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疏漏还是另有隐情
——有关44卷本《胡适全集》缺文求教谢泳、耿云志、沈卫威
闵良臣

　　就近年所读有关胡适的文章，发现用词频率最高的，就是说胡适对人对事的宽容。甚至还看到有人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说鲁迅对胡适一次次“冷嘲热讽”，胡适都没有“还口”。此外，胡适先生写过一篇《容忍与自由》的文章，文中有些话，也是被人引了无数遍，就像鲁迅一些话被人引过无数遍一样。
　　话说有一天，忘记是否属于心血来潮——我虽然知道至少在胡明主编的《胡适精品集》中就收有这篇《容忍与自由》，但我还是想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44卷本《胡适全集》中看看这篇文章的样子。谁知，这一看，引出下面这一篇文字。
                                          一
　　先是给谢泳先生发去一则求教的电子邮件：
谢泳先生：
　　您好！我想向您请教我读胡适时遇到的一个问题。
　　查胡适全集中胡适日记，知胡适先生的《自由与容忍》（我手头有胡明主编的16卷本，在第16卷收有此文，题为《容忍与自由》。当然，后来胡适日记附录此文时用的也是这样的题目）一文动笔于1959年3月9日，在胡适当天日记中记有“写《自由与容忍》，未成”一句；隔了一日，即1959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又有“写《自由与容忍》，勉强成文”的话。
　　可奇怪的是，我在胡适全集中居然找不到单独成篇的这篇文章，而只在当年即1959年11月20日的日记后面的“附录”中才找到此文。
　　这天日记后面附录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毛子水先生的《〈自由中国〉十周年感言》，另一篇就是胡适这篇《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胡适这篇文章的页脚有一注释：“这原是一则剪报，剪自《自由中国》第廿一卷第11期。胡适在题下注：‘这是毛子水费了大力修改的。适之。’——编者”可我们在胡适全集第44卷，即胡适著译系年（二）第491页又分明看到说是这篇文章“载1959年3月16日台北《自由中国》第20〔卷〕①第6期”——尽管这句后面说这篇文章被包括胡明主编的16卷本等多家版本收入，但显然它们不是同一文，而《自由中国》肯定也两次刊登过胡适这同一篇文章。
　　现在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胡适1959年3月写的这篇《自由与容忍》并不是为《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所作（否则，胡适在写这篇文章的那两天的日记中不会不记下一笔的），只是到了大半年后，胡适要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进行演说，一时又没有更好的讲稿，于是就把这篇发表过的文章翻出来演讲一遍。事后，毛子水先生根据一位名叫杨欣泉的记录进行修改后再次让《自由中国》发表。而那篇《自由与容忍》经过这次演讲，加之用胡适的话说，又经毛子水先生“费了大力修改”，比原发表在第20卷第6期的同一篇文章要有分量得多，于是，各种版本也就都以后来的演讲（修订稿）为准，而《胡适全集》也同样是这样做的，且只收在日记的附录中。
　　我无缘看到《自由中国》，只能根据手中公开出版物这样推测。是否完全合乎事实，乞盼您的指教。
　　谢谢！
　　谨祝
撰安
闵良臣敬致
（2005年）12月2日上午
　　当天即收到谢泳先生电子邮件回复：
良臣兄：
　　收信。此问题，我没有细究过。《自由中国》我也没有查阅。不过我可以抄一条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第2853页上的材料（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3月12日……先生的《容忍与自由》一文，最初的题目是《政治家的风度》，后来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改定今题，于今早六时才写定。全文是：”……原文不引。 不知能不能对你思考有帮助。
谢泳 12、2
                                                     二
　　谢泳先生的回复虽然简短，但对我还是有所释疑，只因疑问没能尽释，于是于当天下午又发去邮件：
谢泳先生：
　　非常感谢您及时回复！只是看了您的回复，越发让我奇怪起来（一笑）。
　　按说，44卷本《胡适全集》是尽最大可能保持文字原貌的。这样，既然胡适自己的日记中在当年3月9日和11日记下的都是“写《自由与容忍》”，一个是“未成”，一个是“勉强成文”，怎么会又冒出他的秘书胡颂平先生长编中那些不同的文字呢？胡适两次日记都说是“写《自由与容忍》”，而在胡颂平长编中却是“最初的题目是《政治家的风度》，后来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改定今题，于今早六时才写定”。这事情当然不大，可这让读者相信谁呢？如果起初的题目真的是《政治家的风度》，胡适为何在9日和11日的日记中又只说写《自由与容忍》，而根本不提《政治家的风度》呢？胡适没有避讳胡颂平先生说的这个题目的必要。也就是说，如果他最先，也就是在1959年3月9日动笔时写的题目是《政治家的风度》，甚至在11日“勉强成文”时还是这个题目的话，我想胡适都没有必要忌讳。胡颂平长编中所记或许只有这样一个解释勉强说得通，那就是胡适在11日将以《自由与容忍》为题的这篇文章“勉强成文”后又改成《政治家的风度》，而胡颂平先生恰恰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题目，随后胡适还是又恢复了两则日记中都记下的老题目《自由与容忍》，直到3月12日早上才最后定为《容忍与自由》。不知我这样解释是否更合情理些。不过，这样一来，胡颂平长编中的话还是有问题，因为胡适两则日记中明明说写的是《自由与容忍》，他怎么能一口咬定“最初的题目是《政治家的风度》”呢？有了这样一个例子，胡颂平的长编就没有理由不让读者打折扣了。
　　为一点小事一再打扰，祈不怪罪就好。
　　即颂
大安
闵良臣谨致
12月2日下午
　　谢泳先生也不厌其烦地于当天夜晚再次给了回复：
良臣兄：
　　收信。非常佩服你的认真。我意还是要看〔一〕②下《自由中国》。另外《胡适全集》是不合格的产品，专业人士一般是不大相信的，主要是差错太多，聊胜于无。我们一般是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就这一套东西里面，还有的信是缺页的。余不一一。
谢泳 12、2
                                                  三
　　谢泳先生在这个疑问上的两次回复，还是不能完全解惑，于是我又想到了内地的胡适研究专家、并为44卷本《胡适全集》作序的耿云志先生，可由于没有他的电子信箱，这一次只有在纸上写了：
尊敬的耿先生：
　　您好！冒昧打扰，乞能原谅。
　　我是一个其实连小学生也不敢自称的人，最近只因读胡适，遇到一点小问题，在向谢泳先生求教后仍没能得到十分满意的答案，为此，又特来请教您。我请教的问题都在给谢泳先生的电子邮件中，而我将这两次请教及谢泳先生的回复打印出来附在后面。
　　盼能得到先生的回复！
　　我通信处：450006　郑州市陇海西路郑州晚报闵良臣
　　电话：略
　　电邮：略
　　敬颂
大安
闵良臣上
2005年12月3日
　　短信写了之后装在信封中迟疑多日才给耿先生寄出。又因并不确切知道耿先生地址，对是否能得到回复不作指望。不承想，不久后在电子信箱中竟收到了耿先生用电子邮件的回复：
良臣先生：
　　1959年3月20日与12月5日，胡适分别在《自由中国》的第20卷第6期与第21卷第11期上发表了两篇题目相同而内容不尽相同的文章。前一篇是胡适写出稿子的；后一篇是胡适在庆祝《自由中国》十周年的会上的讲演，根据记录整理出来的。胡适说是毛子水先生费力修改成的。文后附记称，此文未经讲者审阅。《胡适全集》中未收此两文，据出版社的负责人说，是打算把一些特别有政治敏感性的文章，另编一册，作内部发行。
　　仅就所知，敬复如上。顺祝
新年好！
耿云志〔2005年12月22日〕③
                                                         四
　　接耿先生回复的电子邮件后，觉得还是有疑问，就忍不住又给耿先生发了一则电子邮件：
耿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有“证据”，胡适这篇文章不应划在“特别有政治敏感性”之内。不然，且不说事实上虽然在44卷本的《胡适全集》中找不到《容忍与自由》这个题目，但在1959年11月20日日记的附录中毕竟还是刊出了，并在注解中还说这篇文章被包括胡明主编的16卷本等多家版本收入。这样，出版社那位负责人对正文中不收这篇文章的解释也就说不通了。如果认为《容忍与自由》真的“特别有政治敏感性”，真的准备“另编一册，作内部发行”，且不说内地编的一些胡适著作版本也就不敢收这篇文章，而44卷本也就没必要在那天日记的附录中刊出此文了。因此，在这件事上，我不知是否正像谢泳先生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所说，“《胡适全集》是不合格的产品”，亦即出现这样的事，应算作出版社的疏漏。
　　就读胡适而言，我只是个小学生，而小学生往往也就只会“打破沙锅问（纹）到底”，故还请耿先生能不吝赐教并不怪罪才好。
　　真诚地祝福您！
闵良臣又扰
12月22日晚7时许
　　这次邮件发出后，没有接到耿先生的再回复，不知是没有收到，还是有别的缘故。
                                                       五
　　又过了月余，想起曾打扰过的在南京大学教书的胡适研究专家，在内地和台湾出版过《胡适传》多种版本的沈卫威教授，于是又给他发去电子邮件求教：
沈教授：
　　新春好！又扰（记得约二年前也是像现在这样用电子邮件曾扰过您）。
　　大约是去年12月，我在查胡适一篇文章《容忍与自由》时，居然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44卷本《胡适全集》的正文中查不到，后来在胡适日记的附录中才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就此问题先后求教了谢泳和耿云志先生，他们也都给予了一定的解答。可我总觉得自己这个“惑”他们释疑得还不彻底，故把先前我和他们依靠电子邮件的通信发给您（见附件），祈饭后茶余能瞅上一眼，并不吝赐教。
　　恭祈
教安
闵良臣敬致
二月七日

良臣兄好!
　　听出版社的编辑说，准备补出一册，大概要恢复此文。
　　全集有错误，他们正修订。
　　我就知道这些。
　　新春祝福！
沈卫威7日
　　现在看来，要想“追根究底”很难了。但既然“自筹划到出版，幸得文化学术界大力支持，或贡献资料，或参加整理。十馀位学者共同尽力，得以成书”（见44卷本胡适全集《出版说明》，下同），既然“《胡适全集》收入的论著，不论是已刊或未刊，均经校勘整理”，既然“《胡适全集》的校勘整理以保存胡适著作原貌为准则”，既然“《胡适全集》的编纂，得到众多学人的热情指导”，既然“《全集》的出版得到台湾胡适纪念馆的授权和支持”，为何还是疏漏多多，以至于像谢泳先生这样的学人、胡适研究专家都认为“《胡适全集》是不合格的产品，专业人士一般是不大相信的，主要是差错太多，聊胜于无”，这不能不让人感慨。而感慨之余，我想到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梁治学先生。据说，“他做《费希特选集》五六年才出一卷，要翻译《黑格尔全集》，起码做二十年，要让后来人改一个字都难。”（见2006年1月13日《文汇读书周报》头版《学术出版的春天还会不会来？》）
　　我想，出版工作虽然麻烦，但也还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甚至最好要有这种“要让后来人改一个字都难”的精神才行。
　　　　　　　　　　　　　　　　　　　　　　　　　　　　　2006年2月8日
注释：
① 此处显然脱一“卷”字。
② 谢泳回复用的是口语。为不产生歧意，特加“一”字。
③ 作者未署日期，现为收到邮件者所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4 10:43:33编辑过]

真有学问。据说，《自由中国》绝大多数大学图书馆都没有收藏。

“共出刊260期，总共存活了十年九个月又十天，横跨上世纪整整一个五十年代”（范泓 《风雨前行》）