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刊本《柳如是别传》出版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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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先生遗著《柳如是别传》初刊本于1980年8月印行，“文革”过后，学术文化及出版界最先感受到复苏的温煦。首刊本的出版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完成的。然而从发现遗稿到出书是有着曲折甚至是偶然的过程。
　　《柳如是别传》出版经过
　　上海原有古典文学出版社是从新文艺出版社分化出来的，李俊民同志首任社长。新社原来筹备已久，中间由于反胡风运动而搁置，至胡案结束才正式成立，而其建社的时期又至短促，1957年“反右”起古典文学出版社并入中华上编，这个新生的出版社就不复存在，直至“文革”结束。“文革”之前的中华上编重印过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这是陈先生生前已刊成书之一（另二册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先生于1954年撰写的《论再生缘》初稿完成，并自出资油印若干册（据蒋天枢撰《事辑》）。1957年“反右”后中华上编组成之际，有好事者从复旦大约是陈守实先生处借得油印本一册，并在编辑部部分人中传观，对于陈先生作此前人所未有的大胆的论述，读后咸钦佩不已。
　　“文革”结束李俊民同志重新主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复建工作，原有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名义不再延用。复社之初首要任务是制订计划，编制选题，同时将中华上编存稿进行清理。在清理中竟然发现了陈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初编》，此稿从何而来今已无从稽考。当时主其事的魏同贤君即请示俊民同志，经指示编入出书规划中。应当指出，当时的编辑部对于陈先生及其著述所知甚少，十年动乱人们理所当然地对于代表中国当代文化学术的状况殆有隔世之感。然而很幸运地编辑部还是对于陈先生的著作进行了追踪式的寻访，寻访的线索即是通过陈先生的及门弟子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
　　从蒋先生处得知，一，寅恪先生已于1969年10月去世，时仍在“文革”中，情况可想而知；二，陈先生生前曾将遗稿誊清一份交托蒋先生，这本是极有预见的举措，终亦未能免于浩劫；三，“文革”中尚有手头存稿被中山大学造反派抄没，后来几经交涉取回，已散佚不全，缺失的有《别传》的定稿、诗集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原有七篇今仅存一、二、六三篇。
　　在古籍出版社与蒋先生接触中，蒋先生慨然应允与陈先生家属三女儿陈美延女士、大女儿陈琉球女士联络继续寻找佚稿。《钱柳姻缘诗证释稿》，前此又易名为《柳如是别传》，自是追寻的最大目标。幸运地后来经美延女士的多方努力终于找得，这一份是陈先生助手黄萱女士到抄的。而经陈先生生前手订的改定稿是否尚在天壤间今则无从断定。昔年余杭章先生于《訄书》卷五十九痛惜乾隆季年之焚书，辞至悲恻，岂今之视昔，犹昔之视今乎？
　　《柳如是别传》的最后获得给古籍出版社以巨大鼓舞，蒋天枢先生同时又慨然应允担任稿件的整理工作，整理范围包括陈先生全部文集，所校订的是稿件中若有疑难加以改定，遇少量违碍语略作删略，审定标点符号。蒋先生在担任这一繁重工作的同时，又继续完成他自己酝酿多年的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稿。在八十年代初年人们方从混沌阴郁状态中解脱出来，古籍社所进行的这一项工作是艰巨而且有远识的，是为保存民族文化而作的有意义的事。
　　在筹划出版《别传》前后，古籍社又在1978年首次刊登陈先生的《论再生缘》一文，分两次刊载于《中华文史论丛》七（复刊号）、八两辑。虽然原有油印本已有少量流传，公开发表这是第一次。但这是“四人帮”方被打倒，尚是“两个凡是”时代，人们思想没有完全解放，从而在发排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曲折，有主管者对陈先生原文标点符号坚欲按通行模式改动，凡过去或后来读过陈先生文章的都知道他有他习惯的行文方式，有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容改变的。即使是一个使用新式标点的新文学作家也保持有受尊重的权利。幸而由于《论丛》负责编辑的钱伯城同志坚持，原文才一字不改地刊出。这里反映人们未能认识到尊重学者也就是尊重学术，动乱方过，人们一时犹未能改变僵硬的思想方式。
　　《柳如是别传》于1980年8月出书，印数四千册。至此古籍出版社所出陈先生文集总目包括：《寒柳堂集》附《寅恪先生诗存》、《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
　　其中有三种是利用旧纸型，余均初版。而自始从事负责联系并进行发稿的是魏同贤君。同时参加其他稿责编的有邓韶玉和沈善钧君。
　　初刊本《柳如是别传》的出书所以值得回顾是因为这部几乎失而复得的不朽巨著终于出现在寅恪先生所常说的这块神州大地之上，作者的暮年志趣，其怀抱其希冀得以显示于国人之前。古籍出版社只是做了它所应做的事。
　　论读《柳如是别传》
　　书有善读不善读，《柳如是别传》是尤其需要善读的一部书。读这本书的读者大致可分为普通与专门两类，多数是普通读者，只有少数才是专门研究者，或是学术界中人。对于普通读者需要克服的一个困难是书中时时引证的古典与今典。古典易解，若是稍有文学素养的就更容易些，遇有僻典作者还有更详细的解说。而了解今典则非易。古典大都离我们时代远，但是在无形的历史长期沉淀中，或多或少已溶化于我们整体的意识中。反之今典是一种好像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事态之中，对于这种事态的来龙去脉就要求我们产生亲切如历其境的感觉，其所以难即在此。
　　《别传》大抵分三大部分，第一部是以柳为中心，第二部分仍是有关于柳当然同时涉及钱，第三部才是钱柳的合传。在最后这一部分以史证诗，属于钱的都可信，至于柳，她的事实是依附于钱的。假设读者对于这本书的大的历史背景已有粗略的认识，问题在当作者解释这些涉及历史事件时，我们理解的亲切感究竟有多少。甲申之后是钱氏在政治上最活跃的时期，在弘光小朝廷，钱氏热衷于干进的姿态表露无遗，陈先生于此已有多次揭示。而在后一阶段他的策划复明活动也大都是真实可信的。章太炎在评论江左三大家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时说他们都具有故国之思，其情感是真诚的。现在人们评论钱氏活跃于此一时期事，但谓当崇祯年间钱氏只是闲散在家无所作为，这样的论述自不足以完全显示真相。因为钱氏前半生有过两次重大挫折，一次是万历三十八年与韩敬争状元失败，另一次是崇祯元年与温体仁、周延儒争宰相又告失败，而所以更严重是在召对中大失崇祯意，这样终崇祯季年不得起用。热衷干进固是钱的本性，而自视甚高的钱心理上所受的挫折也确实难以排解。这就部分地说明在南都期间不惜降格交结马、阮，以求得一高位。所以《别传》尽管对错综复杂的事态评析已至精微，而读者若要亲切地理解还要靠对所谓今典者稍有广泛的知识，理顺其间的因果关系。
　　虽然在明代历史中东林由来已久，但是在整个朱由检由信王入继大统这十余年间，东林党社在政治上的纠葛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要认识明季这一段历史，这是最好的切入层面。陈子龙是几社中人，吴梅村是复社，张溥（天如）则俨然复社的领袖，而黄道周由其德高望重可认为是这一批人的精神领袖，被称为石斋先生。钱氏号称东林党魁，但因其在野日久，而且所交结的又超出东林范围之外，而此中唯独崇祯十年复社张溥、吴昌时勾结数人共谋推举周延儒再相一事，或者关系最大。《别传》页691、1027、1029俱有阐述。这里所出现的吴来之（昌时）意在为东林奔走效力，是明代末年政局中一个风云人物，后来事败弃市，周延儒亦被勒令自尽。吴梅村有《鸳湖曲》即咏此事。这样一个看似无端的人物的出现，实际上它是侧面地描述在明末政治蜕变中钱氏所处的环境。所以读者——不是专家——若能从这样的角度稍许深入地研读，岂不是得益更多，得到读书的欢悦也更多，作者著书的意旨也终于会显示出来。作者尝说“居今日历世变之君子”（页387），我想这应当就是作者在撰著时，他心目中的读者吧。
    关于作为史诗的《再生缘》
　　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文中从来没有说过乾隆时代钱塘才女陈端生所撰《再生缘》为与古希腊相比的史诗，陈先生只是说天竺希腊其史诗名著“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因此他对于七字唱弹词的文字结构追溯其源流，从而断言《再生缘》“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陈先生没有细论天竺希腊及西洋长篇史诗，只是于文章开端稍一涉及古希腊史诗与中国流行的弹词在长篇规模上有近似之处。
　　《论再生缘》一文的发表确实有一些读者对于陈先生把《再生缘》提高到史诗的地位，存在着一些疑惑。其原因依然是认为说唱弹词不登大雅之堂，怎能与荷马之类的史诗相比拟。在西洋，古代史诗表达人类原始状态，它是属于集体性的，至近代史诗的篇幅少了，如果有，它也允许在史诗内部出现第二者的声音，史诗创作的过程含有对话性质。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史诗本质是包含着口头艺术和丰富的想象力。以此来检验《再生缘》它不仅如寅恪先生所说是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的长篇巨制，而且它的创作过程，它所依赖的创作环境与氛围也完全与真正意义上的史诗相近。
　　陈端生在续写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的开篇中有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句子：
　　（上略）尽尝世上酸辛味，追忆闺中幼稚年。姊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侍父宦游游且壮，蒙亲垂爱爱偏拳。……写几回，离合悲欢奇际会，写几回，忠奸贵贱险波澜。义夫节妇情何及，死别生离志最坚。慈母解颐频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自从樵怀堂萱后，遂使芸湘采笔捐。……唯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偏相传。髫年戏笔殊堪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闺阁知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下略）（校正句据陈先生文）
　　这里并不全是陈端生为了她的成功所表达的欣慰之情，《再生缘》若果纳入近代史诗这一范畴，它的创作过程也必定和近代史诗相近似的。弹词说唱被誉为“绘影绘声”。这就意味着它把观众的存在视作艺术创作的参与者。当《再生缘》是以文字印刷方式出现时，在作者的内心同样存在着第二者的声音或对话，一种创作过程的共鸣者和启示者。从回忆童年时的联床听雨、分韵做诗到慈母解颐指教和闺阁知音的赏识，用批评家的话说近代史诗是要让人听到两种声音的存在，或者更准确一点这就是德国作家说的：“在此时此刻，作者不再是一人向壁。”（见王译《批评的批评》）
　　寅恪先生说陈端生为一绝代才华之女子，同时又是性格骄傲激烈者，正是这两种因素赋予了她制作史诗所需要的巨大的想象力。当然在那个时代，一个女子要想在文学上成名，如若没有与生俱来的创作动力，也将以自我欣赏的方式终其一生，所以对于陈端生最为难得的正是这一点：她对文学的向往与坚定的进取心。
　　钱柳姻缘的结局
　　对于钱柳终始陈先生有三生三死之说，以三死论几乎全是从柳这一面说的。实际上柳早年在宰相周道登府，其后因事被逐，这时她也几乎有濒于死地的危险，据《别传》解释可能是周道登母的宽恕救了她。这时她才终于流落于社会最底层。三死中推第二死，钱因黄毓祺案牵连被逮，此时柳为营救钱所表现出的勇敢果决的行动最感动人。以事态之严重，环境之险恶，柳以一女子竟能只身北上周旋利用于各种关系之间，这里显示面对危难时刻，在她身上所迸发出的无比的勇力与胆识。即以情感而论，钱之对柳亦能如此番柳之对钱如此的真情吗？至于第三死，这是完全可以从社会原因寻找其悲剧的根源。暮年的钱氏正如吴梅村诗所谓江南沦落老尚书，但即使这样，只要他一日尚在，柳就能在他庇护下生活，一旦死去柳立即受到钱家族人的勒索威胁，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她的原来出身，而在于她没有取得如顾横波（湄）在龚鼎孳家那样夫人的地位。于是她自尽，这里依然显示她倔强反抗的性格，她是以死置对方于不义的地位上，当然她这时只能冀求身后为她取回公道。所以寅恪先生说：“河东君其情深而义至者哉！”（页1086）
　　《别传》第四章寅恪先生再次论析柳如是与钱牧斋、陈卧子三人之间有可能发生的生死问题，历数其间经过，于是慨然称因缘离合，年命修短，错综变化，都未能前料。换言之此中得失是不易言的。不过陈先生断言柳之才学智侠卓越于当时，自可流传于后世，至于修短离合已是末事无用深究。在结束这一段时，陈先生又说：“寅恪昔撰王观堂先生挽诗云‘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意旨可与论河东君事相证发也。”（页564）
　　作者引此诗句是极有深意的。静安先生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全国震惊。但当时也有人不以王先生之死为然，据雨僧先生说明有陆懋德者撰文谓王先生不应自杀。（见《吴宓与陈寅恪》页60）寅恪先生当然在撰挽诗前必定也注意到这些言论。
　　此两句贤愚二字是关键的字眼，贤愚意味着道德与人格，也包括情感。在危难时刻，人的反应必然也就是他的全部人格的体现。对于思想深透者更是一个文化精神所凝聚的问题。柳如是并不是思想深邃的人。但她在每一生死关键时刻，她的反应总是符合于文化精神所凝聚的那样的高度。这即是她能令后世钦敬的地方。康德说意志和道德律的完全一致就是圣洁。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圣洁意味着完美。当我们向着和道德律完全一致的方向迈进时，这也就是陈先生所强调的在中国它的标准就是不背中国传统中的纲纪（三纲六纪）。因此判断一个人的全人格就在于临生死这样的大节上。柳如是只是一个俗女子，她所表现的可以说无愧于这样高的精神标准。
　　人在临生死时，除了他的信念和理想，还一定伴随着炽烈的情感，常说女子是弱者，男人则是强健的代表，可是弱者的女子只是存在于表面上的，而男人的怯懦却是隐存着的。钱牧斋不只在重大关节上表现畏怯，在其他场合也同样如此。寅恪先生又在分析董小宛有可能也是遭劫北去时，说冒辟疆有负于董小宛，“恐亦难逃畏首畏尾之诮”（见页778）。钱、冒都可以说是内心怯懦的人。“名园北监仍多士”（见1947年春诗），陈先生数十年眠食于清华园所见的通儒硕彦何止一二，更有绝顶才俊者如西方哲学界中维特根施坦那样善作知识游戏，他们能看到重情感的人无法看到的世界，可是一旦面对重大变革的现实，即如评论者所说其激烈犹如面对死亡一样，此时他们的心理防线就立即崩溃了，高超的智商并无救于他。从情感与道德来看，这样的人尚不及性格倔强情感深挚的女子柳如是。所以《别传》的撰述是为历世变之君子，也为自己的同时代人，考证钱、柳二人的事迹是在写历史，亦借此以抒发自己的幽忧，作者既是历史学者不能如愿写自己理想中一部中国史，未能无憾，只不过它是无法挽回的遗憾而已。这应当就是钱柳姻缘笺证所以产生的缘由及其时代背景吧。

一直记着这本书。最初是怕繁体字。耽搁到现在了。刚才找到了。下次这本书就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