在实际操作中不免有些捉襟见肘。比如设立考古学会，本拟购地从事古迹发掘，但终因财力有限，不得不先以搜求古器物和调查古迹为主，以待“经费稍有余裕，再行组织发掘团”，[11]直到1930年，才在河北易县对燕下都古城作了发掘。而歌谣研究会发动全体会员采集的歌谣谚语二万余首、故事和风俗调查数千篇，也“以经费不充足的缘故，没有印出来”。[12]更主要的，由于其主干多系兼职人员，研究工作之外，还承担着大量的教学任务，遇事剧之时，未免难于专一。对此，傅斯年后来曾检讨说：大学设研究院，虽有学生人力资源比较丰富的优越条件，但其“不及专作研究院机关之便当处甚多。凡一事之需要较大量的设备、大规模的组织者，在大学各科并立的状态之下，颇难得一部分过分发展；而在专作研究之机关中，可以较少此样的限制。又如需要长期在外工作者，不是担任教科之教授所便于长久负荷的。此等事若依绝对的需要，也很应该在大学中作，因为大学的教师也正需要此等历练，不过在教书的任务之下，这事总不是可以为常的；若在专事研究的机关中，毫不受此等限制。”[13]傅斯年的这番话，实际上透露了他对现代学术机构专业分工日趋细化的一种感受，这也是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终坚持实行严格的研究人员专任制（一般不许所内研究人员在外兼职）和分工制的原因之一。钱穆在回忆中即提到，傅斯年主持史语所工作，“凡北大历史系毕业之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14]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惟有如此专门，才易使研究达到一种精深的地步。
　　无论如何，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不仅北大国学门这一多功能学术组织体制在运行上难以为继，其他高校也很少采用这样的制度。实际上，由国学门初建时所兼具的三大功能，至此已在学术界被分解为三类专门的机构或团体，即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专门研究机构、以禹贡学会等为代表的专业学术社团和以各大学研究院所为主体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机构。即使是同一学校内设有这三类组织机构，一般也不再将其合为一体来操作。从这个事实看起来，随着学术现代化进程在国内的推进和各类学术事业的多样化发展，要求单凭一个大学的实力去营建一种包容各类学术职能的机构，可能已相当困难。
　　这里，还应指出一点，当我们说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个研究生教育机构时，只是就其主要功能和工作目标而言的，实际上，它显然也是一个研究机构。这不仅因为研究院教师在指导研究生的同时，都在从事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即以研究生选定的论文题目而论，也都有相当高的学术含量和研究水准，而研究院对学生的训练，正是通过这类研究实践来完成的。如果把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学门研究作一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在研究内容上，与国学门的重心主要落在新材料的发掘整理（如民间社会歌谣、风俗、方言等资料的征集、古器物的搜罗、明清档案史料资料的整理等）上不同，清华国学院主要集中在运用现代学术理念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期间虽有李济主持的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但这是李济入清华任职前就与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商定的合作项目，本不属国学院计划的常规工作。其次，在方法上，国学门强调的是建立一种合众的集体协作机制，其利用学会会员向全国各地大规模搜集民谣、民俗资料以及整理明清档案史料的工作，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而清华国学院则比较偏重于个人技能训练和自主研究，其章程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15]这种比较传统的师生间小范围交流，对于无拘束地自由发挥思想，特别是从事精深的专题研究，显然也有其不可忽略的长处。
　　值得注意的是，国学门和清华国学院的上述不同研究风格，后来都被傅斯年主持的中研院史语所吸收。这不仅表现在其人员构成大多来自此两大系统（史语所初建时历史、语言和考古三大组主任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均出自清华国学研究院，各组成员则多出于北大），在新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方面，也都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两者的长处。应当说，这种现象，正是中国现代学术及其制度建设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国现代高校学术机构的体制建设走过了其最初一段的摸索路程，它对我们在新形势下建设更为科学合理的学术制度是否具有某种借鉴和参考意义呢？我想是有的。

参考文献：
[1][3][10]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2，92，89。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545，572，658-659。
[4]《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74。
[5][8]《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95，494。
[6][9]《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一览》序，《蔡元培全集》（第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41，342。
[7][15]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72，285，286，273，289，274，274。
[11]《研究所国学门古迹古物调查会启事》，《北大日刊》，1923－6－14：1。
[12]顾颉刚，《闽歌甲集》序，《闽歌甲集》，台北东方文化供应社影印本，1969：2。
[13]傅斯年，《大学研究院设置之讨论》，《傅孟真先生集》（下编甲 时论），台湾大学出版社，1952：307。
[14]钱穆，《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