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抗战初期，在我出生十个月时，父亲就离开上海法租界的家‘逃’往‘内地’，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投降后不久，父亲又随罗宗洛先生去台大（国立台湾大学），这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也只是在每年暑假父亲从台湾回来才见到他。然后就是大陆解放，两岸隔绝：父亲在台湾，母亲和我两个人在大陆，一家分离了。因此，对这个家、对父亲一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出于好奇，也出于责任，在我可以比较安定地生活时，曾经想方设法收集关于父亲的一些资料，对他有了一些了解。   

一、行状

  为了让读者先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我先把父亲去世时‘治丧委员会’发的‘行状’和‘治丧委员会’的名单记在下面。

故于景让教授行状

  故国立台湾大学教授于景让先生字师竹，民前四年一月十一日生，居江苏昆山县正仪镇，家世耕读。先生方三岁时，父召南公病故，由母赵氏扶养长大。同胞兄弟二人，兄早逝。先生在乡小学毕业后，就读苏州省立第二农校。民十七年赴日本深造，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科毕业后，继入京都帝大农学部，随木原均博士习细胞遗传学。抗战军兴，二十六年学成归国，值日军攻陷上海，避难乡间。明年间关至广西柳江，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先后执教于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与国立中山大学等校，三十五年受台湾大学聘，遂渡海来台。
  先生在广西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时，研究小麦细胞遗传甚有成就，惜在广东砰石时，日军突袭，仓促避难，仅以身免，所有试验材料与记录尽失。来台大后，于理农学部之接收整理，诸多贡献，尤以在图书馆馆长任内，对于全校图书之整理与田中文库之接收保管，井然有序。平日任课外，则整理日人留下之农林实施与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台湾之米，土地，水利等专著于台湾银行季刊，丛刊。使我农业工作人员对于光复前台湾农林之状况，多所认识，为改进本省农林极有价值之参考。民四十年后之研究工作可分下列五项：
  1。 水稻遗传研究。特别在品种间光周性之反应多所发现，曾获京都大学农学博士学位。先后发表专文计十五篇于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汇报，及台大植物系研究汇报上。
  2。 栽培植物起源之研究。以考古，历史记载，植物学及遗传学观点研究栽培植物之起源与传布，除发表专著栽培植物考一，二册外，专文与译作共计107篇，多发表于‘大陆杂志’上。
  3。 其他遗传学，植物生理学专文计60余篇，多在‘科学农业’上刊出。
  4。 近八年内致力于植物学词典之编订，几已完成。由国立编译馆与中正书局发行。第一册约计500页，预定于本年底出版；第二册将于明年刊出。编校此书，备极辛劳，盛暑期间，亦少休养。病笃前一日，仍至学校整理，至午后五时始返家。
  5。 译著自民国二十二年起，共计十一册，由商务印书馆及国立编译馆出版。
  先生一生，勤劬俭约，视学术为性命，专力于植物学与遗传学外，兼及文史哲学，博览弘识，为学者所称道。尤以古道热肠，嫉恶如仇，为人所敬重。
  （下略）
                                             于故教授景让治丧委员会
                                                            六十六年十月廿八日

于故教授景让先生治丧委员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主任委员    阎振兴
付主任委员  钱思亮 林渭川
总干事      焦国模
付总干事    林秋荣 王祖铭

王子定     王西华  王益滔  王祖铭  王  源  石守钊  朱云影*
成一法师   沈世杰  李学智  李崇道  李学勇  林  本* 林渭川
林秋荣     林添笔  屈万里  周宪文* 易希道  范寿康* 洪亦渊
陈  猷     陈振铎  陈贤芳  陈发清  曹永和  郭宗德  马廷英*
韦文炳     高化臣* 张研田  黄正华  黄增泉  黄锡和  黄德馨
叶  曙     叶维善  焦国模  程维贤  汤文通  毕中本  邬宏潘
邹景衡     杨冠政  杨昭华  万  雄  虞兆中  刘伯文* 刘棠瑞*
刘盛烈     蒯通林  台静农  邓伯粹* 郑建磐  赵经焕  钱思亮
卢守耕     谌克终* 阎振兴  戴运轨* 戴济民  魏火曜  苏仲卿
苏芗雨     陈超尘

  注：此上两件是由缪端生先生寄给我的。
  缪端生原注：* 记号者为（劭注：日本京都帝大留学时）同学，皆不知府上底细，我居美已久，无法与闻，故未提及你母子，至憾。热心治丧者为高化臣，京大同学，中研院总干事，法学院教授；整理遗著为林秋荣及毕中本，林为台大学生，植物系主任，毕为浙大学生，农艺系主任。主任委员阎振兴为前任‘教育部长’，现任台大校长；钱思亮为前任校长，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林渭川台人，现任台大理学院院长。周宪文京大同学，台湾银行研究室主任，曾邀请令尊编著台湾之米，之土地，之水利三大篇，为洋洋巨文。

  劭加注：
  1、 洪亦渊为在台昆山同乡会负责人，早年曾任昆山县中校长，国民党昆山县党部书记长；洪的原配夫人在昆山，上世纪八十年代，洪夫人知道了名单里有他丈夫的名字，特地来看我母亲，看到了名单。其后，她通过其他关系和洪先生联系上了，听说，她后来曾经去台湾和洪先生一起生活过，再后来又回到昆山和子女一起了。
  2、 赵经焕为余表舅，时为台湾东海大学教授，昆山正仪人。
  3、 治丧委员会中，估计台大各系主任均在列，八十年代曾在北京召开世界科学大会，台湾地区代表团团长为苏仲卿（名单中倒数第三人），时为台大农经系主任。

二、家族史：由金坛迁入昆山正仪

  我很小时，曾经在家中翻到一本由正仪一位俞姓老先生代撰的正仪于氏家谱，因为年纪太小，已经记不清写些什么了。
  幼时，一直听母亲说，于姓祖辈是安徽人，世代行医，直到公元二零零二年，我的同父异母妹自美国来，带来了父亲手书的‘家谱’，这才知道昆山正仪于氏的这一支是在廷秀公之子松龄公时由金坛迁入昆山的。
  金坛在南京东南方，已经离安徽很近了，或许，于姓的老家在安徽吧。
  自松龄公算起，传到我，已经是第八代了，也就是说，到我孩子算，于氏男姓，可以说是九代单传了。
  以二十年一代算，那么，松龄公自金坛迁昆山的时间大致正是太平军和清军在南京附近大战的时间，因此，我的‘大胆假设’是：他（或他们）是在战乱中为避难而搬迁的，当然，这已经无法‘小心求证’了。
  母亲说过于姓世代行医，早年间于氏有一位医生，外号‘于聋彭’（父亲晚年聋得也很厉害，而我，小时就得过中耳炎，因此，到了中年以后，有了助听器也还不能根本解决听力问题）；我的伯父（景谦）就是学医的，可惜，他青年时自已就死于白喉症，这样，于姓的行医之道到我父亲就断了。
  幼时，我所见到的家中藏书中，大多是医书和父亲的生物学专业书，可以称为小说的只有四本——“红楼梦”（“增像全图石头记”，因为我看得入了迷，被母亲一把火烧了）、“雪月梅传”、“于少保萃忠全传”（说的是明代于谦故事）和“绣像西湖佳话”（说的是钱塘名妓苏小小的故事） 。
  写到这里，忽发奇想，于谦应该是国内于姓人家的骄傲，因此，家里才会有这么一本“于少保萃忠全传”吧。

三、小学教师，闯了个‘大祸’后出国留学

  父亲出生于1907年农历一月十一日（顺便提一句，母亲的出生日期是1904年农历十一月九日，早于父亲二年多），我祖母是镇上‘南赵’出生（正仪赵姓是大族，习惯上分为北、中、南三支，分称‘北赵’、‘中赵’和‘南赵’），但这段时间内，南赵已经没落，没有什么知名者和富户了。
  父亲在苏州省立第二农校毕业后，回到老家昆山正仪，在镇上的小学里任教。那个年代，小学教师是很受人尊敬的一种职业，这是因为那时读书人少。
  正是这段时间内，父亲和母亲结了婚，而且有了一个男孩。这场婚姻大约是半包办、半自愿的，母亲大父亲三岁，这在旧日农村中应该是正常现象。
  母亲婚前，在扬州蚕种场工作。母亲出身于当地一个曾经在地方上较有权势的家庭，只是在那时已经接近成为一个空壳子，底子早已是空的了。我外祖是长房，早逝，而且只有我母亲一个孩子，母亲是遗腹女，按惯例，已不能分到家产，但母亲的嫁妆还算可以。母亲婚后，外祖母常住我家。而于姓这个家庭，正是有了母亲的加入，父亲才有了可以自费留学日本的经济力量。 
  在这一段时间，父亲曾经参加过国民党，这应该是北伐战争前的事了。1953年，我读高三，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中科院学部委员、时任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的罗宗洛先生，因为罗先生是父亲的老朋友，我问罗先生，父亲的‘政治面目’如何？（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倾向如何？）罗先生的回信，斩钉截铁，说父亲无党无派，但爱国。因此，我思想上一直以为父亲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近十年后，从父亲的另一个好友沈汉章先生口中听到他们一起参加过国民党，开始是大吃一惊，再仔细想想，又是情理之中了。青年人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参预了中国的一场大革命，这并不奇怪。
 
  沈汉章先生后来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正仪街上开了一家‘茶馆店’，不知这是否是中共的秘密据点？
  沈家是正仪的绅士家庭，家中房子很大。开茶馆是需要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的‘吃得开’的人来经营的。现在看来，当年正仪的中共地下党人员大都是从‘敌对’方面分化出来的，具有较‘复杂’的社会关系。
  1960年我回正仪农村劳动后，几乎每年春节都要去汉章先生家拜年，当时，我是‘右派’身份，而沈先生虽然还是中共党员，似乎也并不得意，在这种心境下，我的‘拜年’，肯定不会受到欢迎，几句场面话说了，也就相对无言，我也就识趣告辞了。
  解放后，沈被安排在巴城（正仪北边的一个乡）的一家养鸭场做‘副场长’，而且听说五九年犯过所谓的‘右倾错误’（至少是因此被批判过），六十年代初的四清前已退休。这次四清，主持者是来自北京的‘中央’的人，其实还是很讲‘政策’的，各方面的关关系系都处理得不错，我不了解详情，只是一次在镇上开大会，沈曾以‘老党员’的身份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座’，这说明沈先生似乎是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了。
  也就是那一年的春节我去拜年的时候，看来正是沈先生‘心情’较为‘舒畅’之时，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和我谈到我父亲。
  我先开头，向沈先生请教，能否谈一些他所知道的我的父亲。前几次他都是不愿多谈，我原来也并不抱很大希望，以为他们那一辈的都已经被一次次的运动‘吓’怕了，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右派份子’，更不会多谈什么的。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沈讲了，而且是情绪‘激昂’地谈的。一开始沈就告诉我，他和我父亲曾经在北伐战争前参加了国民党。接下来，沈就对我父亲作了定性，是‘逃兵’，是逃到日本去留学的。

  这就要提到父亲做的一件在正仪镇上流传几十年的‘大’事——出会事件了。
  为此，我特地查了新版的“正仪镇志”，关于出会，镇志里是这样说的：
  “农历四月初一，庙会。附近各村农民齐往镇上看会。市镇居民对农村来的亲友要留‘会饭’。下午出盛会，大锣开道，接着一对对‘花篮’、‘腊签’，还有活报剧如‘荡湖船’等小型文娱节目；一对对皂隶、‘珍珠头面’（即从富商和绅士家借名贵的珠宝放在轿子里，供群众观赏），最后抬的是城隍老爷、土地老爷。道子行过，市镇各户家门口焚香点烛，迎接城隍、土地。出会的队伍，从上塘到下塘绕全镇走一圈，一直到下午四点钟才告结束。”
  这里要做二点说明，一是，旧的正仪镇就是两条平行的街道，两街被一条河道所隔，分别是上塘和下塘，北接沪宁铁路，南接苏州塘，约三里长；二是，这种出会不是年年都有的，母亲和我是在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时回到老家正仪的，日占时代，正仪镇上好像没有过‘出会’的事，日本投降后的几年里，我的印象里似乎也只看到了一次。出会是农村的一件大事，凡遇到大的天灾，要出会祈祷；遇到大的喜庆事件，要出会庆祝。出会的形式就是把庙里的菩萨请出来游街，善男信女们跟在队伍中游行，更有一些信徒，把庙里的香炉什么的用很细的绳子吊起来，用一种小的勾子吊在手臂上（挂在皮下），以示虔诚。我见过的那一次出会，现在回想，可能是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吧。那一次出会游到小学时，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可是‘倾校而出’，‘隔道欢呼’的，校长、老师们没有人阻拦我们看出会，也许，他们是接受了我父亲的‘教训’了吧。 
  那次出会，应该是1927或1928年吧，父亲和沈汉章先生都在正仪中心小学任教，时任小学校长的陆士芳，是我母亲的五舅，后来做过国民党时期的县参议员，解放后在镇反中被枪毙了的。
  出会的游行队伍经过小学时，学生们破门而出，观看游行。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可是父亲却是‘小题大做’了，他的出发点应该是‘反迷信’吧。事后，父亲对他班上的学生作了处罚——在太阳下罚站（当地叫做‘立壁角’），这些学生中我知道的有两位，其中一位是龚兆元，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来做过上海市经委主任。
  这次‘处罚’的结果是家长大哗，反应强烈，父亲‘众叛亲离’，更没有想到的是校长陆士芳也出面指责父亲。一气之下，父亲随他在苏州农校的老师胡先骕先生去了日本。或许可以说，没有这件事，父亲可能以一个小学教师终其一生。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也许，当时也还有一批‘进步’的知识份子支持父亲的行为，因此父亲的离开被这些人看作是‘逃跑’的行为吧。
  至于这件事的是是非非，当事者都已作古，也无需去分辨了，留作一段历史吧。
  这样，父亲就成了留日学生，后来专攻植物遗传学，师从国际遗传学界知名人士，日本的木原均先生。

四、日本留学，帮助了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行状的说法是：“民十七年（注：1928年）赴日本深造，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科毕业后，继入京都帝大农学部，随木原均博士习细胞遗传学，二十六年（注：1937年）学成归国。”
  这一段，比我原来所了解的多，我原来只知道是京都帝大农学部毕业。早年在家里，有一本很大的照相册，就是京都帝大的毕业生照，全是头载学士帽的样子的（此册毁于文革中）。
  一次，我到上海，住在罗宗洛先生家，罗先生和我提起，他比我父亲早两届，导师也不是一个人，父亲的导师木原均博士是国际遗传学界知名人士，那时是七十年代中期，罗先生告诉我，木原均先生还在，日本横滨当时有一个以木原先生命名的遗传学研究所，木原先生是所长，罗先生还拿出一本该所出的期刊给我看。
  行状中的末一句（学成归国）则不完全属实。如果说拿到学士学位是‘学成’，那么，这句话不错。但父亲当时拿到学士学位后，仍然留在日本，目的是要拿博士学位，那就只能说是‘学未成归国’了，原因，当然是因为中日关系日益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证据是用不到再找的，行状中就有那么一句话：“曾获京都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但是，这个博士学位是在二十多年后的六十年代初才得到的。
  母亲和我说起过，父亲归国时，祖母正要在家中兴土木（估计是修复那摇摇欲坠的二层楼房吧）。父亲回来看到此景，当即提出：“什么时候了，快要打仗了，还兴什么土木！”修建工程就此作罢。
  父亲留学日本这段时间内，母亲曾去日本住过一段时间。此时，正是日本国内发生军事政变，大抓共产党人之时。据母亲说，当时，父亲精神很紧张，唯恐出问题。也因此，母亲曾经怀疑过父亲是不是中共人员。
  可以肯定的是，父亲当时和中共在日人员是有交往的。他曾经陪同一个中共地下党员罗俊逃亡日本，由于罗俊不会日文，因此由父亲出面和中共在日人员联系，把罗俊‘交给’了中共地下组织，这件事是罗俊先生亲口说给我的。此事经过，可见“罗俊先生访问记”。   
  父亲回国不久，淞沪抗战军兴，父母亲带了我哥哥想逃向内地，而此时，母亲怀中，又有了孩子，那就是还没有出生的我。

  【附件：罗俊先生访问记

  1979年我“落实政策”后到昆山工作，开始是在昆山一中，此时，和父亲很熟的宋学濂先生的两位‘公子’也急于要考大学，在我所教的那个补习班上课，这样，我和宋先生的交往就比较多了。早年间，虽然宋先生也曾做过我所读小学的‘教导主任’，只是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呢。
  一次，我去宋家，宋先生有病躺在床上，室内还有一位和宋先生年纪差不多的人也在，后来知道是朱为绳先生。
  宋先生那次告诉我说，你父亲有一位很熟的‘朋友’在北京，叫罗俊，你要了解你父亲，可以从罗俊处知道一些情况。他还指着朱先生说，他和罗俊很熟的，朱先生随即写下了罗俊在北京的地址给我。
  从宋先生处，还知道罗俊曾做过外文出版社的社长，后来才知道，罗做过的‘最高’职务是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我曾在罗俊先生家里看到过一张照片，是1997年香港回归时，中央代表团的合影，照片里左右两部轮椅，一部是邓小平大公子邓朴方，另一部就是罗俊。
  回家后，和母亲说起，母亲也知道罗俊。
  说起来是解放前一年的事了，1948年寒假，父亲自台大回家探亲，其时，大的局面已是明显的，蒋介石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根据抗战初起时父母‘逃难’的‘经验’，父亲为了我母子两人在兵荒马乱之际可以有一个‘避难’的地方（正仪镇北有沪宁铁路经过，南有通上海的公路和河道，是兵家必经之地），和在上海银行界工作的罗先生（罗俊父亲）一起，在昆山乡下买下了一个渔池，那时我还小，说不出是在昆山什么地方，我曾随母亲去过一次，那里交通闭塞，确是一个‘逃难’的好地方，印象中这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围圩，内里开了大大小小的渔塘，那一年正好发大水，结果是鱼全都逃掉了。
  大陆解放后，农村实行累进税收制，为了这个渔池，母亲交了好多税，这些我都是在似懂非懂的少年时代看到的一些片断。母亲后来告诉过我，土改之际，罗的一个儿子，叫罗伟的，曾经到正仪找过我母亲，其时，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紧张，母亲看到罗伟，马上要他离开，回上海。后来听罗俊先生说起，这个罗伟就是他的弟弟，九十年代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母亲同意我给罗俊写信，很快收到了回信，当然信件大都是泛泛而谈，问候而已。以后多年，每逢新年，罗先生总是一张贺卡给我母亲——‘祝老夫人身体健康’，当然，随后我也总是送上一张贺卡去。
  1988年，我应北大同学之邀，第一次返回北京。之前，我曾写信告诉罗先生此事，说希望能见个面，随即收到罗先生回信，要我届时一定要到他那里小住。
  4 月29日下午，在阔别近三十年后，我到了北京，出了车站，乘地铁到木樨地，罗先生就住在那里的‘部长楼’里，到了那里，待得很‘亲切’，很随便，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
  30日中午，饭后，罗先生的孩子回家看望，罗先生随即给双方作了介绍，说我：“这是于景让先生的公子，于先生是我的引路人。”听到这句话，我吃了一惊，按当时‘引路人’的一般理解，难道说还有我不了解的事？
  等他孩子走后，我急切地问罗：“先生刚才说到‘引路人’三字，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三十年代，他在上海读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被国民党逮捕了，他父亲是昆山‘大渔’乡的一个绅士，化了不少钱把他‘保’出来了。条件是要他回昆山，接受当地国民党县党部‘监管’（真是：国共两党的许多做法何等相似），这样，仍然不安全。他父亲和正好从日本回国探亲的我父亲拉上了关系，商量之下，等罗俊一出狱，马上在我父亲陪同下上轮船去了日本。
  到了日本，罗俊因为不懂日文，由我父亲代他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才把他交到中共地下党手里。后来，我曾多次到罗先生家中，有一次又谈起此事，罗的说法有一些不同，他说，到了日本后是他自已去接头的，存疑。
  这里，可以说的一点是：父亲当时肯定是知道罗俊先生的中共党员身份的。他之所以出手帮忙，可能是这个忙帮得并无什么危险。而且，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并无党派之成见，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只要不违背于公义，他都可以交往，可以相互帮忙。
  1998年，我去北京参加北大百年同学聚会，去罗先生家中看望时，他已不能自由活动，要借助撑架才勉强能行走了。在此之前，我多次去北京，每次必去看望罗先生，每次离京，他总要用车子送我到车站（他有权用半天公车）。其后，每年新年，总是一张贺卡互致问候，直到我收不到他的贺卡为止。
  一次，为了父亲在六十年代寄回大陆稻种的事，我急于要知道真相，在北京罗先生家中曾请求罗能否通过关系帮助，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找一下档案，他考虑了好久，说是：“于先生的为人，不需要再去了解，其他事就很清楚了。”也就是说，他不愿或不可能为我去做这件事。】

五、逃难

  在网上查找：
  “1937年 8月 9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乘军用汽车企图冲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守卫机场的中国保安队喝令他们停车，他们不但不加理会，而且还击毙一名保安队士兵。保安队忍无可忍，开枪将日军官兵 2人击毙。
  1937年 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已结集军舰32艘，增派的官兵2000余人亦已登陆。日军以 8月 9日的事件为借口，向上海中国驻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在张治中等将军的率领下，奋力抵抗，勇挫日军。日军再从国内调集军队，再次发动进攻。
  从10月26日至11月12日两军激战，最后中国守军抵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全线撤退，上海于是沦陷。”
  这次战斗中，蒋介石调集了很多嫡系的‘精锐’部队参加作战，伤亡很大。
  日军继续西进，攻占首都南京，杀害三十万人，这就是举世皆知的“南京大屠杀”。
  日军攻陷上海，继续西进，而正仪小镇正在铁路沪宁线上，于是，不愿做亡国奴的父亲只能选择逃亡这一条路了。父亲带了母亲和孩子（我哥哥）租了一条小船西逃，这时，母亲怀着我，已经快要临产了。途中，我的兄长——也就是这个孩子不幸夭折，而母亲又已经不宜于继续这种逃亡生活了，到了苏皖交界的江苏高淳，只能中断逃亡之路，父母亲在高淳农村一家农民家中暂住，这家农民的家长叫陈从述。
  后来母亲告诉我，我是出生在陈姓家中的猪棚里的。中国农村中，有不少忌讳的事，别家的产妇在自家临产，应是大忌讳吧。因此，把产妇放在猪棚里很可能是不得已的两全之法了，并不是说陈家就让父母住在猪棚里，因为，后来母亲凡提到陈家，总是用感激的心情说的，也就是说，陈从述先生待逃难中的我父母是不错的。记得在抗战胜利后，我读小学时，母亲曾要我写封信给高淳陈从述问好，这就说明了问题。
  自此，我的小名就叫‘阿难’，直到进小学读书，才由母亲从辞典上翻了个名字叫‘劭’。而在正仪农村和我家的亲戚中，我的名字始终是阿难或于难。如果翻阅江南一带的人名录，在我这样年龄的人群中，名字带‘道（道生、阿道）’、‘难’的都是有过‘逃难’经历者。
  算一下时间，我出生时正是南京三十万同胞遇难之时。
  待到母亲可以行动了，日军已经进入安徽，父亲逃亡之路被切断了，而且还带着我这个生不逢时的孩子，父母只好带着我回到上海租界。
  父亲不甘于亡国奴的命运，在我出生十个月的时候，经香港前往内地——国统区。因为有了我，母亲无法跟随前往了，只能带着我，在法租界徐家汇租房住下，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母亲不得已才带我回到正仪老家。
  父母逃难时，祖母留守。后来听老人说，日军路过正仪时，曾住在我家中，开始拆了门窗烤火，后来大约是要用家中的书籍来烤火了，正好带队的是一个‘高丽棒子’——朝鲜人，见到书籍中好多是日文书，于是下令保全，也因此，家里没有大的损失。
  另一件事也是我后来在农村时听老人说起的，他们说父亲胆子极小，日本飞机在战争中丢炸弹，正仪镇上也挨了炸。因此，在日本飞机飞临上空时，父亲总要逃到后面的竹园里，而且怕得要命，老人们常常拿这件事当笑话说给我听。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3 11:02:58编辑过]

六、抗战时期在内地，乐昌沦陷时救出了一批知识分子

  行状说：“明年间关至广西柳江，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注：公元 1940-1945）先后执教于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与国立中山大学等校。”这也就是我所知的几乎全部情况了。
  那时我年纪很小，印象中，父亲偶有家书，那种家书不可能邮寄，都是托熟人周转相授，设法带到的，因此，说这种家书‘一封顶万金’并不为过。小时，我曾经见过几封这样的信，其中有一封给我印象很深。那是父亲在广东乐昌逃出日军攻陷地区后写给家里的。信里说，日军攻陷乐昌，父亲和许多同事都陷在日军占领区。信中只说，得益于父亲懂日文，和日军打交道后，才得以和同事们一起逃出乐昌，回到国统区。
  这封信给我很深印象的是，信中提到，在同时失陷的人群中还有一家姓于的，他们和父亲说好，两家联宗。信里说，将来或许有一日，这家姓于的会到我们家中来看望。当然，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这是不足为怪的。
  还要提到的一件事是：莫丙全先生在“倡行‘科学中文化’的于景让博士”一文里提到的一件事。  
  “记得民国二十九、三十年间，于先生在湖南栗源堡之中山大学任教时，日军谋我日亟，气焰至盛，所有暴行，惨无人道，于先生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冒险精神，只身深入敌后，求见日军酋，嘱其约束部属，不得乱来，由于善操日语，乃能达成任务而回。”
  从莫先生此文前后来看，他应该是对父亲很熟悉的，而且，有时间，有地点（湖南），应该和乐昌的事不是一件事。不过，说实话，对这件事我还是不能尽信，原因在于，我所知道的父亲胆子是不大的，乐昌的事，是已经身陷敌后，不得已而为之，胆再小也要拼一下的；而湖南的事不同，父亲自已还算是安全的，却奋身不顾，前往敌占区，周旋于日酋之间，这和他的性格不是太符合的——不过，这只能说是以子（我）之腹，度父之心，但愿是我想错了吧。
  不过，从行状里也可以看出来，父亲的为人是不太好‘相处’的，你看行状，五年间换了四所大学，熟悉父亲的人中，不少人曾提到，父亲对所处环境，往往都是牢骚满腹，对‘领导’不满，后来到台大后也仍是如此。这种行径，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常态，如果父亲后来留在大陆，或许，经过思想改造等一连串的‘运动’，才会有所改变吧。
  也就是在乐昌逃亡中，父亲那几年工作所得到的小麦研究资料全部丢失，这就迫使父亲后来改变研究方向，转而研究水稻。
  还要提到的一件事是当时父亲已经和张培英女士在一起工作了。有亲戚传信来，说在逃难途中，一次遇到父亲和培英女士，他们正在乘一辆汽车搬家，车里大多是装箱的书，因车子途中坏了（印象中的说法是车子起火，书大都烧了，但已经记不清了），搁在途中，才和迎面而来的亲戚见到了。得到此讯，母亲一直心中不安，怀疑父亲有了外遇。 
  日本投降，父亲回到了家乡。他是和老友罗宗洛先生一起回到上海的，事先得到消息，母亲带我到上海迎接父亲。对这件事，我是完全记不得的了，据母亲后来说起，父亲和罗先生到上海时，身上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是母亲出钱在‘华兴’（是我干爷赵中民开的服装店）买了两件竹布长衫，两人才算换了‘装’。

七、参加接收台大
 
  文革之际，老家正仪也开展了大批判，一次我在正仪大街中心的‘中心桥’上看到一张大字报，是正仪中心小学的一些青年教师写的，是说小学里培养了多少多少“资产阶级接班人”，其中父亲也当然在列，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点我并不奇怪——不在里面反而倒是怪事。可是大字报在这下面还接了句话——大陆解放时逃往台湾，令我想起了一句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946年，罗宗洛先生奉国民政府之命接收台大。
  台湾在日本手里五十年，当时台湾的学校都是用日语进行教学的，因此，要接收学校，必须要会日语才能进行交流。这样，由内地出来的留日学生就成为接收人员的最好选择了。罗宗洛先生是日本留学生，当时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国内知名的植物生理学家，应该是负责接收台大的合适人选。
  罗先生成为台大的代校长，他去台时带了几位同事，父亲是其中之一。
  （在网上看到一位当年是台大学生的学者说起，说当年政府内定是由父亲当台大校长，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当成，这一点肯定是误传，没有的事。）
  父亲初去台大，工作是图书馆代馆长和筹建台大植物系，后来任植物系主任。这些工作，我只能在近来看到的台大同仁的纪念文章中了解到。
  综合起来看，父亲的主要工作是：
  （1） 图书馆工作中，保存并整理了‘田中文库’（生物学方面的），这是好多文章中都强调的，为此也得罪了不少想从中谋私利的人。
  （2） 合并了当时相关的三个研究室，建立了台大植物系。据说：“单独由于教授经手的为植物系、动物系及‘农科’。在他妥善的筹划下，不但为这几个系奠下了稳固的发展基础；更因着他所安排的遗传、形态及生理研究室均极上轨道，故为植物系塑就了学术上的地位与良好的声誉。”（《台大青年》第78期：“影响台大历史的人物——杜鹃花丛之后的人物——于景让”）
  （3） 台大校园面貌的整理更新：“今日台大的‘椰林大道’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接收时那些椰子树经历战火后的残败景象；更不知今日台大恢宏的‘椰林’全是靠着于教授的极力主张方补植起来的！于教授更与高化臣教授、杜赓生教授考察植物的性情，配合此地的环境而建议学校种植杜鹃花，故今日台大‘杜鹃花城’的美名亦可说是拜其所赐。”（同上）
  还有文章说到，今日东海大学校园环境的设计中，也有父亲的一份工作。
  可以设想，由于父亲性格耿直，在这些工作中肯定会得罪不少有关人员，很可能这也就是传说中的‘由于种种原因’的来路。
  罗宗洛先生在台大时间不长，就回到上海，父亲则留了下来。
  当年，我见到过父亲的一封家信，信中说到，包括他在内的台大一些同事（记得提到了文学院院长）正在商议要求由傅斯年担任台大校长。这在同一篇文章里也提到了：“与当时文学院院长沈刚伯，中文系台静农教授，心理系苏芗雨教授，动物系陈兼善教授共同推荐傅斯年先生接掌台大”。
  这不能不让我生出一些联想，在我的印象里，‘留日派’和‘英美派’留学生间，常常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但当年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台大一些有一定发言权的教授们，竟然能够不计背景地推荐‘英美派’的傅斯年先生出长台大，应该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我生也晚，抗战胜利之时，还不甚懂事。只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胜利后的‘劫收’，也多少有一些很坏的印象，在台湾，也由于‘接收’人员的过失而酿成了‘二 · 二八’事变。不过，可能例外的是：对台大的‘接收’应该是很合章法的、‘奉公守法’的。

  【附件：影响台大历史的人物
载台大青年第 78 期——制作策划：梅家玲、雷倩、陈文宗、宫守业

前言

  在某些时刻，我们停下来对历史作一番回顾，常能有助于对现在和未来的思索：某些历史上重要的人物的事迹常常对我们有所启发。今日，我们生活、呼吸于斯——一所由许多努力、奉献、牺牲所造成的大学——我们应该对那些影响过台大历史的人物和他们为台大所做的事有所认识，那怕只能是残缺的认识。
  我们以‘影响台大历史’做为我们选择介绍那些人的标准，‘影响’可能是实际的，也可能是精神的；不同身份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次，影响台大。在这一期我们选出的几位影响台大历史的人物中，便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
  于景让教授是最早来台接收的四位先生长之一，为台大做了奠基的工作。傅校长、钱校长······

（第一篇）杜鹃花丛之后的人物——于景让

  故于景让教授字师竹，江苏省昆山人，生于民国前四年，逝于民国六十六年。
  于教授一生可以以抗战来分为三个时期。民国二十六年前是求学期，负笈日本几达十年；民国二十六年学成返国，适逢抗战爆发，随政府西迁，转教内地各大学；三十五年，于教授三十九岁，应聘渡海来台大任教，一直到过世。可以说后半生的心力，完全贡献给台大。
  于教授可以说是台大的元老，于教授一到台大来，便直接参与台大的接收工作。当时台大在日据时代为讲座制，各种制度、设备都不适合院系制，人员、设备的接收更是紊乱，于教授和其它几位先生在这种情形下，做了一番初步的整顿。单独由于教授经手的为植物系、动物系及‘农科’。在他妥善的筹划下，不但为这几个系奠下了稳固的发展基础；更因着他所安排的遗传、形态及生理研究室均极上轨道，故为植物系塑就了学术上的地位与良好的声誉。
  于教授对台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在台大种植椰子树和杜鹃花。今日台大的‘椰林大道’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接收时那些椰子树经历战火后的残败景象；更不知今日台大恢宏的‘椰林’全是靠着于教授的极力主张方补植起来的！于教授更与高化臣教授、杜赓生教授考察植物的性情，配合此地的环境而建议学校种植杜鹃花，故今日台大‘杜鹃花城’的美名亦可说是拜其所赐。
此外，于教授亦曾担任接收后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对全校旧有图书的整理及保存，贡献良多。
  于教授为人慷爽正直，乐与人为善，与当时文学院院长沈刚伯，中文系台静农教授，心理系苏芗雨教授，动物系陈兼善教授共同推荐傅斯年先生接掌台大便为一例。嫉恶如仇，对不合理的人、事、校务措施均勇于批评，间接促使校务更上轨道。于教授治学严谨，教学时材料的丰富，极受同学钦服，以致顷他教过的学生，多受其感召而勤于读书。凡为文，必有对中国学术研究之短评，翻译文字，也必加以消化，并附上个人的见解或评价。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因思教课而有适合的美国教科书，实在省力；然思中国大学教授不思自立，因而不能自立者，亦实美国教科书之赐也”，无怪乎植物系李学勇教授说：“这种不仅研究物（matter），并考虑其对人文、对人类影响的态度，是其他研究科学的人很少有的；更非要有于先生那样丰富的学养不能为。”于教授读书甚博，广猎文、史、哲，精通数国语言。他的朋友朱云影教授说他“经纶满腹，亦文亦理亦农。”说得真是恰如其分！
  于教授与学生间的关系极相契，据李教授说：“他不但记得每一个教过的学生，更真切地关心他们；只要学生真心肯上进，不管当时成绩好坏，他都会尽力帮助他们得到就业或进修的机会。”现在继承于教授一生心力，继续在生理研究室研究的植物系主任林秋荣教授，便是当年于教授的得意门生。
  如果我们要说，于教授对台大有什么遗憾，或未竟的心愿的话，恐怕就是前总务长黄德馨先生说的：“他（于教授）一直想从事校务行政工作，以求能直接对学校有所贡献，终因个性过于耿直而没有如愿。”

  当我们走过恢宏的椰林道，或如锦的杜鹃丛时，似乎能感觉到于教授的高风亮节。哲人其萎，在秋风里我们痛悼失去了一位有独特见解的科学家，更痛悼失去了一位‘有资格写台大史’的良师。】

八、大陆解放前的几件事

  父亲去台大后，每年暑假都要回大陆，每次回家，都要带一些台湾土产——菠萝、香蕉、竹席、毛毯之类。当时我还在读小学，记不清多少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四件事。
  第一件是我挨了一顿不轻的‘生活’（江南土话，意思是‘揍’）。
  事件经过是这样的，我从小有中耳炎，听力不佳（当时的说法是‘野耳朵’），那年暑假，母亲带我到上海治疗，开始是住在寄父赵中民家中，不幸我又发起虐疾来，而且病势很重，一次晚上，发烧到四十度以上，人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幸好寄父请了一位熟识的医生来。虽然发高烧，对面前发生的事，我还能知道，那位医生来了后，既没有打针、也没有吃药，他只是扶我坐起来，牵引我的手脚。这样做了一会儿，再摸我的额头，烧已经退了些，于是要我躺下去睡觉，到第二天早上烧就退了。等虐疾好了，母亲带我住了医院，还没有开刀，父亲从台湾回来了。父亲回来后，一天和母亲要带我去寄父处，母亲给我穿了衣服，我不满意，提出要穿另一件‘好衣服’，但这件衣服还在寄父家里没带来。好说歹说，我就是不行，父亲火了，一顿揍确实不轻，母亲也劝不住，直待我一边哭一边讨饶才停止，可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顿重‘生活’，至今难忘。
  第二件事是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小学毕业时。我考初中是父亲作主的，让我读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那年父亲特地提前回家，由他带我到苏州参加入学考试，考试前一日赶到学校，当晚就住在学生宿舍里（学生已经放假走了），是那种八人一间的宿舍，四张双人床。父子两人睡一张床（上、下铺），其它床位也有应考学生和家长入住，开始父亲让我睡上铺，等我已经睡得迷迷糊糊时，他大约怕我从上铺掉下来，又把我从上铺抱下来，改睡下铺。说实话，从吃了那一顿不轻的‘生活’后，我对父亲是怕多于敬，而这晚上的换铺，在我心中一直留下了深深的、温馨的印象。
  第三件事在一九四八年底到四九年初，正是蒋经国在上海搞‘限价’时，那时，我外祖母已经病了。一天（是周二或周三），我正在东吴附中的初一班上，两堂课中间，有一位老师带了一个人到教室里找我，把我带到办公室，那人对我说他是父亲的朋友，正好从台湾回大陆，父亲要他带金圆券六十元给我，说是给我外祖母看病用的。那时，正是限价之际，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二十元金圆券一石大米。
  东吴附中的规矩，寄宿生平时不得出校门，只有到周六下午才可以离校，当时我年纪很小，也不懂轻重，等周六，把钱交给一位亲戚要他代转给母亲时，才知道限价已经失败，当天一石米已经是六十元了。
  说实话，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人生的不易，也正因此，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确实没有什么好印象。
  第四件事是在一九四九年初。此时解放军已经到了长江边，那年寒假，父亲自台湾回家，现在回想，当时他是举棋不定的心态。上海同济大学给他发了聘书，他可以留在上海，母亲也希望他不要走了；当时，中共地下组织也有人劝告他留下来。
  父亲当面答应过母亲，不走了。可是结果还是不告而别，临走时，不敢见母亲，只好托朋友到家里拿他的东西。
  现在看来，这样做的考虑可能是：
  （1） 经过多年战乱，无法做研究工作，好容易在台大有了认真做研究的机会，父亲不愿意再丧失这个机会；事实上，父亲后来正是在台大这样安定的环境下，才做出了不少工作。
  （2） 台大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是不错的，父亲有了一座教授住房，也买到了不少书，书是他的命呢。
  （3） 我不知道他和培英女士的结合在此之前还是之后，但这肯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53年，据罗宗洛先生函告，他在1948年曾去台湾，就住在父亲处，罗先生说他看不出两人间有什么事。
  还要指出，父亲在走前，可能算是作好了另一个工作，就是把照顾母亲和我的事拜托给了我的寄父——赵中民。大约是1980年吧，父亲的老友缪端生先生有信来，我回信时免不了对父亲有些怨气，缪先生再来信时觉得有些奇怪，说不是托人照顾你们的吗？他不了解，在那个年代，赵中民作为一个资本家，自顾不闲，那会有可能来‘照顾’别人呢，更何况我家是地主家庭，又是‘逃’台人员家属，避之还唯恐不及呢。
  此外，看来父亲对家庭的安排是有所打算的，他还为我们战时避难作了安排，这在前面我已经写到，不过，这只能说是‘书呆子’的安排，结果是母亲赔了大钱。

  【附件：宋学濂先生访问记

  宋学濂，解放前在上海参加中共地下活动，后由中共地下组织指派，到正仪组织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正仪中心小学教务主任。
  其时我年纪很小，许多事都不懂，只能根据后来的一些印象来写。
  其一，据宋先生后来告诉我，当年他的一个任务是要挽留我父亲，不要再去台湾。据说，父亲的说法是：
  1、 国民党是不行了，可以让共产党管理中国试试；
  2、 对蒋介石还有幻想，说蒋的手下蒙蔽了他，据说，手下给蒋的报纸是另外特做的，和公开发行的报纸不同。
  我想，这或许正是代表了当年不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
  其二，父亲和宋有较好的友谊关系，宋当时肺病很严重，经常吐血，父亲在台湾给他和母亲舅家的陆企年舅搞到了特效药（估计是配尼西林，当时刚出现，是紧缺药且价格很贵），寄回来，这样，两个人才能复元（在此之前，肺病是无药可治的），宋先生是直到文革结束后很久才去世的。这件事是母亲告诉我的。】

九、父亲的性格

  大陆解放后，两岸隔绝几十年，音讯不通，因此，这以后的事，就只能根据我手头所收集的资料来写了。
  首先我想写上我个人的看法：自1946年起，三十年间，父亲在台湾得到了一个能够认真进行研究工作的良机，得以发挥他的专长。现在回顾，依他的性格，如果留在大陆，那么，从一开始批“孟德尔、摩根学派”起就可能要倒霉，然后，逃得了五七年，也肯定逃不过六六年，最终的结局肯定不妙。  
  由于父亲为人耿直，容易得罪人，但看抗战八年中，他换了五所大学就清楚了。后来得以在台大三十年，原因是什么？我想，主要是一条，父亲是参加接收台大的一批‘元老’中人，而且又是台大植物系首任系主任，这样的地位可以‘保护’他。他可以对学校许多事不满，但是，在植物系内，还是可以受到足够的尊敬，使他所做的研究工作可以少受干扰。
  台大医学院一位名誉教授（姓名不详）在“特别值得一记的几位台大教授”一文里说：“于先生一方面思想前进，可是有的地方却又非常固执守旧。最矛盾的地方，他一面标榜择善固执，讲求真诚，另一方面其不喜清华北大派，一至于不论是非只知唾弃。他可以翻脸不认人，当面叱责，所以有好几位校长，教授都与他吵过。凡是他看不入眼的人，只要小有错误，他绝不缄默，不是当面问罪，即是口诛笔伐。他的性格虽然有点怪，可是做起研究来，却非常严谨。他的专门是植物学，但对农作物的品种特别注意，尤其于改良水稻品种的研究，花费的时间，投下的劳力，都非常人所可想象。除了环境的追究之外，有关遗传的探讨，尤具远见。他在研究十余年之后，居然发见了一种耐热耐旱，并可缩短栽植全程，提早收刈三星期的良种。这在一年二作的台湾地区，非常有利，使农民可以利用多余出来的一个半月，改种其他蔬菜之类的东西，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尽管他与钱思亮先生为了小事争吵不止一次，钱先生仍然推荐他为国家讲座教授。可是以后续聘的时候，审查委员中有一位居然把他的论文，评为六十分，颇不公允，但亦不能置之不理，幸好全体审查委员开会时，通过送请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方告无事（钱思亮先生为五位常务委员的召集人）。”
  “日本国立大学也好，私立大学也好，教授发表论文除日文以外，凡具国际水准的论文，大都写成德文，送往德国发表，尤以医农为然，光复以后，因为英语几乎变成国际语文，能阅读英文书刊的人口，几乎占全世界知识份子百分之七十以上，连我的德国友人，亦改用英文撰写论文，他很坦白的说道：‘学术性论文发表的目的，在与世界各国作同样研究的人交换知识，原无种族国藉之分，看的人愈多愈好，全世界懂德文的人口太少了，我为什么要用德文写？’我自来台以后，就改用英文撰写论文，四十年来未曾写过一篇德文论文，可是我们于景让先生，他不是不会写英文论文，也许写起来比他的德文还要更好一点，但是他固执到赌咒也不写英文文章，表示只要论文有价值，还怕没人看。”（载于‘閒话台大四十年’）
  这一段文章形象地说出了父亲为人的各个方面——正直、固执，说实话，那年我看到这一段时，心里一直在好笑，原因呢，是笑我自已，我也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父亲的固执有时甚至到了不讲理的地步，他是日本留学生，但是他对日本却有着一种天然的反感，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他写论文时坚持不用日文，这与他的经历应该有很大关系。台大植物系李学勇教授在“与自然同在的植物学家——记植物系先驱于景让教授”一文里提到了一件事：
  “当台大接收伊始，尚有部分日本教授未及遣送，仍留校任教。研究室之图书仪器也仍令日人自行保管。适有某系某日人，私自将所保管之图书携出转售，于公知悉后，遂怒斥日人偷窃行为。不但收回该批图书，且也予其他日本教授给以警告。故当时留用日人对于公敬畏万分，劣行得以收敛。良以于公早年负笈东瀛，对日人狡黠个性与侵华阴谋，了解甚深。尝谓：‘惟留日者抗日愈坚，救国之情愈奋也。’”
  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说是一种缺陷，但也可以说是一种美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性格的人在‘官场’里一定‘吃不开’。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丁祥云于1973年为我父亲所赋之寿联中有云：
    著作等身，不红，不黄，不黑；
    经纶满腹，亦文，亦理，亦农。
这或许是对他最好的评价了。

十、父亲台大三十年的工作

  日本投降后，父亲去了台大，一开始所做的是台大的重建事宜。台大图书馆的整理，建立台大植物系，这些在前面引文“杜鹃花丛之后的人物——于景让”中都已经提到。值得说一下的是，除了台大的重建外，父亲的目光还放到台湾的重建工作上，王梓良先生在“大陆杂志”第五十五卷五期上的“悼于景让先生”一文里提到当年父亲“课余整理日人留下之农林实施与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台湾之米、土地、水利等专著于台湾银行季刊、丛刊，使我农业工作人员对于改进本省农林，得有价值之参考。”这与缪端生先生寄给我的父亲治丧委员会名单后面的附记“周宪文京大同学，台湾银行研究室主任，曾邀请令尊编著台湾之米，之土地，之水利三大篇，为洋洋巨文。”相符，这应该是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后，为台湾重建所应做的基础工作之一了吧。
  至于学术上的成就，我是外行，下面写下的只能是门外话，愿有识者指正：
  一、中国农、牧业史的研究：父亲在两本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农作物的起源的研究论文、对中国古籍中涉及的动植物的研究论文，涉及面很广。以至到三十年后的现在——二十一世纪初，仍然有关于他在这方面工作的报道，不久前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剧‘汗血宝马’，四川有报纸说关于汗血马有三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就是父亲一篇论文中的说法——是血丝虫病的表现。
  据台大毕中本教授对我说过，由于当年台湾和大陆隔离，父亲无法了解那三十年间大陆方面考古的成果，他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受到影响，有一些结论现在看来未必正确。
  二、对水稻光作用的研究。
  台大植物系李学勇教授在“与自然同在的植物学家——记植物系先驱于景让教授”里提到：
  “直到来台后生活安定，于公乃再从事作物遗传研究，致力于水稻光周期遗传机制之探讨。多年来与姚润德教授（现任教加拿大）合作研究，前后有‘水稻光周性之研究’论文七篇，发表于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汇报’。对水稻其他性状之遗传论文多篇，分别发表于‘日本遗传学杂志’及台大植物系‘研究汇报’等，颇受学界之注意。”
  三、水稻良种的培育。
  父亲曾经培育出名为‘台大一号’的水稻良种，可惜的是，该品种杆高，而台湾又是台风很多的地区，因此，最后无法大力推广。
  1964年 7月28日台湾征信新闻报为此发了一篇报道“神农巧夺造化工，宝岛喜见稻梁丰——收获量增加一半，栽种期缩短两周，最新稻种定名台大一号，于景让教授等实验成功”，报道内说：
  “一种全新的台湾水稻品种已经实验栽种成功，其收获量能较台湾原有的最佳蓬莱稻种高达百分之五十强，而且其耕种期要缩短两周之多！
  此为本省光复以来，水稻品种改良的最大贡献，将来全面推广此一品种，不仅对本省稻粮的年产量有极可观的增加，由于其耕作期之缩短，间接对里作的农产品的增产亦有莫大裨益，附带影响对本省农作物的耕种程序，亦将有打破传统的大变革。
  贡献此一新品种的功臣，系台湾大学植物系于景让教授等多人，积十年研究实验的心血结晶；而今年实际获得新种收获成果的农民，是新竹县湖口乡的农人余业能余业璇兄弟。
  此一新品种暂时定名为‘台大一号’，它与本省原有的优良蓬莱稻种‘台中六十五号’栽种比较，其产量在同一地区竟多达百分之五十，换言之，其实际比较收获数量，以新竹湖口一带，黄土高地的土壤，栽种面积，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台中六十五号’每甲收获六千多台斤，而新品种‘台大一号’每甲收获量最高达一万一千四百六十台斤，更有甚者，其栽种收获期可以缩短两周之多。这一新种的培育成功，打破了一般传统的看法‘早熟的农作总是产量较低的’。
  ‘台大一号’蓬莱稻新品种的可贵，不仅产量超越旧种高达百分之五十，而且提前收获期，在农业上直接间接的贡献，皆是极有价值的大进步！
  于景让教授，致力于稻种研究多年，而此一新品种由配交的育成以迄今年第一季试种的收获，历时七年有余，共同与于景让教授研究改良稻种的人，前期有姚润德教授。姚教授目前正在多明尼加担任农业技术指导团的副团长，另一位助理人员黄文森（目前是非洲象牙海岸的农耕队员）。后期是由陈春吉、黄进华两位助理，协助于教授培育出对本省农业有莫大贡献的水稻新种。
  此一研究工作，早期在台大本身有限的经费下进行，自四十八年起获得农复会的经济支持，现任农林厅长张宪秋，对此新种的栽种成功，极表重视。
  此一新品种‘台大一号’现已由农复会分发各农业实验场，作更进一步的区域实验，以备来年作全省性的新种改植。
  由于今年试种‘台大一号’的地区系在新竹湖口，属于桃园高土区域，黄土土壤系省内较劣的土质，而收获量如此之丰硕，故于景让教授对其它地区的栽种远景，乐观而有信心，在较佳的土壤上，其收获量无疑的要比湖口地区为高。
  实验栽种此一新种的农友余业璇（毕业于中坜农校）昨天他以兴奋的口气告诉本报记者说：‘几十年来没有如此惊人的丰收，我们试种改良种不只一次，这一次于教授给我们的新种，在田里抽穗成熟时，其丰满累累的稻穗令全乡所有的农友惊奇，老远的也赶来观看。目前，新竹农会、湖口乡公所以及邻居农家已经交换了三千多台斤去做种子，二期稻作大家都要种新种了！’”
  四、其它品种的培育。                                                        
  何炳棣教授在回忆胡适先生的文章中还说他在一九五八年在胡适先生家里吃到了父亲培育的无籽西瓜：
  “1958年九月初至1959年八月底是我和适之先生接触最频繁的一年。这一学年的首尾四个月，他和我都在纽约。我是充任哥大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任务是完成《明清社会史论》的研究。胡先生因口述自传，经常来所录音，由唐德刚整理翻译。即使胡先生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期间，我也于1958年十二月奉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命，飞往港澳洽购一个五万多册线装书的私人收藏，返美途中曾在南港中院院长新居作客六日 (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晨) 。据胡先生面告，我是他的第二位海外留宿客人，第一位是半月前离开的第一届院士陈省身先生。第一天晚饭一桌三人，另位是前任院长朱骝先 (家骅) 先生。在这饭桌上我初次品尝了于景让先生成功育出的无籽西瓜。”
  五、植物学词典的编纂。
  这是他晚年的最后一件工作，可以说，他死于此事。
  黄启颖先生在“恩师于故教授景让”（载国立台湾大学植物学会‘植物苑’10期）文中说到：
  “近八年来，老师感于国内科学有中文化之必要，所以首先着手于‘植物学词典’之编订。这是一项非常繁重之工作，但是老师觉得这是一件有益于国家推展科学之工作，所以明知其难为而为，独自担起此种繁重之工作。第一册已由国立编译馆与中正书局发行，第二册预定本年刊出。老师为力求资料之完整性与精确性，不论昼夜，不计寒暑全力以赴编校此书，备极辛劳，很少休闲，终于去年九月初患脑溢血而急诊。老师在住院期间，仍念念不忘编校此书工作，所以住院后第三天他神智较为清醒时，即吵着要出院回学校来继续工作，乃因医师鉴于老师若是不长期休养则有中风，是致生命危险之虑，所以连哄带骗，加以师母以‘死谏’相逼，终使老师勉强同意住院三周。老师出院时，医院虽然极力规劝他要抛开一切事务，充分在家休养，可是老师‘忠言逆耳’，常常瞒着师母以看病为籍口，前来学校继续编校工作。老师病笃当天早上，仍然穿好衣服准备前来学校，乃因脑溢血忽然恶化而仙逝。老师的治学精神就犹如校长在老师的治丧委员会会中所叙述的‘于教授为学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我看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好归宿正是“鞠躬尽瘁，工作到最后一天”，父亲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是把这一归宿‘引为骄傲’的。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这三十年中，父亲得以有条件作出这些工作，与培英女士的‘内务’劳苦有很大关系。其实，真正中国传统的知识妇女，是以‘相夫教子’为主要任务的，培英女士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十一、稻种事件

  下面要提到的是父亲所做的另一件事——稻种事件。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可参见附件。

  【附件：与‘植生**号’有关的资料

“昆山文史”文“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中的一件往事” （作者：朱健伯）

  在海峡两岸一些热心朋友的帮助下，两岸科技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往事，历经三十多年后，终于有了真实的证据，可以公之于世了。
  当事者，一为罗宗洛教授，1946年去台湾大学（简称‘台大’）任第一任校长（代），大陆解放前回大陆，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简称‘植生所’）所长；一为台大植物系的于景让（字师竹）教授，祖藉昆山，1946年与罗宗洛一起去台大，曾任台大图书馆馆长，台大植物系主任。两位教授是先后留学日本的同学，于先生在1977年因脑溢血去世于台北，罗先生于1978年因病在上海去世。
  六十年代初期，罗宗洛先生曾经收到两批水稻种子，第一批是一位日本妇女带给他的，当时她没有说出托交人的姓名，只说，罗先生一定清楚是谁。第二批是由一个日本代表团的一位友人亲手交给罗先生的。之后，罗先生曾多次与植生所有关人员谈及这些稻种是于景让托人带回祖国大陆的。罗先生理解到这是寄物人的一片赤子之心，故而在收到第一批稻种后，即转交给当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教授丁颖先生，在海南试种，结果如何，情况不明。
  罗先生接到第二批稻种后，为了不负友人之托，就在植生所龙华农场进行繁殖。1966年文革开始前，在植生所工作的唐锡华，倪晋山两位先生，受罗宗洛教授和植生所党委书记程国藩的委托，将繁殖的品种（不是一个稻种）暂定名为‘植生1-22号’，分送几个大区农科院或水稻所利用。据唐锡华先生说，这批种子在台湾能作第一季稻又能作后季稻种植，亩产量约可达一千斤以上。当时因文革开始，无法了解‘植生’系列推广利用的情况，后来从资料上曾看到‘植生14号’等在云南等地有一定面积的种植，究竟发展到如何程度则不大清楚。
  文革期间，罗宗洛先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72年处境才有所好转。其后，于景让教授之子于劭去看望他时，每次都要向于劭提起稻种的事。1978年初，罗先生得知于教授去世噩耗后，曾向于劭表示，一待恢复植生所所长职务，他会写一亲笔材料并加盖公章，说明此事。不久，罗先生病重住院，于同年10月去世，这一证明材料因此而未能留世。1990年，于景让在台大的友人给于劭寄来两篇记念于教授的文章，其中一文提到，六十年代初，于教授在台大培育了‘台大一号’水稻良种。这样，可以肯定，于景让先生寄来的种子中，一定有‘台大一号’在内。
  昆山农业局高级农艺师何兆熊先生曾经说起一件事，六十年代，他在江苏省农林厅工作时，曾经听到有一批引进稻种的事，据说定名为‘科情 3号’，但已无法查实。如此事属实，这‘科情 3号’很可能是由丁颖教授经手的第一批种子中的编号吧。
  从‘台大 1号’到‘植生 *号’（可能还有‘科情 3号’等），可说是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大陆，台湾本是一家，两岸人民同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在培育出水稻良种后，总希望能得到更多推广，造福于民族，和朋友们分享这份快乐。这大概是于景让教授所以能甘冒一定风险，从台湾寄来祖国大陆以自已辛勤培育的水稻良种的原因吧。当时，因和台湾科技学术界有联系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罗宗洛教授，在处境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为两批种子的培育，推广作了很大努力，这也是因有一颗忠于科技学术研究和朋友委托的学者之心，因而促使他这样做的吧。

唐锡华先生两次来信

  于劭先生：
  收到你30/12/93写的信，知道你想知道令尊生前托人带回稻种后的一些情况，根据我与倪晋山先生一起回忆，答复如下：
  一、第一批稻种据倪先生从罗宗洛先生生前告知，在从一位日本妇女手中收到后，是交给当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先生（他当时也是华南农学院教授）利用，以后情况不明。是否就是以后的‘科情三号’等，则不了解。
  二、第二批稻种似乎是罗宗洛先生从一个日本代表团的一位日本友人手中拿到，后来这批种子曾在本所龙华农场繁殖。后来在66年初大四清前夕，我受罗宗洛所长及当时的党委书记（程国藩同志）的委托将它们整理编号（植生1-22号）后，分送几个大区农科院或水稻所利用，后来由于运动开展，无法照顾或了解，只知道它们在云南省有一定面积推广利用（大概是二个编号），后来究竟发展到如何则不大了解，这些稻种的特性与‘科情 3号’等有一定的相似处，只是由于杆较高，沿海地区有台风，难予直接利用，可能作为育种时的亲本。
  三、当时罗宗洛先生也曾推测到这两批稻种是你的父亲于景让先生托人带回国的，而且也理解到于教授的一片赤子之心，因为这些话罗宗洛先生曾与倪晋山先生等道及，但当时迫于形势未公开说明。我是为了保存这批种子，所以才设法编号后发送各水稻研究机关利用，做了一点具体工作。
  胡兆熊先生不知是否尚在川大（还是川农？），不知他如何知道‘科情’系列稻种就是你父亲托人送回的？
  你的经历有些曲折，但愿你能在昆山教育界发挥你的数学专长，承继令尊服务教育事业的精神。祝
新年隹吉   
                                                            唐锡华  94、1、7

  于劭先生：
  春节前收到来信（12/1/94） 后，曾将该信（及附来你记念罗宗洛先生文章稿）交给倪晋山先生看过，对你的遭遇及为令尊生前曾将他育的稻种辗转托人带回上海的事费了不少调研时间和精力，为了记念令尊和罗宗洛先生尽了不少力。附来的文章中，第 2页第 3行‘定名为植生 *号’，我经手这第二次令尊托日本友人带回的种子是22个，我繁殖后暂定为植生1-22号，不是一个稻种。至于第一次我没有经手，是否‘科情 3号’则不得而知。当时第二次我只知这批种子在台湾既能作第一季稻又能作后季稻种植，亩产量均可达到一千斤以上。我在大四清运动前散至各大区农业育种机关，后来从资料上曾看到‘植生14号’等在云南等地有一定面积种植，因为他们似属中杆类型（不是矮杆型），所以沿海地区可能不宜直接利用。至于第 3页中提到令尊在重庆大学时的同事……，我与倪先生均记得令尊是在广西大学工作过，没有在重庆大学做过事，可能是何兆熊先生记忆有误。
  何兆熊先生处请代为问候，你们在昆山是否常谋面？我在重庆时知道他曾与我父亲一起工作过，我姊姊在杭州大学生物系（教授），哥哥在上海冶金局（高级工程师），他们均已退休或离休，承关注，请先代致谢。可能何兆熊先生是在重庆青木关教育部实验农场与家父曾一起工作过，详情记忆不清。以后有暇当再写信给他。余不一一。即祝
春安  
                                                            唐锡华启 94、2、21

附：何兆熊先生的亲笔叙述

  景让老校友由台湾寄回稻种一事，曾在省农林厅种子工作的同志处耳闻过，定为‘科情 1号’，其来龙去脉则不清楚。 
                                                            何兆熊 90、8、8】

  这里还要写下一些附件三中没有的东西。
  1、 再三思考，这两批种子中是否有‘台大一号’在内，是有疑问的，也很可能就是父亲在日本‘考博士’期间收集的种子（父亲用这些种子培育出了‘台大一号’）。
  2、 为了这两批种子，罗宗洛先生吃了苦（因为和台湾方面有联系这一罪名在当年是不小的），附件里只写到“文革期间，罗宗洛先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其实，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是文革的重灾区，罗先生当时被关押多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才‘放’了出来。正是那年三月十二日他参加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见报后，我才得知了罗先生的下落。文革中，自罗先生1972年出狱到1978年，我每年春天要去沪看望罗先生，罗先生总要提到此事。据罗先生说，他早已将此事告诉上海警备司令部（当时管对台工作）。
  3、 还应该说明的是，在大陆落实上述材料中，所遭遇的种种‘艰难’也许是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稻种一事，罗宗洛先生在六十年代就告诉过我母亲，文革中，在公社有关人员调查父亲的事时，母亲提到过，不过，根本引不起一丝反响，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文革中正仪‘革命派’对父亲的‘封号’）当然只能做坏事，能做什么好事？
  那时，应该说，我的‘组织性’还是很强的，既然有关方面向母亲了解父亲情况，而且要去了父亲照片，因此，一九七八年初我去上海时，从罗宗洛先生处知道父亲去世消息，并看到陈兼善先生在美国为此事发给罗先生的信，我在回正仪时，连家还未回，就到正仪派出所向他们说明了父亲已死亡的消息。结果呢？接待者（一个姓韩的小青年）只说了一句话：“你来说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我无言以对。
  为了落实有关材料，我给殷宏章教授（宗洛先生一九七八年去世后任上海植生所所长）写过信，无回信；我请以父亲为‘引路人’的中共退休高官罗俊先生帮忙，罗先生缓拒了。
  一九八八年，我回北大参加同学聚会，遇到了高中同班石罗兄（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当时他在上海台办工作，我说起此事，石兄很爽快地说：“我帮你想想办法。”石兄倒是真的帮了忙，回昆山不久，昆山统战部电话找我，要我就去。他们给我介绍了在场的一位，说是苏州台办副主任，那位副主任问起了稻种的事，我如实说了，还说有关档案应该存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这是罗先生说给我的）。接下去他继续追问：“还有什么材料？”我回以：“我所知都说了，你们只要去上海警备司令部查一下就清楚了，我又没有办法去查！”双方不欢而散。
  最终的落实，是‘出口转内销’的喜剧结果——1990年，我与台大毕中本教授联系上，来往信函中问及毕是否知道此事，毕回函（1993年12月21日贺卡）。我即去信倪，唐两位，承两次复信谈及情况。
  事情弄清后，仍然无法公开此事，承朱健伯（退休前为昆山市委统战部长）先生盛情，以他名义在“昆山文史”上发表此文，后来“华声”月刊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呜呼，‘出口转内销’，‘人走茶凉’，悲夫，此其哉。

五、附言

  我无意对父亲的一生作出什么结论，更何况我对他其实所知不多。
  我只想说，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可能有着这样的缺点，有的缺点甚至于可能十分严重，但是，在他们身上，也同时有着历史所给予他们的某些特点：爱国、热爱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甚至愿意用自已的生命来完成他们所热爱的事业。

  这里我还想写下一些与整个文章无关的事。
  宗洛先生是有恩于我的。
  高中念书时，我没有申请助学金，到了高三时，母亲已经无力供我读下去了，只好让我给罗先生写了一封信，说父亲还有一些日文书可以出让，请罗先生帮助解决。罗先生回信说和图书馆联系好了，可以收购，但价格不高。我送了书去，不久，罗先生寄了钱来，信里特地说明，书价很低，他估计不够，又给添了三十元钱。
  1972年罗先生出狱‘见报’后，我去上海看望罗先生，罗先生夫妇热情地招待了我。罗先生问我，经济上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就开口，他说：“经济上我还是有办法的。”但是他没有像一些人家对待‘穷亲戚’那样，去就给钱，我对此的理解是：他尊重我的人格。
  那时我在正仪农村，政治上所受冲击倒是不大，只是穷得要命，有时连买酱油的一分钱也拿不出来。虽然我很想把这说给罗先生，但我开不了口。我只给罗先生说，现在还不需要帮助，真需要时我会开口的。
  后来有两次，我实在没办法了，这才开了口。一次是住房到处漏雨，不修要塌；另一次是结婚，两次我都开口要了五十元，罗先生也不问我什么，只要我开口要多少就给多少，当时我很清楚的是，即便我加上几倍的要，他也会给的。
  1978年10月宗洛先生去世。1979年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组织上’给了我五百元钱的补贴。拿到钱，我就去了上海，要把借的那一百三十元钱交给罗师母。师母没有收下，她对我说：“你拿回去，这样做会让我伤心的。”
  1977年，罗先生去北京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为了我的‘右派’问题，他特地找了方毅，问方毅，像我这样的问题能否安排工作。方毅给了答复：“应该是可以的。”罗先生回上海后，写信把这件事告诉我，对我而言，这是报春的第一个信号。
  ——全文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