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他们断言，经济增长奇迹就证明了这是一套最好的制度。
    此时，他们的意思不仅仅是说这套体制是一套优良的增长体制，而是说它是一种优良的宪制，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体制。他们也许只是无意识地把增长体制转换成了宪制，因为他们是经济学家。理发师的眼里只有头发，经济学家的眼里当然只有经济增长绩效，其他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是不可救药的物质主义者，评价宪制良瓠的惟一标准就是增长绩效。
    这种物质主义在经济学知识传统中已经根深蒂固。经济学之诞生，就是自然秩序物质化的产物。近代哲学颠覆了古典以迄中世纪的世界，至少从霍布斯起，人就从一种趋向于某个外在永恒目的——自然或者上帝——的存在，化约为一种激情、欲望的载体。休谟、斯密道德哲学的预设就是：人乃是被自利激情所支配的动物。斯密的经济学反覆论证，个人自利的动机完全可以利他。斯密把这种真理变成了应然：社会应当允许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是文明的，政治道德制度也应当服务于这一目标。一个好社会就是一个工商文明社会，就是一个人人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而这种利益，至少从培根那里开始，就已经完全是满足肉体欲望的物质性利益。
    现代民族国家本身也是物质主义精神的产物，并强化了国家的物质面相。古典及中世纪的国家尽管也汲取财政收入，但国家哲学反覆强调，君主或共和国的正当责任是供应与分配正义。现代民族国家则颠覆了这种国家哲学，处于丛林状态的个人关注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财产与生命，处于国家间丛林状态中的民族国家最关注的是国家的生存，因而，国家的物质力量具有了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经济”成为一个需要大臣、学者讨论的最重要的公共事务。国家积极投入到财富的创造中，介入贸易、工业，重商主义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不是偶然的。

    容我大胆地说一句，这群号称研究制度的经济学人是一群教条主义者，他们既没有分析大师们的语境，也没有思考如何在中国语境中运用大师的思想。他们没有分析大师所处的社会与当下中国社会根本性的制度差异。他们不大明白中国当下的制度是什么，也不清楚中国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正是他们和一些同样固执的、以经济学为业、甚至以经济学自傲的人，严重地损害了、并且正在损害自由市场在中国的声誉。因为他们以为市场就是一切，试图用市场化替代政治民主、法治、个人的表达与结社自由进程；因为他们错误地把种种反自由的制度，如工会、产权的法律保护及政治民主之匮乏，当成了自由市场的构成性要素或前提性条件。
    回到中国语境，就是要弄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而种种事实已经表明，认知这一问题，显然超出了经济学的能力。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治国术，它的视野是有限的，它思考的对象仅仅是社会的一个方面；它甚至是保守的——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今天的态度。而对于中国来说，根本的问题是探究这个“国”的基本框架，是重造社会的基本架构及其规则。也就是说，需要探究宪制问题，需要追求那个比增长高一个层面的价值：自由。
    这不是说不需要经济学。但经济学中的“制度“概念远不足以涵盖宪制性制度的丰富内容。假如谈论宪制问题，那就暂时忘掉经济学吧。今天的经济学人错把增长体制当成了宪制，从而说出种种非常可怪之论。这揭示了经济学自其诞生起就内在固有的局限性：物质主义的心灵是无力思考宪制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