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羊城晚报1月8日）
作者：周海婴
引语
老年人往往话多，不仅话多而且还喜欢唠叨，所以只要有条件，撰写回忆录的往往大有其人，我亦未能免俗，也于六年前写成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
自从我的这本书出版后，颇有一些社会反响。有赞许的，也有异议的；有同意我书中所阐述的事实和观点的，也有不理解的。所有这些，我都不大措意，因为我写书之本意只是想把我的所历、所知、所思，如实的说出来，至于别人如何看，如何想，那是别人的事，我都不在意，更不会因此而妄生悲喜，所以也就没有写过什么“反响之反响”之类的文章。多年积蕴，一吐而快，本来以为可以言尽于此，不必再来饶舌了，但有些问题，比如父亲最后的日子里的病和死以及须藤医生在其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仍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久久不能释怀。这个问题我在回忆录中曾经写过一节，但我仍然时时有想继续说话的冲动，这不仅仅是出于做儿子的固执或多疑，更是出于一种责任。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这种疑惑尽可能完整地讲出来，以等待将来真相大白的一天，即使一时不能还原于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要把它留下来作为后人考证之用。
鲁迅完全有可能活到60多岁
我们一直怀疑给父亲看病的须藤医生究竟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须藤医生全名须藤五百三，1898年毕业于日本第三高等学校医学部。曾任陆军三等军医，随军到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后在日本国内善通寺预备病院和姬路卫戍病院等处工作，还以军医身份任朝鲜总督府黄海道(海州)慈惠医院院长。1918年退伍。以后又来上海开设“须藤医院”（1926年《上海年鉴》上已有须藤医院名录）。到上世纪30年代跟鲁迅交往时，他已是一个有三十多年行医经历，有相当地位的老医师了。
须藤医生进入我家与我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哮喘病更是久治不愈，别的医生开的药控制不住，1933年3月，内山先生便推荐他的同乡同时也是内山书店的医疗顾问须藤先生接替坪井学士为我看病，顺乎自然地也给父亲看病，时间长达三年半，看病总的次数在150次以上。父亲认识他似乎更早，因为1932年的《鲁迅日记》里就有写信给须藤先生的记载。以后父亲还为他买过几本书，互相之间馈赠过礼品，请过饭，这就超出一般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而是朋友关系了。因此须藤医生对他的病人（我父亲）了解不可谓之不深。那时父亲肺结核的症状已相当明显，据专家说，即使是一个实习医生也很容易诊断出来，更不必说资深的、对病人有相当了解的老医师了。然而须藤医生对鲁迅去世前半年病情出示的“病状经过”是：
本年（1936年）3月2日，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哮喘症，承招往诊，当时检查病者体格中等，营养稍差，食欲不振，近一年半来，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总需利缓下剂或洗肠用药。须藤先生在诊治父亲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始终是按慢性支气管炎、胃病消化不良进行治疗的，从没有提到父亲的主要病症是肺结核，甚至连怀疑、诊察化验也“疏忽”了！
之后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亲友们也越来越担心。此种情况下，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突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咯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咯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但是尽管如此，他仍没有针对鲁迅的病情，做积极的治疗，用药方面也未见变换，甚至于没有建议养病，向我母亲提出一个医生应有的劝告。
邓肯医生明确指出，病人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首先抽出胸部积液，抓紧治疗。治疗方法很简单，找位中国医生，照他说的实施就行。如果不抓紧治疗（自然是指按肺病治疗），病人最多活半年，如果照他的方案治疗，病人有望再活五六年。
一件简单的随便一个医生都能做到的事，一个行医三十多年资深的日本医生却没有想到和做到。事实上从邓肯医生诊断到父亲去世正好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宝贵的时间里，须藤医生并没有针对肺病进行任何积极有效的治疗，他的治疗仍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治疗，或者干脆说是延误病情的无效治疗。父亲再活五六年、甚至渐渐恢复身体的希望就这样被葬送了。
父亲去世后，须藤医生应治丧委员会之请，写了一篇《医学者眼中的鲁迅先生》的文章，算是对家属也是对社会、世人一个交代。然而这个交代并不真实。文章开头就说病人身体如何一贯不好，意志如何刚强的空话，后面还把抽出积液的时间提前了，更让人不解的是，他说鲁迅先生四十四五岁时已有肺结核的预感，并且他还提醒说两侧患过胸膜炎的人大概是会患肺结核的。既然须藤医生对父亲患肺病有所怀疑，有所提醒，那么为什么不照此诊断、照此治疗呢？
须藤医生出示的“病状经过”的结尾是：（18日，即去世前十五小时）午后二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52乃至46之间，脉软弱。110至114。体温下降，为35度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奶百公分。右肺喘鸣尽去，左肺亦然。诊察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音，肋间也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Pneumothorax）”。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半前五时起（原译文“半前”疑为“午”前），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午前五时二十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主治医生须藤请看这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主治医生应尽的责任吗？！作这个交代之后，须藤医生从此杳如黄鹤，音讯全无。后来得知，他仍在上海行医，并担任过两任日本民会议员。1946年才回日本，在他的家乡冈山开设诊所，1959年去世。后来经有关人士证实，他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一个军国主义组织。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组织，再加上须藤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种种异常之处，所有这些都是足以启人疑窦的。
这是一次有阴谋的“误诊”
第一个对须藤医生诊疗提出质疑的是建人叔叔。邓肯医生诊断后，建人叔叔认为“老医生”（指须藤医生，他比我父亲还大几岁）不行，提出更换医生。父亲去世后，须藤医生诊疗的疑点更多了，提出质疑的亲友也更多了，但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难以查证。1949年上海解放，母亲、建人叔叔立即向中央汇报，请求帮助澄清，然而须藤医生早于1946年被遣送回国了。虽然失去这个直接澄清真相的最好机会，但多年来建人叔叔从未放弃他的怀疑和查证。1949年10月19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首次把积存在亲友心中的疑团向社会公开。
1969年冬天，母亲去世不久，我被单位勒令交代“反江青”和涉外关系、个人的业余无线电台等问题，办个人“学习班”。几个星期之后，因患结核性心包炎等症在杭州用“险”药———静脉推注链霉素(混合50毫升葡萄糖液)治病，并住在建人叔叔家。在这难得相聚的日子里，叔叔经常与我叙谈往事，甚至久久郁积于心的疑团。我及时地记录了下来，直到1969年12月底。我在记录本上记写着这样一段话：“得幸亲聆建人叔叔的教诲，他虽年纪八十有三，但记忆力极佳，十分健谈，谈吐风生。且边讲边比划当时情景……”建人叔叔的话，对我来说，是无可置疑的，对于弄清这件疑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把这些话照录在下面：
鲁迅年轻时候身体十分强健，底子很好，很少看到他生病。胃病是赶考大步奔跑去考场，吃饱饭之后形成胃下垂所致。经常胃痉挛作痛，用桌子角顶住止疼。后来慢慢地恢复，而并非和章士钊笔战喝烈酒造成的。鲁迅在绍兴，偶尔喝点绍兴黄酒，也不过一小碗，并不经常。烈酒是不喝的。邓医生（Dr.Dunn）来会诊之后说：“肋膜里边有积水，马上抽掉积液，寒热会退下来，（这样下来）胃口就会开，东西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大。如果现在就这样治疗、休养，至少（还）可以活十年。如果不这样治疗，不出半年便死。治疗方法极其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乎我自己治疗的。”
还说到是不是需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和拍X光一样。”说得十分有把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一直否定肋膜里有积液，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予以承认、才抽肋膜积液。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有能力诊断出肋膜积水的。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通过冯雪峰的妻子转告给冯，说这个日本医生不可信，应该换个医生。过了几天冯雪峰的妻子回复说，她同冯雪峰讲过了，他（冯）是赞成“老医生（平常大家对须藤的称呼）看下去的”。岂知邓医生的诊断相当准确，到十月份鲁迅就去世了。距邓医生的会诊，正好半年。鲁迅去世后须藤写出一纸治疗经过、用药等等，你妈妈经常谈到诊断书前边一段是空话，说鲁迅怎么怎么刚强，后段讲使用什么药物，把抽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我和你母亲对须藤医生的可疑迹象，向中央汇报。你母亲同意应扣留须藤审查，待中央指示电报通知上海，岂知须藤在日本第一批侨民撤回时，已经走了。以致这件悬案无法得到澄清。对照苏联的高尔基的疑问，也是多年之后得到澄清的。想起来鲁迅生病的时候，须藤医生代表日本方面邀请他去日本治疗，鲁迅当时断然拒绝，回复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方面决定些什么呢？联系到鲁迅到病重前，他迫不及待地要搬迁到租界去居住，甚至于表示房子都不必亲自过目，只需我寻妥就可以，里边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为什么要急急忙忙迁居租界，连房子都不经自己选择决定，只要我看妥认为合适就可以了，这里不知道鲁迅有什么预感，理由他始终没有向我讲。这件事距离他逝世很近。由于病况很快恶化，终于没有搬到租界。（待续）
遗容
鲁迅先生逝世当天作者摄于万国殡仪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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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医生对鲁迅之死的责任和态度
学界（包括日本学界）不少人认为须藤医生的责任仅止于误诊，个别人甚至对误诊还要曲为辩护，大加体谅，说须藤医生近两年的治疗和鲁迅的临终抢救是“负责的”，“
事实上须藤医生对待鲁迅的重病又是什么态度呢？
内山完造写《忆鲁迅先生》一文，它载于时隔鲁迅去世一年后，1937年10月19日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1-4页。内山完造讲出这样一个情节：
那天（鲁迅去世前21小时）正巧石井政吉医生偶然来到内山完造的书店，两人谈起了鲁迅生病，石井医生说：马上去问候一下。由此可见，石井并不是须藤医生主动邀请去“会诊”的。(注：按一般惯例，“主治”医生须藤如不邀请石井医生一齐诊治，石井政吉是不会留下的。)
内山完造在鲁迅家里，他看见“这时候恰好是八点前五分，我因为八点钟在店里有个约会，就拜托了须藤医生，回到店里来了”。
受内山完造重托之后的须藤医生是什么态度呢？！
“须藤医生说了一声大概不妨事，明天再来，就回家去了。但我(内山完造)总觉得不放心，因此，就叫一个店员住在先生的家里。”
这里插入一段须藤医生自己写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鲁迅先生纪念集》P.25），18日:“午前三时(鲁迅)喘息又突然发作，18日午前六时半往诊，……午后二时往诊……”
对一个随时会发生生命危险的重病患者，须藤医生并没有履行一个医生应有的职责，离开他所诊断的病情严重的“气胸”病人鲁迅“回家去了”。须藤医生既然采取这种消极拖延的治疗措施，当然是不会“建议”将鲁迅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我想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吧！
须藤医生态度是不是“负责的”，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可以从这些真实的情况里看得非常清楚了。
“误诊”的种种疑窦
下面来分析“误诊”这个说法或判断，我认为误诊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一般性的误诊，即因诊查的时间匆促，判断有误（如急诊或首次门诊）。这种情况只要医生嘱咐病人或家属按时复诊并进行必要的检查，如化验、照X光片等，这种误诊是可以得到及时纠正的。
第二种是医生本人医学知识、临床水平低，诊断出错。但医生或医院如果对于重病人采取了会诊的办法，也可避免发生不幸的事情。
第三种情况是，已经有了明确的诊断，如像邓肯医生已经做了科学正确的诊断，但主治医生仍然玩忽职守，不按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这就是蓄意的“误诊”。更恶劣的是为了掩盖其用心，而使之“天衣无缝”，主观上做许多手脚。但事实总会被揭露，不会永久被掩盖的。所以，不懂医学的人大谈“误诊”，实际上只会混淆视听，产生误判，其实是有意无意的包庇！
须藤医生对我父亲治疗是从1934年11月到1936年10月，历时近两年（准确地说是23个月），应当说诊查准确无误了。其间还“邀请”了同行日本医生石井(实际上是内山完造的朋友，临时一同去探访鲁迅的)，按理他们应该早就共同“议”出来一个符合当时的治疗、用药条件的方案了。可是不幸的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须藤医生长达一年零十一个月的对父亲的消极治疗，显然不能用“误诊”两个字来为他“开脱”的!
10月18日至19日父亲临终前夕，须藤医生在用药、医嘱、抢救等方面，不应当再“误”了吧？若抢救的措施极不得当，能不能用“误诊”为他掩盖？尤其是处于临危的“生命危机”的几个小时，在这种严重状态下，须藤医生却掷下这么一句：“过了这一夜……”的话，抽脚走掉了！据说是他的休息日。作为医生，这是失掉了职业道德的行为，简直是玩忽人命!
父亲临终前的30个小时，气喘、虚弱、大汗淋漓……须藤医生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首先，若假定是气管性喘息，那就应当使用解痉药，如麻黄素、阿片酊之类。用了没有？哮喘缺氧应当使用医用氧气直接输至口、鼻供病人吸入。他根本没有使用！使少数鲁研学者陷入误导的是家里有内山完造先生拿来的一个“氧气发生器”，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小木匣状的“臭氧”发生器，它对空气有微弱的消毒作用，对病人的缺氧状况毫无改善作用。
垂危病人状况越来越严重，心率越来越快，须藤医生只让看护妇每小时注射一支强心的“樟脑酊”之类的针剂，除此之外并没有看到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他让病人用热水袋暖暖脚！这能够算是抢救吗？如果说是“气胸”，他也没有对症给胸腔抽气减压，这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没有做到，能用“误诊”来开脱吗？
当母亲听到建人叔叔匆匆赶到，从鲁迅身边下楼叙述病况。（建人叔叔告诉我）再长也不过若干分钟，须藤医生就在二楼的楼梯宣布了鲁迅的死亡！须藤医生在鲁迅临终到底做了些什么？
母亲曾经对我说过这种可疑：须藤医生听到店员通知周建人赶到，却让她下楼，我十分怀疑这一个短短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迅在清晨5时20分去世了！
在我从三楼下来站在父亲床前的时候，应当说他已经是临床死亡一会儿了。日本看护妇收拾起她带来的护理用具之后，走向父亲的身边，两手扶持胸肋用劲振摇，试图使心脏复苏，类似现在挤压方法使心脏苏醒。显然，看护妇是在尽最后的努力，应当感激她的良好愿望。但是，此时已无法从死神手上挽回父亲生命。如果须藤医生做过抢救措施的话，做过心脏复苏按压的施救术的话，看护妇在过后是不必再重复这样的操作的。
看护妇在鲁迅死亡之后，采取振摇“复苏法”后毫无反应，只好无奈地深深鞠了一躬离去了。从她采取这一个措施来分析，是不是可以说明病人停止呼吸前，并没有采用其他积极的抢救办法。这位看护妇有一张“请求书”———实际上是发票，费用由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二十一号、上海（日本）“看护妇会组合”领收的，日期是10月23日，是由内山书店代付的款子。这里又产生出另一个疑问，看护妇若是须藤医生雇请的，账单必包含在他的诊疗、药物、出诊费内，这是常理常规；而这笔账单的付给，由内山完造先生店里转，看来这位护理人员是内山先生为减轻母亲照顾重病人的劳累，后来请来的，也就是并非跟随须藤医生一块来我家的。若是这样，须藤医生在父亲床前的时候，看护妇是否在旁？所以叔叔才会产生“只有须藤医生在父亲旁边”的惊愕！事后他把这一个重要情节告诉了我和他的秘书冯仰澄。
在“抢救”濒危病人的时候，按日本的医疗和习惯，没有叫家属回避的做法，须藤医生却叫母亲离开。为此我询问了知情者，他们说在医院里，除非紧急手术怕碍事，有让家属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情况，但现场绝非只有一个医生抢救的。一般内科抢救没有叫家属出去，尤其病人弥留之际更不会“闲人免入”似地将最亲的人支开，这绝对不符合常情。他们还说：当病人处于“生死”交界时候，医生会让亲人大声呼叫，往往能把阴阳交界的病人，呼唤复苏，回醒生还。
一位负责任的医生，当他的重症病人濒危前，习惯上应该另请一两位医生一齐会诊、抢救。直到临终，也应该当场签字写出明确的“死亡证明”。看护妇如在，应有她的签署。这些，都欠缺。事后，须藤医生也没有把书面证明补交给家属或内山先生。
70年期间的查证之旅
在父亲病危和去世的问题上，对须藤医生的行为，母亲、建人叔叔和我都取怀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仅从来没有改变，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探查求证。我们还通过组织向中央汇报过，并请求中央帮助查证。没想到这种观点有一天忽然被上纲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国际问题”。那是在1984年5月，纪维周先生发表《鲁迅之死谜释》，指出医生疗救过程中种种疑窦，推测他有否图谋，这种怀疑，对我们亲属来说并不新鲜，但在学术界却是首次提出，因此日本鲁研界也很快有了反应，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应该也不值得大动干戈。然而上世纪80年代正是大讲中日友好的时代，这种时候提出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于是纪先生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无端遭受种种责难，并被迫公开检讨，现在看来这是极不公正的。
有不合时宜的人和事，就有合乎时宜的人和事。1984年2月，上海方面组织了有9个医院23名专家参加的“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这样大的动作，或许是有所安排有所布置的，目的是取得关于鲁迅的病情和死亡的“科学的、权威的”结论。
读片会的诊断结论是：⑴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疱；⑵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⑶左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
并推断鲁迅先生死于在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
这个结论与须藤医生诊断几乎完全一致。我想说的是读片本身大致是可靠的，但根据读片确定父亲的死因为“气胸”则不见得就是临床的事实。
2006年4月，我们请上海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郭德文教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对鲁迅X光胸片进行了再次审读。郭教授先从右上方叙述开始，他说右侧肺上方症状是活动性结核，大量浸润及增殖性病变延续至中部。未见钙化和空洞。右侧下有胸腔积液，郭教授问及积液颜色，我说呈现透明浅橙黄色。郭教授点头说这是典型的积液，没有粉红色，说明没有别的病变。液弧面大致在第8、9肋间，应当属于中等量的胸腔积液。左肺上、中比右侧重，亦见浸润及增殖性病变，整个面积看到伴有纤维及钙化点，和右面相比，病灶早于右肺。
郭教授指向X光胸片中部说，这已是干酪性病变，而且实质量不少，有大量结核菌。从边缘线判断，不似有癌变。这也可从胸腔积液颜色判定，并没有癌症的可疑。左侧上端并见不规则的透亮点，怀疑是几个小薄壁空洞。两肺下显现透亮度增加，是肺气肿所致。
郭教授把背面的小型光源向X片下移，讲解说：这里可见多个肺大疱，以左下最为明显，左肋隔角钝，左肋表面有支气管影粘连。双侧肺门血管正常表现。主动脉弓大小与年龄相符，心形无扩大、形态正常。未见房、室扩大。可以诊断鲁迅先生他生前没有心血管粥样硬化。
郭教授拿出自备钢皮尺，测量胸腔与心脏比例，心胸比率0.4左右。正常值是0.5-0.55，郭教授说，这是肺气肿所致，从另一方面说明，鲁迅的心脏很好。郭教授把X光胸片移向窗口方向，审视整体状况，发现左侧第7根肋骨有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上缘四周有骨痂，至少是有5年之上时间的旧伤。我说父亲青年时期在南京骑马时曾坠落过，郭说碰撞亦有可能。审片完毕，请郭教授写“诊断”书，书面如下：
双侧浸润及干酪型肺结核，伴空洞、肺大疱肺气肿，右侧胸腔中等量积液。慢性支气管炎。
左侧第7根肋骨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有骨痂形成。
心形及大血管阴影表现为正常范围内。（待续）
爸爸（鲁迅）去世几天后，坐在藤躺椅上的作者
1936年鲁迅拍摄的X光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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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证结果：当年的差错真不可思议
审片之后，我又向郭德文教授请教了几个问题：
周：鲁迅的肺病程度怎样估计？
郭：如果吐血并不严重，痰中带血，病症似有多年。后期的下午有潮热、体温37度以上，
周：在鲁迅去世之前半年，即1936年5月15日，他给曹靖华去信，自己是这样叙述的：“今日看医生，云是胃病，大约服药七八天，就要好起来了。”5月23日鲁迅给赵家壁信中说：“发热已近十日，不能外出；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
周：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请问郭医生，父亲的病是不是难以诊断？
郭：从鲁迅历年的体征和病史，即便是刚刚毕业稍有实习经验的医生都能诊断出。以胃病为治疗目标，令人难以想象。
周：有个别人说，鲁迅去世前用了氧气，我只见到内山完造拿来的是一只一尺见方的木制匣，通电后有“蝇蝇”声，叫做“阿纯”发生器，似乎是臭氧发生器，而非给重症病人使用的氧气。连我的母亲也误认为是“输氧”。
郭：那是一种简易的臭氧发生器，没有治疗作用。只对室内空气有微弱的消毒作用。
周：父亲病情危急时，有用口、鼻输送氧气的需要吗？
郭：即使在那1936年时代，医院是广泛使用钢瓶氧气给病人输送氧气，就像电影里所见那种。以鲁迅病情，如使用吸氧，可缓解许多。
周：能援救临床濒危吗？
郭：有这种可能。判断鲁迅是“气胸”为死亡原因，根据不足。估计是肺病菌毒素引起身体衰竭，肺氧不足致功能衰竭死亡。
周：医生为什么不提出鲁迅病情的严重性，急迫需要送医院抢救？！
郭：应当立即送医院。医生没提出过这个建议？
周：没有！须藤医生离开大门前仅仅这样回答母亲，他讲：“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许广平《最后的一天》，原载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二卷第二期)须藤医生以轻松状态走了。因此母亲安下心了。哪知道……
郭：真不可思议！周：如果不是这样的“疏忽”，父亲的寿命可不可能像另一位美国医生的估计，按结核病治疗，还可能再多活5-10年？
郭：以他的年龄，有这种可能。须藤医生用的“苏忽儿”药（Solfol）我查出是德国药，仅仅用于缓解支气管咳嗽气喘之类症候，也略有止痛、退烧作用。
周：谢谢，此药查证多年未获结果，日本医生也表示无可查询。再比如某位鲁迅研究家在《鲁迅生平疑案》一书中，把蒸汽吸入器注明是吸氧器，通大便器注明是注射针剂的器械，外用药重碳酸曹达、黄碘误为内服用药，许广平被日寇抓捕后的补血剂亚硫酸铁丸药……当成鲁迅用药，写入书籍中。其实，此事只要稍稍问问我，当不至出此差错。郭：以你的高龄，今天讲出当年的实际情况很重要。周：谢谢郭教授今天的科学判断。（以上涉及郭德文教授的内容，均经本人审定。）
一份弄虚作假的死亡证明
依据须藤医生所写的病状，有些学者认为鲁迅先生死于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他们所根据的是“病状经过”，即根据须藤医生所写的病历。须藤医生所写的病情简史，是在事后才补做出来的，母亲和亲友曾纷纷指出他倒填日期，含有弄虚作假成份。
鲁迅“死于”“左侧自发性气胸”的诊断还有其他医生的证明吗？没有！
因此，这种“诊断”不能作为事实的依据。
须藤医生没有按医疗程序签署死亡证明，更没有第二位医生的证明、签署。早在1984年2月22日下午2时，有23位专家学者参加的“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也没有从胸部X线片上发现有“气胸”迹象。
鲁迅去世前半年，既然没有“气胸”迹象，他的X线胸片上必然拍摄不出这个“事实”，郭德文医生也没有从X线片上读判出“气胸”现象，因此须藤的诊断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有人曾经问我根据什么对鲁迅死于“气胸”产生怀疑？我的回答是没有“证明”就是最好的反证。
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完）
2006年9月于北京木樨地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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