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萨谬而森在其传世之著《经济学》里这样定义“宏观经济学”：“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之分配给不同的人”。这里提到的“如何生产、如何分配”明明就是“怎么办”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萨谬而森的话和张五常的话合而为一，结论就是经济学不是科学而仅仅是一门技术。

可惜，“为什么”三个字可不是张五常先生理解的那么简单。“为什么”是探求因果关系的，是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但是，因果关系包括事实世界的和价值世界的两个领域，即张五常所谓的“现象和行为”两个方面。在事实世界里，比如一定体积的气体压力升高了，我们可以解释为加热所致，即温升引起压力增加，这个“为什么”解释了现象；而在价值世界里，“为什么”可以解释为目的性，例如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即对动机的探讨，也是一个“为什么”的问题。一个人做了某件事，我们会追问“为什么？”，即希望探求其行为动机。但是问题就恰恰出在这里——如果谈到行为动机，则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因素于其中。人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在其价值观看来，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好事。

事实上，经济学恰恰是关于“好不好”的学问。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孜孜不倦地讨论“价值”概念，到了效用论一统天下的时候，“价值”二字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效用论者似乎没有认识到，效用其实就是价值的代名词，依然是在谈论事物的“有用性”，而有没有“用”、有没有“效”、有无“效用”，恰恰就是一个“好不好”的问题，效用的概念是对价值概念的一个叠梁架屋。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把对他没有效用的事物评价为“好”，也没有人会把对其有效用的事物判断为“坏”，假若真的有这种人，经济学家也不理会他，因为经济学家只面对理性人，而理性人是趋利避害之人，“利”就是“好”，“害”就是“坏”。如果这种认知没有问题，那么，按照张五常先生的话，经济学当归属于伦理学之列了。

的确，科学不问“怎么办”，只问“是什么”“为什么”。但和科学紧密相连的“技术”即工程学恰恰是追究“怎么办”的东西。几个世纪以来，有名望的经济学家都忙不迭地在为政府出谋划策，所谓“如何获取最大的效率”（产权明晰、完全竞争等等），也就是张五常所说的不属于科学所关心的“怎么办”。张五常自己身体力行，对大陆的政策指手画脚，满口都是“怎么办”之辞。换句话说，张五常老先生所作所为不是一个“科学家”，充其量也只是个“技术员”。

经济学有规范和实证之分。张五常所界定的科学的经济学不问“好不好”，而现实的经济学却一刻都没有离开“好不好”，也就是说，至少在“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看来，现实的经济学并不是一门探究事实世界的“科学”。

然而，张五常的经济学著作名称又叫作《经济解释》，“解释”一词是什么意思？不就是“为什么”吗？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一个“解释”。张五常不止一次地说经济学就是解释经济现象的，也就是是要回答“为什么”的。大家都承认，科学是探究规律的，但是主观的价值世界里也有规律，例如价格运动的规律性和周期性，背后起作用的就是价值运动的规律。价值是“好不好”的问题，对这种价值规律的探究算什么呢？算是科学吗？

如此一来，按照张五常理论得到的“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说法又有了问题。经济学恰恰是系统地解释现象（经济现象）和研究行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学是解释经济行为的，或者说是寻求经济行为的动机的，是为了给每一个经济行为找到一种动机解释，还原一个行为动机的一致性逻辑，也就是说，经济学是要追求经济行为“为什么发生？”，即是关于“为什么”的理论。所谓“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都是对消费行为、厂商行为的一个解释，即回答“为什么”的，如此看来，经济学又是科学了。

经济学研究“价值”“效用”此类“好不好”的问题，又要对经济行为给出一个“为什么”的解释，还要实证地指出经济现实是什么，提供“怎么办”的解决方法，按照张五常的理论归类方法，就不知所从了，既像科学又属伦理学又像工程学，非驴非马一头骡子。

其实我们是否应该说，科学和非科学的界线只能从对其研究对象是价值世界还是事实世界进行甄别，而不能采用五常先生倡导的“科学是回答为什么、是什么”这种标准。

经济学家热衷于充当政府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幕僚的习惯由来已久了，“怎么办”这个职业已经是经济学人的首选职业。由于实证的经济学和从事“怎么办”的经济工程技术员们的努力，这个世界被搅和的乱七八糟，“经济学家误国害民”之说不胫而走，经济学人招致的骂名和荣耀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成语曰“见仁见智”，抑或张五常先生会把经济学这种非驴非马说成是“既像驴又像马”，并由此给出经济学是科学之王的结论，正好可以给出经济学“为什么”如此霸权以一个合理的解释。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曰：【经济学界对作为“公平裁判”的热衷是许多经济学家热心于政治、成为“准政治家”的原因之一，然而这些都不是亚里士多德定义的经济学的本意，尽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和经济学是统一的。如果经济学陷入对财富私有权合理性的判断中，则它只能停留在政治工具的地位而不可能取得科学的学术地位。】

【经济学家当然可以从政，就像物理学家可以为某个政治利益集团研究核武器一样，但如果自己的理论可以为自己的政治服务而不会被其他利益集团所利用，那么这种理论注定仅是政治理论而不是科学。经济学家对“分配”的研究充其量到对“分配”的历史的研究，以及“分配”的历史对现实和未来的影响为止，未来的“分配”原则的建立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事而不是经济学家的事，不在其位不要强谋其政。】（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4）

【一些经济学家在给“经济”下定义时，念念不忘“经世济民”这个成语。李嘉图就认为分配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P3）。经济学家一直被世人赋予“经国济民”的重任，希望他们提出一条财富分配的法则来，许多经济学家也自我膨胀得当仁不让。】

【经济学家不应该对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指手画脚，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是政治家们的事情。经济学家必须主动地从社会财富分配的裁判员位置上退下来就像股市评论员应该退出股市一样。经济学在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上的研究结论应该是“在某种所有制体制下的财富分布的规律是什么”，而不是“财富应该如何分配”。一旦经济学家声称财富应该如何分配，其观点就会难保公正。】

【财富的分配不需要任何科学的保障，只要社会政治制度就足矣。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有既得利益阶层存在，“穷则思变”（《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十年》），“未曾阔气的要革命，已经阔气的要稳定”（鲁迅语），任何关于财富分配规则的变动，都会得到既得利益阶层的激烈反对，引发阶级矛盾激化。】（以上摘自P12）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是如何解决经济学的“学科地位”问题的？一句话“宏观经济学就是政治”——只不过是披了一个经济学的行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