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与相互关系
蔡礼强

    在厘定范式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大基本理论范式。革命史范式奠定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现代化范式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两大范式为相互竞争但非否定或替代关系。认识复杂的历史图景需要对理论范式持有开放式心态和警醒意识，应破除对理论的过度崇拜和迷信。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12-0086-06
　　蔡礼强(1973—)，男，河南夏邑人，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兼MPA教育办公室主任。(北京 100000)
　　
　　一、“范式”概念的界定与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确立
　　“范式”概念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界讨论学科理论发展时运用频率较高的一个术语，但正是这个被频繁使用的概念，却因“内涵”不清楚、“所指”不确定而背上了被滥用的“恶名”。①其实，“范式”概念的始作俑者托马斯·库恩本人也曾在数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以至于包括库恩本人在内的科学史家们都没有在他们此后的科学史著作中利用“范式”这个分析框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把科学中发生的革命变革认为是一组科学信念的转换——用他原来的术语讲，就是“范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库恩范式概念的本来含义，就是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或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共同体；所谓科学中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②库恩在运用“范式”概念时有两个最基本的使用内涵：一是学科领域的根本性变革，这种情况在自然科学领域相对较多，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较少，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界很少在这个层面上使用范式概念；二是学科在变化中出现的一套系统性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并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知识共同体。②“范式”概念所具有的这些基本内涵，使它富有启发性，简洁明确地指出了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的转化在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范式”概念成为一个较具解释能力和生命力的词汇；但不幸的是，这一概念的被滥用，又使它丧失了独特的说明解释能力。为了拯救“范式”这个有用的词汇，形成讨论的共识，有必要按照“范式”概念的本来内涵来使用。
　　中国近代史学界也经常运用“范式”概念，且混乱的程度毫不亚于其他领域。有学者一方面把“范式”理解为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某种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同时又把作为专门史学类别的政治史与作为分析框架的市民社会理论当作研究范式；③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史”代表一种与“传统史学”相区别的新“范式”。④类似这些不同的表述还有很多，而这种各自从自己理解的基础或角度去不加区分地使用“范式”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的积累和正常的对话和交流。
　　按照前述厘定的“范式”概念的基本内涵来分析，并充分考虑到“范式”转换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⑤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总体上可以说形成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大基本理论范式。[1]如果按照时代划分，可以说1950年代至1980年代，革命史范式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确立了一统天下的强势理论话语地位，并形成以“三次高潮、八大事件”为核心的研究热潮。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新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摆脱单一革命史范式的束缚，基于现代化研究的现代化范式成为影响日益增大的理论范式，两大理论范式呈现争锋互竞的发展态势。在这两大“范式”的基础上，产生了诸如“冲击—回应”、“市民社会”、“中国中心观”等多样的理论方法和分析视角。
　　二、革命史范式：内涵及其局限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与现实政治和社会关系密切的学科，在研究取向中形成革命史范式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看法，如“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等一系列著名论断，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范文澜、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正是围绕着这些论断开始了对中国近代史的深入研究和全面阐述。[2]以范文澜著的《中国近代史》上篇、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胡绳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著作为代表，基本上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框架和编写体例，也标志着革命史范式的形成。此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体都是在这个范式的认知框架下来展开的，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一条线索(阶级斗争)、两个过程(前引毛泽东语)、三次高潮(指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而论述。这一段时间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都是按照这统一的理论框架来编写，这些都可以说是革命史范式确立的明证。[3][4]
　　革命史范式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不仅决定和左右了当时的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还深刻地影响和形塑着人们的思维和观念。革命史范式主要以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为理论基础，一方面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破坏和阻碍；另一方面也强调国内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促生了中国革命的发生。革命史范式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在研究目标、分析框架方面充满着纯粹政治维度的解释，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
　　革命史范式对中国近代变革过程的分析，既揭示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无耻罪行，也反映了国内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从转型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革命史范式对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对于动员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起来革命，成功应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所导致的总体性危机，对促进中国由混乱无序到平稳过渡都发挥了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处于关键性的基础地位，是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话语，对于促进中国革命的迅速成功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开局，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5]
　　革命问题作为近代中国的突出主题，是革命史范式为国内学者广泛使用的重要原因，同样也被并不采纳革命史范式的国外专家所重视。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号称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的费正清，一直把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主要基调来认识，对革命抱有同情之理解，“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激发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⑥，并力图用革命来概括整个近现代中国、乃至当代中国的历史，他的一本影响颇大的著作即名为《伟大的中国革命》。
　　革命史范式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促进了近代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成为20世纪50至80年代初最为繁荣的优势学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曾经的强势学科危机重重、风光不再，史学危机成为史学家们痛心疾首的话题。究其实质，革命史范式的一统天下当为重要原因。在革命史范式的绝对笼罩下，学术理论与意识形态之间没有区分，甚至融为一体，大量的学术成果只能是教条化、简单化、脸谱化的意识形态的注脚。
    革命史范式在革命动员年代及革命初期具有任何理论都无法替代的巨大威力，但在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以后，为了深入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现实发展需要打破一种理论范式一统天下的不正常状态，去除意识形态与学术理论不分的狭隘局面。
　　三、现代化范式：在批判中逐步完善
　　现代化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最早采用，应当是蒋廷黻在1938年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大纲》。蒋廷黻有感于时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虽然“有丰富的资料，但除了日期和姓名之外却没有一种大家都认为正确的综合历史资料”⑦，提出要用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分析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他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⑧这个能否近代化的问题，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蒋廷黻所开创的现代化(近代化)研究范式，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却成了大陆史学界的空谷足音，并无多少应和者；但在国外中国学界，却出现了大批的继承者和推动者。直到1980年代之后，国外现代化理论的回流才使国内学界重新接续了蒋廷黻所开创的现代化范式。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催生了现代化理论的蓬勃兴起，解放思想的深入开展要求在理论上突破原来对中国近代变革的僵化认识，革命史范式的纯粹政治维度解释开始逐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描述和定位所取代。由此以来，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现代化范式对革命史范式构成重大理论挑战，并改变了革命史范式支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局面。⑩
　　现代化范式形成于改革开放的文化观念多元化时代，已经不可能产生如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时的话语霸权。现代化范式在理论上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有特色并且系统化的概念和论说体系，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基本观点的知识共同体，而且成为近代史学界最受人关注的研究领域，以“现代化”为主题的相关著作不下上百部，而以“现代化”为关键词的论文更是数以万计。[6][7]不仅大量开辟了以往没有或很少涉及的新领域，而且由于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许多新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大大深化了对以往研究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基本上可以说是自革命史范式之后，现代化范式成为当今大陆学界使用最为广泛、影响最大的理论范式。
　　现代化范式是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而逐步形成的，自然采用了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8]现代化理论的出现与20世纪50～60年代世界的形势紧密相关，它的直接理论渊源主要来自社会进化论、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心理学，最核心的概念是“传统”与“现代”，所谓“现代化”就是一个具有“传统”特征的社会逐步向具有“现代”特征社会的转变过程。
　　基于现代化理论的现代化范式大致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范式的初步使用时期，大多采用简单的二元对立观念，把中国社会演变分为“传统的”与“现代的”两个阶段，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传统中国被认为是野蛮的，西方是文明的；传统中国是静止的，西方是动态的；传统中国自己无力产生变化，只有在西方的冲击和示范下才能发生巨变。这套理论虽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说法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演变为类似西方那样的“现代”社会，但因为错误地将“传统”与“现代”当作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极，不恰当地将“传统”等同于“落后”、“现代”等同于“先进”，蕴含了“单线进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并且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遭到了广泛的批评。[9][10]
　　这种以“传统与现代”对立观及“传统必然走向现代”的进化观为思想支援的早期现代化范式，自出现之日起就开始接受批判和质疑。以至于有学者建议要根本放弃现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特别是“传统”与“现代”的概念，来另外寻求一种西方中心较少的方法。[11]随着对现代化理论认识的深化，现代化范式也在质疑和批判声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步入现代化范式使用的成熟时期。在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人们逐步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复杂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包括物质、制度、思想多层次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态等多方面，只有对现代化进行全方位研究，才能体现现代化这一历史变革的伟大意义。[12]经过反思改进后的现代化范式，虽然仍然沿用“传统”与“现代”的核心概念，但不再把“传统”与“现代”看作是两个内部始终如一的均质的统一体，而是认为这两者内部都包含着性质不同的要素；不再把“传统”与“现代”当作截然对立的两极，而认为这两者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不再简单把“传统”视为现代化过程的阻碍，而认为传统因素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竞争而非取代：两大研究范式的深化和拓展
　　现代化范式兴起以后，曾弥漫起一股漠视革命史范式而迷信现代化范式的热潮，甚至有学者发出了否定革命的呓语。在采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把“现代化范式”当成了意识形态化的教条，采用“化约论”和“取代论”的粗暴态度，提出要“告别革命”，抛弃革命史范式的旧框架。这一切似乎与当时对革命史范式的顶礼膜拜并无二致，只不过调换了崇拜的对象而已。这种论者和原先对“革命史范式”持教条主义态度者貌似相反，其实都存在着把研究对象片面化、研究方法单一化、研究思维绝对化、研究理论教条化的谬误。一不小心掉入了黄宗智所说的不加批判地和意识形态化运用的陷阱， 陷入了非此即彼选择的两个极端。
　　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现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当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这并不意味着有用“现代化”新范式取代“革命史”旧范式的必要。[13]就实际情况而言，现代化范式并未取代也不可能取代革命史范式，只不过冲破了革命史范式原来唯一解释模式的藩篱，在革命史范式之外建构了一个与之竞争但并非完全互相排斥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
　　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除此之外，在两大范式研究基础上产生的“冲击——回应”理论、“中国中心观”、“市民社会”理论、士绅社会理论、后现代理论等虽称不上研究范式，但也颇有影响。
　　费正清所倡导的“冲击——回应”理论因为过于突出西方对中国冲击的力量，强调中国传统社会的停滞和被动性，而看不到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的发展动力和创新能力，明显地使“冲击——回应”理论表现出了现代化范式在初步使用阶段尚不完善的诸种特征。紞{1}正是由于对“冲击——回应”理论的批评反思，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理论强调在看到西方影响的同时，更应重视中国内部的不同变革；同时柯文也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进行了检讨，纠正了早期现代化范式的一些不足。[14][15]市民社会理论的运用虽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感受，但是这一理论框架搬用西方特定语境下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有效性却广受质疑。士绅社会理论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精英来解释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被采用，并且存在着历史学方法和社区研究方法的区别，士绅社会理论改变了一味强调从国家现代化策略的单面乐观描述倾向，为社会史研究注入了自我反省的因素，对促使宏观叙事向中层或微观研究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学理论基础。[16]此外，以颠覆和解构为主要标志的后现代史学理论，提醒研究者不仅要看到史料本身包含的偏见，还要注意人们如何利用这些偏见强化某些政治主张。[17]这些新的理论视角，并不是对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的否定或替代，而是以这两大范式、尤其是以现代化范式为基础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是对这两大范式在批判反思基础上的理论深化和开拓。
面对复杂的历史图景，我们不能奢望用一种研究范式或方法就穷尽对历史的认识。一方面对理论应持一种开放性态度，看到理论方法对研究历史的极大用处，要大力借鉴不同理论；另一方面还应看到理论在研究历史中本身的不足与局限，任何理论都不能无条件的被采用。所有理论都有其长处和不足，既不能蔑视任何一种理论，但也不能把其奉为至上法宝、恃为万应灵丹。“模式理论有时诚然可以用来帮助理解问题，分析问题；但过分强调，盲目的遵行，研究问题也不免先有了一个概念，甚至有了一个想象的结论，然后再选样式的找材料，加以证明；也就是找一些合乎模式的材料，再把模式套上去。”要对理论始终保持一种警醒意识，只能借助于理论方法从材料上建立新见解，而不能用理论方法代替历史研究。要避免这样的弊端，需要我们处理好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以及竞争而非替代的相互关系，揭示了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面对理论应持有的态度。
　　
　　注：
　　①2002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上，多位与会学者对“范式”一词表示警惕或者要跟它划清界限。如汪晖认为“假定用一个最不恰当的词”，那就是“范式”；赵汀阳表示“范式是一个他不太喜欢的词”；梁治平也承认“范式这个词确实被用得非常之滥”。参见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册，附录部分研讨会录音整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7页、第830页、第835页、第836页。。②[美]科恩：《科学中的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2页、前言。③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④江湄：《社会史：新的史学范式与新的通史观念——评赵世瑜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⑤美国史学家德里克认识到要区分自然科学的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的内在性质及其各自领域的不同状况，要充分考虑社会背景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第13页。[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⑥[美]费正清：《观察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⑦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版，第129页。⑧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⑨杨念群将这种“理论回流”情形称之为“理论旅行”。杨念群《“理论旅行”状态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种学术问题史的解读和梳理》，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⑩[美]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二十一世纪》1995年(春季卷)总第10期。[11]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12]运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的罗兹曼等人也明确表示，“用现代化的方法研究中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一种只要能证明有用便操将起来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所选择的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其他方法在研究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现代变化上的可取性。”载[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8页。[13]在费正清的多种著作中，冲击与反应、传统与现代这两大主题总是不断出现。以传统与现代化为经，以冲击与反应为纬，这两者的结合就是费正清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所在。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14]西方学界最早采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先驱罗威廉和玛丽·兰金，受到了魏斐德的有力批驳；而大陆学界的模仿之作，有学者更是断言尚没出现真正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具体分析中国历史的成功作品。参见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载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紡{1}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版2006年版，第164、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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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