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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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

    对老年人的一般性尊称，文革中被附着、固化到毛泽东名下。[注1]变化形式有与第三人称结合的“他老人家”、与第二人称结合的“您老人家”。也有单称“老人家”，或“毛老人家”的。

    这一称谓是把五伦中的君亲两伦合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同位词组众口一词，声震寰宇，此起彼伏，把政治领袖、国家元首毛泽东神圣化并将自己的所有希望、敬慕都盲目付之于他的同时，还把炽烈情感投射到他身上，虚拟地将其当成家长和父辈亲人。这既是官方舆论的诱导、劝降，软化民间的疏离，让社会各阶层更易于、乐于接受，又是细民百姓的顺从、迎合，向权力的真心输诚、攀附，“（他）是咱家尊长呢……”，双向互动、相互为用。如此称谓不但被广泛用于发言、作文和公开表态，而且在日常生活、私人场合里也这么说。

    从修辞上看，它是基于崇拜的匍匐姿态的谀词、换词，使崇拜表达具有多样化效果，免于审美疲劳。虽然带有部分世俗色彩，但它使政治权威的外部承认，内化为此在生命的切身呼应。是政治权威合理化的一种方式。

    人们接受这一称谓，除了垄断舆论机器的强力灌输，还因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强大的政治权威使他能慑服中共打天下的一帮老臣，超迈的思想能力使他能提出“五七指示”式理想国图画，民粹主义的亲民倾向使他“揭露阴暗面”、“打倒走资派”的口号能征服不知底细的群众，抚慰、抚平了庸众在无物之阵里的受挫感。

    它出现在政治动荡的1966—1970年、1976和1977年，还意味着官方和人们是把毛泽东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符码、政治资源来使用，以此对抗、拒斥、谴责他们心目中的敌人，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毛老人家”的称呼出现较晚，在1970年代的中晚期，且多出现在私人场合。用简称姓氏“毛”与“老人家”组合，佻薄，而含旧时青洪帮“老头子”意味，带有轻微腹诽、抵牾的叛逆色彩。既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无法打小报告，又可以多少排遣、宣泄一些莫名愤懑。

    2000年代的话语流通中，一方面还有历史回声的宏大响应：“真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为我们搞出两弹一星……”（江泽民），“华赋桂说，山坳里一位老人曾问他：‘毛主席他老人家现在身体可好？’”，在改革的利益受损者那里这样的称呼更觉亲切；一方面又通过恶搞使之戏谑化：“毛主席他老人家太牛了，早就预见了‘神舟五号’的发射成功”。[注2] 以“毛主席他老人家”为关键词，通过google、百度引擎能分别搜索到45.3万和48.6万个查询结果。

    能指的流变际遇述说着所指的沉浮悲欢。

    [注1]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该词浮现率峰值的1966年有5.44%，1967年10.44%、1968年14.50%、1969年9.35%、1970年3.66%、1976年7.34%、1977年3.21%。这7年就占了全部的53.94%；其余年份的年平均浮现率仅1.12%。
    [注2]据说，《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三十八年过去”1965+38=2003（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预告了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

    （参考资料：库尔班吐鲁木《我们维吾尔人民永远跟着毛主席》《人民日报》1966.06.19；云淡水暖《江泽民同志说：真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 ostID=2362" target="_blank">ostID=2362" target="_blank">http://www.fans7.com/mopdispost.asp?BoardID=15&ostID=2362；失落的天堂《毛主席他老人家太牛了》，“成都理工大学校友论坛” http://www.cdlg.net/bbs/showthread.asp?threadid=204）

“文革中被附着、固化到毛泽东名下。”此说正确，但又可把时间扩大到现今。

时下用“老人家”三字，通常可能有三种情况：

一、尊敬之意，这在不少至今对毛十分信仰的人众中有之；

二、一般性的，因为毛是已经逝去的老人，不管他过去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总要有一番敬意，即便只是‘客气’也罢；

三、不少时候，是为了避免网络上的‘麻烦’，避开‘敏感词’。

我亦时常用‘老人家’三字代表我的意见，主要意思是后两者。

我常发奇想，什么时候能够公开档案，把老人家的所有文章的‘原始版’和现在白纸黑字印在‘文集’里的版子作一对比，例如：“论联合政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到那时，人们对老人家会有什么想法呢？还会用‘老人家’三字代表老人家吗？

刚发了上面的跟帖,就在【凯迪网络“文化散论”】上看到一篇文章，转来大家看。

黄一龙：《文汇报》的三重冤案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的反右派运动，是拿《文汇报》开刀祭旗的。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编辑部评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发表于当年 6月13日。虽说在此以前的 6月 8日和10日，《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和《工人说话了》两篇社论（前一篇且为毛氏亲自创作），发出反右派的动员令，但它们并未指名道姓发令反谁。只是到了这篇评论里，才点出《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两家报纸，说它们“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到了 7月 1日，毛氏的另一重头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又以社论的形式出现于《人民日报》。在该文里，《光明日报》因为“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立场根本转过来了”，得以免于刑戮，剩下“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并且立即点出“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以及“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指称“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半个世纪过去，“反右派”运动已经以 99.9%以上的“扩大化”记入官方史册，冤遭“扩大”的人员，无论是否中共党员，各人均从有关的中共组织领得一纸通知，表明当年被党误会了，现予“改正”。可是文汇报不是一个“人员”而是一张报纸，无头戴帽，也就无帽可脱，当年误会并批判她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只是最高领袖借用的名字，该报编辑部或其中共党委想又无责发去“改正通知书”。那么对《文汇报》的那些指责，究竟“改正”没有呢？
  详加分析当年对它的指责，可以看到，其中“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是自动失效了的。因为现已查明，根本不存在什么“章罗同盟”；所以“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链条，自当还它本来面目：前一根应是两个自然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后一根是同一报社上下机构之间的工作关系。所谓“右派系统”也者，白昼见鬼也。这算是一重冤案，不改自正了。
  第二重冤案就复杂一点。它属于对于该报“一个时间内”所刊文章和报道的定性，说她“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现也查明，这里所谓“资产阶级观点”，其实绝大多数是对执政党和政府工作缺点苦口婆心的批评，表达这些观点的人们后来之获得相关党组织的一一改正，自然等于对“发表”它们的报纸的改正。不过这里还剩一个判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的原则，尚待辩析：发表了对于执政当局的某种批评意见而“并不准备批判”它们，是否就算“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衡诸当年历史，对于各界响应“帮助党整风”所提出的大量意见和建议，报纸应该大量报道还是大量隐瞒？总不能说报道事实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而隐瞒事实倒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吧。这是一。第二，当年整风运动之初，已经郑重宣布，对于各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实行“言者无罪”的政策，从后来众多的史料包括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已知，在那时报道整风意见的全国大小报刊中，没有一家的老总是知道今天报道了人家的批评明天就要还治其人之身让人家吃不了兜着走的。这个计策属于毛泽东亲自掌握的“阳谋”，最早到当年 5月15日才使中央政治局部分官员知道* ，而一切报纸总编这一级的干部远远不预焉。要是以此划线，则当年 6月 8日公开反右以前的全国报刊，无一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不该独打《文汇报》的屁股了。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应当由谁和怎样判断公民的观点属于什么阶级，是否应该和怎样进行“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是否拥有决断和处置的能力和权力？当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不要说区区一张报纸，就是整个执政党及其中央以至最高领导，都对于当时所谓“资产阶级观点”的判断和批判基本上大错特错，所以才有令人痛心的“扩大化”。所以还得回到毛泽东在反右以前的论述：“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专政的方法，训令的方法，只准我批不准你辩的方法，强辞夺理的方法去解决。把后面的方法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特性，倒甚符合“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对它们的描述，决不能为社会主义增光，所以应该坚决反对。以上就是当年把文汇报打成“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三层）罪名，虽然事实上现已无人追究，可是因为它们涉及报纸的根本性质，根据它的思路，事先预设“资产阶级观点”或其它“不良”观点的帽子，看见不合意的文章和报道就顺手抓出一顶扣上去，至今似乎还被某些人士视作看家法宝，一有机会就想祭出来重振雄风。所以厘清这层冤枉，不无现实意义。

  至于冤案的第三重，则既有众所周知，又有众所鲜知了。就我所见，至今似未把那内幕完全揭开。
  众所周知的事情是，前述一二重冤案的兴起，由头是姚文元的一篇抨击《文汇报》的短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上引毛泽东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就是为《人民日报》转载姚文而写的。它介绍姚文说：“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姚氏这篇置“我们的同业”《文汇报》于死地的“好文章”，从此以后也就出了名。它对于《文汇报》的指责，事实部分如下：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最后一句话报纸发表的原文是“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黄注）。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两个铅字那么大。
  把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发表的“含意深远”的讲话，缩小到“两个铅字那么大”，这是《文汇报》抓在姚文元手里的辫子，也是他“含蓄地”射出的弹药。在当时各界对于党政当局批评甚多的情况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一反此前多次让人畅所欲言，实行言者无罪的表态，宣布出现了“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并且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无论其“含意”还是含义都是深远的，并且也的确透露了毛泽东准备动手收拾右派的战略部署。姚文元指责《文汇报》把如此重量级的新闻处理得如此“无足轻重”，即使在今天，也不能不说他看得准打得狠呢。
  这里就要说到众所未必知的事情了。原来姚文所谓毛泽东“含意深远”的那句关键的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他在中南海草坪上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那个下午，根本没有讲！
  那天我就是在场的听众之一。关于那次接见和讲话，我曾在1999年 2期的《书屋》杂志上为文有所披露：
  我是这次会议的代表，我们得到（毛泽东）接见的通知时，兴奋之余好多人都准备了便于携带的小记录本。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低头拿出本子记。他讲得不快，而且四川人听湖南口音基本没有障碍，所以回来互相对笔记的结果，所记略同。第二天早晨《人民日报》一到，大家争着看消息，一时都傻了眼。就在消息的副题里，赫然有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一看内容，知道这是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可是对这句话谁都记不得听到过，谁的记录里都没有，而且也仅仅这句话没有！
  头天没有讲的话，第二天的消息里居然有了，显然是接见结束以后消息发出以前倒填时间临时加上的。这段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此话必须横空出世无中生有，这是治反右运动史的史家的研究课题，我在上文里也有所推断，此处不赘。但是不管是何原因，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正是这句实际上并未出口的而被倒填上去的“不实之辞”，构成了毛泽东“讲话”中导致《文汇报》获罪的深远含意或含义。毛氏这段见报时总计六句话 109个汉字的讲话如下：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可以看出，这段讲话里有无最后一句20个字，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前面五句话虽然讲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但是在青年团的语汇里，“保证党的领导”总是最要紧的，因此它的出现也是极自然的；而刚刚投票把自己的组织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在场代表们，更不会因为在这个场合听到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号召而感到意外。所以仅仅结束于“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那段讲话，实在并未传达出很“足轻重”的新意。事实上当时几乎所有“帮助党整风”的人们，特别是已经在首都主要高校活跃了一个星期的青年右派们，都真诚地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只有这第二天见报时突然钻出来的最后20个字，才为讲话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含义和含意。但是与此同时，也必然使一切眼见这出戏法的人们感到迷惑莫解。这些不幸的人们，就包括到场采访的各大报记者。作为佐证，我谨举出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系张允若教授的一篇文章《事实为政治服务的不良先例》，它也追叙当年的同一事件，然后说：
  我的一个朋友作为《解放日报》的记者采访了这次大会，他当时就对这种做法表示不解，因为新闻报道只能如实反映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是新闻学的基本常识，对于毛泽东昨天没有说过的话，怎么能作为说过的话来报道呢？
  这个《解放日报》，正是姚文元在他的文章中特别表扬的那个典型。她的现场采访记者“表示不解”的事情，到了报社，就“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其原因自然就是张氏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了。而与《解放日报》同在上海开办但更加具有全国影响力，并且在京还专门设有办事处的《文汇报》，不会反而没有记者采访这次会议，所以对当天的情形应当同样知悉。可以想见，上述令《解放日报》那位记者不解的问题“对于毛泽东没有讲过的话，怎么能作为讲过的话来报道呢”，也不能不是《文汇报》记者和编辑们遇到的问题。那么他们在不得不照刊新华社的通稿的同时，拒绝对那句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辞”在版面上着意渲染大肆炒作，不正是遵循着马克思教导的“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理解事物的方向吗？怎么就会变成“资产阶级方向”了呢？半个世纪过去，到了今日，我们总该为当年在困难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恪守社会主义新闻道德的《文汇报》编辑部，表达我们由衷的敬意吧。

  《文汇报》的三重冤案，到此说完。作为余兴，我想就此案的两位制造者再说几句。一位是姚文元。当年他抓住这桩编排事件棒打《文汇报》的时候，其实并不明白其间的隐情，并不明白他向《文汇报》举起的其实是把空枪。那天他远在上海，和全国绝大多数不明真相的读者一样，受了第二天见报消息的蒙蔽。只是居然蒙此蒙蔽之赐，舞拳弄棒大获毛泽东的奖掖；此后青云直上，一直爬到“四人帮”的高位，然后又跌进牢狱。幸乎不幸，一言难尽了。另一位是利用姚的文章来收拾《文汇报》的毛泽东。他自然清楚地知道那句“含意深远”的话是怎样一回事。拿着自己并未讲过的话去责备别人没有突出宣传它，直至判决别人在“闹资产阶级方向”，无论出自什么样的政治考虑，总是有伤厚道的吧。这种倒填时间擅改讲话无中生有棒打无辜的计策，就此案而论，受害者究竟只及于一张报纸（其直接损失是她的 6名编委15名编辑记者等被划为右派分子，社长办公室秘书梅焕藻步出被围攻的会场即跳楼自杀）；但是他在同一时期还更有发挥，就是在五六月间大段修改 2月27日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关于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讲话达二十多处，凭空添加若干根本未讲甚至和讲话原意相反的内容，且让各地党组织按照后一文本（变本即公开发行本）在热情拥护且认真执行前一文本（原本即录音稿）的人们中捉右派分子，那就祸及全国了。话说远了，就此结束吧。

  * 有研究文章指出，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而最后以内部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 6月12日；在此以前，看到它的大约只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极少数中央负责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7 14:25:5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