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参加土改

1951年，父亲被派到安徽五河县某乡参加土改。其时，这个乡已经搞过一次土改，这次属于回锅饭，叫复查。工作队的小队长为当地的农民干部，副队长则是北京去的知识分子干部，当然都是共产党员。队员的成分却有些驳杂，虽清一色为知识分子，但有党团员，更有民主党派成员。著名剧作家曹禺也忝列队员之中，所不同的是他带了夫人同来参加土改。

到了乡里，队员即分成若干小组，继续往村里扎。父亲与副队长及另一城市来的女党员在一组，其余几个队员为当地人。他被指定分管小组后勤。后勤是分管抓生活的，可他连自己的生活都从来不曾料理过，叫他如何担起这责任？好在分工有名无实，空头衔而已。

一下到村里，当地便安排他们几个城里人到一家疑似地主家住宿，吃饭则在一户富农家。队长对他们说，想吃什么就让富农家给做，当然，得自己掏荷包。你们来自大都市，工资高，参加土改还有补贴，吃好点没问题。我们就不行了，工资低，只能安排到贫农家吃派饭。

对三位城里人来说，这种安排是被动的，人生地不熟，只能由队长安排。后来细想想，是不是贫下中农要考验他们，看他们天天和地富分子泡在一起，是否能划清界限呢？

父亲的具体职责是划分与丈量土地。至于如何划分，他只能听村里积极分子的话。对于他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来说，面对大片的农田，他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更别说估量土地的面积与具体位置了。说到丈量土地，一来没有人手，二来没有工具，就靠手拿一根不长的麻绳。量来量去准头颇差，充其量也就是大概其。在村里呆了差不多三四个月，他从没见负责当地土改的领导来视察过，估计对这种重复的丈量工作也不会重视，复查只是走过场。真正的目的或许也有，一则是让这些出身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见识见识什么叫土地革命，二则是让他们接受革命的教育。

从表面看，父亲与革命干部一样，穿着不带五角星的土布军装、带着军棉帽，老乡们看不出他究竟是何身份。因为年龄偏大，说不定还错把他当成领导呢。皮一样，瓤却大不相同，人家革命干部是红的，他的颜色黑不黑、灰不灰，该划为何种颜色着实难以说清楚。

不错，他对国民党一贯不满，又经过近一年的强化学习，脑子里已绷起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这根弦了。他也非常愿意积极投入这场运动。可思想上却有矛盾与压力。明摆着，自己家里就有地主被镇压、被斗争，骨头连着筋，想完全划清界限谈何容易！再说，从地方干部，党团员对他的态度上，也明显看出自己与他们的界限，甚至有没有资格与他们为伍都相当成问题。

在一次发动农民的会上，一个地方积极分子曾指着他的鼻子说，他就是国民党，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还参加什么土改！

那积极分子怎么会知道他的历史？肯定是作为乡亲的队长告诉的。只看队长一言不发，不制止积极分子的态度就知道了。肯定，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又一次，队长把地方上的几个地主都叫来训话，他特意叫父亲也来参加。却不叫他发言，也不正眼看他，就让他在旁边干听。听队长大骂这些地主分子，骂得体无完肤之时，父亲感觉自己仿佛已不是人，而是两只飘在训斥话语中的耳朵，专门来接收这些骂语恶言的。

正由于此，工作队集体开会时，他往往一言不发，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发言资格。队长后来又有意见了，说他总是沉默，画外音是指他有抵触情绪。抵触情绪在潜意识里当然存在。土改行将结束做总结时，他和民盟的一个教授共同写了个发言稿儿，教授的意思是叫他发言，他却推辞说，我口音重，大家恐怕听不懂，还是你代表我吧！这最后一次亮相，他竟然还是无言。

工作队里，他时时处处感觉自己的处境孤立无援，只有副队长对他的态度还算和蔼可亲。副队长是全国妇联的处长，入党多年的革命同志，毕业于燕京大学，也曾参加过国民党，肯定对他的历史较为理解。

他参加土改的乡算正宗鱼米之乡，可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之差。他们吃饭的这家是富农，有三十亩地一头牛，在全乡该是最富裕的。他们只是叫富农的老婆做饭，钱一个也不曾少给。钱付的不算少，这家人也不敢在钱上做任何手脚，一五一实买来做给他们吃，做菜的油放得也多，几乎顿顿有鱼有肉，特别是经常能吃到桂鱼。当地也有鸡卖，可是副队长怀孕了，闻到鸡的味道就要呕吐。因此，尽管他对鸡肉十分渴望，曾提出买一只鸡来吃，但副队长始终不同意，他也只能作罢。

富农一家对他们这种吃法垂涎欲滴，羡慕地说，你们简直像天天都过节呦！吃一天的油，我们能吃整整半年。你们天天吃肉吃鱼，我们要年节才能吃到呢！看来一般城里人的生活就胜过乡下的地主、富农百倍，他们这些大都市的人也该知足了。

当时，乡里选干部的标准是苦大仇深，越穷越好，穷则思变，革命觉悟高。

他曾去过这个乡新选出的乡长与村中民兵队长的家，两个新干部口才还算不错，但家中穷、破、脏的程度着实令人吃惊。乡长的一间屋面积颇大，但房里空空如也，家具只一张单人床。天气很冷，又不生火，床上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床被褥，且辨不清颜色、单薄异常。民兵队长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已有老婆和好几个儿女，住的房子却很小。泥糊的墙，屋内没有任何起眼的东西。印象深刻的惟有满屋子都是人。大人、小孩身体都不错，可一个个灰头土脸，眼神空洞，露出的牙齿都是黄的，仿佛从来不曾洗脸、漱口，像刚从泥土中爬出来。他当时就奇怪，村边就守着一条河，水又不花钱，走不了几步就能洗洗涮涮，为什么不把衣物和脸洗干净一些？但这奇怪只能放置心头，他明白自己的身份，此话是不可说的，甚至想都有些逾份。

土改的主要任务当然是斗地主、分田地、抄浮财。在前次土改中，本村却一户地主也未产生，只有一疑似地主，即他与副队长住的房东家。当地干部清一色贫下中农，村民也大多为贫下中农。这次复查，当地干部坚持要把这家划为地主，村民也都支持。这就用得上存在决定意识这话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只有查出几个地主，才有土地与家财可分，否则这场运动等于白搞，积极性从何而来？

但这家人的情况很有些特殊。户主已死去多年，只留下寡妇和一个正读中学的女儿。家中有三几十亩地，女人无力耕种，全由一个长工常年代劳。而这长工又是寡妇的情人，两人共同生活，男主外，女主内，寡妇一分钱也不付给他。长工能干又愿吃苦，是全村出了名的壮劳力，且家里统共只这三口人，负担不重，几年下来便将这个家整治成村里的最富户了。看到一个寡妇家居然也能成为全村的首富，不少人都不服气更犯了红眼病，土改一到，自然想把她划成地主。这可说是众望所归，更是队长这次奋斗的主要目标。

但副队长坚决不同意，说那男人与寡妇已形同夫妇，他的身份不再是长工。两人争执得面红耳赤，激烈异常，两种意见一时相持不下。

父亲只有坐观其斗，自知没有发言资格。却不知为何，一颗心很有些为那寡妇揪着。一个干净利落的女人，把家中搞得井井有条，守寡多年带大女儿也颇不容易，对他们个个低眉顺眼，倒也不卑不亢……看来，虽没有发言资格，心里也还是有倾向性的。

最后，还是副队长搬来了县委书记，由他亲自拍板，才决定不将寡妇划为地主。这女人总算逃过一场劫难，只是叫队长和大多数村民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