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志强君的《泠江晚唱》作序

                                        蔡丹宙

    日前回乡，闻志强君著述的《泠江晚歌》即将付印出版，欣喜之余，不禁百感交集，夜不成眠，于是命笔作序，以志留念。

范志强君是我的同学，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而且在中间还一同失学，又一起参加由文教厅举办的浙江省失学青年学历考试，因此我们两人的初中毕业文凭（相当于初中毕业同等学历的学历证明）都是由浙江省文教厅颁发的。

    他很不走运，高中毕业时因体格检查没有过关，被阻挡在大学的校门之外。在1957年的那一场民族和知识分子的大灾难中，作为民办中学的教师，他也没有逃过厄运。从此以后，他被打入了另册，被紧跟的人们当作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而被钉在历史的羞耻柱上。除了无休止的批斗，还遣送到长兴煤矿劳动教养。回家后没有工作，为了维持生计，只好在毫无劳动防护的情况下去纺石棉，以至吸入了大量的石棉，造成了终身难愈的宿疾──矽肺。

    不管命运多么坎坷，志强君始终没有丧失顽强的意志，无论是挖煤矿或纺石棉，不管白天的劳动多么艰辛,只要有片刻闲暇，他总是学习不断。

     他从小酷爱诗词创作和数理逻辑的研究，他写第一篇词作《破阵子·1947年秋游黄沙湖》的时候，只有十三岁（为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原稿在文革动乱期被其慈母付之一炬，现在发表的是改正后的回忆追记）。在长兴煤矿劳动教养时，也没有忘记诗词创作，《天仙子·1961年暑胞妹特来相探感赋》就是在当时高强度的劳动之余写成的。从这阕词作里，我们看到他与自已的亲妹有千言万语，但逼于形势无法说出来；从词中我们丝毫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灰心伤气的情绪，命运尽管对他不公，可是他还是以乐观的心态对待世界。在石棉厂期间，他同样抓紧时间学习，《勾股定理之拓广式》这篇数学论文就是在周巷石棉厂劳动时期的研究成果。回想那个时候，周巷的两大派，即“省联总”和“红造会”正在打派仗，暂时无暇来看管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志强君就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完成了论文的初稿。

     志强君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这一点可以从他发表的“右派”言论中得到证明：1957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心中无比崇高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展开整风运动，要求人民群众向它提意见。各级领导一再声明：要求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将全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宣布“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过去了”，这一次整风“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而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毛毛雨”。又如一九五七年三月间，他在九省市宣传和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说：“宪法就规定有言论自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见戴晴：《梁漱溟、王实味、 储安平》第194页。）。几天以后，他在天津对党员干部也说：“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有一样是不可以批评的。”（见同上第196页。）

     由于最高领导人的一再声明和鼓励，在上海和北京等一些大城市，许多人都“鸣放”起来了。可是周巷是个小地方，消息没有大城市那么灵。因此虽然经过一再动员，真正提出意见的人还是少之又少。为了打开局面，负责文教的某党领导，连夜又亲自找范志强谈话，希望他带头向党提意见。志强君看到党的领导征求意见竟如此诚恳，实在也觉得有点动容，同时也觉得自已是一个共青团员，是党的助手，一定要起好这个助手作用。于是就同意第二天召开全体教师大会，由范志强带头发言，向党提意见。

 第二天，在一个临时搭建的讲台上，这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作了长篇发言，提出“缩小工农差别、缩小城乡差别和收回香港、澳门等”八大问题。我的老同学可能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自已的发言竟会受到如此热烈的拥护和欢迎。他每讲一个问题，就被台下经久不息掌声和“坚决支持范志强老师”的口号声所打断。他的发言还没有结束，台下早已排起了长龙──许多老师都要求发言，表示坚决支持他所提出的论点。

只一天时间，我的老同学成了周巷教师队伍中的“红人”，也成了“众星捧月”似的明星。志强君完全用自已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发表这些言论或观点的，在当时确是一种卓越的远见。即使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可是犯上的直言自然要比迎逢的马屁难听得多，他这次讲话的代价是做了22年的“贱民”，尽管各级领导信誓旦旦地所说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声音还在耳边。不但自已做了贱民，他还连累了一大批人──那些排长队要求发言支持他的人，无一遗漏地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到七十年代末期，志强兄虽然因恶劣的劳动条件而患上“矽肺”，但还是侥幸没有在劳动中冻饿而死，也没有在屈辱与绝望中含恨自尽，终于等到了1978年的55号文件。不过该文件规定只给右派中少数“做错结论”的人“改正”结论，.并不包含有大规模平反的意思。大概是经过当时的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艰苦努力，才使这个文件在实行时一变而为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的右派平反，还要恢复当年的级别、薪金，共产党员则恢复党籍。这样才使我的老同学有了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

    但是“改正”是改正了，可要到全面落实文件精神，彻底改变二等公民的命运还是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在这 22年中，从基层到中央，许多当权的人都是依靠1957年以后卖力推行左倾路线爬上去的，所以给右派改正遇到阻力就不足奇了。第一个出来反对的，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凡是”派的先生。但是大势所趋，即使是当年在反右运动中大显身手的那些“打手”出身的显达贵人，表面上也不得不服从中央文件，只好勉强给这些人改正，但是仍然极力阻止给改了正的右派在政治和生活上恢复其原有的地位。55号文件本来规定改正后的右派应回到原先的单位工作，可是江苏省的××报社和黑龙江省的×××日报社竟不许一个右派编辑和记者回归本单位。原因很简单，反右派斗争中的打手早已飞黄腾达和占据要津，允许右派回来岂不是等于每时每刻把自己的罪证展示在人们的面前？更何况那些右派的能力和品德，一般都比打手高出一筹，甚至当年就是后者的领导人，一旦归来，怎样才能安排好他们的地位呢？

    且说那些右派，除极少数人外，22年来不是被剥夺了全部工资，也是降了几级，绝大多数人都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胡耀邦曾提出要给他们补发工资，宋庆龄也提出：“如果真的没有钱，我可以建议华侨在海外募捐，用以补发右派的工资？我本人也可从从我的财产中拿出钱来如何？”尽管这些好心但无实权的大人物一再呼吁，大多数右派到头来还是没有补到工资。

志强君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虽然恢复了教师工作，而且干得非常出色，又很快取得了宁波函授大学的毕业文凭，可是在以后的职称评审中，其级别远在业绩平平而又无学历的同行之下，其原因就是某些“左”先生的政治歧视。有一位已经窃取高位的当年打手曾私底下对他的同事说：“像范志强那样的人（用“那样的人”代替“右派”两字，看来已经是很客气了），现在能够有这个样子，已经是很不错了！？”这就是志强兄的一个顶头上司的观点！在他的眼里，不管你怎样变化，始终是一个右派，所不同的只不过在“右派”的前面加了一个“改正了的”形容词，形容词么只不过是修饰用的，不代表本质，所以本质上还是右派。千万不要认为这种观点是个别的，其实，在用“极左”术爬上去的那些官僚当中，是有相当的普遍性的。否则以区区“打手”一人之力，又怎能长期把人压制在下面呢？

不说伤心话了，反正已经过了古稀之年，还要怎么样呢？

退休以后的范志强，不顾自已的病体，还是像伏枥的老骥，壮心不已。他一方面在自已家里开办义务补习班为中学生补课，另方面又成了余姚精武体育会的高级文学顾问，为我们为国争光的精武英雄书写各种胜利捷报，又协助编写出版许多国术武学书籍，为发扬光大由爱国武术家霍元甲先生所创导的精武精神作出贡献。除了这两项被他看作是正业的义务工作之外，就专心研究和书写古诗词。本书所刊出的许多诗词，就是他在退休以后的作品。

总之，退休并没有使志强兄有所空闲，相反比以前有了更充实的工作。面对此情此景，我总是常常在想：如果没有1957年的大灾难，今天的范志强会是怎么样的呢？今天的知识分子又会是怎么样呢？今天的祖国面貌又会是怎么样呢？

希望把“人”当作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时代永远不要再回来！

也希望明天的早上，迎接我们的是红日高照的艳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