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紧跟苏共批判南共的历史真相
高　放

    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起大落，有过大发展、大挫折、大论战、大分裂、大动荡、大改组，留下了众多公案有待我们彻底澄清，以便从中汲取深刻经验教训，推进国际共运的重新振兴。《百年潮》第6、7期连载的阎明复、朱瑞真同志的《二十世纪国际共运史的一桩公案》，论述了中国(中共)、南斯拉夫(南共)、苏联(苏共)三党三国之间围绕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前后经过和曲折变化，读后受益良多，同时也感到文中还有疏漏与不足。现在依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潜心研究，加以补充和订正，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完全同意情报局批判南共
　　
　　1948年6月苏联共产党通过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作出决定，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最近在内政外交基本问题上执行了脱离马列主义的路线。《二十世纪国际共运史的一桩公案》一文说：“与苏共不同，中共对南共一直保持同情态度。1948年虽然以刘少奇的名义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对南共进行了批评，但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南共及谴责其领导人，中共不太情愿表态。”这里所说的情况，据我所知并非如此。
　　记得1948年7月我刚从解放区邢台的北方大学，结队步行行军到石家庄市以北20多里的正定县，实现北方大学与该地的华北联合大学合并，组成华北解放区的华北大学。我被选拔为华北大学研究生，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当时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公布过中共中央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对情报局批判南共的决议明确表态支持。我曾亲自听到华北大学教务长钱俊瑞专门为全校教工作了中央关于批判南共错误的传达报告，并且印发了一本油印的红色封面的中央文件和钱俊瑞同志的传达报告稿，学校领导还组织教工进行讨论。我们研究生小组是由导师何干之教授指导学习和讨论的。可惜当时印发的资料我没有保存下来。为此我专门到图书馆翻查当年的《人民日报》，果然在7月14日第一版头条位置查到《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不长，只有三条内容，约1000字，各种中共党史文件汇编均未见到收入这个文件。这里不妨全文引录如下：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各国共产党所参加的情报局会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举行这个会议并通过这个决议，乃是国际共产主义者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保卫世界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应尽的职责；乃是他们为保卫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保卫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国主义的愚弄和侵略，所应尽的职责。
　　(二)以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兰科维奇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区别，国际援助对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等，从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铁托集团因为它执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外政策，因为它采取反苏立场，压制党内批评，拒绝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的兄弟批评，拒绝参加情报局会议，并在情报局会议的决议公布以后，继续压制南斯拉夫党内外的正确意见，继续敌视国际共产主义，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南斯拉夫的人民事业，并使南斯拉夫的敌人欢呼。中国共产党热烈希望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国际主义分子能够坚决地起来纠正铁托集团的错误，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从新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走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
　　(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南斯拉夫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阶级存在的国家，带着资产阶级反革命观点的投机分子，总是企图混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混入共产党，企图利用机会从内部来破坏革命事业。这种情况，曾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多次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则曾经表现为陈独秀主义和张国焘主义。这种情况，要求共产党人努力提高觉悟，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以便及时地识别和反对这些资产阶级分子，保卫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事业不受破坏和损失，保卫共产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全党干部都应当认真研究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新华社陕北十一日电]
　　从这个决议可以看出三点：第一，当时我们党是公开明确表态，毫无保留地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通过的决议，丝毫看不出有“不太情愿”之处。第二，中共中央的这个决议概述了南共的四个具体错误之后，对南共错误的定性超过了情报局的决议。情报局决议只是点了南共四个主要领导人的姓氏，即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全文通称南共的领导机关或领导者，并没有用铁托集团；而中共决议却两次提到“铁托集团”。情报局决议只说南共“脱离马列主义”、“违反马列主义”、“违背马列主义”、“修改了马列主义”，中共决议则说南共“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敌视国际共产主义”。情报局决议只说南共“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论点出发”，“存在着取消派的倾向”；而中共决议加重语气说南共“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关于错误的根源，中共决议还把南共事件看成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是“带着资产阶级反革命观点的投机分子……混入共产党，企图利用机会从内部来破坏革命事业”。中共决议进而联系中共历史上的陈独秀主义和张国焘主义来论证国际共运中曾经多次发生过这种阶级敌人混入共产党从内部来破坏革命事业的事例。这样的论断也是超过情报局决议的。第三，中共决议还联系当前实际，“要求共产党人努力提高觉悟，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以便及时地识别和反对这些资产阶级分子，保卫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事业不受破坏和损失，保卫共产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全党干部都应当认真研究情报局的决议，藉以加强阶级教育等等。
　　从这个决议以及对这个决议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初中共是紧跟苏共，坚决反对南共所谓错误的。
　　也许有人认为，情报局决议于6月28日发表，中共中央在事隔12天之后才作出决议，可见中共并没有紧跟苏共，而是等待观察多日之后才不得不表态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当时中共中央和新华社都在河北山沟里，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很少直接联系，主要是通过无线电台收听外电广播。新华社陕北10日电播发情报局会议决议时已经说：“本社兹根据莫斯科俄语广播真理报六月廿九日所载该项决议录音译出，并经过初步校正。”看来这个决议经过数日译校后，立刻上报党中央，党中央当即召开有关会议讨论，于7月10日通过决议，以“新华社陕北十一日电”公布这个决议，14日刊于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我另查中共东北中央局机关报《东北日报》，早一天于13日见报)。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在第二版头条位置同时刊登新华社陕北11日电“各国共产党中央拥护情报局对南共决议联共拒绝参加南共五次代表大会”的报道，其中说：情报局决议“已被派有代表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中央所批准，并获得美、英、奥等国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拥护”。由此可见，当时中共中央是紧跟苏共和有关国家共产党，很快就明确表态、作出决议，表明完全同意情报局决议的。
　　
　　指示全党干部学习、执行中央决议
　　
　　中共中央决议公布之后，各地党委当即大力贯彻。太岳区党委宣传部于1948年7月14日发出通知，指示各级党委及全党干部学习情报局决议和中共中央决议。其中指出：“这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全党干部必须切实执行中央决定。”关于学习方法，县以上干部主要应反复阅读与讨论研究，用座谈、漫谈及较大的讨论会等形式；县以下干部主要应采用上课讲解的办法。通知还说：“要知道这是最基本最实际的一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如能将文件学好，即可将自己的理论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并把阶级觉悟与党的观念大大提高。”(见《人民日报》1948年7月25日第一版)
　　中共东北中央局也于7月21日和8月20日连续两次发出通知。第一次通知指出：“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共状况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南共问题决议以及《东北日报》7月21日《反对经验主义》(艾思奇)三个文件极为重要，必须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学习讨论，并联系自己的工作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与政治水平”(见《东北日报》1948年7月26日第一版)。第二次通知进而指出：“各级党委必须在最近期间组织一次检查，把此项学习运动深入一步。为了使学习有中心，我们特提出以下四个问题作为学习的基本内容：一、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二、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必须以马列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分析问题、了解问题与解决问题；三、发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四、应特别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的理论)的学习，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真正结合起来，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见《东北日报》1948年8月24日第一版)这个指示全文约2000字，其中每条都联系中国与东北实际。足见当时东北局是十分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情报局和党中央关于批判南共的决议的。
　　
　　刘少奇撰文作出学习总结，1949年继续批判南共
　　
　　1948年11月1日刘少奇写出《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这篇长达2．1万字的宏文，并于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在《人民日报》以第一、二、三版的偌大篇幅隆重推出，这可以看做是对全党高中级干部学习情报局决议和党中央决议的一个总结。记得当年我们在华北大学按照学校领导的部署。认真学习、切实讨论过这篇文章。至今我手头还保存了当年发行的单行本，书上还有我勾画的重点和眉注。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才认识到其基本观点是不妥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本来是中性名词，应该说既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又有资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可是这篇文章却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且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南共捍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自主，这不是无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集中表现吗?怎么能够随意对南共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呢?由于实践已经验证了真理何在，所以这篇文章没有收入1985年出版的《刘少奇选集》。
　　此外，《人民日报》等各中央局机关报自1948年7月14日起还时常报道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发表的各国共产党声讨和批判南共的文稿。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批驳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时还指出：“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像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伙的帮手。”(《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3页)这样定性也是超过情报局决议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就开始在北京出版中文版，印刷得相当精美漂亮，当时是免费赠送下发给我们华北大学的供给制干部的，其中几乎每期都连篇累牍刊登有揭露、批判南共的文稿。
　　1949年11月下半月共产党情报局召开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在杀人犯与间谍掌握中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等三个决议，斥责“铁托一兰科维奇集团”如今“已经走完了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及公然叛卖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全部路程”，完全变成受人“雇佣间谍及杀人犯集团，与帝国主义反动力量进行罪恶昭彰的勾当，并为帝国主义反动力量服务”。从1949年8月起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12月1日第一版显要位置刊登了苏联塔斯社11月29日播发的情报局会议通过三个决议的新闻。12月4日又全文发表了情报局关于南共的三个决议，并刊出以《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决议》为题的时评，表示：“我们热烈拥护关于‘在杀人犯与间谍掌握中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坚决反对铁托集团。我们号召一切共产党人随时随刻以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反对一切背叛马列主义的错误的反动的思想，保卫马列主义。”“必须不断地以马列主义思想武装充实自己，这是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只有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巩固起来才能更好地领导人民与内部外部敌人进行胜利斗争，与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的思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斗争，才能具有高度的政治嗅觉，尖锐地警惕间谍的渗入，无情地揭露并根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的走卒，不管他们戴着什么样的假面具。”从《人民日报》的评论可以看出，中共在同意开除南共后继续谴责南共这个问题上，依然是紧跟苏共的，丝毫看不出有不太情愿的痕迹。
　　
　　当年中共为什么紧跟苏共批判南共
　　
　　中共和南共一样，都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武装抗敌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都是对苏共的大党主义干预有所抵制、不完全俯首听命于苏共的有独立个性的党。可是为什么在1948年至1949年间，中共竟紧跟苏共，完全支持情报局对南共的批判呢?对此，南共也曾经感到不解和困惑。正如1948年任南共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的弗·德迪耶尔在1969年出版的《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一书中所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接受1948年6月28日情报局反对南斯拉夫的决议，从而同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一起对南斯拉夫人表示谴责，这一消息使我目瞪口呆。对于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态度，我还能够向自己解释，它们正在同本国资产阶级作殊死的斗争，它们极其需要苏联的援助；但是毛泽东这样轻易地放弃了每一个国家有权走各自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项原则，放弃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原则，这一点我怎么也想不通。中国同志又怎么能屈从于1948年的这一可耻的决议呢?这项决议的矛头不仅是对我们南斯拉夫人的，而且是针对中国革命本身赖于发展和胜利的那些原则的。”(《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达洲译，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58—259页)
　　连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都难以理解的这个历史之谜，我以为当今不难解开。造成当年我们党紧跟苏共和情报局批判南共的历史原因，主要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共中央1948年还在河北山沟里，1949年刚迁进新解放的北京城，正忙于取得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和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处理建国初期的各项内外事务，没有参加情报局的活动，对苏南关系的详情了解不多，同南共少有直接交往。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偏听偏信情报局的决议。况且情报局的决议是在八国共产党的代表讨论之下集体决定的。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内部情况。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五卷本时，曾经组织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的同志搜集、翻译了一批新史料。其中有一篇1948年5月底南共代表与中共代表在贝尔格莱德会晤的资料，由华夫译自南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德迪耶尔编的《1948年文件集》第一册。这份资料说：“有一天，从布拉格来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和我(即德迪耶尔本人)接待了他。他问，在哪些方面有争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把我们所有的答复都给了他，并仔细地向他解释了我们是如何看待争论的实质的。他一直注意地听着，用中文记了差不多满满一笔记本，点点头就走了。韦利科和我都很高兴。瞧，中国共产党对争论感兴趣了，那就会有某种事情出现，他可能成为不使冲突激化的调停人，甚至可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见高放等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从这份历史资料可以看到，早在1948年6月情报局作出批判南共决议的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已经得知苏共与南共之间有争论，于5月间派人经过布拉格到贝尔格莱德向南共中央了解双方争论的问题和实质。当时南共中央对中共中央能起调解作用是抱有热切期望的。现在已无法查清中共中央派去的这个年轻人是谁，他后来是如何向党中央汇报的。总的说来，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是难以全面了解苏南双方争论的详情，难以充当调停人的，6月间情报局就公布了谴责南共的决议。
　　第二，中共中央出于对国际共运全局和大局的考虑，出于对中国革命事业有利发展前景的考虑，从战略与策略两方面着眼，当时只能也只好紧跟苏共批判南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国际共运获得很快、很大的发展，东欧七国即波、捷、匈、罗、保、南、阿都已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走上了人民民主的新道路，欧洲、亚洲、美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都壮大了力量，正在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苏共和苏联当时在国际共运和国际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共产党与苏共有分歧，要抵制苏共的大党主义，必须从全局与大局出发，十分讲究斗争艺术。正如毛泽东于1957年参加莫斯科会议后对南共领导人卡德尔所说：“奉行与苏联争吵的政策，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很多方面也不同意宣言(指《莫斯科宣言》)中的一些东西。但是为什么要在那些并不重要的事情上制造麻烦呢?你们经常断言，你们不承认苏联的领导作用。为什么不承认?事实上，我们也不承认这种作用，但是我们的政策仍然是宣布承认。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做，而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毛泽东接着说：“另外，你们还经常攻击斯大林。(《二十世纪国际共运史的一桩公案》一文中说：“斯大林听信贝利亚等人的挑拨离间，把南共党、铁托说成是叛徒，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等。”这是按照赫鲁晓夫1955年访南时的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是因为铁托于1948年1月试图派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以抵御希腊反动派的入侵，同时南、保、阿等国还准备成立巴尔干联邦，这使斯大林大为震怒。随后铁托一直抵制斯大林。毛泽东曾赞扬“铁托是铁”，而斯大林的俄文原意是钢。热铁硬要撞裂钢，势必雷声轰鸣，火花四溅——笔者注)我们不攻击他。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所做的坏事，要比给你们的多得多。然而，他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为什么要惹这样一个人物来反对自己呢?”(《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对待苏联、苏共及其最高领导人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方面是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谋略的。由于中国在1948年至1949年时还非常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1948年5月毛泽东曾准备亲自访苏，9月还电告斯大林因有众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拟于11月赴莫斯科。1949年1月米高扬访华会谈之后，7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访苏与斯大林会谈)，再加上当时斯大林心存疑虑，怀疑毛泽东是不听使唤、另搞一套的铁托第二，至少是半个铁托，所以当年中共紧跟苏共积极支持情报局反对南共是合情合理的。
　　第三，从思想根源来看，当时紧跟苏共批判南共，还由于中共中央在理论上对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对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认识还有局限和偏颇。本来各国共产党及其党内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难免有不同见解，理应平等友好切实探讨，各抒己见，以理服人，通过实践检验再进行修改，不应该把各党之间和党内不同观点随意上纲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可是如上所引，当年中共中央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却把南共党内发生的事情看做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是“带着资产阶级反革命观点的投机分子……混入共产党，企图利用机会从内部来破坏革命事业”。刘少奇的文章把南共捍卫南斯拉夫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斥责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尽管1956年中共八大时毛泽东已就1948年的批判对南共代表表示歉意，可是1958年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还认为：“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走上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道路所进行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当时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上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党当时同意和支持了这次批评。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第二次决议则是错误的，参加情报局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后来撤消了这个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5月28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理应是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可是自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欧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却形成苏共和苏联充当领导中心、指挥中心、统治中心的不良传统，哪一国哪一党敢于抵制苏联和苏共的不正当干预，经常被斥为反苏。当年我们党也受这个传统影响，所以也随声附和批判南共。由于以上这些思想观念长期难以纠正，以致1957年以后我们党从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都转向“左”的方面，使中国的内政外交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遭到重大损害，其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们切不可忘记。
　　唐朝诗豪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留下佳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只要我们善于以史为鉴，治好沉疴宿疾，焕发生机活力，国际共运就必能迎来繁花似锦的新春。

《百年潮》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